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爱玛妞仅大我两岁，苏珊娜也大不了多少，路易丝则是紧接着我出生的。至于爱德华和乔治，大家统称为“男孩子”，仿佛是为将两个人一下打发掉。他们几乎还可以忽略不计，因为他们刚刚离开摇篮。爱玛妞照我看太过文静。我们的游戏一旦变得“不诚实”，甚或变得吵闹时，她就退出，一个人捧本书去看，像开了小差，任怎么喊她也听不见，外部世界对她而言不再存在，她失去了地点的概念，甚至会突然从椅子上摔下来。她从来不与人争什么，她那一轮或她那个位置或她那一份让给别人，在她看来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她总是心甘情愿、笑嘻嘻地相让。简直让人怀疑，她这样做，多半是因为兴趣问题，而并非因为人品好，不让给别人，反而意味着要强制自己去做某种事了。

    苏珊娜性格泼辣，凡事说做就做，不假思索，任何游戏只要有她到场，立刻热火朝天。我最喜欢和她一起玩。我也喜欢和路易丝一起玩，在她不赌气的时候。与两个姐姐相比较，她性情上变化无常，焦躁不安。

    是否有必要谈谈我们的游戏呢？我想，我们的游戏与同龄的其他孩子们的游戏没有多大区别，也许除了我们投入的那份热情吧。

    舅舅和舅妈与他们的五个孩子住在乐卡街。那是一条阴暗的乡村街道，没有商店，没有一点热闹景象，没有特色，没有娱乐。它在通到景象更加凄凉的河堤之前，经过主宫医院前面。那家医院是福楼拜的父母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福楼拜的弟弟阿希尔接替父亲也在这里行过医。

    舅舅家的房子和整条街一样平淡无奇，毫无特色。这后面再谈。我与几位表姐妹更经常————毋宁说更喜欢在克罗斯纳街见面；在乡下见面就更高兴。每年夏天，我都与她们在乡下相处几个星期，不是她们来拉洛克，就是我们去舅舅的庄园居韦维尔。我们一块儿做功课，一块儿玩，一块儿培养我们的兴趣和性格；我们的生活交织在一起，我们的打算、愿望融汇在一起。每天结束的时候，父母将我们分开，领我们去睡觉。我幼稚地想，唉！行啊，现在我们还小，不过总有一天，夜里我们也不会再分开。

    居韦维尔那个花园————这段文字就是在那里写的————没有多大变化。瞧，这是花园中心的圆形空地，四周是经过修剪的紫杉，我们曾在这儿的沙堆里嬉戏；在不远处那条“花径”上，我们开辟了自己的小花园；我们在一棵银椴树的树荫下做体操，爱玛妞挺害怕，苏珊娜相反很大胆。还有一个多荫的去处，即“黝黯的小径”。天气晴和的日子，晚饭后舅舅常躲在那里。其他晚上，他大声给我们念沃尔特·司各特(1)一本没完没了的小说。

    房子前面那棵雪松长得非常高大。我们在树枝上搭了窝棚，经常在上面一待就是几个钟头。每个人搭了一个房间，大家互相访问，还常常坐在树枝上面，用打活结的绳子挂上钩子钓鱼。我和苏珊娜经常爬得高高的，爬到树梢上，冲下面树枝上的人嚷道：“我们看见海啦！我们看见海啦！”是的，天高云淡之时，的确能隐约望见十五公里外大海呈现的那条细细的白线。

    是的，这一切都没有变化，我可以在自己心灵里毫不费力地重新找到昔日那个小男孩。但是，这里根本没有必要追溯得太远，在我父亲去世时，爱玛妞和苏珊娜到巴黎来与我重逢，幼时的玩耍已被其他游戏取代了。

    母亲被家里人说服了，去鲁昂度过服丧的最初时期。她不愿意让我留在韦戴尔先生家里。这样，对我来讲就开始了一种既没有规律又没有约束的生活，我真正感兴趣的教育中断了。

    因此，那个冬天我们是在克罗斯纳街那所房子里，即舅舅亨利·龙多家度过的。于贝尔老师每天来指导我学点东西，也给表妹路易丝上课。他用“空白地图”教我地理，我不得不重复并写下每个地名，画出每一条不引人注意的线。对孩子努力学习的要求大大放松了，结果孩子什么也没记住。我只记得于贝尔先生的手指在地图上移动；他的手指非常扁，非常宽，指尖呈方形，像把刮铲。

    这年冬天，我收到的新年礼物是一台复印机。我已不记得这台简陋的机器是什么牌子，总之它是一个金属托盘，上面覆盖着一层胶质物质，先把写满字的一页纸贴在上面，然后把要感光的一摞纸放上去。办一份报纸的想法是产生于这个礼物，抑或相反，这个礼物是送给我去实现一项办报计划的？这并不重要。不过，一份供亲戚朋友们阅读的小报果真办起来了。所印出的几期我似乎都没有保留。我记得清楚的是，每期都刊载有我的表姐妹们的散文和诗歌；我协助做的工作，仅仅是复印出一些大作家的文章。我出于自己再也不想加以粉饰的谦虚态度，深信亲朋们阅读布封的《松鼠是一种可爱的小动物》和《布瓦洛书简片断》，肯定比阅读我自编的任何东西更有兴趣。因此复印大作家的文章是适宜的。

    舅舅亨利·龙多管理一家鲁昂花布印染厂。这家工厂在乌尔蒙，离城四五公里。我们经常乘车去那里。紧挨着工厂原来有座四方形房子，又小又简陋，毫不起眼，在我脑子里没有留下任何印象。舅舅拆除了这座房子，即使谈不上在原址，至少在很近的地方，即在后来开辟成花园的那个地方对面，建了一座讲究、豪华的住宅，既像海滨浴场的小木屋，又像诺曼底的民居。

    亨利舅舅是个优秀的男人，温柔，和蔼，殷勤得甚至有点做作，一张脸没有什么个性。前面我不是说过吗，大概十八岁上他成了天主教徒。外婆打开她这个儿子卧室的一个衣柜，立刻晕倒在地，因为里面是供奉圣母的一个祭坛。

    亨利·龙多夫妇经常收到《圆棒报》。这是一份极其幽默的报纸，是为破坏朱尔·费利的声誉而创办的，刊载有许多淫秽下流的画，整个意图就是要使这个“东京(2)人”的鼻子变成喇叭。这使我表哥罗贝尔很开心。几期《圆棒报》和《十字架报》，随意扔在乌尔蒙客厅桌子上和台球桌上，挑衅似的摊开在那里，使那些对这个家庭的观点持异议的客人感到很不自在。德马勒斯特的父母和我母亲假装什么也没看见。阿尔贝暗暗生气。母亲虽然与她这位哥哥在政治上和宗教信仰上存在分歧，但她太随和，不可能不与他和睦相处，不过她更乐于与嫂子吕茜尔搞好关系。舅妈是修会中人，为人十分通达，心胸开阔，完完全全和她丈夫一样。但大家认为她胜过丈夫，因为男人在人品上与妻子一样，那么他一定要聪明得多，才不至于在妻子面前明显处于下风。在亨利舅舅去世后，即我的叙述所写到的那年的翌年，是舅妈而不是罗贝尔接过了工厂的管理权，而且后来当工人们起来罢工时，她对他们毫不妥协。

    乌尔蒙印染厂当时是鲁昂最大的工厂之一，鲁昂花布还生意兴隆。这家工厂并不生产布，只是印染。但印染有许多辅助工序，要用许多工人。工厂旁边的草地上，有一座建在高处的晾布厂棚。透过栅栏吹进来的风，不断地拂动着布，发出神秘的窸窣声。一架呈之字形的梯子，颤悠悠地穿过许多小平台、走廊和跳板。顺着这些跳板走，你会迷失在一幅幅新晾的白布之间，这些布像无数垂直的网线，静静地晾在那里，轻轻地摆动着。紧靠河边有一座独立的小屋，门窗总是关闭着，里面秘密地制造各种颜料，散发出古怪的气味，久而久之我竟爱闻了。我真想成小时待在机器房，观看布通过闪闪发光的铜轮之下，印上生意盎然的彩色。但我们还是孩子，不允许单独进去。仓库我们不经过允许就可以进去，只要看见门开着。那是一座庞大的建筑，里面整齐地堆放着印好、卷好、准备发货的布匹。每层楼的三条铁轨上，来回奔跑着几辆翻斗车，它们沿着三条平行的过道，在空货架或放满货品的货架之间，从宽大的库房一头跑到另一头。苏珊娜、路易丝和我，每人爬进一辆翻斗车，进行激动人心的赛跑。爱玛妞不与我们一块进仓库，因为只有三辆翻斗车，她又不喜欢冒险，尤其是不能肯定这是否允许。

    工厂旁边是整齐的农舍，其间有一个样板家禽饲养场和一间巨大的干草棚。表哥罗贝尔出于好玩，在里面养了一种特殊品种的兔子。一捆捆堆放的柴火代替兔穴。我经常离开几个表姐妹，跑到那里，坐在或躺在麦秸垛上，成小时地观看这些小动物嬉戏。

    花园夹在路边和河畔的围墙之间，中央有个水池，面积狭小，池岸弯弯曲曲，敢情会让福楼拜充满遐想。水池上有金属桥，小得可怜，玩具似的。池底是水泥的，上面有许多石蛾幼虫，裹着奇形怪状的细枝般的外壳，缓慢地蠕动着，看上去像池底落满枯枝败叶。这种幼虫我在一个脸盆里养了一些，但还没看到它们变化，就离开了乌尔蒙。

    后来书本、音乐和绘画是否像幼年时代所玩的这些活东西，给我带来过同样多、同样强烈的快乐，对此我表示怀疑。我成功地让苏珊娜分享我对昆虫学的爱好，至少她常常跟我一块儿去捕捉昆虫。即使与我一块儿拨开牛粪和腐烂的动物死尸，寻找食尸虫、粪金龟和隐翅虫，她也不很反感。应当相信，家里人终于把我这方面的热情当成一回事了。尽管我还是个孩子，家里却为了我而把已故的费利克斯·阿西迈德·普歇，即外婆的德国表兄的一整套昆虫标本拿了过来。这位固执的老学者和理论家，曾经反对巴斯德，支持自然繁殖或自发繁殖的冒险性论点，而在当时颇有名气。有阿西迈德这样一位表兄的人并不多见。我要是能认识他该多好！后面我要谈到我与他儿子、博物馆教授乔治的关系。

    这份礼物包括二十四个软木底盒子，里面都整齐地放着鞘翅目昆虫，分了类，贴有标签。家里人认为我配得到这样一份礼物，这让我十分得意。但我不记得这份礼物给我带来过很大的快乐。我自己那套标本与这笔财宝相比，无疑显得太不体面。但那些昆虫都是我亲手捕捉的，亲手用别针钉上的，对我而言每一种都宝贵得多，况且我喜欢的不是收集，而是捕捉。

    我向往法国每一个迷人的角落，那里都有长角甲虫和鹿角锹甲出没之处。它们是我们的气候条件下最大的鞘翅目昆虫，在拉洛克根本找不到。但是在黎歇谷锯木厂旁边一堆陈年锯木屑下面，我们找到了一窝“犀牛”，即鼻角土豚。这种漂亮的昆虫呈棕红色，有光泽，几乎像鹿角锹甲一样大，两眼之间有一个上翘的角，故名。头一回见到这种昆虫，我欣喜若狂。

    把锯木屑扒开，也会发现它们的幼虫，是粗壮的白虫子，样子像金龟子的幼虫或腮角金龟的幼虫。还发现一串串或一团团奇特的卵，大似黄香李，呈灰白色，软软的，粘在一起，乍一发现，令我惊喜莫名。这些卵碰不破，严格地说没有外壳，只有一层软囊，羊皮纸般坚韧，撕都撕不开。正是从这软囊里，钻出一条小蛇般的幼虫，真叫人目瞪口呆！

    我把许多土豚幼虫带回拉洛克，养在一个装满锯木屑的木箱里，但它们在还没变成蛹之前就全都死了。因此我想，它们必须钻到地里才能变成蛹。

    廖内尔·德·R帮助我捕捉昆虫。我们恰好同岁。他是孤儿，和他妹妹住在黎歇谷他舅舅家。他舅舅是基佐(3)的女婿，他是基佐的外孙。每逢星期天我都去黎歇谷。如果表姐妹们来了，保姆们就领着我们一帮子人一块儿去。路上很好玩，我们穿着节日服装。可是，到人家家里做客却是件苦差事。廖内尔和我之间，不久就建立非常亲密的关系。但当时还没有，在我眼里，他只不过是一个爱吵闹，脾气坏，独断独行的小男孩。他两腿修长，头发像把刷子，一激动就流汗，满脸通红。他最喜欢的运动，就是抢去我崭新漂亮的巴拿马草帽，投进一个不准进入的大丽菊花坛里，或者唆使一条大纽芬兰犬“摩丝”向我们扑过来。有时，那里会来一些年龄比我们大的亲戚，气氛非常快乐，大家一起玩英国杠子。可是，每当吃完了点心，真正开始玩的时候，保姆们却叫住我们，说该回去了。有一回，归途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

    一场可怕的暴风雨几乎突然而降。天空乌云密布，人们不安地预计将有雷暴、冰雹、狂风和灾难。我们加快脚步往家赶，但暴风雨比我们快。它仿佛在追赶我们，我们觉得自己是暴风雨追赶的目标。的确，我们直接受到威胁。于是照习惯，大家一块儿反省我们的行为，互相盘问，竭力想弄清楚，可怕的宙斯怨恨的是谁。但是，谁也没有发现自己最近有什么严重罪过。苏珊娜嚷起来：

    “宙斯怨恨的是几个保姆！”

    我们立刻向前猛跑，撂下那几个女罪犯去挨天火惩罚。

    一八八一这年我十二岁。母亲对我学习一塌糊涂，成天无所事事有点担心，便请了一位家庭教师。我不大清楚是谁向她推荐的加林先生。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穿着讲究的人，一个神学院学生，又近视又愚钝，我担心他讲的课会使我不胜其烦。而这并非言过其实。他倒是经常陪我们去树林子里，但并不掩饰他对乡间不感兴趣。行进中，每当有树枝弹掉他的夹鼻眼镜，我就幸灾乐祸。他常常伸长嘴巴做作地哼《柯纳维尔的钟楼》这支小调，反复哼唱这样两句话：

    ……

    轻浮的爱情

    我们不喜欢

    他那种得意扬扬、矫揉造作的嗓音令我恼火，终于忍不住说，真不明白哼这种愚蠢的曲子有什么乐趣。

    “你觉得这曲子愚蠢，是因为你还太小。”他自负地回答，“以后你会懂得，这些曲子其实挺优美哩。”

    他还补充说，这是一出流行歌剧中一首倍受赞扬的曲子……一切让我蔑视。

    令我惊讶不已的是，一种如此支离破碎的教育，居然在我身上取得了某些成功。翌年冬天，母亲带我去南方。这个决定可能是深思熟虑、反复商量后做出的。母亲做事总是三思而行。她是对我孱弱的体质感到担忧，抑或是在夏尔·纪德婶婶的斥责下做出的让步？夏尔婶婶对于凡是她认为可取的事情，都是固执己见，寸步不让。这些我都不得而知。长辈们行事的理由，都叫你摸不透。

    那时，夏尔·纪德夫妇居住在卡斯特诺(4)公馆的三层和顶层。这座公馆位于蒙彼利埃沙勒·雷外克街死胡同尽头。卡斯特诺自己家住二层和底层。底层宽敞得多，还有一个花园，我们可以随便进去。据我的记忆，花园本身只是一片碧绿的栎树和月桂树，但它的位置很妙。这个花园呈角坛状，高踞于一块平坦的高地之上，俯视着这块高地的尽头和市郊，举目眺望，可以看见远处的圣狼崖。叔叔经常伫立窗前，极目远眺。

    母亲和我不住夏尔·纪德夫妇家，是出于谨慎，还是因为他们家没有供我们住的地方？是因为我们带了玛丽，或许也因为母亲正在服丧期间，希望清静。我们先下榻于奈韦旅店，然后在相邻的小区找到一套带家具的房子，准备过冬。

    母亲看中的这套房子，位于起始于大广场的一条呈坡度的街上，这条街紧贴一片平坦的空地，所以只有一边有房屋。沿着这条街往下走，离大广场越远，就越暗越脏。我们的房子位于中段。

    这套房子又小又简陋，好寒碜。母亲的卧室和既当餐厅又当客厅的房间，窗户都临空地，望出去就是空地挡土墙。我的卧室和玛丽的卧室，窗外是一个没有草地的小花园，其实只称得上院子，里面只有两丛没有叶子的灌木，女主人每周都把洗衣水泼在上面。一堵矮墙将小花园和旁边一个小院子隔开；其他窗户都是朝那个小院子的。小院子里有人叫喊，有人唱歌，有油味，有晾晒的襁褓，有人抖动地毯，有人倒夜壶，有孩子们吵吵嚷嚷，有小鸟在笼子里引吭长鸣。经常看见不少饥饿的猫从这院蹿到那院。房东的儿子和他那帮十七八岁、调皮捣蛋的狐朋狗友，星期天闲得无聊，捡了碎瓷片追打那些饿猫。每隔两天或三天，我们去夏尔·纪德夫妇家吃晚饭。他们家的饭菜美味可口，与平时餐馆老板给我们送来的糟糕饭菜形成鲜明对照。我们的住处的寒酸使我觉得，父亲的去世已使我们破产。但这方面我不敢问母亲。住所不管多么凄凉，对于一个放学归来的孩子总不啻是天堂。

    我怀疑那所中学自拉伯雷(5)时代以来，是否有很大改变。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挂书包，因此书包就当坐垫用，也给紧挨的上面那个同学当脚垫用，因为我们都坐在阶梯上，就在膝盖上写作业。

    班上和整个学校分成两个派别，即天主教派和新教派。我进阿尔萨斯学校读书时，才知道我是新教徒。第一天课间休息时，一些同学围住我问道：

    “你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追随者？”

    我一下子愣住了，有生以来头一回听到这种怪话，因为父母小心翼翼地不让我知道，所有法国人的信仰不一定相同；在鲁昂的时候，父母之间的和谐关系，使我看不到他们在宗教信仰方面的分歧。我当时回答说，我不知道这一切是什么意思。有一个对人殷勤的同学主动向我解释说：

    “天主教徒就是信奉圣母的人。”

    听到他这么一说，我立刻大声回答，那么我一定是新教徒。我们之中没有犹太人，真是奇迹。一直还没说话的一个矮小瘦弱的同学突然嚷道：

    “我父亲是无神论者！”他说这话的口气流露出一种优越感，使其他人茫然不知所对。

    我记住了这个名词，回家问母亲：

    “无神论者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一个愚蠢的坏蛋。”

    我很不满意，又进一步问她，催她告诉我。妈妈终于不耐烦了，断然打断我的再三恳求，像通常那样甩出一句：

    “这个你现在没有必要明白。”或者：“这个你以后会明白的。”（这类回答妈妈有很多可以选择，但都让我生气。）

    才十一二岁的孩子就操心这类事情，岂不令人吃惊？不，这仅仅是法国人一种天赋的需要，即需要表明态度，需要参加一党一派，不管什么年龄的人都这样，整个法国社会自上而下都这样。

    不久之后，我与廖内尔·德·R和堂兄奥克塔夫·儒安-朗贝尔一块儿去林子里漫步。我们乘坐的是表哥父母的车子。在车子里我被他们两个痛骂了一顿，因为他们问我是保皇派还是共和派，我答道：

    “当然是共和派！”因为我还是稀里糊涂，以为我们既然是共和制，每个人自然只能是共和派。廖内尔和奥克塔夫向我猛扑过来。回到家里，我立刻天真地问母亲：

    “难道我不该这么回答吗？”

    “孩子，”妈妈想了想答道，“以后人家问你是什么派，你就回答拥护彻底的宪政代表制。记住了吗？”

    她让我重复一遍这个出乎意料的回答。

    “可是，这样回答是什么意思？”

    “是啊，孩子，这回答妙就妙在这里。别人听了和你一样莫名其妙，他们就会让你安静了。”

    在蒙彼利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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