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革命扩张和反动

    战争刺激了各国的领土野心，这使得革命的法国与旧制度的欧洲之间的斗争本质变得模糊不清。当时的人清醒地意识到，这首先是一场社会冲突，即以贵族为一方同取得第三等级特别是得到农民支持的资产阶级为另一方的冲突。这也是一场政治冲突，因为国王的专制主义受到了威胁，国王在保护贵族的同时，有同贵族一起灭亡的危险。最后，这还是一场思想斗争，革命的敌人把革命视为理性主义的产物，理性主义的大逆不道的批判揭示了世界的奥秘，并使支持旧秩序的传统观念陷于破产。如果说君主之间的战争仅仅为了扩展版图，那将是错误的。利己主义固然破坏了君主间的联盟，但他们对伯克鼓吹的以及马莱·杜潘和弗里德里希·根茨等御用文人不断推崇的十字军征讨也并非无动于衷。何况，如有必要，贵族也会提醒他们，这是一场保卫社会和文明的“意识形态”战争。皮特和格伦维尔声称，只是在恢复欧洲均势和维护英国利益的条件下，他们才能接受和谈；但他们从不放过机会大骂革命把法国搞得疮痍满目，并要求对方恢复社会等级制的不可缺少的基础和复辟君主制。“神圣同盟”是反法同盟的指导思想，正如它将是反拿破仑同盟的指导思想一样。

    一、革命扩张

    旧制度在比利时和列日已不再存在，这两个地区已并入法国版图，被划成行省，并推行共和国的全部法律。莱茵地区的情况并不完全如此：莱茵河左岸的割让问题还悬而未决，行政改组刚刚开始，但那里的贵族已经被消灭。在依靠法国军队的保护新建立起来的巴达维亚和海尔维第共和国，革新正在进行之中。在西萨尔平，革新曾取得很大进展，但奥军和俄军在夺回意大利后，破坏了革新的成果；同时，他们还在利果里亚、罗马和那不勒斯制止了革新的进行。

    然而，革命只是通过武力征服，付出巨大代价和经历艰苦曲折才得以扩展自己的影响。在法军占领的地区，革命唤起的同情被战争带来的破坏、占领的负担以及文武官员的横行不法所损害。在其他各国，事态的发展使一般居民深感恐惧，使新秩序的拥护者不免痛心和失望。并非所有人都否定革命的原则。德国的康德和费希特仍坚定不移；在英国，集合在福克斯周围的辉格党始终为革命原则辩护。但是，越来越多的人转而保持沉默或承认自己的失望，甚至投靠敌对阵营。何况，当时很少有人相信能够不要国王，人们把共和国看作是昙花一现的怪物。革命的平民性质以及对权利平等的解释莫不令人愤慨；民主一词在其他各国比在法国更使资产阶级感到恐慌。革命尤其成为寡头统治借以进行恐吓的稻草人，这在英国和美国特别突出，因为那里的立宪制已根据资产阶级的需要推行了和平的改革。华盛顿和联邦派以这个理由反对杰弗逊和共和派，同样，热内的活动在平民中也并非毫无反响。大陆各国的情况自然更不在话下。

    督政府的成立及其在军事和外交方面的成功使新法国的拥护者增强了信心。共和三年的宪法使资产阶级共和国容易被人们所接受；法军的接连胜利和辉煌战果证明，一个国家在破除君主制以后，未必就会垮台。兼并地区的资产者和开明贵族同督政府携手合作，接受归化；附庸国的资产者和开明贵族则创建与共和国类似的制度。

    革命虽然在恢复声望，但我们不能把自由思想的传播完全归功于它。英国的影响并未减少；1789年原则的许多信奉者仍持亲英立场，因为他们认为，英国政府实行的民主比较缓和，不那么使人感到害怕。贵族和官吏历来对英国十分向往，贵族认为那里仍是贵族统治，官吏把英国当作革新经济的楷模。美国的榜样也令人神往；拉丁美洲的白人后裔同时吸取美国和法国的经验。最后，推动舆论转变的主要因素还是战争的进行及其后果，革命的思想渗透有时当然也起作用，但不能说它起主要作用，尽管推行旧制度的各国政府把一切都归罪于它。

    在普鲁士，巴塞尔协定助长了启蒙思想家中与法国和解的倾向：例如，里埃姆牧师曾毫不隐讳地提出过这种主张。在军官中，甚至在宫廷里，这种意见也相当强烈，不过以维护国家利益的面目出现而已。督政府在1796年曾希望南德意志的骚动继续发展，因为入侵的前景正使不满情绪日渐加剧；巴伐利亚贵族和符腾堡三级会议始终反对入侵法国，但他们从没有想过要放弃自己的特权。汉堡仍是法兰西影响的中心，既然政府不让商人从军需供应中谋得利益，商人也就对继续战争公开表现出不满。基于同样的理由，和平请愿运动在英国正日益高涨：厄斯金于1797年1月发表的《简论当前对法战争的起因和后果》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税收加重，经济困难，特别是饥馑，造成了人心不稳：本书在前面曾经谈到1794年西里西亚的织工暴动以及1795年秋季伦敦出现的严重骚动，伦敦骚动对皮特决定和谈有一定的影响。当形势在1797年变得对英国极端危急时，皮特强迫英国作出的努力确实非同等闲；鉴于自己越来越不得人心，为谨慎起见，皮特再次把马姆兹伯里派往法国。

    同大陆的情形相反，法国革命在英国的影响只能导致民主；英国政府的反应因而与其他各国不同，它担心手工业者的不满以及工人阶级因百物昂贵而掀起的零星骚乱，因为这种状况只会有利于反寡头统治的宣传。1797年5月18日，在伦敦的一次宴会上，有人提议为选举改革、为爱尔兰自由和法国联盟而干杯。各种社团秘密地或合法地存在着；有一篇政论文自称代表八百名坚定的雅各宾分子讲话。假定这种说法并无夸大，那就不说明一场暴动正在准备当中，而且，大批送往内务部的使人不安的报告也并没有证据。但是，政府却草木皆兵，故意制造紧张为实行镇压寻找理由。

    任何人都不能再否认，资产阶级的上升是欧洲文明的一个主要特征；盎格鲁–撒克逊的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法国革命以更加激进的方式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强大，因为这场革命要消灭贵族。法国革命将在未来激起无穷的反响。但在雾月十八日前夕，吉伦特派怀抱的希望竟全部落空，没有任何一国的人民按法国人的榜样行事。旧制度的拥护者在各国牢牢地掌握着镇压机器，显然不肯轻易放手。

    二、反动

    革命政府以个人权利的相对性作为在革命时期或在国内外战争时期暂停行使权利的依据，从而引起了各国君主和作家们的一片鼓噪。英国政府显得尤其不满，因为英国在十八世纪被认为是人身得到尊重的少数国家之一。实际上，经验表明，如果国家利益需要，英国政府也同样践踏个人权利，反动的出现正是一个新的证明。“人身保护令”停止执行后，警察横行无忌；忠于政府的顺民及其组织通过监视和告密赋予自己类似俱乐部和革命委员会的使命。在1799年，又加强了对煽动暴乱的集会和出版物的镇压措施，勒令印刷商必须申报登记。英国没有发生旺代叛乱，因而不必设立特别法庭，镇压措施仅限于法国督政府时期使用的所谓“不流血断头台”，即把嫌疑犯送上国王陛下的船舰服役和把为首者流放到澳大利亚。只是在爱尔兰才出现流血事件，那里的起义者遭到了屠杀和处决。

    大陆诸国的专制君主没有宪法的约束，他们的镇压机器随时都可以开动：他们只要根据形势的需要决定镇压的严厉程度。在伊比利亚诸国和教皇领地，宗教裁判所无须接到新的命令。在拉丁美洲，纳里尼奥被判处十年徒刑，罗德里格斯在一次密谋失败和同党多人丧命后，于1797年离开本国避难；他的门生玻里瓦尔在两年后跟着出走。沙皇保罗一世同样转向反动。他最初曾释放了诺维科夫、拉季舍夫和科希秋什科；但他同他的母亲一样极端仇恨革命，不久就加强了镇压，接纳了孔代的军队，并让路易十八在米塔瓦定居。哈布斯堡王朝的首席顾问大臣科洛雷多完善了约瑟夫二世的警察制度，后来的梅特涅为他担了恶名。警察的权威高于一切，暗中操纵内阁，实行新闻检查，普遍监视官吏的言行和任意实行逮捕。在匈牙利杀了一批人以后，世袭领地陷于一片沉寂。帝国的其他各邦也根据君主的不同态度，不同程度地以匈牙利为榜样。甚至在耶拿，费希特因被指控为无神论者，于1799年离开了学校的讲台。不甘屈服者流亡国外，例如雷伯曼于1796年来到了巴黎。在普鲁士，启蒙运动继续在抵抗；弗里德里希–威廉于1797年去世，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继位后，沃尔纳开始失宠，迫害政策也告停止；即使如此，康德仍必须极其谨慎小心。在法军被逐出意大利后，白色恐怖便横行无忌；在罗马，特加在那不勒斯，白色恐怖就在纳尔逊的眼皮下猖獗。

    维护政府的权威并不等于要放弃一切改革。皮特不能否认，辉格党主张的某些改良能取得他的赞同。在大陆上，效法英国革新农业的主张引起了政府和开明贵族的重视，其中包括废除农奴制、赎买领主权、小块土地合并和取消集体权。制宪议会和救国委员会的某些建设性措施也适用于开明专制，战争暴露了旧时代遗留下来的行政体制的种种积弊。

    在特权阶层中，大多数人憎恶变革，深怕雅各宾主义的蔓延会引起连锁反应；英格兰主教霍斯雷于1795年声称，平民百姓对法律唯有服从，无权说三道四。政府也持同样的主张；皮特认为改革只会助长平民运动；何况，即令他有别的看法，他已被乔治三世的盟约捆住了手脚。改善行政机构和施政措施十分缓慢，成效甚少，几乎可以说毫无进展，官僚们上下勾结，暗中加以阻挠。

    在奥地利，弗朗斯瓦坚持事必躬亲，同大臣的交往都以书面形式或由科洛雷多转达。他想方设法让贵族担任高级官职。他放弃了土地改革，并于1798年作出规定，减轻劳役须经领主和农民协商一致和取得当局的批准。

    人们对保罗一世不能寄予更高的期望。虽然他表面上似乎偏向农奴：确实，他禁止在小俄罗斯不附带土地出售农奴，并规定劳役为每周三天。但是，这些规定实际上无人遵守。他满足于让里沃尼亚省议会略为减轻对农奴的压迫，他派驻多瑙河公国的特命大臣吉谢廖夫并未作更多的努力。保罗一世还把皇家农奴分配给臣属，使这批农奴的处境更加困苦。行政改革也完全落空；他对臣属喜怒无常，即使潘宁、罗斯托契尼和苏沃洛夫这样的近臣也不免突然失宠。这种走马灯式的更替不仅造成人人自危，而且使政府无所适从，终于以沙皇遇刺而完成了一场宫廷革命。

    改革思想在普鲁士高级官员中仍相当活跃；例如，在科尼斯堡受过康德和克劳斯的熏陶的舍恩和施勒特尔鼓吹经济自由。一些来自西德意志的流亡者，如莱茵人施泰因、汉诺威人哈登堡和丹麦人施特伦泽等人，也有同样的想法。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最初准备同意实行税务平等；后来仔细一想，又改变了主意。施泰因只是在金融管理上作了一点技术改革，甚至未能取消国内税卡。贵族保留了高级职位：在1800年，在六七千名官员中，非贵族仅占六百九十五人。当时谣传，新国王希望结束农奴制度，请愿书便纷至沓来。土地改革在国王领地继续进行，但容克的财产不受影响。普鲁士同奥地利一样，行政体制没有任何进步。相反，由于归化的困难，不久前从波兰割让的土地另设总督单独管理，同西里西亚一样不受政府各部的节制。1794年的起义导致了教会的土地和让给贵族的王室领地一概没收，仅把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五作为薪俸留给教士，把百分之六十一留给未参与叛乱的贵族。国王成了被兼并地区最大的地主，拥有土地一千五百平方公里。这片领地的经营人在出租时只收极低的贡赋；农业大臣助理泽尔伯尼曾揭发营私舞弊，但他因此被控参与秘密会社，并被判终身监禁。

    只有两个公国属于例外。在巴伐利亚，蒙特热拉于1799年执政，开始行政改组，奠定了新任的选侯和未来的国王马克西米利安的统治：他用大臣代替了政务官，并建立了枢密院。在丹麦，特别在荷尔斯泰因和石勒苏益格地区，土地改革正深入进行；人们定出了劳役的赎买价格，土地兼并加快了，其结果与英国的圈地运动相类似，农民变成了为贵族地主做工的农业工人。可见，改革者与革命的同情者几乎同样软弱无力。正是共和国的军队才使世界的面目为之一新。可是，既然法国人渴望和平，这将会带来什么结果呢？雾月党在拥立波拿巴的同时，决心让革命大军在所到之处推翻旧制度。

    三、美国

    美国的保守派领导人————如今称作“联邦党”————虽然恪守中立，却不免对革命的事态发展感到不满；路易十六的处死，拉法叶特的出走，流亡者（例如塔列兰和原来的杜邦·德·纳莫尔）的叙述使他们愤慨莫名。民主派的暂时胜利尤其使他们恼怒，因为平民骚动在美国正此起彼伏。俱乐部纷纷成立，处处可以感到法国事态的影响。禁酒令更激化了矛盾，乡村中酿酒户有成千上万，他们的激烈抵制实在令人担心。在宾夕法尼亚西部边区，华盛顿于1794年不得不派出军队，粉碎反对派的抵抗。吉伦特派的使者热内要求美国预付应偿债务和给法国购买食物的贷款，或至少根据同盟条约给法国必要的援助，当他的要求被华盛顿拒绝后，他竟诉诸舆论。总统把因禁酒令激起的骚乱的责任加在俱乐部身上，声称要像法国的福扬派、拉法叶特和热月党一样取消俱乐部。

    联邦党在党内和本阶级中都不能保持一致意见。作为种植园主的杰弗逊不赞成汉密尔顿的政策，辞去了国务卿的职务：他责备政府歪曲宪法，一味为商业资本家谋利，不惜损害农场主和小自耕农群众的利益。麦迪逊也分裂出去。杰伊协定呼吁维护民族尊严，指责汉密尔顿卑躬屈膝地为英国人效劳。于是，便逐渐形成了一个反对党，即以民主为号召的“共和党”。华盛顿于1797年离职后，约翰·亚当斯接任总统，但他仅以微弱多数战胜了杰弗逊。他同汉密尔顿关系不和，后者接着辞职。但是，亚当斯对平民运动和法国革命都怀敌意，他利用与督政府的关系破裂，使国会不仅通过了外侨法案，以驱逐可疑的法国人，而且通过了惩治叛乱法案，以查禁被认为危险的俱乐部和书刊。弗吉尼亚州和肯塔基州相继提出抗议，均属徒劳。这为1800年的选举作了准备，杰弗逊在那次选举中当选了总统。

    如果把极不相同的新旧两大陆的自然条件和历史环境撇开不谈，人们会发现，有产者的担心虽然会因为悲观而加重或因为乐观而减轻，（其程度自然因各人的性格不同而异），但这种担心却到处都是历史的普遍运动的原动力。联邦党对伯克的思想怀有好感。他们没有国王、勋爵和教会需要保护，假如不是法国革命的曲折进程和反宗教措施已把他们吓怕，他们本来会更加靠拢已持保守立场的法国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西哀士。

    杰弗逊的民主思想远不如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彻底。他并不坚持普选制，他的理想是要建立一个乡村独立小生产者的共和国，这同山岳派和某些制宪议员没有太大差别。作为地主，他对工业资本主义怀有戒心，深怕由此而形成人数众多的无产者；如同卢梭、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一样，他认为这同政治民主是决不相容的。他以为找到了一条脱身之计：让欧洲去搞工业，而美国仍停留于农业国家。这当然是个幻想。只图近利和不顾将来的商人不由自主地登上历史推动者的宝座。杰弗逊至少希望乡村的小产业主能大批增加；在这方面，他比最有宽阔胸怀的法国革命者更有理由采取乐观主义的立场。

    在旧大陆，扩大耕地需要以艰苦的垦荒为代价，而且这种代价正变得越加高昂，但在美洲，辽阔的处女地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均有待人们放手大胆地去开发，这种状况减轻了社会的压力。所以，虽然大西洋地区的小农仍反对大农庄主，并拥戴杰弗逊任总统；虽然新边疆人民的艰难和冒险的生活促使他们更明确地转向政治民主，资产阶级却仍能最完美地和最无阻力地奠定在美国的统治。

    四、观念的冲突

    政治冲突和社会冲突继续在观念世界中得到反映。在统治阶级内部，权威和传统又重新变得时髦起来，越来越多的作家或者出自信念，或者为了迁就读者，对法国革命表现得冷淡和敌视。坎宁在英国创办了《反雅各宾报》，后来成为激进派领袖之一的科贝特猛烈斥责革新派。政府有鉴于宣传的重要，从经济上给予资助。皮特给最著名的漫画家吉尔莱发放津贴。来自日内瓦的避难者约瑟夫·台萨尔、伊佛诺瓦和马莱·杜潘在宣传运动中占了重要地位。维也纳人霍夫曼、瑞士人吉尔塔内和汉诺威人齐默尔曼声称法国革命是光明异端会和共济会阴谋的结果，这种说法在德意志诸国传播甚广，一个名叫罗宾逊的军官于1797年在爱丁堡再次申述了这个观点。

    法国流亡者也是反革命宣传的参与者。但他们之间的意见并不一致。例如，穆尼埃后来为共济会辩护；君主立宪派与君主专制派相对立。布瓦日兰在伦敦策划了一项宣传计划，夏多勃里昂继1796年发表了《论古今革命》后，于1799年开始撰写《基督教的真谛》，这些也许就是以上计划的一部分。另方面，维里埃热烈地信奉了康德主义。但大多数流亡者都毫无例外地诅咒大革命，巴吕埃尔于1797年和1799年出版的著作获得了经久不衰的成功。

    新制度的最杰出的捍卫者主要在英国出现。潘恩的《人权论》的第二部分于1792年问世，这是法国革命唤起的最热烈的同情表现。葛德文于1793年发表了《政治正义论》；他在次年发表的《卡莱布·威廉斯》中对当时的社会作了辛辣的讽刺。在他看来，社会不平等是最大的不公平，而传统的所有制是罪恶的发源地。同巴贝夫一样，他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土地所有权的平等；但作为极端民主派，他对政府和政党不寄任何希望，而想通过个人的完善与和平而合法的演变达到共产主义。如果说他在当时已成为独立的派别，这恐怕还不尽然，他的妻子玛丽·沃斯托恩克拉夫是最早的女权主义者，但其影响更要小些。程度不同地倾向民主派的律师和演说家直接接触群众；尽管警察的查禁，秘密出版从未停止过。自从英国认为不再有入侵的危险后，宣传运动的势头有明显下降。彭斯于1796年去世；其他诗人默不作声；科尔律治在听到法军进入瑞士的消息后，竟公开承认错误，并在一篇“自嘲诗”里谴责敌人的大逆不道、出尔反尔和轻佻残忍。在现存的大批漫画中，有反革命画家讽刺宫廷和大臣的对内政策或对外战争的作品，却几乎见不到民主派的作品，他们即使有作品，恐怕也无人印刷和购买。

    在欧洲大陆，革命的同情者不能公开投入论战，只是从事一些地下活动，还要冒很大的风险。黑格尔不能发表抨击符腾堡大公暴政的檄文。赞同新原则的思想家往往只谈哲学，不谈时事。而哲学几乎完全被德意志所垄断。赫尔德、康德和费希特至少仍忠于启蒙运动，但不免遭到他人的指责。费希特于1793年发表了《确立争取思想自由的原则》和《对法国革命公众评价辨谬》。深受卢梭影响的费希特主张国家以契约为基础，反对特权，认为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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