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节木央·白德内宜

    （Demian Bedny）

    十月革命涌现出一个特出的诗人，这个特出的诗人很少为批评家所注意，大半的批评家都把他置之不理不问，然而他在俄国革命文学史上将要占头一把交椅，他对于群众的影响非常之大。倘若我们数一数，或者问一问俄国的劳农群众，哪一个诗人是为他们所爱的，哪一个诗人的作品对于他们是最有兴趣的，他们必定都同声答道：

    “节木央·白德内宜！”

    这么样的一个声名最普遍的诗人，这么样的一个为群众所爱戴的诗人，居然为批评家所忽视，这岂不是一件奇事么？其实并不是一件奇事！大半的批评家，持有旧有的眼光，还是以旧的态度来批评文学。他们不把白德内宜算在文学的范围内，他们几几乎不承认白德内宜的诗是文学的作品。有很多的人说，白德内宜是具有大的天才的，然而这种天才不是文学的。这大约因为白德内宜的作品所用的语言都是合乎民众的俗语的，他的作品的对象不外乎牧师、农民、兵士、地主、革命，日常生活等等在他的诗内，我们找不出香艳的百合花，玲珑的夜莺声，男女间美丽的蜜梦，细腻的玉手，柔软的沙发，微细的情绪，海边林下的幻想，一切真正的诗料……倘若没有这些诗的内容的诗怎么能算是诗呢？写这些俗事俚物的诗人又怎能攀登诗人的天国呢？不是诗！不是诗人！诗是要有艳丽的，诗人是要有细腻的情调的。

    喂！倘若白德内宜的诗不是诗，白德内宜不是文学的天才，那末所谓文学是什么东西呢？倘若为劳农群众所爱戴的诗人不是诗人，那末所谓诗的岂不是要与群众脱离关系？岂不是超乎群众的？倘若说有细腻的情调才算是诗，才算是文学，这的确是减轻了文学的地位——文学既不是为群众所要爱戴的东西，那末它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

    任你们一些批评家怎么样忽视，怎么样说白德内宜不是文学的天才，然而俄国的工人，农人，兵士还是继续地崇敬他，把白德内宜算为自己的诗人！白德内宜虽然在批评家的眼光中不是诗人，然而在劳动群众的眼光中却是唯一的诗人，唯一的为他们所需要的诗人！呵，这又怎么判断呢？批评家的眼光对，还是群众的眼光对？这又何必判断呢？公公与婆婆吵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各有各的理。倘若我们是承认文学不是贵族的，是应当群众化的，那末我们就不能不说白德内宜是文学的天才，是值得注意的诗人。

    当然，并非是每一个俄国批评家都把白德内宜置之不理不问。社会主义派批评家柯干在自己批评白德内宜的文章中说：

    “当我被中央出版部派到乡村演讲时，我第一次感觉到白德内宜的文学的重要意义。中央出版部的经理人随身带了讲演者的名单，曾向群众问过，他们愿意再听谁个的讲演。在演讲者的名单上都是有名的人物，在这些人物之中，有许多自己还不知道也列在这个名单上，白德内宜大约也是不知道的一个。一些农民们很冷淡地听了一些著名的教授及政治领袖的名字，我以为农民先要听这些人们的讲演。但是当念到白德内宜的名字时，全部听众即刻兴奋起来了，齐声说道：‘好得很！什么时候把他派来呢？请快一点派来！’在这个冷淡的村庄内，在这种所谓不文明的群众中几乎没有一个人不知道白德内宜的名字……倘若白德内宜不是文学家，那末对于文学恐怕有点不好看罢……”

    我们读了这一段话，我们就知道了白德内宜对于一般民众的影响了。当这革命高潮正在澎湃汹涌的时候，在国内战争热烈的空气中，一般所谓真正的（？）诗人吓的吓，跑的跑，缄默的缄默，而白德内宜大放其笔锋，把自己的诗做为红军的大炮，做为攻打田尼庚，哥恰克一切反对革命的工具。脱洛斯基用自己的命令和计划引导红军保障革命，攻打敌人，而白德内宜用自己的诗歌鼓动红军，与脱洛斯基做了同样的事业。没有一个红军的兵士不爱读白德内宜所做的诗的。这一方面因为白德内宜所写的都是为被压迫者说话的，一方面也是因为白德内宜所写的非常的明了，非常的流畅，合乎一般群众所说的语言。凡是在报纸上，演说中，书本上所一时不能够明白的东西，只要白德内宜在诗中一写出来，一般群众就明白是什么一回事了。

    读者诸君！你们现在明白了白德内宜所以为群众所爱戴的道理么？

    白德内宜从未称过自己为诗人，他只是俄国革命中一个工作者，他只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一个服务的人。他所写的诗都是与时事有关系的，我们也可以说，他的诗都是“定做”的——社会群众有什么需要的时候，他就提起笔来写什么东西。他从未想过将自己的诗做为人们消闲的安慰品，做为酒后茶余的资料。他提笔做诗，也就如同农夫拿起锹来挖地，铁匠拿起锤来打铁一样，是有一个实际的目的的，绝不是如一般诗人为无病的呻吟。他的作品，照唯美派的文学家看来，实在有点粗俗，或简直不承认它是诗。若真正要说白德内宜的作品不是诗，那末也没有办法，好在白德内宜自己并不自命为诗人，我们又何必代他辩护呢？

    白德内宜只是一个战士，批评他最得当的要算红军首领脱洛斯基了。脱洛斯基在自己批评文学的论文中，很少的时候说过他，然而在自己所写的“革命军事苏维埃”的命令上，很简单明白地将白德内宜批评得再好没有了。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三日，“革命军事苏维埃”会长脱洛斯基发出一褒奖白德内宜的命令说：

    “节木央·白德内宜为射击劳动群众的敌人的好枪手，为语言中之最勇敢的骑兵，现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所褒奖，予以红旗徽章。”

    在此简单的几句话之中，我们可以看出白德内宜与俄国劳农群众的关系，他的作品有如何伟大的意义。在国内战争的前线上，脱洛斯基的策略当然是于红军的胜利有很大的关系，然而白德内宜的诗，在于红军胜利的历史上，无论如何是要占一个相当的位置的。任你说他的作品是诗也罢，不是诗也罢，可是这种作品却有自己的巨大的作用，为任何诗人的作品所不能够达到的。

    白德内宜只承认自己是一个战士。他在他的自咏的诗中说：

    我不是首领，而是一个普通兵士，

    我很骄傲我能同民众的行列排得紧紧地，

    在强烈的战场上我分受民众的命运，

    他们的悲哀，他们的羞辱，他们的欢喜。

    这是如何伟大的气魄！白德内宜在自己的作品中始终承认自己是与民众一体的，他绝对未曾想过自己是要超出群众之上，可是也就因此，我们能在他的诗中寻出民众的喜怒哀乐来。倘若我们把白德内宜与民众的关系抛却，而来论白德内宜是诗人，或不是诗人，这简直是无意识的事情。他是民众的战士，他的诗是为着民众做的，民众的喜怒哀乐是他的诗料。他能够代表民众的利益，心理，能鼓动民众战斗的情绪，在实际上的确是一个伟大的诗人。

    在《我的诗》中，白德内宜说出自己的诗的面目来：

    我歌吟……难道说我在“歌吟”？

    在战场中嘶哑了我的声音。

    我的诗呢……也没有什么光芒，

    不是在闪灼的演讲台上，

    不是在文明的群众面前，

    我高诵着我的粗俗的诗篇。

    我不是女神的服务者：

    我的粗俗的诗是我的每日的功绩；

    祖国的民众，劳动的受苦者呵，

    只有你的裁判是对于我重要的！

    你是裁判我唯一的真正的法官，

    你，我是你的希望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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