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诗的语言问题

文吧，那不知应该写出一种什么样出色的东西，因为他们二人确实是语言形象化的能手。这一层我们想像不到。我们要考察一下他们二人的原品。先看《哀江南赋》，如这一段：“五十年中，江表无事。王歙为和亲之侯，班超为定远之使。（都是用《汉书》的典故叙梁与东魏通好。）马武无预于甲兵，冯唐不论于将帅。（这是说不修武备，上句用东汉光武不许马武言击匈奴的典故，下句是从西汉文帝与冯唐论将帅反过来用的。）岂知山岳 然，江湖潜沸，渔阳有闾左戍卒，离石有将兵都尉。”这“岂知”以下就是说梁朝岂知有侯景之乱了，渔阳戍卒用陈胜吴广的事，离石都尉用干宝《晋纪》的话：“彼刘渊者，离石之将兵都尉也。”庾信就是这样用古典叙时事。写侯景攻城，战事激烈，城中梁武帝围起来了，诸子援兵在外，父子兄弟不相接救，就这样写：“昆阳之战象走林，常山之阵蛇奔穴。五郡则兄弟相悲，三州则父子离别。”完全是典故，靠典故造成一种恐怖和悲哀的气氛。再如他自己溯江而上，走三千余里，这样写：“淮海维扬，三千余里，过漂渚而寄食，托芦中而渡水，届于七泽，滨于十死。”都是典故，都是成语，大约也是事实。写他在北朝：“班超生而望返，温序死而思归。李陵之双凫永去，苏武之一雁空飞。”都是典故。庾信的文章就是这样写的。我们再来看杜甫的五言长律，抄他在秦州《寄李白二十韵》的一段：“才高心不展，道屈善无邻。处士祢衡俊，诸生原宪贫。稻粱求未足，薏苡谤何频。五岭炎蒸地，三危放逐臣。几年遭 鸟，独泣向麒麟。苏武元还汉，黄公岂事秦。楚筵辞醴日，梁狱上书辰。已用当时法，谁将此议陈。”这些话很愤慨。替李白大抱不平，然而用的都是典故。再抄《夔府书怀四十韵》的一段：“使者分王命，群公各典司。恐乖均赋敛，不似问疮痍。万里烦供给，孤城最怨思。绿林宁小患，云梦欲难追。即事须尝胆，苍生可察眉。议堂犹集凤，贞观是元龟。处处喧飞檄，家家急竞椎。萧车安不定，蜀使下何之。”这一首四十韵，就从我们抄的这一段说，倾向性极大，要把统治阶级剥削老百姓的情况一下都说出来，而统治者也难得维持其统治秩序，杜甫也要把它说出来。确实是如此。表现方法却是用典故。其中“苍生可察眉”一句更引起我们的注意，《列子》，晋有郄雍者，能视盗眉睫之间而得其情，杜甫用“苍生”二字来代替“盗”，比他的“盗贼本王臣”一句诗写得更不易得。就用典故说，我们当然不能不说杜甫的典故用得好，同时很分明，这样用典故的诗所反映的现实主义也就局限在这里，如果杜甫把他对他的社会的观察都用白描的手法写出来，他就要费更多的思考，用更多的组织，他的思想也就必须有更大的提高。我们不能这样任意设想，不能非历史主义地要求杜甫。然而我们决不能受古典文学的威胁，认为我们今天还非学杜甫“读书破万卷”不可，非做“獭祭鱼”不可，那我们就太没有出息了！庾信的赋，杜甫的长律，是典故的堡垒，我们把它攻下了，还它一个本来面目，其余多得不可计算的古典文学里以古典代今事之作，便可一笔抹杀。

    然而我们倒应该谈一谈李商隐和黄庭坚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又开了一条用典故的门径，把他们两人用典故的把戏给揭穿，然后我们对中国文学史上用典故的能事全盘掌握住了，从而知道未来的文学不需要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正好是旧日知识分子的负担。李商隐、黄庭坚写诗的语言是有形象的，但他们的形象不是直接从生活中来，是从书里的典故上来。他们对生活也有他们的态度，就是逃避，脱离对现实生活的反映而娱乐于典故当中的形象。李、黄用典故的方法是一样，不过李的基本情调是从他的感情出发，黄出发于他的理智方面。李商隐有《复至裴明府所居》一首律诗，三、四两句是“柱上雕虫对书字，槽中秣马仰听琴”，一句用“雕虫篆刻，壮夫不为”的典故，一句用“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的典故，两句对起来像煞有介事似的，剥削阶级的生活都给作诗的人美化了，作诗的人便这样堆了满脑子的“超然物外”的形象。同样黄庭坚有一首律诗写“清明”，并没有在清明那一天真正看见了什么因而把它写下来，乃是借典故写了这么的两句：“人乞祭余骄妾妇，士甘焚死不公侯。”前一句引用孟子，有那么一种人，人家上坟，他乞了人家祭余的酒肉，饱饱的，醉醉的，回去骄其妻妾，说是从阔人家里回来；后一句“士甘焚死”用介子寒食断火的传说，同乞祭余的人成一鲜明的对比。所以像李商隐、黄庭坚的做诗，离开书本是不行的，离开书本就没有典故就没有得写，这正表明他们没有生活。再如李诗有这么的两句：“瞥见冯夷殊怅望，鲛绡休卖海为田！”里面有三个典故，冯夷是水神，这是一；鲛人住在海里，不废织绩，时出人家卖绡，这是二；沧海变为桑田，是三。李商隐用了这三个典故写了他的两句诗，意思是说，冯夷在那里着急，怅望着，卖绡人，你赶快回来，不要卖，我们的海要变为田了！黄庭坚则习于这样写：“愚智相悬三十里，枯荣同有百余年！”用的典故是，曹操看见了曹娥碑上的八个字不懂其义，而杨修懂得，曹操走了三十里之后才懂得，因对杨修曰：“我才不及卿，乃较三十里！”李商隐、黄庭坚就是这样用典故，大体上李是感情起作用，黄是理智起作用，然而没有典故他们的感情他们的理智就没有作用，因为他们谈不上反映社会现实。中国古典诗人用典故的情况就是如此。我们今天应该得一句结论，知识分子从来就是把自己封在空中楼阁里。

    我们必须注意，在文学史上，一方面有离不开用典故的知识分子的诗，一方面又有大量的民歌和唱本。民歌和唱本的词汇则是不要典故的，其形式同知识分子的诗歌形式是一样，就是五言诗、七言诗。民间的唱本有许多篇幅是很长的，艺术形象是很了不起的，如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这就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是说，只要真有故事，典故丝毫没有用处。知识分子为什么不从这里吸取经验呢？诗的语言应该从故纸堆中解放出来。白居易就有这个尝试，我们看他的《新丰折臂翁》：“新丰老翁八十八，头鬓眉须皆似雪。玄孙扶向店前行，左臂凭肩右臂折。问翁臂折来几年，兼问致折何因缘？……”这就是唱本的语言。可惜文人没有朝这条路发展下去。要走这条路不容易，要有诗的内容。有杜甫的三“吏”、三“别”的内容，就可以用老百姓的写法来写。当然，写法上也必须要有一个自觉，于是越是注意内容的重要，越是避免或离开口语所不用的词汇。白居易仅仅走了一步。后来的文人就只知道走文人的路了，于是有什么这家那家的诗，这朝那朝的诗，说穿了是语言风格有差异，其所表现的则同是知识分子的东西。知识分子语言风格的差异，又正是从同一个标准产生的，就是向古典学习。因此，古典文学的诗，从很早就陷入了圈套了。必须向生活学习，向人民学习。但谁能提出这个问题呢？又必须生活给我们提出要求，人民给我们提出要求。这就需要有一个伟大的时代。

    五四初期的新诗，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欢迎的，不配解决中国诗的问题。

    中国诗的问题，工农大众解决了，所以中国共产党有1958年的伟大的采风运动。

    这个采风运动，是共产主义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开始出现，真是一鸣惊人。其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的，其形式是民族的。其形式是民族的，其语言则彻底消灭了在口头上不起作用的词汇。具体地说就是：新民歌的语言不用典故，不要难字。除了不用典故、不要难字之外，新民歌的语言充分表现着语言的艺术的继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