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古题乐府

    李公垂作《新题乐府》，微之择和之，乐天复扩充之为五十首，遂成有唐一代诗歌之名著。今公垂之作不可见，自难评论。然《白氏长庆集》卷一六《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诗“苦教短李伏歌行”句，乐天自法云：

    李二十常自负歌行，近见予《乐府》五十首，默然心伏。

    则公垂之作，当不及乐天，可以无疑。微之所作，见于《元氏长庆集》卷二四者，共十二首，亦多不如乐天所赋。寅恪别为一章，合元白所作而专论之，兹可不涉及也。

    夫元白二公，诗友也，亦诗敌也。故二人之间，互相仿效，各自改创，以祈进益。有仿效，然后有似同之处。有改创，然后有立异之点。傥综合二公之作品，区分其题目体裁，考定其制作年月，详绎其意旨词句，即可知二公之于所极意之作，其经营下笔时，皆有其诗友或诗敌之作品在心目中。仿效改创，从同立异，以求超胜，绝非广泛交际率尔酬和所为也。关于此义，寅恪已于《长恨歌》《琵琶引》《连昌宫词》诸章阐明之，兹亦可取用参证，即所谓比较之研究是也。

    微之赋《新题乐府》，其不及乐天之处有二：一为一题涵括数意，则不独词义复杂，不甚清切，而且数意并陈，往往使读者不能知其专主之旨，注意遂难于集中。故读毕后影响不深，感人之力较一意为一题，如乐天之所作者，殊相悬远也。二为造句遣词，颇嫌晦涩，不似乐天作品词句简单流畅，几如自然之散文，却仍极富诗歌之美。且乐天造句多以三七言参差相间杂，微仿《古乐府》，而行文自由无拘牵滞碍之苦。微之所赋，则尚守七言古体诗之形式，故亦不如乐天所作之潇洒自然多矣。夫微之作品此二病，若无乐天作品存在，似亦难发现。若取二人所作同一题目比较观之，则相形见绌，浅学犹能预知，岂深知甘苦工于为诗之微之，而不自知耶？既知之，而欲改创以求超胜，是殆微之于其元和十二年（《元氏长庆集》卷二三《古题乐府·序》下自注“丁酉”二字。寅恪按：丁酉为元和十二年）即乐天于元和四年赋《新乐府》后之八年，《和刘猛、李余《古乐府》诗时之心理。读元诗者，苟明乎此，始可评论及欣赏今传世之《元氏长庆集》卷二、卷三中《古题乐府》诗十九首也。

    兹先节录《古题乐府·序》之有关解释者于下，其序略云：

    后之文人，达乐者少，但遇兴纪题，往往兼以句读短长为诗歌之异。况自风雅至于乐流，莫非讽兴当时之事，以贻后代之人。沿袭古题，唱和重复，于文或有短长，于义咸为赘剩。尚不如寓意古题，刺美见事，犹有诗人引古以讽之义焉。曹刘沈鲍之徒时得如此，亦复稀少。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参《新乐府》章）。予少时（寅恪按：元和十二年微之年三十九岁，其作《新题乐府》若在元和四年，亦已三十一岁，相距不过八年，少时二字不可拘泥也）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拟赋古题。昨梁州见进士刘猛、李余各赋《古乐府》诗数十首，其中一二十章，咸有新意，予因选而和之。其有虽用古题，全无古义者，若《出门行》不言离别，《将进酒》特书列女之类是也。其或颇同古义，全创新词者，则田家止述军输，捉捕词先蝼蚁之类是也。

    微之于《新题乐府》，既不能竞胜乐天，而借和刘猛、李余之《乐府古题》之机缘，以补救前此所作《新题乐府》之缺憾，即不改旧时之体裁，而别出新意新词，以祈追及乐天而轶出之也。故其自序之语最要之主旨，则为“寓意古题，刺美见事”及“咸有新意”与“虽用古题，全无古义”或“颇同古意，全创新词”等语。然则微之之《新题乐府》，题意虽新而词句或仍不免袭古。而《古题乐府》，或题古而词意俱新，或意新而题词俱古。其综错复杂，尤足以表现文心工巧之能事矣。故微之之拟古，实创新也。意实创新而形则袭古，以视《新题乐府》之形实俱为一致，体裁较为单简者，似更难作。岂微之特择此见其所长，而以持傲其诗敌欤？请略举其最佳之数首以为例证如下：

    凡《古题乐府》十九首，自《梦上天》至《估客乐》无一首不只述一意，与乐天《新乐府》五十首相同，而与微之旧作《新题乐府》一题具数意者大不相似。此则微之受乐天之影响，而改进其作品无疑也。十九首中虽有全系五言或七言者，但其中颇多三言五言七言相间杂而成，且有以十字为句者，如《人道短》之“莽卓恭显皆数十年富贵”及十一字为句者，如《董逃行》之“尔独不忆年年取我身上膏”之类，长短参差，颇极变错之致。复若《君莫非》及《田野狐兔行》，则又仿古，通篇全用四言矣。故读微之《古题乐府》，殊觉其旨趣丰富，文采艳发，似胜于其《新题乐府》。举数显著之例，如《梦上天》云：

    来时畏有他人上，截断龙胡斩鹏翼。茫茫漫漫方自悲，哭向青云椎素臆。哭声厌咽旁人恶，唤起惊悲泪飘露。千惭万谢唤厌人，向使无君终不寤。

    微之于仕宦之途，感慨深矣。又如《董逃行》云：

    董逃董逃人莫喜，胜负相环相枕倚。缝缀难成裁破易，何况曲针不能伸巧指，欲学裁缝须准拟。

    破坏易而建设难，无其道而行其事。此诗所言若此，今日吾人读之，心中将如何耶？又如《夫远征》云：

    远征不必戍长城，出门便不知死生。

    及《田家词》云：

    愿官早胜仇早复，农死有儿牛有犊，誓不遣官军粮不足。

    诸句，皆依旧题而发新意。词极精妙，而意至沉痛。取较乐天《新乐府》之明白晓畅者，别具蕴蓄之趣。盖词句简练，思致委婉，此为元白诗中所不多见者也。

    此十九首中最可注意者，莫如《人道短》一篇，通篇皆以议论行之。词意俱极奇诡，颇疑此篇与微之并世文雄如韩退之、柳子厚、刘梦得诸公之论有所关涉。盖天人长短之说，固为元和时文士中一重要公案也。《河东先生集》卷一六《天说》略云：

    韩愈谓柳子曰，吾为子言天之说，人之坏元气阴阳也亦滋甚。吾意有能残斯人使日薄岁削，祸元气阴阳者滋少，是则有功于天地者也。蕃而息之者，天地之仇也。柳子曰，吾能终其说。彼上而玄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浑然而中处者，世谓之元气。寒而暑者，世谓之阴阳。其乌能赏功而罚祸乎？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欲望其赏罚者大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谬矣。子而信子之仁义，以游其内，生而死尔，乌置存亡得丧于其间耶？

    《刘梦得文集》卷一二《天论》三篇（参《柳河东集》卷三一《答刘禹锡〈天论〉书·序》）略云：

    世之言天者二道焉。拘于昭昭者，则曰天与人实影响，如有物的然以宰者，故阴骘之说胜焉。泥于冥冥者，则曰天与人实相异，是茫乎无有宰者，故自然之说胜焉。予之友河东解人柳子厚作《天说》以折韩退之之言，文信美矣，盖有激而云，非所以尽天人之际。故余作《天论》以极其辩云。

    其上篇略云：

    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动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余故曰，天与人交相胜尔。其说曰，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人能胜乎天者法也。法大行则是为公是，非为公非。天下之人蹈道必赏，违善必罚。故其人曰，天何预乃人事耶？福兮可以善取，祸兮可以恶召，奚预乎天邪？法小弛则是非驳，赏不必尽善，罚不必尽恶。故其人曰，彼宜然而信然，理也。彼不当然而固然，岂理邪，天也。福或可以诈取，祸或可以苟免。人道驳，故天命之说亦驳焉。法大弛则是非易位，赏恒在佞，而罚恒在直。义不足以制其强，刑不足以胜其非，人之能胜天之实尽丧矣。夫实已丧，而名徒存，彼昧者方挈挈然提无实之名，欲抗乎言天者，斯数穷矣。故曰天之所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法大行，则其人曰，天何预人邪？我蹈道而已。法大弛，则其人曰，道竟何为邪？任人而已。法小弛，则天人之论驳焉。今以一己之穷通，而欲质天之有无，惑矣。余曰，天恒执其所能，以临乎下，非有预乎治乱云尔。人恒执其所能，以仰乎天，非有预乎寒暑云尔。生乎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自。故德与怨不归乎天。生乎乱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举归乎天，非天预乎人尔。

    韩柳刘三公之说甚悉，今不能具引，唯取刘论上篇稍详录之，以其为唐人说理之第一等文字也。至韩柳之说，则文人感慨愤激之言也。微之《人道短》一篇，畅论天道似长而实短，人道似短而实长。其诗中：

    天既职性命，道德人自强。

    之句，则与梦得“天之道在生植，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似有所合，但细绎：

    赖得人道有拣别，信任天道真茫茫。若此撩乱事，岂非天道短，赖得人道长。

    之结论，则微之自别有创见，貌似梦得为说理之词，意同韩柳抒愤激之旨，此恐非偶然所致，疑微之于作此诗前得见柳刘之文，与其作《连昌宫词》之前亦得见乐天《新丰折臂翁》昌黎《和李正封过连昌宫七》绝受其暗示者相似（参《连昌宫词》章及《新乐府》章《新丰折臂翁》篇所论）。考微之与柳刘往来不甚频密，则远道寄文之可能不多。然微之于元和十年春曾与柳刘诸逐臣同由贬所召至长安。又于元和十年至十二年间在通州司马任内尝以事至山南西道节度使治所兴元。兴元者，西南一大都会，而文士萃集之所也。柳刘文名高一世，天人之说尤为奇创，自宜传写流布于兴元。是微之于元和十年至十二年之间，在长安与兴元两地，俱有得见柳刘二公《天论》与《天说》之机缘也。微之《古题乐府》为《和梁州进士刘猛、李余》而作，梁州即兴元，或者微之在梁州之日，曾得窥见柳刘之文，遂取其意旨加以增创以成此杰作耶？

    附论

    （甲）白乐天之先祖及后嗣

    关于白氏之远祖，如乐天于《故巩县令白府君事状》（《白氏长庆集》卷二九）中所自述者，其可疑诸点，陈振孙《白文公年谱》已详辨之，而沈炳震《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订讹》及武英殿本《新唐书》卷七五下《宰相世系表》所附考证，亦俱有所论。其实诸家谱牒记述，虚妄纷歧，若取《史乘》校之，其讹谬矛盾可笑之处不一而足，非独此文为然也。但此类可存而不论，盖今日稍具常识之读史者，决不致为所迷惑，详悉辨证，转无谓也。又近年中外论著中，有据《北梦琐言》卷五“中书蕃人事”条所纪“崔慎由诋白敏中”之语，《唐摭言》卷一三“敏捷”条白敏中、卢发所赋“十姓胡中第六胡”诸句，及《白氏长庆集》卷五九《沃洲山禅院记》所云：

    厥初有罗汉僧西天竺人白道猷居焉。

    又略云：

    昔道猷肇开兹山，今日乐天又垂文兹山。异乎哉，沃洲山与白氏其世有缘乎。

    等语，推论白氏之为胡姓。鄙意白氏与西域之白或帛氏有关，自不俟言，但吾国中古之时，西域胡人来居中土，其世代甚近者，殊有考论之价值。若世代甚远久，已同化至无何纤微迹象可寻者，则止就其仅余之标帜即胡姓一事，详悉考辨，恐未必有何发现，而依吾国中古史“种族之分，多系于其人所受之文化，而不在其所承之血统”之事例言之（见拙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则此类问题亦可不辨。故谓元微之出于鲜卑，白乐天出于西域，固非妄说，却为赘论也。兹所欲言之乐天先世问题，仅为乐天非北齐五兵尚书白建之后裔，及乐天之父母以亲舅甥为婚配二事而已。盖此二事均与乐天本身有实际影响，而不似白氏为胡姓之浮泛关系也。

    关于乐天非北齐五兵尚书白建之后裔一端，寅恪已于拙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论牛僧孺家有隋代牛弘赐田事》阐述及之。兹仅移录其所言者于此，以供并观同论之便利。至于乐天之父母以亲舅甥为婚配一事，则别于此详言之。以彼书限于体例范围，不能多所旁及，而此文则专论乐天家世，其性质有异故也。

    《白氏长庆集》卷二九《襄州别驾府君事状》云：

    初，高祖赠司空，有功于北齐，诏赐庄宅各一区，在同州韩城县，至今存焉。

    此所谓有功于北齐之司空即白建也。据《北齐书》卷四〇《白建传》（《北史》卷五五《白建传》同）略云：

    白建字彦举，武平七年卒，赠司空。

    是白建卒于北齐未亡以前。其生存时期，周齐二国，东西并峙，互相争竞。建为齐朝主兵之大臣，其所赐庄宅，何得越在同州韩城即仇雠敌国之境内乎？其为讹托，不待辨论也。

    又《新唐书》卷七五下《宰相世系表·白氏表》云：

    白建字彦举，后周弘农郡守，邵陵县男。

    此白建既字彦举，与北齐主兵大臣之姓氏名字俱无差异，是即乐天所自承之祖先也。但其官则为北周弘农郡守，与北齐赠司空之事绝不能兼容，其间必有窜改附会，自无可疑。岂乐天之先世赐田，本属于一后周姓白名某字某之弘农郡守，而其人实是乐天真正之祖宗。故其所赐庄宅能在北周境内，后来子孙远攀异国之贵显，遂致前代祖宗横遭李树代桃之厄耶？

    贞松老人（罗振玉）遗稿后《丁戊稿〈白氏长庆集〉书后》一文中，论及乐天之父母以亲舅甥为婚配事。其说虽简，然甚确，颇可解释乐天早年家庭环境及后来其母以狂疾坠井而死诸问题。故于此引证稍详，并推论之以供读白诗者之参考。

    《白氏长庆集》卷二九《太原白氏家状二道》，其《故巩县令白府君事状》云：

    高祖讳建，北齐五兵尚书，赠司空。曾祖讳士通，皇朝利州都督。祖讳志善，朝散大夫尚衣奉御。父讳温，朝请大夫检校都官郎中。公讳锽。

    其《襄州别驾府君事状》略云：

    公讳季庚，巩县府君之长子。建中元年授彭城县令。时徐州为东平所管，属本道节度使反，公与本州刺史李洧归国。贞元十年五月二十八日，终于襄阳官舍，享年六十六。夫人陈氏，陈朝宜都之后。祖讳璋，利州刺史。考讳润，坊州鄜城县令（寅恪按：令疑当作尉）。妣太原白氏。夫人无兄姊弟妹，八岁丁鄜城府君之忧，十五岁事舅姑，建中初以府君彭城之功封颍川县君。元和六年四月三日殁于长安宣平里第，享年五十七。有子四人，次曰居易，次曰行简。

    又《白氏长庆集》卷二五《唐故鄜城县尉陈府君夫人白氏墓志铭》略云：

    夫人太原白氏，享年七十。唐利州都督讳士通之曾孙，尚衣奉御讳志善之玄孙（寅恪按：疑当作士通之玄孙，志善之曾孙。曾玄二字互易），都官郎中讳温之孙，延安令讳锽之第某女（寅恪按：延安令疑当作巩县令），韩城令讳钦之外孙，故鄜城尉讳润之夫人，故颍川县君之母，故大理少卿襄州别驾讳季庚之姑，前京兆府户曹参军翰林学士白居易，前秘书省校书郎白行简之外祖母也。

    寅恪按：古人文字传于今世者，转写多有讹误，自不足怪。上所引乐天所作其父及外祖母墓志如“令”之疑当作“尉”，“延安”之疑当作“巩县”，及“曾”“玄”二字之疑当互易，即是其例。盖此皆可以本文之上下文及他文之有关者相参校而得知者也。但有为本文之上下文及相关之他文所限定，绝不能移易而诿为转写讹误所致者，则如乐天之母与其父亲属之关系是。兹据上引乐天所自述者，作一世系亲属表以明之如下：

    乐天文中，历叙其外祖母之尊卑先后诸亲族血统联系，其间关系，互相制限，一定而不可移，则乐天之外祖母乃其祖之女，与其父为同产，易言之，即乐天之父季庚实与亲甥女相为婚配也明矣。至乐天于其外祖母之墓志铭以“襄州别驾讳季庚之姑”为言者，此“姑”字必不可通。初视之似是“妹”字之讹写，但细思之，则乐天属文之际，若直书其事，似觉太难为情，罗贞松谓“季庚所取乃妹女，乐天称陈夫人为季庚之姑，乃讳言而非其实矣”（罗振玉《贞松老人遗稿》甲集后《丁戊稿〈白氏长庆集〉书后》条），洵确论也。

    夫亲舅甥相为婚配，如西汉惠帝之后为其同母姊鲁元公主女（见《史记》卷四九《外戚世家》，卷八九《张耳陈余列传》等），及吴孙休朱夫人为休姊女之事（见《吴志》卷五《孙休朱夫人传及裴注》），于古代或即今日，恐亦不乏相同之例，但在唐代崇尚礼教之士大夫家族，此种婚配则非所容许，自不待言也。

    抑更有可论者，《唐律疏议》卷一《名例律》“十恶十曰内乱”条注云：

    谓奸小功以上亲，父祖妾，及与和者。

    《唐律疏议》释之云：

    奸小功以上亲者，谓据礼男子为妇人着小功服而奸者。若妇人为男夫，虽有小功之服，男子为报服缌麻者非。谓外孙女于外祖父，及外甥于舅之类。

    同书卷一四《户婚律·下》第一条条文云：

    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二年，缌麻以上以奸论。若外姻有服属而尊卑共为婚姻，及娶同母异父姊妹，若妻前夫之女者，亦各以奸论。其父母之姑舅两姨姊妹，及姨，若堂姨，母之姑，堂姑，己之堂姨及再从姨，堂外甥女，女婿姊妹，并不得为婚姻，违者各杖一百，并离之。

    《唐律疏议》释之略云：

    外姻有服属者，谓外祖父母，舅，姨（据涵芬楼影印，滂熹斋藏，宋刊本作舅姨。今坊间印本有作姑舅者，大谬），妻之父母，此等若作婚姻，是名尊卑共为婚姻。其外姻虽有服，非尊卑者，为婚不禁。

    又云：

    父母姑舅两姨姊妹，于身无服，乃是父母缌麻，据身是尊，故不合娶。及姨又是父母小功尊，若堂姨虽于父母无服，亦是尊属。母之姑，堂姑，并是母之小功以上尊，己之堂姨及再从姨，堂外甥女，亦谓堂姊妹所生者，女婿姊妹，于身虽并无服，据理不可为婚。并为尊卑混乱，人伦失序，违此为婚者，各杖一百。自同姓为婚以下，虽会赦，各离之。

    寅恪按：据上所引，可知吾国法意，重在内外区分，尊卑等级（参《容斋续笔》卷八“姑舅为婚”条及《明史》卷一三七《刘三吾传附朱善传》）。《唐律·户婚律》所规定之条例，就外姻论之，则科罪与否及其重轻，乃以尊卑混乱与否及服属之亲疏等关系而定。故外姻如从母兄弟姊妹（姨兄弟姊妹），姑之子（外兄弟姊妹），舅之子（内兄弟姊妹）者，虽并是缌麻三月成人正服，然非尊卑，其为婚于唐律则不在禁限。至外姻如上引《唐律·户婚律》条文自父母之姑舅两姨姊妹以下，虽于身并无服纪，但此等若作婚姻，则尊卑混乱，人伦失序，是以唐律亦科以“各杖一百”“虽会赦，各离之”之罪罚也（参《唐会要》卷八三“嫁娶”目“永徽二年九月”条）。亲舅甥自古在服纪之内，唐代复改加重，“仪礼丧服礼缌麻三月者甥（郑注，姊妹之子）”条传云：

    甥者，何也。谓吾舅者，吾谓之甥。何以缌之，报之也。

    及《通典》卷九二《礼典》“凶礼缌麻成人服三月”条（参《唐会要》卷三七《服纪·下》“贞观十四年”条）略云：

    大唐贞观十四年（永徽四年，长孙无忌等进律疏以前之十三年），太宗谓侍臣曰，舅之与姨，亲疏相似，而服纪有殊，理未为得。集学者详议，于是侍中魏征等议曰，谨按，舅服缌麻，请与从母同小功。制可。

    可知，然则甥舅为婚，律所必禁。违律者即应依《户婚律·下》第一条条文“若外姻有服属而尊卑共为婚姻”者，以奸论也。所谓以奸论者，《唐律疏议》卷一四《户婚律·下》第一条条文“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二年，缌麻以上以奸论”下《唐律疏议》释之云：

    若同姓缌麻以上为婚者，各依《杂律》奸条科罪。

    “外姻有服属而尊卑共为婚姻者以奸论”。自亦当准此。考《唐律疏议》卷二六《杂律·上》第二三条条文云：

    诸奸缌麻以上亲，及缌麻以上亲之妻，若妻前夫之女，及同母异父姊妹者，徒三年。强者流二千里，折伤者绞，妾减一等。

    《唐律疏议》释之云：

    奸缌麻以上亲，谓内外有服亲者。

    综前所引《户婚律》之条文及疏议，与此《杂律·奸》条文之条及疏议观之，则甥舅为婚，于唐律应科以满徒，并使离异。“虽会赦，亦离之”。固甚明也。唯于此尚有一问题特须注意者，《唐会要》卷三七《服纪目·上》（参《旧唐书》卷二七《礼仪志》，《通典》卷九二《礼典·凶礼》“缌麻成人三月服”条）略云：

    显庆元年（《旧志》作二年）九月二十九日，修礼官长孙无忌等奏曰，依古丧服，甥为舅缌麻，舅报甥亦同此制。贞观年中，八座议奏舅服同姨小功五月，而今律疏舅报于甥，服犹三月，谨按，傍亲之服，礼无不报，己非正尊，不敢降之也。故甥为从母五月，从母报甥小功，甥为舅缌麻，舅亦报甥三月，是其义矣。今甥为舅，使同从母之丧，则舅宜进甥以同从母之报，修律疏人不知礼意，舅报甥服尚止缌麻，于例不通，理须改正。今请修改律疏，舅报甥亦小功。制从之。

    《通典》卷一三四《礼典·开元礼》卷二九“小功五月成人正服”条云：

    为外祖父母，为舅及从母丈夫妇人报。

    夫吾国古代礼律关系密切，永徽四年颁律疏时（《旧唐书》卷五〇《刑法志》）甥为舅服小功，舅报甥尚止缌麻，故甥舅为婚，不入内乱之条，如《唐律疏议》所释者是也。及显庆改舅报甥亦小功，是甥舅为婚，即如《唐律疏议》所谓男子为妇人着小功服而奸者，宜入内乱之条矣。长孙无忌所奏请修改者，指言律疏，岂即谓此类条文耶？又《唐律疏议》卷二六《杂律》第二十四条条文云：

    诸奸从祖祖母，姑，从祖伯叔母，姑（寅恪按：据开元礼，从祖祖姑，从祖姑在室者小功，适人者缌麻。唐律奸从祖祖姑，从祖姑之罪重于奸缌麻亲者，依本服而不从轻服之法也。可参《名例律》卷六第八条条文及疏议），从父姊妹，从母及兄弟妻，兄弟子妻者，流二千里。强者绞。

    “为舅及从母丈夫妇人报”，其丧服之制既同，且舅之与姨，亲疏相似，则舅甥为婚之刑章，后来或亦有修改耶？但检《宋刑统》此诸条条文下并未载补充制，格，敕条，其故俟考。寅恪素不谙礼律之学，姑记其疑于此，以待通识礼律之君子之教正。

    总之，乐天先世本由淄青李氏胡化藩镇之部属归向中朝，其家风自与崇尚礼法之山东士族迥异。如其父母之婚配，与当日现行之礼制（开元礼）及法典极相违戾，即其例也。后来乐天之成为牛党，而见恶于李赞皇，其历史之背景，由来远矣（关于牛李党派之分野与社会阶级之关系，已于拙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详论之，可参阅）。

    复次，乐天之父季庚殁于贞元十年，年六十六，其母颍川县君陈夫人殁于元和六年，年五十七。据此推计，则陈夫人年十五岁结婚，时季庚年已四十一岁矣。夫男女婚配，年龄虽相距悬远，要亦常见，本不足异。所可怪者，以唐代社会一般风习论之，断无已仕宦之男子年逾四十，尚未结婚之理。若其父果已结婚，乐天于季庚之事状中何以绝不言及其前母为何人？其故殊不可解。疑其婚配之间，当有难言之隐，今则不易考见矣。陈振孙《白文公年谱》元和十年下云：

    六月，盗杀宰相武元衡，公首上疏请急捕贼以雪国耻。宰相以非谏职言事（寅恪按：乐天时为太子左赞善大夫），恶之。会有恶公者，言其母看花坠井死，而作赏花及新井诗。贬江州刺史。中书舍人王涯言其所犯不可复理郡（寅恪按：《旧唐书》卷一六六《白居易传》作“甚伤名教，不宜置彼周行”），又改司马。宰相，韦贯之，张弘靖也。旧谱并及裴度，非是。度方为中丞，亦遇盗不死，既愈乃相耳。新井之事，世莫知其实，史氏亦不辨其有无，独高彦休《阙史》言之甚详，公母有心疾，因悍妒得之。及嫠，家苦贫，公与弟不获安居，常索米丐衣于邻郡邑。母昼夜念之，病益甚。公随计宣州，母因忧愤发狂，以苇刀自刭，人救之得免。后遍访医药，或发或瘳。常恃二壮婢，厚给衣食，俾扶卫之。一旦稍怠，毙于坎井。时裴晋公为三省，本厅对客，京兆府申堂状至，四座惊愕。薛给事存诚曰，某所居与白邻，闻其母久苦心疾，叫呼往往达于邻里。坐客意稍释。他日，晋公独见夕拜（寅恪按：夕拜谓给事中也。王维《酬郭给事》诗云，夕奉天书拜琐闱。此指薛存诚言）谓曰，前时众中之言，可谓存朝廷大体矣。夕拜正色曰，言其实也。非大体也。由是晋公信其事。后除河南尹，刑部侍郎，皆晋公所拟。凡曰坠井，必恚恨也，陨获也。凡曰看花，必怡畅也，闲适也。安有怡畅闲适之际，遽致颠沛废坠之事。乐天长于情，无一春无咏花之什，因欲韨藻其罪。又验新井篇是尉盩厔时作，隔官三政，不同时矣。彦休所记，大略如此，闻之东都圣善寺老僧，僧故佛光和尚弟子也。今考集中亦无所谓新井诗者，意其删去。然则公母死以疾，固人伦之大不幸，而傅致诗篇以成谗谤，则佥壬嫉娼者为之也。故删述彦休之语，以告来者。

    寅恪按：高氏所述关于裴晋公一节，核以年月，不无可疑，盖乐天母以元和六年四月殁，而是时晋公尚未为宰相也。但乐天母以悍妒致心疾发狂自杀一点，则似不能绝无所依据而伪造斯说。今检知不足斋本《高氏书》，未见此条，恐亦是后人所删去。张耒《张右史文集》卷四八有《题贾长卿读高彦休续白乐天事》一文，其语稍冗长，可不移录，大旨谓：

    此不必辨，小人之诬君子，如舜与伊尹所遭之比。

    虽意在为贤者辩护，不知此事元无关乐天本身道德，可以不辩护也。今所欲言者，则为乐天坐此获谴，贬江州刺史，王涯以其所犯得罪名教，不可治郡，复改司马，乃明见史乘之事实。夫此事实，必有内在之远因，此远因即其父母之婚配不合当时社会之礼法人情，致其母以悍妒著闻，卒发狂自杀是也。常疑李文饶能称赏家法优美之柳仲郢，而不能宽容文才冠代之白居易，亦由于此。以乐天父母之婚配既违反礼律，己身又以得罪名教获谴，遂与矜尚礼法家风之党魁，其气类有所不相容许者也。至文饶所以荐用乐天从弟敏中之故，盖亦不得已而思其次耳（见《旧唐书》卷一六六，《新唐书》卷一一九《白居易传·附敏中传》，及《北梦琐言》卷一“李太尉抑白少传”条，《南部新书》乙卷“自传与赞皇不协”条等）。吾人今日固不可以此责乐天，然乐天君子人也，却为此而受牺牲，其消极知足之思想，或亦因经此事之打击，而加深其程度耶？

    又《南部新书》甲卷甲云：

    白乐天之母因看花坠井，后有排摈者，以赏花新井之作左迁。穆皇尝题柱曰，此人一生争得水吃。

    寅恪按：韩退之著讳辨，谓李贺父名晋肃，而议者言贺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其子岂不得为人。钱书此条，颇可与昌黎之文参读。足为当时社会礼教末流，虚伪不近人情之反诘妙语。吾人因此又可推知乐天必坐斯事喧传一时，而被目为名教罪人无疑也。

    关于乐天后嗣之问题，陈振孙《白文公年谱》“会昌六年下”条云：

    公自丧阿崔，终身无子。墓志云，以侄孙阿新为后，又云，三侄味道，景回，晦之。世系表载公子景受以从子继。碑亦云大中三年景受自颍阳尉典治集贤御书，奉太夫人杨氏来京师，命客取文刻碑。案公舍其侄而以侄孙为后，既不可解，而所谓阿新者，即景受乎？则昭穆为失次，不然，则治命终不用耶？碑云，十一月葬龙门。而墓志云，葬于华州下邽，祔先茔也。则治命亦本不于龙门。《贾氏谈录》云，四方过者，必奠卮酒，冢前方丈，常成泥泞。又云，毋请太常谥，毋建神道碑。《新史》云，敏中为相，请谥曰文。《贾氏谈录》云，有司请赐谥。上曰，何不取醉吟先生墓表看？卒不赐谥。弟敏中，请立神道碑。据此，则但立碑而未尝赐谥也。《新史》当别有据。

    汪立名《白香山年谱》云：

    白公自撰《醉吟先生墓志》云，有三侄，长味道，巢县丞。次景回，淄州司兵参军。次晦之，举进士，并不详何人子。又云，乐天无子，以侄孙阿新为之后。大中三年，李商隐为公墓碑云，子景受，自颍阳尉典治集贤御书。表云，景受孟怀观察使，以从子嗣。则非阿新明矣。按公墓志预作于会昌初，岂其后复易以从子承祧而更其名乎？

    《唐文粹》（涵芬楼影印嘉靖本）卷五八所选录李商隐撰《乐天墓碑铭》后有附载之弘农杨氏（即乐天夫人）《伤子辞》云：

    子有令子，俭衣削食。以纪先功，志刊贞石。彼苍不遗，俾善莫隆。今子建立，痛冤无穷。

    冯浩《樊南文集详注》卷八云：

    此可细思而悟其事也。其云纪功刊石，已即碑序中件右功世取文刻碑之意，然志刊贞石，彼苍不遗，乃有其志未及为者。若景受则实取文刻碑矣。余谓阿新越序为嗣，是白公杨氏所爱，定于存时者。不意公没后，阿新亦殇。此殇子辞必为阿新。其曰令子即阿新。其曰今子，乃景受。盖阿新殇后，又以景受为继，而郡君痛冤无穷，自以辞志之也。《文粹》必因其附刻碑侧，故兼登之。否则何烦旁及哉？据辞追揣，情事宜然。旧新传表之异，可以互通矣。

    寅恪按：今《文苑英华》卷九四五载有乐天自撰墓志，即世所谓《醉吟先生墓志铭》者也。此志乃一伪撰之文（参岑仲勉先生《白集醉吟先生墓志铭存疑》，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九本），而陈汪二氏俱未尝致疑，途于论及乐天后嗣时，乃欲调和此伪志与李碑之冲突，宜其捍格而不能通也。冯孟亭考注玉溪生所撰此碑，因附论乐天之后嗣，而据伤（冯氏所见《文粹》本作殇）子辞为说，可谓读书有得矣。然其“其曰令子即阿新”之结论，则仍信从伪志，似亦未确。然则乐天后嗣之问题，所可考见者，唯其前立之子先死，后立之子为景受耳。或以乐天以侄孙为嗣之事，亦见于《旧唐书》卷一六六《白居易传》，似可以信据为言者。其实《旧传》中又有“仍自为墓志”之说。其“以侄孙为嗣”之记载，是否即得之于伪文，殊未可知也（《新唐书》卷一一九《白居易传》未记乐天后嗣，是否别有所见，不敢决言。但传中“遗命薄葬，无请谥”之记载，似亦与伪志有关也）。

    又赐谥与否一节，则《唐会要》卷七九“谥法”门上“文”字下有：

    故太子少傅白居易，大中三年十二月中书侍郎平章事白敏中上疏请行谥典。从之。下太常，谥曰文。

    之记载，故《新唐书》卷一一九《白居易传》所述自有依据（《北梦琐言》卷一“牛僧孺奇士”条亦云，白敏中入相，乃奏定谥白居易曰文）。至乐天官为太子少傅，故世称为白傅，若其称为白太傅（见《唐语林》卷四“企羡”类“元和后不以名可称者白太傅”条，但《国史补·下》开元日通不以姓而可称者节，无白太傅语）则讹误，不俟言矣。

    （乙）白乐天之思想行为与佛道关系

    乐天之思想行为与佛道二家有关，自不待论。兹所欲言者，即乐天对于佛道二家关系浅深轻重之比较问题也。《全唐诗》第一七函《白居易》卷三六《客有说》（自注云：客即李浙东也。所说不能具录其事）云：

    近有人从海上回，海山深处见楼台。中有仙龛虚一室，多传此待乐天来。

    答客说云：

    吾学空门非学仙，恐君此说是虚传。海山不是我归处，归即应归兜率天（自注云：予晚年结弥勒上生业，故云）。

    寅恪按：《太平广记》卷四八“神仙”类“白乐天”条引《逸史》（参叶梦得《石林避暑录话》卷一《白乐天集》自载“李浙东言海山有仙馆待其来之说”条）略云：

    唐会昌元年（？），李师稷中丞为浙东观察使。有商客遭风飘荡，不知所止，月余至一大山。道士与语曰，此蓬莱山也。既至，莫要看否？遣左右引于宫内游观。至一院，扃锁甚严，因窥之。客问之，答曰，此是白乐天院。乐天在中国未来耳。归旬日至越，具白廉使李公，尽录以报白公。先是白公平生唯修上坐（生？）业，及览李公所报，乃自为诗二首以记其事，及答李浙东。

    据吴廷燮《唐方镇年表》“浙东观察使”栏引《嘉泰会稽志》所记，知李师稷任浙东观察使之时为会昌二年至五年，而此《客有说》及《答客说》二诗于《白氏长庆集》卷六九中按其排列次序及内容推之，似是乐天于会昌二年年七十一时所作（《白氏长庆集》第六九卷中之律诗，自《喜入新年自咏》以下，大抵皆会昌二年之作品，唯《送王卿使君赴任苏州》七律有“一别苏州十八载”之句，似觉不合。或者乐天计算其时间之相隔为十六年，而十八乃十六之讹写耶？俟考）。乐天此诗及自注，述其晚年皈依释迦而不宗尚苦县，固可视为实录，然此前乐天实与道教之关系尤密，亦显而易考者也。兹分为“丹药之行为”与“知足之思想”二端论之如下：

    《全唐诗》第一七函《白居易》卷三三《感事》五言排律云：

    服气崔常侍（晦叔），烧丹郑舍人（居中）。常期生羽翼，那忽化灰尘。每遇凄凉事，还思潦倒身。唯知趁杯酒，不解炼金银。睡适三尸性，慵安五藏神。无忧亦无喜，六十六年春。

    寅恪按：若据乐天于开成二年，年六十六时所作此诗中自述之语，似是绝未尝为烧丹之事者。但又取其他诗篇观之，则知其不然。如《白氏长庆集》卷五一《同微之赠别郭虚舟炼师》五十韵五古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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