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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新乐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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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白集中俱有《新乐府》之作，而乐天所作，尤胜于元。洵唐代诗中之巨制，吾国文学史上之盛业也。以作品言，乐天之成就造诣，不独非微之所及，且为微之后来所仿效（见《白氏长庆集》卷一六《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诗》自注）。但以创造此体诗之理论言，则见于《元氏长庆集》者，似尚较乐天自言者为详。故兹先略述两氏共同之理论，然后再比较其作品焉。
《元氏长庆集》卷二三《乐府古题·序》略云：
况自风雅至于乐流，莫非讽兴当时之事，以贻后代之人。沿袭古题，唱和重复，于文或有短长，于义咸为赘剩，尚不如寓意古题刺美见事，犹有诗人引古以讽之义焉。曹刘沈鲍之徒时得如此，亦复稀少。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予少时（寅恪按：此序题下题丁酉二字，知是元和十二年微之年三十九时所作。其《和李绅乐府新题》诗，作于元和四年，是时微之实已三十一岁，不得云少时。此乃属文之际，率尔而言，未可拘泥也）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拟赋古题。
同集卷三〇《叙诗寄乐天书》略云：
又久之，得杜甫诗数百首，爱其浩荡津涯，处处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兴，而讶子昂之未暇旁备矣。
又同集卷五六《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并序》云：
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
《白氏长庆集》卷二八《与元九书》略云：
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首。
寅恪按：元白二公俱推崇少陵之诗，则《新乐府》之体，实为摹拟杜公乐府之作品，自可无疑也。
《白氏长庆集》卷四五《策林·序》略云：
元和初，予罢校书郎，与元微之将应制举，闭户累月，揣摩当代之事，构成策目七十五门。及微之首登科，予次焉。
其第六十八目《议文章》（碑碣词赋）略云：
古之为文者，上以纽王教，系国风，下以存炯戒，通讽喻。故惩劝善恶之柄，执于文士褒贬之际焉。补察得失之端，操于诗人美刺之间焉。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虽雕章镂句，将焉用之。伏维陛下诏主文之司，谕养文之旨，但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碑诔有卢美愧辞者，虽华虽丽，禁而绝之。
第六十九目《采诗以补察时政》略云：
臣闻圣王酌人之言，补己之过，所以立理本，导化源也。将在乎选观风之使，建采诗之官，俾乎歌咏之声，讽刺之兴，日采于下，岁献于上者也。所谓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诫。
寅恪按：元白二公作《新乐府》在元和四年，距构《策林》之时甚近。故其作《新乐府》之理论，与前数年揣摩之思想至有关系。观于《策林》中《议文章》及《采诗》二目所言，知二公于采诗观风之意，盖蕴之胸中久矣。然则二公《新乐府》之作，乃以古昔采诗观风之传统理论为抽象之鹄的，而以唐代杜甫即事命题之乐府，如《兵车行》者，为其具体之模楷，固可推见也。
虽然，微之之作，似尚无摹拟《诗经》之迹象。至于乐天之《新乐府》，据其总序云：
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则已标明取法于诗三百篇矣。是以乐天《新乐府》五十首，有总序，即摹毛诗之总序。每篇有一序，即仿毛诗之小序。又取每篇首句为其题目，即效《诗经·关雎》为篇名之例（微之之作乃和李公垂者。微之每篇首句尚与诗题不同，疑李氏原作当亦不异微之）。全体结构，无异古经。质而言之，乃一部唐代《诗经》，诚韩昌黎所谓“作唐一经”者。不过昌黎志在春秋，而乐天体拟三百。韩书未成，而白诗特就耳。乐天元和之初撰《策林》时，即具釆诗匡主之志。不数年间，遂作此五十篇之诗。语云，有志者事竟成，乐天亦足以自豪矣。此外，尚有可论者，严震白氏讽谏本及日本嘉承（相当中国北宋元祐时）重钞建永（相当庆历时）本，于“首句标其目”之下有“《古诗十九首》之例也”一句，铃木虎雄《业间录校勘记》云：
有者，是也。
寅恪按：《毛诗大序》《关雎》后妃之德也。孔颖达《正义》云：
《关雎》旧解云，三百二十一篇皆作者自为名。
旧说之是非，别为一问题，兹可不置论。唯据其说，则《诗经》篇名，皆作者自取首句为题。乐天实取义于此。故《新乐府·序》文中“诗三百之义也”一语，乃兼括前文“首句标其目”而言，铃木之说殊未谛。夫乐天作诗之意，直上拟三百篇，陈义甚高。其非以《古诗十九首》为楷则，而自同于陈子昂、李太白之所为，固甚明也。
复次，关于《新乐府》之句律，李公垂之原作不可见，未知如何。恐与微之之作无所差异，即以七字之句为其常则是也。至乐天之作，则多以重叠两三字句，后接以七字句，或三字句后接以七字句，此实深可注意。考三三七之体，虽《古乐府》中已不乏其例，即如杜工部《兵车行》，亦复如是。但乐天《新乐府》多用此体，必别有其故。盖乐天之作，虽于微之原作有所改进，然于此似不致特异其体也。寅恪初时颇疑其与当时民间流行歌谣之体制有关，然苦无确据，不敢妄说。后见敦煌发现之变文俗曲殊多三三七句之体，始得其解。关于敦煌发现之变文俗曲，详见《敦煌掇琐》及《鸣沙余韵》诸书所载，兹不备引。然则乐天之作《新乐府》，乃用《毛诗》《乐府古诗》及《杜少陵诗》之体制，改进当时民间流行之歌谣。实与贞元、元和时代古文运动巨子如韩昌黎、元微之之流，以太史公书，《左氏春秋》之文体试作《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莺莺传》等小说传奇者，其所持之旨意及所用之方法，适相符同。其差异之点，仅为一在文备众体小说之范围，一在纯粹诗歌之领域耳。由是言之，乐天之作《新乐府》，实扩充当时之古文运动，而推及之于诗歌，斯本为自然之发展。唯以唐代古诗，前有陈子昂、李太白之复古诗体。故白氏《新乐府》之创造性质，乃不为世人所注意。实则乐天之作，乃以改良当日民间口头流行之俗曲为职志。与陈李辈之改革齐梁以来士大夫纸上摹写之诗句为标榜者，大相悬殊。其价值及影响，或更较为高远也。此为吾国中古文学史上一大问题，即“古文运动”本由以“古文”试作小说而成功之一事。寅恪曾于《韩愈与唐代小说》一文中论证之。而白乐天之《新乐府》，亦是以乐府古诗之体，改良当时民俗传诵之文学，正同于以“古文”试作小说之旨意及方法。此点似尚未见有言及之者，兹特略发其凡于此，俟他日详论之，以求教于通识君子焉。
关于元白二公作品之比较，又有可得而论者，即元氏诸篇所咏，似有繁复与庞杂之病，而白氏每篇则各具事旨，不杂亦不复是也。请先举数例以明之。
《元氏长庆集》卷二四《上阳白发人》，本愍宫人之幽闭，而其篇末乃云：
此辈贱嫔何足言，帝子天孙古称贵。诸王在阁四十年，七（“七”当作“十”。见《旧唐书》卷一〇七《玄宗诸子传》，《新唐书》卷八二《十一宗诸子传》）宅六宫门户闭。随炀枝条袭封邑，肃宗血胤无官位。王无妃媵主无婿，阳亢阴淫结灾累。何如决壅顺众流，女遣从夫男作吏。
可与同集卷三二《献事表》所陈十事中：
二曰任诸王以固磐石，三曰出宫人以消水旱，四曰嫁诸女以遂人伦。
参证。此为微之前任拾遗时之言论，于作此诗时不觉连类及之，本不足异，亦非疵累。但乐天《上阳白发人》之作，则截去微之诗末题外之意，似更切径而少支蔓。或者乐天复受“随炀枝条袭封邑”句之暗示，别成《二王后》一篇，亦未可知也。又如《元氏长庆集》卷二四《法曲》云：
汉祖过沛亦有歌，秦王破阵非无作。作之宗庙见艰难，作之军旅传糟粕。
又云：
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
乐天所作，则析此诗所言者为三题，即《七德舞》《法曲》《时世妆》三首。一题各言一事，意旨专而一，词语明白，鄙意似胜微之所作。盖《新乐府》之作，其本旨在备风谣之采择，自以简单晓畅为尚。若微之之诗，一题数意，端绪繁杂。例若《元氏长庆集》卷二四《阴山道》既云：
费财为马不独生，耗帛伤工有他盗。
之以回鹘马价缣为非矣。其诗后段忽因丝织品遂至旁及豪贵之逾制，如言：
挑纹变力倍费，弃旧从新人所好。越縠撩绫织一端，十匹素缣功未到。豪家富贵逾常制，令族亲班无雅操。从骑爱奴丝布衫，臂鹰小儿云锦韬。群臣利己要差僭，天子深哀空闵悼。
不免稍近支蔓。而乐天《新乐府》则于《阴山道》题下《仿毛诗小序》云：
疾贪虏也。
全诗只斥回鹘之贪黠，而又别为《缭绫》一题，其小序云：
念女工之劳也。
全诗之中，痛惜劳工，深斥奢靡。其意既专，故其言能尽。其言能尽，则其感人也深。此殆乐天所谓“苦教短李伏歌行”，遂使“每被老元偷格律”者耶？
以上所列为元诗中之一篇杂有数意者，至于一意而复见于两篇者，则如《秦王破阵乐》既已咏之于《法曲》云：
汉祖过沛亦有歌，秦王破阵非无作。作之宗庙见艰难，作之军旅传糟粕。
复又见于《立部伎》中，而有：
太宗庙乐传子孙，取类群凶阵初破。
之句，即其例也。
至乐天之作，则《白氏长庆集》卷一《伤唐衢二首》之二云：
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
寅恪按：一吟咏一事，虽为乐天《秦中吟》十首之通则，实则《新乐府》五十篇亦无一篇不然。其每篇之篇题，即此篇所咏之事。每篇下之小序，即此篇所持之旨也。每篇唯咏一事，持一旨，而不杂以他事及他旨，此之谓不杂。此篇所咏之事，所持之旨，又不复杂入他篇，此之谓不复。若就其非和微之篇题言之，此特点尤极显明。如《红线毯》与《缭绫》者，俱为外州精织进贡之品，宜其诗中所持之旨相同矣。但《红线毯》篇之小序云：
忧农桑之费也。
篇中痛斥宣州刺史之加样进贡，而《缭绫》者之小序则云：
念女工之劳也。
篇中深悯越溪寒女之费工耗力，是绝不牵混也。又如《李夫人》《井底引银瓶》《古冢狐》三篇，所咏者皆为男女关系之事，而《李夫人》以：
鉴嬖惑也。
为旨，自是陈谏于君上之词。
《井底引银瓶》以：
止淫奔也。
为旨，则力劝痴小女子，勿为男子所诱。
《古冢狐》则以：
戒艳色也。
为旨，乃深戒民间男子勿为女子所惑者，是又各有区别也。又如《紫毫笔》所指斥者，乃起居郎与侍御史之失职。《秦吉了》所致讥者，乃言官之不言。虽俱为讥斥朝官之尸位，而其针对之人事，又不相侔也。即此所举，亦足概见其余矣。至其和微之诸篇则稍有别。盖微之之作，既有繁复与庞杂之病，乐天酬和其意，若欲全行避免，殆不甚可能。如微之于《华原磬》《西凉伎》《法曲》《立部伎》《胡旋女》《缚戎人》六篇中俱涉及天宝末年禄山之反，而乐天于《法曲》《华原磬》《胡旋女》《西凉伎》等篇中亦均及其事，是其证也。然乐天大抵仍持每篇一旨之通则。如《法曲》篇云：
苟能审音与政通。
《华原磬》云：
始知乐与时政通。
是其遣词颇相同矣。但《法曲》之主旨在正华声，废胡音。《华原磬》之主旨在崇古器，贱今乐，则截然二事也。又如《华原磬》《五弦弹》二篇，俱有慨于雅乐之不兴矣。但《立部伎》言太常三卿之失职，以刺雅乐之陵替。《五弦弹》写赵璧五弦之精妙，以慨郑声之风靡，则自不同之方面立论也。又如《华原磬》《立部伎》二篇，并于当日之司乐者有所讥刺矣。但《立部伎》所讥者，乃清职之乐卿。《华原磬》所讥者，乃愚贱之乐工，则又为各别之针对也。他若唐代之《立部伎》，其包括之范围极广，举凡《破阵乐》《太平乐》皆在其内，而乐天则以《破阵乐》既已咏之于《七德舞》一篇，《太平乐》又有《西凉伎》一篇专言其事，故《立部伎》篇中所述者，唯限于散乐，即自昔相传之百戏一类。此皆足征其经营结构，实具苦心也。
又微之所作，其语句之取材于经史者，如《立部伎》之用《小戴乐记》《史记·乐书》，及《蛮子朝》之用《春秋·定公八年·公羊传疏》之例，而有：
终象由文士宪左。
及：
云蛮通好辔长駷。
等句之类，颇嫌硬涩未融（“辔长駷”之“辔”字似即由《公羊传·定公八年注》之“衔”字而来）。乐天作中固无斯类，即微之晚作，亦少见此种聱牙之语。然则白诗即元诗亦李诗之改进作品，是乃比较研究所获之结论，非漫为轩轾之说也。
至于《新乐府》诗题之次序，李公垂原作今不可见，无从得知。微之之作与乐天之作，同一题目，而次序不同。微之诗以《上阳白发人》为首。上阳宫在洛阳，微之元和四年以监察御史分务东台，此诗本和公垂之作，疑是时李氏亦在东都，故于此有所感发。若果如是，则微之诗题之次序，亦即公垂之次序。唯观微之所作，排列诸题目似无系统意义之可言，而乐天之五十首则殊不然。当日乐天组织其全部结构时，心目中之次序，今日自不易推知。但就尚可见者言之，则自《七德舞》至《海漫漫》四篇，乃言玄宗以前即唐创业后至玄宗时之事。自《立部伎》至《新丰折臂翁》五篇，乃言玄宗时事。自《太行路》至《缚戎人》诸篇，乃言德宗时事（《司天台》一篇，如鄙意所论，似指杜佑而言，而杜佑实亦为贞元之宰相也）。自此以下三十篇，则大率为元和时事（其《百炼镜》《两朱阁》《八骏图》《卖炭翁》，虽似为例外，但乐天之意，或以其切于时政，而献谏于宪宗者）。其以时代为划分，颇为明显也。五十首之中，以《七德舞》以下四篇为一组冠其首者，此四篇皆所以陈述祖宗垂诫子孙之意，即《新乐府·总序》所谓为君而作，尚不仅以其时代较前也。其以《鸦九剑》《采诗官》二篇居末者，《鸦九剑》乃总括前此四十八篇之作。《采诗官》乃标明其于乐府诗所寄之理想，皆所以结束全作，而与首篇收首尾回环救应之效者也。其全部组织如是之严，用意如是之密，求之于古今文学中，洵不多见。是知白氏《新乐府》之为文学伟制，而能孤行广播于古今中外之故，亦在于是也。
元白二公作《新乐府》之年月，必在李公垂原作后，自无可疑。微之诗未著撰作年月，但其《西凉伎》云：
开远门前万里堠，今来蹙到行原州。去京五百而近何其逼，天子县内半没为荒陬。
寅恪按：《旧唐书》卷一四《宪宗纪》云：
元和三年十二月庚戌，以临泾县为行原州，命镇将郝玭为刺史。自玭镇临泾，西戎不敢犯塞。
《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云：
原州，广德元年没吐蕃，置行原州于灵台之百里城，贞元十九年徙治平凉，元和三年又徙治临泾。
是行原州凡三徙治所。其第二次之治所为平凉县，属旧原州，据《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原州中都督府在京师西北八百里，与元诗“去京五百而近”之语不合，必非所指。至行原州第一次之治所为灵台县之百里城，第三次之治所为临泾县，则皆属泾州。据《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泾州在京师西北四百九十三里，与元诗“去京五百而近”之语适合。然微之诗断无远指第一次即广德元年所徙之灵台而言之理，是其所指必是元和三年十二月即第三次所徙之临泾无疑。然则微之《新乐府》作成之年月，亦在元和三年十二月以后，与乐天所作同为元和四年矣。此微之作诗年岁之可考者也。
乐天《新乐府》虽题为：
元和四年为左拾遗时作。
似其作成之年岁无他问题。然详绎之，恐五十首诗，亦非悉在元和四年所作。见下文《海漫漫》及《杏为梁》两诗笺证，兹不于此述之。盖白氏《新乐府》之体，以一诗表一意，述一事，五十之数，殊不为少，自宜稍积时日，多有感触，以渐补成其全数。其非一时所成，极有可能也。今严震刊《白氏讽谏本新乐府·序》末有：
元和壬辰冬长至日左拾遗兼翰林学士白居易序
一行。初视之殊觉不合，以元和壬辰即元和七年，是年乐天以母忧退居渭上。乐天于前二年即元和五年已除京兆府户曹参军。其所署官衔左拾遗，自有可议。且兼翰林学士之言，似更与唐人题衔惯例不类（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九本四五八页岑仲勉先生《论〈白氏长庆集〉源流并评东洋本白集》）。但据《白氏长庆集》卷五三《诗解五律》云：
旧句时时改，无妨悦性情。
可知乐天亦时改其旧作。或者此《新乐府》虽创作于元和四年，至于七年犹有改定之处，其“元和壬辰冬长至日”数字，乃改定后随笔所记之时日耶？否则后人传写，亦无无端增入此数字之理也。姑识于此，以待详考，并于后论《海漫漫》《杏为梁》诸篇中申其疑义焉。
关于篇章之数目，白氏之作为五十首，自无问题。元氏之作，则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九六《新乐府·上》载微之《新乐府》共十三篇，其言云：
元稹序曰，李公垂作乐府新题二十篇，稹取其病时之尤急者，列而和之，盖十五而已。今所得才十二篇，又得八骏图一篇，总十三篇。
寅恪按：今《元氏长庆集》卷二四载《新乐府》共十二篇，序文亦作“十二”，适相符合，无可疑者。郭氏所见本，其“十二”之“二”，殆误作“五”，因谓其未全。又见乐天所作中有《八骏图》一题，而《元氏长庆集》卷三亦有《八骏图》一诗，遂取之以补数。殊不知微之《八骏图》诗，乃五言古诗，与微之《新乐府》之悉为七言体者迥异，断不合混为一类。观于《元氏长庆集》卷三〇《叙诗寄乐天书》云：
至是元和七年矣，有诗八百余首，色类相从，共成十体，凡二十卷。
又同集卷五六《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并序》云：
予尝欲件析其文，体别相附，与来者为之准，特病懒未就。
则微之编辑自作之诗，必分别体裁，无以五七言相混淆之理。《元氏长庆集》之编辑，其旨亦同微之，然则郭氏编入之误，不待详辨也。
七德舞
元微之乐府新题《法曲》云：
秦王破阵非无作，作之宗庙见艰难。
又《立部伎》云：
太宗庙乐传子孙，取类群凶阵初破。
白乐天则取其意别为一篇，即此篇是也。此篇专陈祖宗王业之艰难以示其子孙，易言之，即铺陈太宗创业之功绩，以献谏于当日之宪宗，所谓“采诗”“讽谏”“为君”诸义，实在于是。斯乐天所以取此篇，为其《新乐府》五十首之冠也。
凡诠释诗句，要在确能举出作者所依据以构思之古书，并须说明其所以依据此书，而不依据他书之故。若仅泛泛标举，则纵能指出最初之出处，或同时之史事，其实无当于第一义谛也。故兹于论述乐天此篇之主旨后，即进而推求其构思时所依据之原书，并先说明其所以取用此书之故焉。类书之作，本为便利属文，乐天尤喜编纂类书，如《策林》之类。盖其初原为供一己之使用，其后乃兼利他人也。唐世应进士制科之举子，固须玩习类书，以为决科射策之需，而文学侍从之臣，亦必翻检类书，以供起草代言之用。观《元氏长庆集》卷二二《酬乐天余思不尽加为六韵之作》诗“白朴流传用转新”句自注云：
乐天于翰林中书取书诏批答词等撰为程式，禁中号曰白朴。每有新入学士求访，宝重过于六典也。
则知唐世翰林与《六典》之关系。《六典》一书，究否施行，自来成为问题。详拙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职官”章，兹不多论。要之其书乃以唐代现行令式分配编纂，合于古代礼经，即周官之形式，实是便于官吏公文一种最有权威之类书。他不必旁引，即如乐天《新乐府·道州民》篇述《阳城奏语》云：
城云臣按《六典》书，任土贡有不贡无。
是其证也。夫《六典》为法令之类书，宜翰林学士所不可须臾离者，但现行法令类书之外，供翻检者，仍须有本朝掌故之类书。唐代祖宗功德之盛，莫过于太宗，而《太宗实录》四十卷部帙繁重，且系编年之体，故事迹不易检查。斯《太宗实录》之分类节要本，即吴兢《贞观政要》一书所以成为古今之要籍也。此书之实质为一掌故之类书，必与《六典》同为翰林学士所宝重而玩习，固无疑义，则乐天作《七德舞》时即先取此书寻扯材料以构成其骨干，乃极自然之理也。
何以知其曾取用《贞观政要》耶？诗云：
太宗十八举义兵，白旄黄钺定两京。擒充戮窦四海清，二十有四功业成。二十有九即帝位，三十有五致太平。
今世流行之戈直注本《贞观政要》第三十九篇《论灾祥》篇第三章云：
太宗曰，吾之理国良无景公之过。但朕年十八便为经纶王业，北翦刘武周，西平薛举，东擒窦建德、王世充，二十四而天下定，二十九而居大位，四夷降伏，海内乂安，自谓古来英雄拨乱之主，无见及者。
同书第四十篇《论慎终》篇第三章略云：
太宗又曰，但朕年十八便举兵，年二十四定天下，年二十九升为天子，此则武胜于古也。
寅恪按：“太宗十八举义兵”句，盖据《论慎终》篇中之语改写而成。“擒充戮窦四海清，二十有四功业成，二十有九即帝位”三句叙写次序，全与《论灾祥》篇中之语相同。“三十有五致太平”者，《论灾祥》篇第三章于“二十九而居大位”下，又以“四夷降服，海内乂安”为言，而此篇之第一章略云：
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给人足，虽无祥瑞，亦可比德于尧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内侵，纵有芝草遍街衢，凤凰巢苑囿，亦何异于桀纣。
“天下太平”上虽有“但使”一词，似为假设之语气，但察其内容，则疑是已然之辞旨。太宗以武德九年即位，其年二十有九。次年改元贞观，至贞观六年适为三十五岁，故乐天此句殆即由此章暗示而来。《贞观政要·论灾祥》《贞观政要·论慎终》两篇，先后连续，而俱有太宗述其创业践极年岁之记载，宜乐天注意及此，而取以入诗也。至太宗举义兵之岁，其年是否十八，乃别一问题，于此不详论。又诗云：
亡卒遗骸散帛收，饥人卖子分金赎。魏征梦见子夜泣，张谨哀闻辰日哭。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四百来归狱。剪须烧药赐功臣，李勣呜咽思杀身。含血吮创抚战士，思摩奋呼乞效死。太宗意在陈王业，王业艰难示子孙。
寅恪按：“怨女三千放出宫”此今戈本《贞观政要》第二十篇《论仁恻》篇第一章事也。“饥人卖子分金赎”此《论仁恻》篇第二章事也。“张谨哀闻辰日哭”此《论仁恻》篇第三章事也。“亡卒遗骸散帛收”及“含血吮创抚战士，思摩奋呼乞效死”，此《论仁恻》篇第四章事也。今戈本《贞观政要·论仁恻》篇唯此四章，而俱为乐天此篇所采用。此篇所举太宗盛德之故事唯此八事，而五出《贞观政要·论仁恻》篇。则其构思时必以《贞观政要·论仁恻》篇为主，从可知矣。否则太宗之事迹至多，乐天若未尝依据此书以组成其全诗之骨干，何得若是之巧合耶？
复次，今世流行之《贞观政要》，皆元代戈直注本，其本曾移改吴氏原书之篇章，如第二篇《论政体》篇第十章下注云：
旧本此章附忠义篇。今按其言于政体尤切，故附于此。
第四篇《论求谏》篇第七章下注云：
旧本此与上章通为一章，今按不同，分为二章。
第五篇《论纳谏》篇下注云：
直谏另为一类，附此类之后。
其第五章下注云：
旧本此章之首曰贞观初。今按《通鉴》，标年。
其例甚多，不必一一标举。实则其书中尚有脱漏之章，观杨守敬之《日本访书志》，罗振玉之校补本及影印日本写本，即可知之（高邮王氏亦有一校本）。如乐天此篇“以心感人人心归”句，取《白氏长庆集》卷四五《策林》第十目“王泽流人心感”中云：
泽流心感而不太平者，未之闻也。
固可相印证，而日本传写本《贞观政要》载有吴兢上表，其文中即用《易经·咸卦彖》。
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之语，知乐天此句，殆又受此卷暗示而来，不仅关涉其先时所编之《策林》也。又取罗氏《贞观政要》卷五、卷六二卷之校记观之，其中亦有戈本所详，而日本写本脱略者，则知日本写本亦非无缺。罗氏虽有“欲复唐本之旧，苦未能得其全本”（见罗氏松翁近稿《贞观政要残卷跋》）之言，其实纵得日本传写《贞观政要》之全本，恐亦不能悉复吴氏原书之旧观。故白氏此篇所咏，其有不见于今日诸本《贞观政要》者，未必全为吴氏原书所不载也。
虽然，若更就现存之史料以参校白氏此篇，则知其中所咏太宗时事，一一皆有所本，而其所本者，似不限《贞观政要》一书，盖乐天依据《贞观政要》以构成此篇之骨干，复于实录中寻扯材料以修改其词句，增补其内容而完成此篇也。兹请就已考见者条列于下，其尚有未详者，俟续考焉。
“三十有五致太平”句，如前所论，似受《贞观政要·论灾祥》篇第一章及第三章之暗示而成，唯此句下即接以“功成理定何神速”一句，据《小戴乐记》云：
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
又知所谓“致太平”者，直接与制礼作乐有关，易言之，即与《七德舞》本身有关也。此篇小序下注云：
武德中，天子始作《秦王破阵乐》，以歌太宗之功业。贞观初，太宗重制《破阵乐舞图》，诏魏征、虞世南为之歌词，名《七德舞》。
宜其特有此句以咏之也。考《旧唐书》卷二八《音乐志》（参《唐会要》卷三三“破阵乐”条，《通典》卷一四六《乐典》“坐立部伎”条，《新唐书》卷二一《礼乐志》，《通鉴》卷一九四《唐纪·太宗纪》“贞观七年正月”条）略云：
贞观元年宴群臣，始奏秦王破阵之曲。太宗谓侍臣曰，朕昔在藩，屡有征讨，世间遂有此乐，岂意今日登于雅乐。然其发扬蹈厉，虽异文容，功业由之，致有今日。所以被于乐章，示不忘本也。其后令魏征、虞世南、褚亮、李百药改制歌辞，更名《七德之舞》，增舞者至百二十人。被甲执戟，以象战阵之法焉。六年太宗行幸庆善宫，宴从臣于渭水之滨，赋诗十韵。其宫即太宗降诞之所，于是起居郎吕才以御制诗等于乐府被之管弦，名为《功成庆善乐》之曲。令童儿八佾皆进德冠，紫袴褶，为九功之舞。冬至享宴，及国有大庆，与《七德之舞》偕奏于庭。七年（《唐会要》作七年正月七日。旧纪作戊子，则是正月十日），太宗制《破阵舞图》，左圆右方，先偏后伍，鱼丽鹅鹳，箕张翼舒，交错屈伸，首尾回互，以象战阵之形。命吕才依图教乐工百二十人，被甲执戟而习之，凡为三变，每变为四阵。有来往疾徐击刺之象，以应歌节（《通典》曰，和云《秦王破阵乐》。《新唐书》曰，歌者和曰《秦王破阵乐》）。数日而就，更名《七德之舞》。癸巳（《唐会要》作正月十五日），奏七德九功之舞。观者见其抑扬蹈厉，莫不扼腕踊跃，凛然震竦。武臣列将咸上寿云，此舞皆是陛下百战百胜之形容，群臣咸称万岁。
依年推计，贞观七年太宗年三十六岁。此前一年，即贞观六年，太宗年三十五岁。六年，与《七德舞》相连之《功成庆善乐》成。七年正月七日，重制《破阵舞图》成。正月十五日（癸巳）奏之于庭。则重制《七德舞》图，亦在贞观六年。此所云“三十有五致太平”者，盖功成治定，因而制礼作乐也。又岑仲勉先生《白集质疑》“太宗十八举义兵”条论此事（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九本六五页）云：
又《元龟》卷三五，六年，公卿百僚以天下太平，四夷宾服，诣阙请封禅者，首尾相属，白诗其即取意于是欤。
虽与《七德舞》无关，然当贞观六年即太宗三十有五之岁，群臣既以天下太平为言，似乐天此句亦不能与之无涉也。《册府元龟》《唐会要》《两唐志》所载，当系采自《太宗实录》。
“速在推心置人腹”句，《贞观政要》中虽无具体语句可以指实，但其《论慎终》篇中“论及汉光武事”云：
太宗又曰，朕观古先拨乱之主，皆年逾四十，唯光武年三十三。但朕年十八便举兵，年二十四定天下，年二十九升为天子，此则武胜于古也。
考《后汉书》卷一《光武纪》云：
降者更相语曰，萧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
则乐天此句之构成，固可能受《贞观政要》此条之暗示，而牵连思及光武之故事。唯据《册府元龟》卷九九“帝王”部“推诚门封同人”条（参《通鉴》卷一九二《唐纪·高祖纪》“武德九年九月丁未”条）云：
封同人为韩州刺史。太宗即位，引谙卫骁兵统将等习射于显德殿。朝臣多有谏者曰，先王制法，有以兵刃至御所者绞刑。所以防萌杜渐，备不虞也。今引卑碎之人，弯弧纵矢于轩陛之侧，陛下亲在其间，正恐祸出不意，非所为社稷计也。同人矫乘驿马入朝切谏，帝皆不纳。谓之曰，我以天下为家，率土之内，尽为臣子，所恨不能将我心遍置天下（此三字据《通鉴补》），岂当有相疑之道也。自是后人人自励。一二年间兵士尽便弓马，皆为锐卒。
知亦本之《太宗实录》也。
“亡卒遗骸散帛收”句，《贞观政要·论仁恻》篇第四章虽记贞观十九年太宗征高丽回，次柳城，诏集前后战亡人骸骨设太牢致祭，亲临哭之之事。但乐天于诗句下有注文云：
贞观初诏收天下阵死骸骨，致祭而瘗埋之，寻又散帛以求之也。
考《唐大诏令集》卷一一四有贞观元年四月《掩暴露骸骨诏》云：
诸色骸骨宜令所在官司收敛埋瘗。称朕意焉（《旧唐书》卷二、《新唐书》卷二、《通鉴》卷一九二《太宗纪》俱系此事于贞观二年四月己卯）。
颇疑乐天本从《贞观政要》此章以构成其诗句，其后复搜采前后诏收骸骨之事以证释之也。
“饥人卖子分金赎”句，白氏注文与《贞观政要》同，唯坊间汪本作贞观五年误，应依《全唐诗》本作贞观二年。以《贞观政要》新旧纪《通鉴》均系其事于二年故也。
“魏征梦见子夜泣”句，亦见《旧唐书》卷七一、《新唐书》卷九七《魏征传》，新旧传当亦采自《太宗实录》也。
“张谨哀闻辰日哭”句，白氏注文不著年月。《贞观政要》作贞观七年，《通鉴》系张公谨之卒于贞观六年四月辛卯。太宗以次日即壬辰日哭之。《册府元龟》卷一四一“帝王”部“念良臣”门亦作贞观六年。《贞观政要》作贞观七年，恐有误。
“怨女三千放出宫”句，白氏注文中有：
于是令左丞戴胄给事中杜正伦，于掖庭宫西门，拣出数千人，尽放归。
之记载，而《贞观政要》中则未著遣戴冑、杜正伦拣放事。考《旧唐书》卷二《太宗纪·上》（参《通鉴》卷一九三《唐纪·太宗纪》“贞观二年九月天少雨”条）略云：
丁未，谓侍臣曰，妇人幽闭深宫，情实可悯。今将出之，任求伉俪。于是遣尚书左丞戴胄，给事中杜正伦等于掖庭宫西门简出之（《通鉴》于此下有“前后所出三千余人”一句）。
则白氏注文，亦依据《太宗实录》书之者也。
“死囚四百来归狱”句，《旧唐书》卷三《太宗纪·下》云：
十二月辛未，亲录囚徒，归死罪者二百九十人于家，令明年秋末就刑。其后应期毕至，诏悉原之。
《通鉴》卷一九四《唐纪·太宗纪》“贞观七年九月死囚三百九十人自诣朝堂”条《资治通鉴·考异》云：
四年《太宗实录》云，天下断死罪止二十九人。今年《太宗实录》乃有二百九十九人。何顿多如此，事已可疑。又白居易《乐府》云，死囚四百来归狱。《旧本纪》《统纪》《年代记》皆云二百九十人。今从《新唐书·刑法志》。
此种数字之差异，自是传写致讹，至于孰正孰误，恐不可考矣。
“剪须烧药赐功臣，李勣呜咽思杀身”句，乐天自注云：
李勣常疾，医云得龙须烧灰，方可疗之。太宗自剪须烧灰赐之，服讫而愈。勣叩头泣涕而谢。
今戈本《贞观政要·论任贤》篇所云：
勣时遇暴疾，验方云，须灰可以疗之。太宗自剪须为其和药。勣顿首见血，泣以陈谢。
与《旧唐书》卷六七《李勣传》（《新唐书》卷九三《李勣传》、《通鉴》卷一九七《唐纪·太宗纪》“贞观十七年四月李勣尝得暴疾”条同）所云：
勣时遇暴疾，验方云，须灰可以疗之。太宗乃自剪须为其和药。勣顿首见血，泣以恳谢。
适相符合，而与乐天注文以“龙须”为言者不同。龙须事殊诡异，颇类小说家言，但《大唐新语》卷一一《褒锡》篇“高宗初立为太子”条云：
勣尝有疾，医诊之曰，须龙须灰方可。太宗剪须以疗之，服讫而愈。勣顿首泣谢。
则与乐天注文相符。二者必同出一源，似无可疑。刘氏之书虽为杂史，然其中除《谐谑》一篇，稍嫌芜琐外，大都出自《国史》。刘书白注此条果出何书，今未敢决言，姑记之以俟考。
“含血吮创抚战士，思摩奋呼乞效死”句及其注文，与《贞观政要·论仁恻》篇第四章及《旧唐书》卷一九九上《高丽传》、《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传·上·思摩传》、《通鉴》卷一九七《唐纪·太宗纪》“贞观十九年五月丙申”条并同，谓之出于《贞观政要》或出自《太宗实录》，俱无不可也。
又此诗末“太宗意在陈王业，王业艰难示子孙”二句，即本于太宗谓侍臣“功业由之”“示不忘本”（见上引《旧唐书》卷二八《音乐志》）等语也。
总之，乐天此篇旨在陈述祖宗创业之艰难，以寓讽谏。其事尊严，故诗中不独于叙写太宗定乱理国之实事，一一采自《国史》，即如“速在推心置人腹”等词语，亦系本之《太宗实录》。其为竭意经营之作，自无疑也。唯《太宗实录》一书，部帙繁重，且系编年之体，若依之以构思而欲求得条理，洵属非易。此又乐天曾用《贞观政要》，即《太宗实录》之分类节要本以供参考之故也。然则《七德舞》一篇必与《贞观政要》及现存之史籍参证并读，始能得其真解，断可知矣。
又篇中“元和小臣白居易，观舞听歌知乐意”之句，非泛语也。此诗题下注云：
自龙朔以后，诏郊庙享宴皆先奏之。
段安节《乐府杂录·龟兹部》云：
破阵乐曲亦属此部，秦王所制。舞人皆衣画甲，执旗旆。外藩镇春冬犒军，亦舞此曲，兼马军引入场，尤甚壮观也。
而微之《新题乐府·法曲》篇亦有：
秦王破阵非无作。作之宗庙见艰难，作之军旅传糟粕。
之句，故乐天即未见之于祭祀郊庙之上，亦可见之于享宴军宾之间。其为亲身经历，因而有所感触启发无疑也。
兹更取此篇与《新乐府·总序》相印证，则《七德舞》一篇首句三字与其篇题符同，即《总序》所谓“首句标其目”也。结语“歌七德，舞七德，圣人有作垂无极。岂徒耀神武，岂徒夸圣文。太宗意在陈王业，王业艰难示子孙”一节，说明太宗创作《七德舞》之旨意，亦乐天作此诗以献谏于当日宪宗寓意之所在，即《总序》所谓“卒章显其志”也。此篇词语甚晓畅，结构无曲折，可谓与序文“其辞质而径”“其言直而切”之言相合矣。乐天序和答诗，自谓为文所长在意切理周，所短在辞繁言激（见《白氏长庆集》卷二），观此知非虚语。其晚岁倾倒刘禹锡至极，颇为后人所不解（见《白氏长庆集》卷五九《与刘苏州书》，卷六〇《刘白唱和集解》，王士祯《香祖笔记》卷五，《池北偶谈》卷一四），其故殆欲借梦得委婉之长（《白氏长庆集》卷六九《哭刘尚书梦得二首》之一云：“文章委婉我知丘”）以补己之短耶（详见附论戊篇）？又此篇依据《贞观政要》以构思，取材于《太宗实录》以遣辞，得不谓之“其事核而实”乎？乐天所作，不似微之所作有晦涩生硬之病，实足当“其体顺而肆”之义无愧。而此篇乃以小臣上陈祖宗功业之诗，即序文所谓“为君而作”者。其取此诗冠于五十篇之首，亦即此意。由是言之，乐天《新乐府》结构严密，条理分明。《总序》所列作诗之旨，一一俱能实践，洵非浮诞文士所可及也。
复次，《大唐西域记》卷五“羯若鞠阇国”条（《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五同）略云：
王曰，秦王天子，平定海内，殊方异域慕化称臣，氓庶荷其亭育。咸歌《秦王破阵乐》，闻其雅颂，于兹久矣。
同书卷一〇“迦摩缕波国”条略云：
拘摩罗王曰，今印度诸国，多有歌颂摩诃至那国《秦王破阵乐》者，闻之久矣，岂大德之乡国耶？曰，然。此歌者，美我君之德也。
寅恪按：印度得闻《秦王破阵乐》，当在贞观十四年平定高昌之后。此乐虽于贞观七年改为《七德舞》，但乐舞中“歌者和曰秦王破阵乐”（见《新唐书》卷二一《礼乐志》），故民间通称仍用旧名，称为《秦王破阵乐》。如《乐府杂录·龟兹部》所载破阵乐曲云云，即是一例。天竺远方，固应不以《七德舞》为称也。
法曲
乐天此篇篇题，《全唐诗》本作《法曲》，注云：
一本曲下有歌字。
那波道圆本作《法曲歌》，汪立名本作《法曲》。考乐天《新乐府》诸篇篇题例皆不用歌吟等字。而此篇乃和李元之作，今微之此篇篇题，诸本既皆作《法曲》，则自以无“歌”字者为是也。
乐天以此篇次于《七德舞》之后者，盖《七德舞》所以明太宗创业之艰难，此篇则继述高宗以下祖宗之制定诸乐舞，条理次序极为明晰，较之微之之远从黄帝说起者，实有浮泛亲切之别，此白作胜于元作之又一例证也。
此诗之华夷音声理论与微之相同，恐公垂原作亦复如是，其是非如何，姑不置辨。若以史实言之，则殊不正确。如言：
《法曲》舞霓裳，政和世理音洋洋，开元之人乐且康。
据《唐会要》卷三三“诸乐”条云：
天宝十三载七月十日，太乐署供奉曲名及改诸乐名，婆罗门改为《霓裳羽衣》。
则知《霓裳羽衣舞曲》，实原本胡乐，又何华声之可言？开元之世治民康与此无涉，固不待言也。又《法曲》者，据《新唐书》卷二二《礼乐志》云：
初隋有《法曲》，其音清而近雅，其器有铙钹，钟，磬，幢箫，琵琶。
夫琵琶之为胡乐而非华声，不待辨证。而《法曲》有其器，则《法曲》之与胡声有关可知也。然则元白诸公之所谓华夷之分，实不过今古之别，但认输入较早之舶来品，或以外国材料之改装品，为真正之国产土货耳。今世侈谈国医者，其无文化学术史之常识，适与相类，可慨也。
抑更有论者，李公垂此篇之原作既不可见，姑置不论。若微之乐天皆自称景慕外来天竺之佛陀宗教者，如《白氏长庆集》卷一四《和梦游春诗·序》云：
况与足下（微之）外服儒风，内宗梵行者，有日矣。
又此诗结语云：
《法句》与《心王》，期君日三复。
又乐天自注云：
微之常以《法句》及《心王头陀经》相示，故申言以卒其志也。
等例，可以为证。是与韩退之之力辟佛法者，甚有不同。但何以元白二公忽于兹有此内中国而外夷狄之议论？初视之，颇不可解，细思之，则知其与古文运动有关。盖古文运动之初起，由于萧颖士、李华、独孤及之倡导与梁肃之发扬。此诸公者，皆身经天宝之乱离，而流寓于南土，其发思古之情，怀拨乱之旨，乃安史变叛刺激之反应也。唐代当时之人既视安史之变叛，为戎狄之乱华，不仅同于地方藩镇之抗拒中央政府，宜乎尊王必先攘夷之理论，成为古文运动之一要点矣。昌黎于此认识最确，故主张一贯。其他古文运动之健者，若元白二公，则于不自觉之中，间接直接受此潮流之震荡，而具有潜伏意识，遂藏于心者发于言耳。古文运动为唐代政治社会上一大事，不独有关于文学。此义当于论唐史时详为考证，兹以轶出本文范围，故不多及，聊识其意于此。
元诗“火凤声沉多咽绝，春莺啭罢长萧索”句，可参阅向达先生《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兹不多论。“胡骑与胡妆”句《乐府诗集》卷六〇引此诗。钱牧斋校宋本及《全唐诗》本，“胡骑”上皆有“胡音”二字，此诗既论音乐，自以有“胡音”二字为是也。
二王后 海漫漫
白氏新乐府《七德舞》《法曲》后，即继以《二王后》及《海漫漫》二篇，此二篇为微之《乐府新题》中所无。李公垂原作虽不可见，当亦无此二题。所以知者，微之和公垂之作，取《上阳白发人》为首。上阳宫在洛阳，公垂必依之发兴。至于“周武隋文之子孙”，固不易为作诗时居东都之公垂所同时得见，而秦皇汉武求仙之戒，若非宪宗文学侍从之臣，似亦末由敷陈也。然则此二篇乃乐天所增创，而非因袭李氏之旧题，自不难推见。至乐天何以忽增创此二新题之故，则《贞观政要》卷二一《慎所好》篇第三章云：
贞观四年太宗曰，隋炀帝性好猜防，专信邪道，大忌胡人，乃至谓胡床为交床，胡瓜为黄瓜，筑长城以避胡，终被宇文化及使令狐行达杀之。又诛戮李金才及诸李殆尽，卒何所益。
似即为《二王后》一篇之所本。其第二章云：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神仙事本是虚妄，空有其名。秦始皇非分爱好，为方士所诈，乃遣童男童女数千人随其入海求神仙，方士避秦苛虐，因留不归。始皇犹海侧踟蹰以待之，还至沙丘而死。汉武帝为求神仙，乃将女嫁道术之士。事既无验，便行诛戮。据此二事，神仙不烦妄求也。
似即为《海漫漫》一篇之所本。颇疑乐天于翻检《贞观政要》寻扯材料以作《七德舞》时，尚觉有余剩之义可供采摭，遂取以成此二篇也。而《七德舞》自“亡卒遗骸散帛收”以下至“思摩奋呼乞效死”诸事迹，多见于《贞观政要》第二〇《论仁恻》篇中，其《慎所好》篇即次于《论仁恻》篇之后为第二一篇，亦足为此说之佐证也。
复次，今戈本《政要》之次序先后，虽不皆仍原本之旧，但《慎所好》篇中“求神仙”条在贞观二年列第二，“隋炀帝”条在贞观四年列第三，则似未有所改易。乐天之诗不依《贞观政要》之先后次序，而取《二王后》列诸《海漫漫》之前者，盖《二王后》之助郊祭与《七德舞》《法曲》皆性质上有密切关系，可以相连，其《海漫漫》篇则性质似较泛也。至《海漫漫》篇所以特列于第四篇，有以示异于其他通常讽谏诸篇者，老子亦为唐皇室所攀认之祖宗，且受“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之尊号，庙号太清宫，则荐享老子与明堂太庙郊祀为同一性质，不过与血族祖先之七庙又稍有别耳。乐天于元和二年充翰林学士时，曾撰《季冬荐献太清宫词》文（见《白氏长庆集》卷四〇）。自易联想及此，而有“玄元圣祖”之句也。此四篇性质近似，皆标明祖宗垂戒子孙之微意，即《新乐府·总序》所谓“为君而作”者。故相联缀自为一组，此组遂为《新乐府》之冠也。
又《二王后》一篇更有可论者，元微之《上阳白发人》有：
隋炀枝条袭封邑。
之语，原注又云：
近古封前代子孙为二王三恪。
乐天此篇之作，殆受其启发也。
其《海漫漫》一篇更有可论者，《旧唐书》卷一四《宪宗纪·上》（《太平御览》卷一〇四亦引此文，较为明晰，今参合录之）云：
元和五年八月乙亥，上顾谓宰臣曰，神仙之事信乎？李藩对曰，神仙之说出于道家。道家所宗，老子五千文为本。老子指归与经无异，后代好怪之流，假托老子神仙之说，故秦始皇遣方士载男女入海求仙，汉武帝嫁女与方士求不死药，二主受惑，卒无所得。文皇帝服胡僧长生药，遂致暴疾不救。古诗云，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诚哉是言也。君人者但务求理，四海乐推，社稷延永，自然长年也。上深然之。
寅恪按：李藩之语与《海漫漫》所言几无不同，岂李白二公各不相谋而适冥合耶？此殊可疑也。以时间先后论，乐天《新乐府》据其自题作于元和四年，而史载李藩之语于元和五年，则白先而李后。若此二事不能无所关涉，似李语出于白诗。然以常识言之，其可能不多。颇疑乐天《新乐府》虽大体作于元和四年，其实时时修改增补，不独《海漫漫》一篇如此，即《杏为梁》等篇亦有成于元和四年以后之疑，俟于论《杏为梁》时总括言之，今姑不涉及焉。
又《杜阳杂编·中》略云：
元和五年内给事张惟则自新罗使回，云，于海上泊州岛间，忽闻鸡犬鸣吠，似有烟火，遂乘月闲步，约及一二里，则见有数公子，戴章甫冠，着紫霞衣，吟啸自若。惟则知其异，遂请谒见。公子曰，唐皇帝乃吾友也，汝当旋去为吾传语。还舟中，回顾旧路，悉无踪迹。上曰，朕前生岂非仙人乎？
寅恪按：苏鹗撰书，虽多诡异之说，不足深信，然阉寺以神仙事蛊惑君上，自是常情，而元和之时，中国与新罗频有使节往还（参《旧唐书》卷一九九上，《新唐书》卷二二〇《新罗传》、《唐会要》卷九五“新罗”条）。是知其亦有所据。此以元和五年为言，亦可与上说相参证也。
宪宗为有唐一代中兴之英主，然卒以服食柳泌所制丹药，躁渴至极，左右宦官多因此得罪，遂为陈弘志所弒（见《通鉴》卷二四一、《唐纪》“元和十四年冬十月及十五年春正月”条）。观元和五年宪宗问李藩之语，知其已好神仙之道。乐天是时即在翰林，颇疑亦有所闻知。故《海漫漫》篇所言，殆陈谏于几先者。此篇末句以老子不言药为说，远引祖训，近切时宜，诚《新乐府·总序》所谓为君而作者也。
《二王后》篇“古人有言天下者，非是一人之天下”句，就寅恪一时记忆所及，则有《吕氏春秋》卷一《孟春纪·贵公》篇云：
天下，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
所谓《太公六韬》卷一《文韬·文师》篇云：
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
魏征《群书治要》卷三一《六韬·序》云：
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
同书同卷《武韬》云：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
马总《意林》卷一引《六韬》云：
天下非一人天下，天下之天下。
自皆与诗语有关。《意林》纂辑于贞元之初，与乐天作诗之时代甚近，颇可能为乐天此二句之所依据。但《群书治要》似为其所从出，盖《李相国论事集》卷一《进历代君臣事迹五十余状》略云：
元和四年奏，昔太宗亦命魏征等博采历代事迹，撰《群书政（寅恪按：此避高宗讳改作政）要》，置在座侧，常自省阅，书于国史，著为不刊。今陛下朝夕观览，必致贞观之盛理。
李绛与乐天于元和四年，即乐天作此诗之年，同为翰林学士，而深相交好。深之既如此推崇魏氏之书，则乐天此诗之依据《群书治要》，最为可能也。
立部伎
乐天所以列《立部伎》于《海漫漫》之后者，殆以《七德舞》《法曲》《二王后》《海漫漫》四篇性质近似，故联缀编列。而《立部伎》与《华原磬》性质相类，复连续列之。观此可知乐天之匠心，即此篇题排列之末节，亦不率尔为之也。
白诗《立部伎·小序》下之注及元诗此篇题下之注，应互相校正，以两注俱为《李公垂传》原文故也。今本《元氏长庆集》卷二四《立部伎》题下注云：
退入雅乐可知矣。
应依《全唐诗》本《元稹诗》与《白氏长庆集》卷二《立部伎·小序》下注同作：
退入雅乐部，则雅乐可知矣。
又今本白诗《立部伎·小序》下注中“性识”二字，虽《元稹诗》《全唐诗》本题下注亦与相同，然应依明嘉靖壬子董氏刊本《元氏长庆集》卷二四，及严氏影宋本《白氏讽谏本·立部伎》作“性灵”。盖《元氏长庆集》卷二六《琵琶歌》有“性灵甚好功犹浅”之句，又《乐府杂录》（守山阁丛书本）“琵琶”条云：
武宗初，朱崖李太尉有乐吏（史？）廉郊者，师于曹纲，尽纲之能。纲尝谓侪流曰，教授人亦多矣，未有此性灵弟子也。
是作“性灵”者，更为有据也。
微之此篇以《秦王破阵乐》《功成庆善乐》之今昔比较，寓其感慨。盖当时之制，享宴之乐分为坐立二部，而《秦王破阵乐》属于立部。如《旧唐书》卷二九《音乐志》略云：
高祖登极之后，享宴因隋旧制，用九部之乐。其后分为立坐二部，今《立部伎》有安乐、太平乐、破阵乐、庆善乐、大定乐、上元乐、圣寿乐、光圣乐，凡八部。安乐等八舞，声乐皆立奏之，乐府谓之立部伎，其余总谓之坐部伎。坐部有宴乐、长寿乐、天授乐、鸟歌万寿乐、龙池乐、破阵乐（此玄宗所作者）自长寿乐以下皆用龟兹乐。
者，是也。乐天此篇，则虽袭用李元旧题，而其所述内容，实与微之之以《立部伎》中之《破阵乐》《庆善乐》为言者不同。盖白氏《新乐府》中既专有《七德舞》一篇以陈王业之艰难，于此自不必重复。斯固乐天《新乐府》一诗唯以一篇咏之之通则，此通则，即不复是也。而微之《西凉伎》云：
哥舒开府设高宴，八珍九酝当前头。前头百戏竞撩乱，丸剑跳掷霜雪浮。狮子摇光毛彩竖，胡姬醉舞筋骨柔。
乐天则取跳丸掷剑诸杂戏之摹写，专成此篇，以刺雅乐之陵替。而《西凉伎》专述狮子戏，以刺疆臣之贪懦。此又乐天一诗咏一事之通则。此通则，即不杂是也。
丸剑跳掷诸戏者，即自昔相传之百戏，亦即《旧唐书》卷二九《音乐志》略云：
散乐者，历代有之。非部五之声，俳优歌舞杂奏。玄宗以其非正声，置教坊于禁中以处之。
之散乐也。《隋书》卷一五《音乐志》云：
始齐武平中，有鱼龙烂漫俳优朱儒山车巨象拔井种瓜杀马剥驴等奇怪异端，百有余物，名为百戏。周时郑译有宠于宣帝，奏征齐散乐人，并会京师为之，盖秦角抵之流者也。开皇初，并放遣之。及大业二年突厥染干来朝，炀帝欲夸之，总追四方散乐，大集东都。
寅恪按：此类百戏，源出西胡，北齐以前，已输入中国。唯北齐宫廷，最为西胡化（详拙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音乐”章），史家因有“始齐武平中”之言耳。唐世此类百戏，虽亦有新自中亚输入者，但多为因袭前代者也。
白诗之述此类百戏者，有“舞双剑，跳七丸，袅巨索，掉长竿”诸句。兹请略征旧籍，以供例证，俾明其内容，并据之稍加解释，以阐其源出西胡之说焉。
《文选》卷二张衡《西京赋》云：
跳丸剑之挥霍，走索上而相逢。
又云：
奇幻倏忽，易貌分形，吞刀吐火，云雾杳冥。
《三国志·魏志》卷二一《王粲传》“颍川邯郸淳”条裴注引《魏略》略云：
太祖遣淳诣植。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
寅恪按：跳丸击剑走索诸戏，及易貌分形，吞刀吐火等幻术，自两汉曹魏之世，即已有之，而此类系统之伎艺，实盛行于西方诸国。据《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略云：
条枝在安息西数千里，国善眩。
同书同卷又略云：
汉使还，而后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于是大觳抵，出奇戏诸怪物，多聚观者。
《后汉书》卷一一六《西南夷传》略云：
永宁元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
《三国志·魏志》卷三〇《总论》裴注引《魏略》略云：
西戎传曰：大秦国一号犁，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缚自解，跳十二丸巧妙。
可证也。
诸种杂戏于唐代流行颇盛。其见于文物典籍者，关于“舞双剑”句，《教坊记》曲名有《西河剑器》。《钱注杜诗》卷七《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序》云：
开元三载，余尚童稚，记于郾城观公孙氏舞剑器浑脱。
钱注引《明皇杂录》略云：
上素晓音律，时有公孙大娘者，善舞剑，能为《邻里曲》，裴将军满堂势，西河剑器浑脱，遗（？）妍妙皆冠绝于时也。
《新唐书》卷三四《五行志》云：
太尉长孙无忌以乌羊毛为浑脱毡帽，人多效之，谓之赵公浑脱，近服妖也。
寅恪按：据上引诸条，知“剑器浑脱”盖为连文，而“浑脱”本是胡物。“西河”疑即“河西”或“河湟”之异称，乃与西域交通之孔道。又裴为疏勒国姓（见《旧唐书》卷一四六、《新唐书》卷一一〇《裴玢传》），皆足明此伎实源出西胡也。近四川出土古砖，有绘写舞“剑器浑脱”之状者，可资参证。又坊间汪本此句作“双舞剑”，今《全唐诗》本那波本及诸善本皆作“舞双剑”，故坊间汪本之为误倒，可不待辨。
关于跳七丸句，寅恪甲申岁客成都，见唐砖一方，刻跳丸之伎。同观者数其丸曰，六丸耳。寅恪因举乐天诗此句，谓必七丸。再详数之，其数果七，殊足为此诗之证（《〈正仓院考古记〉图版》卷二六南棚漆弹弓背，亦绘跳丸之伎，所印图版，只见六丸，唯左手指尖黑暗不明，未审其上别有一丸否，俟考）。以此推之，跳丸之数既为七，舞剑之数亦必为双。乐天作诗，必指当时实状，非率尔泛用数字。盖乐天所知跳丸伎艺之最精者，丸数止于七，故诗中以为言也。跳丸之技，自古盛行于大秦，虽丸数各异，然为技则一，知此技亦来自西方之国也。
关于袅巨索句，《封氏闻见记》“六绳伎”条（《唐语林》卷五同）略云：
明皇开元二十四年八月五日御楼设绳伎。伎者先引长绳，两端属地，埋鹿卢以系之，鹿卢内数丈立柱，以起绳，直如弦。然后伎女自绳端蹑足而上，往来倏忽之间，望若飞仙。有中路相遇，侧身而过者。有着履而行，从容俯仰者。或以画竿接胫，高六尺。或蹋肩蹈顶，至三四重，既而翻身掷倒至绳，还往曾无蹉跌，皆应严鼓之节。卫士胡嘉隐作《绳伎赋》献之。自安寇覆荡，伶伦分散，外方始有此伎。军州宴会，时或有之。
《杜阳杂编·中》略云：
上（敬宗）降日，大张音乐，集天下百戏于殿前。时有伎女石火胡，本幽州人也。于百尺竿上张弓弦五条，令五女各居一条之上，衣五色衣，执戟持戈，舞破阵乐曲，俯仰来去，赴节如飞。是时观者目眩心怯。文宗即位，恶其太险伤神，遂不复作。
寅恪按：石为昭武九姓之一。火胡之名，尤为其人出自信奉火祅教之西胡族之证，此戏源于西胡，自可推知也。
关于掉长竿句，则《朝野佥载》云：
幽州人刘交，戴长竿高七十尺，自擎上下，有女十二，甚端正，于竿上置定，跨盘独立。见者不忍，女无惧色。后竟为扑杀。
《明皇杂录》略云：
玄宗御勤政楼，罗列百伎。时教坊有王大娘者，善戴百尺竿。刘晏咏曰，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竿妙入神。
《安禄山事迹·下》略云：
向润客等计无所出，遂以乐人戴竿索者为趫捷可用，授兵出战。至城北清水河，为奚羯所戮，唯三数人伏草莽间获免。其乐人本玄宗所赐，皆非人间之伎，转相教习，得五百余人。或一人肩符，首戴二十四人（寅恪按：肩一本作扇，“首戴”下有阙字，符字义亦难通，疑并脱误，俟考）。戴竿长百余尺，至于竿杪人腾掷如猿狖飞鸟之势，竟为奇绝，累日不惮。观者汗流目眩。
《独异志·上》云：
德宗朝有戴竿三原妇人王大娘，首戴十八人而行。
《教坊记》云：
筋斗裴承恩妹大娘，善歌，兄以配竿木侯氏。
又云：
范汉女大娘子，亦是竿木家。开元二十一年出内，有姿媚而微愠羝（原注云：谓腋气也）。
寅恪按：裴为疏勒国姓（参《旧唐书》卷一四六、《新唐书》卷一一〇《裴玢传》）。裴承恩有为西胡之可能。范汉女大娘子有腋气，疑即是胡臭（参拙著《狐臭与胡臭》，载一九三七年六月清华大学中国文学会编《语言与文学》）。夫范氏既为竿木家，当与其同类为婚姻，亦杂有西胡血统，故疑此戏亦来自西域也。日本正仓院《南棚漆弹弓背》第二段绘有《戴竿戏》（见《〈正仓院考古记〉图版》卷二六），又史浩《贸峰真隐漫录》亦有竹竿子之语，皆可资参考（周一良先生谓齐东昏侯善作担幢之戏，是此技亦传入南朝也。详见《南史》卷六《齐本纪·东昏侯纪》、《南齐书》卷七《东昏侯纪》及《通鉴》卷一四二《齐纪》“永元元年十二月”条）。
总之，此类百戏，来自中亚。虽远在汉世，已染其风。而直至唐朝，犹有输入。如《旧唐书》卷二九《音乐志》略云：
幻术皆出西域，天竺尤甚。汉武帝通西域，始以善幻人至中国。我高宗恶其惊俗，敕西域关令，不令入中国。
即为其证。然颇疑唐世所盛行者，多因于后魏北齐杨隋之一脉流传，一如胡乐之比。拙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音乐”章中曾涉及此事，故于此不多赘列焉。
抑尤可论者，微之《立部伎》云：“胡部新声锦筵坐”指坐部伎而言，此唐代新输入之胡乐也。其所谓“中庭汉振高音播”以及乐天所咏之杂戏，指立部伎而言，则后魏北齐杨隋及李唐初年输入之胡乐与胡伎也。至二公所谓雅乐，即《法曲》之类，其中既不免杂有琵琶等胡器，是亦更早输入之胡乐也。然则二公直以后来居上者，为胡部新声，积薪最下者，为先王雅乐耳。夫《法曲》之乐，既杂有胡器，而破阵乐之类，据《通典》卷一四六《乐典》“坐立部伎”条所云：
自安乐以后，皆雷大鼓，杂以龟兹乐，声振百里，并立奏之。
知尤多胡音，则微之诗注所云：
太常丞宋沇传汉中王旧说云，明皇虽雅好度曲，然而未尝使蕃汉杂奏。天宝十三载始诏道调法曲与胡部新声合作，识者异之。明年禄山叛。
乐天《法曲》篇注所云：
法曲虽似失雅音，盖诸夏之声也。故历朝行焉（此下略同元诗《立部伎》注）。
其不合事实真相，自极明显。特古文运动家尊古卑今，崇雅贱俗，乃其门面语，本不足深论也。
白诗“太常三卿尔何人”句，太常三卿云者，《唐六典》卷一四（《旧唐书》卷四四《职官志》、《新唐书》卷四八《百官志》并同）云：
太常寺卿一人，少卿二人是也。
元诗“中庭汉振高音播”句，所谓汉振者，据守山阁本《羯鼓录》（《唐语林》卷五同）略云：
宋开府璟与上（明皇）论鼓事曰，不是青州石末，即是鲁山花瓷。捻小碧上掌下须有朋（原注云：去声）肯声。据此，乃是汉震第二鼓也。上与开府兼善两鼓，而羯鼓偏好，以其比汉震稍雅细焉。
此汉震即汉振也。
元诗“昔日高宗尝立听，曲终然后临御座”者，《旧唐书》卷二九《音乐志》略云：
《破阵乐》太宗所造也。享宴奏之，天子逊位，坐宴者皆兴。
《旧唐书》卷一八八《孝友传裴守真传》（《通典》卷一四六《乐典》“坐立部伎”条原注，《唐会要》卷三三“破阵乐”条同）略云：
又《神功破阵乐》《功成庆善乐》二舞，每奏，上皆立对。守真又议曰，详览博记，未有皇王立观之礼。臣等详议，奏二舞时，天皇不合起立。时并从守真议。会高宗不豫，事竟不行者，是也。
元诗“明年十月燕寇来”句，与其《连昌宫词》“明年十月东都破”句俱为误记。据《新唐书》卷五《玄宗纪》（《旧唐书》卷九《玄宗纪·下》及《通鉴》卷二一七《唐纪·玄宗纪》“天宝十四载”条。卷二一八《肃宗纪》“至德元载诸”条同）略云：
十一月安禄山反，十二月丁酉陷东京，天宝十五载六月己亥禄山陷京师。
则禄山之反，在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其破东都，在同年十二月。微之于此一误再误，必非偶尔忽略，可谓疏于国史矣。
华原磬
乐天《新乐府》于《立部伎》之后，即继以《华原磬》《上阳白发人》《胡旋女》《新丰折臂翁》诸篇者，以此数篇皆玄宗时事。自此以上由《七德舞》至《海漫漫》，则以太宗时事为主（《法曲》一篇虽以永徽始，然永徽之政有贞观之风，故诗中有“积德重熙有余庆”之言，是亦与太宗有关也），此盖以时代为分合者也。
乐天此篇小序下自注与微之诗题下自注同，盖皆出于李公垂原诗传。《大唐新语》卷一〇《厘革篇》“开元中天下无事”条末语亦与相同。刘氏与李元白三公为同时人，其所述亦同出于一源也。
元白二公此篇意旨，俱崇古乐贱今乐，而据《白氏长庆集》卷四八《策林》第六十四目《复乐古器古曲》略云：
夫器者所以发声，声之邪正，不系于器之今古也。曲者所以名乐，乐之哀乐，不系于曲之今古也。若君政骄而荒，人心动而怨，则须舍今器用古器，而哀淫之声不散矣。若君政善而美，人心平而和，则虽奏今曲废古曲，而安乐之音不流矣。臣故以为销郑卫之声，复正始之音者，在乎善其政，和其情，不在乎改其器，易其曲也。
然则射策决科之论，与陈情献谏之言，固出一人之口，而乖牾若是，其故何耶？乐天《和答诗十首·序》（《白氏长庆集》卷二）云：
同者谓之和，异者谓之答。
殆即由李氏原倡本持此旨，二公赋诗在和公垂原意，遂至不顾其前日之主张欤？
虽然，寅恪尝反覆详读元白二公《华原磬》之篇，窃疑微之诗篇末所云：“愿君每听念封疆，不遣豺狼剿人命。”乐天诗篇中所云：“古称浮磬出泗滨，立辩致死声感人。”及“宫悬一听华原石，君心遂忘封疆臣。果然胡寇从燕起，武臣少肯封疆死”。殆有感于当时之边事而作。微之所感者，为其少时旅居凤翔时所见。乐天所感者，则在翰林内廷时所知。故皆用乐记：
钟声铿，铿以立号，号以立横，横以立武。君子听钟声，则思武臣。石声硁，硁以立别，别以致死。君子听磬声，则思死封疆之臣。
之义，以发挥其胸中之愤懑，殊有言外之意，此则不必悉本之于公垂之原倡也。乐天《新乐府·总序》谓其辞直而径，揆以此篇，则亦未尽然。陆务观《序施注苏诗》，极言能得作者微旨之难（见《渭南集》卷一五《施司谏注东坡诗·序》），今读《华原磬》之篇而益信。其说详后乐天《新乐府·西凉伎》篇及前微之《艳体诗笺证》中，兹不赘论。
此外尚有可论者，自古文人尊古卑今，是古非今之论多矣，实则对外之宣传，未必合于其衷心之底蕴也。沈休文取当时善声沙门之说创为四声，而其论文则袭用自昔相传宫商五音之说（详见《清华学报》第九卷第二期拙著《四声三问》），韩退之酷喜当时俗讲，以古文改写小说，而自言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见前《长恨歌》章）。此乃吾国文学史上二大事，而其运动之成功，实皆为以古为体，以今为用者也。乐天之作《新乐府》，以《诗经》古诗为体裁，而其骨干则实为当时民间之歌曲，亦为其例。韩白二公同属古文运动之中心人物，其诗文议论外表内在冲突之点，复相类似。读此《华原磬》篇者，苟能通知吾国文学史上改革关键之所在，当不以诗语与《策林》之说互相矛盾为怪也。
上阳白发人
此题今敦煌本（巴黎图书馆伯希和号五五四二）作“上阳人”，无“白发”二字。
《全唐诗》作“上阳白发人”。
注云：
一无白发字。
汪本同敦煌本，注云：
一本有白发二字。
那波本及卢校本皆有“白发”二字。考此篇乃乐天和微之作者，微之诗题，诸本既均作“上阳白发人”，则似有“白发”字者为是。可参阅“法曲”条。
此题公垂原倡，而元白二公和之。考《窦氏联珠集》有窦庠《陪留守仆射巡视至上阳宫感兴》二绝句，则李公垂或亦乘此类似机会感兴成诗，否则虽在东都，似亦无缘擅入宫禁之内也。
《白氏长庆集》卷四一“奏请加德音中节目有请拣放后宫人”一条，略云：
臣伏见大历以来四十余载，宫内人数积久渐多。伏虑驱使之余，其数犹广。上则屡给衣食，有供亿糜费之烦。下则离隔亲族，有幽闭怨旷之苦。事宜省费，物贵遂情。臣伏见自太宗玄宗以来，每遇灾旱，多有拣放。伏望圣慈，再加处分。
而《通鉴》卷二三七《唐纪·宪宗纪》载李绛与乐天同言此事，并系之于元和四年三月之末，又云：
闰三月己酉，制出宫人如二人之请。
则其事既与乐天作诗之时相同，自必有关于白公此篇及《七德舞》一篇无疑也。
题下注所引李传有：
天宝五载以后，杨贵妃专宠，后宫人无复进幸矣。
之言，是公垂之意必以册杨氏为贵妃事在天宝四年八月，故云“五载以后”也。余详《长恨歌笺证》。“唯向深宫望明月，东西四五百回圆”句，据诗云：
玄宗末岁初选入，入时十六今六十。
假定上阳宫人选入之时为天宝十五载（西历七五六年），其年为十六。则至贞元十六年（西历八〇〇年）其年六十。自入宫至此凡历四十五年，须加十六闰月，共约五百五十六望，除去阴雨暗夕，上阳宫人之获见月圆次数，亦不过四五百回。三五之时，月夕生于东，朝没于西，所以言东西者，盖隐含上阳人自夕至旦通宵不寐之意也。
“大家遥赐尚书号”句，“大家”者，据蔡邕《独断·上》云：
亲近侍从官称（天子）曰大家。
盖“大家”乃汉代宫中习称天子之语也。而刘肃《大唐新语》卷一二《酷忍》篇（参《酉阳杂俎·前集》卷一“忠志”类“上尝梦日乌飞”条）云：
初令宫人宣敕示王后。后曰，愿大家万岁，昭仪长承恩泽，死自吾分也。
《旧唐书》卷一八四《宦官传·李辅国传》云：
私奏曰，大家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
《李义山文集》卷四《纪宜都内人事》云：
宜都内人曰，大家知古女卑于男邪（寅恪按：宜都内人以皇帝称武则天也）？
是直至唐世，犹保存此称谓。乐天诗咏宫女，故用宫中俗语也。依唐人作诗通则，俗语限用于近体如七绝之类，而古体则用典雅之词，此《新乐府》虽为摹拟古诗之体，但“大家”一词既于古典有征，而又合于当时宫廷习俗，则乐天下笔时煞费苦心，端可见矣。又“女尚书”之号，古已有之，如《三国志·魏志》卷三“明帝青龙三年”注引《魏略》，及《北史》卷一五《魏书》卷一三《后妃传·序》等，即是其例。据《旧唐书》卷四四“职官”志“宫官”条（参《新唐书》卷四七《百官志》“尚宫局”条）云：
宫官（六尚如六尚书之职掌）。
是唐代沿袭前代，宫中亦有“女尚书”之号也。此老宫女身在洛阳之上阳宫，当时皇帝从长安授以此衔，即所谓“遥赐”也。噫！以数十年幽闭之苦，至垂死之年，始博得此虚名，聊以快意，实可哀悯，而诗人言外之旨抑可见矣（《全唐诗》第一一函王建《宫词》“宫局总来为喜乐，院中新拜内尚书”亦可供参考也）。
“小头鞋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外人不见见应笑，天宝末年时世妆”句，所以言“外人不见见应笑”者，实有天宝末载与贞元、元和之际时尚不同之意，兹略征旧籍，以考释之如下。
关于衣履事，姚汝能《安禄山事迹·下》云：
天宝初，贵游士庶，好衣胡服，为豹皮帽。妇人则簪步摇，衣之制度，衿袖窄小。
今《新唐书》卷三四《五行志》云：
天宝初，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胡帽。妇人则簪步摇钗，衿袖窄小。
即用姚书，足可为此诗“小头鞋履窄衣裳”句之注脚。唯姚书作“天宝初”，而此云“天宝末年时世妆”者，岂窄小之时尚起自天宝初年，下至天宝末载尚未已耶（又马元调本“天宝末年”作“天宝年中”，虽与姚欧之书不相冲突，但诗中明言玄宗末岁初选入，似作天宝末年者，更为确切也）？
又《白氏长庆集》卷一四《和梦游春》诗云：
时世宽妆束。
则知贞元末年妇人时妆尚宽大，是即乐天“外人不见见应笑”诗意之所在也。
又观《旧唐书》卷一七上《文宗纪》云：
太和二年五月丁巳，命中使于汉阳公主及诸公主第宣旨，今后每遇对日，不得广插钗梳，不须着短窄衣服。
然则太和初期妇人时妆复转向短窄矣。时尚变迁，回环往复，此古今不殊之通则。寅恪尝以为证释古事者，不得不注意其时代限制，此足为其例证也。
关于画眉事，《才调集》卷五元微之《有所教》诗云：
莫画长眉画短眉，斜红伤竖莫伤垂（寅恪按：此两句乃当日时势妆，即时世妆之教条也。前已论及）。人人总解争时势，都大须看各自宜。
《有所教》一首在艳体诗中，当为贞元末所作，与乐天《和梦游春》诗所谓“风流薄梳洗，时世宽妆束”为描写同一时代之流行妆束。颇疑贞元末年之时世妆，其画眉尚短，与乐天此诗所言天宝末年之时尚为“青黛点眉眉细长”者，适得其反也。姑记此以俟更考。
“君不见昔时吕尚《美人赋》”句及此句小注中之“吕尚”，俱应依传世善本作“吕向”。今《文苑英华》卷九六有吕向《美人赋》（参《新唐书》卷二〇二《文艺传·吕向传》及《全唐文》卷三〇一），即乐天所言者也。其作“吕尚”者，盖因太公望之故而误书耳。
复次，微之《行宫五绝》（《元氏长庆集》卷一五）云：
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可与此篇参互并观，盖二者既同咏“白头宫女”，可借以窥见二公作品关系之密切也。
复次，微之《上阳白发人》诗云：
诸王在阁四十年，七宅六宫门户闭。
寅恪按：钱牧斋校改“七宅”为“十宅”是也。《唐会要》卷五“诸王”门（参《旧唐书》卷一〇七《玄宗诸子凉王璇传》及《新唐书》卷八二《十一宗诸子汴哀王璥传》）略云：
先天之后，皇子幼则居内。东封后（寅恪按：指开元十三年东封泰山言）以年渐长成，乃于安国寺东附苑城为大宅，分院居之，名为十王宅。十王谓庆忠棣鄂荣光仪颍永延盛济等，以十举全数。其后寿信义陈丰恒凉七王，又就封入内宅。开元二十五年鄂光得罪，忠王继大统，天宝中庆棣又殁，唯荣仪十四王居内，而府幕列于外坊，岁时通名起居而已。外诸孙长成，又于十宅外置百孙院。每岁幸华清宫，侧亦有十王宅百孙院。十王宫人每院四百余人，百孙院三四十人。诸孙纳妃嫁女，亦就十宅中。太子不居于东宫，但居于乘舆所幸之别院。太子之子亦分院而居，婚嫁则同亲王公主于崇仁里之礼院。
故“七宅”为“十宅”之讹，据此可以证明矣。至微之此诗结语又云：
随炀枝条袭封邑，肃宗血胤无官位（原注云：肃宗以后诸王并未出阁）。王无妃媵主无婿，阳亢阴淫结灾累。何如决壅顺众流，女遣从夫男作吏。
亦可与《元氏长庆集》卷三二《献事表》所列十事中“二曰任诸王以固磐石，三曰出宫人以消水旱，四曰嫁诸女以遂人伦”等相参证也。
胡旋女
微之此篇注云：
纬书曰，僧一行尝奏明皇曰，陛下行幸万里，圣祚无疆。故天宝中岁幸洛阳，冀充盈数。及上幸蜀，至万里桥，乃叹，谓左右曰，一行之奏其是乎？
寅恪按：此条亦见《国史补·上》及《唐语林》卷五等书。关于预言后验之物语，可不置辨。唯玄宗自开元二十四年冬十月丁卯由洛阳还长安后，即不复再幸东都。此所云：“天宝中岁幸洛阳”者，非史实也。可参考《连昌宫词》章。
乐天诗云：
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圆转。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
寅恪按：安禄山能胡旋舞事，见于史传中，如《旧唐书》卷二〇〇上《安禄山传》（《新唐书》卷二二五上《逆臣传·安禄山传》及《安禄山事迹·上》并同，又《旧唐书》卷一八三《外戚传·武承嗣传附延秀传》亦有胡旋舞之记载。其事在玄宗前，则此舞为唐代宫中及贵戚所爱好，由来久矣）云：
晚年益肥壮，腹垂过膝，重三百三十斤。每行以肩膊左右抬挽其身，方能移步。至玄宗前，作胡旋舞，疾如风焉。
即为其证。至于杨太真，则《旧唐书》卷五一《后妃传·上·玄宗杨贵妃传》，《新唐书》卷七六《后妃传·上·玄宗贵妃杨氏传》，俱止言其善歌舞，而不特著其长于胡旋舞。然太真既善歌舞，而胡旋舞复为当时所尚，则太真长于此舞，自亦可能。乐天之言，或不尽出于诗才之想象也。
乐天诗云：
梨花园中册作妃，金鸡障下养为儿。
寅恪按：唐长安有二梨园，一在光化门北，一在蓬莱宫侧。其光化门北者，远在宫城以外。其蓬莱宫侧者，乃教坊之所在（详徐松《两京城坊考》）。准以地望与情事，似俱无作为册妃处所之可能。
乐天之言未知所据，又《杨太真外传·上》云：
天宝四载七月册左卫中郎将韦昭训女配寿邸。是月（寅恪按：乐史作是月即七月，误，应作八月。详见《长恨歌》章，兹不置辨）于凤凰园册太真宫女道士杨氏为贵妃。
则乐史以册杨氏为贵妃之地为凤凰园。凤凰园之位置，今亦无考。或谓宋敏求《长安志》“西内”一章（毕沅《关中胜迹图志》卷五及徐松《两京城坊考》此条俱出宋氏之书）云：
东面一门凤凰门，隋曰建春门，后改通训门。明皇时凤凰飞集通训门，诏改为凤凰门。
似凤凰园与凤凰门有关。唯据《通鉴》卷二一六《唐纪·玄宗纪》略云：
癸巳杨国忠奏有凤凰见于左藏库屋，出纳判官魏仲犀言，凤集库西通训门。十月己亥，改通训门曰凤凰门。魏仲犀迁殿中侍御史，杨国忠属吏率以凤凰优得调。
知改通训门为凤凰门在天宝十一载，其事在天宝四载八月册杨氏为贵妃事以后。准以时间，亦殊不合。故于此册妃之处所，唯有阙疑，以俟更考。
至“金鸡障下养为儿”者，据次柳氏旧闻（两唐书《安禄山传》及《安禄山事迹·上》并同）云：
天宝中，安禄山每来朝，上特异待之，每为致殊礼，殿西偏张金鸡障，其来辄赐坐。肃宗曰，天子殿无人臣坐礼，陛下宠之已甚，必将骄也。上呼太子前曰，此胡有奇相，吾以此厌弭之尔。
《安禄山事迹·上》（参两唐书《安禄山传》，《通鉴》卷二一六《唐纪·玄宗纪》“天宝十载正月甲辰”条及《资治通鉴·考异》，赵璘《因话录》等）云：
召禄山入内，贵妃以绣绷子绷禄山，令内人以彩舆舁之，欢呼动地。玄宗使人问之，报云，贵妃与禄山作三日洗儿，洗了又绷禄山，是以欢笑。玄宗就观之，大悦。因加赏赐贵妃洗儿金银钱物，极乐而罢。自是宫中皆呼禄山为禄儿，不禁其出入。
则金鸡障与养为儿本是两事，乐天以之牵合为一，作为“梨花园中册作妃”之对文耳。
新丰折臂翁
此题《新丰折臂翁》，一作《折臂翁》，似作《新丰折臂翁》者为是。盖乐天《新乐府·总序》明言“首句标其目”。则《新丰折臂翁》之目，与此篇首句“新丰老翁八十八”更适合故也。此篇主旨即其结语云：
君不闻开元宰相宋开府，不赏边功防黩武。又不闻天宝宰相杨国忠，欲求恩幸立边功。边功未立生人怨，请问新丰折臂翁。
《旧唐书》卷一四七《杜佑传》（《新唐书》卷一六六《杜佑传》同）略云：
元和元年册拜司徒同平章事，时河西党项，潜导吐蕃入寇。边将邀功，亟将击之。佑上疏论之曰，国家自天后以来，突厥默啜兵强气勇，屡寇边城，为害颇甚。开元初，边将郝灵佺亲捕斩之，传首阙下。自以为功代莫与二，坐望荣宠。宋璟为相，虑武臣邀功，为国家生事，止授以郎将。由是讫开元之盛，无人复议开边。中国遂宁，外夷亦静。
寅恪按：乐天所以称宋璟为宋开府者，虽由宋璟之文散阶至开府仪同三司（参《旧唐书》卷九六《宋璟传》、卷一〇六《王毛仲传》），实亦以此为当日通用以称宋璟者，观《国史补·下》（《唐语林》卷四“企羡”类同）略云：
开元日（后？）通不以名，而可称者宋开府。
可证也。尤可注意者，乐天此篇论天宝末宰相杨国忠，而取开元初宰相宋璟为对文，固当时述玄宗一朝理乱所系者常举之事例（参《李相国论事集》卷五“论任贤事”条及同集卷六“上言开元天宝事”条）。然君卿上疏，在乐天作此诗之前。杜氏之疏传诵一时，白氏此诗以宋璟防黩武事为言，与之符同，或受其影响，未可知也。诗中“此臂折来六十年”句，《全唐诗》本“折来”下注云：“一作臂折。”此“一作”语不可通，盖不可读为“此臂臂折六十年”也。今敦煌本及那波道圆本俱作“臂折来来六十年”。初视之，似亦甚不可通，然考《全唐诗》第二二函段成式《戏高侍御七首》之一云：
百媚城中一个人，紫罗垂手见精神。青琴仙子常教示，自小来来号阿真。
则“来来”连文亦唐人常语，《全唐诗》小注殆校写者有所误会耳。至今之翻刻那波本者，亦改唐世旧语之“臂折来来六十年”为令人易解之，“此臂折来六十年”则大可不必矣。
“痛不眠，终不悔”句，敦煌本作“痛不眠兮终不悔”，并两句为一句。考乐天《新乐府》五十篇中多有重叠三言之句，此“兮”字似可不用，敦煌本不必尽从也。
注文中“即鲜于仲通李密覆军之所也”之“李密”，应作“李宓”，此世所熟知者，可勿置论。唯“郝灵佺”之名，则白诗诸本与史传之纪载歧异至多。如今汪本及《全唐诗》本俱作灵筌，费衮《梁溪漫志》卷八“树稼灵佺误”条（《知不足斋丛书》本）略云：
白乐天《乐府·新丰折臂翁》注云：天武军牙将郝云岑，按此则名云岑，而《旧唐书》作灵俭，《新唐书》作灵佺，《资治通鉴》作灵荃。《资治通鉴·考异》中亦无（“无”疑当作“如”）之（程大昌《考古编》卷九作云芩）。
《通鉴》卷二一一《唐纪·玄宗·纪》“开元四年六月”条作灵荃，《资治通鉴·考异》云：
唐历又云灵荃，旧传为灵俭，今从唐历。
岑建功《旧唐书校勘记》卷六五《突厥传·上》略云：
仍与入蕃使郝灵筌。《寰宇记》筌作佺，而《资治通鉴·考异》引旧传作郝灵俭，疑佺字之误（寅恪按：百衲本此传“筌”作“俭”，与温公所见者同）。
寅恪按：《旧唐书》卷一四七《杜佑传》，《新唐书》卷五《玄宗纪》“开元四年六月癸酉”条，《新唐书》卷一二四《宋璟传》，《新唐书》卷一六六《杜佑传》，《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传·上》，俱作郝灵佺，自以作灵佺者为是。盖“灵”字在史籍中均同，今白诗诸本亦无歧异。费程书中作“云”者，自不可从。而“佺”字乃取义于尧时仙人偓佺，与“灵”字有关，不可别作他字也。
又“特勒”当作“铁勒”。盖通常多误“特勤”为“特勒”，而“特勒”复世所习见，浅人因改“铁”为“特”，殊不知“铁勒”为种族之名。“特勒”即“特勤”，乃王子之称，不可混淆也。
复次，注文中，“天宝末杨国忠为相，重构阁罗凤之役，募人讨之”之“天宝末”，宋本作“天宝十一载”。其实鲜于仲通之败，尚在其前一岁，即天宝十载也。又乐天《蛮子朝》“至今西洱河岸边，箭孔刀痕满枯骨”句注云：
天宝十三载鲜于仲通统兵六万讨云南王阁罗凤于西洱河，全军覆没也。
寅恪按：天宝十三载李宓败死于西洱河，乐天此篇注谓杨国忠重构阁罗凤之役，其意亦恐是指天宝十三载李宓之败而言，特混李宓为鲜于仲通耳。若果如是，则宋本注中之天宝十一载，当作十三载矣。今计自天宝十载即西历七五一年，或天宝十三载即西历七五四年，至元和四年即西历八〇九年，此篇作成之岁，共为五十九年或五十六年。例如诗言新丰翁年二十四为天宝十三载，则是岁其年八十。然则所谓“新丰老翁八十八”者，押韵之故，“臂折来来六十年”者，举成数言之，不足深论。至“八十八”三字，敦煌本作“年八十”者，诗人举成数言之，本亦可通，不必以其巧合八十之年为说也。
复次，此篇为乐天极工之作。其篇末“老人言，君听取”以下，固《新乐府·总序》所谓“卒章显其志”者，然其气势若常山之蛇，首尾回环救应，则尤非他篇所可及也。后来微之作《连昌宫词》，“恐亦依约摹仿此篇，盖《连昌宫词》假宫边老人之言，以抒写开元天宝之治乱系于宰相之贤不肖及深戒用兵之意，实与此篇无不相同也（此篇所写之折臂翁为新丰人。新丰即昭应县之本名，为华清宫之所在，是亦宫旁居民也）。至《连昌宫词》以“连昌宫中满宫竹”起，以“努力庙谟休用兵”结，即合于乐天《新乐府》“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之体制，自更不待论矣。”
太行路
乐天此篇小序云：
借夫妇以讽君臣之不终也。
或疑《李相国论事集》卷二“论白居易事”条所云，宪宗怒白居易不逊，欲逐之出翰林事，与此有关。考此事亦见于《通鉴》卷二三八《唐纪·宪宗纪》中，而附记于“元和五年六月甲申白居易复上奏以为臣比请罢兵”条下。其时间虽似稍晚，但乐天《新乐府五十首》中如《海漫漫》《杏为梁》诸篇，疑亦作于元和四年以后，则此说不为无见。唯可注意者，乐天此时虽居禁近，实为小臣，诗中“左纳言，右纳（内）史”句，乃指宰相大臣而言，非乐天自况之辞也。
复次，《新乐府》之作既在元和四年或略后，而其时宪宗朝大臣并无所谓“朝承恩，暮赐死”之情事，乐天所指言者，其在德顺二宗之世乎？
《旧唐书》卷一二《德宗纪·上》（《旧唐书》卷一一八、《新唐书》卷一四五《杨炎传》同）略云：
建中二年七月庚申，以中书侍郎平章事杨炎为左仆射。十月乙酉，尚书左仆射杨炎贬崖州司马，寻赐死。
同书卷一三六《窦参传》（参《新唐书》卷一四五《窦参传》，《通鉴》卷二三四《唐纪·德宗纪》“贞元八年四月乙未”条，“贞元九年三月”条）略云：
明年（贞元五年）拜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领度支盐铁转运使。贬参郴州别驾，贞元八年四月也。
乃再贬为驩州司马，未至驩州，赐死于邕州武经镇。
寅恪按：杨炎以文学器用，窦参以吏识强干，俱为德宗所宠任，擢登相位，而并于罢相后不旋踵之间，遂遭赐死，此诚可致慨者也。
又《会昌一品集》卷一二《论救杨嗣复李珏陈（裴？）夷直第三状》（参《新唐书》卷一八〇《李德裕传》）云：
伏见贞元初（寅恪按：刘晏之赐死实在建中初）宰臣刘晏缘德宗在东宫时，涉动摇之论，竟以此坐死，旋则朝廷中外皆以为冤。两河不臣之地，悉恐亡惧（？）。德宗寻亦追悔，官其子孙。
寅恪按：刘晏为代宗朝旧相，最有贤名，而德宗以疑似杀之，斯为失政之尤，此当时后世所以咸致冤痛也。
《旧唐书》卷一四《宪宗纪·上》（参《新唐书》卷七《宪宗纪》卷六二《宰相世系表》中）云：
贬正议大夫中书侍郎韦执谊为崖州司马，以交王叔文也。
寅恪按：韦执谊流贬于宪宗即位之年，距乐天作诗之时甚近。乐天始终同情于牛僧孺，而牛僧孺曾受韦执谊之知奖（见《唐文粹》卷五六李珏《牛僧孺神道碑》及卷六八《杜牧丞相奇章公墓志铭》）。复考《白氏长庆集》卷二七有《为人上宰相书》一篇，据其中所言此宰相拜相之日，知必为执谊无疑。然则执谊虽未赐死，但其进退荣辱，易致乐天之感触，自甚明也。乐天此篇之作，或竟为近慨崖州之沉沦，追刺德宗之猜刻，遂取以讽谏元和天子耶？
诗中“左纳言，右纳史”句，《唐六典》卷八“门下省侍中”条略云：
门下省侍中二人，隋氏讳忠，改为纳言。炀帝十二年，改纳言为侍内。皇朝初为纳言，武德四年，改为侍中，龙朔二年，改为东台左相。咸亨元年复旧。光宅元年改为鸾台纳言。神龙元年复旧。开元元年改为黄门监，五年复旧，曰门下省侍中。
同书卷九“中书省中书令”条略云：
中书省中书令二人，隋氏改中书省为内史省，置内史省监令各一人，寻废监，置令二人。炀帝十二年改为内书省。武德初为内史省，三年改为中书省。龙朔三年改省为西台，令为右相。咸亨元年复旧。光宅二年改中书为凤阁，令为内史。神龙元年复旧。开元元年改为紫微令，五年复旧。
寅恪按：据此，则右纳史当作右内史也。
又《白氏长庆集》卷一《初入太行路》诗结语云：
若比世路难，犹自平于掌。
可与此篇旨意相参照也。
司天台
此篇小序云：
引古以儆今也。
其诗云：
耀芒射角动三台，上台半灭中台坼。
寅恪按：《晋书》卷三六《张华传》略云：
代下邳王晃为司空，领著作。初华所封壮武郡，有桑化为柏。又华舍及监省数有妖怪。少子韪以中台星坼，劝华逊位，华不从。
则古有中台星坼，三公须避位之说，是此篇所刺者，岂即当时之执政耶？考元和四年之三公及宰相为杜佑、于頔、郑絪、裴垍、李藩五人，其中裴垍曾在翰林与乐天同官交好（参《白氏长庆集》卷四一《论制科人状》）。李藩则由裴垍之推荐，致身相位（参《旧唐书》卷一四八《李藩传》）。郑絪亦尝为乐天素所不喜之李吉甫所诬构，而为其道谊相合之李绛所救解（参《李相国论事集》卷二“论郑絪”条及《通鉴》卷二三七《唐纪·宪宗纪》“元和二年十一月一日上召李绛对于浴堂”条）。则此三人者，似俱不应为乐天所讥诮。又汉家故事，凡遇阴阳灾变，则三公纵不握实权者，亦往往为言者所指斥，而实际柄政之臣，则时或不任其咎。乐天作诗时，裴垍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郑絪、李藩相代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郑于二月丁卯罢为太子宾客，李藩于二月丁卯由给事中拜）。虽为宰相，并非三公。揆以乐天引古儆今之语，则乐天所指言者，殆属之当时司徒杜佑、司空于二人之一矣。
《周礼注疏》卷一八“春官·大宗伯之职”条贾公彦疏引武陵太守《星传》云：
三台一名天柱。上台司命为太尉，中台司中为司徒，下台司禄为司空。
《后汉书》卷六〇下《郎顗传》略云：
顺帝时灾异屡见，阳嘉二年正月公车征，顗乃诣阙拜章，又《易传》曰，公能其事，序贤进士，后必有喜。反之，则白虹贯日。以甲乙见者，则谴在中台。自司徒居位，阴阳多谬。宜黜司徒，以应天意。
寅恪按：古以司徒上应三台之中台，故“谴在中台”则“宜黜司徒”。前引《晋书》之文，所谓“中台星坼”而张华子韪劝其避位者，不过张韪鉴于当时政局之动荡，特欲其父避祸引退耳，非即谓中台直指司空而言也。然则是篇所指，其杜岐公乎？又《白氏长庆集》卷六七《司徒令公（裴度）分守东洛移镇北都辄奉五言四十韵寄献以抒下情》诗云：
天上中台正，人间一品高。
尤可与此说相印证也。当日杜岐公以年过七十尚不致仕，深为时论所非。乐天《秦中吟·不致仕》一首，显为其事而发，宜《新乐府》中有此一篇也。或有以杜岐公已于元和二年正月请致仕，而为宪宗所不许。且乐天又深有取于其戒边功防黩武之论，似不应致过分之讥诮为疑者。是又不然，高郢以元和五年九月致仕，（《旧唐书》卷一四《宪宗纪》）时草制者犹以“近代寡廉，罕由斯道”隐讥杜氏（《国史补·中》）而乐天所草《答高郢请致仕》第二表（《白氏长庆集》卷三九），亦以：
援礼引年，遗荣致政。人鲜知止，卿独能行。不唯振起古风，亦足激扬时俗。
为言（可参《白氏长庆集》卷一《高仆射》诗），则当日之舆论可知矣。至《新丰折臂翁》一篇，或即取义于杜岐公之疏者，亦不过不以人废言之义耳。
复次，《白氏长庆集》卷四〇季冬《荐献太清宫词》略云：
维元和二年，岁次丁亥，十二月甲寅朔二十六日己卯，嗣皇帝臣稽首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伏以今年司天台奏，正月三日祀上帝于南郊，佳气充塞，四方温润，祥风微起。司天台奏，六月五日夜镇星见。司天台奏，六月十三日夜老人星见。司天台奏，冬至日佳气充塞，瑞雪祁寒者。谨遣摄太尉司徒平章事杜佑荐献以闻。
乐天此篇之作，或即以曾草是文而有所感触耶？
捕蝗
《旧唐书》卷一二《德宗纪·上》（参《旧唐书》卷三七、《新唐书》卷三七《五行志》）略云：
兴元元年，是秋螟蝗蔽野，草木无遗。贞元元年四月，关东大饥，赋调不入，由是国用益窘，关中饥民蒸蝗虫而食之。五月癸卯，分命朝臣祷群神以祈雨。蝗自海而至，飞蔽天，每下则草木及畜毛无复孑遗，谷价腾踊。七月，关中蝗食草木都尽。甲子，诏蝗虫继臻，弥亘千里，菽粟翔贵，稼穑枯瘁，嗷嗷蒸人，聚泣田亩。朕自今视朝不御正殿，有司供膳，并宜减省，不急之务，一切停罢。
考贞元元年乐天年十四，时在江南，求其所以骨肉离散之故，殆由于朱泚之乱。而兴元、贞元之饥馑，则又家园残废之因。观《白氏长庆集》卷一三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弟兄离散，各在一处。因望月有感，聊书所怀。寄上浮梁大兄，于潜七兄，乌江十五兄，兼示符离及下邽弟妹。诗云：
时难年饥世业空。
可证也。又《通鉴》卷二三二《唐纪·德宗纪》“贞元二年夏四月”条云：
时比岁饥馑，兵民率皆瘦黑。至是麦始熟，市有醉人，当时以为嘉瑞。人乍饱食，死者复五之一，数月人肤色乃复故。
夫兵乱岁饥，乃贞元当时人民最怵目惊心之事。乐天于此，既余悸尚存，故追述时，下笔犹有隐痛。其贞元十四十五年间所作寄家人诗（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二本岑仲勉先生《〈文苑英华〉辨证校白氏诗文》附按），实可与元和四年所作此《捕蝗》诗互相证发也。乐天于元和中不主张用兵，固习于贞元以来朝廷姑息藩镇，以求苟安之措施。难与此似亦不无心理情感之关系，未必悉因党派之分野，而反对李吉甫、吐突承璀之积极政策也。《旧唐书》卷九六《姚崇传》（《旧唐书》卷三七、《新唐书》卷三六《五行志》及《新唐书》卷一二四《姚崇传》略同）所记捕蝗之事，多可与此篇词语相参证。兹略录其文如下：
开元四年，山东蝗虫大起，崇乃遣御史分道杀蝗。汴州刺史倪若水执奏曰，蝗是天灾，自宜修德，仍拒御史不肯应命。崇大怒，牒报之曰，古之良守，蝗虫避境。若其修德可免，彼岂无德致然？今坐看食苗，何忍不救？因以饥馑，将何以安？若水乃行焚瘗之法，获蝗一十四万石，投汴渠，流下者不可胜纪。时朝廷喧议，皆以驱蝗为不便，黄门监卢怀慎谓崇曰，蝗是天灾，岂可制以人事，外议咸以为非。又杀虫太多，有伤和气。今犹可复，请公思之。崇曰，若杀虫救人，因缘致祸，崇请独受，义不仰关。
寅恪按：姚崇所谓“古之良守，蝗虫避境”与白诗所谓“我闻古之良吏有善政，以政驱蝗蝗出境”并可参阅《后汉书》卷五五《卓茂传》。白诗所谓“岂将人力竞天灾”者，即如倪若水“蝗是天灾，自宜修德”及卢怀慎“蝗是天灾，岂可制以人事”之说。乐天对于蝗虫之识解，同于卢、倪，此则时代囿人，贤者不免，亦未足深责也。
诗末自注云：
贞观二年太宗吞蝗虫事，具贞观实录。
寅恪按：此篇结语以文皇吞蝗事为言，疑亦为乐天作《七德舞》时扯寻材料所采摭之余义，可与论《二王后》《海漫漫》《百炼镜》诸条相参证。又此事亦见今戈本《贞观政要》卷八《论务农》篇。
昆明春
此篇小序下注云：
贞元中始涨之。
《册府元龟》卷一四“帝王”部“都邑”门（参《旧唐书》卷一三《德宗纪·下》“贞元十三年八月丁巳”条）云：
八月诏曰，昆明池俯近都城，古之旧制，蒲鱼所产，实利于人，宜令京兆尹韩皋充使即勾当修堰涨池。
者，是也。今《文苑英华》卷三五（《全唐文》卷六四四）有张仲素《涨昆明池赋》，同书同卷（《全唐文》卷九五七）亦载宋悛《涨昆明池赋》，徐松《登科记考》卷一四贞元十四年李随榜有李翱、张仲素、吕温等，唯此年试题为鉴。
《止水赋》及《青出蓝》诗，与此无涉。考董悠《广川书跋》卷八“李翱题名”条略云：
今考文公所书，知府送皆有会集，书于慈恩石楹。盖当时等甲进士便与科名等，故世尤贵重。观《韦贯之集》有启献韩贞公乞免知进士举，当时贞公欲以解头目送文公，由是乃得以李翱为第一，张仲素次之。盖自十人解送而九人入等，时以为盛，即此题名是也。
徐氏所据以考定李张为贞元十三年京兆等第者，即李文公《感知己赋》与此条也。董氏所记韩贞公即皋，既与李文公之府送有此一段因缘，而皋实又为贞元十三年以京兆尹主持涨昆明池之役者，颇疑张氏之赋即应京兆府试而作，乐天为贞元十六年进士，与张氏作赋时相距至近，殊有得见此赋之可能，或者乐天新乐府中《昆明春》一篇，殆即受张赋之启发耶？
复次，卢校本云：
题无水满二字，贞元中始弛之，与上文连。
岑仲勉先生《论〈白氏长庆集〉源流并评东洋本白集》（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九本四四五页）云：
按作弛之是也。东本全诗均误。唯此句是注，与题连则非。
寅恪按：岑说“此句是注，与题连则非”是也。唯诗中虽有：
诏以昆明近帝城，官家不得收其征。菰蒲无租鱼无税，近水之人感君惠。
诸句，即弛禁之意，但亦别有：
诏开八水注恩波，千介万鳞同日活。
之言，可与“涨之”语意相应。若再以张宋之题作《涨昆明池赋》证之，则那波本汪本注作“涨之”，《全唐诗》注作“涨泛”者，当亦非无据也。
“诏开八水注恩波”句，所谓八水者，《三辅黄图》卷六所纪，关中八水皆出上林，（一）灞水。（二）浐水。（三）泾水。（四）渭水。（五）丰水。（六）镐水。（七）牢水。（八）潏水。是也。
“吴兴山中罢榷茗”者，《国史补·下》云：
风俗贵茶，茶之名益重，湖州有紫笋。
同书同卷又云：
常鲁公（《旧唐书》卷一九六下《吐蕃传·下》及《册府元龟》卷九八〇“外臣”部“出使”门并有建中二年常鲁随崔汉衡出使吐蕃事。李氏所指，殆即常鲁。今本作常鲁公，乃传写之误）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湖者（寅恪按：据此可知顾渚之茶，亦远输吐蕃矣）。
《南部新书》戊卷云：
唐制，湖州造茶最多，谓之顾渚贡焙，焙在长城县西北。大历五年以后，始有进奉。故陆鸿渐《与杨祭酒书》云，顾渚山中紫笋茶两片。此物但恨帝城未得尝，实所叹息。一片上太夫人，一片充昆弟同啜。后开成三年，以贡不如法，停刺史裴充。
《新唐书》卷四〇《地理志》“湖州吴兴郡”条云：
土贡，紫笋茶，长城顾山，有茶以供贡。
《旧唐书》卷一三《德宗纪·下》云：
贞元九年春正月癸卯，初税茶，岁得钱四十万贯，从盐铁使张滂所奏。茶之有税，自此始也。
同书卷四九《食货志》云：
贞元九年正月，初税茶。
《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云：
贞元八年，以水灾减税。明年，诸道盐铁使张滂奏，出茶州县若山及商人要路以三等定估，十税其一，自是岁得钱四十万缗，然水旱亦未尝拯之也。
皆有关税茶与吴兴顾渚盛产名茶之史料也。
“鄱阳坑里休税银”者，《贞观政要》卷六《论贪鄙》篇云：
贞观十年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言，宣饶二州诸山，大有银坑，采之极是利益，每岁可得钱数百万贯。
《旧唐书》卷一三六《齐映传》（《新唐书》卷一五〇《齐映传》同）云：
又改洪州刺史江西观察使。映常以顷为相辅，无大过而罢，冀其复入用，乃掊敛贡奉，及大为金银器以希旨。先是银饼高者五尺余，李兼为江西观察使，乃进六尺者。至是因帝（德宗）诞日，端午，映为饼高八尺者以献。
《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饶州鄱阳郡”条云：
土贡麸金银。
榷茗税银者，贞元之弊政。放昆明池鱼蒲之税租者，德宗之仁施。映对明显，寄慨至深。以此为言，诚可谓善讽者矣。
又乐天于贞元十五年由宣州解送，十六年成进士。若贞元十三年京兆府试以涨昆明池为试题，唐世选人必深注意其近年考试之题目，以供揣摩练习，与明清时代无异，则修治昆明池一事，自当为乐天所记忆。又乐天少时曾往来吴越间，其兄复在浮梁（可参汪立名本《乐天年谱》），是以追忆京都之往事，兼念水乡之旧游，遂就其亲所闻见榷茗税银之弊政，而痛陈之也。
城盐州
微之《新乐府》虽无此题，但乐天此篇诮边将之旨，必有取于其《西凉伎》《缚戎人》二篇之意，自不待言，唯此篇：
美圣谟而诮边将也。
之全部主旨，及诗中“盐州未城天子忧”“德宗按图自定计，非关将略与庙谋”“翻作歌词闻至尊”诸句，则不独造意悉承自杜工部《诸将》第二首“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之结论，即其遣词亦多用《浣花》原语。但如此篇“韩公创筑受降城”一句，乃《诸将》第二首起句“韩公本意筑三城”之改写，亦其证也。夫乐天于贞元之时，既未尝历职清要，自不得预闻朝廷之大计？其崇美君主之英明独断，全远资少陵于代宗时所作之诗为模楷，此所以未见有当于当日之情事也（详见下论）。至于讥诮边将之养寇自重，则近和微之在凤翔时亲见亲闻之原意，故不为泛泛之词也。
由是观之，读乐天此篇者，必应取《少陵诸将》第二首参互比较，始能得其真解，又可知矣。此篇小序下注云：
贞元壬申岁，特诏城之。
寅恪按：壬申岁，贞元八年也。考《旧唐书》卷一三《德宗纪·下》云：
贞元九年二月辛酉，诏复筑盐州城。贞元三年，城为吐蕃所毁。自是塞外无堡障，犬戎入寇。既城之后，边患息焉。
同书卷一四四《杜希全传》《杨朝晟传》及卷一九六下《吐蕃传·下》亦均系是役于贞元九年，独《通鉴》卷二三四《唐纪·德宗纪》“贞元九年二月辛酉”条《资治通鉴·考异》略云：
邠志，八年诏追张公（献甫）议筑盐夏二城云云。白居易《乐府盐州注》亦云，贞元壬申岁特诏城之。而《太宗实录》在九年二月，盖去岁诏使城之。今年因命杜彦光等而言之。
君实作史，采及此注，足征虽细不遗。《通鉴》之为杰作，于此可见矣。兹略移录《旧唐书·杜希全传》（参《新唐书》卷一五六《杜希全传》）纪载当日筑城之经过于下，以备读乐天此诗者之参证焉。
希全以盐州地当要害，自贞元三年西蕃劫盟之后，州城陷虏，自是塞外无保障，灵武势隔，西通鄜坊，甚为边患（新传此下有“请复城盐州”五字）。朝议是之。九年，诏曰，设险守国，易象垂文，有备无患，先王令典。况修复旧制，安固疆里，偃甲息人，必在于此。盐州地当冲要，远介朔陲，东达银夏，西援灵武，密迩延庆，保扞王畿。乃者城池失守，制备无据，千里庭障，熢燧不接，三隅要害，役戍其勤。若非兴集师徒，缮修壁垒，设攻守之具，务耕战之方，则封内多虞，诸华屡警，由中及外，皆靡宁居。深唯永图，岂忘终食。顾以薄德，至化未孚。既不能复前古之治，致四夷之守，与其临事而重扰，岂若先备而即安。是用弘久远之谋，修五原之垒，使边城有守，中夏克宁，不有暂劳，安能永逸。宜令浑瑊杜希全、张献甫、邢君牙、韩潭、王栖耀、范希朝，各于所部简练将士，令三万五千人同赴盐州，神策将军张昌宜权知盐州事，应版筑杂役，取六千人充。其盐州防秋将士率三年满更代，仍委杜彦先（光？）具名奏闻，悉与改转。朕情非己欲，志在靖人，咨尔将相之臣，忠良之士，输诚奉命，陈力忘忧，勉茂功勋，永安疆场，必集兵事，实唯众心，各相率励，以副朕志。凡役六千人，二旬而毕。时将版筑，仍诏泾原剑南山南诸军深讨吐蕃，以牵制之。由是版筑之时，虏不及犯塞。城毕，中外称贺。由是灵武银夏河西稍安，虏不敢深入。
诗云：
城在五原原上头。
寅恪按：《元和郡县图志》卷四“灵武节度使盐州五原县”条略云：
盐州五原县。五原谓龙游原，乞地干原，青领原，可岚贞原，横槽原也。
则五原为盐州治所及五原县之得名，可据知也。
诗云：
蕃东节度钵阐布。
寅恪按：《新唐书》卷二一六下《吐蕃传·下》云：
五年，以祠部郎中徐复往使，并赐钵阐布书。虏浮屠豫国事者也，亦曰钵掣逋。
又《白氏长庆集》卷三九有与吐蕃宰相钵阐布敕书，乃乐天在翰林时所草。盖城盐州时，钵阐布尚未为吐蕃宰相也。
诗云：
金鸟飞传赞普闻，建牙传箭集群臣。
寅恪按：《旧唐书》卷一九六下云：
适有飞鸟使至，飞鸟犹中国驿骑也。
《新唐书》卷二一六上《吐蕃传·上》云：
其举兵以七寸金箭为契，百里一驿。有急兵，驿人臆前加银鹘。甚急，鹘益多。
赵璘《因话录》卷四《角部之次》（参《唐语林》卷八《补遗》）云：
蕃法刻木为印，每有急事，则使人驰马赴赞府牙帐。日行数百里，使者上马如飞，号为鸟使。
知此乃吐蕃之制度也。
诗云：
君臣赭面有忧色。
寅恪按：《旧唐书》卷一九六上《吐蕃传·上》（《新唐书》卷二一六上《吐蕃传·上》同）云：
公主恶其人赭面，弄赞令国中权且罢之。
敦煌写本法成译《如来像法灭尽之记》中有赤面国，乃藏文（Kha-dmar）之对译，即指吐蕃而言，盖以吐蕃有赭面之俗故也。
诗云：
长安药肆黄芪贱。
寅恪按：《本草纲目》卷一一引唐苏恭《本草》云：
黄芪今出原州者最良。
盖秦原暗通，故黄芪价贱也。
诗云：
韩公创筑受降城。
寅恪按：张仁亶筑三受降城事，世所习知，亦唐人所盛称者。如杜子美之诗，吕和叔之铭，皆其例证也。
诗云：
德宗按图自定计，非关将略与庙谋。
寅恪按：乐天此语，意谓城盐州之举，全出德宗之旨，非关将相谋略，不知有何依据。考上引《旧唐书·杜希全传》之纪载，则城盐州之议，本由希全发之，而贞元八九年间，陆宣公正为宰相，甚得君心，事关军国大计，德宗似无不与商议之理，故此句所咏，疑与当时情势有所未合也。
道州民
阳城事迹，见韩愈《顺宗实录》卷二“永贞元年三月壬申追前谏议大夫道州刺史阳城赴京师”条，及同书卷四“永贞元年六月癸丑赠故道州刺史阳城左常侍”条，《旧唐书》卷一九二《隐逸传》，《新唐书》卷一九四《卓行传·阳城传》等，此皆世所习知，兹不备录。唯节录旧传（参新传）所纪，阳城抗疏《论免道州贡矮奴事》于下，以供读此篇者之参证焉。
道州土地产民多矮，每年常配乡户，竟以其男号为矮奴。城下车，禁以良为贱。又悯其编氓岁有离异之苦，乃抗疏论而免之。自是乃停其贡。民皆赖之，无不泣荷。
诗云：
城云臣按《六典》书，任土贡有不贡无。道州水土所生者，只有矮民无矮奴。
寅恪按：乐天此数句，似即依据阳氏原奏之文。今此奏不载于《全唐文》等书，自无可考。唯道州产民多矮事，除见于前引之新旧传外，刘宾客《嘉话录》（刘叔遂《苏莱曼东游记》证闻曾引之，载《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四卷）云：
杨国忠尝会诸亲，时知吏部铨事，且欲大噱，已设席呼选人名，引入于中庭，不问资序，短小者道州参军，胡者湖州文学，帘中大笑。
亦可资参证也。所谓“按《六典》书”“任土贡有不贡无”者，即《唐六典》卷三“户部郎中员外郎”条云：
郎中员外郎，掌领天下州县户口之事，凡天下十道，任土所出而为贡赋之差。
注云：
旧额，贡献多非土物，或本处不产而外处市供，或当土所宜，缘无额遂止。开元二十五年，令中书门下对朝集使随便条革，以为定准。
者，是也。至关于《六典》曾否行用问题，则自来多所辨说。已详拙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职官”章，兹不赘述。所可言者，《六典》一书，自大历后公式文中，可以征引，与现行法令同一效力。观乐天诗所述阳城奏语，亦此问题例证之一也。
篇末云：
道州民，民到于今受其赐。欲说使君先下泪。仍恐儿孙忘使君，生男多以阳为字。
寅恪按：道州民以阳城之姓名子之事，不见于《顺宗实录》及旧传，唯新传书之，未知所本。考《新唐书》卷一七六《韩愈传》云：
贬阳山令，有爱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
而其事亦不见于《旧唐书》卷一六〇《韩愈传》，此殆为宋景文取自李翱所撰之《韩文公行状》（《李文公集》卷一一）者。实则《后汉书》卷一〇六《循吏传·任延传》略云：
征为九真太守，骆越之民，无嫁娶礼法，不识父子之性，夫妇之道。延乃移书属县，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齿相配，其产子者，始知种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为任。
白诗李状恐是用此故典以为虚美推赞阳韩二公之词，未必果有其事也。又如《白氏长庆集》卷六一《元稹墓志铭》云：
三川人慕之，其后多以公姓字名其子。
盖亦同此例也。
抑又可论者，《元氏长庆集》卷二有《阳城驿》诗，乃微之元和五年春贬江陵士曹参军途中所作，观《白氏长庆集》卷二《和答诗十首》第二首为《和阳城驿》，其序略云：
五年春，微之从东台（东都洛阳御史台）来。不数日，又左转为江陵士曹掾。及到江陵，寄在路所为诗十七章。
可知，颇疑乐天此作与其和微之《阳城驿》诗有关。盖受此暗示，因咏贞元时事，而并及之也。此可与《海漫漫》《杏为梁》两篇参证，以此两篇俱有作于元和五年或以后之可能，则《道州民》一篇，亦自有此种可能也。
复次，微之《阳城驿》诗云：
祠（词？）曹讳羊祜（寅恪按：《晋书》卷三四《羊祜传》，荆州人为祜讳名，屋室皆以门为称，改户曹为辞曹焉），此驿何不侔。我愿避公讳，名为避贤邮。
乐天《和阳城驿》诗，深赞同微之改驿名之意，其结语至云：
若作阳公传，欲令后世知。不劳叙世家，不用费文词。但使国史上，全录元稹诗。
可谓极其倾倒矣。后来此驿名竟为之改易。杜牧《樊川集》卷四《商山富水驿》诗注云：
驿本名与阳谏议同姓名，因此改为富水驿。
即可为证。然则元白诗之流行于当时及其影响之深巨，信有征矣。唯牧之诗之结语云：
驿名不合轻移改，留警朝天者惕然。
虽文人喜作翻案文字，然亦牧之素恶元白之诗所使然也。以其亦与阳城有关，因并附论及之。
驯犀
公垂此篇诗旨如何，不可考见。微之和其诗，则意主治民不扰，使之遂性，以臻无为之治。所谓：
乃知养兽如养人，不必人人自敦奖，不扰则得之于理，不夺有以多于赏。脱衣推食衣食之，不若男耕女令纺。尧民不自知有尧，但见安闲聊击壤。前观驯象后观犀，理国其如指诸掌。
是也。微之是篇，议论稍繁，旨意亦略嫌平常，似不如乐天此篇末数语，俯仰今昔，而特以为善难终为感慨之深挚也。陆放翁《剑南诗稿》卷一《新夏感事》诗云：
圣主不忘初政美，小儒唯有涕纵横。
盖与乐天此篇有同感而深得其旨矣。考《旧唐书》卷一三《德宗纪·下》略云：
史臣曰，德宗皇帝初总万机，励精治道，思政若渴，视民如伤。凝旒延纳于谠言，侧席思求于多士。其始也，去无名之费，罢不急之官。出永巷之嫔嫱，放文单之驯象。减太官之膳，戒服玩之奢。解鹰犬而放伶伦，止榷酤而绝贡奉。百神咸秩，五典克从。御正殿而策贤良，辍廷臣而治畿甸。此皆前王之能事，有国之大猷，率是而行，夫何敢议。一旦德音扫地，愁叹连甍，果致五盗僭拟于天王，二朱凭陵于宗社。奉天之窘，可为涕零。罪己之言，补之何益。所赖忠臣戮力，否运再昌。虽知非竟逐于杨炎，而受佞不忘于卢杞。用延赏之私怨，夺李晟之兵符。取延龄之奸谋，罢陆贽之相位。知人则哲，其若是乎？贞元之辰，吾道穷矣。
据此，白诗措辞委婉，与史臣书事直质者殊异，此或亦昔人所谓诗与春秋经旨不同之所在欤？
关于德宗放驯象事，《杜阳杂编·上》云：
宏词独孤绶，所司试放驯象赋，及进其本，上（德宗）自览考之，称叹得人。因吟其句曰，化之式孚，则必受乎来献。物或违性，斯用感于至仁。上以绶为知去就，故特书第三等。先是代宗朝文单国累进驯象三十有二。上即位，悉令放之于荆山之南。而绶不斥受献，不伤放弃，故赏其知去就焉。
又《旧唐书》卷一二《德宗纪·上》略云：
癸亥即位于太极殿。闰月丁亥，诏文单国所献舞象三十二，令放荆山之阳。
寅恪按：德宗即位于大历十四年五月，放驯象即在是年闰五月，但大历为代宗年号，故乐天以德宗初次改元之建中为言，其实非建中元年也（参刘文典先生《群书校补》）。又旧纪所谓“放于荆山之阳”者，据《通鉴》卷二二五《唐纪·德宗纪》“大历十四年闰五月命纵驯象于荆山之阳”条胡注云：
此《禹贡》所谓导汧及岐至于荆山者，唐属京兆府富平县界。
然则诗云“驯象生还放林邑”及注云“放归南方”皆有所误会也。
关于驯犀冻死事，《旧唐书》卷一三《德宗纪·下》略云：
十月癸酉，环王国献犀牛，上令见于太庙。十二年十二月己未，大雪平地二尺，竹柏多死。环王国所献犀牛，甚珍爱之，是冬亦死。
寅恪按：贞元九年岁次癸酉，十二年岁次丙子，《元氏长庆集》卷二四《驯犀》篇引李传云：
贞元丙子岁南海来贡。至十三年冬苦寒，死于苑中。
而乐天此篇注中“贞元丙戌”固应如汪立名之言改为丙子，但“贞元十三年”亦应依《旧唐书·德宗纪》改为“贞元十二年”，则汪氏所未及知者也。
诗云：
驯犀驯犀通天犀，躯貌骇人角骇鸡。
者，《抱朴子》卷一七《内篇·登涉》云：
通天犀角有一赤理如线，有自本彻末。以角盛米，置群鸡中，鸡欲啄之，未至数寸，即惊退却，故南人或名通天犀为骇鸡犀。
是也。
诗云：
上嘉人兽俱来远，蛮馆四方犀入苑。
寅恪按：诗所谓“蛮馆四方”者，即《唐六典》卷一八“典客署令”条注云：
于建国门外置四方馆，以待四方使客，各掌其方国及互市事。皇朝以四方馆隶中书。
及唐《两京城坊考》卷一“承天门街之西宫城之南第二横街之北”条云：
从东第一中书外省，次西，四方馆（隋曰谒者台，即诸方通表通事舍人受事之司。）者是也。
复次，此篇诗句，如“秣以瑶刍锁以金，故乡迢递君门深。海鸟不知钟鼓乐，池鱼空结江湖心”，亦乐天自比之词。又“一入上林三四年”句，则驯犀于贞元九年十月入献，十二年十二月冻死，实在苑中四年有余，而乐天于元和二年十一月入翰林，至作此篇时在元和四年，亦与驯犀在苑中之岁月约略相近。故此句比拟尤切，词意相关，物我俱化。乐天之诗才，实出微之之上。李公垂之叹服其歌行，固非无因也。
五弦弹
此题公垂倡之，微之和之，乐天则《秦中吟》有《五弦》（《才调集》卷一作《五弦琴》）一篇，《新乐府》有《五弦弹》一篇。其《新乐府》中一篇既以《五弦弹》为题，自是酬李元之作，但《秦中吟》中《五弦》一篇之辞旨与《新乐府》此篇颇有关连，因亦参合于此论之。
李公垂此题所咏今不可见，未知若何，元白二公则立意不同。微之此篇以求贤为说，乐天之作则以恶郑之夺雅为旨，此其大较也。微之持义固正，但稍嫌迂远。乐天就音乐而论音乐，极为切题。故鄙见以为白氏之作，较之元氏此篇，更为优胜也。
微之此篇及白氏之作，俱有赵璧技艺之摹写。盖赵璧之五弦在当时最负盛名。《国史补·下》云：
赵璧弹五弦，人问其术。答曰，吾之于五弦也，始则心驱之，中则神遇之，终则天随之。吾方浩然，眼如耳，目如鼻，不知五弦之为璧，璧之为五弦也。
《乐府杂录》“五弦”条云：
贞元中有赵璧者，妙于此伎也。白傅讽谏有《五弦弹》，近有冯季皋。
皆可与元白诸作参证也。
又元白二公此题诸篇之词句，并可与其后来所作之《琵琶歌》《琵琶引》参证。如微之诗中：
风入春松正凌乱，莺含晓舌怜娇妙。呜呜暗溜咽冰泉，杀杀霜刀涩寒鞘。
乐天《秦中吟·五弦》中：
大声粗若散，飒飒风和雨。小声细欲绝，切切鬼神语。
及《新乐府·五弦弹》中：
第五弦声最掩抑，陇水冻咽流不得。五弦并奏君试听，凄凄切切复铮铮。铁击珊瑚一两曲，冰写玉盘千万声。铁声杀，冰声寒，杀声入耳肤血惨，寒气中人肌骨酸。曲终声尽欲半日，四座相对愁无言。座中有一远方士，唧唧咨咨声不已。
等句是也。
元诗“众乐虽同第一部”句，乐天《琵琶引》云：
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
《国史补·下》略云：
李衮善歌，初于江外，而名动京师。崔昭入朝，密载而至，乃邀宾客，请第一部乐及京邑之名娼，以为盛会。令衮弊衣以出，合坐嗤笑。及啭喉一发，乐人皆大惊曰，此必李八郎也。遂罗拜阶下。
《太平广记》卷二〇四《乐类》卷二又“李暮”条引《逸史》云：
开元中吹笛为第一部，近代无比。有故自教坊请假至越州，公私更宴，以观其妙。
皆可与元氏此句参证也。
蛮子朝
此题李公垂原作，而元白二公和之。元白之诗俱于韦皋有微辞，李氏之作谅亦相同。其实韦南康之复通南诏，乃贞元初唐室君主及将相大臣围攻吐蕃秘策之一部。此秘策虽不幸以韩滉早死，刘玄佐中变，而未能全部施行。然韦南康在剑南，以南诏复通之故，得使吐蕃有所牵制，不敢全力以犯西北。且于贞元十七年大破其众于雅州，则为效已可睹矣。此事始末详拙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下篇》“论吐蕃”条及下文“论西凉伎”条，于此可不复述。兹所欲言者，据《国史补·中》略云：
韦太尉在西川极其聚敛，坐有余力，以故军府浸盛，而黎氓重困。及晚年为月进，终致刘辟之乱，天下讥之。
知当时士论多以刘辟之乱归咎南康，是固然矣。唯同书同卷又云：
郭汾阳再收长安，任中书令二十四考。勋业福履，人臣第一。韦太尉皋镇西川亦二十年，降吐蕃九节度，擒论莽热以献，大招附西南夷。任太尉，封南康王，亦其次也。
则南康招附西南夷之勋业，亦为时议所推许也。而元白二公乃借蛮子朝事以诋之，自为未允。盖其时二公未登朝列，自无从预闻国家之大计，故不免言之有误耳。
元诗云：
清平官系金呿嵯。
白诗云：
清平官持赤藤杖，大军将系金呿嵯。
寅恪按：樊绰《蛮书》为现存研究南诏史实之最要资料。今《新唐书》卷二二二上中《南蛮传·南诏传》，即根据《蛮书》，故亦可取与元白此诸句相参校。二公句中所谓清平官者，即新传云：
官曰坦绰，曰布燮，曰久赞，谓之清平官。所以决国事轻重，犹唐宰相也。
是。又《白氏长庆集》卷四〇有《与南诏清平官书》，亦可与此参证也。
白诗中所谓大军将者，新传云：
曰酋望，曰正酋望，曰员外酋望，曰大军将。曰员外，犹试官也。幕爽主兵，琮爽主户籍，慈爽主礼，罚爽主刑，劝爽主官人，厥爽主工作，万爽主财用，引爽主客，禾爽主商贾，皆清平官酋望大军将兼之。
今白诗诸本，除严氏本嘉承本等善本外，多作“大将军”者，皆误也。他书如今本《册府元龟》卷九六二“外臣”部“官号”门“南诏”条：
酋望有大将军之号。
等语，是亦讹误之一例。至阮元撰《云南通志》所载《南诏向化碑》，则或作大将军，或作大军将，盖有误有不误者矣。
元诗之“金呿嵯”，白诗之“金呿嗟”，新传云：
佉苴，韦带也。
又云：
自曹长以降，系金佉苴。
“佉嵯”“呿嗟”皆“佉苴”之异译，自不待论也。
至白诗中之“赤藤杖”，则《韩昌黎集》卷四《和虞部卢四汀酬翰林钱七徽赤藤杖歌》（元和四年分司东都作）云：
赤藤为杖世未窥，台郎始携自滇池。
《全唐诗》卷一四张籍《和李仆射秋日病中作》云：
独倚红藤杖，时时阶上行。
同书卷一九裴夷直《南诏朱藤杖诗》云：
六节南藤色似朱，拄行阶砌胜人扶。
皆足征赤藤杖出自南诏，而为当时朝士所最珍赏之物也。《白氏长庆集》卷八《朱藤杖·紫骢吟》云：
拄上山之上，骑下山之下。江州去日朱藤杖，忠州归时紫骢马。天生二物济我穷，我生合是栖栖者。
同集卷一五《红藤杖》云：
交亲过浐别，车马到江回。唯有红藤杖，相随万里来。
同集卷一六《红藤杖》（自注云：杖出南蛮）云：
南诏红藤杖，西江白首人。时时携步月，处处把寻春。劲健孤茎直，疏圆六节匀。火山生处远，泸水洗来新。粗细才盈手，高低仅过身。天边望乡客，何日拄归秦。
同集卷二二《三谣序》云：
予庐山草堂，有朱藤杖一，蟠木机一，素屏风二，时多杖藤而行，隐机而坐，掩屏而卧。宴息之暇，笔砚在前，偶为三谣。
《朱藤谣》略云：
朱藤朱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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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氏长庆集》卷二三《乐府古题·序》略云：
况自风雅至于乐流，莫非讽兴当时之事，以贻后代之人。沿袭古题，唱和重复，于文或有短长，于义咸为赘剩，尚不如寓意古题刺美见事，犹有诗人引古以讽之义焉。曹刘沈鲍之徒时得如此，亦复稀少。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予少时（寅恪按：此序题下题丁酉二字，知是元和十二年微之年三十九时所作。其《和李绅乐府新题》诗，作于元和四年，是时微之实已三十一岁，不得云少时。此乃属文之际，率尔而言，未可拘泥也）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拟赋古题。
同集卷三〇《叙诗寄乐天书》略云：
又久之，得杜甫诗数百首，爱其浩荡津涯，处处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兴，而讶子昂之未暇旁备矣。
又同集卷五六《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并序》云：
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
《白氏长庆集》卷二八《与元九书》略云：
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首。
寅恪按：元白二公俱推崇少陵之诗，则《新乐府》之体，实为摹拟杜公乐府之作品，自可无疑也。
《白氏长庆集》卷四五《策林·序》略云：
元和初，予罢校书郎，与元微之将应制举，闭户累月，揣摩当代之事，构成策目七十五门。及微之首登科，予次焉。
其第六十八目《议文章》（碑碣词赋）略云：
古之为文者，上以纽王教，系国风，下以存炯戒，通讽喻。故惩劝善恶之柄，执于文士褒贬之际焉。补察得失之端，操于诗人美刺之间焉。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虽雕章镂句，将焉用之。伏维陛下诏主文之司，谕养文之旨，但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碑诔有卢美愧辞者，虽华虽丽，禁而绝之。
第六十九目《采诗以补察时政》略云：
臣闻圣王酌人之言，补己之过，所以立理本，导化源也。将在乎选观风之使，建采诗之官，俾乎歌咏之声，讽刺之兴，日采于下，岁献于上者也。所谓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诫。
寅恪按：元白二公作《新乐府》在元和四年，距构《策林》之时甚近。故其作《新乐府》之理论，与前数年揣摩之思想至有关系。观于《策林》中《议文章》及《采诗》二目所言，知二公于采诗观风之意，盖蕴之胸中久矣。然则二公《新乐府》之作，乃以古昔采诗观风之传统理论为抽象之鹄的，而以唐代杜甫即事命题之乐府，如《兵车行》者，为其具体之模楷，固可推见也。
虽然，微之之作，似尚无摹拟《诗经》之迹象。至于乐天之《新乐府》，据其总序云：
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则已标明取法于诗三百篇矣。是以乐天《新乐府》五十首，有总序，即摹毛诗之总序。每篇有一序，即仿毛诗之小序。又取每篇首句为其题目，即效《诗经·关雎》为篇名之例（微之之作乃和李公垂者。微之每篇首句尚与诗题不同，疑李氏原作当亦不异微之）。全体结构，无异古经。质而言之，乃一部唐代《诗经》，诚韩昌黎所谓“作唐一经”者。不过昌黎志在春秋，而乐天体拟三百。韩书未成，而白诗特就耳。乐天元和之初撰《策林》时，即具釆诗匡主之志。不数年间，遂作此五十篇之诗。语云，有志者事竟成，乐天亦足以自豪矣。此外，尚有可论者，严震白氏讽谏本及日本嘉承（相当中国北宋元祐时）重钞建永（相当庆历时）本，于“首句标其目”之下有“《古诗十九首》之例也”一句，铃木虎雄《业间录校勘记》云：
有者，是也。
寅恪按：《毛诗大序》《关雎》后妃之德也。孔颖达《正义》云：
《关雎》旧解云，三百二十一篇皆作者自为名。
旧说之是非，别为一问题，兹可不置论。唯据其说，则《诗经》篇名，皆作者自取首句为题。乐天实取义于此。故《新乐府·序》文中“诗三百之义也”一语，乃兼括前文“首句标其目”而言，铃木之说殊未谛。夫乐天作诗之意，直上拟三百篇，陈义甚高。其非以《古诗十九首》为楷则，而自同于陈子昂、李太白之所为，固甚明也。
复次，关于《新乐府》之句律，李公垂之原作不可见，未知如何。恐与微之之作无所差异，即以七字之句为其常则是也。至乐天之作，则多以重叠两三字句，后接以七字句，或三字句后接以七字句，此实深可注意。考三三七之体，虽《古乐府》中已不乏其例，即如杜工部《兵车行》，亦复如是。但乐天《新乐府》多用此体，必别有其故。盖乐天之作，虽于微之原作有所改进，然于此似不致特异其体也。寅恪初时颇疑其与当时民间流行歌谣之体制有关，然苦无确据，不敢妄说。后见敦煌发现之变文俗曲殊多三三七句之体，始得其解。关于敦煌发现之变文俗曲，详见《敦煌掇琐》及《鸣沙余韵》诸书所载，兹不备引。然则乐天之作《新乐府》，乃用《毛诗》《乐府古诗》及《杜少陵诗》之体制，改进当时民间流行之歌谣。实与贞元、元和时代古文运动巨子如韩昌黎、元微之之流，以太史公书，《左氏春秋》之文体试作《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莺莺传》等小说传奇者，其所持之旨意及所用之方法，适相符同。其差异之点，仅为一在文备众体小说之范围，一在纯粹诗歌之领域耳。由是言之，乐天之作《新乐府》，实扩充当时之古文运动，而推及之于诗歌，斯本为自然之发展。唯以唐代古诗，前有陈子昂、李太白之复古诗体。故白氏《新乐府》之创造性质，乃不为世人所注意。实则乐天之作，乃以改良当日民间口头流行之俗曲为职志。与陈李辈之改革齐梁以来士大夫纸上摹写之诗句为标榜者，大相悬殊。其价值及影响，或更较为高远也。此为吾国中古文学史上一大问题，即“古文运动”本由以“古文”试作小说而成功之一事。寅恪曾于《韩愈与唐代小说》一文中论证之。而白乐天之《新乐府》，亦是以乐府古诗之体，改良当时民俗传诵之文学，正同于以“古文”试作小说之旨意及方法。此点似尚未见有言及之者，兹特略发其凡于此，俟他日详论之，以求教于通识君子焉。
关于元白二公作品之比较，又有可得而论者，即元氏诸篇所咏，似有繁复与庞杂之病，而白氏每篇则各具事旨，不杂亦不复是也。请先举数例以明之。
《元氏长庆集》卷二四《上阳白发人》，本愍宫人之幽闭，而其篇末乃云：
此辈贱嫔何足言，帝子天孙古称贵。诸王在阁四十年，七（“七”当作“十”。见《旧唐书》卷一〇七《玄宗诸子传》，《新唐书》卷八二《十一宗诸子传》）宅六宫门户闭。随炀枝条袭封邑，肃宗血胤无官位。王无妃媵主无婿，阳亢阴淫结灾累。何如决壅顺众流，女遣从夫男作吏。
可与同集卷三二《献事表》所陈十事中：
二曰任诸王以固磐石，三曰出宫人以消水旱，四曰嫁诸女以遂人伦。
参证。此为微之前任拾遗时之言论，于作此诗时不觉连类及之，本不足异，亦非疵累。但乐天《上阳白发人》之作，则截去微之诗末题外之意，似更切径而少支蔓。或者乐天复受“随炀枝条袭封邑”句之暗示，别成《二王后》一篇，亦未可知也。又如《元氏长庆集》卷二四《法曲》云：
汉祖过沛亦有歌，秦王破阵非无作。作之宗庙见艰难，作之军旅传糟粕。
又云：
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
乐天所作，则析此诗所言者为三题，即《七德舞》《法曲》《时世妆》三首。一题各言一事，意旨专而一，词语明白，鄙意似胜微之所作。盖《新乐府》之作，其本旨在备风谣之采择，自以简单晓畅为尚。若微之之诗，一题数意，端绪繁杂。例若《元氏长庆集》卷二四《阴山道》既云：
费财为马不独生，耗帛伤工有他盗。
之以回鹘马价缣为非矣。其诗后段忽因丝织品遂至旁及豪贵之逾制，如言：
挑纹变力倍费，弃旧从新人所好。越縠撩绫织一端，十匹素缣功未到。豪家富贵逾常制，令族亲班无雅操。从骑爱奴丝布衫，臂鹰小儿云锦韬。群臣利己要差僭，天子深哀空闵悼。
不免稍近支蔓。而乐天《新乐府》则于《阴山道》题下《仿毛诗小序》云：
疾贪虏也。
全诗只斥回鹘之贪黠，而又别为《缭绫》一题，其小序云：
念女工之劳也。
全诗之中，痛惜劳工，深斥奢靡。其意既专，故其言能尽。其言能尽，则其感人也深。此殆乐天所谓“苦教短李伏歌行”，遂使“每被老元偷格律”者耶？
以上所列为元诗中之一篇杂有数意者，至于一意而复见于两篇者，则如《秦王破阵乐》既已咏之于《法曲》云：
汉祖过沛亦有歌，秦王破阵非无作。作之宗庙见艰难，作之军旅传糟粕。
复又见于《立部伎》中，而有：
太宗庙乐传子孙，取类群凶阵初破。
之句，即其例也。
至乐天之作，则《白氏长庆集》卷一《伤唐衢二首》之二云：
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
寅恪按：一吟咏一事，虽为乐天《秦中吟》十首之通则，实则《新乐府》五十篇亦无一篇不然。其每篇之篇题，即此篇所咏之事。每篇下之小序，即此篇所持之旨也。每篇唯咏一事，持一旨，而不杂以他事及他旨，此之谓不杂。此篇所咏之事，所持之旨，又不复杂入他篇，此之谓不复。若就其非和微之篇题言之，此特点尤极显明。如《红线毯》与《缭绫》者，俱为外州精织进贡之品，宜其诗中所持之旨相同矣。但《红线毯》篇之小序云：
忧农桑之费也。
篇中痛斥宣州刺史之加样进贡，而《缭绫》者之小序则云：
念女工之劳也。
篇中深悯越溪寒女之费工耗力，是绝不牵混也。又如《李夫人》《井底引银瓶》《古冢狐》三篇，所咏者皆为男女关系之事，而《李夫人》以：
鉴嬖惑也。
为旨，自是陈谏于君上之词。
《井底引银瓶》以：
止淫奔也。
为旨，则力劝痴小女子，勿为男子所诱。
《古冢狐》则以：
戒艳色也。
为旨，乃深戒民间男子勿为女子所惑者，是又各有区别也。又如《紫毫笔》所指斥者，乃起居郎与侍御史之失职。《秦吉了》所致讥者，乃言官之不言。虽俱为讥斥朝官之尸位，而其针对之人事，又不相侔也。即此所举，亦足概见其余矣。至其和微之诸篇则稍有别。盖微之之作，既有繁复与庞杂之病，乐天酬和其意，若欲全行避免，殆不甚可能。如微之于《华原磬》《西凉伎》《法曲》《立部伎》《胡旋女》《缚戎人》六篇中俱涉及天宝末年禄山之反，而乐天于《法曲》《华原磬》《胡旋女》《西凉伎》等篇中亦均及其事，是其证也。然乐天大抵仍持每篇一旨之通则。如《法曲》篇云：
苟能审音与政通。
《华原磬》云：
始知乐与时政通。
是其遣词颇相同矣。但《法曲》之主旨在正华声，废胡音。《华原磬》之主旨在崇古器，贱今乐，则截然二事也。又如《华原磬》《五弦弹》二篇，俱有慨于雅乐之不兴矣。但《立部伎》言太常三卿之失职，以刺雅乐之陵替。《五弦弹》写赵璧五弦之精妙，以慨郑声之风靡，则自不同之方面立论也。又如《华原磬》《立部伎》二篇，并于当日之司乐者有所讥刺矣。但《立部伎》所讥者，乃清职之乐卿。《华原磬》所讥者，乃愚贱之乐工，则又为各别之针对也。他若唐代之《立部伎》，其包括之范围极广，举凡《破阵乐》《太平乐》皆在其内，而乐天则以《破阵乐》既已咏之于《七德舞》一篇，《太平乐》又有《西凉伎》一篇专言其事，故《立部伎》篇中所述者，唯限于散乐，即自昔相传之百戏一类。此皆足征其经营结构，实具苦心也。
又微之所作，其语句之取材于经史者，如《立部伎》之用《小戴乐记》《史记·乐书》，及《蛮子朝》之用《春秋·定公八年·公羊传疏》之例，而有：
终象由文士宪左。
及：
云蛮通好辔长駷。
等句之类，颇嫌硬涩未融（“辔长駷”之“辔”字似即由《公羊传·定公八年注》之“衔”字而来）。乐天作中固无斯类，即微之晚作，亦少见此种聱牙之语。然则白诗即元诗亦李诗之改进作品，是乃比较研究所获之结论，非漫为轩轾之说也。
至于《新乐府》诗题之次序，李公垂原作今不可见，无从得知。微之之作与乐天之作，同一题目，而次序不同。微之诗以《上阳白发人》为首。上阳宫在洛阳，微之元和四年以监察御史分务东台，此诗本和公垂之作，疑是时李氏亦在东都，故于此有所感发。若果如是，则微之诗题之次序，亦即公垂之次序。唯观微之所作，排列诸题目似无系统意义之可言，而乐天之五十首则殊不然。当日乐天组织其全部结构时，心目中之次序，今日自不易推知。但就尚可见者言之，则自《七德舞》至《海漫漫》四篇，乃言玄宗以前即唐创业后至玄宗时之事。自《立部伎》至《新丰折臂翁》五篇，乃言玄宗时事。自《太行路》至《缚戎人》诸篇，乃言德宗时事（《司天台》一篇，如鄙意所论，似指杜佑而言，而杜佑实亦为贞元之宰相也）。自此以下三十篇，则大率为元和时事（其《百炼镜》《两朱阁》《八骏图》《卖炭翁》，虽似为例外，但乐天之意，或以其切于时政，而献谏于宪宗者）。其以时代为划分，颇为明显也。五十首之中，以《七德舞》以下四篇为一组冠其首者，此四篇皆所以陈述祖宗垂诫子孙之意，即《新乐府·总序》所谓为君而作，尚不仅以其时代较前也。其以《鸦九剑》《采诗官》二篇居末者，《鸦九剑》乃总括前此四十八篇之作。《采诗官》乃标明其于乐府诗所寄之理想，皆所以结束全作，而与首篇收首尾回环救应之效者也。其全部组织如是之严，用意如是之密，求之于古今文学中，洵不多见。是知白氏《新乐府》之为文学伟制，而能孤行广播于古今中外之故，亦在于是也。
元白二公作《新乐府》之年月，必在李公垂原作后，自无可疑。微之诗未著撰作年月，但其《西凉伎》云：
开远门前万里堠，今来蹙到行原州。去京五百而近何其逼，天子县内半没为荒陬。
寅恪按：《旧唐书》卷一四《宪宗纪》云：
元和三年十二月庚戌，以临泾县为行原州，命镇将郝玭为刺史。自玭镇临泾，西戎不敢犯塞。
《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云：
原州，广德元年没吐蕃，置行原州于灵台之百里城，贞元十九年徙治平凉，元和三年又徙治临泾。
是行原州凡三徙治所。其第二次之治所为平凉县，属旧原州，据《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原州中都督府在京师西北八百里，与元诗“去京五百而近”之语不合，必非所指。至行原州第一次之治所为灵台县之百里城，第三次之治所为临泾县，则皆属泾州。据《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泾州在京师西北四百九十三里，与元诗“去京五百而近”之语适合。然微之诗断无远指第一次即广德元年所徙之灵台而言之理，是其所指必是元和三年十二月即第三次所徙之临泾无疑。然则微之《新乐府》作成之年月，亦在元和三年十二月以后，与乐天所作同为元和四年矣。此微之作诗年岁之可考者也。
乐天《新乐府》虽题为：
元和四年为左拾遗时作。
似其作成之年岁无他问题。然详绎之，恐五十首诗，亦非悉在元和四年所作。见下文《海漫漫》及《杏为梁》两诗笺证，兹不于此述之。盖白氏《新乐府》之体，以一诗表一意，述一事，五十之数，殊不为少，自宜稍积时日，多有感触，以渐补成其全数。其非一时所成，极有可能也。今严震刊《白氏讽谏本新乐府·序》末有：
元和壬辰冬长至日左拾遗兼翰林学士白居易序
一行。初视之殊觉不合，以元和壬辰即元和七年，是年乐天以母忧退居渭上。乐天于前二年即元和五年已除京兆府户曹参军。其所署官衔左拾遗，自有可议。且兼翰林学士之言，似更与唐人题衔惯例不类（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九本四五八页岑仲勉先生《论〈白氏长庆集〉源流并评东洋本白集》）。但据《白氏长庆集》卷五三《诗解五律》云：
旧句时时改，无妨悦性情。
可知乐天亦时改其旧作。或者此《新乐府》虽创作于元和四年，至于七年犹有改定之处，其“元和壬辰冬长至日”数字，乃改定后随笔所记之时日耶？否则后人传写，亦无无端增入此数字之理也。姑识于此，以待详考，并于后论《海漫漫》《杏为梁》诸篇中申其疑义焉。
关于篇章之数目，白氏之作为五十首，自无问题。元氏之作，则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九六《新乐府·上》载微之《新乐府》共十三篇，其言云：
元稹序曰，李公垂作乐府新题二十篇，稹取其病时之尤急者，列而和之，盖十五而已。今所得才十二篇，又得八骏图一篇，总十三篇。
寅恪按：今《元氏长庆集》卷二四载《新乐府》共十二篇，序文亦作“十二”，适相符合，无可疑者。郭氏所见本，其“十二”之“二”，殆误作“五”，因谓其未全。又见乐天所作中有《八骏图》一题，而《元氏长庆集》卷三亦有《八骏图》一诗，遂取之以补数。殊不知微之《八骏图》诗，乃五言古诗，与微之《新乐府》之悉为七言体者迥异，断不合混为一类。观于《元氏长庆集》卷三〇《叙诗寄乐天书》云：
至是元和七年矣，有诗八百余首，色类相从，共成十体，凡二十卷。
又同集卷五六《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并序》云：
予尝欲件析其文，体别相附，与来者为之准，特病懒未就。
则微之编辑自作之诗，必分别体裁，无以五七言相混淆之理。《元氏长庆集》之编辑，其旨亦同微之，然则郭氏编入之误，不待详辨也。
七德舞
元微之乐府新题《法曲》云：
秦王破阵非无作，作之宗庙见艰难。
又《立部伎》云：
太宗庙乐传子孙，取类群凶阵初破。
白乐天则取其意别为一篇，即此篇是也。此篇专陈祖宗王业之艰难以示其子孙，易言之，即铺陈太宗创业之功绩，以献谏于当日之宪宗，所谓“采诗”“讽谏”“为君”诸义，实在于是。斯乐天所以取此篇，为其《新乐府》五十首之冠也。
凡诠释诗句，要在确能举出作者所依据以构思之古书，并须说明其所以依据此书，而不依据他书之故。若仅泛泛标举，则纵能指出最初之出处，或同时之史事，其实无当于第一义谛也。故兹于论述乐天此篇之主旨后，即进而推求其构思时所依据之原书，并先说明其所以取用此书之故焉。类书之作，本为便利属文，乐天尤喜编纂类书，如《策林》之类。盖其初原为供一己之使用，其后乃兼利他人也。唐世应进士制科之举子，固须玩习类书，以为决科射策之需，而文学侍从之臣，亦必翻检类书，以供起草代言之用。观《元氏长庆集》卷二二《酬乐天余思不尽加为六韵之作》诗“白朴流传用转新”句自注云：
乐天于翰林中书取书诏批答词等撰为程式，禁中号曰白朴。每有新入学士求访，宝重过于六典也。
则知唐世翰林与《六典》之关系。《六典》一书，究否施行，自来成为问题。详拙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职官”章，兹不多论。要之其书乃以唐代现行令式分配编纂，合于古代礼经，即周官之形式，实是便于官吏公文一种最有权威之类书。他不必旁引，即如乐天《新乐府·道州民》篇述《阳城奏语》云：
城云臣按《六典》书，任土贡有不贡无。
是其证也。夫《六典》为法令之类书，宜翰林学士所不可须臾离者，但现行法令类书之外，供翻检者，仍须有本朝掌故之类书。唐代祖宗功德之盛，莫过于太宗，而《太宗实录》四十卷部帙繁重，且系编年之体，故事迹不易检查。斯《太宗实录》之分类节要本，即吴兢《贞观政要》一书所以成为古今之要籍也。此书之实质为一掌故之类书，必与《六典》同为翰林学士所宝重而玩习，固无疑义，则乐天作《七德舞》时即先取此书寻扯材料以构成其骨干，乃极自然之理也。
何以知其曾取用《贞观政要》耶？诗云：
太宗十八举义兵，白旄黄钺定两京。擒充戮窦四海清，二十有四功业成。二十有九即帝位，三十有五致太平。
今世流行之戈直注本《贞观政要》第三十九篇《论灾祥》篇第三章云：
太宗曰，吾之理国良无景公之过。但朕年十八便为经纶王业，北翦刘武周，西平薛举，东擒窦建德、王世充，二十四而天下定，二十九而居大位，四夷降伏，海内乂安，自谓古来英雄拨乱之主，无见及者。
同书第四十篇《论慎终》篇第三章略云：
太宗又曰，但朕年十八便举兵，年二十四定天下，年二十九升为天子，此则武胜于古也。
寅恪按：“太宗十八举义兵”句，盖据《论慎终》篇中之语改写而成。“擒充戮窦四海清，二十有四功业成，二十有九即帝位”三句叙写次序，全与《论灾祥》篇中之语相同。“三十有五致太平”者，《论灾祥》篇第三章于“二十九而居大位”下，又以“四夷降服，海内乂安”为言，而此篇之第一章略云：
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给人足，虽无祥瑞，亦可比德于尧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内侵，纵有芝草遍街衢，凤凰巢苑囿，亦何异于桀纣。
“天下太平”上虽有“但使”一词，似为假设之语气，但察其内容，则疑是已然之辞旨。太宗以武德九年即位，其年二十有九。次年改元贞观，至贞观六年适为三十五岁，故乐天此句殆即由此章暗示而来。《贞观政要·论灾祥》《贞观政要·论慎终》两篇，先后连续，而俱有太宗述其创业践极年岁之记载，宜乐天注意及此，而取以入诗也。至太宗举义兵之岁，其年是否十八，乃别一问题，于此不详论。又诗云：
亡卒遗骸散帛收，饥人卖子分金赎。魏征梦见子夜泣，张谨哀闻辰日哭。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四百来归狱。剪须烧药赐功臣，李勣呜咽思杀身。含血吮创抚战士，思摩奋呼乞效死。太宗意在陈王业，王业艰难示子孙。
寅恪按：“怨女三千放出宫”此今戈本《贞观政要》第二十篇《论仁恻》篇第一章事也。“饥人卖子分金赎”此《论仁恻》篇第二章事也。“张谨哀闻辰日哭”此《论仁恻》篇第三章事也。“亡卒遗骸散帛收”及“含血吮创抚战士，思摩奋呼乞效死”，此《论仁恻》篇第四章事也。今戈本《贞观政要·论仁恻》篇唯此四章，而俱为乐天此篇所采用。此篇所举太宗盛德之故事唯此八事，而五出《贞观政要·论仁恻》篇。则其构思时必以《贞观政要·论仁恻》篇为主，从可知矣。否则太宗之事迹至多，乐天若未尝依据此书以组成其全诗之骨干，何得若是之巧合耶？
复次，今世流行之《贞观政要》，皆元代戈直注本，其本曾移改吴氏原书之篇章，如第二篇《论政体》篇第十章下注云：
旧本此章附忠义篇。今按其言于政体尤切，故附于此。
第四篇《论求谏》篇第七章下注云：
旧本此与上章通为一章，今按不同，分为二章。
第五篇《论纳谏》篇下注云：
直谏另为一类，附此类之后。
其第五章下注云：
旧本此章之首曰贞观初。今按《通鉴》，标年。
其例甚多，不必一一标举。实则其书中尚有脱漏之章，观杨守敬之《日本访书志》，罗振玉之校补本及影印日本写本，即可知之（高邮王氏亦有一校本）。如乐天此篇“以心感人人心归”句，取《白氏长庆集》卷四五《策林》第十目“王泽流人心感”中云：
泽流心感而不太平者，未之闻也。
固可相印证，而日本传写本《贞观政要》载有吴兢上表，其文中即用《易经·咸卦彖》。
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之语，知乐天此句，殆又受此卷暗示而来，不仅关涉其先时所编之《策林》也。又取罗氏《贞观政要》卷五、卷六二卷之校记观之，其中亦有戈本所详，而日本写本脱略者，则知日本写本亦非无缺。罗氏虽有“欲复唐本之旧，苦未能得其全本”（见罗氏松翁近稿《贞观政要残卷跋》）之言，其实纵得日本传写《贞观政要》之全本，恐亦不能悉复吴氏原书之旧观。故白氏此篇所咏，其有不见于今日诸本《贞观政要》者，未必全为吴氏原书所不载也。
虽然，若更就现存之史料以参校白氏此篇，则知其中所咏太宗时事，一一皆有所本，而其所本者，似不限《贞观政要》一书，盖乐天依据《贞观政要》以构成此篇之骨干，复于实录中寻扯材料以修改其词句，增补其内容而完成此篇也。兹请就已考见者条列于下，其尚有未详者，俟续考焉。
“三十有五致太平”句，如前所论，似受《贞观政要·论灾祥》篇第一章及第三章之暗示而成，唯此句下即接以“功成理定何神速”一句，据《小戴乐记》云：
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
又知所谓“致太平”者，直接与制礼作乐有关，易言之，即与《七德舞》本身有关也。此篇小序下注云：
武德中，天子始作《秦王破阵乐》，以歌太宗之功业。贞观初，太宗重制《破阵乐舞图》，诏魏征、虞世南为之歌词，名《七德舞》。
宜其特有此句以咏之也。考《旧唐书》卷二八《音乐志》（参《唐会要》卷三三“破阵乐”条，《通典》卷一四六《乐典》“坐立部伎”条，《新唐书》卷二一《礼乐志》，《通鉴》卷一九四《唐纪·太宗纪》“贞观七年正月”条）略云：
贞观元年宴群臣，始奏秦王破阵之曲。太宗谓侍臣曰，朕昔在藩，屡有征讨，世间遂有此乐，岂意今日登于雅乐。然其发扬蹈厉，虽异文容，功业由之，致有今日。所以被于乐章，示不忘本也。其后令魏征、虞世南、褚亮、李百药改制歌辞，更名《七德之舞》，增舞者至百二十人。被甲执戟，以象战阵之法焉。六年太宗行幸庆善宫，宴从臣于渭水之滨，赋诗十韵。其宫即太宗降诞之所，于是起居郎吕才以御制诗等于乐府被之管弦，名为《功成庆善乐》之曲。令童儿八佾皆进德冠，紫袴褶，为九功之舞。冬至享宴，及国有大庆，与《七德之舞》偕奏于庭。七年（《唐会要》作七年正月七日。旧纪作戊子，则是正月十日），太宗制《破阵舞图》，左圆右方，先偏后伍，鱼丽鹅鹳，箕张翼舒，交错屈伸，首尾回互，以象战阵之形。命吕才依图教乐工百二十人，被甲执戟而习之，凡为三变，每变为四阵。有来往疾徐击刺之象，以应歌节（《通典》曰，和云《秦王破阵乐》。《新唐书》曰，歌者和曰《秦王破阵乐》）。数日而就，更名《七德之舞》。癸巳（《唐会要》作正月十五日），奏七德九功之舞。观者见其抑扬蹈厉，莫不扼腕踊跃，凛然震竦。武臣列将咸上寿云，此舞皆是陛下百战百胜之形容，群臣咸称万岁。
依年推计，贞观七年太宗年三十六岁。此前一年，即贞观六年，太宗年三十五岁。六年，与《七德舞》相连之《功成庆善乐》成。七年正月七日，重制《破阵舞图》成。正月十五日（癸巳）奏之于庭。则重制《七德舞》图，亦在贞观六年。此所云“三十有五致太平”者，盖功成治定，因而制礼作乐也。又岑仲勉先生《白集质疑》“太宗十八举义兵”条论此事（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九本六五页）云：
又《元龟》卷三五，六年，公卿百僚以天下太平，四夷宾服，诣阙请封禅者，首尾相属，白诗其即取意于是欤。
虽与《七德舞》无关，然当贞观六年即太宗三十有五之岁，群臣既以天下太平为言，似乐天此句亦不能与之无涉也。《册府元龟》《唐会要》《两唐志》所载，当系采自《太宗实录》。
“速在推心置人腹”句，《贞观政要》中虽无具体语句可以指实，但其《论慎终》篇中“论及汉光武事”云：
太宗又曰，朕观古先拨乱之主，皆年逾四十，唯光武年三十三。但朕年十八便举兵，年二十四定天下，年二十九升为天子，此则武胜于古也。
考《后汉书》卷一《光武纪》云：
降者更相语曰，萧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
则乐天此句之构成，固可能受《贞观政要》此条之暗示，而牵连思及光武之故事。唯据《册府元龟》卷九九“帝王”部“推诚门封同人”条（参《通鉴》卷一九二《唐纪·高祖纪》“武德九年九月丁未”条）云：
封同人为韩州刺史。太宗即位，引谙卫骁兵统将等习射于显德殿。朝臣多有谏者曰，先王制法，有以兵刃至御所者绞刑。所以防萌杜渐，备不虞也。今引卑碎之人，弯弧纵矢于轩陛之侧，陛下亲在其间，正恐祸出不意，非所为社稷计也。同人矫乘驿马入朝切谏，帝皆不纳。谓之曰，我以天下为家，率土之内，尽为臣子，所恨不能将我心遍置天下（此三字据《通鉴补》），岂当有相疑之道也。自是后人人自励。一二年间兵士尽便弓马，皆为锐卒。
知亦本之《太宗实录》也。
“亡卒遗骸散帛收”句，《贞观政要·论仁恻》篇第四章虽记贞观十九年太宗征高丽回，次柳城，诏集前后战亡人骸骨设太牢致祭，亲临哭之之事。但乐天于诗句下有注文云：
贞观初诏收天下阵死骸骨，致祭而瘗埋之，寻又散帛以求之也。
考《唐大诏令集》卷一一四有贞观元年四月《掩暴露骸骨诏》云：
诸色骸骨宜令所在官司收敛埋瘗。称朕意焉（《旧唐书》卷二、《新唐书》卷二、《通鉴》卷一九二《太宗纪》俱系此事于贞观二年四月己卯）。
颇疑乐天本从《贞观政要》此章以构成其诗句，其后复搜采前后诏收骸骨之事以证释之也。
“饥人卖子分金赎”句，白氏注文与《贞观政要》同，唯坊间汪本作贞观五年误，应依《全唐诗》本作贞观二年。以《贞观政要》新旧纪《通鉴》均系其事于二年故也。
“魏征梦见子夜泣”句，亦见《旧唐书》卷七一、《新唐书》卷九七《魏征传》，新旧传当亦采自《太宗实录》也。
“张谨哀闻辰日哭”句，白氏注文不著年月。《贞观政要》作贞观七年，《通鉴》系张公谨之卒于贞观六年四月辛卯。太宗以次日即壬辰日哭之。《册府元龟》卷一四一“帝王”部“念良臣”门亦作贞观六年。《贞观政要》作贞观七年，恐有误。
“怨女三千放出宫”句，白氏注文中有：
于是令左丞戴胄给事中杜正伦，于掖庭宫西门，拣出数千人，尽放归。
之记载，而《贞观政要》中则未著遣戴冑、杜正伦拣放事。考《旧唐书》卷二《太宗纪·上》（参《通鉴》卷一九三《唐纪·太宗纪》“贞观二年九月天少雨”条）略云：
丁未，谓侍臣曰，妇人幽闭深宫，情实可悯。今将出之，任求伉俪。于是遣尚书左丞戴胄，给事中杜正伦等于掖庭宫西门简出之（《通鉴》于此下有“前后所出三千余人”一句）。
则白氏注文，亦依据《太宗实录》书之者也。
“死囚四百来归狱”句，《旧唐书》卷三《太宗纪·下》云：
十二月辛未，亲录囚徒，归死罪者二百九十人于家，令明年秋末就刑。其后应期毕至，诏悉原之。
《通鉴》卷一九四《唐纪·太宗纪》“贞观七年九月死囚三百九十人自诣朝堂”条《资治通鉴·考异》云：
四年《太宗实录》云，天下断死罪止二十九人。今年《太宗实录》乃有二百九十九人。何顿多如此，事已可疑。又白居易《乐府》云，死囚四百来归狱。《旧本纪》《统纪》《年代记》皆云二百九十人。今从《新唐书·刑法志》。
此种数字之差异，自是传写致讹，至于孰正孰误，恐不可考矣。
“剪须烧药赐功臣，李勣呜咽思杀身”句，乐天自注云：
李勣常疾，医云得龙须烧灰，方可疗之。太宗自剪须烧灰赐之，服讫而愈。勣叩头泣涕而谢。
今戈本《贞观政要·论任贤》篇所云：
勣时遇暴疾，验方云，须灰可以疗之。太宗自剪须为其和药。勣顿首见血，泣以陈谢。
与《旧唐书》卷六七《李勣传》（《新唐书》卷九三《李勣传》、《通鉴》卷一九七《唐纪·太宗纪》“贞观十七年四月李勣尝得暴疾”条同）所云：
勣时遇暴疾，验方云，须灰可以疗之。太宗乃自剪须为其和药。勣顿首见血，泣以恳谢。
适相符合，而与乐天注文以“龙须”为言者不同。龙须事殊诡异，颇类小说家言，但《大唐新语》卷一一《褒锡》篇“高宗初立为太子”条云：
勣尝有疾，医诊之曰，须龙须灰方可。太宗剪须以疗之，服讫而愈。勣顿首泣谢。
则与乐天注文相符。二者必同出一源，似无可疑。刘氏之书虽为杂史，然其中除《谐谑》一篇，稍嫌芜琐外，大都出自《国史》。刘书白注此条果出何书，今未敢决言，姑记之以俟考。
“含血吮创抚战士，思摩奋呼乞效死”句及其注文，与《贞观政要·论仁恻》篇第四章及《旧唐书》卷一九九上《高丽传》、《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传·上·思摩传》、《通鉴》卷一九七《唐纪·太宗纪》“贞观十九年五月丙申”条并同，谓之出于《贞观政要》或出自《太宗实录》，俱无不可也。
又此诗末“太宗意在陈王业，王业艰难示子孙”二句，即本于太宗谓侍臣“功业由之”“示不忘本”（见上引《旧唐书》卷二八《音乐志》）等语也。
总之，乐天此篇旨在陈述祖宗创业之艰难，以寓讽谏。其事尊严，故诗中不独于叙写太宗定乱理国之实事，一一采自《国史》，即如“速在推心置人腹”等词语，亦系本之《太宗实录》。其为竭意经营之作，自无疑也。唯《太宗实录》一书，部帙繁重，且系编年之体，若依之以构思而欲求得条理，洵属非易。此又乐天曾用《贞观政要》，即《太宗实录》之分类节要本以供参考之故也。然则《七德舞》一篇必与《贞观政要》及现存之史籍参证并读，始能得其真解，断可知矣。
又篇中“元和小臣白居易，观舞听歌知乐意”之句，非泛语也。此诗题下注云：
自龙朔以后，诏郊庙享宴皆先奏之。
段安节《乐府杂录·龟兹部》云：
破阵乐曲亦属此部，秦王所制。舞人皆衣画甲，执旗旆。外藩镇春冬犒军，亦舞此曲，兼马军引入场，尤甚壮观也。
而微之《新题乐府·法曲》篇亦有：
秦王破阵非无作。作之宗庙见艰难，作之军旅传糟粕。
之句，故乐天即未见之于祭祀郊庙之上，亦可见之于享宴军宾之间。其为亲身经历，因而有所感触启发无疑也。
兹更取此篇与《新乐府·总序》相印证，则《七德舞》一篇首句三字与其篇题符同，即《总序》所谓“首句标其目”也。结语“歌七德，舞七德，圣人有作垂无极。岂徒耀神武，岂徒夸圣文。太宗意在陈王业，王业艰难示子孙”一节，说明太宗创作《七德舞》之旨意，亦乐天作此诗以献谏于当日宪宗寓意之所在，即《总序》所谓“卒章显其志”也。此篇词语甚晓畅，结构无曲折，可谓与序文“其辞质而径”“其言直而切”之言相合矣。乐天序和答诗，自谓为文所长在意切理周，所短在辞繁言激（见《白氏长庆集》卷二），观此知非虚语。其晚岁倾倒刘禹锡至极，颇为后人所不解（见《白氏长庆集》卷五九《与刘苏州书》，卷六〇《刘白唱和集解》，王士祯《香祖笔记》卷五，《池北偶谈》卷一四），其故殆欲借梦得委婉之长（《白氏长庆集》卷六九《哭刘尚书梦得二首》之一云：“文章委婉我知丘”）以补己之短耶（详见附论戊篇）？又此篇依据《贞观政要》以构思，取材于《太宗实录》以遣辞，得不谓之“其事核而实”乎？乐天所作，不似微之所作有晦涩生硬之病，实足当“其体顺而肆”之义无愧。而此篇乃以小臣上陈祖宗功业之诗，即序文所谓“为君而作”者。其取此诗冠于五十篇之首，亦即此意。由是言之，乐天《新乐府》结构严密，条理分明。《总序》所列作诗之旨，一一俱能实践，洵非浮诞文士所可及也。
复次，《大唐西域记》卷五“羯若鞠阇国”条（《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五同）略云：
王曰，秦王天子，平定海内，殊方异域慕化称臣，氓庶荷其亭育。咸歌《秦王破阵乐》，闻其雅颂，于兹久矣。
同书卷一〇“迦摩缕波国”条略云：
拘摩罗王曰，今印度诸国，多有歌颂摩诃至那国《秦王破阵乐》者，闻之久矣，岂大德之乡国耶？曰，然。此歌者，美我君之德也。
寅恪按：印度得闻《秦王破阵乐》，当在贞观十四年平定高昌之后。此乐虽于贞观七年改为《七德舞》，但乐舞中“歌者和曰秦王破阵乐”（见《新唐书》卷二一《礼乐志》），故民间通称仍用旧名，称为《秦王破阵乐》。如《乐府杂录·龟兹部》所载破阵乐曲云云，即是一例。天竺远方，固应不以《七德舞》为称也。
法曲
乐天此篇篇题，《全唐诗》本作《法曲》，注云：
一本曲下有歌字。
那波道圆本作《法曲歌》，汪立名本作《法曲》。考乐天《新乐府》诸篇篇题例皆不用歌吟等字。而此篇乃和李元之作，今微之此篇篇题，诸本既皆作《法曲》，则自以无“歌”字者为是也。
乐天以此篇次于《七德舞》之后者，盖《七德舞》所以明太宗创业之艰难，此篇则继述高宗以下祖宗之制定诸乐舞，条理次序极为明晰，较之微之之远从黄帝说起者，实有浮泛亲切之别，此白作胜于元作之又一例证也。
此诗之华夷音声理论与微之相同，恐公垂原作亦复如是，其是非如何，姑不置辨。若以史实言之，则殊不正确。如言：
《法曲》舞霓裳，政和世理音洋洋，开元之人乐且康。
据《唐会要》卷三三“诸乐”条云：
天宝十三载七月十日，太乐署供奉曲名及改诸乐名，婆罗门改为《霓裳羽衣》。
则知《霓裳羽衣舞曲》，实原本胡乐，又何华声之可言？开元之世治民康与此无涉，固不待言也。又《法曲》者，据《新唐书》卷二二《礼乐志》云：
初隋有《法曲》，其音清而近雅，其器有铙钹，钟，磬，幢箫，琵琶。
夫琵琶之为胡乐而非华声，不待辨证。而《法曲》有其器，则《法曲》之与胡声有关可知也。然则元白诸公之所谓华夷之分，实不过今古之别，但认输入较早之舶来品，或以外国材料之改装品，为真正之国产土货耳。今世侈谈国医者，其无文化学术史之常识，适与相类，可慨也。
抑更有论者，李公垂此篇之原作既不可见，姑置不论。若微之乐天皆自称景慕外来天竺之佛陀宗教者，如《白氏长庆集》卷一四《和梦游春诗·序》云：
况与足下（微之）外服儒风，内宗梵行者，有日矣。
又此诗结语云：
《法句》与《心王》，期君日三复。
又乐天自注云：
微之常以《法句》及《心王头陀经》相示，故申言以卒其志也。
等例，可以为证。是与韩退之之力辟佛法者，甚有不同。但何以元白二公忽于兹有此内中国而外夷狄之议论？初视之，颇不可解，细思之，则知其与古文运动有关。盖古文运动之初起，由于萧颖士、李华、独孤及之倡导与梁肃之发扬。此诸公者，皆身经天宝之乱离，而流寓于南土，其发思古之情，怀拨乱之旨，乃安史变叛刺激之反应也。唐代当时之人既视安史之变叛，为戎狄之乱华，不仅同于地方藩镇之抗拒中央政府，宜乎尊王必先攘夷之理论，成为古文运动之一要点矣。昌黎于此认识最确，故主张一贯。其他古文运动之健者，若元白二公，则于不自觉之中，间接直接受此潮流之震荡，而具有潜伏意识，遂藏于心者发于言耳。古文运动为唐代政治社会上一大事，不独有关于文学。此义当于论唐史时详为考证，兹以轶出本文范围，故不多及，聊识其意于此。
元诗“火凤声沉多咽绝，春莺啭罢长萧索”句，可参阅向达先生《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兹不多论。“胡骑与胡妆”句《乐府诗集》卷六〇引此诗。钱牧斋校宋本及《全唐诗》本，“胡骑”上皆有“胡音”二字，此诗既论音乐，自以有“胡音”二字为是也。
二王后 海漫漫
白氏新乐府《七德舞》《法曲》后，即继以《二王后》及《海漫漫》二篇，此二篇为微之《乐府新题》中所无。李公垂原作虽不可见，当亦无此二题。所以知者，微之和公垂之作，取《上阳白发人》为首。上阳宫在洛阳，公垂必依之发兴。至于“周武隋文之子孙”，固不易为作诗时居东都之公垂所同时得见，而秦皇汉武求仙之戒，若非宪宗文学侍从之臣，似亦末由敷陈也。然则此二篇乃乐天所增创，而非因袭李氏之旧题，自不难推见。至乐天何以忽增创此二新题之故，则《贞观政要》卷二一《慎所好》篇第三章云：
贞观四年太宗曰，隋炀帝性好猜防，专信邪道，大忌胡人，乃至谓胡床为交床，胡瓜为黄瓜，筑长城以避胡，终被宇文化及使令狐行达杀之。又诛戮李金才及诸李殆尽，卒何所益。
似即为《二王后》一篇之所本。其第二章云：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神仙事本是虚妄，空有其名。秦始皇非分爱好，为方士所诈，乃遣童男童女数千人随其入海求神仙，方士避秦苛虐，因留不归。始皇犹海侧踟蹰以待之，还至沙丘而死。汉武帝为求神仙，乃将女嫁道术之士。事既无验，便行诛戮。据此二事，神仙不烦妄求也。
似即为《海漫漫》一篇之所本。颇疑乐天于翻检《贞观政要》寻扯材料以作《七德舞》时，尚觉有余剩之义可供采摭，遂取以成此二篇也。而《七德舞》自“亡卒遗骸散帛收”以下至“思摩奋呼乞效死”诸事迹，多见于《贞观政要》第二〇《论仁恻》篇中，其《慎所好》篇即次于《论仁恻》篇之后为第二一篇，亦足为此说之佐证也。
复次，今戈本《政要》之次序先后，虽不皆仍原本之旧，但《慎所好》篇中“求神仙”条在贞观二年列第二，“隋炀帝”条在贞观四年列第三，则似未有所改易。乐天之诗不依《贞观政要》之先后次序，而取《二王后》列诸《海漫漫》之前者，盖《二王后》之助郊祭与《七德舞》《法曲》皆性质上有密切关系，可以相连，其《海漫漫》篇则性质似较泛也。至《海漫漫》篇所以特列于第四篇，有以示异于其他通常讽谏诸篇者，老子亦为唐皇室所攀认之祖宗，且受“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之尊号，庙号太清宫，则荐享老子与明堂太庙郊祀为同一性质，不过与血族祖先之七庙又稍有别耳。乐天于元和二年充翰林学士时，曾撰《季冬荐献太清宫词》文（见《白氏长庆集》卷四〇）。自易联想及此，而有“玄元圣祖”之句也。此四篇性质近似，皆标明祖宗垂戒子孙之微意，即《新乐府·总序》所谓“为君而作”者。故相联缀自为一组，此组遂为《新乐府》之冠也。
又《二王后》一篇更有可论者，元微之《上阳白发人》有：
隋炀枝条袭封邑。
之语，原注又云：
近古封前代子孙为二王三恪。
乐天此篇之作，殆受其启发也。
其《海漫漫》一篇更有可论者，《旧唐书》卷一四《宪宗纪·上》（《太平御览》卷一〇四亦引此文，较为明晰，今参合录之）云：
元和五年八月乙亥，上顾谓宰臣曰，神仙之事信乎？李藩对曰，神仙之说出于道家。道家所宗，老子五千文为本。老子指归与经无异，后代好怪之流，假托老子神仙之说，故秦始皇遣方士载男女入海求仙，汉武帝嫁女与方士求不死药，二主受惑，卒无所得。文皇帝服胡僧长生药，遂致暴疾不救。古诗云，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诚哉是言也。君人者但务求理，四海乐推，社稷延永，自然长年也。上深然之。
寅恪按：李藩之语与《海漫漫》所言几无不同，岂李白二公各不相谋而适冥合耶？此殊可疑也。以时间先后论，乐天《新乐府》据其自题作于元和四年，而史载李藩之语于元和五年，则白先而李后。若此二事不能无所关涉，似李语出于白诗。然以常识言之，其可能不多。颇疑乐天《新乐府》虽大体作于元和四年，其实时时修改增补，不独《海漫漫》一篇如此，即《杏为梁》等篇亦有成于元和四年以后之疑，俟于论《杏为梁》时总括言之，今姑不涉及焉。
又《杜阳杂编·中》略云：
元和五年内给事张惟则自新罗使回，云，于海上泊州岛间，忽闻鸡犬鸣吠，似有烟火，遂乘月闲步，约及一二里，则见有数公子，戴章甫冠，着紫霞衣，吟啸自若。惟则知其异，遂请谒见。公子曰，唐皇帝乃吾友也，汝当旋去为吾传语。还舟中，回顾旧路，悉无踪迹。上曰，朕前生岂非仙人乎？
寅恪按：苏鹗撰书，虽多诡异之说，不足深信，然阉寺以神仙事蛊惑君上，自是常情，而元和之时，中国与新罗频有使节往还（参《旧唐书》卷一九九上，《新唐书》卷二二〇《新罗传》、《唐会要》卷九五“新罗”条）。是知其亦有所据。此以元和五年为言，亦可与上说相参证也。
宪宗为有唐一代中兴之英主，然卒以服食柳泌所制丹药，躁渴至极，左右宦官多因此得罪，遂为陈弘志所弒（见《通鉴》卷二四一、《唐纪》“元和十四年冬十月及十五年春正月”条）。观元和五年宪宗问李藩之语，知其已好神仙之道。乐天是时即在翰林，颇疑亦有所闻知。故《海漫漫》篇所言，殆陈谏于几先者。此篇末句以老子不言药为说，远引祖训，近切时宜，诚《新乐府·总序》所谓为君而作者也。
《二王后》篇“古人有言天下者，非是一人之天下”句，就寅恪一时记忆所及，则有《吕氏春秋》卷一《孟春纪·贵公》篇云：
天下，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
所谓《太公六韬》卷一《文韬·文师》篇云：
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
魏征《群书治要》卷三一《六韬·序》云：
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
同书同卷《武韬》云：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
马总《意林》卷一引《六韬》云：
天下非一人天下，天下之天下。
自皆与诗语有关。《意林》纂辑于贞元之初，与乐天作诗之时代甚近，颇可能为乐天此二句之所依据。但《群书治要》似为其所从出，盖《李相国论事集》卷一《进历代君臣事迹五十余状》略云：
元和四年奏，昔太宗亦命魏征等博采历代事迹，撰《群书政（寅恪按：此避高宗讳改作政）要》，置在座侧，常自省阅，书于国史，著为不刊。今陛下朝夕观览，必致贞观之盛理。
李绛与乐天于元和四年，即乐天作此诗之年，同为翰林学士，而深相交好。深之既如此推崇魏氏之书，则乐天此诗之依据《群书治要》，最为可能也。
立部伎
乐天所以列《立部伎》于《海漫漫》之后者，殆以《七德舞》《法曲》《二王后》《海漫漫》四篇性质近似，故联缀编列。而《立部伎》与《华原磬》性质相类，复连续列之。观此可知乐天之匠心，即此篇题排列之末节，亦不率尔为之也。
白诗《立部伎·小序》下之注及元诗此篇题下之注，应互相校正，以两注俱为《李公垂传》原文故也。今本《元氏长庆集》卷二四《立部伎》题下注云：
退入雅乐可知矣。
应依《全唐诗》本《元稹诗》与《白氏长庆集》卷二《立部伎·小序》下注同作：
退入雅乐部，则雅乐可知矣。
又今本白诗《立部伎·小序》下注中“性识”二字，虽《元稹诗》《全唐诗》本题下注亦与相同，然应依明嘉靖壬子董氏刊本《元氏长庆集》卷二四，及严氏影宋本《白氏讽谏本·立部伎》作“性灵”。盖《元氏长庆集》卷二六《琵琶歌》有“性灵甚好功犹浅”之句，又《乐府杂录》（守山阁丛书本）“琵琶”条云：
武宗初，朱崖李太尉有乐吏（史？）廉郊者，师于曹纲，尽纲之能。纲尝谓侪流曰，教授人亦多矣，未有此性灵弟子也。
是作“性灵”者，更为有据也。
微之此篇以《秦王破阵乐》《功成庆善乐》之今昔比较，寓其感慨。盖当时之制，享宴之乐分为坐立二部，而《秦王破阵乐》属于立部。如《旧唐书》卷二九《音乐志》略云：
高祖登极之后，享宴因隋旧制，用九部之乐。其后分为立坐二部，今《立部伎》有安乐、太平乐、破阵乐、庆善乐、大定乐、上元乐、圣寿乐、光圣乐，凡八部。安乐等八舞，声乐皆立奏之，乐府谓之立部伎，其余总谓之坐部伎。坐部有宴乐、长寿乐、天授乐、鸟歌万寿乐、龙池乐、破阵乐（此玄宗所作者）自长寿乐以下皆用龟兹乐。
者，是也。乐天此篇，则虽袭用李元旧题，而其所述内容，实与微之之以《立部伎》中之《破阵乐》《庆善乐》为言者不同。盖白氏《新乐府》中既专有《七德舞》一篇以陈王业之艰难，于此自不必重复。斯固乐天《新乐府》一诗唯以一篇咏之之通则，此通则，即不复是也。而微之《西凉伎》云：
哥舒开府设高宴，八珍九酝当前头。前头百戏竞撩乱，丸剑跳掷霜雪浮。狮子摇光毛彩竖，胡姬醉舞筋骨柔。
乐天则取跳丸掷剑诸杂戏之摹写，专成此篇，以刺雅乐之陵替。而《西凉伎》专述狮子戏，以刺疆臣之贪懦。此又乐天一诗咏一事之通则。此通则，即不杂是也。
丸剑跳掷诸戏者，即自昔相传之百戏，亦即《旧唐书》卷二九《音乐志》略云：
散乐者，历代有之。非部五之声，俳优歌舞杂奏。玄宗以其非正声，置教坊于禁中以处之。
之散乐也。《隋书》卷一五《音乐志》云：
始齐武平中，有鱼龙烂漫俳优朱儒山车巨象拔井种瓜杀马剥驴等奇怪异端，百有余物，名为百戏。周时郑译有宠于宣帝，奏征齐散乐人，并会京师为之，盖秦角抵之流者也。开皇初，并放遣之。及大业二年突厥染干来朝，炀帝欲夸之，总追四方散乐，大集东都。
寅恪按：此类百戏，源出西胡，北齐以前，已输入中国。唯北齐宫廷，最为西胡化（详拙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音乐”章），史家因有“始齐武平中”之言耳。唐世此类百戏，虽亦有新自中亚输入者，但多为因袭前代者也。
白诗之述此类百戏者，有“舞双剑，跳七丸，袅巨索，掉长竿”诸句。兹请略征旧籍，以供例证，俾明其内容，并据之稍加解释，以阐其源出西胡之说焉。
《文选》卷二张衡《西京赋》云：
跳丸剑之挥霍，走索上而相逢。
又云：
奇幻倏忽，易貌分形，吞刀吐火，云雾杳冥。
《三国志·魏志》卷二一《王粲传》“颍川邯郸淳”条裴注引《魏略》略云：
太祖遣淳诣植。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
寅恪按：跳丸击剑走索诸戏，及易貌分形，吞刀吐火等幻术，自两汉曹魏之世，即已有之，而此类系统之伎艺，实盛行于西方诸国。据《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略云：
条枝在安息西数千里，国善眩。
同书同卷又略云：
汉使还，而后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于是大觳抵，出奇戏诸怪物，多聚观者。
《后汉书》卷一一六《西南夷传》略云：
永宁元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
《三国志·魏志》卷三〇《总论》裴注引《魏略》略云：
西戎传曰：大秦国一号犁，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缚自解，跳十二丸巧妙。
可证也。
诸种杂戏于唐代流行颇盛。其见于文物典籍者，关于“舞双剑”句，《教坊记》曲名有《西河剑器》。《钱注杜诗》卷七《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序》云：
开元三载，余尚童稚，记于郾城观公孙氏舞剑器浑脱。
钱注引《明皇杂录》略云：
上素晓音律，时有公孙大娘者，善舞剑，能为《邻里曲》，裴将军满堂势，西河剑器浑脱，遗（？）妍妙皆冠绝于时也。
《新唐书》卷三四《五行志》云：
太尉长孙无忌以乌羊毛为浑脱毡帽，人多效之，谓之赵公浑脱，近服妖也。
寅恪按：据上引诸条，知“剑器浑脱”盖为连文，而“浑脱”本是胡物。“西河”疑即“河西”或“河湟”之异称，乃与西域交通之孔道。又裴为疏勒国姓（见《旧唐书》卷一四六、《新唐书》卷一一〇《裴玢传》），皆足明此伎实源出西胡也。近四川出土古砖，有绘写舞“剑器浑脱”之状者，可资参证。又坊间汪本此句作“双舞剑”，今《全唐诗》本那波本及诸善本皆作“舞双剑”，故坊间汪本之为误倒，可不待辨。
关于跳七丸句，寅恪甲申岁客成都，见唐砖一方，刻跳丸之伎。同观者数其丸曰，六丸耳。寅恪因举乐天诗此句，谓必七丸。再详数之，其数果七，殊足为此诗之证（《〈正仓院考古记〉图版》卷二六南棚漆弹弓背，亦绘跳丸之伎，所印图版，只见六丸，唯左手指尖黑暗不明，未审其上别有一丸否，俟考）。以此推之，跳丸之数既为七，舞剑之数亦必为双。乐天作诗，必指当时实状，非率尔泛用数字。盖乐天所知跳丸伎艺之最精者，丸数止于七，故诗中以为言也。跳丸之技，自古盛行于大秦，虽丸数各异，然为技则一，知此技亦来自西方之国也。
关于袅巨索句，《封氏闻见记》“六绳伎”条（《唐语林》卷五同）略云：
明皇开元二十四年八月五日御楼设绳伎。伎者先引长绳，两端属地，埋鹿卢以系之，鹿卢内数丈立柱，以起绳，直如弦。然后伎女自绳端蹑足而上，往来倏忽之间，望若飞仙。有中路相遇，侧身而过者。有着履而行，从容俯仰者。或以画竿接胫，高六尺。或蹋肩蹈顶，至三四重，既而翻身掷倒至绳，还往曾无蹉跌，皆应严鼓之节。卫士胡嘉隐作《绳伎赋》献之。自安寇覆荡，伶伦分散，外方始有此伎。军州宴会，时或有之。
《杜阳杂编·中》略云：
上（敬宗）降日，大张音乐，集天下百戏于殿前。时有伎女石火胡，本幽州人也。于百尺竿上张弓弦五条，令五女各居一条之上，衣五色衣，执戟持戈，舞破阵乐曲，俯仰来去，赴节如飞。是时观者目眩心怯。文宗即位，恶其太险伤神，遂不复作。
寅恪按：石为昭武九姓之一。火胡之名，尤为其人出自信奉火祅教之西胡族之证，此戏源于西胡，自可推知也。
关于掉长竿句，则《朝野佥载》云：
幽州人刘交，戴长竿高七十尺，自擎上下，有女十二，甚端正，于竿上置定，跨盘独立。见者不忍，女无惧色。后竟为扑杀。
《明皇杂录》略云：
玄宗御勤政楼，罗列百伎。时教坊有王大娘者，善戴百尺竿。刘晏咏曰，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竿妙入神。
《安禄山事迹·下》略云：
向润客等计无所出，遂以乐人戴竿索者为趫捷可用，授兵出战。至城北清水河，为奚羯所戮，唯三数人伏草莽间获免。其乐人本玄宗所赐，皆非人间之伎，转相教习，得五百余人。或一人肩符，首戴二十四人（寅恪按：肩一本作扇，“首戴”下有阙字，符字义亦难通，疑并脱误，俟考）。戴竿长百余尺，至于竿杪人腾掷如猿狖飞鸟之势，竟为奇绝，累日不惮。观者汗流目眩。
《独异志·上》云：
德宗朝有戴竿三原妇人王大娘，首戴十八人而行。
《教坊记》云：
筋斗裴承恩妹大娘，善歌，兄以配竿木侯氏。
又云：
范汉女大娘子，亦是竿木家。开元二十一年出内，有姿媚而微愠羝（原注云：谓腋气也）。
寅恪按：裴为疏勒国姓（参《旧唐书》卷一四六、《新唐书》卷一一〇《裴玢传》）。裴承恩有为西胡之可能。范汉女大娘子有腋气，疑即是胡臭（参拙著《狐臭与胡臭》，载一九三七年六月清华大学中国文学会编《语言与文学》）。夫范氏既为竿木家，当与其同类为婚姻，亦杂有西胡血统，故疑此戏亦来自西域也。日本正仓院《南棚漆弹弓背》第二段绘有《戴竿戏》（见《〈正仓院考古记〉图版》卷二六），又史浩《贸峰真隐漫录》亦有竹竿子之语，皆可资参考（周一良先生谓齐东昏侯善作担幢之戏，是此技亦传入南朝也。详见《南史》卷六《齐本纪·东昏侯纪》、《南齐书》卷七《东昏侯纪》及《通鉴》卷一四二《齐纪》“永元元年十二月”条）。
总之，此类百戏，来自中亚。虽远在汉世，已染其风。而直至唐朝，犹有输入。如《旧唐书》卷二九《音乐志》略云：
幻术皆出西域，天竺尤甚。汉武帝通西域，始以善幻人至中国。我高宗恶其惊俗，敕西域关令，不令入中国。
即为其证。然颇疑唐世所盛行者，多因于后魏北齐杨隋之一脉流传，一如胡乐之比。拙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音乐”章中曾涉及此事，故于此不多赘列焉。
抑尤可论者，微之《立部伎》云：“胡部新声锦筵坐”指坐部伎而言，此唐代新输入之胡乐也。其所谓“中庭汉振高音播”以及乐天所咏之杂戏，指立部伎而言，则后魏北齐杨隋及李唐初年输入之胡乐与胡伎也。至二公所谓雅乐，即《法曲》之类，其中既不免杂有琵琶等胡器，是亦更早输入之胡乐也。然则二公直以后来居上者，为胡部新声，积薪最下者，为先王雅乐耳。夫《法曲》之乐，既杂有胡器，而破阵乐之类，据《通典》卷一四六《乐典》“坐立部伎”条所云：
自安乐以后，皆雷大鼓，杂以龟兹乐，声振百里，并立奏之。
知尤多胡音，则微之诗注所云：
太常丞宋沇传汉中王旧说云，明皇虽雅好度曲，然而未尝使蕃汉杂奏。天宝十三载始诏道调法曲与胡部新声合作，识者异之。明年禄山叛。
乐天《法曲》篇注所云：
法曲虽似失雅音，盖诸夏之声也。故历朝行焉（此下略同元诗《立部伎》注）。
其不合事实真相，自极明显。特古文运动家尊古卑今，崇雅贱俗，乃其门面语，本不足深论也。
白诗“太常三卿尔何人”句，太常三卿云者，《唐六典》卷一四（《旧唐书》卷四四《职官志》、《新唐书》卷四八《百官志》并同）云：
太常寺卿一人，少卿二人是也。
元诗“中庭汉振高音播”句，所谓汉振者，据守山阁本《羯鼓录》（《唐语林》卷五同）略云：
宋开府璟与上（明皇）论鼓事曰，不是青州石末，即是鲁山花瓷。捻小碧上掌下须有朋（原注云：去声）肯声。据此，乃是汉震第二鼓也。上与开府兼善两鼓，而羯鼓偏好，以其比汉震稍雅细焉。
此汉震即汉振也。
元诗“昔日高宗尝立听，曲终然后临御座”者，《旧唐书》卷二九《音乐志》略云：
《破阵乐》太宗所造也。享宴奏之，天子逊位，坐宴者皆兴。
《旧唐书》卷一八八《孝友传裴守真传》（《通典》卷一四六《乐典》“坐立部伎”条原注，《唐会要》卷三三“破阵乐”条同）略云：
又《神功破阵乐》《功成庆善乐》二舞，每奏，上皆立对。守真又议曰，详览博记，未有皇王立观之礼。臣等详议，奏二舞时，天皇不合起立。时并从守真议。会高宗不豫，事竟不行者，是也。
元诗“明年十月燕寇来”句，与其《连昌宫词》“明年十月东都破”句俱为误记。据《新唐书》卷五《玄宗纪》（《旧唐书》卷九《玄宗纪·下》及《通鉴》卷二一七《唐纪·玄宗纪》“天宝十四载”条。卷二一八《肃宗纪》“至德元载诸”条同）略云：
十一月安禄山反，十二月丁酉陷东京，天宝十五载六月己亥禄山陷京师。
则禄山之反，在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其破东都，在同年十二月。微之于此一误再误，必非偶尔忽略，可谓疏于国史矣。
华原磬
乐天《新乐府》于《立部伎》之后，即继以《华原磬》《上阳白发人》《胡旋女》《新丰折臂翁》诸篇者，以此数篇皆玄宗时事。自此以上由《七德舞》至《海漫漫》，则以太宗时事为主（《法曲》一篇虽以永徽始，然永徽之政有贞观之风，故诗中有“积德重熙有余庆”之言，是亦与太宗有关也），此盖以时代为分合者也。
乐天此篇小序下自注与微之诗题下自注同，盖皆出于李公垂原诗传。《大唐新语》卷一〇《厘革篇》“开元中天下无事”条末语亦与相同。刘氏与李元白三公为同时人，其所述亦同出于一源也。
元白二公此篇意旨，俱崇古乐贱今乐，而据《白氏长庆集》卷四八《策林》第六十四目《复乐古器古曲》略云：
夫器者所以发声，声之邪正，不系于器之今古也。曲者所以名乐，乐之哀乐，不系于曲之今古也。若君政骄而荒，人心动而怨，则须舍今器用古器，而哀淫之声不散矣。若君政善而美，人心平而和，则虽奏今曲废古曲，而安乐之音不流矣。臣故以为销郑卫之声，复正始之音者，在乎善其政，和其情，不在乎改其器，易其曲也。
然则射策决科之论，与陈情献谏之言，固出一人之口，而乖牾若是，其故何耶？乐天《和答诗十首·序》（《白氏长庆集》卷二）云：
同者谓之和，异者谓之答。
殆即由李氏原倡本持此旨，二公赋诗在和公垂原意，遂至不顾其前日之主张欤？
虽然，寅恪尝反覆详读元白二公《华原磬》之篇，窃疑微之诗篇末所云：“愿君每听念封疆，不遣豺狼剿人命。”乐天诗篇中所云：“古称浮磬出泗滨，立辩致死声感人。”及“宫悬一听华原石，君心遂忘封疆臣。果然胡寇从燕起，武臣少肯封疆死”。殆有感于当时之边事而作。微之所感者，为其少时旅居凤翔时所见。乐天所感者，则在翰林内廷时所知。故皆用乐记：
钟声铿，铿以立号，号以立横，横以立武。君子听钟声，则思武臣。石声硁，硁以立别，别以致死。君子听磬声，则思死封疆之臣。
之义，以发挥其胸中之愤懑，殊有言外之意，此则不必悉本之于公垂之原倡也。乐天《新乐府·总序》谓其辞直而径，揆以此篇，则亦未尽然。陆务观《序施注苏诗》，极言能得作者微旨之难（见《渭南集》卷一五《施司谏注东坡诗·序》），今读《华原磬》之篇而益信。其说详后乐天《新乐府·西凉伎》篇及前微之《艳体诗笺证》中，兹不赘论。
此外尚有可论者，自古文人尊古卑今，是古非今之论多矣，实则对外之宣传，未必合于其衷心之底蕴也。沈休文取当时善声沙门之说创为四声，而其论文则袭用自昔相传宫商五音之说（详见《清华学报》第九卷第二期拙著《四声三问》），韩退之酷喜当时俗讲，以古文改写小说，而自言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见前《长恨歌》章）。此乃吾国文学史上二大事，而其运动之成功，实皆为以古为体，以今为用者也。乐天之作《新乐府》，以《诗经》古诗为体裁，而其骨干则实为当时民间之歌曲，亦为其例。韩白二公同属古文运动之中心人物，其诗文议论外表内在冲突之点，复相类似。读此《华原磬》篇者，苟能通知吾国文学史上改革关键之所在，当不以诗语与《策林》之说互相矛盾为怪也。
上阳白发人
此题今敦煌本（巴黎图书馆伯希和号五五四二）作“上阳人”，无“白发”二字。
《全唐诗》作“上阳白发人”。
注云：
一无白发字。
汪本同敦煌本，注云：
一本有白发二字。
那波本及卢校本皆有“白发”二字。考此篇乃乐天和微之作者，微之诗题，诸本既均作“上阳白发人”，则似有“白发”字者为是。可参阅“法曲”条。
此题公垂原倡，而元白二公和之。考《窦氏联珠集》有窦庠《陪留守仆射巡视至上阳宫感兴》二绝句，则李公垂或亦乘此类似机会感兴成诗，否则虽在东都，似亦无缘擅入宫禁之内也。
《白氏长庆集》卷四一“奏请加德音中节目有请拣放后宫人”一条，略云：
臣伏见大历以来四十余载，宫内人数积久渐多。伏虑驱使之余，其数犹广。上则屡给衣食，有供亿糜费之烦。下则离隔亲族，有幽闭怨旷之苦。事宜省费，物贵遂情。臣伏见自太宗玄宗以来，每遇灾旱，多有拣放。伏望圣慈，再加处分。
而《通鉴》卷二三七《唐纪·宪宗纪》载李绛与乐天同言此事，并系之于元和四年三月之末，又云：
闰三月己酉，制出宫人如二人之请。
则其事既与乐天作诗之时相同，自必有关于白公此篇及《七德舞》一篇无疑也。
题下注所引李传有：
天宝五载以后，杨贵妃专宠，后宫人无复进幸矣。
之言，是公垂之意必以册杨氏为贵妃事在天宝四年八月，故云“五载以后”也。余详《长恨歌笺证》。“唯向深宫望明月，东西四五百回圆”句，据诗云：
玄宗末岁初选入，入时十六今六十。
假定上阳宫人选入之时为天宝十五载（西历七五六年），其年为十六。则至贞元十六年（西历八〇〇年）其年六十。自入宫至此凡历四十五年，须加十六闰月，共约五百五十六望，除去阴雨暗夕，上阳宫人之获见月圆次数，亦不过四五百回。三五之时，月夕生于东，朝没于西，所以言东西者，盖隐含上阳人自夕至旦通宵不寐之意也。
“大家遥赐尚书号”句，“大家”者，据蔡邕《独断·上》云：
亲近侍从官称（天子）曰大家。
盖“大家”乃汉代宫中习称天子之语也。而刘肃《大唐新语》卷一二《酷忍》篇（参《酉阳杂俎·前集》卷一“忠志”类“上尝梦日乌飞”条）云：
初令宫人宣敕示王后。后曰，愿大家万岁，昭仪长承恩泽，死自吾分也。
《旧唐书》卷一八四《宦官传·李辅国传》云：
私奏曰，大家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
《李义山文集》卷四《纪宜都内人事》云：
宜都内人曰，大家知古女卑于男邪（寅恪按：宜都内人以皇帝称武则天也）？
是直至唐世，犹保存此称谓。乐天诗咏宫女，故用宫中俗语也。依唐人作诗通则，俗语限用于近体如七绝之类，而古体则用典雅之词，此《新乐府》虽为摹拟古诗之体，但“大家”一词既于古典有征，而又合于当时宫廷习俗，则乐天下笔时煞费苦心，端可见矣。又“女尚书”之号，古已有之，如《三国志·魏志》卷三“明帝青龙三年”注引《魏略》，及《北史》卷一五《魏书》卷一三《后妃传·序》等，即是其例。据《旧唐书》卷四四“职官”志“宫官”条（参《新唐书》卷四七《百官志》“尚宫局”条）云：
宫官（六尚如六尚书之职掌）。
是唐代沿袭前代，宫中亦有“女尚书”之号也。此老宫女身在洛阳之上阳宫，当时皇帝从长安授以此衔，即所谓“遥赐”也。噫！以数十年幽闭之苦，至垂死之年，始博得此虚名，聊以快意，实可哀悯，而诗人言外之旨抑可见矣（《全唐诗》第一一函王建《宫词》“宫局总来为喜乐，院中新拜内尚书”亦可供参考也）。
“小头鞋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外人不见见应笑，天宝末年时世妆”句，所以言“外人不见见应笑”者，实有天宝末载与贞元、元和之际时尚不同之意，兹略征旧籍，以考释之如下。
关于衣履事，姚汝能《安禄山事迹·下》云：
天宝初，贵游士庶，好衣胡服，为豹皮帽。妇人则簪步摇，衣之制度，衿袖窄小。
今《新唐书》卷三四《五行志》云：
天宝初，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胡帽。妇人则簪步摇钗，衿袖窄小。
即用姚书，足可为此诗“小头鞋履窄衣裳”句之注脚。唯姚书作“天宝初”，而此云“天宝末年时世妆”者，岂窄小之时尚起自天宝初年，下至天宝末载尚未已耶（又马元调本“天宝末年”作“天宝年中”，虽与姚欧之书不相冲突，但诗中明言玄宗末岁初选入，似作天宝末年者，更为确切也）？
又《白氏长庆集》卷一四《和梦游春》诗云：
时世宽妆束。
则知贞元末年妇人时妆尚宽大，是即乐天“外人不见见应笑”诗意之所在也。
又观《旧唐书》卷一七上《文宗纪》云：
太和二年五月丁巳，命中使于汉阳公主及诸公主第宣旨，今后每遇对日，不得广插钗梳，不须着短窄衣服。
然则太和初期妇人时妆复转向短窄矣。时尚变迁，回环往复，此古今不殊之通则。寅恪尝以为证释古事者，不得不注意其时代限制，此足为其例证也。
关于画眉事，《才调集》卷五元微之《有所教》诗云：
莫画长眉画短眉，斜红伤竖莫伤垂（寅恪按：此两句乃当日时势妆，即时世妆之教条也。前已论及）。人人总解争时势，都大须看各自宜。
《有所教》一首在艳体诗中，当为贞元末所作，与乐天《和梦游春》诗所谓“风流薄梳洗，时世宽妆束”为描写同一时代之流行妆束。颇疑贞元末年之时世妆，其画眉尚短，与乐天此诗所言天宝末年之时尚为“青黛点眉眉细长”者，适得其反也。姑记此以俟更考。
“君不见昔时吕尚《美人赋》”句及此句小注中之“吕尚”，俱应依传世善本作“吕向”。今《文苑英华》卷九六有吕向《美人赋》（参《新唐书》卷二〇二《文艺传·吕向传》及《全唐文》卷三〇一），即乐天所言者也。其作“吕尚”者，盖因太公望之故而误书耳。
复次，微之《行宫五绝》（《元氏长庆集》卷一五）云：
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可与此篇参互并观，盖二者既同咏“白头宫女”，可借以窥见二公作品关系之密切也。
复次，微之《上阳白发人》诗云：
诸王在阁四十年，七宅六宫门户闭。
寅恪按：钱牧斋校改“七宅”为“十宅”是也。《唐会要》卷五“诸王”门（参《旧唐书》卷一〇七《玄宗诸子凉王璇传》及《新唐书》卷八二《十一宗诸子汴哀王璥传》）略云：
先天之后，皇子幼则居内。东封后（寅恪按：指开元十三年东封泰山言）以年渐长成，乃于安国寺东附苑城为大宅，分院居之，名为十王宅。十王谓庆忠棣鄂荣光仪颍永延盛济等，以十举全数。其后寿信义陈丰恒凉七王，又就封入内宅。开元二十五年鄂光得罪，忠王继大统，天宝中庆棣又殁，唯荣仪十四王居内，而府幕列于外坊，岁时通名起居而已。外诸孙长成，又于十宅外置百孙院。每岁幸华清宫，侧亦有十王宅百孙院。十王宫人每院四百余人，百孙院三四十人。诸孙纳妃嫁女，亦就十宅中。太子不居于东宫，但居于乘舆所幸之别院。太子之子亦分院而居，婚嫁则同亲王公主于崇仁里之礼院。
故“七宅”为“十宅”之讹，据此可以证明矣。至微之此诗结语又云：
随炀枝条袭封邑，肃宗血胤无官位（原注云：肃宗以后诸王并未出阁）。王无妃媵主无婿，阳亢阴淫结灾累。何如决壅顺众流，女遣从夫男作吏。
亦可与《元氏长庆集》卷三二《献事表》所列十事中“二曰任诸王以固磐石，三曰出宫人以消水旱，四曰嫁诸女以遂人伦”等相参证也。
胡旋女
微之此篇注云：
纬书曰，僧一行尝奏明皇曰，陛下行幸万里，圣祚无疆。故天宝中岁幸洛阳，冀充盈数。及上幸蜀，至万里桥，乃叹，谓左右曰，一行之奏其是乎？
寅恪按：此条亦见《国史补·上》及《唐语林》卷五等书。关于预言后验之物语，可不置辨。唯玄宗自开元二十四年冬十月丁卯由洛阳还长安后，即不复再幸东都。此所云：“天宝中岁幸洛阳”者，非史实也。可参考《连昌宫词》章。
乐天诗云：
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圆转。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
寅恪按：安禄山能胡旋舞事，见于史传中，如《旧唐书》卷二〇〇上《安禄山传》（《新唐书》卷二二五上《逆臣传·安禄山传》及《安禄山事迹·上》并同，又《旧唐书》卷一八三《外戚传·武承嗣传附延秀传》亦有胡旋舞之记载。其事在玄宗前，则此舞为唐代宫中及贵戚所爱好，由来久矣）云：
晚年益肥壮，腹垂过膝，重三百三十斤。每行以肩膊左右抬挽其身，方能移步。至玄宗前，作胡旋舞，疾如风焉。
即为其证。至于杨太真，则《旧唐书》卷五一《后妃传·上·玄宗杨贵妃传》，《新唐书》卷七六《后妃传·上·玄宗贵妃杨氏传》，俱止言其善歌舞，而不特著其长于胡旋舞。然太真既善歌舞，而胡旋舞复为当时所尚，则太真长于此舞，自亦可能。乐天之言，或不尽出于诗才之想象也。
乐天诗云：
梨花园中册作妃，金鸡障下养为儿。
寅恪按：唐长安有二梨园，一在光化门北，一在蓬莱宫侧。其光化门北者，远在宫城以外。其蓬莱宫侧者，乃教坊之所在（详徐松《两京城坊考》）。准以地望与情事，似俱无作为册妃处所之可能。
乐天之言未知所据，又《杨太真外传·上》云：
天宝四载七月册左卫中郎将韦昭训女配寿邸。是月（寅恪按：乐史作是月即七月，误，应作八月。详见《长恨歌》章，兹不置辨）于凤凰园册太真宫女道士杨氏为贵妃。
则乐史以册杨氏为贵妃之地为凤凰园。凤凰园之位置，今亦无考。或谓宋敏求《长安志》“西内”一章（毕沅《关中胜迹图志》卷五及徐松《两京城坊考》此条俱出宋氏之书）云：
东面一门凤凰门，隋曰建春门，后改通训门。明皇时凤凰飞集通训门，诏改为凤凰门。
似凤凰园与凤凰门有关。唯据《通鉴》卷二一六《唐纪·玄宗纪》略云：
癸巳杨国忠奏有凤凰见于左藏库屋，出纳判官魏仲犀言，凤集库西通训门。十月己亥，改通训门曰凤凰门。魏仲犀迁殿中侍御史，杨国忠属吏率以凤凰优得调。
知改通训门为凤凰门在天宝十一载，其事在天宝四载八月册杨氏为贵妃事以后。准以时间，亦殊不合。故于此册妃之处所，唯有阙疑，以俟更考。
至“金鸡障下养为儿”者，据次柳氏旧闻（两唐书《安禄山传》及《安禄山事迹·上》并同）云：
天宝中，安禄山每来朝，上特异待之，每为致殊礼，殿西偏张金鸡障，其来辄赐坐。肃宗曰，天子殿无人臣坐礼，陛下宠之已甚，必将骄也。上呼太子前曰，此胡有奇相，吾以此厌弭之尔。
《安禄山事迹·上》（参两唐书《安禄山传》，《通鉴》卷二一六《唐纪·玄宗纪》“天宝十载正月甲辰”条及《资治通鉴·考异》，赵璘《因话录》等）云：
召禄山入内，贵妃以绣绷子绷禄山，令内人以彩舆舁之，欢呼动地。玄宗使人问之，报云，贵妃与禄山作三日洗儿，洗了又绷禄山，是以欢笑。玄宗就观之，大悦。因加赏赐贵妃洗儿金银钱物，极乐而罢。自是宫中皆呼禄山为禄儿，不禁其出入。
则金鸡障与养为儿本是两事，乐天以之牵合为一，作为“梨花园中册作妃”之对文耳。
新丰折臂翁
此题《新丰折臂翁》，一作《折臂翁》，似作《新丰折臂翁》者为是。盖乐天《新乐府·总序》明言“首句标其目”。则《新丰折臂翁》之目，与此篇首句“新丰老翁八十八”更适合故也。此篇主旨即其结语云：
君不闻开元宰相宋开府，不赏边功防黩武。又不闻天宝宰相杨国忠，欲求恩幸立边功。边功未立生人怨，请问新丰折臂翁。
《旧唐书》卷一四七《杜佑传》（《新唐书》卷一六六《杜佑传》同）略云：
元和元年册拜司徒同平章事，时河西党项，潜导吐蕃入寇。边将邀功，亟将击之。佑上疏论之曰，国家自天后以来，突厥默啜兵强气勇，屡寇边城，为害颇甚。开元初，边将郝灵佺亲捕斩之，传首阙下。自以为功代莫与二，坐望荣宠。宋璟为相，虑武臣邀功，为国家生事，止授以郎将。由是讫开元之盛，无人复议开边。中国遂宁，外夷亦静。
寅恪按：乐天所以称宋璟为宋开府者，虽由宋璟之文散阶至开府仪同三司（参《旧唐书》卷九六《宋璟传》、卷一〇六《王毛仲传》），实亦以此为当日通用以称宋璟者，观《国史补·下》（《唐语林》卷四“企羡”类同）略云：
开元日（后？）通不以名，而可称者宋开府。
可证也。尤可注意者，乐天此篇论天宝末宰相杨国忠，而取开元初宰相宋璟为对文，固当时述玄宗一朝理乱所系者常举之事例（参《李相国论事集》卷五“论任贤事”条及同集卷六“上言开元天宝事”条）。然君卿上疏，在乐天作此诗之前。杜氏之疏传诵一时，白氏此诗以宋璟防黩武事为言，与之符同，或受其影响，未可知也。诗中“此臂折来六十年”句，《全唐诗》本“折来”下注云：“一作臂折。”此“一作”语不可通，盖不可读为“此臂臂折六十年”也。今敦煌本及那波道圆本俱作“臂折来来六十年”。初视之，似亦甚不可通，然考《全唐诗》第二二函段成式《戏高侍御七首》之一云：
百媚城中一个人，紫罗垂手见精神。青琴仙子常教示，自小来来号阿真。
则“来来”连文亦唐人常语，《全唐诗》小注殆校写者有所误会耳。至今之翻刻那波本者，亦改唐世旧语之“臂折来来六十年”为令人易解之，“此臂折来六十年”则大可不必矣。
“痛不眠，终不悔”句，敦煌本作“痛不眠兮终不悔”，并两句为一句。考乐天《新乐府》五十篇中多有重叠三言之句，此“兮”字似可不用，敦煌本不必尽从也。
注文中“即鲜于仲通李密覆军之所也”之“李密”，应作“李宓”，此世所熟知者，可勿置论。唯“郝灵佺”之名，则白诗诸本与史传之纪载歧异至多。如今汪本及《全唐诗》本俱作灵筌，费衮《梁溪漫志》卷八“树稼灵佺误”条（《知不足斋丛书》本）略云：
白乐天《乐府·新丰折臂翁》注云：天武军牙将郝云岑，按此则名云岑，而《旧唐书》作灵俭，《新唐书》作灵佺，《资治通鉴》作灵荃。《资治通鉴·考异》中亦无（“无”疑当作“如”）之（程大昌《考古编》卷九作云芩）。
《通鉴》卷二一一《唐纪·玄宗·纪》“开元四年六月”条作灵荃，《资治通鉴·考异》云：
唐历又云灵荃，旧传为灵俭，今从唐历。
岑建功《旧唐书校勘记》卷六五《突厥传·上》略云：
仍与入蕃使郝灵筌。《寰宇记》筌作佺，而《资治通鉴·考异》引旧传作郝灵俭，疑佺字之误（寅恪按：百衲本此传“筌”作“俭”，与温公所见者同）。
寅恪按：《旧唐书》卷一四七《杜佑传》，《新唐书》卷五《玄宗纪》“开元四年六月癸酉”条，《新唐书》卷一二四《宋璟传》，《新唐书》卷一六六《杜佑传》，《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传·上》，俱作郝灵佺，自以作灵佺者为是。盖“灵”字在史籍中均同，今白诗诸本亦无歧异。费程书中作“云”者，自不可从。而“佺”字乃取义于尧时仙人偓佺，与“灵”字有关，不可别作他字也。
又“特勒”当作“铁勒”。盖通常多误“特勤”为“特勒”，而“特勒”复世所习见，浅人因改“铁”为“特”，殊不知“铁勒”为种族之名。“特勒”即“特勤”，乃王子之称，不可混淆也。
复次，注文中，“天宝末杨国忠为相，重构阁罗凤之役，募人讨之”之“天宝末”，宋本作“天宝十一载”。其实鲜于仲通之败，尚在其前一岁，即天宝十载也。又乐天《蛮子朝》“至今西洱河岸边，箭孔刀痕满枯骨”句注云：
天宝十三载鲜于仲通统兵六万讨云南王阁罗凤于西洱河，全军覆没也。
寅恪按：天宝十三载李宓败死于西洱河，乐天此篇注谓杨国忠重构阁罗凤之役，其意亦恐是指天宝十三载李宓之败而言，特混李宓为鲜于仲通耳。若果如是，则宋本注中之天宝十一载，当作十三载矣。今计自天宝十载即西历七五一年，或天宝十三载即西历七五四年，至元和四年即西历八〇九年，此篇作成之岁，共为五十九年或五十六年。例如诗言新丰翁年二十四为天宝十三载，则是岁其年八十。然则所谓“新丰老翁八十八”者，押韵之故，“臂折来来六十年”者，举成数言之，不足深论。至“八十八”三字，敦煌本作“年八十”者，诗人举成数言之，本亦可通，不必以其巧合八十之年为说也。
复次，此篇为乐天极工之作。其篇末“老人言，君听取”以下，固《新乐府·总序》所谓“卒章显其志”者，然其气势若常山之蛇，首尾回环救应，则尤非他篇所可及也。后来微之作《连昌宫词》，“恐亦依约摹仿此篇，盖《连昌宫词》假宫边老人之言，以抒写开元天宝之治乱系于宰相之贤不肖及深戒用兵之意，实与此篇无不相同也（此篇所写之折臂翁为新丰人。新丰即昭应县之本名，为华清宫之所在，是亦宫旁居民也）。至《连昌宫词》以“连昌宫中满宫竹”起，以“努力庙谟休用兵”结，即合于乐天《新乐府》“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之体制，自更不待论矣。”
太行路
乐天此篇小序云：
借夫妇以讽君臣之不终也。
或疑《李相国论事集》卷二“论白居易事”条所云，宪宗怒白居易不逊，欲逐之出翰林事，与此有关。考此事亦见于《通鉴》卷二三八《唐纪·宪宗纪》中，而附记于“元和五年六月甲申白居易复上奏以为臣比请罢兵”条下。其时间虽似稍晚，但乐天《新乐府五十首》中如《海漫漫》《杏为梁》诸篇，疑亦作于元和四年以后，则此说不为无见。唯可注意者，乐天此时虽居禁近，实为小臣，诗中“左纳言，右纳（内）史”句，乃指宰相大臣而言，非乐天自况之辞也。
复次，《新乐府》之作既在元和四年或略后，而其时宪宗朝大臣并无所谓“朝承恩，暮赐死”之情事，乐天所指言者，其在德顺二宗之世乎？
《旧唐书》卷一二《德宗纪·上》（《旧唐书》卷一一八、《新唐书》卷一四五《杨炎传》同）略云：
建中二年七月庚申，以中书侍郎平章事杨炎为左仆射。十月乙酉，尚书左仆射杨炎贬崖州司马，寻赐死。
同书卷一三六《窦参传》（参《新唐书》卷一四五《窦参传》，《通鉴》卷二三四《唐纪·德宗纪》“贞元八年四月乙未”条，“贞元九年三月”条）略云：
明年（贞元五年）拜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领度支盐铁转运使。贬参郴州别驾，贞元八年四月也。
乃再贬为驩州司马，未至驩州，赐死于邕州武经镇。
寅恪按：杨炎以文学器用，窦参以吏识强干，俱为德宗所宠任，擢登相位，而并于罢相后不旋踵之间，遂遭赐死，此诚可致慨者也。
又《会昌一品集》卷一二《论救杨嗣复李珏陈（裴？）夷直第三状》（参《新唐书》卷一八〇《李德裕传》）云：
伏见贞元初（寅恪按：刘晏之赐死实在建中初）宰臣刘晏缘德宗在东宫时，涉动摇之论，竟以此坐死，旋则朝廷中外皆以为冤。两河不臣之地，悉恐亡惧（？）。德宗寻亦追悔，官其子孙。
寅恪按：刘晏为代宗朝旧相，最有贤名，而德宗以疑似杀之，斯为失政之尤，此当时后世所以咸致冤痛也。
《旧唐书》卷一四《宪宗纪·上》（参《新唐书》卷七《宪宗纪》卷六二《宰相世系表》中）云：
贬正议大夫中书侍郎韦执谊为崖州司马，以交王叔文也。
寅恪按：韦执谊流贬于宪宗即位之年，距乐天作诗之时甚近。乐天始终同情于牛僧孺，而牛僧孺曾受韦执谊之知奖（见《唐文粹》卷五六李珏《牛僧孺神道碑》及卷六八《杜牧丞相奇章公墓志铭》）。复考《白氏长庆集》卷二七有《为人上宰相书》一篇，据其中所言此宰相拜相之日，知必为执谊无疑。然则执谊虽未赐死，但其进退荣辱，易致乐天之感触，自甚明也。乐天此篇之作，或竟为近慨崖州之沉沦，追刺德宗之猜刻，遂取以讽谏元和天子耶？
诗中“左纳言，右纳史”句，《唐六典》卷八“门下省侍中”条略云：
门下省侍中二人，隋氏讳忠，改为纳言。炀帝十二年，改纳言为侍内。皇朝初为纳言，武德四年，改为侍中，龙朔二年，改为东台左相。咸亨元年复旧。光宅元年改为鸾台纳言。神龙元年复旧。开元元年改为黄门监，五年复旧，曰门下省侍中。
同书卷九“中书省中书令”条略云：
中书省中书令二人，隋氏改中书省为内史省，置内史省监令各一人，寻废监，置令二人。炀帝十二年改为内书省。武德初为内史省，三年改为中书省。龙朔三年改省为西台，令为右相。咸亨元年复旧。光宅二年改中书为凤阁，令为内史。神龙元年复旧。开元元年改为紫微令，五年复旧。
寅恪按：据此，则右纳史当作右内史也。
又《白氏长庆集》卷一《初入太行路》诗结语云：
若比世路难，犹自平于掌。
可与此篇旨意相参照也。
司天台
此篇小序云：
引古以儆今也。
其诗云：
耀芒射角动三台，上台半灭中台坼。
寅恪按：《晋书》卷三六《张华传》略云：
代下邳王晃为司空，领著作。初华所封壮武郡，有桑化为柏。又华舍及监省数有妖怪。少子韪以中台星坼，劝华逊位，华不从。
则古有中台星坼，三公须避位之说，是此篇所刺者，岂即当时之执政耶？考元和四年之三公及宰相为杜佑、于頔、郑絪、裴垍、李藩五人，其中裴垍曾在翰林与乐天同官交好（参《白氏长庆集》卷四一《论制科人状》）。李藩则由裴垍之推荐，致身相位（参《旧唐书》卷一四八《李藩传》）。郑絪亦尝为乐天素所不喜之李吉甫所诬构，而为其道谊相合之李绛所救解（参《李相国论事集》卷二“论郑絪”条及《通鉴》卷二三七《唐纪·宪宗纪》“元和二年十一月一日上召李绛对于浴堂”条）。则此三人者，似俱不应为乐天所讥诮。又汉家故事，凡遇阴阳灾变，则三公纵不握实权者，亦往往为言者所指斥，而实际柄政之臣，则时或不任其咎。乐天作诗时，裴垍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郑絪、李藩相代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郑于二月丁卯罢为太子宾客，李藩于二月丁卯由给事中拜）。虽为宰相，并非三公。揆以乐天引古儆今之语，则乐天所指言者，殆属之当时司徒杜佑、司空于二人之一矣。
《周礼注疏》卷一八“春官·大宗伯之职”条贾公彦疏引武陵太守《星传》云：
三台一名天柱。上台司命为太尉，中台司中为司徒，下台司禄为司空。
《后汉书》卷六〇下《郎顗传》略云：
顺帝时灾异屡见，阳嘉二年正月公车征，顗乃诣阙拜章，又《易传》曰，公能其事，序贤进士，后必有喜。反之，则白虹贯日。以甲乙见者，则谴在中台。自司徒居位，阴阳多谬。宜黜司徒，以应天意。
寅恪按：古以司徒上应三台之中台，故“谴在中台”则“宜黜司徒”。前引《晋书》之文，所谓“中台星坼”而张华子韪劝其避位者，不过张韪鉴于当时政局之动荡，特欲其父避祸引退耳，非即谓中台直指司空而言也。然则是篇所指，其杜岐公乎？又《白氏长庆集》卷六七《司徒令公（裴度）分守东洛移镇北都辄奉五言四十韵寄献以抒下情》诗云：
天上中台正，人间一品高。
尤可与此说相印证也。当日杜岐公以年过七十尚不致仕，深为时论所非。乐天《秦中吟·不致仕》一首，显为其事而发，宜《新乐府》中有此一篇也。或有以杜岐公已于元和二年正月请致仕，而为宪宗所不许。且乐天又深有取于其戒边功防黩武之论，似不应致过分之讥诮为疑者。是又不然，高郢以元和五年九月致仕，（《旧唐书》卷一四《宪宗纪》）时草制者犹以“近代寡廉，罕由斯道”隐讥杜氏（《国史补·中》）而乐天所草《答高郢请致仕》第二表（《白氏长庆集》卷三九），亦以：
援礼引年，遗荣致政。人鲜知止，卿独能行。不唯振起古风，亦足激扬时俗。
为言（可参《白氏长庆集》卷一《高仆射》诗），则当日之舆论可知矣。至《新丰折臂翁》一篇，或即取义于杜岐公之疏者，亦不过不以人废言之义耳。
复次，《白氏长庆集》卷四〇季冬《荐献太清宫词》略云：
维元和二年，岁次丁亥，十二月甲寅朔二十六日己卯，嗣皇帝臣稽首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伏以今年司天台奏，正月三日祀上帝于南郊，佳气充塞，四方温润，祥风微起。司天台奏，六月五日夜镇星见。司天台奏，六月十三日夜老人星见。司天台奏，冬至日佳气充塞，瑞雪祁寒者。谨遣摄太尉司徒平章事杜佑荐献以闻。
乐天此篇之作，或即以曾草是文而有所感触耶？
捕蝗
《旧唐书》卷一二《德宗纪·上》（参《旧唐书》卷三七、《新唐书》卷三七《五行志》）略云：
兴元元年，是秋螟蝗蔽野，草木无遗。贞元元年四月，关东大饥，赋调不入，由是国用益窘，关中饥民蒸蝗虫而食之。五月癸卯，分命朝臣祷群神以祈雨。蝗自海而至，飞蔽天，每下则草木及畜毛无复孑遗，谷价腾踊。七月，关中蝗食草木都尽。甲子，诏蝗虫继臻，弥亘千里，菽粟翔贵，稼穑枯瘁，嗷嗷蒸人，聚泣田亩。朕自今视朝不御正殿，有司供膳，并宜减省，不急之务，一切停罢。
考贞元元年乐天年十四，时在江南，求其所以骨肉离散之故，殆由于朱泚之乱。而兴元、贞元之饥馑，则又家园残废之因。观《白氏长庆集》卷一三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弟兄离散，各在一处。因望月有感，聊书所怀。寄上浮梁大兄，于潜七兄，乌江十五兄，兼示符离及下邽弟妹。诗云：
时难年饥世业空。
可证也。又《通鉴》卷二三二《唐纪·德宗纪》“贞元二年夏四月”条云：
时比岁饥馑，兵民率皆瘦黑。至是麦始熟，市有醉人，当时以为嘉瑞。人乍饱食，死者复五之一，数月人肤色乃复故。
夫兵乱岁饥，乃贞元当时人民最怵目惊心之事。乐天于此，既余悸尚存，故追述时，下笔犹有隐痛。其贞元十四十五年间所作寄家人诗（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二本岑仲勉先生《〈文苑英华〉辨证校白氏诗文》附按），实可与元和四年所作此《捕蝗》诗互相证发也。乐天于元和中不主张用兵，固习于贞元以来朝廷姑息藩镇，以求苟安之措施。难与此似亦不无心理情感之关系，未必悉因党派之分野，而反对李吉甫、吐突承璀之积极政策也。《旧唐书》卷九六《姚崇传》（《旧唐书》卷三七、《新唐书》卷三六《五行志》及《新唐书》卷一二四《姚崇传》略同）所记捕蝗之事，多可与此篇词语相参证。兹略录其文如下：
开元四年，山东蝗虫大起，崇乃遣御史分道杀蝗。汴州刺史倪若水执奏曰，蝗是天灾，自宜修德，仍拒御史不肯应命。崇大怒，牒报之曰，古之良守，蝗虫避境。若其修德可免，彼岂无德致然？今坐看食苗，何忍不救？因以饥馑，将何以安？若水乃行焚瘗之法，获蝗一十四万石，投汴渠，流下者不可胜纪。时朝廷喧议，皆以驱蝗为不便，黄门监卢怀慎谓崇曰，蝗是天灾，岂可制以人事，外议咸以为非。又杀虫太多，有伤和气。今犹可复，请公思之。崇曰，若杀虫救人，因缘致祸，崇请独受，义不仰关。
寅恪按：姚崇所谓“古之良守，蝗虫避境”与白诗所谓“我闻古之良吏有善政，以政驱蝗蝗出境”并可参阅《后汉书》卷五五《卓茂传》。白诗所谓“岂将人力竞天灾”者，即如倪若水“蝗是天灾，自宜修德”及卢怀慎“蝗是天灾，岂可制以人事”之说。乐天对于蝗虫之识解，同于卢、倪，此则时代囿人，贤者不免，亦未足深责也。
诗末自注云：
贞观二年太宗吞蝗虫事，具贞观实录。
寅恪按：此篇结语以文皇吞蝗事为言，疑亦为乐天作《七德舞》时扯寻材料所采摭之余义，可与论《二王后》《海漫漫》《百炼镜》诸条相参证。又此事亦见今戈本《贞观政要》卷八《论务农》篇。
昆明春
此篇小序下注云：
贞元中始涨之。
《册府元龟》卷一四“帝王”部“都邑”门（参《旧唐书》卷一三《德宗纪·下》“贞元十三年八月丁巳”条）云：
八月诏曰，昆明池俯近都城，古之旧制，蒲鱼所产，实利于人，宜令京兆尹韩皋充使即勾当修堰涨池。
者，是也。今《文苑英华》卷三五（《全唐文》卷六四四）有张仲素《涨昆明池赋》，同书同卷（《全唐文》卷九五七）亦载宋悛《涨昆明池赋》，徐松《登科记考》卷一四贞元十四年李随榜有李翱、张仲素、吕温等，唯此年试题为鉴。
《止水赋》及《青出蓝》诗，与此无涉。考董悠《广川书跋》卷八“李翱题名”条略云：
今考文公所书，知府送皆有会集，书于慈恩石楹。盖当时等甲进士便与科名等，故世尤贵重。观《韦贯之集》有启献韩贞公乞免知进士举，当时贞公欲以解头目送文公，由是乃得以李翱为第一，张仲素次之。盖自十人解送而九人入等，时以为盛，即此题名是也。
徐氏所据以考定李张为贞元十三年京兆等第者，即李文公《感知己赋》与此条也。董氏所记韩贞公即皋，既与李文公之府送有此一段因缘，而皋实又为贞元十三年以京兆尹主持涨昆明池之役者，颇疑张氏之赋即应京兆府试而作，乐天为贞元十六年进士，与张氏作赋时相距至近，殊有得见此赋之可能，或者乐天新乐府中《昆明春》一篇，殆即受张赋之启发耶？
复次，卢校本云：
题无水满二字，贞元中始弛之，与上文连。
岑仲勉先生《论〈白氏长庆集〉源流并评东洋本白集》（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九本四四五页）云：
按作弛之是也。东本全诗均误。唯此句是注，与题连则非。
寅恪按：岑说“此句是注，与题连则非”是也。唯诗中虽有：
诏以昆明近帝城，官家不得收其征。菰蒲无租鱼无税，近水之人感君惠。
诸句，即弛禁之意，但亦别有：
诏开八水注恩波，千介万鳞同日活。
之言，可与“涨之”语意相应。若再以张宋之题作《涨昆明池赋》证之，则那波本汪本注作“涨之”，《全唐诗》注作“涨泛”者，当亦非无据也。
“诏开八水注恩波”句，所谓八水者，《三辅黄图》卷六所纪，关中八水皆出上林，（一）灞水。（二）浐水。（三）泾水。（四）渭水。（五）丰水。（六）镐水。（七）牢水。（八）潏水。是也。
“吴兴山中罢榷茗”者，《国史补·下》云：
风俗贵茶，茶之名益重，湖州有紫笋。
同书同卷又云：
常鲁公（《旧唐书》卷一九六下《吐蕃传·下》及《册府元龟》卷九八〇“外臣”部“出使”门并有建中二年常鲁随崔汉衡出使吐蕃事。李氏所指，殆即常鲁。今本作常鲁公，乃传写之误）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湖者（寅恪按：据此可知顾渚之茶，亦远输吐蕃矣）。
《南部新书》戊卷云：
唐制，湖州造茶最多，谓之顾渚贡焙，焙在长城县西北。大历五年以后，始有进奉。故陆鸿渐《与杨祭酒书》云，顾渚山中紫笋茶两片。此物但恨帝城未得尝，实所叹息。一片上太夫人，一片充昆弟同啜。后开成三年，以贡不如法，停刺史裴充。
《新唐书》卷四〇《地理志》“湖州吴兴郡”条云：
土贡，紫笋茶，长城顾山，有茶以供贡。
《旧唐书》卷一三《德宗纪·下》云：
贞元九年春正月癸卯，初税茶，岁得钱四十万贯，从盐铁使张滂所奏。茶之有税，自此始也。
同书卷四九《食货志》云：
贞元九年正月，初税茶。
《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云：
贞元八年，以水灾减税。明年，诸道盐铁使张滂奏，出茶州县若山及商人要路以三等定估，十税其一，自是岁得钱四十万缗，然水旱亦未尝拯之也。
皆有关税茶与吴兴顾渚盛产名茶之史料也。
“鄱阳坑里休税银”者，《贞观政要》卷六《论贪鄙》篇云：
贞观十年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言，宣饶二州诸山，大有银坑，采之极是利益，每岁可得钱数百万贯。
《旧唐书》卷一三六《齐映传》（《新唐书》卷一五〇《齐映传》同）云：
又改洪州刺史江西观察使。映常以顷为相辅，无大过而罢，冀其复入用，乃掊敛贡奉，及大为金银器以希旨。先是银饼高者五尺余，李兼为江西观察使，乃进六尺者。至是因帝（德宗）诞日，端午，映为饼高八尺者以献。
《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饶州鄱阳郡”条云：
土贡麸金银。
榷茗税银者，贞元之弊政。放昆明池鱼蒲之税租者，德宗之仁施。映对明显，寄慨至深。以此为言，诚可谓善讽者矣。
又乐天于贞元十五年由宣州解送，十六年成进士。若贞元十三年京兆府试以涨昆明池为试题，唐世选人必深注意其近年考试之题目，以供揣摩练习，与明清时代无异，则修治昆明池一事，自当为乐天所记忆。又乐天少时曾往来吴越间，其兄复在浮梁（可参汪立名本《乐天年谱》），是以追忆京都之往事，兼念水乡之旧游，遂就其亲所闻见榷茗税银之弊政，而痛陈之也。
城盐州
微之《新乐府》虽无此题，但乐天此篇诮边将之旨，必有取于其《西凉伎》《缚戎人》二篇之意，自不待言，唯此篇：
美圣谟而诮边将也。
之全部主旨，及诗中“盐州未城天子忧”“德宗按图自定计，非关将略与庙谋”“翻作歌词闻至尊”诸句，则不独造意悉承自杜工部《诸将》第二首“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之结论，即其遣词亦多用《浣花》原语。但如此篇“韩公创筑受降城”一句，乃《诸将》第二首起句“韩公本意筑三城”之改写，亦其证也。夫乐天于贞元之时，既未尝历职清要，自不得预闻朝廷之大计？其崇美君主之英明独断，全远资少陵于代宗时所作之诗为模楷，此所以未见有当于当日之情事也（详见下论）。至于讥诮边将之养寇自重，则近和微之在凤翔时亲见亲闻之原意，故不为泛泛之词也。
由是观之，读乐天此篇者，必应取《少陵诸将》第二首参互比较，始能得其真解，又可知矣。此篇小序下注云：
贞元壬申岁，特诏城之。
寅恪按：壬申岁，贞元八年也。考《旧唐书》卷一三《德宗纪·下》云：
贞元九年二月辛酉，诏复筑盐州城。贞元三年，城为吐蕃所毁。自是塞外无堡障，犬戎入寇。既城之后，边患息焉。
同书卷一四四《杜希全传》《杨朝晟传》及卷一九六下《吐蕃传·下》亦均系是役于贞元九年，独《通鉴》卷二三四《唐纪·德宗纪》“贞元九年二月辛酉”条《资治通鉴·考异》略云：
邠志，八年诏追张公（献甫）议筑盐夏二城云云。白居易《乐府盐州注》亦云，贞元壬申岁特诏城之。而《太宗实录》在九年二月，盖去岁诏使城之。今年因命杜彦光等而言之。
君实作史，采及此注，足征虽细不遗。《通鉴》之为杰作，于此可见矣。兹略移录《旧唐书·杜希全传》（参《新唐书》卷一五六《杜希全传》）纪载当日筑城之经过于下，以备读乐天此诗者之参证焉。
希全以盐州地当要害，自贞元三年西蕃劫盟之后，州城陷虏，自是塞外无保障，灵武势隔，西通鄜坊，甚为边患（新传此下有“请复城盐州”五字）。朝议是之。九年，诏曰，设险守国，易象垂文，有备无患，先王令典。况修复旧制，安固疆里，偃甲息人，必在于此。盐州地当冲要，远介朔陲，东达银夏，西援灵武，密迩延庆，保扞王畿。乃者城池失守，制备无据，千里庭障，熢燧不接，三隅要害，役戍其勤。若非兴集师徒，缮修壁垒，设攻守之具，务耕战之方，则封内多虞，诸华屡警，由中及外，皆靡宁居。深唯永图，岂忘终食。顾以薄德，至化未孚。既不能复前古之治，致四夷之守，与其临事而重扰，岂若先备而即安。是用弘久远之谋，修五原之垒，使边城有守，中夏克宁，不有暂劳，安能永逸。宜令浑瑊杜希全、张献甫、邢君牙、韩潭、王栖耀、范希朝，各于所部简练将士，令三万五千人同赴盐州，神策将军张昌宜权知盐州事，应版筑杂役，取六千人充。其盐州防秋将士率三年满更代，仍委杜彦先（光？）具名奏闻，悉与改转。朕情非己欲，志在靖人，咨尔将相之臣，忠良之士，输诚奉命，陈力忘忧，勉茂功勋，永安疆场，必集兵事，实唯众心，各相率励，以副朕志。凡役六千人，二旬而毕。时将版筑，仍诏泾原剑南山南诸军深讨吐蕃，以牵制之。由是版筑之时，虏不及犯塞。城毕，中外称贺。由是灵武银夏河西稍安，虏不敢深入。
诗云：
城在五原原上头。
寅恪按：《元和郡县图志》卷四“灵武节度使盐州五原县”条略云：
盐州五原县。五原谓龙游原，乞地干原，青领原，可岚贞原，横槽原也。
则五原为盐州治所及五原县之得名，可据知也。
诗云：
蕃东节度钵阐布。
寅恪按：《新唐书》卷二一六下《吐蕃传·下》云：
五年，以祠部郎中徐复往使，并赐钵阐布书。虏浮屠豫国事者也，亦曰钵掣逋。
又《白氏长庆集》卷三九有与吐蕃宰相钵阐布敕书，乃乐天在翰林时所草。盖城盐州时，钵阐布尚未为吐蕃宰相也。
诗云：
金鸟飞传赞普闻，建牙传箭集群臣。
寅恪按：《旧唐书》卷一九六下云：
适有飞鸟使至，飞鸟犹中国驿骑也。
《新唐书》卷二一六上《吐蕃传·上》云：
其举兵以七寸金箭为契，百里一驿。有急兵，驿人臆前加银鹘。甚急，鹘益多。
赵璘《因话录》卷四《角部之次》（参《唐语林》卷八《补遗》）云：
蕃法刻木为印，每有急事，则使人驰马赴赞府牙帐。日行数百里，使者上马如飞，号为鸟使。
知此乃吐蕃之制度也。
诗云：
君臣赭面有忧色。
寅恪按：《旧唐书》卷一九六上《吐蕃传·上》（《新唐书》卷二一六上《吐蕃传·上》同）云：
公主恶其人赭面，弄赞令国中权且罢之。
敦煌写本法成译《如来像法灭尽之记》中有赤面国，乃藏文（Kha-dmar）之对译，即指吐蕃而言，盖以吐蕃有赭面之俗故也。
诗云：
长安药肆黄芪贱。
寅恪按：《本草纲目》卷一一引唐苏恭《本草》云：
黄芪今出原州者最良。
盖秦原暗通，故黄芪价贱也。
诗云：
韩公创筑受降城。
寅恪按：张仁亶筑三受降城事，世所习知，亦唐人所盛称者。如杜子美之诗，吕和叔之铭，皆其例证也。
诗云：
德宗按图自定计，非关将略与庙谋。
寅恪按：乐天此语，意谓城盐州之举，全出德宗之旨，非关将相谋略，不知有何依据。考上引《旧唐书·杜希全传》之纪载，则城盐州之议，本由希全发之，而贞元八九年间，陆宣公正为宰相，甚得君心，事关军国大计，德宗似无不与商议之理，故此句所咏，疑与当时情势有所未合也。
道州民
阳城事迹，见韩愈《顺宗实录》卷二“永贞元年三月壬申追前谏议大夫道州刺史阳城赴京师”条，及同书卷四“永贞元年六月癸丑赠故道州刺史阳城左常侍”条，《旧唐书》卷一九二《隐逸传》，《新唐书》卷一九四《卓行传·阳城传》等，此皆世所习知，兹不备录。唯节录旧传（参新传）所纪，阳城抗疏《论免道州贡矮奴事》于下，以供读此篇者之参证焉。
道州土地产民多矮，每年常配乡户，竟以其男号为矮奴。城下车，禁以良为贱。又悯其编氓岁有离异之苦，乃抗疏论而免之。自是乃停其贡。民皆赖之，无不泣荷。
诗云：
城云臣按《六典》书，任土贡有不贡无。道州水土所生者，只有矮民无矮奴。
寅恪按：乐天此数句，似即依据阳氏原奏之文。今此奏不载于《全唐文》等书，自无可考。唯道州产民多矮事，除见于前引之新旧传外，刘宾客《嘉话录》（刘叔遂《苏莱曼东游记》证闻曾引之，载《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四卷）云：
杨国忠尝会诸亲，时知吏部铨事，且欲大噱，已设席呼选人名，引入于中庭，不问资序，短小者道州参军，胡者湖州文学，帘中大笑。
亦可资参证也。所谓“按《六典》书”“任土贡有不贡无”者，即《唐六典》卷三“户部郎中员外郎”条云：
郎中员外郎，掌领天下州县户口之事，凡天下十道，任土所出而为贡赋之差。
注云：
旧额，贡献多非土物，或本处不产而外处市供，或当土所宜，缘无额遂止。开元二十五年，令中书门下对朝集使随便条革，以为定准。
者，是也。至关于《六典》曾否行用问题，则自来多所辨说。已详拙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职官”章，兹不赘述。所可言者，《六典》一书，自大历后公式文中，可以征引，与现行法令同一效力。观乐天诗所述阳城奏语，亦此问题例证之一也。
篇末云：
道州民，民到于今受其赐。欲说使君先下泪。仍恐儿孙忘使君，生男多以阳为字。
寅恪按：道州民以阳城之姓名子之事，不见于《顺宗实录》及旧传，唯新传书之，未知所本。考《新唐书》卷一七六《韩愈传》云：
贬阳山令，有爱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
而其事亦不见于《旧唐书》卷一六〇《韩愈传》，此殆为宋景文取自李翱所撰之《韩文公行状》（《李文公集》卷一一）者。实则《后汉书》卷一〇六《循吏传·任延传》略云：
征为九真太守，骆越之民，无嫁娶礼法，不识父子之性，夫妇之道。延乃移书属县，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齿相配，其产子者，始知种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为任。
白诗李状恐是用此故典以为虚美推赞阳韩二公之词，未必果有其事也。又如《白氏长庆集》卷六一《元稹墓志铭》云：
三川人慕之，其后多以公姓字名其子。
盖亦同此例也。
抑又可论者，《元氏长庆集》卷二有《阳城驿》诗，乃微之元和五年春贬江陵士曹参军途中所作，观《白氏长庆集》卷二《和答诗十首》第二首为《和阳城驿》，其序略云：
五年春，微之从东台（东都洛阳御史台）来。不数日，又左转为江陵士曹掾。及到江陵，寄在路所为诗十七章。
可知，颇疑乐天此作与其和微之《阳城驿》诗有关。盖受此暗示，因咏贞元时事，而并及之也。此可与《海漫漫》《杏为梁》两篇参证，以此两篇俱有作于元和五年或以后之可能，则《道州民》一篇，亦自有此种可能也。
复次，微之《阳城驿》诗云：
祠（词？）曹讳羊祜（寅恪按：《晋书》卷三四《羊祜传》，荆州人为祜讳名，屋室皆以门为称，改户曹为辞曹焉），此驿何不侔。我愿避公讳，名为避贤邮。
乐天《和阳城驿》诗，深赞同微之改驿名之意，其结语至云：
若作阳公传，欲令后世知。不劳叙世家，不用费文词。但使国史上，全录元稹诗。
可谓极其倾倒矣。后来此驿名竟为之改易。杜牧《樊川集》卷四《商山富水驿》诗注云：
驿本名与阳谏议同姓名，因此改为富水驿。
即可为证。然则元白诗之流行于当时及其影响之深巨，信有征矣。唯牧之诗之结语云：
驿名不合轻移改，留警朝天者惕然。
虽文人喜作翻案文字，然亦牧之素恶元白之诗所使然也。以其亦与阳城有关，因并附论及之。
驯犀
公垂此篇诗旨如何，不可考见。微之和其诗，则意主治民不扰，使之遂性，以臻无为之治。所谓：
乃知养兽如养人，不必人人自敦奖，不扰则得之于理，不夺有以多于赏。脱衣推食衣食之，不若男耕女令纺。尧民不自知有尧，但见安闲聊击壤。前观驯象后观犀，理国其如指诸掌。
是也。微之是篇，议论稍繁，旨意亦略嫌平常，似不如乐天此篇末数语，俯仰今昔，而特以为善难终为感慨之深挚也。陆放翁《剑南诗稿》卷一《新夏感事》诗云：
圣主不忘初政美，小儒唯有涕纵横。
盖与乐天此篇有同感而深得其旨矣。考《旧唐书》卷一三《德宗纪·下》略云：
史臣曰，德宗皇帝初总万机，励精治道，思政若渴，视民如伤。凝旒延纳于谠言，侧席思求于多士。其始也，去无名之费，罢不急之官。出永巷之嫔嫱，放文单之驯象。减太官之膳，戒服玩之奢。解鹰犬而放伶伦，止榷酤而绝贡奉。百神咸秩，五典克从。御正殿而策贤良，辍廷臣而治畿甸。此皆前王之能事，有国之大猷，率是而行，夫何敢议。一旦德音扫地，愁叹连甍，果致五盗僭拟于天王，二朱凭陵于宗社。奉天之窘，可为涕零。罪己之言，补之何益。所赖忠臣戮力，否运再昌。虽知非竟逐于杨炎，而受佞不忘于卢杞。用延赏之私怨，夺李晟之兵符。取延龄之奸谋，罢陆贽之相位。知人则哲，其若是乎？贞元之辰，吾道穷矣。
据此，白诗措辞委婉，与史臣书事直质者殊异，此或亦昔人所谓诗与春秋经旨不同之所在欤？
关于德宗放驯象事，《杜阳杂编·上》云：
宏词独孤绶，所司试放驯象赋，及进其本，上（德宗）自览考之，称叹得人。因吟其句曰，化之式孚，则必受乎来献。物或违性，斯用感于至仁。上以绶为知去就，故特书第三等。先是代宗朝文单国累进驯象三十有二。上即位，悉令放之于荆山之南。而绶不斥受献，不伤放弃，故赏其知去就焉。
又《旧唐书》卷一二《德宗纪·上》略云：
癸亥即位于太极殿。闰月丁亥，诏文单国所献舞象三十二，令放荆山之阳。
寅恪按：德宗即位于大历十四年五月，放驯象即在是年闰五月，但大历为代宗年号，故乐天以德宗初次改元之建中为言，其实非建中元年也（参刘文典先生《群书校补》）。又旧纪所谓“放于荆山之阳”者，据《通鉴》卷二二五《唐纪·德宗纪》“大历十四年闰五月命纵驯象于荆山之阳”条胡注云：
此《禹贡》所谓导汧及岐至于荆山者，唐属京兆府富平县界。
然则诗云“驯象生还放林邑”及注云“放归南方”皆有所误会也。
关于驯犀冻死事，《旧唐书》卷一三《德宗纪·下》略云：
十月癸酉，环王国献犀牛，上令见于太庙。十二年十二月己未，大雪平地二尺，竹柏多死。环王国所献犀牛，甚珍爱之，是冬亦死。
寅恪按：贞元九年岁次癸酉，十二年岁次丙子，《元氏长庆集》卷二四《驯犀》篇引李传云：
贞元丙子岁南海来贡。至十三年冬苦寒，死于苑中。
而乐天此篇注中“贞元丙戌”固应如汪立名之言改为丙子，但“贞元十三年”亦应依《旧唐书·德宗纪》改为“贞元十二年”，则汪氏所未及知者也。
诗云：
驯犀驯犀通天犀，躯貌骇人角骇鸡。
者，《抱朴子》卷一七《内篇·登涉》云：
通天犀角有一赤理如线，有自本彻末。以角盛米，置群鸡中，鸡欲啄之，未至数寸，即惊退却，故南人或名通天犀为骇鸡犀。
是也。
诗云：
上嘉人兽俱来远，蛮馆四方犀入苑。
寅恪按：诗所谓“蛮馆四方”者，即《唐六典》卷一八“典客署令”条注云：
于建国门外置四方馆，以待四方使客，各掌其方国及互市事。皇朝以四方馆隶中书。
及唐《两京城坊考》卷一“承天门街之西宫城之南第二横街之北”条云：
从东第一中书外省，次西，四方馆（隋曰谒者台，即诸方通表通事舍人受事之司。）者是也。
复次，此篇诗句，如“秣以瑶刍锁以金，故乡迢递君门深。海鸟不知钟鼓乐，池鱼空结江湖心”，亦乐天自比之词。又“一入上林三四年”句，则驯犀于贞元九年十月入献，十二年十二月冻死，实在苑中四年有余，而乐天于元和二年十一月入翰林，至作此篇时在元和四年，亦与驯犀在苑中之岁月约略相近。故此句比拟尤切，词意相关，物我俱化。乐天之诗才，实出微之之上。李公垂之叹服其歌行，固非无因也。
五弦弹
此题公垂倡之，微之和之，乐天则《秦中吟》有《五弦》（《才调集》卷一作《五弦琴》）一篇，《新乐府》有《五弦弹》一篇。其《新乐府》中一篇既以《五弦弹》为题，自是酬李元之作，但《秦中吟》中《五弦》一篇之辞旨与《新乐府》此篇颇有关连，因亦参合于此论之。
李公垂此题所咏今不可见，未知若何，元白二公则立意不同。微之此篇以求贤为说，乐天之作则以恶郑之夺雅为旨，此其大较也。微之持义固正，但稍嫌迂远。乐天就音乐而论音乐，极为切题。故鄙见以为白氏之作，较之元氏此篇，更为优胜也。
微之此篇及白氏之作，俱有赵璧技艺之摹写。盖赵璧之五弦在当时最负盛名。《国史补·下》云：
赵璧弹五弦，人问其术。答曰，吾之于五弦也，始则心驱之，中则神遇之，终则天随之。吾方浩然，眼如耳，目如鼻，不知五弦之为璧，璧之为五弦也。
《乐府杂录》“五弦”条云：
贞元中有赵璧者，妙于此伎也。白傅讽谏有《五弦弹》，近有冯季皋。
皆可与元白诸作参证也。
又元白二公此题诸篇之词句，并可与其后来所作之《琵琶歌》《琵琶引》参证。如微之诗中：
风入春松正凌乱，莺含晓舌怜娇妙。呜呜暗溜咽冰泉，杀杀霜刀涩寒鞘。
乐天《秦中吟·五弦》中：
大声粗若散，飒飒风和雨。小声细欲绝，切切鬼神语。
及《新乐府·五弦弹》中：
第五弦声最掩抑，陇水冻咽流不得。五弦并奏君试听，凄凄切切复铮铮。铁击珊瑚一两曲，冰写玉盘千万声。铁声杀，冰声寒，杀声入耳肤血惨，寒气中人肌骨酸。曲终声尽欲半日，四座相对愁无言。座中有一远方士，唧唧咨咨声不已。
等句是也。
元诗“众乐虽同第一部”句，乐天《琵琶引》云：
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
《国史补·下》略云：
李衮善歌，初于江外，而名动京师。崔昭入朝，密载而至，乃邀宾客，请第一部乐及京邑之名娼，以为盛会。令衮弊衣以出，合坐嗤笑。及啭喉一发，乐人皆大惊曰，此必李八郎也。遂罗拜阶下。
《太平广记》卷二〇四《乐类》卷二又“李暮”条引《逸史》云：
开元中吹笛为第一部，近代无比。有故自教坊请假至越州，公私更宴，以观其妙。
皆可与元氏此句参证也。
蛮子朝
此题李公垂原作，而元白二公和之。元白之诗俱于韦皋有微辞，李氏之作谅亦相同。其实韦南康之复通南诏，乃贞元初唐室君主及将相大臣围攻吐蕃秘策之一部。此秘策虽不幸以韩滉早死，刘玄佐中变，而未能全部施行。然韦南康在剑南，以南诏复通之故，得使吐蕃有所牵制，不敢全力以犯西北。且于贞元十七年大破其众于雅州，则为效已可睹矣。此事始末详拙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下篇》“论吐蕃”条及下文“论西凉伎”条，于此可不复述。兹所欲言者，据《国史补·中》略云：
韦太尉在西川极其聚敛，坐有余力，以故军府浸盛，而黎氓重困。及晚年为月进，终致刘辟之乱，天下讥之。
知当时士论多以刘辟之乱归咎南康，是固然矣。唯同书同卷又云：
郭汾阳再收长安，任中书令二十四考。勋业福履，人臣第一。韦太尉皋镇西川亦二十年，降吐蕃九节度，擒论莽热以献，大招附西南夷。任太尉，封南康王，亦其次也。
则南康招附西南夷之勋业，亦为时议所推许也。而元白二公乃借蛮子朝事以诋之，自为未允。盖其时二公未登朝列，自无从预闻国家之大计，故不免言之有误耳。
元诗云：
清平官系金呿嵯。
白诗云：
清平官持赤藤杖，大军将系金呿嵯。
寅恪按：樊绰《蛮书》为现存研究南诏史实之最要资料。今《新唐书》卷二二二上中《南蛮传·南诏传》，即根据《蛮书》，故亦可取与元白此诸句相参校。二公句中所谓清平官者，即新传云：
官曰坦绰，曰布燮，曰久赞，谓之清平官。所以决国事轻重，犹唐宰相也。
是。又《白氏长庆集》卷四〇有《与南诏清平官书》，亦可与此参证也。
白诗中所谓大军将者，新传云：
曰酋望，曰正酋望，曰员外酋望，曰大军将。曰员外，犹试官也。幕爽主兵，琮爽主户籍，慈爽主礼，罚爽主刑，劝爽主官人，厥爽主工作，万爽主财用，引爽主客，禾爽主商贾，皆清平官酋望大军将兼之。
今白诗诸本，除严氏本嘉承本等善本外，多作“大将军”者，皆误也。他书如今本《册府元龟》卷九六二“外臣”部“官号”门“南诏”条：
酋望有大将军之号。
等语，是亦讹误之一例。至阮元撰《云南通志》所载《南诏向化碑》，则或作大将军，或作大军将，盖有误有不误者矣。
元诗之“金呿嵯”，白诗之“金呿嗟”，新传云：
佉苴，韦带也。
又云：
自曹长以降，系金佉苴。
“佉嵯”“呿嗟”皆“佉苴”之异译，自不待论也。
至白诗中之“赤藤杖”，则《韩昌黎集》卷四《和虞部卢四汀酬翰林钱七徽赤藤杖歌》（元和四年分司东都作）云：
赤藤为杖世未窥，台郎始携自滇池。
《全唐诗》卷一四张籍《和李仆射秋日病中作》云：
独倚红藤杖，时时阶上行。
同书卷一九裴夷直《南诏朱藤杖诗》云：
六节南藤色似朱，拄行阶砌胜人扶。
皆足征赤藤杖出自南诏，而为当时朝士所最珍赏之物也。《白氏长庆集》卷八《朱藤杖·紫骢吟》云：
拄上山之上，骑下山之下。江州去日朱藤杖，忠州归时紫骢马。天生二物济我穷，我生合是栖栖者。
同集卷一五《红藤杖》云：
交亲过浐别，车马到江回。唯有红藤杖，相随万里来。
同集卷一六《红藤杖》（自注云：杖出南蛮）云：
南诏红藤杖，西江白首人。时时携步月，处处把寻春。劲健孤茎直，疏圆六节匀。火山生处远，泸水洗来新。粗细才盈手，高低仅过身。天边望乡客，何日拄归秦。
同集卷二二《三谣序》云：
予庐山草堂，有朱藤杖一，蟠木机一，素屏风二，时多杖藤而行，隐机而坐，掩屏而卧。宴息之暇，笔砚在前，偶为三谣。
《朱藤谣》略云：
朱藤朱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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