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诗的语言问题

    在五四初期有一个比较好的现象，除了复古派外，学文学的人都相信新文学，对古典文学一点也不害怕它。其偏差是，那时做新诗的人目中无旧体诗。在解放后，尤其是在党提出“厚今薄古”的号召前一个时期，大学里汉语言文学教学方面资产阶级厚古薄今的气焰很大，弄得古典文学对青年形成了一种威胁，仿佛古书难读，古典文学不好懂，青年难得有“学问”！在大学里搞新文学的人简直有自卑感，没有学问的人才搞，因为新文学的作品里的字句不需要作注释。这明明是迷信。青年们不知道资产阶级的“学者”们根本不知道文学语言是怎么一回事。不懂得语言，还谈什么“学问”呢？就是吓唬青年。古典文学没有什么难懂的，主要的还是自己的政治觉悟，对作品的思想感情的分析，至于文学所用的语言，古代同现代都是汉语，丝毫没有什么古怪的地方。斯大林在他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里面告诉我们，一个民族的语言，古和今基本上是一个东西，我们完全可以用衡量现代文学语言的办法去衡量古典文学。所谓古典文学“难懂”，说穿了不过是典故和难字这两件事。青年们见了典故，见了难字，就给吓唬住了。典故和难字都属于词汇的范围，有的是古人自己本来就不该用的，这就应该置之不理；有的古人用得恰当，今天的“学者”们就应该做出工具书出来，如词典，或者个别重要著作或重要作家的词汇，让青年们一查就了事。问题的实质就是如此。

    要说文学语言的话，最好的语言应该是不需要典故，没有难字，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是一样的，它不是例外。我们拿陶渊明的诗来做例子。陆游有一首《读陶诗》：“陶谢文章造化侔，篇成能使鬼神愁。君看夏木扶疏句，还许诗家更道否？”这把陶诗的语言推崇到极点，确实是经验之谈，话说得极公平。我们把陆游所推崇的这一首陶诗抄下来：“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这里面所有的词汇到今天都是用的，形容树木的枝叶茂盛我们也还可用“扶疏”这个词。陆游也是大诗人，他佩服陶渊明就不过这样佩服，他认为这就是文学语言的标准。苏轼也极称赞陶渊明的这两句：“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这两句有什么奇呢？它没有别的，它是用语言来刻划形象的，它不用典故，它没有难字，好就因为它包含的形象好。陶渊明另有两句四言诗与苏轼所称赞的两句写的是同样的形象，我们也引了来：“有风自南，翼彼新苗。”这比“平畴交远风”更有形象性，一个“翼”字把一片的新苗在风吹之下写得太生动了。我们在这里用陶渊明的诗来作例，完全是从古代诗人运用语言这个角度来谈，不涉及其他。语言好要它的形象好，证之于所有的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都是如此。

    形象的重要条件是其直接性，典故和难字就是隔了一层，当然对形象造成了障碍，谈不上一个“好”。有时我们说某个古典作家某个典故用得好，那是说他在安置障碍物的情况之下显得有技巧，不是说表现形象的语言非得有这个障碍物不可。旧诗因为它的体裁的关系，障碍物有时也确有必要，好比律诗一共只有八句，要把事情都说清楚，来一个典故（因为它本来是向知识分子说话的，不怕他们不懂得典故）就可以代替许多叙述。我们举杜甫《自京窜至凤翔喜达行在所》的一首：“愁思胡笳夕，凄凉汉苑春。生还今日事，间道暂时人。司隶章初睹，南阳气已新。喜心翻倒极，呜咽泪沾巾。”这里面五、六两句用汉武光〔光武〕中兴的典故代替唐肃宗中兴，否则要用简单的两句十个字叙述时事就很困难了。至于难字，是作者故意用来遮眼的，有时也是因为困难，受了整齐句子的限制，找不到适当的字。说老实话，典故和难字不但使得读者伤脑筋，要查出处，就作者自己也是查书查出来的，所以李商隐写诗的状况被称之为“獭祭鱼”，这三个字就是把一册一册的书摆在面前的形象。陶渊明说他“好读书，不求甚解”，我们推想，他写起诗来就不去查书。杜甫说着“读书难字过”的话，就明明是老前辈的辛苦之言，不认得的字没有啥玩意儿，让它过去好了，不理它好了。一个非常显明的例子，谢灵运的诗比起陶渊明来是有难字的，而从来就把他的“池塘生春草”当作好语言，叹为难得，这里面有什么奥妙呢？这个奥妙就是说，语言技巧最难的是不用典故和难字，用眼前现成的东西。古典文学，像《诗经》和楚辞，是干干净净没有典故和难字的，我们今天读起来仿佛处处是典故，处处有不认得的字，那是时代久远，方言差异，传说故事有很大的变化，在《诗经》楚辞当时是普通的词汇，或者家喻户晓一个人或物的名字，到今天对我们说就需要注解。我们推想，在《诗经》里只是词汇丰富，今天我们有许多是不认得的，正同听不懂同时代的方言一样，楚辞里则多的是古代流行的神话故事。《诗经》里一定没有后代文人所谓的“典故”，这是容易承认的，因为在它以前有什么汗牛充栋的东西供给它用呢？它主要的是口头创作。楚辞的语言，我们主要的是指屈原的作品说，我们发现它没有《诗经》里面片言只语的痕迹，这一点同后代的文章比起来大可注意，这就帮助我们说明屈原的作品里面也很难找出后代文人所谓的“典故”。屈原以后的作家，如陶渊明，没有后代文人以古典代今事的表现方法（故意隐晦的诗如《述酒》是例外），但陶渊明的诗同屈原的作品有显著的不同之点，就是陶诗的词汇很多是因袭所谓“六经”上面的东西，特别是《诗经》。我们认为这是陶渊明作诗时遇到的困难，或者也正是很古以来一般文人的习惯，不如此就不行似的。我们可以从陶诗里举些例子。陶渊明挽歌有“在昔无酒饮，今但湛空觞”两句，另外四言诗《停云》的序有“罇湛新醪”的句子，这里面的“湛”字是从《诗经》来的，《诗经》有“或湛乐饮酒”、“荒湛于酒”的句子，“湛”就是贪酒喝。“今但湛空觞”这一句有陶渊明的幽默的感情，爱喝酒的人生前因为家里穷想酒喝而不得，死了自己的灵前一定还摆有空杯子（指祭奠）！所以这句诗本是有形象的，要用五个字一句表现出来，缺乏的是一个动词，如是陶渊明只好从《诗经》里找一个“湛”字，后代人就认为这样的用字是“典雅”，不知道这是词汇的贫乏。陶渊明也有用代字的例，如以“不惑”代替四十岁，以“立年”代替三十，以“日富”代替酒，以“悬车”代替太阳，这种用代字的方法在旧诗里是顶多的，顶不好的，陶诗里好在不多，如果多起来就不成其为陶诗了。陶诗里的四言诗模仿《诗经》很明显，如“薄言东郊”的“薄言”二字，是把《诗经》时代的方言硬搬来凑四个字一句的数，其他如“邈邈遐景，载欣载瞩”里面的两个“载”字也是的。又如“衡门之下，有琴有书，载弹载咏，爰得我娱”四句，头一句完全是照《诗经》的四个字写下来，三句两个“载”字，四句又有一个“爰”字。我们认为这只能算是陶渊明的习作，决不是陶诗的价值。但因为陶渊明没有搞以古典代今事的把戏，所以后来的人谈起用典故来总不想到陶诗。以古典代今事属于后代用典故最大的范围，而这种用典故的方法庾信的《哀江南赋》集其大成。杜甫的五言长律又是从庾信的赋学来的，写的都是时事，用的都是典故，《哀江南赋》正是如此。如果这两个人，不用典故，————当然不能要求他们像《水浒》、《红楼梦》一样用白话，只要求他们用《左传》、《史记》那样的语言，把他们一生的遭遇（个人的，国家的，社会的）写起长篇来，就写长篇的韵文吧，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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