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大概将近元旦的时候。我们又到了鲁昂，不仅因为正是假期，也因为经过一个月的试读，我又离开了阿尔萨斯学校。母亲只好把我当病号对待，认可我只靠侥幸学点什么算什么。这就是说，我的学习又一次长期中止了。

    我食欲不振，睡眠不好。舅妈对我关怀备至，每天早晨让阿黛尔或维克多到我房间来生上火。我睡醒很久还懒得起床，谛听着柴火燃得噼啪作响，向挡火板迸射不烫人的火花。在从上到下充溢着整个家庭的舒适氛围中，我感到自己的麻木不仁消融了。现在我仿佛还看见自己待在母亲和舅妈身边，待在那间既亲切又庄严的大餐厅里。餐厅四角的壁龛里，陈列着代表四季的洁白雕像。这些雕像按照文艺复兴时期的审美情趣，雕刻得庄严而又放荡。它们的底座都做得像酒菜台子（代表冬天那尊的底座像碗碟加热器）。

    色拉菲娜专门为我做一些小碟白菜。可是面对那些菜，我一点胃口也没有。

    “看见了吧，亲爱的朋友，”母亲说，“要让他吃饭麻烦得很呢。”

    舅妈说：“朱丽叶特，你觉得牡蛎对他也不会有一点吸引力吗？”

    母亲答道：“不会有的。你心肠太好啦……不过，不妨试试。”

    然而，我保证不是故意挑食。我对任何食物都没有胃口，上餐桌如同赴刑场。要费好大劲才吞咽几口东西。母亲恳求，呵斥，威胁，几乎每餐饭都在泪水中结束。但这些并非我要着重讲述的。

    在鲁昂，我又见到了表姐妹们。我说过，我身上种种小孩子的兴趣，怎样使我更接近苏珊娜和路易丝。可是甚至连这个也不完全确切。也许我更经常与她们两个一起玩，但这是因为她们两个更愿意与我一起玩。我更喜欢爱玛妞，她越长大我越喜欢。我也在一天天长大，但这不是一回事。在爱玛妞面前我装出一本正经也无济于事，总感到自己仍是小孩子，而感到她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她温柔的目光流露出忧郁；那忧郁我揣测不透，所以更加吸引我。甚至爱玛妞心情是否忧郁我也不确切知道，因为她从来不谈她自己。她那种忧郁不是别的孩子琢磨得透的。我生活在这位表姐身边，已经意识到我们有着一致的兴趣和思想，衷心想使这种一致更密切、更彻底。我想，她为此感到开心。例如当我们一块儿在克罗斯纳街吃饭用餐后甜食时，她故意不让我吃我喜爱吃的东西，办法是她首先不吃她喜爱吃的东西，因为她知道只有她吃了的东西我才会碰。这一切都显得孩子气，是吧？————可是，唉！后来发生的一切就太缺乏孩子气了！

    使我的女友过早成熟的秘而不宣的忧郁，我不是慢慢发现的，像通常发现一个心灵的秘密那样。这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世界，突然彻底暴露在我面前，我突然向这个世界睁开了双眼，犹如天生的盲童摸了救世主，双眼突然睁开了一样。

    我傍晚时分离开表姐妹们，回到克罗斯纳街。我想妈妈正等着我回去，可是家里没有人。我犹豫片刻，决定返回乐卡街。我觉得这挺有意思，因为我是出其不意返回去的。我思想上已流露出这种幼稚的欲望，让自己不熟悉的空间和时间充满神秘。我十分关心在自己背后发生的事情，有时甚至觉得，如果回头敏捷，准能发现匪夷所思的情形。

    我在非正常时间来到乐卡街，想给人家一个意外，却在这天晚上，我窥探秘密的兴趣如愿以偿。

    刚到门口，我就觉察到情况异常。与平常相反，大门没有关，不需要按门铃，我便悄悄溜进去。舅妈身边的使女阿丽丝这个讨厌的女人，突然从门厅的门后钻出来————她显然埋伏在那里————粗声粗气地问道：

    “怎么，是你！这个时候还来干什么？”

    显然我不是人家等待的人。

    我不理会她径直往里走。

    底层是舅舅艾弥尔的书房，又小又暗，弥漫着雪茄烟味。他经常将自己反锁在里面，一锁就是半天，挂在心上的远远不是他的业务，而是种种烦恼，每次出来时总显得十分苍老。最近这段时间，舅舅的确老了许多。这一点说不清是不是我自己注意到的，但听见母亲对舅妈吕茜尔说：“这可怜的艾弥尔变化真大！”我立刻发现舅舅前额上布满了皱纹，目光惴惴不安，有时现出心力交瘁的神色。这天，舅舅不在鲁昂。

    我悄无声息地爬上黑乎乎的楼梯。孩子们的卧室全在最上面一层楼，下面一层是舅妈的卧室和舅舅的卧室。二层是餐厅和客厅。我经过餐厅和客厅前面，准备一个箭步冲过第三层，可是舅妈的卧室门完全敞开着，里面灯光通明，连楼梯口平台也照亮了。我只匆匆往卧室里溜一眼，瞥见舅妈面无血色地躺在一张沙发上；苏珊娜和路易丝坐在她身边，弯着腰打扇子，好像还给她闻盐。没看见爱玛妞，或者更确切地说，本能告诉我爱玛妞不可能在这里。我怕被看见和被叫住，很快经过了门口。

    我先要从爱玛妞两个妹妹的卧室前面经过。这两间卧室里黑乎乎的，引导我向前走的唯一亮光，是两个还没拉上窗帘的窗户透进的一点微弱光线。我到了我女朋友的门前，轻轻敲了两下，没有回应，正要再敲，门开了，原来是虚掩着的。这间卧室里更黑。床占住了紧里的一面。我背对着床，起初没有发现爱玛妞，因为她跪在地上。我以为房里没有人，正要退走，却听见她说道：

    “你为什么要来？你不应该再来的……”

    她没有站起来。我没有立刻明白她正伤心，只是感到她的热泪落在我面颊上，我双眼才突然睁开了。

    在这里我根本不想讲述她伤心的细节，不想讲述那使她痛苦的该死的秘密故事，况且这故事当时我基本上不清楚。现在想来，对一个纯洁无邪，心里只装有爱和亲情的女孩子来讲，最残酷的事情，莫过于要她对自己的母亲做出评价，谴责自己母亲的行为。更使她痛苦的是，那个秘密，她不知怎么发现的、已给她造成伤害的秘密，她必须独自藏在心里，还要瞒着她所尊敬的父亲。这个秘密全城人议论纷纷，用人们当作笑柄，只有她两个天真无邪、无忧无虑的妹妹蒙在鼓里。不，这一切我只是后来才知道的，但是我感到，在这个我已十分钟爱的少女心里，藏着一个巨大的、无法忍受的痛苦；这痛苦我凭着满腔的爱，一辈子都无法为她消除。此外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到此时为止，我只是盲目地游荡，这时突然发现了自己新的人生方向。

    表面上什么也没改变。我会像前面一样，继续记述我曾经关注的一些琐事。变化只有这样一点：我不再全心全意关注这些事，把自己命运的奥秘深深藏在心里。我的命运如果不那样横遭非议，历尽坎坷，我就不会写这本回忆录了。

    我们是在蓝色海岸过完了这个冬天。安娜陪伴我们。一个恼人的心血来潮的主意，使我们先在耶尔停留。那里通往乡村的路很难走，而大海我们本来以为离得很近，却隔着一块块菜地，像海市蜃楼令人泄气地出现在远处。看来在这儿逗留不会有什么乐趣，而且我和安娜都病了。一位姓名我要明天才想得起来的儿科大夫，让我母亲相信，我的一切不适，无论神经方面还是其他方面的，都是胃肠道气体引起的。他给我听诊，发现我的腹腔里有令人担心的空穴，容易胀气。他甚至武断地指出形成致病气体的肠结在什么地方，嘱咐我去他卖绷带的表哥店里买一条外科矫形腰带系上，以防治腹胀。记得那条可笑的腰带我系了一段时间，使得我做什么动作都不方便，尤其勒得腹部极难受，因为我瘦得像颗螺丝钉。

    耶尔的棕榈树与开花的桉树不能同日而语，开花的桉树能使我重新振作起来。看到第一棵桉树，我心里一阵激动。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必须跑去把这件事告诉母亲和安娜。我连一根小小的树枝都没带回来，因此没法描述那繁花满枝的情形。我停都没停一下，就拉了安娜跑到那棵稀奇的树下。安娜说道：

    “这是一棵桉树，从澳大利亚引进的一个树种。”她让我观察叶子的形态、枝叶的排列和树皮的早脱性。

    驶过一辆四轮运货马车。一个小男孩高高地坐在收集来的麻袋上，扔给我一根开满那种奇异花朵的树枝。我迫不及待地观察起来：花蕾呈青灰色，上面覆盖着一层含树脂的叶霜，形状像一个小小的香料匣，看上去还以为是颗种子，只是颜色比种子鲜艳。香料匣的盖子蓦地打开了，是被涌动的雄蕊掀开的，落在地上。释放出的雄蕊排列成圆环形。在那一堆锋利、椭圆的落叶之中，这种没有花瓣的白花，远远看去像朵海葵。

    头一回遇到桉树，又在通往科斯特贝尔的路旁树篱里发现一棵兜帽状海芋，这是此次乡间小住期间发生的两件大事。

    我们在耶尔待得不耐烦了。妈妈看到我们失望的样子，不知所措，跑到埃斯特尔以外的地方去探察，回来时兴奋不已，第二天就带我们去戛纳。我们下榻在火车站附近，即这个城市最有意思的一个小区。虽然住的旅馆档次很低，但戛纳还是给我留下了令人着迷的回忆。在格拉斯那个方向，当时还没有兴建任何旅馆或别墅。戛纳公路蜿蜒于油橄榄树林里。那里是这座城市的最边缘，再往外就是乡村了。橄榄树林里，水仙、银莲花、郁金香十分繁茂，越是僻静之处越繁茂。

    但是，我特别欣赏的是另一类植物，即海底植物，每周可以观察一两次，那是当玛丽带我去雷其岛上漫步的时候。我们喜欢圣玛格丽特码头，离开码头不要走多远，就可以看到一些激浪拍岸的深水小湾，这些小湾由于岩石的风蚀，被分割成许多深潭。在那里的水底，贝壳、水藻，石珊瑚，五光十色，呈现一种东方式的华美，头一眼就令人惊喜莫名。过路人其实什么也没看清，只留下了头一眼的印象。我只要在那里静立片刻，像纳喀索斯俯身望着水面，就会看到被我的接近惊逃的无数小生物，从千百个石洞、千百个凹穴里钻出来。一切都开始呼吸，颤动起来了，连岩石也仿佛有了生命。人们以为没有生命的东西，仿佛全都羞答答地蠕动起来；一些半透明、奇形怪状、形态荒诞的生物，从水藻之间钻出来。水里充满生物，连海底有些地方浅色的沙子也显得动荡不宁。在一些深色的管状物————我们疑为灯芯草茎的两端，只见一片薄薄的花瓣，看去还有点怯生生的，但轻轻地，一抖一抖地绽放开来。

    玛丽在不远处看书或打毛线，我呢就这样成小时地伫立在那里，不顾太阳照射，不知疲倦地观察一只海胆慢悠悠地转着圈儿刨洞穴，观察一条章鱼颜色的变化、一只海葵摸索的移动，观察一些生物的捕猎、追逐和潜伏，以及许许多多神秘莫测、惨不忍睹的现象。我从目瞪口呆的状态清醒过来后，往往依然如痴似醉，以至于头痛欲裂。这怎么还谈得上学习呢？

    整个冬天，不记得我翻开过一本书，写过一封信，学过一篇课文。我的思想和身体一样，处于休假状态。现在想来，母亲本来可以利用这段时间，让我学点英语什么的。可是，英语向来是我父母的一种保留语言，他们专门用英语在我面前说一些我不明白的事情。再说，玛丽教了我一些德语，我运用起来显得非常笨拙。因此在让我学英语的问题上，他们认为应该谨慎从事，不要进一步让我为难。客厅里有架钢琴，虽然是一架不怎么样的琴，但我每天稍稍练习弹琴还是可以的。可是，唉！不是有人叮嘱母亲，切忌让我干任何费精神力气的事情吗？我和儒尔丹一样，狂热地梦想成为钢琴演奏能手。那时稍做努力，今天说不定我已经是了呢。

    初春回到巴黎，妈妈便着手找一套新公寓，因为大家都认为，土尔隆街那套房子已不适合我们去住。显然————我想到蒙彼利埃那套脏兮兮的房子给我留下的回忆————爸爸的去世导致了我们破产。土尔隆街那套房子，对我们娘儿两个来讲，无论如何都太大了。谁能知道母亲和我将满足于一套什么样的房子呢？

    我的担忧并没持续多久。很快我就听见德马勒斯特舅妈和母亲一起讨论租金、小区和楼层等问题了，看来我们的生活根本没有即将紧缩的迹象。爸爸去世后，姑妈克莱尔取得了对妈妈的支配地位（她比妈妈年纪大得多）。她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将嘴一噘，不容置辩地对母亲说：

    “是的，楼层问题还可以将就，咱们可以接受爬楼梯。可是另外一点，那可不行，朱丽叶特，我甚至要说：‘绝对不行’。”她伸出手掌，干脆而断然地往斜里一劈，就中止了讨论。

    这“另外一点”，是指能通车辆的大门。在一个孩子思想上可能会觉得，既然我们很少接待客人，我们自己出入根本不坐车，要能通车辆的大门干什么，有也不需要开。可是，作为孩子我没有发言权。再说，还有什么好反驳的呢，既然姑妈说：

    “这不是方便问题，而是体面问题。”

    见母亲沉默不语，她用更缓和、更恳切的语气说：

    “为了你自己，为了你儿子，都必须这样。”

    她说罢又连忙补充一句：

    “再说问题显而易见，你如果没有可通车辆的大门，我可以事先告诉你哪些人不会再来看你。”

    她立刻数起来，数得母亲都有点发抖了。母亲看一眼这位姐姐，露出略带凄凉的笑容，说道：

    “你呢，克莱尔，也会拒绝来看我吗？”

    听到这句问话，姑妈重新拿起毛线活儿，闭上嘴一声不吭。

    这类谈话只有当阿尔贝不在场时才会进行。阿尔贝肯定会失礼。但母亲因为记得自己也曾经有着好批评的思想，所以很想听听他的意见。姑妈则宁可不让他发表意见。

    最后选中的新公寓，明显比原来那套更宽敞，更漂亮，更宜人，更豪华。关于这套公寓，且留到后面再来描述。

    离开土尔隆街那套房子之前，我最后一次审视了与这套房子有关的整个过去，重新阅读了我所写的与这套房子有关的事情，觉得我似乎把我那迟迟不能摆脱蒙昧状态的童年，描写得太灰暗了，就是说，对于那曾一时震撼我的愚钝的两道闪电，两次不寻常的发抖，我不善于谈论。假如我能更早地谈论，在必要的地方谈论，以便尊重编年的顺序，那么那个秋夜在乐卡街，我的整个身心与看不见的现实接触所产生的骚动，也许能够更好地得到解释。

    头一道闪电把我带回到遥远的过去。我想确切地说哪一年，但我仅仅说出是当时家父还在世。我们围坐在餐桌边，安娜和我们一块吃中饭。父母神情悲哀，因为上午他们获悉了一个四岁小男孩夭折的消息，那小男孩是我们一位表亲维德梅的儿子。这消息我还不知道，但听到母亲对安娜说的几句话，我就明白了。小艾弥尔·维德梅我只见过两三次，对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感。可是我迟迟不知道他死了，这时悲伤骤然像海潮般涌向我的心头。母亲抱起我坐在她的膝头上，千方百计让我平静下来，不要哭，说我们每个人终归都要死的，小艾弥尔已升入天国，再也不会有眼泪和痛苦。总之，母爱所能想象的一切安慰人的话母亲都说了。但无济于事，因为确切地讲，令我掉泪的，并不是这位小表兄的夭折，而是一种难以言状、无法向母亲讲清楚的恐慌。这不奇怪，就是现在我也无法讲得更清楚。在某些人看来，这也许非常可笑吧。但我要说，后来读到叔本华(1)的某些篇章，我似乎突然辨别出了这种恐慌。的确是这样，要想理解……(2)在这里我不由自主、情不自禁提及的，是在我的记忆里我听到这个死讯后，平生头一次发抖的情形。

    第二次发抖更加离奇。那是几年后，家父过世不久，即我大概十一岁的时候。事情还是发生在餐桌旁，是一次吃午饭的时候。但这次只有母亲和我两个人在场。这天上午我上了学。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也许什么也没发生……那么，为什么我突然全身瘫软，扑倒在母亲怀里，呜咽，抽搐？我是否再次感受到那种难以言状的恐慌，刚刚听到小表兄的死讯时那种恐慌？仿佛一个寻常而又神秘的内心之海的特殊闸门，突然打开了，滚滚波浪涌进我的心里。我恐慌胜于悲伤。可是，这怎么向母亲解释呢？母亲透过我的呜咽，仅仅隐约分辨出我绝望地不断重复的这句含糊不清的话：

    “我与其他人不一样！我与其他人不一样！”

    还有两件与土尔隆那套房子有关的事，要在搬家之前赶紧谈一谈。作为新年礼物，我索要特罗斯特那本厚厚的化学书。吕茜尔舅妈送给了我。起初我向克莱尔姑妈要过，但她觉得送我一本课本作为新年礼物未免可笑。可是，我嚷嚷得厉害，其他任何书都不如这本书让我喜欢，吕茜尔舅妈只好应承下来。舅妈吕茜尔为人随和，她考虑的不是自己的兴趣，而是我的兴趣，只要我高兴就行。同样多亏了她，几年后我获得了圣勃夫的《星期一》文集，后来又得到了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不过，我还是回过头来谈谈化学吧。

    当时我不到十三岁，但我敢肯定，没有任何一个学生，像我这样积极钻研特罗斯特这本书。诚然不消说，我阅读这本书的兴趣，部分地应是来自我打算做的试验。母亲同意把配膳室给我做试验用。这个房间位于我们土尔隆街那套房子的尽头，与我的卧室紧邻。我在里面养了几只柏柏里猪，把小酒精炉、长颈瓶和仪器都安放在里面。母亲又一次令我赞赏不已：她放手让我做试验，这或许因为她不知道墙壁、地板和我本人所冒的危险，或许因为她认为冒点险值得，如果想让我学到东西的话。她每周给我一笔数额相当可观的钱，我拿到钱立刻去索邦广场或老剧院街买试管、曲颈瓶、烧瓶、盐、非金属、金属，还有各种酸，其中有些酸人家居然也同意卖给我，现在想来都感到惊讶。不过，卖给我东西的店伙计，也许把我当成了一般送货上门的人。一天上午，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我制造氢气的容器在我鼻子底下爆炸了。记得那是用一个玻璃灯罩做“化学口琴”试验……氢气的制造非常成功，我把释放氢气的细长管子固定住，准备点燃氢气，一只手抓着火柴，一只手拿着玻璃灯罩，试图让火焰在玻璃灯罩里面歌唱。可是，我还没有将火柴靠近，窜进仪器里的火焰就把灯罩、管子连同塞子都崩掉了。听到爆炸声，几只柏柏里猪都罕见地蹦跳起来，撞掉我手里的玻璃灯罩。我胆战心惊地想到，如果容器口塞得更紧，它肯定会贴近我的面部爆炸。所以自此之后，我与气体打交道总是小心翼翼。从这天起，对化学我另眼相看了，用蓝铅笔标明性能稳定的物质，即打起交道来能获得乐趣的物质，而把性能可疑或可怕的物质，用红铅笔标出来。

    前不久偶然翻开甥女们的一本化学课本，里面找不到任何我熟悉的东西，一切全变了，包括公式、定理和物质分类，以及物质的名称，它们在书里的位置甚至它们的特性……我原来以为它们会永远不变呢！甥女们看到我不知所措的样子，挺开心，而我在不平静的心境中，隐隐感到忧伤，恰如遇到几位老朋友，原本你以为他们会永远是小伙子，现在却都成了父亲。

    另一件往事是与阿尔贝·德马勒斯特的一次谈话。我们住在巴黎时，他和他母亲每周来我们家吃一次晚饭。晚餐后，姑妈克莱尔与母亲一块打牌或玩掷骰子跳棋什么的。阿尔贝和我一般是坐下来弹钢琴。但这天晚上，聊天压倒了音乐。不记得我在餐桌上说过什么话，阿尔贝居然觉得非给我提个醒不可。但当着其他人的面，他什么也没表示，等到大家用完餐离了席，他才把我拉到一旁……

    当时我对阿尔贝抱有一种崇敬之情。我说过我平常怀着怎样的心情，如饥似渴听他说话，尤其当他所说的话悖逆我天生的爱好时。这是因为，他所说的话悖逆我天生爱好的情况很罕见，我觉得他平时总是很认真地理解我的言行，而这些言行恰恰是母亲和家里其他人最不能理解的。阿尔贝个子高大，体格强壮，性情温和。他的任何一句话都难以形容地令我开心，因为他说的都是我根本不敢说，甚至连想都不敢想的话。只要听见他的声音我就很高兴。我知道，所有体育运动他都是优胜者，例如游泳，尤其是划船。除了迷恋新鲜空气，追求体格的健美发展，现在他又全身心地迷上了绘画、音乐和诗歌。不过这天晚上，我们所聊的与这一切都无关。这天晚上，阿尔贝向我解释什么是祖国。

    诚然，关于这个问题，还有许多东西我需要了解，因为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他们虽然都是忠诚的法国人，但都没有就我们的国土和思想的疆界，向我灌输非常明确的感情。他们自己是否有非常明确的感情，我也不能肯定。由于天生的气质，我像父亲一样，倾向于重视观念胜于重视现实。在这方面，我从十三岁起，就像一个观念学者又像一个孩子、一个傻瓜一样进行思考。晚餐席上我大概说过：“在七十年代我如果是法兰西，肯定不会自卫，”或者类似的蠢话；再说，凡是与军事有关的一切，都使我胆战心惊。正是这一点，阿尔贝觉得有必要提醒我。

    他提醒我这一点，既没有责备，也没有豪言壮语，只是向我讲述了法国遭到入侵以及他当兵的种种回忆。他对我说，他像我一样憎恶挑衅的势力，但正因为如此，他热爱捍卫（祖国）的力量；战士的出色之处，不是他们保卫自己，而是他们保护他们认为受到威胁的弱者。阿尔贝说着说着，声音变得严肃而颤抖起来：

    “那么，你认为人们可以无动于衷地任凭别人侮辱自己的父母，强奸自己的姐妹，劫掠自己的财产吗？”他眼前肯定浮现了战争的景象，因为我看见他眼睛里噙满了泪水，尽管他的脸处在黑暗之中。他坐在一张扶手椅里，就在我父亲那张大书桌的旁边。我呢高高地坐在书桌上，两条腿晃动着，听了他的话，因为自己坐得比他高，而更感到有点不好意思。房间的另一头，姑妈与母亲在争论什么或玩纸牌，安娜这天晚上也过来吃饭，与她们待在一起。阿尔贝说话时声音很低，那两位太太听不见。他说完了，我一言不发，双手握住他的大手。他讲的道理令我信服，他崇高的心灵更令我激动。他这些话，至少后来，当我受到更良好的教育，能够理解时，肯定重温过的。

    想到要搬家，我就兴奋不已，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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