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是办不了的，尤其是对他。务请竭尽全力向他说明支持《祖国纪事》的必要性。 假若他对‘俄罗斯文学’的命运已经变得漠不关心（我料想不至如此）的话，那么请预先告诉他稿酬丰厚，想必他需要钱用。 要是一切方法都不奏效，那就等他到了这里以后，联合各方力量对他展开攻势…… 6

    “请向维萨里昂·格里戈里耶维奇深切致意，谢谢他的文章。评论《波罗金诺周年纪念》 7 的那篇文章被尼基坚科 8 删了两处：有什么办法呢！他不喜欢欧洲，不愿意承认欧洲有什么像样的东西。其他则一切悉如原稿，仅对茹科夫斯基的评语由我改得稍稍缓和了一点。评介拉蒂埃医生 9 著作的文章也由我做了修改， 因为本地有一位很能干的医生给我弄来了一篇介绍这本书的文章，要知道我和维萨里昂·格里戈里耶维奇在这件事情上都是外行，应当相信更懂行的人……

    “请安慰一下维萨里昂·格里戈里耶维奇：骂人可以旁敲侧击，他从《俄国荣军报文学副刊》上菲塔布基的一篇文章 10 可以看出这一点。他为《俄国荣军报文学副刊》写的文章不论是我还是梅热维奇都未做任何补充，那都是刊物的灾星————审查官朗格尔——干的，而（卡特科夫）分析《列昂诺夫诗集》的文章则是尼基坚科修改的……

    “看在上帝的分上，请劝说卡特科夫务必找到那封早在九月份我就寄给他的长信，从他的来信看来，他并未收到那封信。这是怎么回事呢，我的老天爷！时间这么紧，挤出工夫写封信————竟然弄丢了！我是按卡特科夫自己的请求，把信寄到博特金先生名下的：那么怎么会丢失呢？我很快还会给他写信，这一次要寄到加拉霍夫 11 名下。这样或许可靠一些！

    “请向博特金先生致谢，他评论朗格尔音乐的那篇文章写得极好……

    “请尽快把阿克萨科夫、巴甫洛娃、克柳什尼科夫等人的诗寄来，我手头没有诗歌作品。莱蒙托夫把他的《恶魔》交给一些女人去读，我本想发表这篇长诗的几个片段，可是鬼知道那些女人把诗放到哪儿去了，而他手上自然是没有原稿的，这个毛孩子生来就是这样！

    “……等候您和维萨里昂·格里戈里耶维奇。看在上帝的分上，请快点来吧……”

    接下来信里讲了布尔加林告密的一件什么事。

    由这封信可以看出，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同别林斯基小组之间已经开始积极联系了……

    返回莫斯科以后，我极为高兴地看到，别林斯基、博特金，还有卡特科夫等人之间的一切误会已经消除，他们的关系极为和睦。

    我见到别林斯基时，他的心情十分畅快……离开莫斯科的日期已经临近，他的生活面临着转折，因此他变得生气勃勃。所有的朋友中只有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一人以忧郁、惋惜，有时甚至是懊丧的心情看待别林斯基。他不理解一个莫斯科人怎么能够冷漠无情地离开莫斯科……

    这批朋友每天晚上大都在博特金家里聚会，谈起话来通常兴奋又热烈。话题是根据黑格尔的观点谈论艺术，他们用这种观点严格分析普希金和其他当代诗人的作品。莱蒙托夫具有否认一切、拜伦式的倾向，因此怎么也无法适合这种新的观点。别林斯基为此感到极为苦恼，他看出这个初露头角的诗人显示出巨大的诗的力量，他在《祖国纪事》上发表的每一首新诗都使别林斯基如痴如醉，然而这些诗中却没有一丝一毫调和 的气味！不过他们对莱蒙托夫表示谅解，认为他还年轻，刚刚开始迈步；他们聊以自慰的是：他拥有一切条件，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成为一个完美的、伟大的艺术家，登上创作的顶峰，即具有艺术上的恬静心情和客观态度……克柳什尼科夫本人也有一点否定一切的成分，他非常喜爱莱蒙托夫的才华，对有关诗人的某些闲言闲语相当尖刻地加以嘲笑。卡特科夫和康·阿克萨科夫则在聚会时朗诵自己翻译的海涅、弗莱里格拉特 12 及其他当代德国诗人的诗。卡特科夫朗诵时通常绘声绘色，他双手交叉，两眼向上翻着，姿势十分优美……

    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些晚间聚会……

    为了探讨那些在今天，即过了二十多年以后看来是可笑的问题，他们花费了多少青春的时日、朝气蓬勃的精力和智力啊！有多少次他们热血沸腾、心向神往，又有多少次彷徨于迷途啊！然而这一切并没有白费，对真理的探索从来不会一蹴而就。这个小组将在俄国发展的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它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学术和文学领域里最热情、最高尚的活动家。

    我的整个心灵都被别林斯基和他的朋友们吸引住了。我的思想受到他们的激励，在他们的影响下也开始活跃起来……

    返回莫斯科以后过了几天，别林斯基带来他对费·格林卡 13 《波罗金诺周年纪念》一书写的一篇书评，要念给我听一听。这篇书评他已寄给《祖国纪事》，供其发表。

    “您听听吧，”他对我说，“迄今为止，我好像还从未写过这么热烈、这么坚定地表明我们信仰的文章。我把这篇东西读给米舍尔（巴枯宁）听，他听了以后非常兴奋————您知道，他的看法还是有些价值的！反正不必多说，我自己觉得这篇文章是搞成功了 ……”

    别林斯基随即开始给我读这篇文章。不论是在此以前还是以后，我从未见过他读得那么激动、那么热情。

    别林斯基朗读时的那种如痴如醉的情绪和这篇文章极为庄重、充满激情的语言使我的神经受到了震撼，别林斯基本人的神经显然也在强烈地颤动。

    “好极了！太好了！”在他朗读的一开始和结束以后我反复喊道，“不过，我要给你指出一点……”

    “我知道，我明白您的意思，您不必说下去，”别林斯基热烈地打断我的话，“有人会称我为谄媚者，骂我是下流坯，说我在当权者面前的态度反复无常……让他们说去！不管别人怎么想，我都不怕公开和坦率地表明我的信仰……”

    他开始激动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不错！这是我的信仰，”他继续说着，情绪越来越激动，“我对这种信仰并不感到羞愧，反而感到自豪……鬼知道是些什么人持这种看法、像这样议论，我干吗要重视它呢？我只珍视思想开明的人和我的朋友们的意见，他们绝不会认为我谄媚和下流。任何力量都不能迫使我写出一行违背信仰的文字来……他们了解这一点……想收买我是办不到的……我向您发誓，巴纳耶夫————因为您对我还不太了解……”

    他朝我走过来，站在我的面前，苍白的脸变得通红，所有的血都涌向头部，一双眼睛炯炯发亮。

    “我向您发誓，任何东西都收买不了我！对我来说，与其践踏自己做人的尊严，在任何人面前降低自己的人格或出卖自己，倒不如饿死了更痛快————何况我本来就每天冒着饿死的危险（说到这里他讥讽地苦笑了一下）……”

    这次谈话的所有细节都生动地铭刻在我的脑海里。我仿佛觉得别林斯基此刻正站在我的面前……

    他猛地坐到椅子上喘息起来，歇了一会儿，他又激烈地说道：

    “这篇文章很尖锐，这我知道，但我的脑子里还有一系列更加尖锐的文章……瞧瞧我会怎样抽打闵采尔这个恶棍，他对艺术一窍不通，居然也侈谈起艺术来了！”

    随着我们去彼得堡的日期逐渐临近，别林斯基变得越来越活跃、越来越愉快。

    “现在我已经不是你们的人了！”他笑着对他的朋友们说，“我是彼得堡人，而你们却是莫斯科人，是外省人；是的，你们的莫斯科属于外省，不管你们怎么说，不管你们怎样为她感到骄傲……”

    别林斯基深深景仰彼得一世进行的改革，认为它的一切极端措施都是正确的。彼得堡也因此对他特别具有吸引力。

    凯切尔大声疾呼地反对彼得堡；康·阿克萨科夫则捶着胸脯大声说，莫斯科曾经为罗斯饱经忧患，它是俄罗斯的救主，是它的中心，罗斯一切最珍贵的遗迹都保存在莫斯科，而彼得堡则是宫殿和兵营的城市，是一块临时营地。

    “没关系，”别林斯基打断他的话说，“彼得堡也会时来运转————它还年轻呐……彼得堡已经有一个方面意义重大————它是彼得开辟的通向欧洲的窗口 。 14 ”

    康·阿克萨科夫一听这种话就会发火。尽管他尚未像后来那样对彼得一世怀着不可调和的憎恨，但此时他对别林斯基已经没有好感了……

    我们离开莫斯科去彼得堡的日子终于来临了，博特金、凯切尔和卡特科夫把我们一直送到黑泥潭。

    凯切尔前来给我们送行时穿着他那件红色斗篷，带着他必不可少的笑，还有一只更加必不可少的篮子，里面塞着麦秸……

    看样子我们会在驿站待很久，因为凯切尔照常走来走去，不住地叫嚷，挥着酒瓶，不时取笑别林斯基几句，教给他怎样才能把克拉耶夫斯基抓在手中————而且他的笑声一直不断。别林斯基很不喜欢这种喧闹而冗长的送行场面，急着要动身。他显得沉默而忧郁，看得出来，离开自己的小组使他心里很不好受……博特金显得很不耐烦……

    “最好快点动身吧，朋友们，”他摇着头一再说道，“这种送行总是叫人感到难受极了。”

    “急什么呀？真是废话！”凯切尔嚷道，“你们的酒还没有喝完呐。”但别林斯基断然站起身来，我们的轿式旅行马车早已在大门口等候我们了。

    “好吧，再见了，诸位，”他说道，“别把我忘了……”

    所有的人都奔上来拥抱别林斯基。博特金抚摸着他的后脑和头顶，温情脉脉地看着他，说道：“好吧，我为你感到高兴，维萨里昂……同你分别我感到难过，亲爱的，非常难过，这你是知道的，可是你留在莫斯科没事儿可干……”

    卡特科夫紧紧抱住别林斯基，一次又一次地使劲吻他。

    凯切尔递给他一杯香槟酒。

    “好吧，维萨里昂，咱们碰碰杯吧，”他说，“现在你应该喝一杯了。”

    别林斯基二话不说就干了杯。

    “好样儿的！”凯切尔一边吻他一边喊道，“好吧，那就再见吧，不过你可要当心，别受克拉耶夫斯基摆布……”

    马车开动了，我们从窗口探出头来，只见博特金温存而忧伤地望着我们，手里挥动着手帕；凯切尔挥舞着帽子，口里喊着什么；卡特科夫双手交叉，蹙着眉头，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用深邃、沉思的眼光目送我们……

    1 别林斯基于一八三八至一八三九年继瓦·彼·安德罗索夫（1803——1841）之后接任《莫斯科观察家》杂志编辑，一八三九年该刊并未出到第五期，仅出版四期。

    2 巴纳耶夫对于别林斯基对普希金和克柳什尼科夫的态度的叙述不确。别林斯基一八三七至一八三九年间确曾称赞克柳什尼科夫的某些诗作，但从未认为他胜过普希金，他在一八三九年给巴纳耶夫的一封信中，还宣称荷马、莎士比亚和普希金是他的“三位艺术之神”。

    3 康·德·卡韦林（1818——1885），俄国“国家学派”历史学家、政论家、自由派社会活动家、莫斯科大学教授。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曾接近别林斯基小组，为《祖国纪事》和《现代人》撰稿，六十年代成为革命民主派的死敌。

    4 沃尔夫冈·闵采尔（1798——1873），德国政论家和所史学家。

    5 原文是法语。

    6 克拉耶夫斯基未能说动果戈理为《祖国纪事》撰稿。

    7 瓦·安·茹科夫斯基的一篇作品。

    8 亚·瓦·尼基坚科（1804——1877），俄国文艺评论家、文学史家、彼得堡科学院院士、书刊审查官。

    9 拉蒂埃（1797——1866），法国医生。

    10 这篇针对格列奇的文章似乎是克拉耶夫斯基先生本人写的，至少他为这篇文章感到非常自豪，经常把它作为唇枪舌剑的典范加以引述。————作者注

    11 亚·德·加拉霍夫（1807——1892），俄国文学史家和小说家，《祖国纪事》和《现代人》的撰稿人。

    12 菲迪南·弗莱里格拉特（1810——1876），德国诗人，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为浪漫派，四十年代参与马克思《新莱茵报》的编辑工作，加入共产主义者同盟，晚年同马克思疏远。

    13 费·尼·格林卡（1786——1880），俄国诗人，俄国著名民歌《三套车》的词作者，谢·尼·格林卡（见本书第一百二十七页注1）的弟弟。青年时期为十二月党人，系幸福社领导人之一。

    14 套用普希金的长诗《青铜骑士》中的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