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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新乐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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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朱藤，温如红玉，直如朱绳。自我得尔以为杖，大有裨于股肱。前年左迁，东南万里。唯此朱藤，实随我来。
然则赤藤杖与乐天关系密切如此，亦可称佳话矣。
元诗云：
求天叩地持双珙。
白诗云：
摩挲俗羽双隈伽。
寅恪按：此二句俱不易解。白曰“双隈伽”，元曰“双珙”，岂“隈伽”者，“珙”之音义耶？姑识于此，以俟更考。
白诗云：
异牟寻男寻阁劝，特赦召对延英殿。上心贵在怀远蛮，引临玉座近天颜。冕旒不垂亲劳徕，赐衣赐食移时对。
寅恪按：王建《宫词》第二首云：
殿前传点各依班，召对西来六诏蛮。
其第八首云：
直到银台排仗合，圣人三殿对西番（此首所咏非即指六诏蛮，但以其言天子御殿召对蛮夷事，故附录之）。
可与白诗参证也。
骠国乐
《旧唐书》卷一三《德宗纪·下》云：
乙丑，骠国王遣使悉利移来朝贡，并献其国乐十二曲与乐工三十五人。
而微之此篇题下李传云：
贞元辛巳岁始来献（乐天此篇小序下之注作十七年。贞元辛巳岁，即贞元十七年也）。
盖实以贞元十七年来献，而十八年正月陈奏之于阙庭也。
乐天此篇以“欲王化之先迩后远也”为旨，微之诗中有：
教化从来有源委，必将泳海先泳河。
之句，是二公此篇持旨相同之证。想李公垂原作，当亦类似。殆即乐天《和答诗十首·序》（《白氏长庆集》卷二）所谓：
同者谓之和。
也。
乐天诗云：
雍羌之子舒难陀，来献南音奉正朔。
又云：
曲终王子启圣人，臣父愿为唐外臣。
《白氏长庆集》卷四〇《与骠国王雍羌书》略云：
又令爱子远副阙庭，今授卿太常卿，并卿男舒难陀那及元佐摩诃思那二人亦各授官。
《说郛》卷六七《骠国乐颂》（当是开州刺史唐次所撰，见《新唐书》卷二二二下《南蛮传·骠国传》）略云：
骠国王子献其乐器。初，骠国之王举国送之，且训其子曰，圣唐恩泽，宏被八埏。
又《颂辞》云：
至若骠国，来循万里。进贡其音，敢爱其子。
《唐会要》卷一〇〇“骠国”条略云：
贞元十八年春正月，南诏使来朝，骠国王始遣其弟悉利移来朝。今闻南诏异牟寻归附，心慕之，乃因南诏重译，遣子朝贡。其王姓困没长，名摩罗惹。
《通鉴》卷二三六《唐纪·德宗纪》略云：
贞元十八年春正月骠国王摩罗思那遣其子悉利移入贡，仍献其乐。
《旧唐书》卷一九七《南蛮传·骠国传》略云：
贞元中其王闻南诏异牟寻归附，心慕之。八年，乃遣其弟悉利移因南诏重译来朝。又献其国乐，凡十曲（据《新唐书》卷二二二下《南蛮传·骠国传》所标举者应有十二曲），与乐工三十五人俱，寻以悉利移为试太仆卿。
《册府元龟》卷九七二“外臣”部“朝贡”门云：
贞元十八年正月，骠国王始遣其弟悉利移来朝，献其国乐凡十曲（同书五七〇“掌礼”部“夷乐”门作十二曲），与乐工三十五人来朝。
《新唐书》卷二二二下《骠国传》略云：
雍羌亦遣弟悉利移城主舒难陀献其国乐，五译而至。德宗授舒难陀太仆卿遣还。
寅恪按：骠国王所遣之使，诸书所记互相乖异。乐天之诗及其所草《与骠国王雍羌书》俱以“骠国王雍羌之子舒难陀”为言。今传世之《说郛》本《骠国乐颂》，则唯言骠国王遣其子献乐而不著其名。《通鉴》以献乐者为骠国王之子悉利夷，旧传《册府元龟》并以悉利夷为雍羌之弟，新传则作“雍羌亦遣弟悉利移城主舒难陀”。又可注意者，《唐会要》于同条中述同一事，而前言“骠国王始遣其弟悉利移来朝”，后言“遣子入贡”。《唐颂》《白书》俱当时之文件，其他诸书亦皆可信之史籍，而抵牾若此，殊不可解，姑记之以俟更考。
复次，《新唐书》卷二二二下《南蛮传·骠国传》略云：
贞元中王雍羌闻南诏归唐，有内附心。异牟寻遣使杨加明诣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请献夷中歌曲，且令骠国进乐人，于是皋作南诏奉圣乐，雍羌亦遣弟悉利移，城主舒难陀献其国乐。至成都，韦皋复谱次其声，以其舞容乐器异常，乃图画以献。
《国史补·下》略云：
于司空因韦太尉奉圣乐，亦撰顺圣乐以进。又令女妓为六佾舞，声态壮妙，号《孙武顺圣乐》。
寅恪按：德宗经朱泚乱后，只求苟安，专以粉饰太平为务，藩镇大臣亦迎合意旨。故虽南康之勋业隆重，仍不能不随附时俗，宜乎致当时之讥刺也。特元白二公俱于此篇未明言之耳。
缚戎人
此篇题目元白集诸本均作“缚戎人”，独白氏《新乐府》嘉承本作“传戎人”。证以微之此篇题下注中“例皆传置南方”之语，知极可通，不必定为讹字。至乐天“将军遂缚作蕃生”句中之缚字，虽断不可改易，然未必即是与题意相应者也。
微之幼居西北边镇之凤翔，对于当时边将之拥兵不战，虚奏邀功，必有所亲闻亲见，故此篇言之颇极愤慨。乐天于贞元时既未尝在西北边陲，自无亲所闻见，此所以不能超越微之之范围而别有增创也。至微之诗末“缘边饱喂十万众，何不齐驱一时发。年年但捉两三人，精卫衔芦塞溟渤”诸句，白氏此篇不为置和者，盖以此旨抒写于《西凉伎》篇中，而有“缘边空屯十万卒，饱食温衣闲过日。遗民肠断在凉州，将卒相看无意收”一节，斯又乐天《新乐府》不复不杂之一贯体例也。
今逻些《长庆会盟碑》云：
若有所疑，或要捉生问事，便给衣粮放还。
寅恪按：元诗此篇“年年但捉两三人”之“捉”，白诗“将军遂缚作蕃生”之“生”，及《城盐州》篇“昼牧牛羊夜捉生”之“捉生”，乃此会盟碑，即当日国际条约中“捉生”二字之注脚也（参《酉阳杂俎·前集》卷四“喜兆”类“成式见大理丞郑复说淮西用兵时”条）。唐世有守捉使（参《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有捉生将（参《旧唐书》卷一三三《李晟传附子愬传》），即取义于此。
又《旧唐书》卷一九六下《吐蕃传·下》云：
十一月，以卫尉少卿兼御史中丞侯幼平充入蕃告册立等使。元和元年正月，福建道送到吐蕃生口十七人，诏给递乘放还蕃。
其“生口”一词，亦可与碑文及元白之诗相印证，而专喜改易旧文之宋子京于《新唐书》卷二一六下《吐蕃传·下》易作：
宪宗初，遣使者修好，且还其俘。
则文虽古雅，然“俘”字殊非当日习用之语也。
《韩昌黎集》卷一〇《武关西逢配流吐蕃》七绝云：
嗟尔戎人莫惨然，湖南地近保生全。我今罪重无归望，直去长安路八千。
寅恪按：此可与元诗题下“例皆传置南方”语参证。考《旧唐书》卷一五《宪宗纪·下》云：
癸巳贬愈为潮州刺史。
盖退之贬潮州在元和十四年，尚在长庆会盟之前，故捉缚蕃生并不“给衣粮放还”也？至元和元年正月所以放还吐蕃生口者，以遣使修好，遂有特恩耳。
又《旧唐书》卷一七上《敬宗纪》云：
丁卯，湖南观察使沈传师奏，当道先配吐蕃罗没等一十七人，准赦放还本国。今各得状，不愿还。从之。
寅恪按：此次放还吐蕃生口，虽亦由敬宗即位恩赦。然子言此奏，不独可与微之诗题“例皆传置南方”之语，及退之“湖南地近保生全”之句参证，并可知长庆会盟之后，“蕃生”自宜放还本国，此又足为《长庆会盟碑》文添一注脚矣。
复次，宣宗大中末年裘（唐实录及《旧唐书》卷一六四《王播传附式传》作“仇”）甫乱浙东，观察使王式讨平之。《新唐书》卷一六七《王播传》，《通鉴》自卷二四九宣宗大中十三年十二月至卷二五〇懿宗咸通元年八月（其实仍是大中十四年八月，不过《通鉴》例用后元耳），皆记此事。其中有涉及配流吐蕃者，而《通鉴》所载尤详，当采自《平剡录》也。兹节引其文于下：
官军少骑卒，式曰，吐蕃回鹘比配江淮者，其人习险阻，便鞍马，可用也，举籍府中，得骁健者百余人。虏久羁旅，所部遇之无状，困馁甚。式既犒饮，又赒其父母妻子，皆泣拜欢呼，愿效死。悉以为骑卒，使骑将石宗本将之。凡在管内者，皆视此籍之。又奏得龙陂监马二百匹，于是骑兵足矣。
寅恪按：白诗云：
天子矜怜不忍杀，诏徙东南吴与越。
浙东即是越地，盖唐代本有配流吐蕃于吴越之事。长庆会盟之后，拘于放还“捉生”之条约，自不宜再传置俘虏于南方。或者大中三年唐室收复河湟以后，又不必复守旧约。王式所谓“比配”殆指大中三年以后，十三年以前，所配流者耶（参阅《通鉴》卷二二六德宗建中元年正月改作两税法条“比来”二字胡注）？然则白诗之用“越”字，乃是纪实，而非趁韵也。
又白诗云：
自云乡管本凉原，大历年中没落蕃。
寅恪按：吐蕃之陷凉原，实在大历以前（参《新唐书》卷四〇《地理志·陇右道·总序》及卷三七《地理志》“关内道原州”条。《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陇右道凉州”条等）。乐天以代宗一朝大历纪元最长，遂牵混言之。赋诗自不必过泥，论史则微嫌未谛也。
又微之此诗自注略云：
延州镇李如暹，蓬子将军之子也，尝没西蕃。与蕃妻密定归计。
寅恪按：微之此注疑采自公垂原文，其所谓“延州镇”之“延”字可能不误。若是误字，则当为“廷”字即“庭”字之讹，必不指关内道之延州而言也。
《新唐书》卷四〇《地理志》“北庭大都护府”条注云：
自庭州西延城西六十里有沙钵城守捉。
微之诗云：
小年随父戍安西，河渭瓜沙眼看没。
则李如暹之父绝非戍守关内道延州之镇将，而是属于安西北庭都护府之边军，可以推知矣。至乐天此诗自注大抵同于元诗注文，而删去“与蕃妻”三字。盖乐天诗略云：
誓心密定归乡计，不使蕃中妻子知。凉原乡井不得见，胡地妻儿虚弃捐。早知如此悔归来，两地宁如一处苦。
自非删去此三字不能与词意相合也。唯李传既云“传置”，白诗亦云“领出长安乘递行”，明是乘车。但白诗下又云“扶病徒行日一驿”。则忽改作徒步，不免冲突。乐天殆偶未注意及之耶？又白诗云“忽逢江水忆交河”则非仅承元诗“早年随父戍安西”之语而来。更取“交河”与“江水”为对文，相映成趣耳。其实《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云：
车师前国，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绕城下，故号交河。
而唐之安西大都护府初治西州即交河郡，后徙龟兹（参《新唐书》卷四〇《地理志》）。乐天赋诗时恐亦未必深究交河之为城名抑或水名也。
骊宫高
此篇为微之《新乐府》中所无。李公垂原作虽不可见，疑亦无此题。盖“骊宫高”三字原出《长恨歌》“骊宫高处入青云”之句，故此篇似为乐天所自创也。
乐天此篇意旨明白，自不待多所论证。唯尚有可言者，即唐代自安史乱后，天子之游幸离宫颇成一重公案是也。
《白氏长庆集》卷一二《江南遇天宝乐叟》诗云：
我自秦来君莫问，骊山渭水如荒村。新丰树老笼明月，长生殿闻锁春云。红叶纷纷盖欹瓦，绿苔重重封坏垣。唯有中官作宫使，每年寒食一开门。
寅恪按：当日骊宫之荒废一至于此，若非大事修葺，殊不足供天子之游幸，而此宫本为玄宗际唐室盛世，竭全国财力之所增营。断非安史乱后，帝国凋弊之余，所能重建。此天子游幸所以最是害民费财之举，而清流舆论所以一致深以为非者也。
《元氏长庆集》卷二四《连昌宫词·结语》云：
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庙谟休用兵。
寅恪按：微之此诗当是元和十三年暮春在通州司马任内所作（详《连昌宫词》章），其时连昌宫之荒废情状，据微之诗云：
去年敕使因斫竹，偶值门开暂相逐。
又云：
自从此后还闭门，夜夜狐狸上门屋。
是颇与骊宫相类似，而此诸语又足与白氏《江南遇天宝乐叟》诗“唯有中官作宫使，每年寒食一开门”之句相证发也。夫微之不持讽谏之旨，以匡主救民，反以望幸为言，而希恩邀宠，诚可谓冒天下之大不韪，宜当世之舆论共以谄佞小人目之矣。
《元氏长庆集》卷三四《两省供奉官谏幸温汤状》略云：
今月二十一日车驾欲幸温汤，臣等以驾幸温汤，始自玄宗皇帝，乘开元致理之后，当天宝盈羡之秋，而犹物议喧嚣，财力耗悴。数年之外，天下萧然。况陛下新御宝图，将行大典，郊天之仪方设，谒陵之礼未遑，遽有温泉之行，恐失人神之望。伏乞特罢宸游，曲面（回）天眷。
原注云：
元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两省三十人同状。
寅恪按：微之此状以玄宗游幸温汤遂致“财力耗悴”“天下萧然”为言，是与乐天此篇：
吾君爱人人不识，不伤财兮不伤力。
等句之旨适相符同也。至其所以赋望幸连昌之诗于宪宗御宇之时，而草谏幸华清之状于穆宗践阼之始者，殆即以由诗篇受中人之助，已为清议所不容，遂欲借状词以掩饰其前非，而求谅于舆论欤？
《元氏长庆集》卷三六《进马状》略云：
同州防御乌马一匹，八岁，堪打球及猎。右臣窃闻道路相传，车驾欲暂游幸温汤，未知虚实者，其马谨随状进。
寅恪按：微之于元和十五年十二月任祠曹时，曾草状谏穆宗驾幸温汤，而于长庆二年刺同州时又进马助翠华巡游昭应。其时间相距，不出二年，而一矛一盾，自翻自覆，尤为可笑也。然则其前状匡君进谏之词，本为救己盖愆之计，观此可知矣。
杜牧《樊川文集》卷一二《与人论谏书》（参《唐语林》卷六）略云：
近者宝历中敬宗皇帝欲幸骊山，时谏者至多，上意不决。拾遗张权舆伏紫宸殿下叩头谏曰，先皇帝幸骊山，而享年不长。帝曰，骊山若此之凶邪，宜一往以验彼言。后数日自骊山回，语亲幸曰，叩头者之言，安足信哉。
寅恪按：牧之所纪敬宗游幸温汤之事，颇与本文所论有关，故附录于此，以供读诗论世者之参考。
乐天诗中所谓：
吾君在位已五载。
者，盖宪宗于永贞元年八月乙巳即位（见《旧唐书》卷一四《宪宗纪·上》，《新唐书》卷七《宪宗纪》，《通鉴》卷二三六《唐纪·宪宗纪》）至元和四年，已五载矣。观于后来穆宗于元和十五年闰正月即位，其年十二月即欲游幸温汤，则乐天此篇所见，殊为深远，似已预知后来之事者。颇疑乐天在翰林之日，亲幸小人已有以游幸骊山从谀元和天子者。故此篇之作，实寓有以期克终之意。是则乐天诚得诗人讽谏之旨，而与微之之进不以正者，其人格之高下，相去悬绝矣。
百炼镜
扬州贡端午铸镜事，旧籍所载颇多，兹择录其有关者如下：
《旧唐书》卷一二《德宗纪·上》云：
己未，扬州每年贡端午日江心所铸镜，幽州贡麝香，皆罢之。
《国史补·下》（参《酉阳杂俎·前集》卷三《贝编》“僧一行穷数有异术”条，《容斋五笔》“端午帖子词”条，及《异闻录》“唐天宝三载五月初五日进水镜一面”条）云：
扬州旧贡江心镜，五月五日扬子江中所铸也。或言无有百炼者，或至六七十炼，则已易破难成，往往有自鸣者。
此篇“我有一言闻太宗”以下至篇末一节，据《贞观政要》卷三《论任贤》篇“魏征”条（《旧唐书》卷七一、《新唐书》卷九七《魏征传》同）云：
太宗后尝谓侍臣曰，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因泣下久之。
寅恪按：此篇疑亦是乐天翻检《贞观政要》及《太宗实录》以作《七德舞》时，采摭其余义而成者也。
青石
乐天《秦中吟》有《立碑》一首，可与此篇相参证。《立碑》云：
勋德既下衰，文章亦陵夷。但见山中石，立作路旁碑。铭勋悉太公，叙德皆仲尼。复以多为贵，千言直万赀。为文彼何人，想见下笔时。但欲愚者悦，不思贤者嗤。
此篇云：
工人磨琢欲何用，石不能言我代言。不愿作人家墓前神道碣，坟土未干名已灭。不愿作官家道旁德政碑，不镌实录镌虚词。
盖皆讥刺时人之滥立石碣，与文士之虚为谀词者也。但《立碑》全以讥刺此种弊俗为言，而《青石》更取激发忠烈为主旨，则又是此二篇不同之点。《立碑》一篇以麹信陵为例者，麹信陵虽名位不显，而有美政，虽无人为之立碑，而遗爱在民（可参阅《容斋五笔》卷七“书麹信陵事”条），盖所以愈见立碑欺世之无益复可笑也。《青石》一篇以段颜为例者，唐世忠烈之臣无过二公，《旧唐书》卷一二八，《新唐书》卷一五三俱以二公合传，而《旧唐书·段秀实传》云：
自贞元后，累朝凡赦书节文，褒奖忠烈，必以秀实称首。
真卿复与秀实齐名，此篇标举忠烈，以劝事君，舍此二公，自莫属也。又秀实死于朱泚之乱，真卿死于李希烈之叛，则此篇结语：
长使不忠不烈臣，观碑改节慕为人。慕为人，劝事君。
所谓不忠不烈之臣，乃指骄蹇之藩镇，当无可疑。而元和四年三月卢从史之父卢虔病殁（见罗振玉《丙寅稿·卢虔神道碑铭·跋》），宪宗祭卢虔文即乐天在翰林所草（见《白氏长庆集》卷三九），卢虔之碑文则归登奉敕所撰（亦见《丙寅稿》之跋）。从史为昭义节度使，于元和二年时已有不臣之迹（参《李相国论事集》卷二“论郑事”条及《通鉴》卷二三七《唐纪·宪宗纪》“元和二年十一月昭义节度使卢从史内与王士真刘济潜通”条），于元和四年五月请发本军讨成德王承宗时，翰林学士又有奏疏论其奸谋（参《李相国论事集》卷三《论卢从史请用兵事》条及《通鉴》卷二三七《唐纪·宪宗纪》“元和四年四月，昭义节度使卢从史遭父丧，久未起复”条），颇疑乐天此篇或即因卢虔立碑之事而作也（卢虔之碑立于元和五年三月，见《丙寅稿》之跋，但归登奉敕撰文或在元和四年）。
复次，《新唐书》卷一七六《韩愈传附刘义传》云：
后以争语不能下宾客，因持愈金数斤去。曰，此谀墓中人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
寅恪按：碑志之文自古至今多是虚美之词，不独乐天当时为然（可参《白氏长庆集》卷五九《修香山寺记》）。韩昌黎志在春秋，欲“作唐一经，诛奸佞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而其撰韩宏碑（见《韩昌黎集》卷三二）则殊非实录（参《旧唐书》卷一六一、《新唐书》卷一七一《李光颜传》）。此篇标举段颜之忠业，以劝人臣之事君。若昌黎之曲为养寇自重之藩镇讳者，视之宁无愧乎？前言昌黎欲作唐春秋，而不能就。乐天则作《新乐府》，以拟三百篇，有志竟成。于此虽不欲论二公之是非高下，然读此篇者，取刘义之言以相参证，亦足见当时社会风气之一斑。而知乐天志在移风匡俗，此诗自非偶然无的之作也。
两朱阁
乐天此篇所言德宗女两公主薨后，其第改为佛寺事。其两公主未知确指，唯据《新唐书》卷八三《公主传·宪宗女梁国惠康公主传》云：
始封普宁。帝特爱之，下嫁于季友。元和中徙永昌，薨。诏追封及谥。将葬，度支奏义阳义章公主葬，用钱四千万，诏减千万。
《旧唐书》卷一四八《李吉甫传》（参《新唐书》卷一四六《李吉甫传》）云：
七年京兆尹元义方奏，永昌公主准礼令起祠堂，请其制度。初，贞元中义阳义章二公主咸于墓所造祠一百二十间，费钱数万。（？）
则知德宗女义阳义章二公主之薨，恩礼独优，其后遂引以为例。此篇所言主第改佛寺事，固与《旧唐书·李吉甫传》及《新唐书·公主传·宪宗女梁国惠康公主传》所纪于墓所起祠堂者不同。然揆以德宗诸女中，唯此二主齐名并称，则“贞元双帝子”殆即指此二主而言耶？未敢确言，姑记所疑，以俟详考。
西凉伎
李公垂原作今不可见，未知若何。元白二公之作，则皆本其亲所闻见者以抒发感愤，固是有为而作，不同于虚泛填砌之酬和也。此题在二公《新乐府》中所以俱为上品者，实职是之故。今请先释证此题之共同历史背景，然后再分述二公各别之感愤焉。
关于此题之历史背景，寅恪于拙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下篇《论中国与吐蕃之关系》一节已详言之，可取以参证。兹略述最有关之史料如下。
《旧唐书》卷一二九《韩滉传》（《新唐书》卷一二六《韩休传附滉传》同）略云：
滉上言吐蕃盗有河湟，为日已久。近岁以来，兵众寖弱，计其分镇之外，战兵在河陇五六万而已。国家第令三数良将驱十万众于凉鄯洮渭，并修坚城，各置二万人，足当守御之要。臣请以当道所贮蓄财赋，为馈运之资，以充三年之费。然后营田积粟，且耕且战。收复河陇二十余州，可翘足而待也。上甚纳其言。滉之入朝也，路由汴州，厚结刘玄佐，将荐其可任边事。玄佐纳其赂，因许之。及来觐，上访问焉，初颇禀命。及滉以疾归第，玄佐意怠，遂辞边任。盛陈犬戎未衰，不可轻进。滉贞元三年二月以疾薨，遂寝其事。
同书同卷《张延赏传》（《新唐书》卷一二七《张嘉贞传附延赏传》同，并参《旧唐书》卷一二《德宗纪·上》“贞元三年闰十月庚申诏省州县官员”条）略云：
延赏奏议请省官员曰，请减官员，收其禄俸，资幕职战士，俾刘玄佐复河湟，军用不乏矣。上（德宗）然之。初韩滉入朝，至汴州，厚结刘玄佐，将荐其可委边任。玄佐亦欲自效，初禀命，及滉卒，玄佐以疾辞。上遣中官劳问，卧以受命。延赏知不可用，奏用李抱真，抱真亦辞不行。时抱真判官陈昙奏事京师，延赏俾昙劝抱真，竟拒绝之。
同书卷一五二《刘昌传》（参《旧唐书》卷一三《德宗纪·下》“贞元四年正月庚午以宣武军行营节度使刘昌为泾州刺史四镇北庭行军泾原等州节度使”条及《新唐书》卷一七〇《刘昌传》等）略云：
贞元三年，玄佐朝京师，上因以宣武士众八千，委昌北出五原。军中有前却沮事，昌继斩三百人，遂行，寻以本官授京西北行营节度使。岁余，授泾州刺史充四镇北庭行营兼泾原节度支度营田等使，昌在西边仅十五年（《旧唐书》卷一三《德宗纪·下》，贞元十九年五月甲子，四镇北庭行军泾原节度使检校右仆射泾州刺史刘昌卒），强本节用，军储丰羡。
《新唐书》卷七《德宗纪》云：
壬申，刘玄佐为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副元帅。
《通鉴》卷二三三《唐纪·德宗纪》云：
壬申，以宣武行营节度使刘昌为泾原节度使。
《通鉴》卷二三二《唐纪·德宗纪》云：
初，河陇既没于吐蕃，自天宝以来，安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长安者，归路既绝，人马既仰给于鸿胪，礼宾委府县供之，于度支受直。度支不时付直，长安市肆，不胜其弊。李泌知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命检括胡客有田宅者，停其给。凡得四千人。将停其给，胡客皆诣政府诉之。泌曰，此皆从来宰相之过，岂有外国朝贡使者，留京师数十年，不听归乎？今当假道回纥，或自海道各遣归国。有不愿归，当于鸿胪自陈，授以职位，给俸禄为唐臣。人生当承时展用，岂可终身客死耶？于是胡客无一人愿归者，泌皆分隶神策两军。王子使者，为散兵马使，或押牙。余皆为卒。禁旅益壮。鸿胪所给胡客才十余人，岁省度支钱五十万缗。市人皆喜（此当采自《邺侯家传》）。
寅恪按：贞元时刘玄佐初纳韩滉之赂，许任收复河湟失地之事，后复变易，遂辞疾不行。故德宗以其部将刘昌代行边任，此乃无可如何之举也。观于刘昌诛戮却沮者三百人，然后始能成行，则其情势可知矣。又《新纪》载贞元四年正月壬申以刘玄佐为泾原节度副元帅，而《通鉴》同日载以刘昌为泾原节度使者，非姓名官职有所抵牾，盖玄佐不肯居边，故以宣武军节度使遥领泾原副元帅之虚衔，而德宗以泾原节度使实职授其部属刘昌，率宣武兵八千以赴任耳。
《唐文粹》卷八〇林蕴《上安邑李相公安边书》略云：
愚尝出国，西抵于泾原，历凤翔，过邠宁，此三镇得不为右臂之大藩乎？自画藩维拥旄钺者，殆数十百人。唯故李司空抱玉，曾封章上闻，请复河湟。事亦旋寝，功竟不立，五十余年无收尺土之功者。
寅恪按：安邑李相公者，指李吉甫而言，《新唐书》卷一四六《李吉甫传》所云：
吉甫居安邑里，时号安邑李丞相。
者，是也。吉甫为宪宗朝宰相，林蕴此书，自为元和时所上无疑。据此可知自安史乱后，吐蕃盗据河湟以来，迄于宪宗元和之世，长安君臣虽有收复失地之计图，而边镇将领终无经略旧疆之志意。此诗人之所以同深愤慨，而元白二公此篇所共具之历史背景也。
关于微之特具之感愤，则《元氏长庆集》卷三〇《诲侄等书》云：
吾幼乏岐嶷，十岁知方，严毅之训不闻，师友之资尽废。忆得初读书时，感慈旨一言之叹，遂志于学。是时尚在凤翔，每借书于齐仓曹家，徒步执卷就陆姊夫（寅恪按：微之谓其姊夫陆翰也。见《元氏长庆集》卷五八《夏阳县令陆翰妻河南元氏墓志铭》）师授。栖栖勤勤，其始也若此。至年十五，得明经及第。
寅恪按：微之少居西北边镇之凤翔，殆亲见或闻知边将之宴乐嬉游，而坐视河湟之长期沦没。故追忆感慨，赋成此篇。颇疑其诗中所咏，乃为刘昌辈而发（《旧唐书·刘昌传》所述刘昌之功绩，疑本之奉敕谀墓之碑文，不必尽为实录也）。既系确有所指，而非泛泛之言，此所以特为沉痛也。
关于乐天个别之感愤，则《李相国论事集》卷四“论内库钱帛”条略云：
学士李绛尝从容谏，上（宪宗）喟然曰，又河湟郡县没于蕃丑，列置烽候，逼近郊圻。朕方练智勇之将，刷祖宗之耻。故所用不征于人，储蓄之由，盖因于此。朕所以身衣浣洗，不妄破用，亲戚赐用，才表诚意而已。
《通鉴》卷二三八《唐纪·宪宗纪》“元和五年末”条略云：
绛尝从容谏上聚财。上曰，今两河数十州，皆国家政令所不及。河湟数千里沦于左衽。朕日夜思雪祖宗之耻，而财力不赡，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朕宫中用度极俭薄，多藏何用耶？
同书卷二四八《唐纪·宣宗纪》云：
闰十一月丁酉，宰相以克复河湟，请上尊号。上（宣宗）曰，宪宗常有志复河湟，以中原方用兵，未遂而崩。今乃克成先志耳。其议加顺宪二宗尊谥，以昭功烈。
《旧唐书》卷一八下《宣宗纪》云：
十二月进谥顺宗曰至德大圣大安孝皇帝，宪宗曰昭文彰武大圣孝皇帝。初以河湟收复，百僚请加徽号，帝（宣宗）曰，河湟收复，继成先志，朕欲追尊祖宗，以昭功烈。
《新唐书》卷二一六下《吐蕃传·下》略云：
宪宗常览天下图，见河湟旧封，赫然思经略之，未暇也。至是群臣奏言，今不勤一卒，血一刃，而河湟自归，请上天子尊号。帝（宣宗）曰，宪宗常念河湟，业未就而殂落，今当述祖宗之烈。其议上顺宪二庙谥号，夸显后世。
寅恪按：宪宗尝有经略河湟之计图，据上引史籍可知，而杜牧《樊川集》卷二《河湟》七律所谓：
元载相公曾借箸，宪宗皇帝亦留神。
者，亦可参证也。又李绛谏宪宗聚财，而宪宗以收复河湟为言事，《通鉴》以之系于元和五年之末者，盖以其无确定年月可稽，而次年即元和六年二月李绛拜户部侍郎出翰林院（见《重修承旨学士院壁记》题名，《旧唐书》卷一四《宪宗纪》及《通鉴》卷二三八《唐纪·宪宗纪》“元和六年二月宦官恶李绛在翰林”条）。故书之于元和五年十二月己丑以绛为中书舍人学士如故之后耳，非谓其事即在元和五年之末也。然则乐天于元和四年作此诗时，亦即其在翰林时，非独习闻当日边将骄奢养寇之情事，且亦深知宪宗俭约聚财之苦心，是以其诗中：
天子每思常痛惜。
之句，不仅指德宗，疑兼谓宪宗，而取以与：
将军欲说合惭羞。
为映对，尤为旨微语悲，词赅意切。故知乐天诗篇感愤之所在，较之微之仅追赋其少时以草野之身，居西陲之境所闻知者，固又有不同也。今之读白诗，而不读唐史者，其了解之程度，殊不能无疑，即此可见矣。遂于拙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所已详者，特为钩索沉隐而证释之如此。
元诗首节叙安史乱前西北之殷富诸句，《通鉴》卷二一六《唐纪·玄宗纪》“天宝十二载八月”条（参《太平广记》卷四三六“白骆驼”条）云：
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胡注云：西尽唐境万二千里，并西域内属诸国言之）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
《开天传信记》略云：
开元初，上励精理道，铲革讹弊，不六七年，天下大治。安西诸国悉平为郡县，自开远门（寅恪按：司马温公《通鉴》作安远门，甚是。盖肃宗恶安禄山，故改安为开。郑綮之书叙玄宗时事，自不应从后所改名也。于此足征《通鉴》之精密）西行亘地万余里，入河湟之赋税，左右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较。
寅恪按：微之所描写者，盖得之于边陲之遗文，殊为实录，并非诗人夸大之词也。
白诗首节叙舞狮戏情状诸句，《乐府杂录》“龟兹部”条云：
戏有五常狮子，高丈余，各衣五色。每一狮子，有十二人。戴红抹额，衣画衣，执红拂子。谓之狮子郎，舞太平乐曲。
《通典》卷一四六“乐典坐立部伎”条（参《新唐书》卷二九《音乐志》）云：
太平乐亦谓之五方狮子舞，狮子挚（鸷）兽，出于西南夷天竺狮子等国。缀毛为衣，象其俯仰驯狎之容。二人持绳拂，为习弄之状。五狮子各衣其方色，百四十人歌太平乐舞抃以从之，服饰皆作昆仑象（寅恪按：原注略云，《立部伎》有八部，二太平乐，亦谓之五方狮子舞）。
《大唐传》载（参《唐语林》卷五《补遗》）云：
王维为太常丞，被人嗾令舞黄狮子，坐是出官。黄狮子者，非天子不舞也。
《南部新书》卷乙云：
五方狮子本领出太常，靖恭崔尚书邠为乐卿，左军并教坊曾移牒索此戏，称云备行从，崔公判回牒不与。
寅恪按：《通典》所载，狮子戏与乐天诗所描写者，尤相类似也。
白诗叙吐蕃侵略，安西阻绝事，《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陇右道凉州”条（参《旧唐书》卷一九六上《吐蕃传·上》、《新唐书》卷二一六上《吐蕃传·上》、《通鉴》卷二二三《唐纪·代宗纪》“广德二年十月”条）云：
广德二年（西历七六四年）陷于西蕃。
“甘州”条云：
永泰二年（即大历元年，西历七六六年）陷于西蕃。
“肃州”条云：
大历元年（西历七六六年）陷于西蕃。
“沙州”条云：
建中二年（西历七八一年）陷于西蕃。
“瓜州”条云：
大历十一年（西历七七六年）陷于西蕃。
“西州”条（参《旧唐书》卷一三《德宗纪·下》贞元六年末）云：
贞元七年（西历七九一年）没于西蕃。
寅恪按：凉州陷蕃，安西路绝，西胡之来中国者，不能归国，必有流落散处于边镇者，故当地时人取以为戏，此后边将遂徇俗用为享宾客、犒士卒之资也。
又取乐天此篇“有一征夫年七十，见弄凉州低面泣”与《骠国乐》“时有击壤老农夫，暗测君心闲独语”及《秦中吟·买花》“有一田舍翁”“低头独长叹”相较，其笔法正复相同，此为乐天最擅长者。因释证此篇竟，并附论及之。
八骏图
《元氏长庆集》卷三有五言古诗《八骏图》一篇，郭茂倩《乐府诗集》误以之置入《新题乐府》中，辨已见前，兹不复赘。唯《元氏长庆集》第三卷中诸诗，其词句之可考见者，多是微之在江陵之作品，则此《八骏图》五言古诗，虽非《新乐府》中之一篇，然既为微之在江陵时所作，则与乐天赋《新乐府》时相距当不远（微之之作当较后）。元白两诗，其间或有关系，亦未可知也。
微之五言古诗乐天《新题乐府》所以各以《八骏图》为题者，《国史补·上》云：
德宗幸梁洋，唯御骓马，号望云骓者。驾还京师，饲以一品料。暇日牵而视之，必长鸣四顾，若感恩之状。后老死飞龙廐中，戚贵多图写之。
《元氏长庆集》卷二四《望云骓马歌·序》云：
德宗皇帝以八马幸蜀，七马道毙，唯望云雅来往不顿。贞元中老死天廐，臣稹作歌以记之。
寅恪按：微之有“德宗以八马幸蜀”之言，李肇记时人多图写望云骓之事，而《柳河东集》卷一六亦有观《八骏图说》一文，盖此乃当时之风气也。至此种风气特盛于贞元元和之故，殆由以德宗幸蜀之史事，比附于周穆王以八骏西巡之物语欤？要之，画师诗人之写《咏穆天子者》，其胸中固有德宗幸蜀之史事在也。
复次，此篇修词虽至工妙，寓旨则殊平常，较之前篇《西凉伎》之有亲切见闻，真挚感慨者，不同科矣。
涧底松
《文选》卷二一《左思咏史》诗之第二首云：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袭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寅恪按：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九九此题下亦引太冲此诗，盖已知乐天此题取材所自矣）。
白氏此题不独采用太冲此诗之首句以名篇，且亦袭取其全部之旨意。初视之，颇似为充数之作，但细思之，则知其实是有为而作，不同于通常拟古之诗篇也。
拙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论牛李党之分野》，以为李党乃出自魏晋北朝以来之山东旧门，而牛党则多为高宗武后以来，用进士词科致身通显之新兴寒族，乐天即为以文学进用之寒族也，其证辨之言，兹不必详。所可注意者，乐天此时虽为拾遗小臣，然已致身翰苑清要，以其资历而言，不得谓之失地，故此篇并非自况之词，如左太冲喻己（见《文选·五臣注》）之原意也。然则其兴感之由果何在乎？考牛李党争之表面公开化，适在乐天作诗之前一年，即元和三年。《通鉴》卷二三七《唐纪·宪宗纪》（参拙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云：
夏四月上策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举人伊阙尉牛僧孺，陆浑尉皇甫湜，前进士李宗闵，皆指陈时政之失，无所避。吏部侍郎杨于陵，吏部员外郎韦贯之为考策官。贯之署为上第，上亦嘉之，诏中书优与处分。李吉甫恶其言直，泣诉于上。且言翰林学士裴垍、王涯、覆策，垍涯之甥也，涯不先言，垍无所异同。上不得已，罢垍、涯学士，垍为户部侍郎，涯为都官员外郎，贯之为果州刺史。后数日，贯之再贬巴州刺史，涯贬虢州司马。乙亥以杨于陵为岭南节度使，亦坐考策无异同也。僧孺等久之不调，各从辟于藩府。
寅恪按：牛僧孺、李宗闵，后日牛党之党魁也。李吉甫，后来李党党魁德裕之父也。此次制科考策，牛李之诋斥吉甫，或不免太甚，而吉甫亦报复过酷。自此两种不同社会阶级，夺取政治地位之竞争，遂表面形成化矣。乐天牛党也，故于此时亦密谏其事。观《白氏长庆集》卷四一《论制科人状》所云：
臣今言出身戮，亦所甘心。
又云：
臣今职为学士，官是拾遗，日草诏书，月请谏纸。臣若默默，惜身不言，岂唯上辜圣恩，实亦下负人道。所以密缄手疏，潜吐血诚。苟合天心，虽死无恨。
可谓言之激切矣。乐天作此诗时，李吉甫虽已出镇淮南，犹邀恩眷。牛僧孺则仍被斥关外，未蒙擢用。故此篇必于“金张世禄”之吉甫，“牛衣寒贱”之僧孺，有所愤慨感惜。非徒泛泛为“念寒隽”而作也。又《白氏长庆集》卷二八《与元九书》云：
苟相与者，则如牛僧孺之戒焉。
可知乐天与思黯气类至近，宜其寄以同情矣。
牡丹芳
乐天《秦中吟》有《买花》（《才调集》卷一此题作“牡丹”）一首，可与此篇相参证，盖二者俱为咏牡丹之作也。
唐代牡丹之赏玩甚盛，故元白二公集中多咏此花之诗。观《容斋随笔》卷二“唐重牡丹”条所举之例，可概见也。
唐代牡丹赏玩之见于笔记小说者，其例至多。兹略引数条，以为例证如下。
《国史补·中》云：
京城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矣。每春暮，车马若狂，以不耽玩为耻。执金吾铺官（寅恪按：《唐会要》卷八六“街巷”门略云，太和五年七月左街使奏，伏见诸街铺近日多被杂人及百姓诸军诸使官健起造舍屋，侵占禁街。今除先有敕文百姓及诸街铺守捉官健等舍屋外，余杂人及诸军诸使官健舍屋，并令除拆。则所谓铺官者，即街铺守捉官健也）围外寺观种以求利，一本有直数万者。元和末韩令始至长安（寅恪按：《旧唐书》卷一五六《韩弘传》略云，元和十四年七月入觐。诏曰，韩弘可加司徒兼中书令。则韩弘适以元和末至长安，韩令即指韩弘言也），居第有之，遽命斸去。曰，吾岂效儿女子邪？
《酉阳杂俎·前集》卷一九《广动植类》卷四《草》篇“牡丹”条云：
成式检隋朝种植法七十卷中，初不记说牡丹，则知隋朝花药中所无也。开元末，裴士淹为郎官，奉使幽冀，回至汾州众香寺，得白牡丹一窠，植于长安私第，天宝中为都下奇赏。
又云：
元和初犹少，今与戎葵角多少矣。
同书续集卷九《支植篇·上》云：
又言，贞元中牡丹已贵。柳浑善（尝？）言，近来无奈牡丹何，数十千钱买一窠。今朝始得分明见，也共戎葵校几多。成式又见卫公图中有冯绍正鸡图，当时已画牡丹矣。
《尚书故实》（参《刘宾客嘉话录》）云：
世言牡丹花近有，盖以国朝文士集中无牡丹歌诗。张公尝言杨子华有：画牡丹处极分明。子华北齐人，则知牡丹花亦已久矣。
《太平广记》卷二〇四《乐类》卷二“又李龟年”条引《松窗录》云：
开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药，即今牡丹也。得四本，红紫浅红通白者。上因移植于兴庆池东，沉香亭前。
原注引《开元天宝花木记》云：
禁中呼木芍药为牡丹。
《南部新书》丁卷云：
长安三月十五日，两街看牡丹，奔走车马。慈恩寺元果院牡丹先于诸牡丹半月开，太真院牡丹后诸牡丹半月开。
《独异志·上》云：
唐裴晋公度寝疾永乐里。暮春之月，忽遇（过）游南园，令家仆僮舁至药栏。语曰，我不见此花而死，可悲也。怅然而返。明早报牡丹一丛先发。公视之，三日乃薨（寅恪按：据《新唐书》卷六三《宰相世系表·下》及《通鉴》卷二四六《唐纪·文宗纪》纪裴晋公薨于开成四年三月丙戌。《旧唐书》卷一七〇《裴度传》裴晋公薨于开成四年三月四日。是月癸未朔，则丙戌为四日。是《新表》《旧传》《通鉴》之纪载相合也。至《旧唐书》卷一七下《文宗纪》作三月丙申司徒中书令裴度卒。丙申盖丙戌之讹。通常牡丹以三月中旬开放，是年闰正月，故花开较早也）。
唐人咏牡丹诗甚多，不须征引，唯赋则较少，兹录其赋序一二条，聊备例证焉。
《唐文粹》卷六舒元舆《牡丹赋·序》云：
天后之乡，西河也。精舍下有牡丹，其花特异。天后叹上苑之有阙，因命移植焉。由此京国牡丹，日月寖盛。今则自禁闼洎官署外延士庶之家，弥漫如四渎之流，不知其止息之地。每暮春之月，遨游之士如狂焉，亦上国繁华之一事也。近代文士为歌诗以咏其形容，未有能赋之者。余独赋之，以极其美。
李德裕《会昌一品集·李卫公集·别集·牡丹赋·序》略云：
余观前贤之赋草木者多矣，唯牡丹未有赋者，聊以状之。
赋中“有百岁之芳丛”句下原注云：
今京师精舍甲第，犹有天宝中牡丹在。
寅恪按：据上引唐代牡丹故事，知此花于高宗武后之时，始自汾晋移植于京师。当开元天宝之世，尤为珍品。至贞元、元和之际，遂成都下之盛玩，此后乃弥漫于士庶之家矣。李肇《国史补》之作成，约在文宗大和时（参阅《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九本岑仲勉先生《跋唐摭言》李肇著《国史补》之“朝代”条）。其所谓“京师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矣”云者，自大和上溯三十余年，适在德宗贞元朝，此足与元白二公集中歌咏牡丹之多，相证发者也。白公此诗之时代性，极为显著，洵唐代社会风俗史之珍贵资料，故特为标出之如此。
诗中“西明寺里开北廊”者，《白氏长庆集》卷九有《西明寺牡丹花时忆元九》五言古调诗，同书卷一四有《重题西明寺牡丹》七言诗《元氏长庆集》卷一六有《西明寺》七绝，知西明寺乃赏玩牡丹之地也。
“去年嘉禾生九穗，今年瑞麦分两歧”者，唐代有报祥瑞之制，其见于《唐会要》卷二八及二九“祥瑞”门者至多也。
又诗中“庳车软舆贵公主，香衫细马豪家郎”两句，乃以“贵公主”“豪家郎”男女对映为文。据《全唐诗》第一一函《王建》《宫词》云：“御前新赐紫罗襦，步步金堦上软舆”可知“软舆”为女子所乘。此诗“公主”二字，传世白集或有作“公子”者，殆后人囿于习俗，不明此义，因而妄改耶？
又康骈《剧谈录·下》“玉蕊院真人降”条（学津讨源本）云：
上都（“上都”宋周必大《玉蕊辨证》引此文作“长安”）安业坊唐昌观旧有玉蕊花，甚繁。每发，若瑶林琼树。元和中春物方盛，车马寻玩者相继。忽一日，有女子年可十七八，衣绣绿衣，乘马，峨髻双鬟，无簪珥之饰，容色婉约，迥出于众。从以二女冠，三女仆。仆者皆丱头黄衫，端丽无比。既下马，以白角扇障面，直造花所。异香芬馥，闻于数十步之外。观者以为出自官掖，莫敢逼而视之。伫立良久，令小仆取花数枝而出。将乘马，回谓黄冠者曰，曩有玉峰之约，自此可以行矣。时观者如堵，咸觉烟霏鹤唳，景物辉焕。举辔百步（百步，《辨证》作百余步），有轻风拥尘，随之而去，须臾尘灭。望之已在半天（[王蕊辨证]“天”字下有“矣”字），方悟神仙之游，余香不散者经月余日。时严给事休复，元相国，刘宾客，白醉吟，俱有《闻玉蕊院真人降》诗。
寅恪按：此故事乃唐人所盛传，观诸家赋咏之众，可为例证。神仙之说，其荒诞不待辨，但亦可借此反映当时社会风俗。故知元和中即乐天赋《牡丹芳》之时代，长安寺观花事盛日，宫掖贵妇人固有外出观赏者。唯此仙女特乘马而不御软舆（《全唐诗》一七函严休复《唐昌观玉蕊花》之二云：“羽车潜下玉龟山”，则是仙女乘车不乘马，与康录不同。疑严诗为较近当时传说也），为稍不同。岂仙凡异同之点所在耶？一笑。
红线毯
《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宣州宣城郡”条列举土贡中有：
丝头红毯
之目，即此篇所谓“年年十月来宣州”之红线毯也。据《旧唐书》卷一四《宪宗纪·上》云：
癸酉，东都庄宅使织造户并委府县收管。
知地方政府亦管有织造户，此类红线毯乃宣州所管织造户织贡者。又《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八“宣歙观察使宣州”条云：
开元贡白纻布。自贞元后，常贡之外，别进五色线毯及绫绮等珍物，与淮南两浙相比。
《通典》卷六《食货典》所列玄宗时天下诸郡每年常贡云：
宣城郡，贡白纻布十匹。今宣州。
《旧唐书》卷一〇五《韦坚传》（《新唐书》卷一三四《韦坚传》同）略云：
天宝元年穿广运潭，二年而成，宣城郡船即空青石纸笔黄连。
寅恪按：唐代初期以关东西川为丝织品之主要产地。迨经安史乱后，产丝区域之河北山东，非中央政府权力所及，贡赋不入，故唐室不得不征取丝织品于江淮，以充国用。由于人力之改进，此后东南遂为丝织品最盛之产区矣。如宣州者，当开元、天宝之时，其土贡为葛属之纻布，其特产并无丝织之绫等物（《唐六典》卷三“户部郎中员外郎”条下所列十道贡赋内，宣州亦贡绮。然必不重要。故韦坚陈列江南诸郡珍货之船，宣城之船无绮也），而至贞元以后，遂以最精美之丝织线毯著闻，乃其尤显著之例也。观于此，亦可以知政治人事之变迁与农产工艺盛衰之关系矣。可参阅下“缭绫”条。
《白氏长庆集》卷二六《送侯权秀才·序》云：
贞元十五年秋，予始举进士，与侯生俱为宣城守所贡。明年春，予春官中第。
寅恪按：《白氏长庆集》卷二一有《宣州试射中正鹄赋》及《窗中列远岫》诗，即乐天于贞元十五年应宣州试者。盖乐天于贞元中曾游宣州，遂由宣州解送应进士举也，是以知其《红线毯》一篇之末自注所云：
贞元中，宣州进开样加丝毯。
乃是亲身睹见者。此诗词语之深感痛惜，要非空泛无因而致矣。诗中“织作披香殿上毯”句，“披香殿”用飞燕外传故事。此类红线毯自为供后庭之饰品者，此语其为泛用古典欤？抑更有所专指耶？
“太原毯涩毛缕硬，蜀都褥薄锦花冷”者，盖毯本以毛织成，而红线毯乃以丝为之，是兼太原毛缕毯与成都锦花褥之长，而无其短，殆同于今之所谓丝绒者，其工艺之精进可知矣。
杜陵叟
元和四年暮春，京畿实有苦旱之事，如《新唐书》卷七《宪宗纪》（参《白氏长庆集》卷四〇《答宰相杜佑等〈贺德音表〉》《答宗正卿李词等〈贺德音表〉》《答将军方元荡等〈贺德音表〉》、《全唐文》卷六二宪宗《亢旱抚恤百姓德音》、《李相国论事集》卷四《贺德音状》等）云：
闰月己酉以旱降京师死罪非杀人者。禁刺史境内榷率，诸道旨条外进献。岭南黔中福建掠良民为奴婢者。省飞龙厩马。己未，雨。
《通鉴》卷二三七《唐纪·宪宗纪》（参《白氏长庆集》卷四一《奏请加德音中节目状二件·缘今时旱请更减放江淮旱损州县百姓今年租税》《请拣放后宫内人状》及《李相国论事集》卷四“论量放旱损百姓租税”条，“请拣放后宫人”条，“论德音事”条等）云：
上以久旱，欲降德音。翰林学士李绛白居易上言，以为欲令实惠及人，无如减其租税。又言宫人驱使之余，其数犹广。事宜省费，物贵徇情。又请禁诸道横敛，以充进奉。又言岭南黔中福建风俗，多掠良人卖为奴婢，乞严禁止。闰月己酉制降天下系囚，蠲租税，出宫人，绝进奉，禁掠卖皆如二人之请。己未，雨，绛表贺。
《白氏长庆集》卷一《贺雨》诗云：
皇帝嗣宝历，元和三年冬。自冬及春暮，不雨旱爞爞。上心念下民，惧岁成灾凶。遂下罪己诏，殷勤告万邦。
皆可为证。是知乐天此篇：
三月无雨旱风起。
一语，实非诗人泛写，而此篇之作，盖亦因此而有所感触也。
诗中“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句，可与《白氏长庆集》卷四一《奏请加德音中节目状二件·缘今时旱请更减放江淮旱损州县百姓今年租税》及《李相国论事集》卷四“论量放旱损百姓租税”条：
昨正月中所降德音，量放去年钱米，伏闻所放数内已有纳者。
之言相参证，以深之与乐天同上之状，其所言者，虽为江淮等处之税，然其情事则正与乐天此篇诗句所言相符同故也。
“白麻纸上书德音”者，韦执谊翰林院故事（参李肇《翰林志》，《唐会要》卷五七“翰林院”条）云：
故事，中书以黄白二麻为纶命重轻之辨。近者所出，独得用黄麻。其白麻皆在此院，自非国之重事，拜授将相，德音，赦宥，则不得由于斯。
盖德音例以白麻纸书之，此唐家制度也。
缭绫
敦煌本（巴黎图书馆伯希和号五五四二）此篇题作“撩绫歌”。多一“歌”字，非是。盖《新乐府》之题目，例皆不用歌吟等字也。可参阅上“法曲”条。
微之《阴山道》篇有：
挑纹变?力倍费，弃旧从新人所好。越縠撩绫织一端，十疋素缣工未到。豪家富贵逾常制，令族亲班无雅操。从骑爱奴丝布衫，臂鹰小儿云锦韬。
诸句，即乐天此篇篇题“缭绫”及旨意“念女工之劳也”之所本，盖乐天欲足成五十首之数，又不欲于专斥回鹘之《阴山道》篇中杂入他义，故铺陈之而别为此篇也。
《太平广记》卷二五七“嘲诮门织锦人”条引《卢氏杂说》（参阅韩偓《玉山樵人集》《余作探使以缭绫手帛子寄贺因而有诗》“解寄缭绫小字封”句，及其《香奁集·半睡》七绝“自家揉损砑缭绫”句）云：
唐卢氏子不中第，徒步及都城门东。其日，风寒甚，且投逆旅。俄有一人续至，附火良久。忽吟诗云：“学识缭绫功未多，乱投机杼错抛梭。莫教宫锦行家见，把此文章笑杀他。”又云：“如今不重文章事，莫把文章夸向人。”卢愕然，忆是白居易诗，因问姓名。曰，姓李，世织缭锦。离乱前属东都官锦坊，织宫锦巧儿。以薄艺投本行，皆云，如今花样与前不同，不谓伎俩儿。以文彩求售者，不重于世，且东归去。
寅恪按：此足征缭绫之为珍贵丝织物，而可与元白二公之诗相印证也。
李卫公《会昌一品集·别集》卷五《奏缭绫状》（参《旧唐书》卷一七四、《新唐书》卷一八〇《李德裕传》）略云：
臣昨缘宣索，已具军资岁计及近年物力闻奏。伏料圣慈，必垂省览。又奉诏旨令织定罗纱袍段及可幅盘条缭绫等一千匹。伏读诏书，倍增惶灼。况元鹅天马掬豹盘条文彩珍奇，只合圣躬自服。今所织千匹，费用至多，臣愚亦所未晓。伏乞陛下酌当道物力所宜，更赐节减。
寅恪按：缭绫亦为外州精织进贡之物，据此可知。而文饶此状为敬宗即位之年即长庆四年观察浙西时所奏（据旧传），取与微之“越縠缭绫”，乐天“织者何人”“越溪寒女”之言相参证，尤足征当时吴越之地盛产此种精美之丝织品也。
《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六“浙东观察使越州”条云：
开元贡甘橘，甘蔗，葛根，石蜜，交梭白绫。自贞元之后，凡贡之外，别进异文吴绫，及花鼓歇（？）单丝吴绫，吴朱纱等纤丽之物，凡数十品。
《通典》卷六《食货典》所列玄宗时天下诸郡每年常贡云：
会稽郡。贡朱砂一十两，白编绫十疋，交棕（梭）十疋，轻调十疋，今越州。
《旧唐书》卷一〇五《韦坚传》略云：
会稽郡船即铜器，罗，吴绫，绛纱。
《国史补·下》云：
初，越人不工机杼。薛兼训为江东节制，乃募军中未有室者，厚给货币，密令北地娶织妇以归，岁得数百人。由是越俗大化，竞添花样，绫纱妙称江左矣。
寅恪按：以越州而论，当安史乱前，虽亦为蚕丝之产地，然丝织品并不特以工妙著称。迨安史乱后，经薛兼训之奖励改良，其工艺遂大为精进矣。其他东南各地，丝织工业之发展，其变化虽不若越州之显著，实亦可据以推见也。又考薛兼训于代宗时节制浙东，历时甚久（详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国史补》所载其移风化俗之功，殊非虚语。以《元和郡县图志》所标明越州于贞元后别进纤丽之丝织物数十品，证之可知矣。
《元氏长庆集》卷二三《古题乐府·织妇词》云：
缲丝织帛犹努力，变?撩机苦难织。东家头白双女儿，为解挑纹嫁不得。
自注云：
予掾荆时，日（目）击贡绫户有终老不嫁之女。
寅恪按：缭绫为当时丝织品之最新最佳者，故费工耗力远过其他丝织品，观微之《古题乐府》此诗，知当时缭绫贡户之苦至此，则诗人之作诗讽谏，自无足异也。
抑更有可论者，诗云：
应似天台山上明月前，四十五尺瀑布泉。
寅恪按：缭绫为越之名产，天台亦越之名山，故取以相比。依唐代规制，丝织品一匹长四丈（详下《阴山道》篇）。今言四十五尺者，岂当日官司贪虐，多取于民，以致逾越定限耶？至以瀑布泉比丝织品，亦唐人诗中所惯用，如《全唐诗》第一八函徐凝《庐山瀑布》诗（参《唐语林》卷三“品藻”类“尚中书白舍人初到钱塘”条）云：
虚空落泉（一作瀑布）千仞直，雷奔入江不暂息。今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
即是其例也。
卖炭翁
此篇小序云：
苦宫市也。
盖宫市者，乃贞元末年最为病民之政，宜乐天《新乐府》中有此一篇。且其事又为乐天所得亲有见闻者，故此篇之摹写，极生动之至也。
关于宫市事，史籍所载颇多，兹择录数条以供读乐天此篇者之参证。
《韩昌黎集·外集》卷六，《顺宗实录》卷一略云：
上（顺宗）在东宫，尝与诸侍读并叔文论政，至宫市事。上曰，寡人方欲极言之。众皆称赞，独叔文无言。既退，上独留叔文。谓曰，向者君奚独无言，岂有意邪？叔文曰，太子职当侍膳问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德宗）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上大惊，因泣曰，非先生，寡人无以知此。遂大爱幸。
寅恪按：当日皇位之继承决于内庭之阉竖（详拙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而宫市之弊害则由宦官所造成。顺宗在东宫时，所以不宜极论宫市者，亦在于此，不仅以其有收人心之嫌也。
同集卷七，《顺宗实录》卷二略云：
旧事，宫中有要，市外物，令官吏主之。与人为市，随给其直。贞元末，以宦者为使，抑买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复行文书，置白望数百人于两市并要闹坊，阅人所卖物，但称宫市，即敛手付与，真伪不复可辨，无敢问所从来，其（“其”疑当作“与”）论价之高下者，率用百钱物，买人直数千钱物，仍索进奉门户并脚价钱。将物诣市，至有空手而归者。名为宫市，而实夺之。尝有农夫以驴负柴至城卖，遇宦者称宫市取之，才与绢数尺。又就索门户，仍邀以驴送至内。农夫涕泣，以所得绢付之，不肯受。曰，须汝驴送柴至内。农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后食。今以柴与汝，不取直而归，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殴宦者，街吏擒以闻。诏黜此宦者，而赐农夫绢十匹，然宫市亦不为之改易。
寅恪按：此篇所咏，即是此事。退之之史，即乐天诗之注脚也。
《旧唐书》卷一六〇《韩愈传》（《新唐书》卷一七六《韩愈传》同）云：
德宗晚年政出多门，宰相不专机务。宫市之弊谏官论之，不听。愈尝上章数千言极论之，不听。怒。贬为连州山阳（山阳应作阳山）令。
寅恪按：韩文公之贬阳山令，虽尚有其他原因，然与论宫市事亦至有关系也。
《旧唐书》卷一五九《路随传》略云：
初，韩愈撰《顺宗实录》，说禁中事颇切直。内官恶之，往往于上前言其不实。累朝有诏修改，及随进《宪宗实录》后，文宗复令改正永贞时事。随奏曰，韩愈所书，亦非己出。元和之后，已是相循。其实录伏望条示旧记最错误者，宣付史官，委之修定。诏曰，其实录中所书德宗顺宗朝禁中事，寻访根底，盖起谬传，谅非信史。宜令史官详正刊去，其他不要更修。
寅恪按：《顺宗实录》中最为宦官所不满者，当是述永贞内禅一节（见拙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然其书宫市事，亦涉及内宫，自亦为修定本所删削。今传世之《顺宗实录》，乃昌黎之原本，故犹得从而窥见当日宫市病民之实况，而乐天此篇竟与之吻合。于此可知白氏之诗，诚足当诗史。比之少陵之作，殊无愧色。其《寄唐生》诗中所谓“转作乐府诗”“不惧权豪怒”者（《白氏长庆集》卷一），洵非夸词也。
《旧唐书》卷一四〇《张建封传》（《新唐书》卷五二《食货志》略同）云：
谏官御史表疏论列，皆不听。吴凑以戚里为京兆尹，深言其弊。建封入觐，具奏之，德宗颇深嘉纳。而户部侍郎判度支苏弁希宦者之旨，因入奏事，上问之，弁对曰，京师游手堕业者数千万家，无土著生业，仰宫市取给。上信之。凡言宫市者，皆不听用。
寅恪按：此亦为当日士大夫同恶宫市弊害之事证，因附录于此。至旧传此前一节，则俱出《顺宗实录》之文，故不复引。
《容斋续笔》卷一一“杨国忠诸使”条云：
宫市之事，咸谓起于德宗正元。不知天宝中已有此名，且用宰臣充使也。
《旧唐书》卷一一《代宗纪》（《旧唐书》卷一一八《元载传》《通鉴》卷二二四《唐纪·代宗纪》“大历八年九月癸未”条并同）云：
癸未晋州男子郇谟，以麻辫发，持竹筐及苇席，哭于东市，请进三十字。如不请旨，请裹尸于席筐。上召见，赐衣，馆之禁中。内二字曰监团。欲去诸道监军团练使也。
《南部新书》戊卷略云：
大历八年七月，晋州男子郇谟，以麻辫发，哭于东市。上闻。赐衣，馆于客省。每一字论一事，尤切于罢宫市。
寅恪按：自天宝历大历至贞元五六十年间，皆有宫市，而大历之际，乃至使郇谟哭市，则其为扰民之弊政，已与贞元时相似矣。
关于乐天此诗，更有可论者，此篇径直铺叙，与史文所载者不殊，而篇末不着己身之议论，微与其他诸篇有异，然其感慨亦自见也。
诗中“回车叱牛牵向北”者，唐代长安城市之建置，市在南而宫在北也。拙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论中央政治革命”条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礼仪”章“附论都城建筑”节已详论之，兹不复赘。要知乐天此句之“北”，殊非趁韵也。
复次，杜少陵《哀江头》诗末句“欲往城南望城北”者，子美家居城南，而宫阙在城北也。自宋以来注杜诗者，多不得其解，乃妄改“望”为“忘”，或以“北人谓向为望”为释（见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七），殊失少陵以虽欲归家，而犹回望宫阙为言，隐示其眷念迟回，不忘君国之本意矣。
又诗云：
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寅恪按：此二句关涉唐代估法问题，非此篇所能详论。兹仅录一事，以资解释。《通鉴》卷二三七《唐纪·宪宗纪》“元和四年九月”条云：
旧制，民输税有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建中初定两税，货重钱轻，是后货轻钱重，民所出已倍其初。其留州送使者，所在又降省估就实估，以重敛于民。及垍为相，奏天下留州送使物，请一切用省估。其观察使先税所理之州以自给。不足，然后许税于所属之州。由是江淮之民稍苏息。
胡注云：
省估者，都省所立价也。
故“省估”，乃官方高抬之虚价，“实估”者，乃民间现行之实价，即韩愈《顺宗实录》所谓“本估”。唐代实际交易，往往使用丝织品。宫廷购物，依虚估或即依“省估”。取纱绫支付炭价，其为病民之虐政，不言可知也。
母别子
乐天此篇摹写生动，词语愤激，似是直接见闻其事，而描述之于诗中者。惜未得确考，不知所谓“关西骠骑大将军”指何人而言耳。或谓乐天《新乐府》所咏者，大抵为贞元、元和间之事。此诗之“关西”一词，明是用杨震号“关西夫子”之故典（《后汉书》卷八四《杨震传》），则其人为杨姓无疑。考贞元、元和间杨姓之人，其可以破虏策勋者，唯有杨朝晟，据《旧唐书》卷一四四《杨朝晟传》（《旧唐书》卷一二二亦别有《杨朝晟传》与《新唐书》卷一五六《杨朝晟传》同）略云：
建中初，从李怀光讨刘文喜于泾州，斩获擒生居多，授骠骑大将军。九年城盐州，征兵以护外境，朝晟分统士马镇木波堡。献甫卒，诏以朝晟代之。十三年春，朝晟奏方渠合道木波皆贼路也，请城其地以备之。上（德宗）从之。已事，吐蕃始来，数日而退。
则杨朝晟不独其氏为杨，且为骠骑大将军（唐制骠骑大将军从一品，为武散官之最高者）而有筑城御寇之功，是与此诗所谓“关西骠骑大将军”及“破虏策勋”者适相符合。至迎新弃旧之事，虽无可考，然以边将武人之常例揆之，恐此类之事或亦不免。然则此诗所指言者，其唯杨朝晟乎？是说虽甚为可能，但《旧唐书》卷一三《德宗纪·下》云：
乙酉，邠宁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邠州刺史杨朝晟卒。
则乐天作诗时，朝晟久已物故，故亦不能不致疑耳。
阴山道
此题公垂倡之，元白和之，以言回鹘马价事为主。盖此乃唐代在和平时期与外族交涉，最重要之财政问题也。拙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下篇《论外患与内政之关系》已详言之，兹只就元白二诗略为释证如下：
元诗云：
臣闻平时七十万匹马，关中不省闻嘶譟。四十八监选龙媒，时贡天庭付良造。如今坰野十无一，尽在飞龙相践暴。
《新唐书》卷五〇《兵志》云：
又以尚乘掌天子之御，左右六闲，一曰飞黄，二曰吉良，三曰龙媒，四曰騊駼，五曰駃騠，六曰天苑，总十有二闲。为二廐，一曰祥麟，二曰凤苑，以系饲之，其后禁中又增置飞龙廐。初用太仆少卿张万岁领群牧，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马七十万六千，置八坊，岐邠泾宁间地广千里，一曰保乐，二曰甘露，三曰南普闰，四曰北普闰，五曰岐阳，六曰太平，七曰宜禄，八曰安定。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顷，募民耕之，以给刍秣。八坊之马为四十八监，而马多地狭不能容。又析八监，列布河西丰旷之野。
寅恪按：关于唐代马政，资料颇不少，兹不遑多引，仅取欧公所述，亦足以释元诗矣。
元诗又云：
绰立花砖鹓凤行，雨露恩波几时报。
寅恪按：此所谓花砖，即《国史补·下》所云：
御史故事，大朝会则监察押班，常参则殿中知班，入阁则侍御史监奏。盖含元殿最远，用八品。宣政其次，用七品。紫宸最近，用六品。殿中得立五花砖，绿衣用紫案褥之类，号为七贵。
者，是也。
白诗云：
纥逻敦肥水泉好。
寅恪按：纥逻敦一词不易解，疑“纥逻”为Kara之译音，即玄黑或青色之义（见Radloff《突厥方言字典》第二册第一百三十二页）。“敦”为Tunā之对音简译，即草地之意（见同书第三册一四四〇页）。岂“纥逻敦”者，青草之义耶？若取“草尽泉枯马病羸”句之以草水并举者，与此句相较，似可证成此说也。然欤否欤？姑记所疑，以求博雅君子之教正。
又《敦煌掇琐·上辑》卷一三（巴黎图书馆伯希和号二五五三）昭君出塞变文（羽田亨《敦煌遗书》第一集亦载此文）有云：
原夏南地持白□ □□搜骨利幹
边草叱沙纥逻分 阴圾爱长席箕□（此周一良先生举以见告者）
寅恪按：变文此节既有残阙，复多胡语，殊难强释。但骨利幹为铁勒之一种，“地出名马”“草多百合”（见《唐会要》卷一〇〇“骨利幹国”条，并参《通典》卷二〇〇《边防典》卷一六“骨利幹”条，《旧唐书》卷一九九下《铁勒传》及《新唐书》卷二一七下《回鹘传附骨利幹传》等）。变文中“□□搜骨利幹”句指马言。骨利幹与马有关，自不待论。“边草叱沙纥逻分”句指草言。据《元和姓纂》《上声九麌宇文·下》（参《新唐书》卷七一下《宰相世系表》“宇文氏”条及《通志》卷二九《氏族略·伍》“宇文氏”条等）云：
出本辽东南单于之后，或云以系炎帝。神农有尝草之功，俗呼草为俟汾，音转为宇文。
及《北史》卷九八《高车传》（《魏书》卷一〇三《高车传》同）略云：
又有十二姓，九日俟分氏（今通行本《通典》卷一八五《边防典》卷一三《高车传》“俟分氏”作“俟斤氏”，殊误）。
是俟汾乃草之胡名，与俟分同为一语。颇疑宇文周之先本为高车种俟分部，后诡称出于鲜卑贵种宇文部，因而附会神农尝百草之神话也。此点轶出本书范围，兹不详论。所可注意者，《新唐书》以“骨利幹”附于其同种回鹘之后，且明言回鹘为高车苗裔。然则“纥逻分”者，殆即纥逻草之义，岂所谓“草多百合”之“百合”耶？取证迂远，聊备一说，附记于此，以俟更考。
白诗又云：
飞龙但印骨与皮。
寅恪按：《唐会要》卷七二“诸监马”条云：
至二岁起脊量强弱，渐以飞字印印右膊。细马次马，俱以龙形印印项左。送尚乘者，于尾侧依左右闲印以三花。其余杂马，齿上乘者，以风字印左膊，以飞字印左髀。经印之后，简习别所者，各以新入处监名印印左颊。
同书同卷“诸蕃马印”条略云：
回鹘马印。
可以解释此句也。
白诗又云：
五十匹缣易一匹，缣去马来无了日。养无所用去非宜，每岁死伤十六七。
《白氏长庆集》卷四〇《翰林制诰》卷四《与回鹘可汗书》云：
达览将军等至省表，其马数共六千五百匹。据所到印马都二万匹，都计马价绢五十万匹。缘近岁以来，或有水旱，军国之用不免阙供。今数内且方圆支二十五万匹，分付达览将军，便令归国，仍遣中使送至界首。虽都数未得尽足，然来使且免稽留，贵副所须，当悉此意。顷者所约马数，盖欲事可久长。何者，付绢少，则彼意不充。纳马多，则此力致歉。马数渐广，则欠价渐多。以斯商量，宜有定约。彼此为便，理甚昭然。
《旧唐书》卷一九五《回鹘传》（参《新唐书》卷二一七上《回鹘传》）略云：
回鹘恃功，自乾元之后，屡遣使以马和市缯帛。仍岁来市，以马一匹易绢四十匹（新传绢作缣），动至数万马。其使候遣，继留于鸿胪非一。蕃得帛无厌，我得马无用，朝廷甚苦之。
同书卷一二七《源休传》（《新唐书》卷二一七上《回鹘传》同）略云：
可汗使谓休曰，所欠吾马直绢一百八十万疋，当速归之。
寅恪按：《旧唐书·回鹘传》书马价之丝织品为绢，乐天所草《与回鹘可汗书》亦作绢，但《新唐书·回鹘传》及此诗则俱作缣。《白氏长庆集·与回鹘可汗书》乃当时之公文，而此诗亦直述当时之实事，何以有绢、缣之不同，似甚不可解。考缣之为丝织品，其质不及绢之精美，即古诗“上山采蘼芜”篇所谓“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素即绢）。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者。或者马一匹直绢四十匹，直缣遂五十匹欤？至新传之改易旧文，以绢为缣则未详其故。又乐天所草《与回鹘可汗书》中尤有可论者，据旧传言，马一匹易绢四十匹，若依唐朝以二十五万匹绢充六千五百匹马价计之，则约为四十匹绢易一马，与旧传言者颇合。若依回鹘印马二万匹而索价绢五十万匹计之，则每匹马唯易二十五匹绢，与旧传所言者相差甚远。此种数值之差异，若以索价付值之不同释之，既决为不可能。若以时代之先后释之，则实物之交易，似亦不应前后相差如此。颇疑回鹘每以多马贱价倾售，唐室则减其马数而依定值付价，然亦未敢确言也。
白诗又云：
缣丝不足女工苦，疏织短截充匹数。藕丝蛛网三丈余，回鹘诉称无用处。
《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上》（《通典》卷六《食货典·赋税下》同）云：
先是开元八年正月敕，顷者以庸调无凭，好恶须准。故遣作样，以颁诸州。令其好不得过精，恶不得至滥。任土作贡，防源斯在，而诸州送物，作巧生端。苟欲副于斤两，遂则加其丈尺，至有五丈为匹者，理甚不然。阔一尺八寸，长四丈。同文共轨，其事久行。立样之时，亦载此数。若求两而加尺，甚朝四而暮三。宜令有司简阅，有踰于比年常例，丈尺过多，奏闻。
寅恪按：唐制丝织品之法定标准为阔一尺八寸，长四丈，而付回鹘马价者，仅长三丈余，此即所谓“短截”也。其品质之好恶，应以官颁之样为式，而付回鹘马价者，则如藕丝蛛网，此即所谓“疏织”也。其恶滥至此，宜回鹘之诉称无用处矣。观于唐回马价问题，彼此俱以贪诈行之，既无益，复可笑。乐天此篇诚足为后世言国交者之鉴戒也。又史籍所载，只言回鹘之贪，不及唐家之诈，乐天此篇则并言之。是此篇在《新乐府》五十首中，虽非文学上乘，然可补旧史之阙，实为极佳之史料也。
白诗又云：
咸安公主号可敦。
寅恪按：咸安公主即德宗女燕国襄穆公主，下嫁回鹘武义成功可汗者。其始末见《新唐书》卷八三《诸公主传》、《新唐书》卷二一七上《回鹘传·上》，不须备引也。
时世妆
微之《法曲》篇末云：
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
乐天则取胡妆别为此篇以咏之。盖元和之时世妆，实有胡妆之因素也。凡所谓摩登之妆束，多受外族之影响。此乃古今之通例，而不须详证者，又岂独元和一代为然哉？
诗云：
时世妆，时世妆，出自城中传四方。时世流行无远近，腮不施朱面无粉。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妍蚩黑白失本态，妆成尽似含悲啼。圆鬟无鬓椎髻样，斜红不晕赭面状。
《新唐书》卷三四《五行志》云：
元和末，妇人为圜鬟椎髻，不设鬓饰，不施朱粉，唯以乌膏注唇，状似悲啼者。圜鬟者，上不自树也。悲啼者，忧恤象也。
寅恪按：《新唐书》此节似即永叔取之于乐天之诗者。然乐天作诗于元和四年，元和纪年共计十五岁，而志言元和末何耶？又《白氏长庆集》卷一三《代书诗一百韵》云：
风流夸堕髻，时世斗啼眉。
自注云：
贞元末，城中复为堕马髻，啼眉妆。
则贞元之末已有所谓啼眉妆。又乐天《琵琶引》云：“夜深忽梦少年事，啼妆泪落红阑干”及《才调集》卷五微之《梦游春》云：“最似红牡丹，雨来春欲暮”。《离思》六首之一（《全唐诗》第一五函《元稹》卷二七此首作“莺莺诗”）云：“牡丹经雨泣残阳”。据《莺莺传》，张生之初见莺莺，在贞元十六年，琵琶妇少年日与长安名妓秋娘竞美。秋娘盛时复在贞元十六年前后（详见上《琵琶引》章）。贞元纪年凡二十一岁，而二十一年八月即改元永贞，故贞元十六年亦可通言贞元之末也。岂此种时世妆逐次兴起于贞元末年之长安，而繁盛都会如河中等处，争时势之妇女（《才调集》卷五微之“有所教”诗云：“人人总解争时势”）立即摹仿之，其后遂风行于四方较远之地域。迄于元和之末年，尚未改易耶？今无他善本可资校订，姑记此疑，以俟更考。又此节可与“上阳白发人”条互相阐发，读者幸取而并观之也。
诗云：
元和妆梳君记取，髻椎面赭非华风。
寅恪按：《汉书》卷九五《西南夷传》云：
此皆椎结。
师古注云：
结读曰髻，为髻如椎之形也。
白氏之所谓椎髻，疑即此样也。至赭面已详前《城盐州》篇，兹不赘释。白氏此诗所谓“面赭非华风”者，乃吐蕃风气之传播于长安社会者也。
复次，外夷习俗之传播，必有殊类杂居为之背景（此义尝于拙著《读东城老父传》一文略言之，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本第二分）。就外交关系言，中唐与吐蕃虽处于或和或战之状态（自德宗贞元三年平凉败盟后，唐室与吐蕃入于敌对状态，至宪宗初年乃采用怀柔政策），而就交通往来言，则贞元、元和之间，长安五百里外即为唐蕃边疆。其邻接若斯之近，绝无断绝可能。此当日追摹时尚之前进分子，所以仿效而成此蕃化之时世妆也。
李夫人
寅恪于论《长恨歌》时，已言乐天之诗句与陈鸿之传文所以特为佳胜者，实在其后半节畅述人天生死形魂离合之关系，而此种物语之增加，则由汉武帝李夫人故事转化而来。此篇以李夫人为题，即取《长恨歌》及《长恨歌传》改缩写成者也。故就此篇篇末一节与《长恨歌》及《长恨歌传》之关系略为释证数语，以供读者之参考。至于此篇前段所用故事，则不过出于《史记》卷二八《封禅书》、《汉书》卷九七《外戚传·上·李夫人传》、《西京杂记》卷二及《穆天子传》卷六诸书，皆世所习知者，无须赘引也。
诗云：
又不见泰陵一掬泪，马嵬坡下念杨妃。纵令妍姿艳质化为土，此恨长在无销期。
寅恪按：前三句取自《长恨歌》“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诸句，后一句则取自《长恨歌》“此恨绵绵无绝期”之句，此固显而易见者也。
又云：
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倾城色。
寅恪按：此即综合《文苑英华》卷七九四张君房《丽情集》本之陈鸿《长恨歌传》中：
李延年歌曰，倾国复倾城。此之谓也。
及：
生惑其志，死溺其情，又如之何？
与《白氏长庆集》卷一二《长恨歌》前之通行本陈鸿《长恨歌传》中：
乐天因为《长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
等语之意改造而成者也。乐天之《长恨歌》以“汉皇重色思倾国”为开宗明义之句，其《新乐府》此篇，则以“不如不遇倾城色”为卒章显志之言。其旨意实相符同，此亦甚可注意者也。故读《长恨歌》必须取此篇参读之，然后始能全解。盖此篇实可以《长恨歌》著者自撰之笺注视之也，而今世之知此义者不多矣。复次，此篇之广播流行，较之《长恨歌》，虽有所不及，但就文章体裁演进之点言之，则已更进一步。盖此篇融合《长恨歌》及《长恨歌传》为一体，俾史才诗笔议论俱汇集于一诗之中，已开元微之《连昌宫词》新体之先声矣。读者若取《长恨歌》及《长恨歌传》与《连昌宫词》及此篇参合比较读之，并注意其作成之时间，自可于当时文人之关系与文体之关系二端得一确解也。
此篇小序云：
鉴嬖惑也。
而诗云：
汉武帝初丧李夫人。
又云：
伤心不独汉武帝，自古及今皆若斯。君不见穆王三日哭，重璧台前伤盛姬。又不见泰陵一掬泪，马嵬坡下念杨妃。
则不独所举之例，悉为帝王与妃嫔间之物语故事，且又借明皇杨妃之事标出一真实之“今”字。自是陈谏戒于君上之词，而非泛泛刺时讽俗之作也。考《旧唐书》卷五二《后妃传·下·宪宗懿安皇后郭氏传》（《新唐书》卷七七《后妃传·下·宪宗懿安皇后郭氏传》后半不同）云：
宪宗懿安皇后郭氏，尚父子仪之孙，赠左仆射驸马都尉暧之女，母代宗长女升平公主。宪宗为广陵王时，纳后为妃。以母贵，父祖有大勋于王室，顺宗深宠异之。贞元十一年生穆宗皇帝。元和元年八月册为贵妃。八年十二月百僚拜表请立贵妃为皇后。凡三上章，上以岁暮，来年有子午之忌，且止。帝后庭多私爱，以后门族华盛，虑正位之后，不容嬖幸，以是册拜后时。元和十五年正月，穆宗即位，闰正月，册为皇太后。
《新唐书》卷七七《后妃传·下·宪宗懿安皇后郭氏传》（参裴廷裕《东观奏记·上》及拙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云：
宣宗立，于后诸子也。而母郑故侍儿，有曩怨。帝奉养礼稍薄，后郁郁不聊。与一二侍人登勤政楼，将自陨，左右共持之，帝闻不喜。是夕后暴崩，有司上尊谥，葬景陵外园。太常官王皞请后合葬景陵，以主祔宪宗室。帝不悦，令宰相白敏中让之。皞曰，后乃宪宗东宫元妃，事顺宗为妇，历五朝母天下，不容有异论。敏中亦怒。周墀又责谓，皞终不挠。墀曰，皞信孤直。俄贬皞句容令。懿宗咸通中皞还为礼官，申抗前论，乃诏后主祔于庙。
寅恪按：唐代之女祸可谓烈矣。如武韦杨张诸后妃之移国乱朝，皆世所习知者。今观上引诸史文，知宪宗亦多内宠，乐天《新乐府》既以“为君而作”为其要义之一，宜有此取远鉴于前朝覆辙，近切合于当日情事之讽谏诗篇也。又观于后来宪宗终竟不肯定立元妃郭氏为皇后，卒致酿成裴廷裕所谓“光陵商臣之酷”，是乐天之先事陈诫，尤不可忽视也。或有以上引史实既多在乐天赋此篇之后，而宫掖事秘，又非外间所得详知为疑者。其实自宪宗践阼至乐天作诗，为时已历四五载之久，迄未闻以元妃正位宫闱，则疑似之论，不必果无。何况乐天此时又为文学侍臣，职居禁密乎？然则此篇之作，必非仅为袭《长恨歌传》之旧意以充五十首之数者，抑又可知矣。
陵园妾
此篇既叙宫女幽闭之情事，自可与《上阳白发人》一篇相参证。如诗中：
忆昔宫中被妒猜，因谗得罪配陵来。
之句，殆受《上阳白发人》《李传》所言：
杨贵妃专宠，后宫人无复进幸矣。六宫有美色者，辄置别所。
之暗示而来，而乐天《上阳白发人》诗云：
未容君王得见面，已被杨妃遥侧目。妒令潜配上阳宫，一生遂向空房宿。
《陵园妾》篇中此语自亦与之有关，可无疑也。唯特须注意者，据此篇小序云：
托幽闭喻被谗遭黜也。
则知此篇实以幽闭之宫女喻窜逐之朝臣。取与《上阳白发人》一篇比较，其词语虽或相同，其旨意则全有别。盖乐天《新乐府》以一吟悲一事为通则，宜此篇专指遭黜之臣，而不与《上阳白发人》悯怨旷之旨重复也。
诗之末节云：
遥想六宫奉至尊，宣徽雪夜浴堂春。雨露之恩不及者，犹闻不啻三千人。三千人（此三字依《全唐诗》本补入），我尔君恩何厚薄。愿令轮转直陵园，三岁一来均苦乐。
寅恪按：宣徽殿即在浴堂殿之东（详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一“大明宫”条），而浴堂则常为召见翰林学士之所。据《李相国论事集》卷一“上问得贤兴化事”条：
上尝御浴堂北廊。
同书卷二“论郑事”条：
上御浴堂北廊，召学士李绛对。
同书同卷“奏事上怒旋激赏事”条：
学士李绛于浴堂北廊奏对。
之记载可知，是此所谓六宫三千人者，乃指任职京邑之近要与闲散官吏而言也。
所谓“三岁一来均苦乐”者，《东观奏记·中》云：
上（宣宗）雅重词学之臣，于翰林学士恩礼特异。宴游密召，无所间隔。唯于迁转，皆守彝章。皇甫珪自吏部员外召入内廷，改司勋员外，计吏员二十五个月限，转司封郎中知制诰。孔温裕自礼部员外改司封员外入内廷，二十五个月改司勋郎中知制诰。动循官制，不以爵禄私近臣也。
盖唐家之制，京官迁转，率以二十五个月为三岁考满（可参《白氏长庆集》卷八《新授左拾遗谢官状》，《奏陈情状》及《新授京兆府户曹参军谢官状》）。《白氏长庆集》卷一三《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云：
三考欲成资。
即指此也。乐天此篇结语以三岁轮转为言，诚符其卒章显志之义矣。又《通鉴》卷二四九《唐纪·宣宗纪》“大中十二年二月甲子”条胡注略云：
宋白曰，凡诸帝升遐，宫人无子者悉遣诣山陵供奉朝夕，具盥栉，治衾枕，事死如事生。
夫遣诣山陵之嫔妾，本为经事前朝之宫人，而乐天此篇乃言“愿令轮转直陵园，三岁一来均苦乐”颇嫌失体。然则此篇实与《陵园妾》并无干涉，又可见也。
复次，宪宗朝元和元年以后，外贬之朝臣如元和三年四月考策官为宰相李吉甫所诉，韦贯之贬巴州刺史，王涯贬虢州司马，杨于陵出为岭南节度使者（参阅“涧底松”条所引），虽亦符于乐天小序“被谗遭黜”之旨，但以《陵园妾》为比，则似不切，且诗中：
山宫一闭无开日，未死此身不令出。
之言，亦嫌过当。乐天此篇所寄慨者，其永贞元年窜逐之八司马乎？《旧唐书》卷一四《宪宗纪·上》略云：
永贞元年十一月（旧纪原脱“十一月”三字。兹据《新唐书》卷七《宪宗纪》及《通鉴》卷二三六《唐纪·顺宗纪》补入）壬申，贬正议大夫中书侍郎韦执谊为崖州司马。己卯，再贬抚州刺史韩泰为虔州司马，河中少尹陈谏台州司马，召州刺史柳宗元为永州司马，连州刺史刘禹锡朗州司马，池州刺史韩晔饶州司马，和州刺史凌准连州司马，岳州刺史程异柳州司马，皆坐交王叔文。元和元年八月壬午，左降官韦执谊，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等八人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
则以随丰陵葬礼，幽闭山宫，长不令出之嫔妾，喻随永贞内禅，窜逐远州，永不量移之朝臣，实一一切合也。唯八司马最为宪宗所恶，乐天不敢明以丰陵为言。复借被谗遭黜之意，以变易其辞，遂不易为后人觉察耳。又《太行路》一篇所论，与此篇颇有关涉，读者幸取而参阅之。
诗中“一奉寝宫年月多”句，前引《通鉴》胡注引宋白之言，固可为此语之注脚，而《韩昌黎集》卷四《丰陵行》云：
设官置卫锁嫔妓，供养朝夕象平居。
亦可相参证也。
“中官监送锁门回”句，则《太平广记》卷四八六薛调撰《无双传》云：
忽报有中使押领内家三十人，往园陵，以备洒扫。
又云：
忽传说曰，有高品过，处置园陵宫人。
可以与乐天此句相印证也。
盐商妇
《白氏长庆集》卷四六《策林》第二十三目《议盐法之弊·论盐商之幸》云：
臣又见自关以东，上农大贾，易其资产，入为盐商。率皆多藏私财，别营稗贩。少出官利，唯求隶名。居无征徭，行无榷税。身则庇于盐籍，利尽入于私室。此乃下有耗于农商，上无益于管榷明矣。盖山海之饶，盐铁之利，利归于人，政之上也。利归于国，政之次也。若上既不归于人，次又不归于国。使幸人奸党，得以自资。此乃政之疵，国之蠹也。今若铲革弊法，沙汰奸商，使下无侥幸之人，上得析毫之计，斯又去弊兴利之一端也。
寅恪按：乐天此篇之意旨，与其前数年所拟《策林》之言殊无差异。此篇小序所谓“幸人”者，即《策林》所谓“侥幸之人”。篇中“婿作盐商十五年，不属州县属天子。每年盐利入官时，少入官家多入私。官家利薄私家厚，盐铁尚书远不知”诸句，即《策林》所谓“自关以东，上农大贾，易其资财，入为盐商。少出官利，唯求隶名。居无征徭，行无榷税。身则庇于盐籍，利尽入于私室”。而乐天竟于《策林》卷二二“不夺人利”条昌言：
唐尧夏禹汉文之代，弃山海之饶，散盐铁之利。
更为明白，无所避忌矣。然此等儒生之腐论，于唐代自安史乱后国计之仰给于盐税者，殊为不达事情也。《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略云：
晏之始至也，盐利才四十万缗。至大历末，六百余万缗。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宫闱服御、军饷、百官禄俸皆仰给焉。明年而晏罢。贞元四年淮西节度使陈少游奏加民赋，自此江淮盐每斗亦增二百，为钱三百一十，其后复增六十。江淮豪贾射利，或时倍之。官收不能过半，民始怨矣。盐估浸贵，商人乘时射利，远乡贫民困高估，至有淡食者。其后军费日增，盐价浸贵。顺宗时，始减江淮盐价，每斗为钱二百五十。其后盐铁使李锜奏，江淮盐斗减钱十以便民。未几复旧。方是时，锜盛贡献以固宠，朝廷大臣皆饵以厚货。盐铁之利积于私室，而国用耗屈，榷盐法大坏。兵部侍郎李巽为使，以盐利皆归度支。初岁之利，如刘晏之季年。其后则三倍晏时矣。
又《旧唐书》卷一四《宪宗纪·上》云：
丁未，以检校司空平章事杜佑为司徒。所司备礼册拜，平章事如故。罢领度支盐铁转运等使，从其让也。仍以兵部侍郎李巽代领其任。
丁卯，盐铁使吏部尚书李巽卒（寅恪按：《旧唐书》卷一二三《李巽传》以巽卒为四月）。六月乙亥朔，丁丑，以河东节度使李鄘为刑部尚书，充诸道盐铁转运使。
据此，贞元元和间盐法之利弊，略如上述。而乐天赋此篇时，盐铁尚书为李巽。巽为唐代主计贤臣，其名仅亚于刘晏。李巽之后，继以李鄘，鄘以当官严重知名。似此二人者，俱不应招致讥刺。乐天此篇结语至以：
桑弘羊，死已久，不独汉世今亦有。
为言，毋乃过刻乎？意者其或别有所指耶？姑从阙疑，以俟更考。总之，乐天之盐法意见，其赋此篇时与拟《策林》时并无改易。此篇之作，不过取前日所蓄意见，形诸篇什耳。
诗云：
本是扬州小家女，嫁得西江大商客。
寅恪按：《刘梦得文集》卷八《夜闻商人船中筝》七绝云：
大艑高船一百尺，新声促柱十三弦。扬州市里商人女，来占西江明月天。
可与乐天此诗相印证。盖唐代扬州为经济繁盛之都市，巨商富贾荟集之处所。江西商人航乘大舟，每年来往于江西淮南之间。观《国史补·下》“凡东南郡邑无不通水”条略云：
舟船之盛，尽于江西。编蒲为帆，大者或数十幅，自白沙溯流而上。常待东北风，谓之潮信。江湖语云，水不载万，言大船不过八九千石。然则（而？）大历贞元间有俞大娘航船最大。居者养生送死嫁娶，悉在其间。开巷为圃，操驾之工数百。南至江西，北至淮南，岁一往来，其利甚博。
可知，则其娶扬州娼女为外妇或妾，自是寻常之事，此诗人所以往往赋咏之也。
复次，《樊川集》卷四《夜泊秦淮》七绝云：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寅恪按：牧之此诗所谓隔江者，指金陵与扬州二地而言。此商女当即扬州之歌女，而在秦淮商人舟中者。夫金陵，陈之国都也。《玉树后庭花》，陈后主亡国之音也。此来自江北扬州之歌女，不解陈亡之恨，在其江南故都之地，尚唱靡靡遗音。牧之闻其歌声，因为诗以咏之耳。此诗必作如是解，方有意义可寻。后人昧于金陵与扬州隔一江及商女为扬州歌女之义，模糊笼统，随声附和，推为绝唱（如沈德潜《唐诗别裁》卷二〇此诗评语之类），殊可笑也。世之读小杜诗者，往往不能通其意，因论乐天此篇，附记于此（《刘梦得文集》卷三《金陵怀古》五律“后庭花一曲，幽怨不堪听”之句，当非泛用典故而有所指实，似可取与小杜诗互证也）。
杏为梁
《秦中吟·伤宅》一首与此篇有关，如《伤宅》诗之结语云：
不见马家宅，今作奉诚园。
此篇亦云：
君不见马家宅，尚犹存，宅门题作奉诚园。
即其证也。又《旧唐书》卷一二《德宗纪·上》云：
壬申，毁元载、马璘、刘忠翼之第，以其雄侈逾制也。
同书卷一五二《马璘传》（《新唐书》卷一三八《马璘传》略同）云：
在京师治第舍，尤为宏侈。天宝中，贵戚勋家已务奢靡，而垣屋犹存制度。然卫公李靖家庙，已为嬖臣杨氏马廐矣。及安史大乱之后，法度惰弛。内臣戎帅，竞务奢豪。亭馆第舍，力穷乃止。时谓木妖。璘之第，经始中堂，费钱二十万贯。他室降等无几。及璘卒于军，子弟护丧归。京师士庶观其中堂，或假称故吏，争往赴吊者数十百人。德宗在东宫，宿闻其事，及践阼，条举格令，第舍不得逾制，仍诏毁璘中堂及内官刘忠翼之第。璘之家园进属官司，自是公卿赐宴，多于璘之山池。子弟无行，家财寻尽（乐天所言之马家宅，乃马燧旧第，非马璘者，说详下）。
盖自天宝以来，长安朝贵，即好兴土木，居处奢僭，最为弊俗，宜乐天之赋《伤宅》诗及此篇也。
此篇以《杏为梁》名篇者，杏梁一词，乃古诗中所习见，如《玉台新咏》卷六《费昶咏照镜》云：
晨晖照杏梁。
同书卷七《皇太子圣制艳歌曲》云：
飞栋杏为梁。
同书卷九沈约古诗题《霜来悲落桐》云：
文杏堪作梁。
皆其例也。唯同书同卷歌词二首之二云：
卢家兰室桂为梁，中有郁金苏合香。
而此诗云：
杏为梁，桂为柱，何人堂室李开府。
又云：
高其墙，大其门，谁家第宅卢将军。
颇似乐天即取意于古歌词者。然乐天诗中有“去年”“今岁”之言，自非仅采古典，当亦兼咏近事也。或谓《唐语林》卷八《补遗》云：
卢言旧宅在东都归德坊南街，厅屋是杏木梁，西壁有韦冕郎中画马六匹。
而《新唐书》卷七三上《宰相世系表·范阳卢氏表》有：
正言，左监门卫将军，谥曰光。
者，乐天所咏之卢将军，岂即指卢言或卢正言其人耶？窃以为不然，卢言或卢正言是否果为一人，姑置不论。卢言之第宅在东都，卢正言为隋代卢昌衡之曾孙，当是玄宗以前人。是地域时间各与乐天所咏者不合也。据乐天篇中言李开府之宅则云：
去年身没今移主。
言卢将军之宅则云：
今岁官收赐别人。
则李先而卢后，又俱为元和初年时事无疑。然则其所指言者，殆李锜与卢从史欤？
《旧唐书》卷一四《宪宗纪·上》（《新唐书》卷七《宪宗纪》《通鉴》卷二三七《唐纪·宪宗纪》“元和二年十一月甲申”条同）云：
十一月甲申斩李锜于独柳树下。
寅恪按：李锜为镇海军节度使，是合于开府之称也。
同书同卷（《通鉴》卷二三八《唐纪·宪宗纪》“元和五年四月甲申及戊戌”条同）略云：
元和五年四月甲申镇州行营招讨使吐突承璀执昭义节度使卢从史，载从史送京师。戊戌，贬前昭义节度使卢从史为欢州司马。
寅恪按：卢从史得称将军，亦无疑问也。唯有可注意者，《新乐府》虽有：
元和四年为左拾遗时作
之注，而此《杏为梁》一篇咏及卢从史之败，是其作成至少亦在元和五年四月以后也。颇疑白氏此五十篇，未必悉写成或写定于元和四年，斯为一例证矣。如前文所论《海漫漫》《道州民》等篇，亦可取相参证也。
诗中“君不见马家宅，尚犹存，宅门题作奉诚园”者，《旧唐书》卷一三四《马燧传附子畅传》（《新唐书》卷一五五《马燧传附子畅传》同）云：
燧赀货甲天下，燧既卒，畅承旧业，屡为豪幸邀取。贞元末，中尉申志廉讽畅令献田园第宅，顺宗复赐畅。初为汇妻所诉，析其产。中贵又逼取，仍指使施于佛寺，畅不敢去。晚年财产并尽。身殁之后，诸子无室可居，以至冻馁。今奉诚园亭馆，即畅旧第也。
《国史补·中》云：
马司徒之子畅，以第中大杏馈窦文场。文场以进。德宗未尝见，颇怪之。令使就第，封杏树。畅惧，进宅，废为奉诚园，屋木尽拆入内也。
寅恪按：奉诚园为马燧旧第事，除见于两唐书及李肇《国史补》外，又数见于唐人诗集中，如《窦氏联珠集》窦牟《奉诚园闻笛》诗注云：
园马侍中故宅。
《元氏长庆集》卷一六《奉诚园》七绝注云：
马司徒旧宅。
之类，不遑备举。至其所在地，则据杜牧《樊川集》卷二《过田家宅》诗云：
安邑南门外，谁家版筑高。奉诚园里地，墙缺见蓬蒿。
可知也。“君不见魏家宅，属他人，诏赎赐还五代孙”者，其自注云：
元和四年，诏特以官钱赎魏征胜业坊中旧宅，以还其孙，用奖忠俭。
寅恪按：《白氏长庆集》卷四一《论魏征旧宅状·李师道奏请出私财收赎魏征旧宅事宜》云：
伏望明敕有司，特以官钱收赎，使还后嗣，以劝忠臣。则事出皇恩，美归圣德。臣苟有所见，不敢不陈。其与师道诏，未敢依宣便撰，伏待圣旨（此条可参《通鉴》卷二三七《唐纪·宪宗纪》“元和四年三月”条及胡注）。
则官钱收赎魏征旧宅之议，实由乐天发之。夫乐天杜强藩之掠美，成君上之劝忠，诚可谓有论思拾遗之功，不愧近臣言官之职矣。而篇中全以其事归美宪宗，尤为遣辞得体也。
井底引银瓶
此篇小序云：
止淫奔也。
篇之结语云：
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将身轻许人。
寅恪按：乐天《新乐府》与《秦中吟》之所咏，皆贞元、元和间政治社会之现象。此篇以“止淫奔”为主旨，篇末以告诫痴小女子为言，则其时社会风俗男女关系与之相涉可知。此不须博考旁求，元微之《莺莺传》即足为最佳之例证。盖其所述者，为贞元间事，与此篇所讽刺者时间至近也。关于《莺莺传》，寅恪已辨证其事，兹不重论。唯取传载双文报张生书中数语，以与此篇所言者相参证于下。
诗云：
墙头马上遥相顾，一见知君即断肠。知君断肠共君语，君指南山松柏树。感君松柏化为心，暗合双鬟逐君去。到君家舍五六年，君家大人频有言。聘则为妻奔是妾，不堪主祀奉苹蘩。终知君家不可住，其奈出门无去处。
书略云：
婢仆见诱，遂致私诚。儿女之心，不能自固。君子有援琴之挑，鄙人无投梭之拒。及荐寝席，义盛意深。愚陋之情，永谓终托。岂期既见君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献之羞，不复明侍巾帻。没身永恨，含叹何言。如或达士略情，舍小从大。以先配为丑行，谓要盟为可欺。则当骨化形销，丹诚不泯。因风委露，犹托清尘。存没之诚，言尽于此。
则乐天诗中之句，即双文书中之言也。夫“始乱终弃”，乃当时社会男女间习见之现象。乐天之赋此篇，岂亦微之《和李校书新题乐府二十首·序》所谓“病时之尤急者”耶（见《元氏长庆集》卷二四）？但微之则未必以斯为尤急者。元白二人之不同，殆即由此而判欤？
官牛
此篇小序云：
讽执政也。
寅恪按：元和四年时，三公及宰相凡五人。其中郑絪、裴垍、李藩三人皆不应为乐天所讥诮，而新乐府《司天台》一篇则专诋杜佑，是则此篇之所指言者，其唯于頔乎？
《新唐书》卷六二《宰相世系表·中》（《旧唐书》卷一四《宪宗纪·上》同）云：
元和三年九月庚寅山南东道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射于頔守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寅恪按：据此，知于頔之拜相与乐天之作诗，其时间相距甚近也。《旧唐书》卷一五六《于頔传》（《新唐书》卷一七二《于頔传》同）略云：
贞元十四年为襄州刺史，充山南东道节度观察。于是广军籍，募战士，器甲犀利，僴然专有汉南之地。于是公然聚敛，恣意虐杀，专以凌上威下为务。及宪宗即位，威肃四方，頔稍戒惧，以第四子季友求尚主，宪宗以长女永昌公主降焉。其第二子方，屡讽其父归朝，入觐，册拜司空平章事。
《国史补·中》（《新唐书》卷一七二《于頔传》略同）云：
襄州人善为漆器，天下取法，谓之襄样。及于司空頔为帅，多酷暴。郑元镇河中，亦虐，远近呼为襄样节度。
寅恪按：于頔居镇骄蹇，迫于事势，不得已而入朝。虽其执政原是虚名，但以如是人而忝相位，固宜讥讽也。
《白氏长庆集》卷四一《论于頔裴均状》（于頔、裴均欲入朝事宜）云：
且于頔身是大臣，子为驸马，性灵事迹陛下素谙。一朝到来，权兼内外。若绳以规制，则必失君臣之心。若纵其作为，则必败朝廷之度。
同书同卷《论于頔所进歌舞人事宜状》云：
于頔自入朝来，陛下待之，深得其所。存其大体，故厚加宠位。知其性恶，故不与威权。
寅恪按：乐天于于頔入朝以前，已有痛诋之语，在其入朝以后，复于奏状中言其“性恶”，是不满于于頔可知。然则谓此篇为专指于于者，亦不足怪矣。
诗中“官牛官牛驾官车，浐水岸边般载沙”“载向五门官道西，绿槐阴下铺沙堤”者，盖拜相之仪制，如《国史补·下》云：
凡拜相，礼绝班行，府县载沙填路，自私第至于城东街，名曰沙堤。
者，是也。
紫毫笔
此篇小序云：
诚失职也。
寅恪按：乐天在翰林时实有拾遗补阙之功。观《白氏长庆集》卷四一、卷四二、卷四三，诸卷所上奏状，可以为证。又《旧唐书》卷一六六，《新唐书》卷一一九《白居易传》，《通鉴》卷二三八《唐纪·宪宗纪》“元和五年六月甲申”条，及《李相国论事集》卷二“论白居易事”条，均载宪宗谓白居易不逊，及李绛解释之语，则乐天亦可谓言行相符者矣。然则此篇之作，而又以之次于《官牛》一篇之后者，殆有感触于时政之缺失，而愤慨称职者之不多，似无可疑也。
乐天以宣州解送中进士第，此篇及《红线毯》篇俱以宣州之贡品为言，盖皆其所熟知者也。兹取旧籍之涉及宣州兔毫笔者略录数条于下。
《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八“宣州溧水县”条（此条乃张清常君举以见告者，附记于此）云：
中山在县东南一十五里，出兔毫，为笔精妙（《旧唐书》卷一〇五《韦坚传》载宣城郡船所堆积之产物中有纸笔。又《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宣州宣城郡土贡有兔褐簟纸笔”条）。
《全唐文》卷八〇一陆龟蒙《管城侯传》略云：
毛元锐，字文锋，宣城人。其族有窜于江南者，居于宣城溧阳山中，宗族豪甚。
寅恪按：《太平寰宇记》卷一〇三所纪宣州土产中，笔居其一。乐氏之书，虽较晚出，亦可与乐天之诗相印证也。至张耒《明道杂志》云：
余守宣州，问笔工毫用何处兔。答云，皆陈亳、宿数州客所贩。宣自有兔，毫不可用。盖兔居原田，则毫全，以出入无伤也。宣兔居山，出入为荆棘树枝所伤，则短秃，则白诗所云非也。
《宣和画谱》卷一八“崔慤”条云：
大抵四方之兔，赋形虽同，而毛色小异。山林原野，所处不一。如山林间者，往往无毫，而腹下不白。平原浅草，则毫多而腹白，大率如此相异也。白居易曾作宣州笔诗，谓，江南石上有老兔，食竹饮泉生紫毫。此大不知物之理。闻江南之兔，未尝有毫。宣州笔工，复取青齐中山兔毫作笔耳。
恐是古今产物之殊异。上引唐人之文，足征白诗之不妄。文潜拘于时代，致疑古人，其言未必可为定论也。
隋堤柳
此篇殆乐天追赋汴河之旧游，以足五十首之数者，故诗句既为通常警诫之语，而感慨亦非特别深挚。唯乐天本有旧业在埇桥（参《白氏长庆集》卷二八《答户部崔侍郎书》，又卷五三《埇桥旧业》五律），少时又尝旅居吴越（参《白氏长庆集》卷五九《吴郡诗石记》），观《白氏长庆集》卷五三《汴河路有感一首》所云：
三十年前路，孤舟重往还。绕身新眷属，举目旧乡关。事去唯留水，人非但见山。啼襟与愁鬓，此日两成斑。
可知其与汴河关系之密切也。然则乐天是篇之作，较之诗人之浮泛咏古者，固亦有差别矣。
“隋堤柳”者，《隋书》卷二四《食货志》略云：
炀帝即位，开渠引谷洛水自苑西入，而东注于洛。又自板渚引河达于淮海，谓之御河。河畔筑御道，树以柳。又造龙舟凤?，黄龙赤舰，楼船，篾舫。募谙水工，谓之殿脚。衣锦行幐，执青丝缆，挽船以幸江都。
“龙舟未过彭城阁”者，即《大唐创业起居注·下》略云：
宇文化及等谋同逆，遂夜率骁果者围江都宫，杀后主于彭城阁。
是也，又《嘉庆一统志》卷九七《江苏扬州府古迹门》卷二云：
彭城阁，在甘泉县彭城村。《大业杂记》，炀帝建，阁中有温室。先是开皇末有泥彭城口之谣，其后果验。唐李益有诗。
可知彭城阁之所在。《全唐诗》第十函《李益诗》卷二《扬州怀古》云：
彭城阁边柳，偏似不胜春。
君虞与乐天为同时人，其所咏者，可与白氏此句参证也。
“二百年来汴河路”者，《隋书》卷三《炀帝纪》云：
辛亥，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
隋炀帝大业元年当西历六〇五年。白氏作诗时为唐宪宗元和四年，当西历八〇九年。相距之年正约合二百之数也。至《汴河路》，则寅恪已于拙著《〈秦妇吟〉校笺》中详论之，于此可不复述。
草茫茫
此篇小序云：
惩厚葬也。
考《唐会要》卷三八《葬》门略云：
元和三年五月京兆尹郑元修奏，王公士庶丧葬节制，其凶器悉请以瓦木为之。是时厚葬成俗久矣，虽诏命颁下，事竟不行。
寅恪按：元修之奏上于元和三年，即在乐天赋《新乐府》之前一年，当时士庶习于厚葬之风，此足为证矣。又《白氏长庆集》卷四八第六六目《禁厚葬》略云：
国朝参古今之仪，制丧葬之纪，尊卑丰约，焕然有章，今则郁而不行于天下者久矣。况多藏必辱于死者，厚费有害于生人。习不知非，浸而成俗。陛下欲革其弊，则宜振举国章，申明丧纪。移风革俗，其在兹乎？
则乐天于当时民间厚葬之弊俗，久具匡革之志。此篇之作，实仍本其数年前构《策林》时之旨意也。或疑篇中既以“秦始骊山”“汉文霸陵”为说，似是专指山陵而言。然乐天《新乐府》中凡所讽论，率以见事为主。其有赋咏前朝故事者，亦多与时事有关。如《胡旋女》篇中有“五十年来制不禁”之句，《上阳白发人》有“入时十六今六十”之句等，皆其例也。故此篇自不应远刺代宗或其以前之山陵，而乐天所得闻知者，则德宗顺宗崇丰二陵，又未见有过奢之制度。是知此篇只可视为泛说，方能有当也。至于秦始汉文之得失，亦不过言丧葬俭侈利弊者所习用之比照耳，未可据以疑及此篇之旨意也。今戈本《贞观政要》卷六《论俭约》篇略云：
贞观十一年诏曰，阖闾违礼，珠玉为凫雁。始皇无度，水银为江海。季孙擅鲁，敛以玙璠。桓魋专宋，葬以石椁。莫不因多藏以速祸，由有利而招辱。其王公以下，爰及黎庶，自今以后，送葬之具有不依令式者，仰州府县官明加检察，随状科罪。在京五品以上，及勋戚家，仍录奏闻。
太宗之诏，旨在惩革臣民厚葬之俗，而亦以秦始皇帝为言，是可与乐天此篇相参证。又此条本载在《贞观政要·论慎终》篇中（见戈氏原注），当为乐天作《七德舞》寻扯材料时所及见，或亦与此篇之作有关耶？
古冢狐
乐天《新乐府》率皆每篇各持一旨，而不杂不复。其《李夫人》一篇，如前所论，乃献谏于君上之词。则此篇之旨意，自宜与之有别。
诗云：
古冢狐，妖且老，化为妇人颜色好。头变云鬟面变妆，大尾曳作长红裳，徐徐行傍荒村路。日欲暮时人静处，或歌或舞或悲啼。翠眉不举花颜低，忽然一笑千万态，见者十人八九迷（《白氏长庆集》卷二《和答诗十首》之九《和古社》诗中虽有，“妖狐变美女，社树成楼台。黄昏行人过，见者心徘徊”诸句，但彼篇意在警戒小人，与此篇之旨有异）。
此篇之作以妖狐幻化美女迷惑行人为言，乃示戒于民间一般男子者。至于篇末一节“何况褒妲之色善蛊惑，能丧人家覆人国”之句，恐不过充类至尽，痛陈其害，未必即与少陵北征诗“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所述者同其意也。
复次，狐能为怪之说，由来久矣。而幻为美女以惑人之物语，则恐是中唐以来方始盛传者。取此篇与下列史料相印证，亦足供研究社会风俗者之参考也。
《太平广记》卷四四七“狐类狐神”条引《朝野佥载》云：
唐初以来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以乞恩，食饮与人同之。事者非一主，当时有谚曰，无狐魅，不成村。
寅恪按：据此可知唐代社会盛行信奉狐神之俗也。又同书卷四五二“同类任氏”条略云：
郑子至乐游园，已昏黑矣。见一宅，土垣车门，室宇甚严。延入，任氏更妆而出，酣饮极欢，夜久而寝。其妍姿美质，歌笑态度，举措皆艳，殆非人世所有。将晓，任氏曰，可去矣。乃约后期而去。既行及里门，门扃未发，门旁有胡人卖饼之舍，郑子指宿所以问之。曰，自此东转有门者，谁氏之宅。主人曰，此隤墉弃地，无第宅也。郑子曰，适过之，曷以云无。与之固争。主人适悟，乃曰，吁！我知之矣。此中有一狐，多诱男子偶宿，尝三见矣。今子亦遇乎？郑子赧而隐曰，无。质明复视其所，见土垣车门如故，窥其中，皆蓁荒及废圃耳。
寅恪按：此为沈既济于建中二年所撰之任氏传文，沈氏作此传与白氏作《新乐府》之时代相距不远，故可取相参证也。据沈白二公之言，则中唐以来已有此种类似《聊斋志异》之狐媚物语，可以考知矣。
黑潭龙
《韩昌黎集》卷五有《炭谷湫祠堂》五言古诗一首，题下注引欧本云：
在京兆之南，终南之下，祈雨之所也。南山秋怀诗皆见之。
又引陆长源《辨疑志》云：
长安城南四十里有灵母谷，俗呼为炭谷。
又引宋敏求《长安志》略云：
炭谷在万年县南六十里，澄源夫人湫庙在终南山炭谷。
乐天此篇所咏黑潭之龙祠，岂即昌黎诗所咏炭谷湫之龙祠耶？考元和四年之春，京畿实有旱灾（详《杜陵叟》篇所论），则此篇所摹写龙祠享祭之盛，当为乐天亲有闻见者也。
此篇小序云：
疾贪吏也。
颇疑此篇之作，殆受元微之于元和四年使东川按故东川节度使严砺罪状事（详《长恨歌笺证》）之暗示，但此篇末节云：
肉堆潭岸石，酒泼庙前草。不知龙神享几多，林鼠山狐长醉饱。狐何幸，豚何辜，每年杀豚将喂狐。狐假龙神食豚尽，九重泉底龙知无。
是所谓龙者，似指天子而言。狐鼠者，乃指贪吏而言。豚者，即谓无辜小民也。考《白氏长庆集》卷四一《论于頔裴均状》（于頔裴均欲入朝事宜）云：
窃见外使入奏，不问贤愚，皆欲仰希圣恩，旁结权贵。上须进奉，下须人事。莫不减削军府，割剥疲人。每一入朝，甚于两税。又闻于頔、裴均等，数有进奉。若又许来，荆襄之人，必重困于剥削矣。
同集同卷《论王锷欲除官事宜状》略云：
臣又闻王锷在镇日，不恤凋残，唯务差税。淮南百姓，日夜无憀。五年诛求，百计侵削。钱物既足，部领入朝，号为羡余，亲自进奉，今若授同平章事，臣又恐诸道节度使今日以后，皆割剥生人，营求宰相。
同书同卷《论裴均进奉银器状》云：
臣闻众议皆云裴均性本贪残，动多邪巧，每假进奉，广有诛求。
其论于頔状，论王锷状，俱为元和三年所上（頔子季友以元和二年十二月己卯即二十六日尚主，而此状云頔子为驸马，则论于頔状自为元和三年所上。至论王锷状，为元和三年上事，可参《通鉴》卷二三七《唐纪·宪宗纪》“元和三年九月”条及《资治通鉴·考异》）。论裴均状为元和四年所上（参同书同卷“元和四年四月”条及《资治通鉴·考异》）。乐天既于作此篇前屡论进奉之情事，而进奉之情事，又恰与此篇所咏者切合，则此篇至为直接诋诮当日剥削生民，进奉财货，以邀恩宠，求相位之藩镇者也。
天可度
此篇小序云：
恶诈人也。
所谓“诈人”者，初视之，似是泛指，但详绎之，则疑白氏之意乃专有所刺。其所刺者，殆李吉甫乎？
何以言之？篇之结语云：
君不见李义府之辈笑欣欣，笑中有刀潜杀人。阴阳神变皆可测，不测人间笑是嗔（关于人言李义府笑中有刀事，可参《旧唐书》卷八二《李义府传》，《新唐书》卷二二三《奸臣传·上·李义府传》及《谈实录》等）。
揆以“卒章显其志”之义，则已直指吉甫之姓，呼之欲出矣。又诗中：
但见丹诚赤如血，谁知伪言巧似簧。
之句，可与《唐会要》卷八〇“朝臣复谥”条载《张仲方驳吉甫谥议》：
谄泪在脸，遇便则流。巧言如簧，应机必发。
之言相印证。盖仲方驳谥之议，虽作于吉甫身后，然其言必为当日牛党对于吉甫之共评也。而仲方少尝与乐天同官交好（见《白氏长庆集》卷六一《范阳张公墓志铭》），则二公词语之如此巧合，必非偶然，又从可知矣。
复次，《李相国论事集》卷二“论郑絪事”条（参《通鉴》卷二三七《唐纪·宪宗纪》“元和二年十一月昭义节度使卢从史内与王士真刘济潜通”条）略云：
上（宪宗）曰，朕与宰相商量，欲召卢从史却归潞府，续追入朝。郑絪辄漏泄我意，先报从史。故事合如何处置？绛曰，计郑絪必不自泄，从史必不自言。陛下先知，何以得之？上曰，密奏。绛对曰，絪颇知古今，洞识名节，事出万端，情有难测。莫是同列有不便之势，专权有忌前之心，造为此辞，冀其去位。无令人言陛下惑于谗佞也。至是遂已。
同书同卷“辨裴武疏”条（参《通鉴》卷二三八《唐纪·宪宗纪》“元和四年九月庚戌上以裴武为欺罔”条）略云：
上（宪宗）颜色甚震怒曰，裴武罔我，又使回未见，先宿裴垍宅，须左降岭南远处。绛因奏言，裴武久为朝士，具谙制度。裴垍身为宰相，特受恩私。若其未见，便尔宿宰相家，固无此理。况皆详练时事之人，计必无此事。必有构伤裴垍、裴武，陛下不可不察。武得守其位。
寅恪按：《李相国论事集》乃专诋吉甫之书，其言未可尽信。然此两条并为司马温公采入《通鉴》，似亦颇可依据。前者《通鉴》以之系于元和二年十一月，盖由“召卢从史令还昭义事”而定，其潜害郑絪之人，《通鉴》属之吉甫。后者《通鉴》以之系于元和四年九月，盖由裴武使成德复命事而定。其构伤二裴之人，则不可知。考吉甫此时已出镇淮南，当无尚在长安之理。所可注意者，其时间正与乐天作诗之时相符是也。然则此二条所述者，谮害之谋如出一辙，诬构之语发自二人。乐天之诗殆即由此而作，而特以“李义府之辈”为言者，其职是之故欤（可参阅《涧底松》篇所论）？
秦吉了
此篇小序云：
哀冤民也。
诗云：
岂无鵰与鹗，嗉中肉饱不肯搏。亦有鸾鹤群，闲立飏高（寅恪按：《全唐诗》“飏高”作“高飏”）如不闻。秦吉了，人云尔是能言鸟，岂不见鸡燕之冤苦。吾闻凤凰百鸟主，尔竟不为凤凰之前致一言，安用噪噪闲言语。
寅恪按：诗中之鵰鹗，乃指宪台京尹搏击肃理之官，鸾鹤乃指省阁翰苑清要禁近之臣，秦吉了即指谓大小谏。是此篇所讥刺者至广，而乐天尤愤慨于冤民之无告，言官之不言也。
复次，此篇所言：
昨日长爪鸢，今朝大嘴乌。鸢捎乳燕一窠覆，乌啄母鸡双眼枯。鸡号堕地燕惊去，然后拾卵攫其雏。
一节，乃喻豪强侵凌弱小之事，似可与《白氏长庆集》卷一《宿紫阁山北村》诗：
中庭有奇树，种来三十春。主人惜不得，持斧断其根。口称采造家，身属神策军。主人慎勿语，中尉正承恩（可参《白氏长庆集》卷二八《与元九书·闻仆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等语）。
诸语相参证。盖当日神策军将吏最为暴横，观《旧唐书》卷一五四《许孟容传》（《新唐书》卷一六二《许孟容传》同）：
四年，拜京兆尹，赐紫。神策吏李昱假贷长安富人钱八千贯，满三岁不偿。孟容遣吏收捕械系，尅日命还之。曰，不及期当死（《通鉴》卷二三八《唐纪·宪宗纪》“元和四年九月”此条作，“曰，期满不足当死”）。自兴元以后，禁军有功，又中贵之尤有渥恩者，方得护军。故军士日益纵横，府县不能制。孟容刚正不惧，以法绳之，一军尽惊。冤诉于上，立命中使宣旨令送本军，孟容系之不遣。中使再至，乃执奏曰，臣职司辇毂，合为陛下弹抑豪强。钱未尽输，昱不可得。上以其守正，许之。
之记载，即可知也。夫身受侵害之冤民，多不敢自陈，职司辇毂之京尹，又少能绳制，而有言责者，复不为诉一言于君上，乐天此篇所深慨者，其在斯乎？
鸦九剑
《元氏长庆集》卷二《说剑》诗略云：
吾友有宝剑，密之如密友。我实胶漆交，中堂共杯酒。白虹座上飞，青蛇匣中吼。我闻音响异，疑是十将斗。何人为铸之，干将别来久。我欲评剑功，愿君良听受。剑可剥犀兕，剑可切琼玖。剑决天外云，剑冲日中斗。剑惰妖蛇腹，剑拂佞臣首。今复谁人铸，挺然千载后。既非古风壶，无乃近鸦九。劝君慎所宝，所用无或苟。潜将辟魑魅，勿但惊妾妇。留斩泓下蛟，莫试街中狗。
取与此篇相较，颇疑乐天是题之作，不能与之无关。唯乐天此篇与微之诗又有不同者，乐天诗云：
欧冶子死千年后，精灵暗授张鸦九。鸦九铸剑吴山中，天与日时神借功。
盖“欧冶子死千年”者，喻周衰秦兴六义始刓（见《白氏长庆集》卷二八《与元九书》），迄于乐天之时约有千年之久也。“张鸦九”者，乐天所以自喻。“鸦九铸剑”者，乐天以喻其作《新乐府》欲扶起诗道之崩坏也（亦《与元九书》中语）。是取《鸦九剑》为题，即指《新乐府》之作而言，亦可以推见矣。故此篇小序所云：
思决壅也。
结语所云：
不如持我决浮云，无令漫漫蔽白日。为君使无私之光及万物，蛰虫昭苏萌草出。
实不仅为此篇之主旨，《新乐府》五十首之作，其全部旨意亦在于斯。由此观之，乐天此篇之作，乃总括叙述其前此四十八篇之主旨者也。
此外尚有可论者，此篇既已总括其《新乐府》之作，而后此复有《采诗官》一篇，以为全部《新乐府》之殿，何耶？曰，此篇所述者，一己之作品。《采诗官》所论者，广大之理想。乐天之意，盖以为决壅蔽，系乎广视听。广视听之要则，在立采诗之官。夫采诗官者，日采于下，岁献于上（详见下《采诗官》篇所引）。是其《新乐府》之作，亦不过备采诗官之采献耳。此所以必以《采诗官》一篇为殿也。乐天《新乐府》组织之严，用意之密，斯又为一例证矣。
复次，诗中“剑成未试十余年”者，亦疑为乐天自喻之语。考乐天于贞元十五年己卯由宣州解送，可视为剑成之始。自此迄于元和四年己丑赋《新乐府》之时，其间已逾十年矣。盖乐天此篇以鸦九之剑，乐天自身及其《新乐府》作品融而为一，诚可谓物我两忘，主宾俱泯矣。
釆诗官
乐天《新乐府》五十篇，每篇皆以“卒章显其志”。此篇乃全部五十篇之殿，亦所以标明其作五十篇之旨趣理想者也。
《白氏长庆集》卷四八《策林》第六十九目《采诗以补察时政》（参同卷《策林》第六八目《议文章》，前总论已引）略云：
臣闻圣王酌人之言，补己之过，所以立理本，导化源也。将在乎选观风之使，建采诗之官，俾乎歌咏之声，讽刺之兴，日采于下，岁献于上者也。所谓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诫。所谓善防川者，决之使导。善理人者，宣之使言。
同集卷三〇《进士策问五道》（元和三年为府试官）之第三道云：
问，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发于叹，兴于咏，而后形于歌诗焉。故闻蓼萧之咏，则知德泽被物也。闻北风之刺，则知威虐及人也。闻广袖高髻之谣，则知风俗之奢荡也。古之君人者，采之以补察其政，经纬其人焉。夫然，则人情通而王泽流矣。今有司欲请于上，遣观风之使，复采诗之官，俾无远迩，无美刺，日采于下，岁闻于上。以副我一人忧万人之旨，识者以为何如。
寅恪按：上引二文皆乐天于元和四年赋《新乐府》以前所作，可知乐天于复古采诗之意，盖蓄之胸中久矣。
《白氏长庆集》卷一《读张籍古乐府》略云：
张君何为者，业文三十春。尤工乐府诗，举代少其伦。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愿播内乐府，时得闻至尊。
同书同卷《寄唐生》诗云：
我亦君之徒，郁郁何所为。不能发声哭，转作乐府诗。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功高虞人箴，痛甚骚人辞。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
同书卷二八《与元九书》略云：
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是时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屡降玺书，访人急病。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上以广宸聪，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贵。下以复吾平生之志。岂图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闻，而谤已成矣。岂六义四始之风，天将破坏，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之意，不欲使下人之病苦，闻于上耶？不然，何有志于诗者，不利若此之甚也？
寅恪按：乐天之《新乐府》与文昌之《古乐府》，其体制虽有不同，而乐天推许文昌《古乐府》，则曰“未尝著空文”。自诩其《新乐府》，则曰“篇篇无空文”。是此一要义，固无差别也。又乐天于文昌《古乐府》则曰“愿播内乐府，时得闻至尊”。自述其作乐府之本志，则曰“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此即其“采诗”“讽谏”之旨意也。《新乐府》以此篇为结后之作，正如常山之蛇尾，与首篇有互相救护之用。其组织严密，非后世摹仿者，所能企及也。
《南部新书》癸卷云：
四明人胡抱章，作拟白氏讽谏五十首，亦行于东南，然其辞甚平。后孟蜀末杨士达亦撰五十篇，颇讽时事。士达子举正，端拱二年进士，终职方员外郎。
寅恪按：后世摹仿全部《新乐府》之诗，如胡杨之徒所作，均不显著流传。若清高宗之拟作，则更可不置论矣。
复次，乐天作《新乐府》之义旨，非难附和承袭，而其作《新乐府》之才艺，则旷世不一见者也。苟无其才艺之实，徒揭其义旨以自高，则不胜其虚诞之弊矣。
《南部新书》庚卷云：
元和以来，举人用虚语策子作赋，若使陈诗观风，乃教人以妄尔。
寅恪按：李珏以讥讽时事为元和体诗之病（见《唐语林》卷二“文学”类“文宗欲置诗学士”条），恐非绝无依据之言。故论《新乐府》竟，并附录末流摹拟之弊于此，以供效颦者之鉴诫（见校补记第三则）。
然则赤藤杖与乐天关系密切如此，亦可称佳话矣。
元诗云：
求天叩地持双珙。
白诗云：
摩挲俗羽双隈伽。
寅恪按：此二句俱不易解。白曰“双隈伽”，元曰“双珙”，岂“隈伽”者，“珙”之音义耶？姑识于此，以俟更考。
白诗云：
异牟寻男寻阁劝，特赦召对延英殿。上心贵在怀远蛮，引临玉座近天颜。冕旒不垂亲劳徕，赐衣赐食移时对。
寅恪按：王建《宫词》第二首云：
殿前传点各依班，召对西来六诏蛮。
其第八首云：
直到银台排仗合，圣人三殿对西番（此首所咏非即指六诏蛮，但以其言天子御殿召对蛮夷事，故附录之）。
可与白诗参证也。
骠国乐
《旧唐书》卷一三《德宗纪·下》云：
乙丑，骠国王遣使悉利移来朝贡，并献其国乐十二曲与乐工三十五人。
而微之此篇题下李传云：
贞元辛巳岁始来献（乐天此篇小序下之注作十七年。贞元辛巳岁，即贞元十七年也）。
盖实以贞元十七年来献，而十八年正月陈奏之于阙庭也。
乐天此篇以“欲王化之先迩后远也”为旨，微之诗中有：
教化从来有源委，必将泳海先泳河。
之句，是二公此篇持旨相同之证。想李公垂原作，当亦类似。殆即乐天《和答诗十首·序》（《白氏长庆集》卷二）所谓：
同者谓之和。
也。
乐天诗云：
雍羌之子舒难陀，来献南音奉正朔。
又云：
曲终王子启圣人，臣父愿为唐外臣。
《白氏长庆集》卷四〇《与骠国王雍羌书》略云：
又令爱子远副阙庭，今授卿太常卿，并卿男舒难陀那及元佐摩诃思那二人亦各授官。
《说郛》卷六七《骠国乐颂》（当是开州刺史唐次所撰，见《新唐书》卷二二二下《南蛮传·骠国传》）略云：
骠国王子献其乐器。初，骠国之王举国送之，且训其子曰，圣唐恩泽，宏被八埏。
又《颂辞》云：
至若骠国，来循万里。进贡其音，敢爱其子。
《唐会要》卷一〇〇“骠国”条略云：
贞元十八年春正月，南诏使来朝，骠国王始遣其弟悉利移来朝。今闻南诏异牟寻归附，心慕之，乃因南诏重译，遣子朝贡。其王姓困没长，名摩罗惹。
《通鉴》卷二三六《唐纪·德宗纪》略云：
贞元十八年春正月骠国王摩罗思那遣其子悉利移入贡，仍献其乐。
《旧唐书》卷一九七《南蛮传·骠国传》略云：
贞元中其王闻南诏异牟寻归附，心慕之。八年，乃遣其弟悉利移因南诏重译来朝。又献其国乐，凡十曲（据《新唐书》卷二二二下《南蛮传·骠国传》所标举者应有十二曲），与乐工三十五人俱，寻以悉利移为试太仆卿。
《册府元龟》卷九七二“外臣”部“朝贡”门云：
贞元十八年正月，骠国王始遣其弟悉利移来朝，献其国乐凡十曲（同书五七〇“掌礼”部“夷乐”门作十二曲），与乐工三十五人来朝。
《新唐书》卷二二二下《骠国传》略云：
雍羌亦遣弟悉利移城主舒难陀献其国乐，五译而至。德宗授舒难陀太仆卿遣还。
寅恪按：骠国王所遣之使，诸书所记互相乖异。乐天之诗及其所草《与骠国王雍羌书》俱以“骠国王雍羌之子舒难陀”为言。今传世之《说郛》本《骠国乐颂》，则唯言骠国王遣其子献乐而不著其名。《通鉴》以献乐者为骠国王之子悉利夷，旧传《册府元龟》并以悉利夷为雍羌之弟，新传则作“雍羌亦遣弟悉利移城主舒难陀”。又可注意者，《唐会要》于同条中述同一事，而前言“骠国王始遣其弟悉利移来朝”，后言“遣子入贡”。《唐颂》《白书》俱当时之文件，其他诸书亦皆可信之史籍，而抵牾若此，殊不可解，姑记之以俟更考。
复次，《新唐书》卷二二二下《南蛮传·骠国传》略云：
贞元中王雍羌闻南诏归唐，有内附心。异牟寻遣使杨加明诣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请献夷中歌曲，且令骠国进乐人，于是皋作南诏奉圣乐，雍羌亦遣弟悉利移，城主舒难陀献其国乐。至成都，韦皋复谱次其声，以其舞容乐器异常，乃图画以献。
《国史补·下》略云：
于司空因韦太尉奉圣乐，亦撰顺圣乐以进。又令女妓为六佾舞，声态壮妙，号《孙武顺圣乐》。
寅恪按：德宗经朱泚乱后，只求苟安，专以粉饰太平为务，藩镇大臣亦迎合意旨。故虽南康之勋业隆重，仍不能不随附时俗，宜乎致当时之讥刺也。特元白二公俱于此篇未明言之耳。
缚戎人
此篇题目元白集诸本均作“缚戎人”，独白氏《新乐府》嘉承本作“传戎人”。证以微之此篇题下注中“例皆传置南方”之语，知极可通，不必定为讹字。至乐天“将军遂缚作蕃生”句中之缚字，虽断不可改易，然未必即是与题意相应者也。
微之幼居西北边镇之凤翔，对于当时边将之拥兵不战，虚奏邀功，必有所亲闻亲见，故此篇言之颇极愤慨。乐天于贞元时既未尝在西北边陲，自无亲所闻见，此所以不能超越微之之范围而别有增创也。至微之诗末“缘边饱喂十万众，何不齐驱一时发。年年但捉两三人，精卫衔芦塞溟渤”诸句，白氏此篇不为置和者，盖以此旨抒写于《西凉伎》篇中，而有“缘边空屯十万卒，饱食温衣闲过日。遗民肠断在凉州，将卒相看无意收”一节，斯又乐天《新乐府》不复不杂之一贯体例也。
今逻些《长庆会盟碑》云：
若有所疑，或要捉生问事，便给衣粮放还。
寅恪按：元诗此篇“年年但捉两三人”之“捉”，白诗“将军遂缚作蕃生”之“生”，及《城盐州》篇“昼牧牛羊夜捉生”之“捉生”，乃此会盟碑，即当日国际条约中“捉生”二字之注脚也（参《酉阳杂俎·前集》卷四“喜兆”类“成式见大理丞郑复说淮西用兵时”条）。唐世有守捉使（参《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有捉生将（参《旧唐书》卷一三三《李晟传附子愬传》），即取义于此。
又《旧唐书》卷一九六下《吐蕃传·下》云：
十一月，以卫尉少卿兼御史中丞侯幼平充入蕃告册立等使。元和元年正月，福建道送到吐蕃生口十七人，诏给递乘放还蕃。
其“生口”一词，亦可与碑文及元白之诗相印证，而专喜改易旧文之宋子京于《新唐书》卷二一六下《吐蕃传·下》易作：
宪宗初，遣使者修好，且还其俘。
则文虽古雅，然“俘”字殊非当日习用之语也。
《韩昌黎集》卷一〇《武关西逢配流吐蕃》七绝云：
嗟尔戎人莫惨然，湖南地近保生全。我今罪重无归望，直去长安路八千。
寅恪按：此可与元诗题下“例皆传置南方”语参证。考《旧唐书》卷一五《宪宗纪·下》云：
癸巳贬愈为潮州刺史。
盖退之贬潮州在元和十四年，尚在长庆会盟之前，故捉缚蕃生并不“给衣粮放还”也？至元和元年正月所以放还吐蕃生口者，以遣使修好，遂有特恩耳。
又《旧唐书》卷一七上《敬宗纪》云：
丁卯，湖南观察使沈传师奏，当道先配吐蕃罗没等一十七人，准赦放还本国。今各得状，不愿还。从之。
寅恪按：此次放还吐蕃生口，虽亦由敬宗即位恩赦。然子言此奏，不独可与微之诗题“例皆传置南方”之语，及退之“湖南地近保生全”之句参证，并可知长庆会盟之后，“蕃生”自宜放还本国，此又足为《长庆会盟碑》文添一注脚矣。
复次，宣宗大中末年裘（唐实录及《旧唐书》卷一六四《王播传附式传》作“仇”）甫乱浙东，观察使王式讨平之。《新唐书》卷一六七《王播传》，《通鉴》自卷二四九宣宗大中十三年十二月至卷二五〇懿宗咸通元年八月（其实仍是大中十四年八月，不过《通鉴》例用后元耳），皆记此事。其中有涉及配流吐蕃者，而《通鉴》所载尤详，当采自《平剡录》也。兹节引其文于下：
官军少骑卒，式曰，吐蕃回鹘比配江淮者，其人习险阻，便鞍马，可用也，举籍府中，得骁健者百余人。虏久羁旅，所部遇之无状，困馁甚。式既犒饮，又赒其父母妻子，皆泣拜欢呼，愿效死。悉以为骑卒，使骑将石宗本将之。凡在管内者，皆视此籍之。又奏得龙陂监马二百匹，于是骑兵足矣。
寅恪按：白诗云：
天子矜怜不忍杀，诏徙东南吴与越。
浙东即是越地，盖唐代本有配流吐蕃于吴越之事。长庆会盟之后，拘于放还“捉生”之条约，自不宜再传置俘虏于南方。或者大中三年唐室收复河湟以后，又不必复守旧约。王式所谓“比配”殆指大中三年以后，十三年以前，所配流者耶（参阅《通鉴》卷二二六德宗建中元年正月改作两税法条“比来”二字胡注）？然则白诗之用“越”字，乃是纪实，而非趁韵也。
又白诗云：
自云乡管本凉原，大历年中没落蕃。
寅恪按：吐蕃之陷凉原，实在大历以前（参《新唐书》卷四〇《地理志·陇右道·总序》及卷三七《地理志》“关内道原州”条。《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陇右道凉州”条等）。乐天以代宗一朝大历纪元最长，遂牵混言之。赋诗自不必过泥，论史则微嫌未谛也。
又微之此诗自注略云：
延州镇李如暹，蓬子将军之子也，尝没西蕃。与蕃妻密定归计。
寅恪按：微之此注疑采自公垂原文，其所谓“延州镇”之“延”字可能不误。若是误字，则当为“廷”字即“庭”字之讹，必不指关内道之延州而言也。
《新唐书》卷四〇《地理志》“北庭大都护府”条注云：
自庭州西延城西六十里有沙钵城守捉。
微之诗云：
小年随父戍安西，河渭瓜沙眼看没。
则李如暹之父绝非戍守关内道延州之镇将，而是属于安西北庭都护府之边军，可以推知矣。至乐天此诗自注大抵同于元诗注文，而删去“与蕃妻”三字。盖乐天诗略云：
誓心密定归乡计，不使蕃中妻子知。凉原乡井不得见，胡地妻儿虚弃捐。早知如此悔归来，两地宁如一处苦。
自非删去此三字不能与词意相合也。唯李传既云“传置”，白诗亦云“领出长安乘递行”，明是乘车。但白诗下又云“扶病徒行日一驿”。则忽改作徒步，不免冲突。乐天殆偶未注意及之耶？又白诗云“忽逢江水忆交河”则非仅承元诗“早年随父戍安西”之语而来。更取“交河”与“江水”为对文，相映成趣耳。其实《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云：
车师前国，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绕城下，故号交河。
而唐之安西大都护府初治西州即交河郡，后徙龟兹（参《新唐书》卷四〇《地理志》）。乐天赋诗时恐亦未必深究交河之为城名抑或水名也。
骊宫高
此篇为微之《新乐府》中所无。李公垂原作虽不可见，疑亦无此题。盖“骊宫高”三字原出《长恨歌》“骊宫高处入青云”之句，故此篇似为乐天所自创也。
乐天此篇意旨明白，自不待多所论证。唯尚有可言者，即唐代自安史乱后，天子之游幸离宫颇成一重公案是也。
《白氏长庆集》卷一二《江南遇天宝乐叟》诗云：
我自秦来君莫问，骊山渭水如荒村。新丰树老笼明月，长生殿闻锁春云。红叶纷纷盖欹瓦，绿苔重重封坏垣。唯有中官作宫使，每年寒食一开门。
寅恪按：当日骊宫之荒废一至于此，若非大事修葺，殊不足供天子之游幸，而此宫本为玄宗际唐室盛世，竭全国财力之所增营。断非安史乱后，帝国凋弊之余，所能重建。此天子游幸所以最是害民费财之举，而清流舆论所以一致深以为非者也。
《元氏长庆集》卷二四《连昌宫词·结语》云：
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庙谟休用兵。
寅恪按：微之此诗当是元和十三年暮春在通州司马任内所作（详《连昌宫词》章），其时连昌宫之荒废情状，据微之诗云：
去年敕使因斫竹，偶值门开暂相逐。
又云：
自从此后还闭门，夜夜狐狸上门屋。
是颇与骊宫相类似，而此诸语又足与白氏《江南遇天宝乐叟》诗“唯有中官作宫使，每年寒食一开门”之句相证发也。夫微之不持讽谏之旨，以匡主救民，反以望幸为言，而希恩邀宠，诚可谓冒天下之大不韪，宜当世之舆论共以谄佞小人目之矣。
《元氏长庆集》卷三四《两省供奉官谏幸温汤状》略云：
今月二十一日车驾欲幸温汤，臣等以驾幸温汤，始自玄宗皇帝，乘开元致理之后，当天宝盈羡之秋，而犹物议喧嚣，财力耗悴。数年之外，天下萧然。况陛下新御宝图，将行大典，郊天之仪方设，谒陵之礼未遑，遽有温泉之行，恐失人神之望。伏乞特罢宸游，曲面（回）天眷。
原注云：
元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两省三十人同状。
寅恪按：微之此状以玄宗游幸温汤遂致“财力耗悴”“天下萧然”为言，是与乐天此篇：
吾君爱人人不识，不伤财兮不伤力。
等句之旨适相符同也。至其所以赋望幸连昌之诗于宪宗御宇之时，而草谏幸华清之状于穆宗践阼之始者，殆即以由诗篇受中人之助，已为清议所不容，遂欲借状词以掩饰其前非，而求谅于舆论欤？
《元氏长庆集》卷三六《进马状》略云：
同州防御乌马一匹，八岁，堪打球及猎。右臣窃闻道路相传，车驾欲暂游幸温汤，未知虚实者，其马谨随状进。
寅恪按：微之于元和十五年十二月任祠曹时，曾草状谏穆宗驾幸温汤，而于长庆二年刺同州时又进马助翠华巡游昭应。其时间相距，不出二年，而一矛一盾，自翻自覆，尤为可笑也。然则其前状匡君进谏之词，本为救己盖愆之计，观此可知矣。
杜牧《樊川文集》卷一二《与人论谏书》（参《唐语林》卷六）略云：
近者宝历中敬宗皇帝欲幸骊山，时谏者至多，上意不决。拾遗张权舆伏紫宸殿下叩头谏曰，先皇帝幸骊山，而享年不长。帝曰，骊山若此之凶邪，宜一往以验彼言。后数日自骊山回，语亲幸曰，叩头者之言，安足信哉。
寅恪按：牧之所纪敬宗游幸温汤之事，颇与本文所论有关，故附录于此，以供读诗论世者之参考。
乐天诗中所谓：
吾君在位已五载。
者，盖宪宗于永贞元年八月乙巳即位（见《旧唐书》卷一四《宪宗纪·上》，《新唐书》卷七《宪宗纪》，《通鉴》卷二三六《唐纪·宪宗纪》）至元和四年，已五载矣。观于后来穆宗于元和十五年闰正月即位，其年十二月即欲游幸温汤，则乐天此篇所见，殊为深远，似已预知后来之事者。颇疑乐天在翰林之日，亲幸小人已有以游幸骊山从谀元和天子者。故此篇之作，实寓有以期克终之意。是则乐天诚得诗人讽谏之旨，而与微之之进不以正者，其人格之高下，相去悬绝矣。
百炼镜
扬州贡端午铸镜事，旧籍所载颇多，兹择录其有关者如下：
《旧唐书》卷一二《德宗纪·上》云：
己未，扬州每年贡端午日江心所铸镜，幽州贡麝香，皆罢之。
《国史补·下》（参《酉阳杂俎·前集》卷三《贝编》“僧一行穷数有异术”条，《容斋五笔》“端午帖子词”条，及《异闻录》“唐天宝三载五月初五日进水镜一面”条）云：
扬州旧贡江心镜，五月五日扬子江中所铸也。或言无有百炼者，或至六七十炼，则已易破难成，往往有自鸣者。
此篇“我有一言闻太宗”以下至篇末一节，据《贞观政要》卷三《论任贤》篇“魏征”条（《旧唐书》卷七一、《新唐书》卷九七《魏征传》同）云：
太宗后尝谓侍臣曰，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因泣下久之。
寅恪按：此篇疑亦是乐天翻检《贞观政要》及《太宗实录》以作《七德舞》时，采摭其余义而成者也。
青石
乐天《秦中吟》有《立碑》一首，可与此篇相参证。《立碑》云：
勋德既下衰，文章亦陵夷。但见山中石，立作路旁碑。铭勋悉太公，叙德皆仲尼。复以多为贵，千言直万赀。为文彼何人，想见下笔时。但欲愚者悦，不思贤者嗤。
此篇云：
工人磨琢欲何用，石不能言我代言。不愿作人家墓前神道碣，坟土未干名已灭。不愿作官家道旁德政碑，不镌实录镌虚词。
盖皆讥刺时人之滥立石碣，与文士之虚为谀词者也。但《立碑》全以讥刺此种弊俗为言，而《青石》更取激发忠烈为主旨，则又是此二篇不同之点。《立碑》一篇以麹信陵为例者，麹信陵虽名位不显，而有美政，虽无人为之立碑，而遗爱在民（可参阅《容斋五笔》卷七“书麹信陵事”条），盖所以愈见立碑欺世之无益复可笑也。《青石》一篇以段颜为例者，唐世忠烈之臣无过二公，《旧唐书》卷一二八，《新唐书》卷一五三俱以二公合传，而《旧唐书·段秀实传》云：
自贞元后，累朝凡赦书节文，褒奖忠烈，必以秀实称首。
真卿复与秀实齐名，此篇标举忠烈，以劝事君，舍此二公，自莫属也。又秀实死于朱泚之乱，真卿死于李希烈之叛，则此篇结语：
长使不忠不烈臣，观碑改节慕为人。慕为人，劝事君。
所谓不忠不烈之臣，乃指骄蹇之藩镇，当无可疑。而元和四年三月卢从史之父卢虔病殁（见罗振玉《丙寅稿·卢虔神道碑铭·跋》），宪宗祭卢虔文即乐天在翰林所草（见《白氏长庆集》卷三九），卢虔之碑文则归登奉敕所撰（亦见《丙寅稿》之跋）。从史为昭义节度使，于元和二年时已有不臣之迹（参《李相国论事集》卷二“论郑事”条及《通鉴》卷二三七《唐纪·宪宗纪》“元和二年十一月昭义节度使卢从史内与王士真刘济潜通”条），于元和四年五月请发本军讨成德王承宗时，翰林学士又有奏疏论其奸谋（参《李相国论事集》卷三《论卢从史请用兵事》条及《通鉴》卷二三七《唐纪·宪宗纪》“元和四年四月，昭义节度使卢从史遭父丧，久未起复”条），颇疑乐天此篇或即因卢虔立碑之事而作也（卢虔之碑立于元和五年三月，见《丙寅稿》之跋，但归登奉敕撰文或在元和四年）。
复次，《新唐书》卷一七六《韩愈传附刘义传》云：
后以争语不能下宾客，因持愈金数斤去。曰，此谀墓中人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
寅恪按：碑志之文自古至今多是虚美之词，不独乐天当时为然（可参《白氏长庆集》卷五九《修香山寺记》）。韩昌黎志在春秋，欲“作唐一经，诛奸佞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而其撰韩宏碑（见《韩昌黎集》卷三二）则殊非实录（参《旧唐书》卷一六一、《新唐书》卷一七一《李光颜传》）。此篇标举段颜之忠业，以劝人臣之事君。若昌黎之曲为养寇自重之藩镇讳者，视之宁无愧乎？前言昌黎欲作唐春秋，而不能就。乐天则作《新乐府》，以拟三百篇，有志竟成。于此虽不欲论二公之是非高下，然读此篇者，取刘义之言以相参证，亦足见当时社会风气之一斑。而知乐天志在移风匡俗，此诗自非偶然无的之作也。
两朱阁
乐天此篇所言德宗女两公主薨后，其第改为佛寺事。其两公主未知确指，唯据《新唐书》卷八三《公主传·宪宗女梁国惠康公主传》云：
始封普宁。帝特爱之，下嫁于季友。元和中徙永昌，薨。诏追封及谥。将葬，度支奏义阳义章公主葬，用钱四千万，诏减千万。
《旧唐书》卷一四八《李吉甫传》（参《新唐书》卷一四六《李吉甫传》）云：
七年京兆尹元义方奏，永昌公主准礼令起祠堂，请其制度。初，贞元中义阳义章二公主咸于墓所造祠一百二十间，费钱数万。（？）
则知德宗女义阳义章二公主之薨，恩礼独优，其后遂引以为例。此篇所言主第改佛寺事，固与《旧唐书·李吉甫传》及《新唐书·公主传·宪宗女梁国惠康公主传》所纪于墓所起祠堂者不同。然揆以德宗诸女中，唯此二主齐名并称，则“贞元双帝子”殆即指此二主而言耶？未敢确言，姑记所疑，以俟详考。
西凉伎
李公垂原作今不可见，未知若何。元白二公之作，则皆本其亲所闻见者以抒发感愤，固是有为而作，不同于虚泛填砌之酬和也。此题在二公《新乐府》中所以俱为上品者，实职是之故。今请先释证此题之共同历史背景，然后再分述二公各别之感愤焉。
关于此题之历史背景，寅恪于拙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下篇《论中国与吐蕃之关系》一节已详言之，可取以参证。兹略述最有关之史料如下。
《旧唐书》卷一二九《韩滉传》（《新唐书》卷一二六《韩休传附滉传》同）略云：
滉上言吐蕃盗有河湟，为日已久。近岁以来，兵众寖弱，计其分镇之外，战兵在河陇五六万而已。国家第令三数良将驱十万众于凉鄯洮渭，并修坚城，各置二万人，足当守御之要。臣请以当道所贮蓄财赋，为馈运之资，以充三年之费。然后营田积粟，且耕且战。收复河陇二十余州，可翘足而待也。上甚纳其言。滉之入朝也，路由汴州，厚结刘玄佐，将荐其可任边事。玄佐纳其赂，因许之。及来觐，上访问焉，初颇禀命。及滉以疾归第，玄佐意怠，遂辞边任。盛陈犬戎未衰，不可轻进。滉贞元三年二月以疾薨，遂寝其事。
同书同卷《张延赏传》（《新唐书》卷一二七《张嘉贞传附延赏传》同，并参《旧唐书》卷一二《德宗纪·上》“贞元三年闰十月庚申诏省州县官员”条）略云：
延赏奏议请省官员曰，请减官员，收其禄俸，资幕职战士，俾刘玄佐复河湟，军用不乏矣。上（德宗）然之。初韩滉入朝，至汴州，厚结刘玄佐，将荐其可委边任。玄佐亦欲自效，初禀命，及滉卒，玄佐以疾辞。上遣中官劳问，卧以受命。延赏知不可用，奏用李抱真，抱真亦辞不行。时抱真判官陈昙奏事京师，延赏俾昙劝抱真，竟拒绝之。
同书卷一五二《刘昌传》（参《旧唐书》卷一三《德宗纪·下》“贞元四年正月庚午以宣武军行营节度使刘昌为泾州刺史四镇北庭行军泾原等州节度使”条及《新唐书》卷一七〇《刘昌传》等）略云：
贞元三年，玄佐朝京师，上因以宣武士众八千，委昌北出五原。军中有前却沮事，昌继斩三百人，遂行，寻以本官授京西北行营节度使。岁余，授泾州刺史充四镇北庭行营兼泾原节度支度营田等使，昌在西边仅十五年（《旧唐书》卷一三《德宗纪·下》，贞元十九年五月甲子，四镇北庭行军泾原节度使检校右仆射泾州刺史刘昌卒），强本节用，军储丰羡。
《新唐书》卷七《德宗纪》云：
壬申，刘玄佐为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副元帅。
《通鉴》卷二三三《唐纪·德宗纪》云：
壬申，以宣武行营节度使刘昌为泾原节度使。
《通鉴》卷二三二《唐纪·德宗纪》云：
初，河陇既没于吐蕃，自天宝以来，安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长安者，归路既绝，人马既仰给于鸿胪，礼宾委府县供之，于度支受直。度支不时付直，长安市肆，不胜其弊。李泌知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命检括胡客有田宅者，停其给。凡得四千人。将停其给，胡客皆诣政府诉之。泌曰，此皆从来宰相之过，岂有外国朝贡使者，留京师数十年，不听归乎？今当假道回纥，或自海道各遣归国。有不愿归，当于鸿胪自陈，授以职位，给俸禄为唐臣。人生当承时展用，岂可终身客死耶？于是胡客无一人愿归者，泌皆分隶神策两军。王子使者，为散兵马使，或押牙。余皆为卒。禁旅益壮。鸿胪所给胡客才十余人，岁省度支钱五十万缗。市人皆喜（此当采自《邺侯家传》）。
寅恪按：贞元时刘玄佐初纳韩滉之赂，许任收复河湟失地之事，后复变易，遂辞疾不行。故德宗以其部将刘昌代行边任，此乃无可如何之举也。观于刘昌诛戮却沮者三百人，然后始能成行，则其情势可知矣。又《新纪》载贞元四年正月壬申以刘玄佐为泾原节度副元帅，而《通鉴》同日载以刘昌为泾原节度使者，非姓名官职有所抵牾，盖玄佐不肯居边，故以宣武军节度使遥领泾原副元帅之虚衔，而德宗以泾原节度使实职授其部属刘昌，率宣武兵八千以赴任耳。
《唐文粹》卷八〇林蕴《上安邑李相公安边书》略云：
愚尝出国，西抵于泾原，历凤翔，过邠宁，此三镇得不为右臂之大藩乎？自画藩维拥旄钺者，殆数十百人。唯故李司空抱玉，曾封章上闻，请复河湟。事亦旋寝，功竟不立，五十余年无收尺土之功者。
寅恪按：安邑李相公者，指李吉甫而言，《新唐书》卷一四六《李吉甫传》所云：
吉甫居安邑里，时号安邑李丞相。
者，是也。吉甫为宪宗朝宰相，林蕴此书，自为元和时所上无疑。据此可知自安史乱后，吐蕃盗据河湟以来，迄于宪宗元和之世，长安君臣虽有收复失地之计图，而边镇将领终无经略旧疆之志意。此诗人之所以同深愤慨，而元白二公此篇所共具之历史背景也。
关于微之特具之感愤，则《元氏长庆集》卷三〇《诲侄等书》云：
吾幼乏岐嶷，十岁知方，严毅之训不闻，师友之资尽废。忆得初读书时，感慈旨一言之叹，遂志于学。是时尚在凤翔，每借书于齐仓曹家，徒步执卷就陆姊夫（寅恪按：微之谓其姊夫陆翰也。见《元氏长庆集》卷五八《夏阳县令陆翰妻河南元氏墓志铭》）师授。栖栖勤勤，其始也若此。至年十五，得明经及第。
寅恪按：微之少居西北边镇之凤翔，殆亲见或闻知边将之宴乐嬉游，而坐视河湟之长期沦没。故追忆感慨，赋成此篇。颇疑其诗中所咏，乃为刘昌辈而发（《旧唐书·刘昌传》所述刘昌之功绩，疑本之奉敕谀墓之碑文，不必尽为实录也）。既系确有所指，而非泛泛之言，此所以特为沉痛也。
关于乐天个别之感愤，则《李相国论事集》卷四“论内库钱帛”条略云：
学士李绛尝从容谏，上（宪宗）喟然曰，又河湟郡县没于蕃丑，列置烽候，逼近郊圻。朕方练智勇之将，刷祖宗之耻。故所用不征于人，储蓄之由，盖因于此。朕所以身衣浣洗，不妄破用，亲戚赐用，才表诚意而已。
《通鉴》卷二三八《唐纪·宪宗纪》“元和五年末”条略云：
绛尝从容谏上聚财。上曰，今两河数十州，皆国家政令所不及。河湟数千里沦于左衽。朕日夜思雪祖宗之耻，而财力不赡，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朕宫中用度极俭薄，多藏何用耶？
同书卷二四八《唐纪·宣宗纪》云：
闰十一月丁酉，宰相以克复河湟，请上尊号。上（宣宗）曰，宪宗常有志复河湟，以中原方用兵，未遂而崩。今乃克成先志耳。其议加顺宪二宗尊谥，以昭功烈。
《旧唐书》卷一八下《宣宗纪》云：
十二月进谥顺宗曰至德大圣大安孝皇帝，宪宗曰昭文彰武大圣孝皇帝。初以河湟收复，百僚请加徽号，帝（宣宗）曰，河湟收复，继成先志，朕欲追尊祖宗，以昭功烈。
《新唐书》卷二一六下《吐蕃传·下》略云：
宪宗常览天下图，见河湟旧封，赫然思经略之，未暇也。至是群臣奏言，今不勤一卒，血一刃，而河湟自归，请上天子尊号。帝（宣宗）曰，宪宗常念河湟，业未就而殂落，今当述祖宗之烈。其议上顺宪二庙谥号，夸显后世。
寅恪按：宪宗尝有经略河湟之计图，据上引史籍可知，而杜牧《樊川集》卷二《河湟》七律所谓：
元载相公曾借箸，宪宗皇帝亦留神。
者，亦可参证也。又李绛谏宪宗聚财，而宪宗以收复河湟为言事，《通鉴》以之系于元和五年之末者，盖以其无确定年月可稽，而次年即元和六年二月李绛拜户部侍郎出翰林院（见《重修承旨学士院壁记》题名，《旧唐书》卷一四《宪宗纪》及《通鉴》卷二三八《唐纪·宪宗纪》“元和六年二月宦官恶李绛在翰林”条）。故书之于元和五年十二月己丑以绛为中书舍人学士如故之后耳，非谓其事即在元和五年之末也。然则乐天于元和四年作此诗时，亦即其在翰林时，非独习闻当日边将骄奢养寇之情事，且亦深知宪宗俭约聚财之苦心，是以其诗中：
天子每思常痛惜。
之句，不仅指德宗，疑兼谓宪宗，而取以与：
将军欲说合惭羞。
为映对，尤为旨微语悲，词赅意切。故知乐天诗篇感愤之所在，较之微之仅追赋其少时以草野之身，居西陲之境所闻知者，固又有不同也。今之读白诗，而不读唐史者，其了解之程度，殊不能无疑，即此可见矣。遂于拙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所已详者，特为钩索沉隐而证释之如此。
元诗首节叙安史乱前西北之殷富诸句，《通鉴》卷二一六《唐纪·玄宗纪》“天宝十二载八月”条（参《太平广记》卷四三六“白骆驼”条）云：
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胡注云：西尽唐境万二千里，并西域内属诸国言之）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
《开天传信记》略云：
开元初，上励精理道，铲革讹弊，不六七年，天下大治。安西诸国悉平为郡县，自开远门（寅恪按：司马温公《通鉴》作安远门，甚是。盖肃宗恶安禄山，故改安为开。郑綮之书叙玄宗时事，自不应从后所改名也。于此足征《通鉴》之精密）西行亘地万余里，入河湟之赋税，左右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较。
寅恪按：微之所描写者，盖得之于边陲之遗文，殊为实录，并非诗人夸大之词也。
白诗首节叙舞狮戏情状诸句，《乐府杂录》“龟兹部”条云：
戏有五常狮子，高丈余，各衣五色。每一狮子，有十二人。戴红抹额，衣画衣，执红拂子。谓之狮子郎，舞太平乐曲。
《通典》卷一四六“乐典坐立部伎”条（参《新唐书》卷二九《音乐志》）云：
太平乐亦谓之五方狮子舞，狮子挚（鸷）兽，出于西南夷天竺狮子等国。缀毛为衣，象其俯仰驯狎之容。二人持绳拂，为习弄之状。五狮子各衣其方色，百四十人歌太平乐舞抃以从之，服饰皆作昆仑象（寅恪按：原注略云，《立部伎》有八部，二太平乐，亦谓之五方狮子舞）。
《大唐传》载（参《唐语林》卷五《补遗》）云：
王维为太常丞，被人嗾令舞黄狮子，坐是出官。黄狮子者，非天子不舞也。
《南部新书》卷乙云：
五方狮子本领出太常，靖恭崔尚书邠为乐卿，左军并教坊曾移牒索此戏，称云备行从，崔公判回牒不与。
寅恪按：《通典》所载，狮子戏与乐天诗所描写者，尤相类似也。
白诗叙吐蕃侵略，安西阻绝事，《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陇右道凉州”条（参《旧唐书》卷一九六上《吐蕃传·上》、《新唐书》卷二一六上《吐蕃传·上》、《通鉴》卷二二三《唐纪·代宗纪》“广德二年十月”条）云：
广德二年（西历七六四年）陷于西蕃。
“甘州”条云：
永泰二年（即大历元年，西历七六六年）陷于西蕃。
“肃州”条云：
大历元年（西历七六六年）陷于西蕃。
“沙州”条云：
建中二年（西历七八一年）陷于西蕃。
“瓜州”条云：
大历十一年（西历七七六年）陷于西蕃。
“西州”条（参《旧唐书》卷一三《德宗纪·下》贞元六年末）云：
贞元七年（西历七九一年）没于西蕃。
寅恪按：凉州陷蕃，安西路绝，西胡之来中国者，不能归国，必有流落散处于边镇者，故当地时人取以为戏，此后边将遂徇俗用为享宾客、犒士卒之资也。
又取乐天此篇“有一征夫年七十，见弄凉州低面泣”与《骠国乐》“时有击壤老农夫，暗测君心闲独语”及《秦中吟·买花》“有一田舍翁”“低头独长叹”相较，其笔法正复相同，此为乐天最擅长者。因释证此篇竟，并附论及之。
八骏图
《元氏长庆集》卷三有五言古诗《八骏图》一篇，郭茂倩《乐府诗集》误以之置入《新题乐府》中，辨已见前，兹不复赘。唯《元氏长庆集》第三卷中诸诗，其词句之可考见者，多是微之在江陵之作品，则此《八骏图》五言古诗，虽非《新乐府》中之一篇，然既为微之在江陵时所作，则与乐天赋《新乐府》时相距当不远（微之之作当较后）。元白两诗，其间或有关系，亦未可知也。
微之五言古诗乐天《新题乐府》所以各以《八骏图》为题者，《国史补·上》云：
德宗幸梁洋，唯御骓马，号望云骓者。驾还京师，饲以一品料。暇日牵而视之，必长鸣四顾，若感恩之状。后老死飞龙廐中，戚贵多图写之。
《元氏长庆集》卷二四《望云骓马歌·序》云：
德宗皇帝以八马幸蜀，七马道毙，唯望云雅来往不顿。贞元中老死天廐，臣稹作歌以记之。
寅恪按：微之有“德宗以八马幸蜀”之言，李肇记时人多图写望云骓之事，而《柳河东集》卷一六亦有观《八骏图说》一文，盖此乃当时之风气也。至此种风气特盛于贞元元和之故，殆由以德宗幸蜀之史事，比附于周穆王以八骏西巡之物语欤？要之，画师诗人之写《咏穆天子者》，其胸中固有德宗幸蜀之史事在也。
复次，此篇修词虽至工妙，寓旨则殊平常，较之前篇《西凉伎》之有亲切见闻，真挚感慨者，不同科矣。
涧底松
《文选》卷二一《左思咏史》诗之第二首云：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袭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寅恪按：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九九此题下亦引太冲此诗，盖已知乐天此题取材所自矣）。
白氏此题不独采用太冲此诗之首句以名篇，且亦袭取其全部之旨意。初视之，颇似为充数之作，但细思之，则知其实是有为而作，不同于通常拟古之诗篇也。
拙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论牛李党之分野》，以为李党乃出自魏晋北朝以来之山东旧门，而牛党则多为高宗武后以来，用进士词科致身通显之新兴寒族，乐天即为以文学进用之寒族也，其证辨之言，兹不必详。所可注意者，乐天此时虽为拾遗小臣，然已致身翰苑清要，以其资历而言，不得谓之失地，故此篇并非自况之词，如左太冲喻己（见《文选·五臣注》）之原意也。然则其兴感之由果何在乎？考牛李党争之表面公开化，适在乐天作诗之前一年，即元和三年。《通鉴》卷二三七《唐纪·宪宗纪》（参拙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云：
夏四月上策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举人伊阙尉牛僧孺，陆浑尉皇甫湜，前进士李宗闵，皆指陈时政之失，无所避。吏部侍郎杨于陵，吏部员外郎韦贯之为考策官。贯之署为上第，上亦嘉之，诏中书优与处分。李吉甫恶其言直，泣诉于上。且言翰林学士裴垍、王涯、覆策，垍涯之甥也，涯不先言，垍无所异同。上不得已，罢垍、涯学士，垍为户部侍郎，涯为都官员外郎，贯之为果州刺史。后数日，贯之再贬巴州刺史，涯贬虢州司马。乙亥以杨于陵为岭南节度使，亦坐考策无异同也。僧孺等久之不调，各从辟于藩府。
寅恪按：牛僧孺、李宗闵，后日牛党之党魁也。李吉甫，后来李党党魁德裕之父也。此次制科考策，牛李之诋斥吉甫，或不免太甚，而吉甫亦报复过酷。自此两种不同社会阶级，夺取政治地位之竞争，遂表面形成化矣。乐天牛党也，故于此时亦密谏其事。观《白氏长庆集》卷四一《论制科人状》所云：
臣今言出身戮，亦所甘心。
又云：
臣今职为学士，官是拾遗，日草诏书，月请谏纸。臣若默默，惜身不言，岂唯上辜圣恩，实亦下负人道。所以密缄手疏，潜吐血诚。苟合天心，虽死无恨。
可谓言之激切矣。乐天作此诗时，李吉甫虽已出镇淮南，犹邀恩眷。牛僧孺则仍被斥关外，未蒙擢用。故此篇必于“金张世禄”之吉甫，“牛衣寒贱”之僧孺，有所愤慨感惜。非徒泛泛为“念寒隽”而作也。又《白氏长庆集》卷二八《与元九书》云：
苟相与者，则如牛僧孺之戒焉。
可知乐天与思黯气类至近，宜其寄以同情矣。
牡丹芳
乐天《秦中吟》有《买花》（《才调集》卷一此题作“牡丹”）一首，可与此篇相参证，盖二者俱为咏牡丹之作也。
唐代牡丹之赏玩甚盛，故元白二公集中多咏此花之诗。观《容斋随笔》卷二“唐重牡丹”条所举之例，可概见也。
唐代牡丹赏玩之见于笔记小说者，其例至多。兹略引数条，以为例证如下。
《国史补·中》云：
京城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矣。每春暮，车马若狂，以不耽玩为耻。执金吾铺官（寅恪按：《唐会要》卷八六“街巷”门略云，太和五年七月左街使奏，伏见诸街铺近日多被杂人及百姓诸军诸使官健起造舍屋，侵占禁街。今除先有敕文百姓及诸街铺守捉官健等舍屋外，余杂人及诸军诸使官健舍屋，并令除拆。则所谓铺官者，即街铺守捉官健也）围外寺观种以求利，一本有直数万者。元和末韩令始至长安（寅恪按：《旧唐书》卷一五六《韩弘传》略云，元和十四年七月入觐。诏曰，韩弘可加司徒兼中书令。则韩弘适以元和末至长安，韩令即指韩弘言也），居第有之，遽命斸去。曰，吾岂效儿女子邪？
《酉阳杂俎·前集》卷一九《广动植类》卷四《草》篇“牡丹”条云：
成式检隋朝种植法七十卷中，初不记说牡丹，则知隋朝花药中所无也。开元末，裴士淹为郎官，奉使幽冀，回至汾州众香寺，得白牡丹一窠，植于长安私第，天宝中为都下奇赏。
又云：
元和初犹少，今与戎葵角多少矣。
同书续集卷九《支植篇·上》云：
又言，贞元中牡丹已贵。柳浑善（尝？）言，近来无奈牡丹何，数十千钱买一窠。今朝始得分明见，也共戎葵校几多。成式又见卫公图中有冯绍正鸡图，当时已画牡丹矣。
《尚书故实》（参《刘宾客嘉话录》）云：
世言牡丹花近有，盖以国朝文士集中无牡丹歌诗。张公尝言杨子华有：画牡丹处极分明。子华北齐人，则知牡丹花亦已久矣。
《太平广记》卷二〇四《乐类》卷二“又李龟年”条引《松窗录》云：
开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药，即今牡丹也。得四本，红紫浅红通白者。上因移植于兴庆池东，沉香亭前。
原注引《开元天宝花木记》云：
禁中呼木芍药为牡丹。
《南部新书》丁卷云：
长安三月十五日，两街看牡丹，奔走车马。慈恩寺元果院牡丹先于诸牡丹半月开，太真院牡丹后诸牡丹半月开。
《独异志·上》云：
唐裴晋公度寝疾永乐里。暮春之月，忽遇（过）游南园，令家仆僮舁至药栏。语曰，我不见此花而死，可悲也。怅然而返。明早报牡丹一丛先发。公视之，三日乃薨（寅恪按：据《新唐书》卷六三《宰相世系表·下》及《通鉴》卷二四六《唐纪·文宗纪》纪裴晋公薨于开成四年三月丙戌。《旧唐书》卷一七〇《裴度传》裴晋公薨于开成四年三月四日。是月癸未朔，则丙戌为四日。是《新表》《旧传》《通鉴》之纪载相合也。至《旧唐书》卷一七下《文宗纪》作三月丙申司徒中书令裴度卒。丙申盖丙戌之讹。通常牡丹以三月中旬开放，是年闰正月，故花开较早也）。
唐人咏牡丹诗甚多，不须征引，唯赋则较少，兹录其赋序一二条，聊备例证焉。
《唐文粹》卷六舒元舆《牡丹赋·序》云：
天后之乡，西河也。精舍下有牡丹，其花特异。天后叹上苑之有阙，因命移植焉。由此京国牡丹，日月寖盛。今则自禁闼洎官署外延士庶之家，弥漫如四渎之流，不知其止息之地。每暮春之月，遨游之士如狂焉，亦上国繁华之一事也。近代文士为歌诗以咏其形容，未有能赋之者。余独赋之，以极其美。
李德裕《会昌一品集·李卫公集·别集·牡丹赋·序》略云：
余观前贤之赋草木者多矣，唯牡丹未有赋者，聊以状之。
赋中“有百岁之芳丛”句下原注云：
今京师精舍甲第，犹有天宝中牡丹在。
寅恪按：据上引唐代牡丹故事，知此花于高宗武后之时，始自汾晋移植于京师。当开元天宝之世，尤为珍品。至贞元、元和之际，遂成都下之盛玩，此后乃弥漫于士庶之家矣。李肇《国史补》之作成，约在文宗大和时（参阅《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九本岑仲勉先生《跋唐摭言》李肇著《国史补》之“朝代”条）。其所谓“京师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矣”云者，自大和上溯三十余年，适在德宗贞元朝，此足与元白二公集中歌咏牡丹之多，相证发者也。白公此诗之时代性，极为显著，洵唐代社会风俗史之珍贵资料，故特为标出之如此。
诗中“西明寺里开北廊”者，《白氏长庆集》卷九有《西明寺牡丹花时忆元九》五言古调诗，同书卷一四有《重题西明寺牡丹》七言诗《元氏长庆集》卷一六有《西明寺》七绝，知西明寺乃赏玩牡丹之地也。
“去年嘉禾生九穗，今年瑞麦分两歧”者，唐代有报祥瑞之制，其见于《唐会要》卷二八及二九“祥瑞”门者至多也。
又诗中“庳车软舆贵公主，香衫细马豪家郎”两句，乃以“贵公主”“豪家郎”男女对映为文。据《全唐诗》第一一函《王建》《宫词》云：“御前新赐紫罗襦，步步金堦上软舆”可知“软舆”为女子所乘。此诗“公主”二字，传世白集或有作“公子”者，殆后人囿于习俗，不明此义，因而妄改耶？
又康骈《剧谈录·下》“玉蕊院真人降”条（学津讨源本）云：
上都（“上都”宋周必大《玉蕊辨证》引此文作“长安”）安业坊唐昌观旧有玉蕊花，甚繁。每发，若瑶林琼树。元和中春物方盛，车马寻玩者相继。忽一日，有女子年可十七八，衣绣绿衣，乘马，峨髻双鬟，无簪珥之饰，容色婉约，迥出于众。从以二女冠，三女仆。仆者皆丱头黄衫，端丽无比。既下马，以白角扇障面，直造花所。异香芬馥，闻于数十步之外。观者以为出自官掖，莫敢逼而视之。伫立良久，令小仆取花数枝而出。将乘马，回谓黄冠者曰，曩有玉峰之约，自此可以行矣。时观者如堵，咸觉烟霏鹤唳，景物辉焕。举辔百步（百步，《辨证》作百余步），有轻风拥尘，随之而去，须臾尘灭。望之已在半天（[王蕊辨证]“天”字下有“矣”字），方悟神仙之游，余香不散者经月余日。时严给事休复，元相国，刘宾客，白醉吟，俱有《闻玉蕊院真人降》诗。
寅恪按：此故事乃唐人所盛传，观诸家赋咏之众，可为例证。神仙之说，其荒诞不待辨，但亦可借此反映当时社会风俗。故知元和中即乐天赋《牡丹芳》之时代，长安寺观花事盛日，宫掖贵妇人固有外出观赏者。唯此仙女特乘马而不御软舆（《全唐诗》一七函严休复《唐昌观玉蕊花》之二云：“羽车潜下玉龟山”，则是仙女乘车不乘马，与康录不同。疑严诗为较近当时传说也），为稍不同。岂仙凡异同之点所在耶？一笑。
红线毯
《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宣州宣城郡”条列举土贡中有：
丝头红毯
之目，即此篇所谓“年年十月来宣州”之红线毯也。据《旧唐书》卷一四《宪宗纪·上》云：
癸酉，东都庄宅使织造户并委府县收管。
知地方政府亦管有织造户，此类红线毯乃宣州所管织造户织贡者。又《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八“宣歙观察使宣州”条云：
开元贡白纻布。自贞元后，常贡之外，别进五色线毯及绫绮等珍物，与淮南两浙相比。
《通典》卷六《食货典》所列玄宗时天下诸郡每年常贡云：
宣城郡，贡白纻布十匹。今宣州。
《旧唐书》卷一〇五《韦坚传》（《新唐书》卷一三四《韦坚传》同）略云：
天宝元年穿广运潭，二年而成，宣城郡船即空青石纸笔黄连。
寅恪按：唐代初期以关东西川为丝织品之主要产地。迨经安史乱后，产丝区域之河北山东，非中央政府权力所及，贡赋不入，故唐室不得不征取丝织品于江淮，以充国用。由于人力之改进，此后东南遂为丝织品最盛之产区矣。如宣州者，当开元、天宝之时，其土贡为葛属之纻布，其特产并无丝织之绫等物（《唐六典》卷三“户部郎中员外郎”条下所列十道贡赋内，宣州亦贡绮。然必不重要。故韦坚陈列江南诸郡珍货之船，宣城之船无绮也），而至贞元以后，遂以最精美之丝织线毯著闻，乃其尤显著之例也。观于此，亦可以知政治人事之变迁与农产工艺盛衰之关系矣。可参阅下“缭绫”条。
《白氏长庆集》卷二六《送侯权秀才·序》云：
贞元十五年秋，予始举进士，与侯生俱为宣城守所贡。明年春，予春官中第。
寅恪按：《白氏长庆集》卷二一有《宣州试射中正鹄赋》及《窗中列远岫》诗，即乐天于贞元十五年应宣州试者。盖乐天于贞元中曾游宣州，遂由宣州解送应进士举也，是以知其《红线毯》一篇之末自注所云：
贞元中，宣州进开样加丝毯。
乃是亲身睹见者。此诗词语之深感痛惜，要非空泛无因而致矣。诗中“织作披香殿上毯”句，“披香殿”用飞燕外传故事。此类红线毯自为供后庭之饰品者，此语其为泛用古典欤？抑更有所专指耶？
“太原毯涩毛缕硬，蜀都褥薄锦花冷”者，盖毯本以毛织成，而红线毯乃以丝为之，是兼太原毛缕毯与成都锦花褥之长，而无其短，殆同于今之所谓丝绒者，其工艺之精进可知矣。
杜陵叟
元和四年暮春，京畿实有苦旱之事，如《新唐书》卷七《宪宗纪》（参《白氏长庆集》卷四〇《答宰相杜佑等〈贺德音表〉》《答宗正卿李词等〈贺德音表〉》《答将军方元荡等〈贺德音表〉》、《全唐文》卷六二宪宗《亢旱抚恤百姓德音》、《李相国论事集》卷四《贺德音状》等）云：
闰月己酉以旱降京师死罪非杀人者。禁刺史境内榷率，诸道旨条外进献。岭南黔中福建掠良民为奴婢者。省飞龙厩马。己未，雨。
《通鉴》卷二三七《唐纪·宪宗纪》（参《白氏长庆集》卷四一《奏请加德音中节目状二件·缘今时旱请更减放江淮旱损州县百姓今年租税》《请拣放后宫内人状》及《李相国论事集》卷四“论量放旱损百姓租税”条，“请拣放后宫人”条，“论德音事”条等）云：
上以久旱，欲降德音。翰林学士李绛白居易上言，以为欲令实惠及人，无如减其租税。又言宫人驱使之余，其数犹广。事宜省费，物贵徇情。又请禁诸道横敛，以充进奉。又言岭南黔中福建风俗，多掠良人卖为奴婢，乞严禁止。闰月己酉制降天下系囚，蠲租税，出宫人，绝进奉，禁掠卖皆如二人之请。己未，雨，绛表贺。
《白氏长庆集》卷一《贺雨》诗云：
皇帝嗣宝历，元和三年冬。自冬及春暮，不雨旱爞爞。上心念下民，惧岁成灾凶。遂下罪己诏，殷勤告万邦。
皆可为证。是知乐天此篇：
三月无雨旱风起。
一语，实非诗人泛写，而此篇之作，盖亦因此而有所感触也。
诗中“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句，可与《白氏长庆集》卷四一《奏请加德音中节目状二件·缘今时旱请更减放江淮旱损州县百姓今年租税》及《李相国论事集》卷四“论量放旱损百姓租税”条：
昨正月中所降德音，量放去年钱米，伏闻所放数内已有纳者。
之言相参证，以深之与乐天同上之状，其所言者，虽为江淮等处之税，然其情事则正与乐天此篇诗句所言相符同故也。
“白麻纸上书德音”者，韦执谊翰林院故事（参李肇《翰林志》，《唐会要》卷五七“翰林院”条）云：
故事，中书以黄白二麻为纶命重轻之辨。近者所出，独得用黄麻。其白麻皆在此院，自非国之重事，拜授将相，德音，赦宥，则不得由于斯。
盖德音例以白麻纸书之，此唐家制度也。
缭绫
敦煌本（巴黎图书馆伯希和号五五四二）此篇题作“撩绫歌”。多一“歌”字，非是。盖《新乐府》之题目，例皆不用歌吟等字也。可参阅上“法曲”条。
微之《阴山道》篇有：
挑纹变?力倍费，弃旧从新人所好。越縠撩绫织一端，十疋素缣工未到。豪家富贵逾常制，令族亲班无雅操。从骑爱奴丝布衫，臂鹰小儿云锦韬。
诸句，即乐天此篇篇题“缭绫”及旨意“念女工之劳也”之所本，盖乐天欲足成五十首之数，又不欲于专斥回鹘之《阴山道》篇中杂入他义，故铺陈之而别为此篇也。
《太平广记》卷二五七“嘲诮门织锦人”条引《卢氏杂说》（参阅韩偓《玉山樵人集》《余作探使以缭绫手帛子寄贺因而有诗》“解寄缭绫小字封”句，及其《香奁集·半睡》七绝“自家揉损砑缭绫”句）云：
唐卢氏子不中第，徒步及都城门东。其日，风寒甚，且投逆旅。俄有一人续至，附火良久。忽吟诗云：“学识缭绫功未多，乱投机杼错抛梭。莫教宫锦行家见，把此文章笑杀他。”又云：“如今不重文章事，莫把文章夸向人。”卢愕然，忆是白居易诗，因问姓名。曰，姓李，世织缭锦。离乱前属东都官锦坊，织宫锦巧儿。以薄艺投本行，皆云，如今花样与前不同，不谓伎俩儿。以文彩求售者，不重于世，且东归去。
寅恪按：此足征缭绫之为珍贵丝织物，而可与元白二公之诗相印证也。
李卫公《会昌一品集·别集》卷五《奏缭绫状》（参《旧唐书》卷一七四、《新唐书》卷一八〇《李德裕传》）略云：
臣昨缘宣索，已具军资岁计及近年物力闻奏。伏料圣慈，必垂省览。又奉诏旨令织定罗纱袍段及可幅盘条缭绫等一千匹。伏读诏书，倍增惶灼。况元鹅天马掬豹盘条文彩珍奇，只合圣躬自服。今所织千匹，费用至多，臣愚亦所未晓。伏乞陛下酌当道物力所宜，更赐节减。
寅恪按：缭绫亦为外州精织进贡之物，据此可知。而文饶此状为敬宗即位之年即长庆四年观察浙西时所奏（据旧传），取与微之“越縠缭绫”，乐天“织者何人”“越溪寒女”之言相参证，尤足征当时吴越之地盛产此种精美之丝织品也。
《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六“浙东观察使越州”条云：
开元贡甘橘，甘蔗，葛根，石蜜，交梭白绫。自贞元之后，凡贡之外，别进异文吴绫，及花鼓歇（？）单丝吴绫，吴朱纱等纤丽之物，凡数十品。
《通典》卷六《食货典》所列玄宗时天下诸郡每年常贡云：
会稽郡。贡朱砂一十两，白编绫十疋，交棕（梭）十疋，轻调十疋，今越州。
《旧唐书》卷一〇五《韦坚传》略云：
会稽郡船即铜器，罗，吴绫，绛纱。
《国史补·下》云：
初，越人不工机杼。薛兼训为江东节制，乃募军中未有室者，厚给货币，密令北地娶织妇以归，岁得数百人。由是越俗大化，竞添花样，绫纱妙称江左矣。
寅恪按：以越州而论，当安史乱前，虽亦为蚕丝之产地，然丝织品并不特以工妙著称。迨安史乱后，经薛兼训之奖励改良，其工艺遂大为精进矣。其他东南各地，丝织工业之发展，其变化虽不若越州之显著，实亦可据以推见也。又考薛兼训于代宗时节制浙东，历时甚久（详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国史补》所载其移风化俗之功，殊非虚语。以《元和郡县图志》所标明越州于贞元后别进纤丽之丝织物数十品，证之可知矣。
《元氏长庆集》卷二三《古题乐府·织妇词》云：
缲丝织帛犹努力，变?撩机苦难织。东家头白双女儿，为解挑纹嫁不得。
自注云：
予掾荆时，日（目）击贡绫户有终老不嫁之女。
寅恪按：缭绫为当时丝织品之最新最佳者，故费工耗力远过其他丝织品，观微之《古题乐府》此诗，知当时缭绫贡户之苦至此，则诗人之作诗讽谏，自无足异也。
抑更有可论者，诗云：
应似天台山上明月前，四十五尺瀑布泉。
寅恪按：缭绫为越之名产，天台亦越之名山，故取以相比。依唐代规制，丝织品一匹长四丈（详下《阴山道》篇）。今言四十五尺者，岂当日官司贪虐，多取于民，以致逾越定限耶？至以瀑布泉比丝织品，亦唐人诗中所惯用，如《全唐诗》第一八函徐凝《庐山瀑布》诗（参《唐语林》卷三“品藻”类“尚中书白舍人初到钱塘”条）云：
虚空落泉（一作瀑布）千仞直，雷奔入江不暂息。今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
即是其例也。
卖炭翁
此篇小序云：
苦宫市也。
盖宫市者，乃贞元末年最为病民之政，宜乐天《新乐府》中有此一篇。且其事又为乐天所得亲有见闻者，故此篇之摹写，极生动之至也。
关于宫市事，史籍所载颇多，兹择录数条以供读乐天此篇者之参证。
《韩昌黎集·外集》卷六，《顺宗实录》卷一略云：
上（顺宗）在东宫，尝与诸侍读并叔文论政，至宫市事。上曰，寡人方欲极言之。众皆称赞，独叔文无言。既退，上独留叔文。谓曰，向者君奚独无言，岂有意邪？叔文曰，太子职当侍膳问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德宗）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上大惊，因泣曰，非先生，寡人无以知此。遂大爱幸。
寅恪按：当日皇位之继承决于内庭之阉竖（详拙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而宫市之弊害则由宦官所造成。顺宗在东宫时，所以不宜极论宫市者，亦在于此，不仅以其有收人心之嫌也。
同集卷七，《顺宗实录》卷二略云：
旧事，宫中有要，市外物，令官吏主之。与人为市，随给其直。贞元末，以宦者为使，抑买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复行文书，置白望数百人于两市并要闹坊，阅人所卖物，但称宫市，即敛手付与，真伪不复可辨，无敢问所从来，其（“其”疑当作“与”）论价之高下者，率用百钱物，买人直数千钱物，仍索进奉门户并脚价钱。将物诣市，至有空手而归者。名为宫市，而实夺之。尝有农夫以驴负柴至城卖，遇宦者称宫市取之，才与绢数尺。又就索门户，仍邀以驴送至内。农夫涕泣，以所得绢付之，不肯受。曰，须汝驴送柴至内。农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后食。今以柴与汝，不取直而归，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殴宦者，街吏擒以闻。诏黜此宦者，而赐农夫绢十匹，然宫市亦不为之改易。
寅恪按：此篇所咏，即是此事。退之之史，即乐天诗之注脚也。
《旧唐书》卷一六〇《韩愈传》（《新唐书》卷一七六《韩愈传》同）云：
德宗晚年政出多门，宰相不专机务。宫市之弊谏官论之，不听。愈尝上章数千言极论之，不听。怒。贬为连州山阳（山阳应作阳山）令。
寅恪按：韩文公之贬阳山令，虽尚有其他原因，然与论宫市事亦至有关系也。
《旧唐书》卷一五九《路随传》略云：
初，韩愈撰《顺宗实录》，说禁中事颇切直。内官恶之，往往于上前言其不实。累朝有诏修改，及随进《宪宗实录》后，文宗复令改正永贞时事。随奏曰，韩愈所书，亦非己出。元和之后，已是相循。其实录伏望条示旧记最错误者，宣付史官，委之修定。诏曰，其实录中所书德宗顺宗朝禁中事，寻访根底，盖起谬传，谅非信史。宜令史官详正刊去，其他不要更修。
寅恪按：《顺宗实录》中最为宦官所不满者，当是述永贞内禅一节（见拙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然其书宫市事，亦涉及内宫，自亦为修定本所删削。今传世之《顺宗实录》，乃昌黎之原本，故犹得从而窥见当日宫市病民之实况，而乐天此篇竟与之吻合。于此可知白氏之诗，诚足当诗史。比之少陵之作，殊无愧色。其《寄唐生》诗中所谓“转作乐府诗”“不惧权豪怒”者（《白氏长庆集》卷一），洵非夸词也。
《旧唐书》卷一四〇《张建封传》（《新唐书》卷五二《食货志》略同）云：
谏官御史表疏论列，皆不听。吴凑以戚里为京兆尹，深言其弊。建封入觐，具奏之，德宗颇深嘉纳。而户部侍郎判度支苏弁希宦者之旨，因入奏事，上问之，弁对曰，京师游手堕业者数千万家，无土著生业，仰宫市取给。上信之。凡言宫市者，皆不听用。
寅恪按：此亦为当日士大夫同恶宫市弊害之事证，因附录于此。至旧传此前一节，则俱出《顺宗实录》之文，故不复引。
《容斋续笔》卷一一“杨国忠诸使”条云：
宫市之事，咸谓起于德宗正元。不知天宝中已有此名，且用宰臣充使也。
《旧唐书》卷一一《代宗纪》（《旧唐书》卷一一八《元载传》《通鉴》卷二二四《唐纪·代宗纪》“大历八年九月癸未”条并同）云：
癸未晋州男子郇谟，以麻辫发，持竹筐及苇席，哭于东市，请进三十字。如不请旨，请裹尸于席筐。上召见，赐衣，馆之禁中。内二字曰监团。欲去诸道监军团练使也。
《南部新书》戊卷略云：
大历八年七月，晋州男子郇谟，以麻辫发，哭于东市。上闻。赐衣，馆于客省。每一字论一事，尤切于罢宫市。
寅恪按：自天宝历大历至贞元五六十年间，皆有宫市，而大历之际，乃至使郇谟哭市，则其为扰民之弊政，已与贞元时相似矣。
关于乐天此诗，更有可论者，此篇径直铺叙，与史文所载者不殊，而篇末不着己身之议论，微与其他诸篇有异，然其感慨亦自见也。
诗中“回车叱牛牵向北”者，唐代长安城市之建置，市在南而宫在北也。拙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论中央政治革命”条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礼仪”章“附论都城建筑”节已详论之，兹不复赘。要知乐天此句之“北”，殊非趁韵也。
复次，杜少陵《哀江头》诗末句“欲往城南望城北”者，子美家居城南，而宫阙在城北也。自宋以来注杜诗者，多不得其解，乃妄改“望”为“忘”，或以“北人谓向为望”为释（见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七），殊失少陵以虽欲归家，而犹回望宫阙为言，隐示其眷念迟回，不忘君国之本意矣。
又诗云：
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寅恪按：此二句关涉唐代估法问题，非此篇所能详论。兹仅录一事，以资解释。《通鉴》卷二三七《唐纪·宪宗纪》“元和四年九月”条云：
旧制，民输税有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建中初定两税，货重钱轻，是后货轻钱重，民所出已倍其初。其留州送使者，所在又降省估就实估，以重敛于民。及垍为相，奏天下留州送使物，请一切用省估。其观察使先税所理之州以自给。不足，然后许税于所属之州。由是江淮之民稍苏息。
胡注云：
省估者，都省所立价也。
故“省估”，乃官方高抬之虚价，“实估”者，乃民间现行之实价，即韩愈《顺宗实录》所谓“本估”。唐代实际交易，往往使用丝织品。宫廷购物，依虚估或即依“省估”。取纱绫支付炭价，其为病民之虐政，不言可知也。
母别子
乐天此篇摹写生动，词语愤激，似是直接见闻其事，而描述之于诗中者。惜未得确考，不知所谓“关西骠骑大将军”指何人而言耳。或谓乐天《新乐府》所咏者，大抵为贞元、元和间之事。此诗之“关西”一词，明是用杨震号“关西夫子”之故典（《后汉书》卷八四《杨震传》），则其人为杨姓无疑。考贞元、元和间杨姓之人，其可以破虏策勋者，唯有杨朝晟，据《旧唐书》卷一四四《杨朝晟传》（《旧唐书》卷一二二亦别有《杨朝晟传》与《新唐书》卷一五六《杨朝晟传》同）略云：
建中初，从李怀光讨刘文喜于泾州，斩获擒生居多，授骠骑大将军。九年城盐州，征兵以护外境，朝晟分统士马镇木波堡。献甫卒，诏以朝晟代之。十三年春，朝晟奏方渠合道木波皆贼路也，请城其地以备之。上（德宗）从之。已事，吐蕃始来，数日而退。
则杨朝晟不独其氏为杨，且为骠骑大将军（唐制骠骑大将军从一品，为武散官之最高者）而有筑城御寇之功，是与此诗所谓“关西骠骑大将军”及“破虏策勋”者适相符合。至迎新弃旧之事，虽无可考，然以边将武人之常例揆之，恐此类之事或亦不免。然则此诗所指言者，其唯杨朝晟乎？是说虽甚为可能，但《旧唐书》卷一三《德宗纪·下》云：
乙酉，邠宁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邠州刺史杨朝晟卒。
则乐天作诗时，朝晟久已物故，故亦不能不致疑耳。
阴山道
此题公垂倡之，元白和之，以言回鹘马价事为主。盖此乃唐代在和平时期与外族交涉，最重要之财政问题也。拙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下篇《论外患与内政之关系》已详言之，兹只就元白二诗略为释证如下：
元诗云：
臣闻平时七十万匹马，关中不省闻嘶譟。四十八监选龙媒，时贡天庭付良造。如今坰野十无一，尽在飞龙相践暴。
《新唐书》卷五〇《兵志》云：
又以尚乘掌天子之御，左右六闲，一曰飞黄，二曰吉良，三曰龙媒，四曰騊駼，五曰駃騠，六曰天苑，总十有二闲。为二廐，一曰祥麟，二曰凤苑，以系饲之，其后禁中又增置飞龙廐。初用太仆少卿张万岁领群牧，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马七十万六千，置八坊，岐邠泾宁间地广千里，一曰保乐，二曰甘露，三曰南普闰，四曰北普闰，五曰岐阳，六曰太平，七曰宜禄，八曰安定。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顷，募民耕之，以给刍秣。八坊之马为四十八监，而马多地狭不能容。又析八监，列布河西丰旷之野。
寅恪按：关于唐代马政，资料颇不少，兹不遑多引，仅取欧公所述，亦足以释元诗矣。
元诗又云：
绰立花砖鹓凤行，雨露恩波几时报。
寅恪按：此所谓花砖，即《国史补·下》所云：
御史故事，大朝会则监察押班，常参则殿中知班，入阁则侍御史监奏。盖含元殿最远，用八品。宣政其次，用七品。紫宸最近，用六品。殿中得立五花砖，绿衣用紫案褥之类，号为七贵。
者，是也。
白诗云：
纥逻敦肥水泉好。
寅恪按：纥逻敦一词不易解，疑“纥逻”为Kara之译音，即玄黑或青色之义（见Radloff《突厥方言字典》第二册第一百三十二页）。“敦”为Tunā之对音简译，即草地之意（见同书第三册一四四〇页）。岂“纥逻敦”者，青草之义耶？若取“草尽泉枯马病羸”句之以草水并举者，与此句相较，似可证成此说也。然欤否欤？姑记所疑，以求博雅君子之教正。
又《敦煌掇琐·上辑》卷一三（巴黎图书馆伯希和号二五五三）昭君出塞变文（羽田亨《敦煌遗书》第一集亦载此文）有云：
原夏南地持白□ □□搜骨利幹
边草叱沙纥逻分 阴圾爱长席箕□（此周一良先生举以见告者）
寅恪按：变文此节既有残阙，复多胡语，殊难强释。但骨利幹为铁勒之一种，“地出名马”“草多百合”（见《唐会要》卷一〇〇“骨利幹国”条，并参《通典》卷二〇〇《边防典》卷一六“骨利幹”条，《旧唐书》卷一九九下《铁勒传》及《新唐书》卷二一七下《回鹘传附骨利幹传》等）。变文中“□□搜骨利幹”句指马言。骨利幹与马有关，自不待论。“边草叱沙纥逻分”句指草言。据《元和姓纂》《上声九麌宇文·下》（参《新唐书》卷七一下《宰相世系表》“宇文氏”条及《通志》卷二九《氏族略·伍》“宇文氏”条等）云：
出本辽东南单于之后，或云以系炎帝。神农有尝草之功，俗呼草为俟汾，音转为宇文。
及《北史》卷九八《高车传》（《魏书》卷一〇三《高车传》同）略云：
又有十二姓，九日俟分氏（今通行本《通典》卷一八五《边防典》卷一三《高车传》“俟分氏”作“俟斤氏”，殊误）。
是俟汾乃草之胡名，与俟分同为一语。颇疑宇文周之先本为高车种俟分部，后诡称出于鲜卑贵种宇文部，因而附会神农尝百草之神话也。此点轶出本书范围，兹不详论。所可注意者，《新唐书》以“骨利幹”附于其同种回鹘之后，且明言回鹘为高车苗裔。然则“纥逻分”者，殆即纥逻草之义，岂所谓“草多百合”之“百合”耶？取证迂远，聊备一说，附记于此，以俟更考。
白诗又云：
飞龙但印骨与皮。
寅恪按：《唐会要》卷七二“诸监马”条云：
至二岁起脊量强弱，渐以飞字印印右膊。细马次马，俱以龙形印印项左。送尚乘者，于尾侧依左右闲印以三花。其余杂马，齿上乘者，以风字印左膊，以飞字印左髀。经印之后，简习别所者，各以新入处监名印印左颊。
同书同卷“诸蕃马印”条略云：
回鹘马印。
可以解释此句也。
白诗又云：
五十匹缣易一匹，缣去马来无了日。养无所用去非宜，每岁死伤十六七。
《白氏长庆集》卷四〇《翰林制诰》卷四《与回鹘可汗书》云：
达览将军等至省表，其马数共六千五百匹。据所到印马都二万匹，都计马价绢五十万匹。缘近岁以来，或有水旱，军国之用不免阙供。今数内且方圆支二十五万匹，分付达览将军，便令归国，仍遣中使送至界首。虽都数未得尽足，然来使且免稽留，贵副所须，当悉此意。顷者所约马数，盖欲事可久长。何者，付绢少，则彼意不充。纳马多，则此力致歉。马数渐广，则欠价渐多。以斯商量，宜有定约。彼此为便，理甚昭然。
《旧唐书》卷一九五《回鹘传》（参《新唐书》卷二一七上《回鹘传》）略云：
回鹘恃功，自乾元之后，屡遣使以马和市缯帛。仍岁来市，以马一匹易绢四十匹（新传绢作缣），动至数万马。其使候遣，继留于鸿胪非一。蕃得帛无厌，我得马无用，朝廷甚苦之。
同书卷一二七《源休传》（《新唐书》卷二一七上《回鹘传》同）略云：
可汗使谓休曰，所欠吾马直绢一百八十万疋，当速归之。
寅恪按：《旧唐书·回鹘传》书马价之丝织品为绢，乐天所草《与回鹘可汗书》亦作绢，但《新唐书·回鹘传》及此诗则俱作缣。《白氏长庆集·与回鹘可汗书》乃当时之公文，而此诗亦直述当时之实事，何以有绢、缣之不同，似甚不可解。考缣之为丝织品，其质不及绢之精美，即古诗“上山采蘼芜”篇所谓“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素即绢）。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者。或者马一匹直绢四十匹，直缣遂五十匹欤？至新传之改易旧文，以绢为缣则未详其故。又乐天所草《与回鹘可汗书》中尤有可论者，据旧传言，马一匹易绢四十匹，若依唐朝以二十五万匹绢充六千五百匹马价计之，则约为四十匹绢易一马，与旧传言者颇合。若依回鹘印马二万匹而索价绢五十万匹计之，则每匹马唯易二十五匹绢，与旧传所言者相差甚远。此种数值之差异，若以索价付值之不同释之，既决为不可能。若以时代之先后释之，则实物之交易，似亦不应前后相差如此。颇疑回鹘每以多马贱价倾售，唐室则减其马数而依定值付价，然亦未敢确言也。
白诗又云：
缣丝不足女工苦，疏织短截充匹数。藕丝蛛网三丈余，回鹘诉称无用处。
《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上》（《通典》卷六《食货典·赋税下》同）云：
先是开元八年正月敕，顷者以庸调无凭，好恶须准。故遣作样，以颁诸州。令其好不得过精，恶不得至滥。任土作贡，防源斯在，而诸州送物，作巧生端。苟欲副于斤两，遂则加其丈尺，至有五丈为匹者，理甚不然。阔一尺八寸，长四丈。同文共轨，其事久行。立样之时，亦载此数。若求两而加尺，甚朝四而暮三。宜令有司简阅，有踰于比年常例，丈尺过多，奏闻。
寅恪按：唐制丝织品之法定标准为阔一尺八寸，长四丈，而付回鹘马价者，仅长三丈余，此即所谓“短截”也。其品质之好恶，应以官颁之样为式，而付回鹘马价者，则如藕丝蛛网，此即所谓“疏织”也。其恶滥至此，宜回鹘之诉称无用处矣。观于唐回马价问题，彼此俱以贪诈行之，既无益，复可笑。乐天此篇诚足为后世言国交者之鉴戒也。又史籍所载，只言回鹘之贪，不及唐家之诈，乐天此篇则并言之。是此篇在《新乐府》五十首中，虽非文学上乘，然可补旧史之阙，实为极佳之史料也。
白诗又云：
咸安公主号可敦。
寅恪按：咸安公主即德宗女燕国襄穆公主，下嫁回鹘武义成功可汗者。其始末见《新唐书》卷八三《诸公主传》、《新唐书》卷二一七上《回鹘传·上》，不须备引也。
时世妆
微之《法曲》篇末云：
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
乐天则取胡妆别为此篇以咏之。盖元和之时世妆，实有胡妆之因素也。凡所谓摩登之妆束，多受外族之影响。此乃古今之通例，而不须详证者，又岂独元和一代为然哉？
诗云：
时世妆，时世妆，出自城中传四方。时世流行无远近，腮不施朱面无粉。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妍蚩黑白失本态，妆成尽似含悲啼。圆鬟无鬓椎髻样，斜红不晕赭面状。
《新唐书》卷三四《五行志》云：
元和末，妇人为圜鬟椎髻，不设鬓饰，不施朱粉，唯以乌膏注唇，状似悲啼者。圜鬟者，上不自树也。悲啼者，忧恤象也。
寅恪按：《新唐书》此节似即永叔取之于乐天之诗者。然乐天作诗于元和四年，元和纪年共计十五岁，而志言元和末何耶？又《白氏长庆集》卷一三《代书诗一百韵》云：
风流夸堕髻，时世斗啼眉。
自注云：
贞元末，城中复为堕马髻，啼眉妆。
则贞元之末已有所谓啼眉妆。又乐天《琵琶引》云：“夜深忽梦少年事，啼妆泪落红阑干”及《才调集》卷五微之《梦游春》云：“最似红牡丹，雨来春欲暮”。《离思》六首之一（《全唐诗》第一五函《元稹》卷二七此首作“莺莺诗”）云：“牡丹经雨泣残阳”。据《莺莺传》，张生之初见莺莺，在贞元十六年，琵琶妇少年日与长安名妓秋娘竞美。秋娘盛时复在贞元十六年前后（详见上《琵琶引》章）。贞元纪年凡二十一岁，而二十一年八月即改元永贞，故贞元十六年亦可通言贞元之末也。岂此种时世妆逐次兴起于贞元末年之长安，而繁盛都会如河中等处，争时势之妇女（《才调集》卷五微之“有所教”诗云：“人人总解争时势”）立即摹仿之，其后遂风行于四方较远之地域。迄于元和之末年，尚未改易耶？今无他善本可资校订，姑记此疑，以俟更考。又此节可与“上阳白发人”条互相阐发，读者幸取而并观之也。
诗云：
元和妆梳君记取，髻椎面赭非华风。
寅恪按：《汉书》卷九五《西南夷传》云：
此皆椎结。
师古注云：
结读曰髻，为髻如椎之形也。
白氏之所谓椎髻，疑即此样也。至赭面已详前《城盐州》篇，兹不赘释。白氏此诗所谓“面赭非华风”者，乃吐蕃风气之传播于长安社会者也。
复次，外夷习俗之传播，必有殊类杂居为之背景（此义尝于拙著《读东城老父传》一文略言之，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本第二分）。就外交关系言，中唐与吐蕃虽处于或和或战之状态（自德宗贞元三年平凉败盟后，唐室与吐蕃入于敌对状态，至宪宗初年乃采用怀柔政策），而就交通往来言，则贞元、元和之间，长安五百里外即为唐蕃边疆。其邻接若斯之近，绝无断绝可能。此当日追摹时尚之前进分子，所以仿效而成此蕃化之时世妆也。
李夫人
寅恪于论《长恨歌》时，已言乐天之诗句与陈鸿之传文所以特为佳胜者，实在其后半节畅述人天生死形魂离合之关系，而此种物语之增加，则由汉武帝李夫人故事转化而来。此篇以李夫人为题，即取《长恨歌》及《长恨歌传》改缩写成者也。故就此篇篇末一节与《长恨歌》及《长恨歌传》之关系略为释证数语，以供读者之参考。至于此篇前段所用故事，则不过出于《史记》卷二八《封禅书》、《汉书》卷九七《外戚传·上·李夫人传》、《西京杂记》卷二及《穆天子传》卷六诸书，皆世所习知者，无须赘引也。
诗云：
又不见泰陵一掬泪，马嵬坡下念杨妃。纵令妍姿艳质化为土，此恨长在无销期。
寅恪按：前三句取自《长恨歌》“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诸句，后一句则取自《长恨歌》“此恨绵绵无绝期”之句，此固显而易见者也。
又云：
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倾城色。
寅恪按：此即综合《文苑英华》卷七九四张君房《丽情集》本之陈鸿《长恨歌传》中：
李延年歌曰，倾国复倾城。此之谓也。
及：
生惑其志，死溺其情，又如之何？
与《白氏长庆集》卷一二《长恨歌》前之通行本陈鸿《长恨歌传》中：
乐天因为《长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
等语之意改造而成者也。乐天之《长恨歌》以“汉皇重色思倾国”为开宗明义之句，其《新乐府》此篇，则以“不如不遇倾城色”为卒章显志之言。其旨意实相符同，此亦甚可注意者也。故读《长恨歌》必须取此篇参读之，然后始能全解。盖此篇实可以《长恨歌》著者自撰之笺注视之也，而今世之知此义者不多矣。复次，此篇之广播流行，较之《长恨歌》，虽有所不及，但就文章体裁演进之点言之，则已更进一步。盖此篇融合《长恨歌》及《长恨歌传》为一体，俾史才诗笔议论俱汇集于一诗之中，已开元微之《连昌宫词》新体之先声矣。读者若取《长恨歌》及《长恨歌传》与《连昌宫词》及此篇参合比较读之，并注意其作成之时间，自可于当时文人之关系与文体之关系二端得一确解也。
此篇小序云：
鉴嬖惑也。
而诗云：
汉武帝初丧李夫人。
又云：
伤心不独汉武帝，自古及今皆若斯。君不见穆王三日哭，重璧台前伤盛姬。又不见泰陵一掬泪，马嵬坡下念杨妃。
则不独所举之例，悉为帝王与妃嫔间之物语故事，且又借明皇杨妃之事标出一真实之“今”字。自是陈谏戒于君上之词，而非泛泛刺时讽俗之作也。考《旧唐书》卷五二《后妃传·下·宪宗懿安皇后郭氏传》（《新唐书》卷七七《后妃传·下·宪宗懿安皇后郭氏传》后半不同）云：
宪宗懿安皇后郭氏，尚父子仪之孙，赠左仆射驸马都尉暧之女，母代宗长女升平公主。宪宗为广陵王时，纳后为妃。以母贵，父祖有大勋于王室，顺宗深宠异之。贞元十一年生穆宗皇帝。元和元年八月册为贵妃。八年十二月百僚拜表请立贵妃为皇后。凡三上章，上以岁暮，来年有子午之忌，且止。帝后庭多私爱，以后门族华盛，虑正位之后，不容嬖幸，以是册拜后时。元和十五年正月，穆宗即位，闰正月，册为皇太后。
《新唐书》卷七七《后妃传·下·宪宗懿安皇后郭氏传》（参裴廷裕《东观奏记·上》及拙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云：
宣宗立，于后诸子也。而母郑故侍儿，有曩怨。帝奉养礼稍薄，后郁郁不聊。与一二侍人登勤政楼，将自陨，左右共持之，帝闻不喜。是夕后暴崩，有司上尊谥，葬景陵外园。太常官王皞请后合葬景陵，以主祔宪宗室。帝不悦，令宰相白敏中让之。皞曰，后乃宪宗东宫元妃，事顺宗为妇，历五朝母天下，不容有异论。敏中亦怒。周墀又责谓，皞终不挠。墀曰，皞信孤直。俄贬皞句容令。懿宗咸通中皞还为礼官，申抗前论，乃诏后主祔于庙。
寅恪按：唐代之女祸可谓烈矣。如武韦杨张诸后妃之移国乱朝，皆世所习知者。今观上引诸史文，知宪宗亦多内宠，乐天《新乐府》既以“为君而作”为其要义之一，宜有此取远鉴于前朝覆辙，近切合于当日情事之讽谏诗篇也。又观于后来宪宗终竟不肯定立元妃郭氏为皇后，卒致酿成裴廷裕所谓“光陵商臣之酷”，是乐天之先事陈诫，尤不可忽视也。或有以上引史实既多在乐天赋此篇之后，而宫掖事秘，又非外间所得详知为疑者。其实自宪宗践阼至乐天作诗，为时已历四五载之久，迄未闻以元妃正位宫闱，则疑似之论，不必果无。何况乐天此时又为文学侍臣，职居禁密乎？然则此篇之作，必非仅为袭《长恨歌传》之旧意以充五十首之数者，抑又可知矣。
陵园妾
此篇既叙宫女幽闭之情事，自可与《上阳白发人》一篇相参证。如诗中：
忆昔宫中被妒猜，因谗得罪配陵来。
之句，殆受《上阳白发人》《李传》所言：
杨贵妃专宠，后宫人无复进幸矣。六宫有美色者，辄置别所。
之暗示而来，而乐天《上阳白发人》诗云：
未容君王得见面，已被杨妃遥侧目。妒令潜配上阳宫，一生遂向空房宿。
《陵园妾》篇中此语自亦与之有关，可无疑也。唯特须注意者，据此篇小序云：
托幽闭喻被谗遭黜也。
则知此篇实以幽闭之宫女喻窜逐之朝臣。取与《上阳白发人》一篇比较，其词语虽或相同，其旨意则全有别。盖乐天《新乐府》以一吟悲一事为通则，宜此篇专指遭黜之臣，而不与《上阳白发人》悯怨旷之旨重复也。
诗之末节云：
遥想六宫奉至尊，宣徽雪夜浴堂春。雨露之恩不及者，犹闻不啻三千人。三千人（此三字依《全唐诗》本补入），我尔君恩何厚薄。愿令轮转直陵园，三岁一来均苦乐。
寅恪按：宣徽殿即在浴堂殿之东（详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一“大明宫”条），而浴堂则常为召见翰林学士之所。据《李相国论事集》卷一“上问得贤兴化事”条：
上尝御浴堂北廊。
同书卷二“论郑事”条：
上御浴堂北廊，召学士李绛对。
同书同卷“奏事上怒旋激赏事”条：
学士李绛于浴堂北廊奏对。
之记载可知，是此所谓六宫三千人者，乃指任职京邑之近要与闲散官吏而言也。
所谓“三岁一来均苦乐”者，《东观奏记·中》云：
上（宣宗）雅重词学之臣，于翰林学士恩礼特异。宴游密召，无所间隔。唯于迁转，皆守彝章。皇甫珪自吏部员外召入内廷，改司勋员外，计吏员二十五个月限，转司封郎中知制诰。孔温裕自礼部员外改司封员外入内廷，二十五个月改司勋郎中知制诰。动循官制，不以爵禄私近臣也。
盖唐家之制，京官迁转，率以二十五个月为三岁考满（可参《白氏长庆集》卷八《新授左拾遗谢官状》，《奏陈情状》及《新授京兆府户曹参军谢官状》）。《白氏长庆集》卷一三《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云：
三考欲成资。
即指此也。乐天此篇结语以三岁轮转为言，诚符其卒章显志之义矣。又《通鉴》卷二四九《唐纪·宣宗纪》“大中十二年二月甲子”条胡注略云：
宋白曰，凡诸帝升遐，宫人无子者悉遣诣山陵供奉朝夕，具盥栉，治衾枕，事死如事生。
夫遣诣山陵之嫔妾，本为经事前朝之宫人，而乐天此篇乃言“愿令轮转直陵园，三岁一来均苦乐”颇嫌失体。然则此篇实与《陵园妾》并无干涉，又可见也。
复次，宪宗朝元和元年以后，外贬之朝臣如元和三年四月考策官为宰相李吉甫所诉，韦贯之贬巴州刺史，王涯贬虢州司马，杨于陵出为岭南节度使者（参阅“涧底松”条所引），虽亦符于乐天小序“被谗遭黜”之旨，但以《陵园妾》为比，则似不切，且诗中：
山宫一闭无开日，未死此身不令出。
之言，亦嫌过当。乐天此篇所寄慨者，其永贞元年窜逐之八司马乎？《旧唐书》卷一四《宪宗纪·上》略云：
永贞元年十一月（旧纪原脱“十一月”三字。兹据《新唐书》卷七《宪宗纪》及《通鉴》卷二三六《唐纪·顺宗纪》补入）壬申，贬正议大夫中书侍郎韦执谊为崖州司马。己卯，再贬抚州刺史韩泰为虔州司马，河中少尹陈谏台州司马，召州刺史柳宗元为永州司马，连州刺史刘禹锡朗州司马，池州刺史韩晔饶州司马，和州刺史凌准连州司马，岳州刺史程异柳州司马，皆坐交王叔文。元和元年八月壬午，左降官韦执谊，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等八人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
则以随丰陵葬礼，幽闭山宫，长不令出之嫔妾，喻随永贞内禅，窜逐远州，永不量移之朝臣，实一一切合也。唯八司马最为宪宗所恶，乐天不敢明以丰陵为言。复借被谗遭黜之意，以变易其辞，遂不易为后人觉察耳。又《太行路》一篇所论，与此篇颇有关涉，读者幸取而参阅之。
诗中“一奉寝宫年月多”句，前引《通鉴》胡注引宋白之言，固可为此语之注脚，而《韩昌黎集》卷四《丰陵行》云：
设官置卫锁嫔妓，供养朝夕象平居。
亦可相参证也。
“中官监送锁门回”句，则《太平广记》卷四八六薛调撰《无双传》云：
忽报有中使押领内家三十人，往园陵，以备洒扫。
又云：
忽传说曰，有高品过，处置园陵宫人。
可以与乐天此句相印证也。
盐商妇
《白氏长庆集》卷四六《策林》第二十三目《议盐法之弊·论盐商之幸》云：
臣又见自关以东，上农大贾，易其资产，入为盐商。率皆多藏私财，别营稗贩。少出官利，唯求隶名。居无征徭，行无榷税。身则庇于盐籍，利尽入于私室。此乃下有耗于农商，上无益于管榷明矣。盖山海之饶，盐铁之利，利归于人，政之上也。利归于国，政之次也。若上既不归于人，次又不归于国。使幸人奸党，得以自资。此乃政之疵，国之蠹也。今若铲革弊法，沙汰奸商，使下无侥幸之人，上得析毫之计，斯又去弊兴利之一端也。
寅恪按：乐天此篇之意旨，与其前数年所拟《策林》之言殊无差异。此篇小序所谓“幸人”者，即《策林》所谓“侥幸之人”。篇中“婿作盐商十五年，不属州县属天子。每年盐利入官时，少入官家多入私。官家利薄私家厚，盐铁尚书远不知”诸句，即《策林》所谓“自关以东，上农大贾，易其资财，入为盐商。少出官利，唯求隶名。居无征徭，行无榷税。身则庇于盐籍，利尽入于私室”。而乐天竟于《策林》卷二二“不夺人利”条昌言：
唐尧夏禹汉文之代，弃山海之饶，散盐铁之利。
更为明白，无所避忌矣。然此等儒生之腐论，于唐代自安史乱后国计之仰给于盐税者，殊为不达事情也。《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略云：
晏之始至也，盐利才四十万缗。至大历末，六百余万缗。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宫闱服御、军饷、百官禄俸皆仰给焉。明年而晏罢。贞元四年淮西节度使陈少游奏加民赋，自此江淮盐每斗亦增二百，为钱三百一十，其后复增六十。江淮豪贾射利，或时倍之。官收不能过半，民始怨矣。盐估浸贵，商人乘时射利，远乡贫民困高估，至有淡食者。其后军费日增，盐价浸贵。顺宗时，始减江淮盐价，每斗为钱二百五十。其后盐铁使李锜奏，江淮盐斗减钱十以便民。未几复旧。方是时，锜盛贡献以固宠，朝廷大臣皆饵以厚货。盐铁之利积于私室，而国用耗屈，榷盐法大坏。兵部侍郎李巽为使，以盐利皆归度支。初岁之利，如刘晏之季年。其后则三倍晏时矣。
又《旧唐书》卷一四《宪宗纪·上》云：
丁未，以检校司空平章事杜佑为司徒。所司备礼册拜，平章事如故。罢领度支盐铁转运等使，从其让也。仍以兵部侍郎李巽代领其任。
丁卯，盐铁使吏部尚书李巽卒（寅恪按：《旧唐书》卷一二三《李巽传》以巽卒为四月）。六月乙亥朔，丁丑，以河东节度使李鄘为刑部尚书，充诸道盐铁转运使。
据此，贞元元和间盐法之利弊，略如上述。而乐天赋此篇时，盐铁尚书为李巽。巽为唐代主计贤臣，其名仅亚于刘晏。李巽之后，继以李鄘，鄘以当官严重知名。似此二人者，俱不应招致讥刺。乐天此篇结语至以：
桑弘羊，死已久，不独汉世今亦有。
为言，毋乃过刻乎？意者其或别有所指耶？姑从阙疑，以俟更考。总之，乐天之盐法意见，其赋此篇时与拟《策林》时并无改易。此篇之作，不过取前日所蓄意见，形诸篇什耳。
诗云：
本是扬州小家女，嫁得西江大商客。
寅恪按：《刘梦得文集》卷八《夜闻商人船中筝》七绝云：
大艑高船一百尺，新声促柱十三弦。扬州市里商人女，来占西江明月天。
可与乐天此诗相印证。盖唐代扬州为经济繁盛之都市，巨商富贾荟集之处所。江西商人航乘大舟，每年来往于江西淮南之间。观《国史补·下》“凡东南郡邑无不通水”条略云：
舟船之盛，尽于江西。编蒲为帆，大者或数十幅，自白沙溯流而上。常待东北风，谓之潮信。江湖语云，水不载万，言大船不过八九千石。然则（而？）大历贞元间有俞大娘航船最大。居者养生送死嫁娶，悉在其间。开巷为圃，操驾之工数百。南至江西，北至淮南，岁一往来，其利甚博。
可知，则其娶扬州娼女为外妇或妾，自是寻常之事，此诗人所以往往赋咏之也。
复次，《樊川集》卷四《夜泊秦淮》七绝云：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寅恪按：牧之此诗所谓隔江者，指金陵与扬州二地而言。此商女当即扬州之歌女，而在秦淮商人舟中者。夫金陵，陈之国都也。《玉树后庭花》，陈后主亡国之音也。此来自江北扬州之歌女，不解陈亡之恨，在其江南故都之地，尚唱靡靡遗音。牧之闻其歌声，因为诗以咏之耳。此诗必作如是解，方有意义可寻。后人昧于金陵与扬州隔一江及商女为扬州歌女之义，模糊笼统，随声附和，推为绝唱（如沈德潜《唐诗别裁》卷二〇此诗评语之类），殊可笑也。世之读小杜诗者，往往不能通其意，因论乐天此篇，附记于此（《刘梦得文集》卷三《金陵怀古》五律“后庭花一曲，幽怨不堪听”之句，当非泛用典故而有所指实，似可取与小杜诗互证也）。
杏为梁
《秦中吟·伤宅》一首与此篇有关，如《伤宅》诗之结语云：
不见马家宅，今作奉诚园。
此篇亦云：
君不见马家宅，尚犹存，宅门题作奉诚园。
即其证也。又《旧唐书》卷一二《德宗纪·上》云：
壬申，毁元载、马璘、刘忠翼之第，以其雄侈逾制也。
同书卷一五二《马璘传》（《新唐书》卷一三八《马璘传》略同）云：
在京师治第舍，尤为宏侈。天宝中，贵戚勋家已务奢靡，而垣屋犹存制度。然卫公李靖家庙，已为嬖臣杨氏马廐矣。及安史大乱之后，法度惰弛。内臣戎帅，竞务奢豪。亭馆第舍，力穷乃止。时谓木妖。璘之第，经始中堂，费钱二十万贯。他室降等无几。及璘卒于军，子弟护丧归。京师士庶观其中堂，或假称故吏，争往赴吊者数十百人。德宗在东宫，宿闻其事，及践阼，条举格令，第舍不得逾制，仍诏毁璘中堂及内官刘忠翼之第。璘之家园进属官司，自是公卿赐宴，多于璘之山池。子弟无行，家财寻尽（乐天所言之马家宅，乃马燧旧第，非马璘者，说详下）。
盖自天宝以来，长安朝贵，即好兴土木，居处奢僭，最为弊俗，宜乐天之赋《伤宅》诗及此篇也。
此篇以《杏为梁》名篇者，杏梁一词，乃古诗中所习见，如《玉台新咏》卷六《费昶咏照镜》云：
晨晖照杏梁。
同书卷七《皇太子圣制艳歌曲》云：
飞栋杏为梁。
同书卷九沈约古诗题《霜来悲落桐》云：
文杏堪作梁。
皆其例也。唯同书同卷歌词二首之二云：
卢家兰室桂为梁，中有郁金苏合香。
而此诗云：
杏为梁，桂为柱，何人堂室李开府。
又云：
高其墙，大其门，谁家第宅卢将军。
颇似乐天即取意于古歌词者。然乐天诗中有“去年”“今岁”之言，自非仅采古典，当亦兼咏近事也。或谓《唐语林》卷八《补遗》云：
卢言旧宅在东都归德坊南街，厅屋是杏木梁，西壁有韦冕郎中画马六匹。
而《新唐书》卷七三上《宰相世系表·范阳卢氏表》有：
正言，左监门卫将军，谥曰光。
者，乐天所咏之卢将军，岂即指卢言或卢正言其人耶？窃以为不然，卢言或卢正言是否果为一人，姑置不论。卢言之第宅在东都，卢正言为隋代卢昌衡之曾孙，当是玄宗以前人。是地域时间各与乐天所咏者不合也。据乐天篇中言李开府之宅则云：
去年身没今移主。
言卢将军之宅则云：
今岁官收赐别人。
则李先而卢后，又俱为元和初年时事无疑。然则其所指言者，殆李锜与卢从史欤？
《旧唐书》卷一四《宪宗纪·上》（《新唐书》卷七《宪宗纪》《通鉴》卷二三七《唐纪·宪宗纪》“元和二年十一月甲申”条同）云：
十一月甲申斩李锜于独柳树下。
寅恪按：李锜为镇海军节度使，是合于开府之称也。
同书同卷（《通鉴》卷二三八《唐纪·宪宗纪》“元和五年四月甲申及戊戌”条同）略云：
元和五年四月甲申镇州行营招讨使吐突承璀执昭义节度使卢从史，载从史送京师。戊戌，贬前昭义节度使卢从史为欢州司马。
寅恪按：卢从史得称将军，亦无疑问也。唯有可注意者，《新乐府》虽有：
元和四年为左拾遗时作
之注，而此《杏为梁》一篇咏及卢从史之败，是其作成至少亦在元和五年四月以后也。颇疑白氏此五十篇，未必悉写成或写定于元和四年，斯为一例证矣。如前文所论《海漫漫》《道州民》等篇，亦可取相参证也。
诗中“君不见马家宅，尚犹存，宅门题作奉诚园”者，《旧唐书》卷一三四《马燧传附子畅传》（《新唐书》卷一五五《马燧传附子畅传》同）云：
燧赀货甲天下，燧既卒，畅承旧业，屡为豪幸邀取。贞元末，中尉申志廉讽畅令献田园第宅，顺宗复赐畅。初为汇妻所诉，析其产。中贵又逼取，仍指使施于佛寺，畅不敢去。晚年财产并尽。身殁之后，诸子无室可居，以至冻馁。今奉诚园亭馆，即畅旧第也。
《国史补·中》云：
马司徒之子畅，以第中大杏馈窦文场。文场以进。德宗未尝见，颇怪之。令使就第，封杏树。畅惧，进宅，废为奉诚园，屋木尽拆入内也。
寅恪按：奉诚园为马燧旧第事，除见于两唐书及李肇《国史补》外，又数见于唐人诗集中，如《窦氏联珠集》窦牟《奉诚园闻笛》诗注云：
园马侍中故宅。
《元氏长庆集》卷一六《奉诚园》七绝注云：
马司徒旧宅。
之类，不遑备举。至其所在地，则据杜牧《樊川集》卷二《过田家宅》诗云：
安邑南门外，谁家版筑高。奉诚园里地，墙缺见蓬蒿。
可知也。“君不见魏家宅，属他人，诏赎赐还五代孙”者，其自注云：
元和四年，诏特以官钱赎魏征胜业坊中旧宅，以还其孙，用奖忠俭。
寅恪按：《白氏长庆集》卷四一《论魏征旧宅状·李师道奏请出私财收赎魏征旧宅事宜》云：
伏望明敕有司，特以官钱收赎，使还后嗣，以劝忠臣。则事出皇恩，美归圣德。臣苟有所见，不敢不陈。其与师道诏，未敢依宣便撰，伏待圣旨（此条可参《通鉴》卷二三七《唐纪·宪宗纪》“元和四年三月”条及胡注）。
则官钱收赎魏征旧宅之议，实由乐天发之。夫乐天杜强藩之掠美，成君上之劝忠，诚可谓有论思拾遗之功，不愧近臣言官之职矣。而篇中全以其事归美宪宗，尤为遣辞得体也。
井底引银瓶
此篇小序云：
止淫奔也。
篇之结语云：
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将身轻许人。
寅恪按：乐天《新乐府》与《秦中吟》之所咏，皆贞元、元和间政治社会之现象。此篇以“止淫奔”为主旨，篇末以告诫痴小女子为言，则其时社会风俗男女关系与之相涉可知。此不须博考旁求，元微之《莺莺传》即足为最佳之例证。盖其所述者，为贞元间事，与此篇所讽刺者时间至近也。关于《莺莺传》，寅恪已辨证其事，兹不重论。唯取传载双文报张生书中数语，以与此篇所言者相参证于下。
诗云：
墙头马上遥相顾，一见知君即断肠。知君断肠共君语，君指南山松柏树。感君松柏化为心，暗合双鬟逐君去。到君家舍五六年，君家大人频有言。聘则为妻奔是妾，不堪主祀奉苹蘩。终知君家不可住，其奈出门无去处。
书略云：
婢仆见诱，遂致私诚。儿女之心，不能自固。君子有援琴之挑，鄙人无投梭之拒。及荐寝席，义盛意深。愚陋之情，永谓终托。岂期既见君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献之羞，不复明侍巾帻。没身永恨，含叹何言。如或达士略情，舍小从大。以先配为丑行，谓要盟为可欺。则当骨化形销，丹诚不泯。因风委露，犹托清尘。存没之诚，言尽于此。
则乐天诗中之句，即双文书中之言也。夫“始乱终弃”，乃当时社会男女间习见之现象。乐天之赋此篇，岂亦微之《和李校书新题乐府二十首·序》所谓“病时之尤急者”耶（见《元氏长庆集》卷二四）？但微之则未必以斯为尤急者。元白二人之不同，殆即由此而判欤？
官牛
此篇小序云：
讽执政也。
寅恪按：元和四年时，三公及宰相凡五人。其中郑絪、裴垍、李藩三人皆不应为乐天所讥诮，而新乐府《司天台》一篇则专诋杜佑，是则此篇之所指言者，其唯于頔乎？
《新唐书》卷六二《宰相世系表·中》（《旧唐书》卷一四《宪宗纪·上》同）云：
元和三年九月庚寅山南东道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射于頔守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寅恪按：据此，知于頔之拜相与乐天之作诗，其时间相距甚近也。《旧唐书》卷一五六《于頔传》（《新唐书》卷一七二《于頔传》同）略云：
贞元十四年为襄州刺史，充山南东道节度观察。于是广军籍，募战士，器甲犀利，僴然专有汉南之地。于是公然聚敛，恣意虐杀，专以凌上威下为务。及宪宗即位，威肃四方，頔稍戒惧，以第四子季友求尚主，宪宗以长女永昌公主降焉。其第二子方，屡讽其父归朝，入觐，册拜司空平章事。
《国史补·中》（《新唐书》卷一七二《于頔传》略同）云：
襄州人善为漆器，天下取法，谓之襄样。及于司空頔为帅，多酷暴。郑元镇河中，亦虐，远近呼为襄样节度。
寅恪按：于頔居镇骄蹇，迫于事势，不得已而入朝。虽其执政原是虚名，但以如是人而忝相位，固宜讥讽也。
《白氏长庆集》卷四一《论于頔裴均状》（于頔、裴均欲入朝事宜）云：
且于頔身是大臣，子为驸马，性灵事迹陛下素谙。一朝到来，权兼内外。若绳以规制，则必失君臣之心。若纵其作为，则必败朝廷之度。
同书同卷《论于頔所进歌舞人事宜状》云：
于頔自入朝来，陛下待之，深得其所。存其大体，故厚加宠位。知其性恶，故不与威权。
寅恪按：乐天于于頔入朝以前，已有痛诋之语，在其入朝以后，复于奏状中言其“性恶”，是不满于于頔可知。然则谓此篇为专指于于者，亦不足怪矣。
诗中“官牛官牛驾官车，浐水岸边般载沙”“载向五门官道西，绿槐阴下铺沙堤”者，盖拜相之仪制，如《国史补·下》云：
凡拜相，礼绝班行，府县载沙填路，自私第至于城东街，名曰沙堤。
者，是也。
紫毫笔
此篇小序云：
诚失职也。
寅恪按：乐天在翰林时实有拾遗补阙之功。观《白氏长庆集》卷四一、卷四二、卷四三，诸卷所上奏状，可以为证。又《旧唐书》卷一六六，《新唐书》卷一一九《白居易传》，《通鉴》卷二三八《唐纪·宪宗纪》“元和五年六月甲申”条，及《李相国论事集》卷二“论白居易事”条，均载宪宗谓白居易不逊，及李绛解释之语，则乐天亦可谓言行相符者矣。然则此篇之作，而又以之次于《官牛》一篇之后者，殆有感触于时政之缺失，而愤慨称职者之不多，似无可疑也。
乐天以宣州解送中进士第，此篇及《红线毯》篇俱以宣州之贡品为言，盖皆其所熟知者也。兹取旧籍之涉及宣州兔毫笔者略录数条于下。
《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八“宣州溧水县”条（此条乃张清常君举以见告者，附记于此）云：
中山在县东南一十五里，出兔毫，为笔精妙（《旧唐书》卷一〇五《韦坚传》载宣城郡船所堆积之产物中有纸笔。又《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宣州宣城郡土贡有兔褐簟纸笔”条）。
《全唐文》卷八〇一陆龟蒙《管城侯传》略云：
毛元锐，字文锋，宣城人。其族有窜于江南者，居于宣城溧阳山中，宗族豪甚。
寅恪按：《太平寰宇记》卷一〇三所纪宣州土产中，笔居其一。乐氏之书，虽较晚出，亦可与乐天之诗相印证也。至张耒《明道杂志》云：
余守宣州，问笔工毫用何处兔。答云，皆陈亳、宿数州客所贩。宣自有兔，毫不可用。盖兔居原田，则毫全，以出入无伤也。宣兔居山，出入为荆棘树枝所伤，则短秃，则白诗所云非也。
《宣和画谱》卷一八“崔慤”条云：
大抵四方之兔，赋形虽同，而毛色小异。山林原野，所处不一。如山林间者，往往无毫，而腹下不白。平原浅草，则毫多而腹白，大率如此相异也。白居易曾作宣州笔诗，谓，江南石上有老兔，食竹饮泉生紫毫。此大不知物之理。闻江南之兔，未尝有毫。宣州笔工，复取青齐中山兔毫作笔耳。
恐是古今产物之殊异。上引唐人之文，足征白诗之不妄。文潜拘于时代，致疑古人，其言未必可为定论也。
隋堤柳
此篇殆乐天追赋汴河之旧游，以足五十首之数者，故诗句既为通常警诫之语，而感慨亦非特别深挚。唯乐天本有旧业在埇桥（参《白氏长庆集》卷二八《答户部崔侍郎书》，又卷五三《埇桥旧业》五律），少时又尝旅居吴越（参《白氏长庆集》卷五九《吴郡诗石记》），观《白氏长庆集》卷五三《汴河路有感一首》所云：
三十年前路，孤舟重往还。绕身新眷属，举目旧乡关。事去唯留水，人非但见山。啼襟与愁鬓，此日两成斑。
可知其与汴河关系之密切也。然则乐天是篇之作，较之诗人之浮泛咏古者，固亦有差别矣。
“隋堤柳”者，《隋书》卷二四《食货志》略云：
炀帝即位，开渠引谷洛水自苑西入，而东注于洛。又自板渚引河达于淮海，谓之御河。河畔筑御道，树以柳。又造龙舟凤?，黄龙赤舰，楼船，篾舫。募谙水工，谓之殿脚。衣锦行幐，执青丝缆，挽船以幸江都。
“龙舟未过彭城阁”者，即《大唐创业起居注·下》略云：
宇文化及等谋同逆，遂夜率骁果者围江都宫，杀后主于彭城阁。
是也，又《嘉庆一统志》卷九七《江苏扬州府古迹门》卷二云：
彭城阁，在甘泉县彭城村。《大业杂记》，炀帝建，阁中有温室。先是开皇末有泥彭城口之谣，其后果验。唐李益有诗。
可知彭城阁之所在。《全唐诗》第十函《李益诗》卷二《扬州怀古》云：
彭城阁边柳，偏似不胜春。
君虞与乐天为同时人，其所咏者，可与白氏此句参证也。
“二百年来汴河路”者，《隋书》卷三《炀帝纪》云：
辛亥，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
隋炀帝大业元年当西历六〇五年。白氏作诗时为唐宪宗元和四年，当西历八〇九年。相距之年正约合二百之数也。至《汴河路》，则寅恪已于拙著《〈秦妇吟〉校笺》中详论之，于此可不复述。
草茫茫
此篇小序云：
惩厚葬也。
考《唐会要》卷三八《葬》门略云：
元和三年五月京兆尹郑元修奏，王公士庶丧葬节制，其凶器悉请以瓦木为之。是时厚葬成俗久矣，虽诏命颁下，事竟不行。
寅恪按：元修之奏上于元和三年，即在乐天赋《新乐府》之前一年，当时士庶习于厚葬之风，此足为证矣。又《白氏长庆集》卷四八第六六目《禁厚葬》略云：
国朝参古今之仪，制丧葬之纪，尊卑丰约，焕然有章，今则郁而不行于天下者久矣。况多藏必辱于死者，厚费有害于生人。习不知非，浸而成俗。陛下欲革其弊，则宜振举国章，申明丧纪。移风革俗，其在兹乎？
则乐天于当时民间厚葬之弊俗，久具匡革之志。此篇之作，实仍本其数年前构《策林》时之旨意也。或疑篇中既以“秦始骊山”“汉文霸陵”为说，似是专指山陵而言。然乐天《新乐府》中凡所讽论，率以见事为主。其有赋咏前朝故事者，亦多与时事有关。如《胡旋女》篇中有“五十年来制不禁”之句，《上阳白发人》有“入时十六今六十”之句等，皆其例也。故此篇自不应远刺代宗或其以前之山陵，而乐天所得闻知者，则德宗顺宗崇丰二陵，又未见有过奢之制度。是知此篇只可视为泛说，方能有当也。至于秦始汉文之得失，亦不过言丧葬俭侈利弊者所习用之比照耳，未可据以疑及此篇之旨意也。今戈本《贞观政要》卷六《论俭约》篇略云：
贞观十一年诏曰，阖闾违礼，珠玉为凫雁。始皇无度，水银为江海。季孙擅鲁，敛以玙璠。桓魋专宋，葬以石椁。莫不因多藏以速祸，由有利而招辱。其王公以下，爰及黎庶，自今以后，送葬之具有不依令式者，仰州府县官明加检察，随状科罪。在京五品以上，及勋戚家，仍录奏闻。
太宗之诏，旨在惩革臣民厚葬之俗，而亦以秦始皇帝为言，是可与乐天此篇相参证。又此条本载在《贞观政要·论慎终》篇中（见戈氏原注），当为乐天作《七德舞》寻扯材料时所及见，或亦与此篇之作有关耶？
古冢狐
乐天《新乐府》率皆每篇各持一旨，而不杂不复。其《李夫人》一篇，如前所论，乃献谏于君上之词。则此篇之旨意，自宜与之有别。
诗云：
古冢狐，妖且老，化为妇人颜色好。头变云鬟面变妆，大尾曳作长红裳，徐徐行傍荒村路。日欲暮时人静处，或歌或舞或悲啼。翠眉不举花颜低，忽然一笑千万态，见者十人八九迷（《白氏长庆集》卷二《和答诗十首》之九《和古社》诗中虽有，“妖狐变美女，社树成楼台。黄昏行人过，见者心徘徊”诸句，但彼篇意在警戒小人，与此篇之旨有异）。
此篇之作以妖狐幻化美女迷惑行人为言，乃示戒于民间一般男子者。至于篇末一节“何况褒妲之色善蛊惑，能丧人家覆人国”之句，恐不过充类至尽，痛陈其害，未必即与少陵北征诗“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所述者同其意也。
复次，狐能为怪之说，由来久矣。而幻为美女以惑人之物语，则恐是中唐以来方始盛传者。取此篇与下列史料相印证，亦足供研究社会风俗者之参考也。
《太平广记》卷四四七“狐类狐神”条引《朝野佥载》云：
唐初以来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以乞恩，食饮与人同之。事者非一主，当时有谚曰，无狐魅，不成村。
寅恪按：据此可知唐代社会盛行信奉狐神之俗也。又同书卷四五二“同类任氏”条略云：
郑子至乐游园，已昏黑矣。见一宅，土垣车门，室宇甚严。延入，任氏更妆而出，酣饮极欢，夜久而寝。其妍姿美质，歌笑态度，举措皆艳，殆非人世所有。将晓，任氏曰，可去矣。乃约后期而去。既行及里门，门扃未发，门旁有胡人卖饼之舍，郑子指宿所以问之。曰，自此东转有门者，谁氏之宅。主人曰，此隤墉弃地，无第宅也。郑子曰，适过之，曷以云无。与之固争。主人适悟，乃曰，吁！我知之矣。此中有一狐，多诱男子偶宿，尝三见矣。今子亦遇乎？郑子赧而隐曰，无。质明复视其所，见土垣车门如故，窥其中，皆蓁荒及废圃耳。
寅恪按：此为沈既济于建中二年所撰之任氏传文，沈氏作此传与白氏作《新乐府》之时代相距不远，故可取相参证也。据沈白二公之言，则中唐以来已有此种类似《聊斋志异》之狐媚物语，可以考知矣。
黑潭龙
《韩昌黎集》卷五有《炭谷湫祠堂》五言古诗一首，题下注引欧本云：
在京兆之南，终南之下，祈雨之所也。南山秋怀诗皆见之。
又引陆长源《辨疑志》云：
长安城南四十里有灵母谷，俗呼为炭谷。
又引宋敏求《长安志》略云：
炭谷在万年县南六十里，澄源夫人湫庙在终南山炭谷。
乐天此篇所咏黑潭之龙祠，岂即昌黎诗所咏炭谷湫之龙祠耶？考元和四年之春，京畿实有旱灾（详《杜陵叟》篇所论），则此篇所摹写龙祠享祭之盛，当为乐天亲有闻见者也。
此篇小序云：
疾贪吏也。
颇疑此篇之作，殆受元微之于元和四年使东川按故东川节度使严砺罪状事（详《长恨歌笺证》）之暗示，但此篇末节云：
肉堆潭岸石，酒泼庙前草。不知龙神享几多，林鼠山狐长醉饱。狐何幸，豚何辜，每年杀豚将喂狐。狐假龙神食豚尽，九重泉底龙知无。
是所谓龙者，似指天子而言。狐鼠者，乃指贪吏而言。豚者，即谓无辜小民也。考《白氏长庆集》卷四一《论于頔裴均状》（于頔裴均欲入朝事宜）云：
窃见外使入奏，不问贤愚，皆欲仰希圣恩，旁结权贵。上须进奉，下须人事。莫不减削军府，割剥疲人。每一入朝，甚于两税。又闻于頔、裴均等，数有进奉。若又许来，荆襄之人，必重困于剥削矣。
同集同卷《论王锷欲除官事宜状》略云：
臣又闻王锷在镇日，不恤凋残，唯务差税。淮南百姓，日夜无憀。五年诛求，百计侵削。钱物既足，部领入朝，号为羡余，亲自进奉，今若授同平章事，臣又恐诸道节度使今日以后，皆割剥生人，营求宰相。
同书同卷《论裴均进奉银器状》云：
臣闻众议皆云裴均性本贪残，动多邪巧，每假进奉，广有诛求。
其论于頔状，论王锷状，俱为元和三年所上（頔子季友以元和二年十二月己卯即二十六日尚主，而此状云頔子为驸马，则论于頔状自为元和三年所上。至论王锷状，为元和三年上事，可参《通鉴》卷二三七《唐纪·宪宗纪》“元和三年九月”条及《资治通鉴·考异》）。论裴均状为元和四年所上（参同书同卷“元和四年四月”条及《资治通鉴·考异》）。乐天既于作此篇前屡论进奉之情事，而进奉之情事，又恰与此篇所咏者切合，则此篇至为直接诋诮当日剥削生民，进奉财货，以邀恩宠，求相位之藩镇者也。
天可度
此篇小序云：
恶诈人也。
所谓“诈人”者，初视之，似是泛指，但详绎之，则疑白氏之意乃专有所刺。其所刺者，殆李吉甫乎？
何以言之？篇之结语云：
君不见李义府之辈笑欣欣，笑中有刀潜杀人。阴阳神变皆可测，不测人间笑是嗔（关于人言李义府笑中有刀事，可参《旧唐书》卷八二《李义府传》，《新唐书》卷二二三《奸臣传·上·李义府传》及《谈实录》等）。
揆以“卒章显其志”之义，则已直指吉甫之姓，呼之欲出矣。又诗中：
但见丹诚赤如血，谁知伪言巧似簧。
之句，可与《唐会要》卷八〇“朝臣复谥”条载《张仲方驳吉甫谥议》：
谄泪在脸，遇便则流。巧言如簧，应机必发。
之言相印证。盖仲方驳谥之议，虽作于吉甫身后，然其言必为当日牛党对于吉甫之共评也。而仲方少尝与乐天同官交好（见《白氏长庆集》卷六一《范阳张公墓志铭》），则二公词语之如此巧合，必非偶然，又从可知矣。
复次，《李相国论事集》卷二“论郑絪事”条（参《通鉴》卷二三七《唐纪·宪宗纪》“元和二年十一月昭义节度使卢从史内与王士真刘济潜通”条）略云：
上（宪宗）曰，朕与宰相商量，欲召卢从史却归潞府，续追入朝。郑絪辄漏泄我意，先报从史。故事合如何处置？绛曰，计郑絪必不自泄，从史必不自言。陛下先知，何以得之？上曰，密奏。绛对曰，絪颇知古今，洞识名节，事出万端，情有难测。莫是同列有不便之势，专权有忌前之心，造为此辞，冀其去位。无令人言陛下惑于谗佞也。至是遂已。
同书同卷“辨裴武疏”条（参《通鉴》卷二三八《唐纪·宪宗纪》“元和四年九月庚戌上以裴武为欺罔”条）略云：
上（宪宗）颜色甚震怒曰，裴武罔我，又使回未见，先宿裴垍宅，须左降岭南远处。绛因奏言，裴武久为朝士，具谙制度。裴垍身为宰相，特受恩私。若其未见，便尔宿宰相家，固无此理。况皆详练时事之人，计必无此事。必有构伤裴垍、裴武，陛下不可不察。武得守其位。
寅恪按：《李相国论事集》乃专诋吉甫之书，其言未可尽信。然此两条并为司马温公采入《通鉴》，似亦颇可依据。前者《通鉴》以之系于元和二年十一月，盖由“召卢从史令还昭义事”而定，其潜害郑絪之人，《通鉴》属之吉甫。后者《通鉴》以之系于元和四年九月，盖由裴武使成德复命事而定。其构伤二裴之人，则不可知。考吉甫此时已出镇淮南，当无尚在长安之理。所可注意者，其时间正与乐天作诗之时相符是也。然则此二条所述者，谮害之谋如出一辙，诬构之语发自二人。乐天之诗殆即由此而作，而特以“李义府之辈”为言者，其职是之故欤（可参阅《涧底松》篇所论）？
秦吉了
此篇小序云：
哀冤民也。
诗云：
岂无鵰与鹗，嗉中肉饱不肯搏。亦有鸾鹤群，闲立飏高（寅恪按：《全唐诗》“飏高”作“高飏”）如不闻。秦吉了，人云尔是能言鸟，岂不见鸡燕之冤苦。吾闻凤凰百鸟主，尔竟不为凤凰之前致一言，安用噪噪闲言语。
寅恪按：诗中之鵰鹗，乃指宪台京尹搏击肃理之官，鸾鹤乃指省阁翰苑清要禁近之臣，秦吉了即指谓大小谏。是此篇所讥刺者至广，而乐天尤愤慨于冤民之无告，言官之不言也。
复次，此篇所言：
昨日长爪鸢，今朝大嘴乌。鸢捎乳燕一窠覆，乌啄母鸡双眼枯。鸡号堕地燕惊去，然后拾卵攫其雏。
一节，乃喻豪强侵凌弱小之事，似可与《白氏长庆集》卷一《宿紫阁山北村》诗：
中庭有奇树，种来三十春。主人惜不得，持斧断其根。口称采造家，身属神策军。主人慎勿语，中尉正承恩（可参《白氏长庆集》卷二八《与元九书·闻仆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等语）。
诸语相参证。盖当日神策军将吏最为暴横，观《旧唐书》卷一五四《许孟容传》（《新唐书》卷一六二《许孟容传》同）：
四年，拜京兆尹，赐紫。神策吏李昱假贷长安富人钱八千贯，满三岁不偿。孟容遣吏收捕械系，尅日命还之。曰，不及期当死（《通鉴》卷二三八《唐纪·宪宗纪》“元和四年九月”此条作，“曰，期满不足当死”）。自兴元以后，禁军有功，又中贵之尤有渥恩者，方得护军。故军士日益纵横，府县不能制。孟容刚正不惧，以法绳之，一军尽惊。冤诉于上，立命中使宣旨令送本军，孟容系之不遣。中使再至，乃执奏曰，臣职司辇毂，合为陛下弹抑豪强。钱未尽输，昱不可得。上以其守正，许之。
之记载，即可知也。夫身受侵害之冤民，多不敢自陈，职司辇毂之京尹，又少能绳制，而有言责者，复不为诉一言于君上，乐天此篇所深慨者，其在斯乎？
鸦九剑
《元氏长庆集》卷二《说剑》诗略云：
吾友有宝剑，密之如密友。我实胶漆交，中堂共杯酒。白虹座上飞，青蛇匣中吼。我闻音响异，疑是十将斗。何人为铸之，干将别来久。我欲评剑功，愿君良听受。剑可剥犀兕，剑可切琼玖。剑决天外云，剑冲日中斗。剑惰妖蛇腹，剑拂佞臣首。今复谁人铸，挺然千载后。既非古风壶，无乃近鸦九。劝君慎所宝，所用无或苟。潜将辟魑魅，勿但惊妾妇。留斩泓下蛟，莫试街中狗。
取与此篇相较，颇疑乐天是题之作，不能与之无关。唯乐天此篇与微之诗又有不同者，乐天诗云：
欧冶子死千年后，精灵暗授张鸦九。鸦九铸剑吴山中，天与日时神借功。
盖“欧冶子死千年”者，喻周衰秦兴六义始刓（见《白氏长庆集》卷二八《与元九书》），迄于乐天之时约有千年之久也。“张鸦九”者，乐天所以自喻。“鸦九铸剑”者，乐天以喻其作《新乐府》欲扶起诗道之崩坏也（亦《与元九书》中语）。是取《鸦九剑》为题，即指《新乐府》之作而言，亦可以推见矣。故此篇小序所云：
思决壅也。
结语所云：
不如持我决浮云，无令漫漫蔽白日。为君使无私之光及万物，蛰虫昭苏萌草出。
实不仅为此篇之主旨，《新乐府》五十首之作，其全部旨意亦在于斯。由此观之，乐天此篇之作，乃总括叙述其前此四十八篇之主旨者也。
此外尚有可论者，此篇既已总括其《新乐府》之作，而后此复有《采诗官》一篇，以为全部《新乐府》之殿，何耶？曰，此篇所述者，一己之作品。《采诗官》所论者，广大之理想。乐天之意，盖以为决壅蔽，系乎广视听。广视听之要则，在立采诗之官。夫采诗官者，日采于下，岁献于上（详见下《采诗官》篇所引）。是其《新乐府》之作，亦不过备采诗官之采献耳。此所以必以《采诗官》一篇为殿也。乐天《新乐府》组织之严，用意之密，斯又为一例证矣。
复次，诗中“剑成未试十余年”者，亦疑为乐天自喻之语。考乐天于贞元十五年己卯由宣州解送，可视为剑成之始。自此迄于元和四年己丑赋《新乐府》之时，其间已逾十年矣。盖乐天此篇以鸦九之剑，乐天自身及其《新乐府》作品融而为一，诚可谓物我两忘，主宾俱泯矣。
釆诗官
乐天《新乐府》五十篇，每篇皆以“卒章显其志”。此篇乃全部五十篇之殿，亦所以标明其作五十篇之旨趣理想者也。
《白氏长庆集》卷四八《策林》第六十九目《采诗以补察时政》（参同卷《策林》第六八目《议文章》，前总论已引）略云：
臣闻圣王酌人之言，补己之过，所以立理本，导化源也。将在乎选观风之使，建采诗之官，俾乎歌咏之声，讽刺之兴，日采于下，岁献于上者也。所谓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诫。所谓善防川者，决之使导。善理人者，宣之使言。
同集卷三〇《进士策问五道》（元和三年为府试官）之第三道云：
问，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发于叹，兴于咏，而后形于歌诗焉。故闻蓼萧之咏，则知德泽被物也。闻北风之刺，则知威虐及人也。闻广袖高髻之谣，则知风俗之奢荡也。古之君人者，采之以补察其政，经纬其人焉。夫然，则人情通而王泽流矣。今有司欲请于上，遣观风之使，复采诗之官，俾无远迩，无美刺，日采于下，岁闻于上。以副我一人忧万人之旨，识者以为何如。
寅恪按：上引二文皆乐天于元和四年赋《新乐府》以前所作，可知乐天于复古采诗之意，盖蓄之胸中久矣。
《白氏长庆集》卷一《读张籍古乐府》略云：
张君何为者，业文三十春。尤工乐府诗，举代少其伦。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愿播内乐府，时得闻至尊。
同书同卷《寄唐生》诗云：
我亦君之徒，郁郁何所为。不能发声哭，转作乐府诗。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功高虞人箴，痛甚骚人辞。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
同书卷二八《与元九书》略云：
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是时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屡降玺书，访人急病。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上以广宸聪，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贵。下以复吾平生之志。岂图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闻，而谤已成矣。岂六义四始之风，天将破坏，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之意，不欲使下人之病苦，闻于上耶？不然，何有志于诗者，不利若此之甚也？
寅恪按：乐天之《新乐府》与文昌之《古乐府》，其体制虽有不同，而乐天推许文昌《古乐府》，则曰“未尝著空文”。自诩其《新乐府》，则曰“篇篇无空文”。是此一要义，固无差别也。又乐天于文昌《古乐府》则曰“愿播内乐府，时得闻至尊”。自述其作乐府之本志，则曰“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此即其“采诗”“讽谏”之旨意也。《新乐府》以此篇为结后之作，正如常山之蛇尾，与首篇有互相救护之用。其组织严密，非后世摹仿者，所能企及也。
《南部新书》癸卷云：
四明人胡抱章，作拟白氏讽谏五十首，亦行于东南，然其辞甚平。后孟蜀末杨士达亦撰五十篇，颇讽时事。士达子举正，端拱二年进士，终职方员外郎。
寅恪按：后世摹仿全部《新乐府》之诗，如胡杨之徒所作，均不显著流传。若清高宗之拟作，则更可不置论矣。
复次，乐天作《新乐府》之义旨，非难附和承袭，而其作《新乐府》之才艺，则旷世不一见者也。苟无其才艺之实，徒揭其义旨以自高，则不胜其虚诞之弊矣。
《南部新书》庚卷云：
元和以来，举人用虚语策子作赋，若使陈诗观风，乃教人以妄尔。
寅恪按：李珏以讥讽时事为元和体诗之病（见《唐语林》卷二“文学”类“文宗欲置诗学士”条），恐非绝无依据之言。故论《新乐府》竟，并附录末流摹拟之弊于此，以供效颦者之鉴诫（见校补记第三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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