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京口之逃

    天下之悲，孰有悲于国亡者？天下之恨，孰有恨于坐困者？激昂慷慨，国亡与亡，亦足快意。如文山者，身幽敌寨，国未亡，不能援手；国已亡，不能引决，其抑郁难言之苦，较之断头绝腕，为尤甚焉。逆知元既灭宋，则必驱己北上。与其受辱于敌人，不如先死。乃从容作家书，处置后事。时为二月朔日，距宋亡十日矣。

    或劝文山曰：“今二王在外（谓吉王、信王，在闽广也），国事尚有望，可以无死。”文山乃止，随元军登舟北行。公前募富阳兵，令其守卫京师者，今已退趋婺（今安徽婺源县）、处（今浙江处州）等州，皆愿为效死，欲以道中劫公，而不得间。文山之从者，亦百计谋遁，皆不可。行行重行行，则去钱塘，过吴门。观禾黍之离离，顾云树之茫茫，大好江山，将一别而不可再见矣。立马踌躇，欲前反却。真所谓“此中日夕，惟有以泪洗面耳”（陈后主语）。

    行十一日，至京口（公以德祐二年二月初八日在临安行十八日至京口。京口，今镇江）将渡江。时从行者十有二人。中有余元庆者，真州（今仪征县）人也。有一故人，为北军管船。贿银千二百两，令其觅一舟，其人曰：“吾为大宋脱一丞相，事成，岂止白金千两哉？”强委不受，为具舟以待。北军之监押文丞相者，为王千户，居河岸上沈颐家，坐以相随，顷刻不离。十九日之夕，从者托言“明日渡江，直达北庭。我辈南人，将永与故乡长别矣。不可不置酒为欢，以作纪念”。监者许之，因醉王千户及主人（即沈颐）。伺其熟寝，启门出。又从沈氏先识巡夜者杜某，强与之饮，而宿之酒楼，得其官灯。文山变服，一小卒提官灯导行，至半途，以银与小卒，令其回营，始以来日至某处来相候。遂至甘露寺下（在镇江城外北固山。清康熙帝南巡改名超岸寺），则有一小舟相待。既登舟，见北船运亘十数里，几为巡夜者所获。幸彼舟搁浅，逃舟风便幸脱，竟达真州城下。此三月朔日事也。

    真州守将苗再成，延文山入城。此时交通不便，临安与真州，相去不过数百里，而临安亡已二月，真州犹未知也。文山至，始知近状，无不感愤流涕，皆谓两淮兵力，本可兴复。惜制使李庭芝，怯不敢进，与淮西夏贵，又有嫌隙，不能协力勤王。今丞相北来，幸得疏通情意，联为一气，不一月间，连兵大举，江南可传檄定也。文山问计将安出，再成曰：“为今之计，先约夏公，提兵出江边，如向建康（今江宁府）之状，以牵制敌人。此则以通泰（今江苏之南通、泰兴）军政攻湾头，以高邮、淮安、宝应军攻杨子桥，以扬州大军向瓜州；再成与刺史赵孟绵，以舟师直捣京口，同日并举，使敌人首尾不能兼顾。湾头扬子守兵，弱而无斗志，王师一到，必解甲来降。然后以淮东军入京口，淮西军入金陵。敌在两浙，无路可出，其大帅可坐致也。”文山闻之，称善者再。

    文山出虎口，得投两淮，方幸兴复之机，尚未绝也。不意事变之来，又有未可知者。先是扬州有自元军逃归之卒，密言于李庭芝，谓元遣一丞相，往真州说降。庭芝亦疑文山并十二人，无得脱理，此必为元人赚城来也。因密谕苗再成，亟杀文山以自白。不然，将移兵击之。再成不忍，给文山出视城壕，使王陆二都统，导之出城，示以制司文书。文山方惊叹间，两都统急鞭焉入城，门已闭矣。此时四海虽宽，竟无容身之地；茫茫歧路，何处可归，其穷困为何如哉？

    从者亦悲愤交集，欲投城壕以死。忽有二人自城来，自言苗安抚遣送丞相者，且问所向。文山云：“今惟往扬州，见李制使，自白些心，庶几见信，共图恢复。否则从通州浮海归闽（时益王在闽也）。”二人故谓扬州欲杀丞相，丞相万不再往。文山决意不从。即云：“安抚已具船，今江行归扬州，或归通州，俱听丞相便。”文山至此，始恍然曰：“如此则安抚亦疑我矣。”二人方吐实云：“安抚犹在疑似之间，令某二人便宜从事。某见丞相忠义如此，何敢加害？既决欲往扬州，当相送。”于是遂行。

    时江北随处有元兵驻守。行时，军弁遥指某处瓜州也，某处扬子桥也（二处皆已属元），相距不远。逼近扬州，所见敌骑益多。行至暮，彼二人者，先辞去，留二十卒送扬州。二十卒者，又行十数里，勒取白金，亦辞去不可挽。文山不识路，扬州有商贾，以马载物，夜窃行于途，曰马垛子。不得已乃随马垛子行。

    【批评】

    此一章书，记文山国亡后之冒险，处处惊涛骇浪，时时恨雨愁风，可谓极人世之不幸矣。愁肠寸结，精神未免不舒，虑事不能周密。而文山胸中，洒洒落落，一无杂念，惟有一片救国之心。方其趦趄于淮扬之时，喟然曰：“予之得至淮也，使予与两淮合。北虏悬军深入，犯兵家大忌，可以计擒，江南一举而定也。天时不济，人事好乖，一夫困顿不足道，而国事不竞，哀哉。”读此数言，可以见其浩然之气矣。

    金宋相持之时，金将乌珠以舟师轻入，将犯临安。韩世忠、岳武穆扼之于京口，金人大败于黄天荡而返。可见北兵南下，当海道未通之时，必先得两淮，而后进可以战，退可以守。今元人冒险进师，虽得临安，亦不能守。以两淮尚为宋守，可以扼元人之吭，而断其归路也。文山逃至真州，本可资以兴复，以李庭芝之见疑，致失机会。自慨云云，自是当时实情，而非故作大言也。

    人之上流与下流，当以人格定之，不当以职业定之。如北军管船人等，皆非士大夫。而危急之中，不为利动，奋身相救，过于宋季之宰相多矣。

    宋廷大臣，为元军所迫，驱而至北者，不止丞相一人。及至京口，言笑自若，无一人与丞相同志者。冒死救国，惟见一人。此忠臣义士之所以可贵也。文山与诸人之至留远亭也，贾余庆辈，方约北帅，置酒为欢。余庆骂坐，毁本朝人物无遗者，以此献媚北庭。刘岊且挟村妇以为乐，吕文焕稍有天良，指两人曰：“国家将亡，生出此等人物。”呜呼，是可耻矣。

    亡国，本就是天下最可悲的事情；坐困敌营，失去自由，尤其是天下最可恨的事情。如果真能慷慨激昂，与国同亡，倒也未尝不足以快意。但是文天祥身陷敌寨，国家未亡，却不能救援；国已亡时，又不能自杀，他心里的郁愤和难言之苦，真比断头绝腕，还要痛苦呢！他知道元既灭宋，必定要把自己押往北方，与其受敌人的侮辱，还不如先死了的爽快。于是从容不迫地写好家书，处置后事。其时为二月初一，距宋朝灭亡，已经十天了。

    当文天祥正预备自杀的时候，有人劝他道：“现在二王（吉王、信王在闽广）在外，国事还有希望，可以不必死。”这几句话提醒了他，便暂时把自杀的念头搁起，跟着元军登舟北行。他从前所募集的守卫京师的富阳兵勇，其时已经退到婺源（今安徽婺源县）、处州（今浙江处州）等地，都情愿为他效死。他们想在路上劫取文天祥却没有机会。文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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