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别林斯基及其小组一八三九年时的一些观点————别林斯基同大学生卡韦林相遇————我给克拉耶夫斯基先生的几封谈及别林斯基的信————克拉耶夫斯基先生给我的一封信的片段————我离开莫斯科去乡下————返回莫斯科————克拉耶夫斯基先生的另一封信————博特金家里的晚会————别林斯基评论《波罗金诺周年纪念》一书的文章————别林斯基对闵采尔的愤懑————我同别林斯基一起离开莫斯科

    我每天上午都要去别林斯基的寓所……

    他的心情非常忧郁，经常诉说胸口疼痛……当时他的境况很不好。《莫斯科观察家》的出版人斯捷潘诺夫每月（而且还不是按时）付给他的编辑费少得可怜。别林斯基开始时对亲自主持杂志工作这一点十分神往，他设想撰稿人全部由他那批年轻而有才华的朋友担任，他坚信只要他们齐心协力，加上他紧张有效地开展工作，办好刊物是没有疑问的。“我要让人们看看，当代的杂志应该办成什么样子。”他在给我的信中说道。可是他的希望落了空。《莫斯科观察家》的订户很少，出到第五期时出版人的全部资金已经耗完。 1 其原因是：不可能宣布杂志由别林斯基接编；出版人和编辑都缺乏实际经验；改组刊物的广告出得很少，而且广告中只是含糊其词地提到《莫斯科观察家》的编辑工作由安德罗索夫先生（前任编辑）手中转到新的编辑手中，不过这一点也许既不取决于出版人，也不取决于编辑；最后一个原因是《莫斯科观察家》复办最初几期的那种调和倾向————公众对这种倾向绝不可能赞同。

    撰稿人看出事情进行得不顺利，对刊物的态度也就冷淡下来。别林斯基对开头几期的内容很不满意，完全泄气了。他同他的某些朋友之间发生了争执；我已经提过，别林斯基同其中的一位，即同博特金，几个月来没有见过一面；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此时过分醉心于斯拉夫主义，内心已经开始同他产生分歧……

    在这种困窘境况之下，别林斯基开始向小铺赊欠，但人家又不愿赊账卖给他任何东西。他吃午饭时我曾不止一次在场，吃的东西本来就很简朴：一盆气味难闻的汤，别林斯基往里面撒上一大堆胡椒粉；还有一块用这种汤炖的牛肉……当然啰，别林斯基不会饿死————关系亲近的人不会让他饿死，但靠别人的恩赐生活也并不好受，更何况他意识到自己有力量、有才能，相信靠自己的劳动能够获取足够的东西。

    任何一个蹩脚的小品文作者只要讲求实际，稍知分寸，就能靠这一门行当生活，而且比别林斯基富裕得多……别林斯基虽然富有内在力量，并且精力充沛，但他也和属于他那一代的许多人（其实都是很聪明的人）一样，在生活中像个孩子似的束手无策。因此，为了微不足道的一点酬金，他就轻而易举地落入投机商的手中，生怕饿死或更糟糕，即靠别人的恩赐生活……

    我来到莫斯科后过了一些时间，别林斯基已经向我宣称，《莫斯科观察家》无法继续办下去。他把刊物的失败归咎于种种原因，但他当时尚未料到，正是他希望赋予杂志的那种倾向本身决定了杂志不可能办得成功。

    当时别林斯基醉心于巴枯宁对黑格尔哲学的种种阐释，以及由这一哲学引申出来的一个著名公式，即“一切现实事物都是合理的”，因此他鼓吹在生活和艺术中实行调和，并且违背自己的本性，极力想成为一个保守主义者，而且拼命主张为艺术而艺术 。他甚至走到极端（他的本性是易于走向极端），觉得对于旧制度的一切社会抗议都是犯罪和暴行，认为法国革命是几个神经错乱、居然图谋摧毁国家制度的狂热分子所干的事，对自上而下的专横行为则顶礼膜拜。他对法国十八世纪的百科全书派，对不承认“为艺术而艺术”理论的评论家和宣称必须进行社会改革、追求新的生活和社会革新的作家都采取鄙视态度。他对乔治·桑特别愤懑，把她鄙薄得一钱不值。在他看来，艺术是一片崇高的、独立的、自我封闭的天地，它涉及的只是一些永恒的真理，跟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琐事、跟我们熙来攘往于其间的这个下等世界毫无关系。他认为只有那些无意识地 进行创作的人才是真正的艺术家，属于这一类艺术家的有荷马、莎士比亚和歌德。他把歌德径直称为奥林匹斯之神。席勒不符合这种见解，因此别林斯基虽然一度对他十分赞赏，但随着新的理论在他思想上逐渐渗透，他对席勒的态度也冷淡下来。他觉得席勒缺少自由创作必不可少的条件————内心的平静，缺少奥林匹斯之神————歌德————的作品中表现出来的那种客观而冷静的观点；不过就歌德而言，别林斯基认为《浮士德》第二部是个例外，他一直觉得这一部不过是一种枯燥的、死气沉沉的象征……但是，令别林斯基和他的朋友们极为惋惜的是，普希金也不完全符合他们的理论，因为普希金身上找不到调和的成分，而克柳什尼科夫（即Θ）的诗则明显地表现出这种成分，因此别林斯基及其小组成员认为克柳什尼科夫的诗在推敲锤炼和形式方面虽然比普希金略逊一筹，但在思想方面却比普希金深刻得多。 2

    别林斯基清醒的见解变得愈来愈模糊了，他那天生的审美感日益受到一种僵死的理论的压抑，别林斯基不知不觉地陷入巴枯宁尚在编结的理论之网。巴枯宁本人对这些哲学范畴和公式尚且感到头绪紊乱，彷徨不安，而别林斯基却像奴隶一样屈从于这些范畴和公式，这使他那自由的、极富人性的本性感到拘束、压抑、窒闷难受。

    除此以外，他还面临着《莫斯科观察家》的失败、所欠的债务及同朋友之间的不和。我见到别林斯基时，他正处于一种紧张狂热的心境之中，这种心境我自然有所觉察，但以为这仅仅是他经济窘迫的缘故。

    我到达莫斯科一段时间后，巴枯宁好像是到乡下去了，别林斯基同博特金已不再见面（他同他重新交好已是在我从喀山返回莫斯科之后），前来看望他的只有克柳什尼科夫和库德里亚夫采夫，后者当时还是个大学生。我在《回忆别林斯基》一文中已经说过，别林斯基喜欢库德里亚夫采夫是因为他的美学趣味和他那（用别林斯基的话来说）含蓄而温柔的性格。他们经常谈论当代的文学活动家，一遍又一遍地朗读他们认为最优秀的俄国诗人们的作品。在他们看来，属于这一类作品的有普希金的所谓爱国主义诗篇（《波罗金诺周年纪念》和《致诽谤俄罗斯的人》），以及《群氓》《致诗人》《预言者》，等等。别林斯基兴致勃勃地评论这些诗篇，经常朗诵它们，末了通常还要补上一句：

    “这就是普希金作为一个真正的、伟大的艺术家之所在！”

    有一天晚上我同别林斯基一起从某个地方回家，在阿尔巴特广场上，我们迎面碰上一个年轻人，个子不高，身体壮实，脸色红润，相貌很讨人喜欢，长着一头深色鬈发，戴着眼镜。他身穿一件大学生的常礼服。

    那个大学生一见别林斯基，便以一种抑制不住的青年人的热情向他奔来，热切地抓住他的手，气喘吁吁地喊道：

    “维萨里昂·格里戈里伊奇！见到您我多么高兴呀，维萨里昂·格里戈里伊奇！”

    “噢，您好！”别林斯基干巴巴地答了一句，这种突如其来的动作显然使他感到尴尬，他冷冷地、生硬地看了那个大学生一眼，仿佛问道：“您找我干吗呀？”

    那个大学生似乎对这种眼神感到很不痛快，他又说了几句话，就尴尬地走开了。

    我对他产生了怜悯之情……

    “这是谁呀，”我问，“您干吗对他这么冷淡呢？”

    “这是我过去的一个学生，”别林斯基答道，“卡韦林 3 ，是个很聪明、很热情的孩子，很有才能，看来大有前途，可是这种小孩子跟我纠缠不休，那我可受不了————您想，我跟他们有什么好谈的？我和他们能有什么共同语言？”

    这个大学生就是几年后在莫斯科大学讲台上获得了辉煌声誉并参加别林斯基小组活动的那个卡韦林。他曾不止一次对别林斯基提起这次见面的情景，两个人都大笑不止……

    那天晚上别林斯基心绪十分不佳，表现得很烦躁，还抱怨胸口疼痛。

    当我走进他的寓所时，他一下子倒在安乐椅上，显得衰弱不堪，呼吸也很沉重。好几分钟他一言不发。最后他脸色苍白、面容痛苦地转身向着我。

    “不行，”他说道，“我无论如何得赶紧离开莫斯科。我对这种生活烦透了，莫斯科也令我感到厌恶。怎么样，照您看来，能想个办法说服克拉耶夫斯基那个犹太人吗？”

    应当说明的是，我同别林斯基相识之初，他在告诉我《莫斯科观察家》行将停刊时就已宣称，他不反对迁往彼得堡，接手《祖国纪事》的评论专栏。我没有隐瞒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对他是如何评价的。

    “他完全指望梅热维奇的评论使他的杂志变得有生气，”我补充说，“我离开他们时，他们的关系极为友好，心情也十分愉快。”

    别林斯基苦笑了一下。

    “那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您那位克拉耶夫斯基挺不错嘛！可是这位梅热维奇是个毫无才气的庸人，百分之百的笨蛋……梅热维奇什么事情都干不了，克拉耶夫斯基一定会另外找人，到时候您可以对他暗示一下，说我并不反对……当然啰，报酬要优厚一点；您写信告诉他，我有一篇论述闵采尔 4 的文章————您自然要多多美言几句，然后补上一句，说我打算把这篇文章给他的刊物……文章还没有写出来，不过，这没有关系。您要设法让我同他接近，而且要把这事儿办得巧妙一些……别告诉他我很穷，说不定他会利用这一点再压我一下。”

    我每次给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写信都要谈谈别林斯基和他的小组。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同时还跟卡特科夫建立了通信关系，卡特科夫曾通过我答应给刊物写一篇文章。从克拉耶夫斯基先生给我的最初几封信中便可以看出，梅热维奇的庸碌无能已经使他感到不安，我毫不怀疑，仅仅是出于个人的自尊心，他才不好直接给别林斯基写信。我便趁机写信给克拉耶夫斯基先生，直接告诉他，别林斯基表示愿意跟他合作，他不妨在自己的刊物上转载一下别林斯基评波列沃伊《祖国之子》的那篇极为出色的文章；别林斯基还有一篇论述闵采尔的文章，在莫斯科引起一片喝彩，这篇文章别林斯基也不反对寄给《祖国纪事》……

    作为对这封信的答复，我收到了他（六月二十日）的一封信。除其他内容以外，他在给我的信中还写道：

    “《莫斯科观察家》上评论《祖国之子》的文章将由《俄国荣军报文学副刊》予以转载（假如文章十分辛辣的话），标题是这样的：《〈莫斯科观察家〉对〈祖国之子〉的公正意见————同〈北方蜜蜂〉转载的〈祖国之子〉对〈祖国纪事〉的公正意见配对 5 》……

    “请求别林斯基惠赐论述闵采尔的文章，并对他未来的合作感到由衷的高兴。请代我向他深切致意， 并请问一问他：‘这种合作应该如何安排？在哪些方面合作？’等等。”

    我当即带着这封信去找别林斯基。这封信使别林斯基产生了非常良好的印象，他顿时高兴起来。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已经感到有必要借助这个乳臭未干的吹牛家 来支撑自己的刊物。别林斯基有可能离开莫斯科，并清偿自己的债务。他的生活可望出现一个转折。

    顺便说说，克拉耶夫斯基先生的信中还有这样一段附言：

    “看在上帝的分上，请问一问卡特科夫：他是怎么回事呀？直到现在还未把他的文章的结尾部分寄来！我已经就此事给他写过信————可他老是磨磨蹭蹭。唉，莫斯科啊！莫斯科！”

    最后这个感叹句使别林斯基觉得十分开心。

    “这话很对，”他说，“我们莫斯科人都是些优秀和聪明的人，可不知怎么干什么事情都这么懒懒散散。我们需要从小事做起————这才真正具有实际意义，这才是真正的工作……我们在口头上都是英雄，可是一干起实事来……”

    别林斯基只说了半句便挥了挥手，笑着重复道：“唉，莫斯科啊！莫斯科！”

    在我去喀山之前，即七月间，别林斯基迁往彼得堡的事已经决定下来。他接受了克拉耶夫斯基先生提出的条件：克拉耶夫斯基先生须在入秋之前预先寄给他一笔小小的款子，供他清偿债务和搬迁之用，并答应每年付给他三千五百卢布纸币，而别林斯基则承担《祖国纪事》评论专栏和书讯专栏的全部工作。我们决定等我从喀山回到莫斯科以后一起去彼得堡。

    我于十月初回到莫斯科。

    十月十日，我收到克拉耶夫斯基先生的一封信。下面是这封信的几段内容：

    “看在上帝的面上，您亲自出马向巴甫洛夫和波戈金说说，让他们迫使果戈理给《祖国纪事》写一篇文章。顺便说一件事，我本想在《俄国荣军报文学副刊》上发一条消息，说果戈理已经到了莫斯科，但普列特尼奥夫却对我说，他收到果戈理的一封信，请求他不要对任何人宣布他在莫斯科。茹科夫斯基曾经对我说过，果戈理一个月以后来彼得堡。他的文章我非要不可，要采取一切手段把它弄到手。我不给他亲自写信，因为这种事儿通过书信是办不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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