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彼利埃，教派问题并不怎么重要。信奉天主教的贵族把子女都送进了修会，所以在中学里几乎只剩下一群平民，他们与彼此都是表亲的新教徒比相当令人讨厌，受到明显针对我们的充满仇恨的感情激动。

    我说“我们”，因为我很快就与教友们结为一体了，他们都是与我叔叔婶婶过往的那些人的子女，我曾被介绍给他们的父母。其中有韦斯法尔夫妇、雷纳尔夫妇、卡斯特诺夫妇、巴兹尔夫妇，等等。他们彼此都是亲戚，都殷勤好客。并非所有教友都与我在一个班，但放学的时候大家都会走到一块儿。与我交往最多的是雷纳尔夫妇的两个儿子。他们都是天性开朗坦率的人，有点爱捉弄人，但绝对诚实。尽管如此，我与他们相处却感受不到太大的乐趣。不知道他们言谈中有什么讲究实际的因素，他们举止中有什么机智伶俐的因素，在他们面前我总羞涩地自我封闭起来。此时我的羞涩比过去严重多了，我变得郁郁寡欢，完全是出于无可奈何，才与同学们交往。同学们做游戏吵吵闹闹，我做游戏安安静静；我觉得自己温和，而他们表现得好斗。放学时他们不满足于打打闹闹，还一个劲地议论大炮、火药和“炸子”。幸好“炸子”这玩意儿，是我们在巴黎未曾见过的一项发明。一点雷汞，一点细砾石或沙子，用卷发纸一包，扔到人行道上一个行人的两腿之间，就会蓦地爆炸。雷纳尔两个儿子给的头几枚“炸子”，我一回到简陋的寓所，就赶紧放在脸盆里浸湿。他们的全部零花钱，都买了火药，把别人作为礼物送给他们的小铜炮或小钢炮填得满满的。这种东西的确让我魂飞魄散。这些爆炸物令我恼怒和厌恶。我真不明白，玩这类东西会有什么了不得的乐趣。他们组织对铅制玩具兵进行纵列连续射击。我也有铅制玩具兵，我也拿这些玩具玩，不过是将它们熔化掉。让玩具兵笔挺地立在一把铁铲上，伸进火里加热。你会看到它们突然从脚跟开始摇晃起来，扑倒在铲子上，不一会儿，从它们褪色的军服里逃逸出一道闪光，一个滚烫、赤条条的灵魂……下面再谈谈蒙彼利埃中学吧。

    阿尔萨斯学校的教学方法，较之于一般公立中学有所改进。这些改进显然是明智的，但对我而言，却变成了不利的因素。例如，在那里教学生大体像样地背诵诗歌，这就诱发了我天生的兴趣。而在公立中学（至少在蒙彼利埃中学），习惯于用没有抑扬顿挫的声音，不加区别地背诵诗歌或散文，背得越快越好，使课文不仅失去了全部吸引力，甚至失去了一切意义，变得空洞无物，让你都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学习这样的课文。再也无所谓丑陋，亦无所谓怪诞。你把课文背得烂熟也白搭，反正你稀里糊涂。轮到我背诵时（我竭力回忆当时背的什么东西），尽管有着像其他人一样背诵的良好愿望，我还是立刻感到无法屈从于他们那种背诵方式。他们那种方式太令我反感了。我便像在阿尔萨斯学校那样背诵起来。

    背了第一行，就全班目瞪口呆，是真正的丑闻所引起的目瞪口呆。继之是哄堂大笑，从阶梯的一头到另一头，整个阶梯教室从上到下，全班人个个笑得前仰后合。没有一个同学不笑，因为课堂上经常允许笑的。大家甚至停止了相互讥讽。这大笑不可抗拒，连纳多先生也禁不住笑起来了，至少是露出了微笑。这微笑使得大笑更肆无忌惮，更不可遏制。老师的微笑是对我明确无误的宣判。不知哪里来的那股顽强劲头，我居然把课文背完了。感谢上帝，这篇课文我理解透彻。这时，出乎我的意外而使全班同学惊愕不已的是，只听见纳多先生平静甚至庄严的声音，在大笑终于平静下来时喊道：

    “纪德，十分（这是最高分数）！这使你们觉得好笑是吗？那么，请听我忠告你们，先生们，你们大家都应该这样背诵。”

    我不知所措。这个表扬把我推到了所有同学的对立面，其后果再清楚不过了，就是全班同学都不再理我。突然的受宠，在同学们中肯定得不到谅解。纳多先生如果是想让我难堪，不大可能这样做。同学们都觉得我装腔作势，觉得我的背诵滑稽可笑，不是已经够了吗？使我彻底声誉扫地的，是同学们了解到纳多先生个别给我上课。而我跟纳多先生个别上课的原因是：

    阿尔萨斯学校有一项改革是拉丁文教学方面的。该校仅仅在六年级才开始教拉丁文，认为从六年级到中学毕业会考，它的学生拉丁文完全赶得上公立中学的学生。公立中学的学生从九年级开始，就结结巴巴背诵rosa，rosae(6)之类。阿尔萨斯学校的学生起步晚，但同时达到同样的水平。结果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不错。可是我是半路插进来起跑，处于不利地位。尽管纳多先生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教，我永远休想赶上那些已开始翻译维吉尔(7)的同学。我陷入了可怕的绝望。

    那次背诵愚蠢的成功和所落下的装腔作势的名声，激发了同学们对我的敌视。当初与我亲近的同学都弃我而去，其他同学见我失去了支持，就放肆起来。我遭到嘲笑、痛打和围攻，一跨出校门就受到折磨。不过折磨不是立即开始，那些当初是我的伙伴的同学，毕竟不能容忍人家在他们眼皮底下侮辱我。折磨总开始于街道的头一个拐角处。每天我总是胆战心惊地等待课程结束，一出教室门就悄悄地猛跑。幸好我家离学校不远。可是，他们还是埋伏在我经过的路上。我担心遭到伏击，便绕一个大弯。他们明白了，便不再埋伏，而开始追逐。这几乎称得上一场好玩的游戏。可是我感觉得到，他们对我这个可怜的猎物的憎恨，胜过他们对游戏的爱好。尤其有一个家伙，是一位包工头或马戏场经理的儿子，名叫洛佩兹、托佩兹或戈麦兹什么的，体形像田径运动员一样粗壮，年龄比我们之中任何人都大，以在班上名列倒数第一而盛气凌人。他那凶恶的目光，那紧贴在前额上垂得很低、被发蜡抹得油光发亮的头发，还有他那血红色的领结，现在仍清楚地呈现在我眼前。他指挥着那帮人，真想要我的命。有时我回到家时是一副非常可怜的样子，衣服被撕破，浑身泥巴，鼻子流血，上下牙直打架，人显得惊恐不安。可怜的母亲难过极了。后来我患了重病，才结束了这种折磨。家里请来医生，诊断我患了天花。得救啦！

    我得到很好的照顾，病情的恢复进展正常，就是说不久就可以下床了。可是，随着身体日渐康复，随着我又要被套上笼头那一刻的临近，一想起所吃的苦头，我就感到极度不安，陷入难以名状的恐慌之中。就是睡梦中，凶恶的戈麦兹也出现在我面前，领着他那帮人追得我气喘吁吁。我又一次感受到面颊与那只死猫接触令人恶心的感觉。那只死猫是他有一天从水沟里捞出来，故意用来蹭我的脸的；他蹭的时候，其他人抓住我的胳膊。我惊醒时浑身是汗，随即又陷入了恐惧之中，因为我想起了雷纳尔大夫对母亲说的话：再过一两天我就可以上学了。不过，我说这些绝不是想为随后发生的事辩解。天花痊愈之后，我得了神经官能症，其中有多少成分是作态，让精神病科医生去判定吧。

    事情大抵是这样开始的：我被允许起床的头一天，头有些晕，脚下发虚。卧床了三个星期，这是自然的。“如果这种头晕再严重一点，”我想，“可以想象会发生什么情况吗？也许可以想象吧：我会感到自己的头向后倒下去，膝盖向前跪下去（我处在从自己卧室通向母亲卧室的小走廊里），随后整个人突然向后倒下去。”“唔！”我对自己说，“何不就按想象的做呢？”这样想着，我已经感觉到完全按神经的支配行动，会尝到何等的放松和缓解！我向身后溜一眼，确保向后倒下去不会摔得太疼。

    我听见旁边房间里发出一声惊叫。是玛丽，她跑了过来。我知道母亲出去了。是剩下的些许羞耻心和怜悯，使我还没有在母亲面前这样做。不过，我会把一切向她和盘托出的。这次试验成功了，起初我几乎有些吃惊，但很快胆子大起来，变得头脑灵活，主意也显得更多了。我尝试做其他动作，有时装得断断续续，生硬突然；有时相反做得慢吞吞的，反反复复，颇有舞蹈的节奏。我变得十分内行，不久就掌握了丰富多彩的一整套动作：有的几乎只是在原地蹦跳；有的只需要从窗户到我的床之间那么一点空间，人挺立在那里，每次回转身就冲出去，刚好跳跃三下就成功了，整个过程差不多要一个钟头。最后还有一个动作是躺着做的，把被子掀开，一次又一次往空中踢脚，像日本杂耍演员那样做得有节奏。

    好多回我事后生自己的气，觉得自己没心没肺，居然在母亲面前演这种滑稽戏。但老实讲，如今看来，这样生气并没有充分的根据。这些动作，就算我是自觉做的，但几乎都不是出自主观意愿，就是说我几乎是情不自禁的。只不过，完成这些动作，我感到如释重负。很久以后，每当神经官能症发作时，唉！我多少次惋惜自己不再是蹦蹦跳跳的年龄了……

    这种古怪的病刚开始有所表现时，请来的雷纳尔大夫叫母亲放心，说是神经问题，仅仅是神经问题。可是我还是乱蹦乱跳，他觉得有必要请两个同事来会诊。不知怎么安排的，也不知为什么，会诊是在奈韦旅店(8)的一个房间里进行的。那里共有三位医生：雷纳尔、托龙和布瓦西埃。布瓦西埃是拉马陆温泉浴场的大夫。问题就是要不要把我送到这个温泉浴场去。母亲不声不响地在一旁看着。

    事态的发展令我有点心悸。三位老先生有两位留着白胡子。他们翻来覆去给我听诊，然后一起小声议论。他们会戳穿我吗？他们之中的托龙先生神情严肃地说：

    “重重打一顿屁股，太太，对这孩子这不会不合适吧？”

    不，他们越检查，似乎越觉得我的病是真的。总而言之，对于我自己的情况，能否说我比这些先生了解得更清楚？我自以为蒙骗了他们，其实也许是蒙骗了自己。

    会诊结束了。

    我穿上衣服。托龙慈祥地弯下腰想帮助我，布瓦西埃立刻制止他。我发现他向托龙做了个不易觉察的暗示，递了一个眼色。我注意到一种狡黠的目光盯住我，观察我，在我不留意的时候观察我，在我扣上衣纽扣时，密切注意我的手指的动作。“和这个小老头在一起，”我想，“如果他陪我去拉马陆，那可得小心提防他。”我不动声色，手指在纽扣间磕磕碰碰，这使他又皱起了眉头。

    有一个人没把我的病当回事，这个人是我舅舅。我还不知道他对任何人的病都不当回事，所以有些恼火。我非常恼火，决心大装特装，战胜他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唉！多么可悲的回忆！如果我愿意省略什么，就会跳过去不谈这件事了————我当时在沙勒-雷外克街那座房子的前厅里，舅舅刚从书房里出来。我知道他还要经过这里的，便钻到一张蜗形脚桌子底下。当他回来时，我起初等了片刻，看他能否自己发现我。前厅很大，舅舅走得慢，手里拿着报纸边走边看，再过片刻他就会走过去了……我动了动，发出一声呻吟，舅舅停住脚步，摘下单片眼镜，打报纸上方冲我说：

    “喂！你在底下搞什么名堂？”

    我浑身颤栗抽动，缩成一团，假装抑制不住地抽噎，答道：

    “我感到难受。”

    可是，我立刻意识到这一着彻底失败了；舅舅把单片眼镜架回鼻梁上，头又埋在了报纸里，踱回了他的书房，非常平静地将门砰的一声关上。啊，真丢人！我还能做什么呢，只好站起来，掸掉衣服上的灰尘，心里恨舅舅————我对他真是恨透了。

    风湿病患者都在下拉马陆逗留。那里的温泉疗养站旁边有一座小镇，即一个赌场和一些商店。位于上游四公里的上拉马陆或旧拉马陆，即运动失调患者疗养的拉马陆，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片荒野。只有一个温泉疗养站，一家旅店，一座小教堂和三座别墅，其中一座是布瓦西埃大夫的。就这些，而且温泉疗养站看不见，隐蔽在一条山沟的断层之下。山沟突然切断旅馆的花园，在树荫丛中悄无声息地向河流去。在我当时那种年龄的孩子眼里，最近的美景美不胜收，仿佛目光短浅，对远处的景色不感兴趣；我们喜欢细节胜于喜欢整体，喜欢隐蔽的、在前进中发现的地方胜于展现在眼前的地方。

    我们刚到。在妈妈和玛丽忙于解开行李时，我溜到外边，跑进花园，钻进了那条狭窄的山沟。在页状岩峭壁上方，高大而弯腰的树形成一条拱顶；一条水雾缭绕的小溪穿过温泉疗养站，在我脚下的小径旁低吟浅唱。溪底有厚厚的絮状红锈，令我惊愕不已。为了夸张地表示自己欣喜若狂的心情，记得我当时一边往前走，一边向东方伸开双臂，就像自己所珍爱的《一千零一夜》里的一个人物，即辛巴达(9)在宝石谷所做的一样。山沟汇入河流，河流在这个地方拐了一个弯，湍急的河水撞在页状岩悬崖上，将崖壁冲刷出一个深深的凹形；旅店花园荒芜的边缘，好似给悬崖顶部镶了一条边。浆果、冬青、紫杉、岩蔷薇、野草莓，还有酒神巴克科斯的女祭司喜欢的菝葜，从一棵灌木爬向另一棵灌木，然后像头发似的飘拂着垂在水面上的空中。清澈的河水使含铁质的温泉顿时冷却。成群的鱼在崖壁上落下的片状石堆间嬉戏。崖壁在下游稍远处渐渐变得低矮，河水变得更深，流得更缓慢。上游的河床更狭窄，河水汹涌奔腾，其间有漩涡、湍流、瀑布、清澈得令人心胸如洗的深潭。有些地方，突出的崖壁阻塞路径，所以每相隔一定距离有块大石板，让人踏着过河。猛然间，两边的崖壁相互靠拢，行人就不得不离开水边，离开阴凉，攀爬而上。悬崖顶部的土地上，有被烈日晒得蔫萎的植物。远处头几个山坡上，绵延着辽阔的森林，尽是百年古栗树。

    上拉马陆的浴池，据说似乎可追溯到古罗马时代。它至少显得原始，这倒正是我喜欢它的地方。浴池小小的，但这不要紧，因为有规定，泡浴者要一动不动待在水里，让碳酸起作用。那水是不透明的铁锈色，并不很热，人钻到水里，起初会感到有点打寒战。如果待着不动，不一会儿就有许多小小的气泡来逗弄你，站在你肌肤上，给你一种刺激，使清凉的水平添了一种烧灼感；铁也在起作用，或者在某些微量元素配合下，一齐发挥作用。这一切加在一起，就产生异乎寻常的治疗效果。你从浴池里出来时，会感到皮肤发烫，骨头发凉。屋里熊熊燃烧着一堆葡萄藤火，老安托万还在把火拨得更旺，把我的长睡衣放在火边烤热。不一会儿，大家就去睡觉，经过一条长长的走廊，回到旅店，回到自己床上。那床我们不在期间，已用一个“和尚”焐暖了————当地人这样叫烘炉，它有一个巧妙的托被架托起铺开的被子。

    在初次温泉治疗后，大夫们经过会诊承认，拉马陆对我有好处（对，在奈韦旅馆进行的显然就是这次会诊），并且下结论说，秋天让我再来进行一次温泉治疗是适宜的。这正好满足了我的全部愿望。在这期间我被送到杰拉尔梅接受冲洗疗法。

    在这里我放弃抄录过去所写的那些文字。在那些文字里我首先记述了杰拉尔梅、它的森林、峡谷、茅舍和我在那里过的闲逸生活。它们没有提供什么新东西。我急于最终跨出童年的蒙昧。

    经过十个月疗养，母亲把我带回巴黎，重新送进阿尔萨斯学校。过去的习惯消失得无影无踪，半个月来我的神经错乱的一系列表现都没有了，只增加了一个头痛的毛病。这种毛病更不易被人觉察，因而在课堂上更适用。我从二十六岁起，甚至更早些，这个头痛的毛病就完全消失了。而后我对之作了严厉的判决，指控其若不是完全假装的，至少是严重夸大了。可是现在，这种毛病重新出现了，我认得这种毛病，四十六岁时患的与十三岁时患的完全一样。我承认这个给我的努力泼了一盆冷水。事实上我并不懒惰。当我听到舅舅说下面这句话时，我衷心为他鼓掌：

    “安德烈永远热爱工作。”他说。

    可是，也是舅舅称我是“没有长性的人”。事实上我很难强制自己。所谓顽强勤勉地工作，在这种年龄，我就只能靠反反复复不太费劲的努力，因为每次努力都不能持久。我会突然感到疲劳，头脑的疲劳，像断了电似的，在偏头疼停止之后仍感到疲劳，或者确切地讲，疲劳取代偏头疼，持续数天，数周，数月。除了这一切之外，当时我对课堂上所做的一切，对课堂本身、上课和考试制度、会考，甚至课间休息，对慢慢吞吞、平平淡淡、死气沉沉的生活，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厌恶。头疼的毛病总是来得很及时，这是肯定无疑的，但很难说多大程度是我假装的。

    我们当时请过的大夫布鲁阿代尔，此时已经很有名，母亲不敢再请他，不知是什么自卑感支配着她。这种自卑感肯定遗传给了我，使我在来访的人面前呆头呆脑。与取代布鲁阿代尔的李扎尔先生打交道，根本不必存这类担心。你尽可放心，名气与李扎尔先生绝对无缘，因为他没有任何机遇。他是一个温厚而傻乎乎的人，头发金黄，声音柔和，目光亲切，表面上不会伤害他人。但是，一个傻瓜比什么人都可怕。怎能原谅他开的处方和规定的治疗方法呢？每当我感到或声称情绪烦躁，他就开溴化物；每当我睡不着觉，他就开氯醛。给一个大脑刚刚发育全的孩子开这种药！后来我的记忆力和意志力的衰退，该统统归咎于他。如果可以和死人打官司，我一定会起诉他。每每回忆起这些事，我就怒火中烧。几个星期间，每晚半杯氯醛溶液（我还可以随意服用那满满的一小瓶水合物晶体，爱用多大剂量就用多大剂量）。我要说的是，那瓶氯醛搁就在我的床头，等待着失眠的意愿哩。在数周数月间，每当我坐下就餐时，我的餐盘旁边总搁着一瓶拉罗兹果子露————发苦的橙子皮水加溴化钾。我不得不小口地喝，每餐饭必须喝一勺，后来增加到两勺，又增加到三勺————不是咖啡匙，而是汤勺。然后按三段式节奏重新开始治疗，一直持续、持续下去，没有任何理由中断，直到我这个天真无邪的病人完全变迟钝为止。因为这果子露味道挺好。至今我还没弄明白，我是怎样得以死里逃生的。

    魔鬼显然在窥伺我。我被黑暗重重包围，没有任何迹象让我揣测何处可接触一线光明。这时出现了天使的干预，目的是将我从魔鬼手里救出来。表面上看这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但对我一生之重要，相当于历次革命之于历代帝国；是一出没有演完的戏的头一场。

    * * *

    (1)　司各特（Walter Scott，1771——1832），英国小说家，被公认为历史小说首创者。

    (2)　昔时越南北部地区名。越南过去是法国的殖民地。

    (3)　基佐（Guizot，1787——1874），法国政治家、历史学家，路易·菲力普治下任大臣，是梯也尔的政敌。

    (4)　卡斯特诺（Castelnau，1851——1944），法国将军。

    (5)　拉伯雷（Rabelais，1483——1553），法国作家，《巨人传》的作者。

    (6)　拉丁文，意为玫瑰。

    (7)　维吉尔（Virgile，前70——19），古罗马最伟大的诗人，代表作为民族史诗《埃涅阿斯纪》，其诗歌对欧洲文艺复兴和古典主义文学产生过重大影响。

    (8)　经过认真回忆，我想这次会诊应该是在我在拉马陆两次逗留之间，这就说明我们为什么在旅店里。————作者原注

    (9)　辛巴达（Sindbad），《一千零一夜》中人物，他叙述了自己七次远航历险的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