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法国革命的成果

委员会的名义要求通过这项法案。法案主张实行国家对教育的垄断：共和国将负责全体儿童的教育，女孩自五岁至十一岁，男孩自五岁至十二岁，但学校将作为某种合作组织置于家长会议的领导之下，学生将部分出卖其劳动果实，尽可能做到自食其力。学校主要不是向学生灌输知识，而是使他们掌握伦理原则和职业技能。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到《爱弥儿》的影响。勒佩蒂埃赞成孔多塞设计的高等教育，但对高等教育如何组织却只字不提。

    在共和二年霜月二十九日（1793年12月19日）法令中，国民公会既未采纳孔多塞的计划，又未接受勒佩蒂埃的方案；这一法令仅涉及“初等学校”。教育将是自由的，对小学教师不要求任何技术准备。家长至少应让孩子上学三年，但学校可以自选。共和国根据学生人数多少发放教师津贴。如果某个市镇没有人担任教职，市镇当局可聘请一名小学教师，由国家付给固定的薪俸。法令未规定实行世俗教育，不禁止神甫主持学校，但教师必须具有公民证书。市镇、区和家长共同对学校实行监督。小学教师必须使用由救国委员会批准发行的课本，首先是《人权宣言》。教育一方面受国家的严格控制，另方面又实行分散管理，这同无套裤汉的精神状态完全合拍。已把全部精力投入战争的山岳派仍不时强调教育的实用性，要求科学研究应促进教育的发展。由于时间紧迫，他们总是把革命急需解决的问题首先提上议事日程。例如，他们把从事熬硝的公民从外省召来，交给著名的化学家培训数十天；他们在征集的新兵中选拔一些青年在“马尔斯学校”集中训练，准备提供后备军官。

    热月党最初并不否定山岳派的业绩。共和三年葡月十日（1794年11月17日），他们通过了关于开办高等师范学校的法令，派深孚众望的学者培训各县送来的一千三百名教师。共和三年雾月二十七日（1794年11月17日）法真正开始了公共教育，决定共和国在每个市镇（至少在千人以上的居民区）开办一所学校，教师领取薪俸；受县督学团监督。私立学校仍予保留，有人公开表示，他们希望资产阶级的孩子有可能在自费学校上学。

    但是，热月党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高等学校：工艺博物馆建于共和三年葡月十九日（1794年10月10日）；为陆海军和桥梁工程部门培养人才的公共服务学校（后称公共工程学校）于雾月一日（10月22日）成立，该校就是今天的综合技术学校。不久又增加了矿业学校。霜月十四日（12月4日）成立了三所医科学校，接着是聋哑人学院和兽医学校。穑月七日（1795年6月25日）成立了纬度局，附设的天文台开设天文课。有关语言、考古和艺术的学校也纷纷出现：东方语言学校于芽月十日（1795年3月30日）成立，法国文物馆早在共和二年果月十五日（1794年9月1日）已经创设，音乐学院也在这个时期开办。国民公会在解散前曾于共和四年雾月三日（1795年10月25日）建议成立法兰西学院，领导全国的知识生活，从而实现孔多塞关于建立“全国教育协会”的愿望，但法兰西学院并不具有孔多塞主张的那种行政性权威。

    组织中等教育也刻不容缓：资产阶级子弟为准备从事自由职业不能不上中学；学术界为了后继有人和推广知识也不能没有中学。共和三年风月六日（1795年2月24日），国民公会根据拉克纳尔的报告，决定各州均可设置一所“中心学校”，费用由各州负担，教师可在督学团认可的人选中聘用。中心学校原则上不实行免费制。

    热月党显然不同意孔多塞在1792年表达的民主意向；货币危机和保守势力抬头是变化的原因之一。普及教育接着也受到影响：国民公会于共和四年雾月三日（1795年10月25日）停止向小学教师发薪；教师仅保留住房，于是重新向家长收取学费，数额由市镇当局确定。在此情况下，人们也就再不谈论义务教育了。

    督政府成立后，热月党没有修改法律，却把重点放在贯彻执行法律上。高等教育基本上已安排就绪；督政府首先创设了法兰西学院，除原有的数学和物理班外，新开办了伦理和政治班以及文学和艺术班。中心学校也纷纷出现，有几所办得十分成功。课程共分三个阶段，每阶段为两年，学生可自由选课。因此，有人指责这些学校没有正规的学业，不像中学，倒更像大学，尤其它们既不设预备班，又不收寄宿生。有的学校自发地弥补了这些缺陷，但整个教育改革还有待进行；这个问题虽几经讨论，但终未得出结果。至于小学，可以预见的后果终于出现了：教师的素质越来越差；由于没有师范学校，教师素质怎能得到改善？如果不是因为督政府与教会冲突而维持学校的世俗性质，学校很可能会回到旧制度去。因此，私立学校（其中多数是教会学校）的学生人数猛增。政府把私立学校置于市镇当局的监督之下，禁止公职人员送子女上私立学校，并决定政府官吏将仅在公立学校毕业生中选拔。最后两项措施虽然并未真正实施，但市镇当局的监督以及强制推行旬末礼拜导致好几所私立学校自动或被迫关门，而这并不能使国民教育有所起色。

    教育制度的民主化演变带有过渡阶段的痕迹。战争、经费不足和时间过短极大地限制了这项试验的成果。但是，应该看到，绝大多数资产者认为新制度是可以接受的，或至少感到满意。新制度与旧传统有着深刻的不同。革命结束了教会的垄断，开创了世俗的公共教育。革命让教育首先重视实证科学，同时也不忘记，除了自然知识以外，还应该有人和社会的知识。革命奠定了以下的原则：教师应把科学研究、技术应用和向青年传授方法结合起来。这是革命的独创之一。尽管这远没有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但毕竟反映了百科全书派的思想。

    救济事业的情况较差。随着教会不再取得募捐（尽管为数有限）和不再征收什一税，随着教堂的产业以及医院和济贫所的产业被出售，救济事业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地方议会作了一定的努力，不时让市镇当局拨款接济和资助慈善工场。山岳派在共和二年花月二十二日通过的法令描绘了社会保险的草图，但在热月九日后已化为泡影。热月党仅限于把尚未出售的一部分产业退回给医院和济贫所。后来，督政府建立了济贫办事处，允许市镇当局开征慈善捐，用于救济事业，市镇当局实际上也把这笔费用通常列入预算。救济事业实现了世俗化，这是革命给它打上的烙印；1793年的人权宣言承认穷人有权要求救济，当时的资产阶级更希望把救济限于救急，并且主要以慈善的形式而出现。

    五、军队

    在法国革命的建设性事业中，1799年建立的国民军无疑是最成功的创举。法国人在1789年还没有这个打算：他们讨厌民兵抽签，他们热爱平等并不等于希望人人都服兵役。战争本是王公们的事情，新政权难道不正是要争取世界和平吗？制宪议会取消了民兵，但否定了杜布瓦·克朗赛的建议，继续实行志愿募兵制。1790年2月，制宪议会废除了捐纳官职的陋习，宣布所有人都能晋升军官；接着从9月开始，每四名少尉的缺额留一名由士官升迁，在晋升中重视资历。除了这些能使下级军官和资产者满意的改革外，军队中的旧秩序很少触动。路易十六仍是军队的统帅；贵族军官只要不流亡国外，一概保留原职。第三等级和贵族的冲突逐渐向军队中渗透，制宪议会始终不肯决定清洗。作战部队正日益瓦解，兵员在不断减少。

    然而，为了对付贵族和盗匪，革命的平民成立了国民卫队。议会通过了有关的法律和规章。国民卫队作为不脱产的地方部队，凡能手持武器的公民均可参加，穿蓝色军服，军官由士兵选举，他们自认为完全不同于正规军队。历届议会因对军队很不放心，把国民卫队看作是革命的堡垒，不同意把他们交给正规军官指挥。但是，国王的出逃预示着外国的入侵，制宪议会从国民卫队中抽调十万名义勇军，以州为单位组织营队。战争开始后，立法议会扩大了义勇军兵员；在此基础上，制宪议会于1793年2月23日又增调了三十万人。国民卫队仍然存在，虽然各地的国民卫队在1792年和1793年间曾局部动员，后来又为督政府提供巡防队，它们仍保持自己的特点。因此，革命的法国具有两种守卫国土的作战部队。8月10日后，国王不再是军队的总指挥，瑞士团队也遭解散。共和二年的一次清洗清除了可疑分子。但军队还远不是国民军；为此，必须实现义务兵役制和部队的统一。这是一件不易做到的事情。

    国民公会于1793年2月下令正规军和义勇军实行混合编制；两种部队在原则上统一了规章，但混编工作进展缓慢，直到督政府初期方告完成。在这期间，由于1793年8月23日的大举征兵，已要求适龄的非婚男子服义务兵役，但这仅是一项非常措施。第二年，热月党不再规定年满十八岁的青年必须参军，也没有发布征兵命令。追查抗命士兵的措施今后可能对那些新征入伍者有效；但他们大多数都能有把握地逃离部队，而1793年入伍的士兵却始终留在部队，至少直到执政府成立为止。共和六年果月十九日（1798年9月5日）的茹尔丹法才把二十至二十五岁的男子必须服兵役的规定改变为经常的制度。在共和六年雪月二十三日（1798年1月12日）两院开始讨论该法案前，已婚男子可免予服役，并允许找人替代；有关替代的规定在共和七年穑月十日（1799年6月28日）被取消，义务兵役制的演变至此告一段落。实际上，义务兵役制并不意味着必定要服兵役：茹尔丹法仅规定两院有权根据情况需要征集必要的兵员补充和扩大部队。两院于共和七年穑月再次大举征兵，向各年阶的适龄男子发出了征召令；鉴于这一措施引起了强烈的不满，波拿巴不但恢复了替代制以安抚缙绅，并且在帝国战争开始前始终限制征兵的数额。

    山岳派指望通过部队混编把义勇军的平民性普及到整个军队；实际上，正如后来的经验所证明的，混编使这种平民性在某些方面有所减弱。但是，革命毕竟给军队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军队即使在沦为拿破仑的私产以后，仍与前贵族和神甫为敌，他们始终是普遍留恋革命的国民。民主精神没有被磨灭：军人只要具有智慧和勇敢就能求得晋升，知识尚在其次。混编仍是军队的一大特点。新兵入伍后不过兵营生活，立即开赴前线参加战斗。

    革命军队的以上特点决定了必须改变作战方法。首先，在战术方面，义勇军的主动精神是个始终起作用的因素。当然，骑兵不能不经过长期的训练；法国骑兵尽管在督政府期间有所进步，但直到帝国期间仍不如奥军。战略方面需要革新之处更多。卡诺的战略思想还不完善，波拿巴在意大利一战仅初露头角；在这以后，战略进步暂告停止，1799年战役几乎使前功尽弃。一切还有待于拿破仑的天才，由革命锤炼的军队只是在拿破仑的战略思想指导下才所向披靡。帝国期间的几次战役充分地显示了这支军队具有攻无不克的威力。

    六、民族的统一

    法国革命的破坏或建设从多方面完善了民族的统一，正因为如此，它在法国历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国内各地区之间的隔阂从此被打破了。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全体居民都要服从国家和统一的行政机构。国内从此不再有重重关卡，在交通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民族市场业已形成。法国同外国的边界已明确划定：邻国的领主和主教失去了他们在法国的封建权和司法权。随着“樊篱”已撤至政治边界，阿尔萨斯和洛林停止了同德意志方面的交往，紧密地同法国经济结合在一起。第三等级以联盟的形式团结在国民议会的周围，这对促进民族统一是个十分重要的心理因素，但最重要的因素毕竟是国民军的建立及其进行的战争和取得的胜利。从物质方面看，许多人因为当兵或因为形势所迫而离开家乡，这使他们对历来一无所知的法国其他地区开始有所了解。

    但是，必须承认，民族统一的任务至此尚未完成。中央政府和地方当局之间的协调还有待完善。法典的编纂工作几乎完全没有开始。对公民教育至关重要的初等教育体制尚未建立。至于统一市场，尽管陈情书早已提出了统一度量衡的要求，这项工作至今仍未完成。制宪议会曾委托一个委员会就此问题作专门研究，该委员会于1791年3月19日提出了两项新的基本原则：采取十进位制和以科学观测为基础。根据第二项原则，丈量单位将等于地球子午线的四分之一的一个整分数（即千万分之一），称作“米”，而整个度量体系则称作“米达制”。重量单位“克”将由一立方厘米的蒸馏水在特定条件下测出。其实，在测量必然不甚精确的条件下，即使以自然物体为依据，人们也只能得出约定俗成的单位。十进位制的确是个合理而方便的创造。丈量子午线于1792年开始；科学院于同年列出了明细表。十进位制后来出现了一个缺口：国民公会于1793年8月1日确定货币单位为“法郎”，相当于十克银的价值；但国民公会于共和三年热月二十八日（1795年8月15日）将法郎贬值一半，使之大致等于旧制度时的“里佛”，其目的显然是为了照顾习惯，使传统的货币单位能永远保留。直到督政府结束时，整个计量制度还没有完全确定，这方面的事也留待执政府去完成。

    此外，推广法语仍无进展。十八世纪的世界主义以及所谓民族以自愿结合为原则的观点最初并末使革命者关心语言问题，地方自治的自由主义倾向也促使他们对推广法语不感兴趣。相反，制宪议会于1790年1月14日命令把各项法令翻译成在王国中使用的各种方言。国民公会在推行民族战争时才改变了主意；有人甚至指责，主要为教会所坚持的方言俚语会助长反革命；国民公会的特派代表，特别是派往阿尔萨斯的圣茹斯特，对方言俚语持反对态度。共和二年雨月八日（1794年1月27日），根据巴雷尔的提议，国民公会决定今后的政府文件和公证文书一概使用法语起草，私人文书也须用法语起草才能归档。国民公会还规定，在使用方言的各州，每个市镇必须在十天内接受一名教法语的小学教师。格雷古瓦走得更远，他于牧月十六日（6月4日）建议议会让各机关团体努力取消俚语，他的请求没有被采纳。雨月八日法令能否执行显然取决于小学教师，而在热月九日后，这项法令便被束之高阁。法语的推广和民族心理的形成应归功于中心学校（以及后来的公、私立中学）的建立以及国家的行政统一和经济统一。

    然而，就在民族统一日趋完成时，内战却使少数法国人离开了本国，他们是流亡者及其亲属，还有顽固派神甫，照共和六年的法律的说法，其中大多数是贵族。实行大赦固然能使他们回国，但可以预见，回来的人只会在表面上敷衍新政权，而暗中准备东山再起。总之，如果把目光放远些，人们很容易会看到，利害冲突将随事态发展而加剧，并最终导致势不两立，宗教对立、政治对立、社会对立以及传统和理性主义的对立使新法国比旧法国在精神上更加四分五裂。

    七、知识生活

    革命党在不同程度上全都坚信理性主义原则。共和二年葡月十一日（1793年10月2日），国民公会给予笛卡尔配享先贤祠的荣誉。孔多塞于1794年写下了《论人类精神的进步》一书，这部堪称十八世纪思想的最高体现的著作虽然遭到取缔，却表明作者对人类的命运充满着信心。自然神论的形而上学丝毫没有丧失其影响，只是以寻求道德（罗伯斯庇尔等人主张还应加上感情或希望）的立论依据的实用主义形式而出现。沃尔内在1791年的《废墟》一书中指出，在专制政治和神权政治下的各个帝国因放弃了自然宗教而最终纷纷灭亡。沃尔内于1793年发表了《公民的教义问答》，主张实行对最高主宰的崇拜、旬末礼拜和有神博爱教。

    到了督政府时期，以法兰西学院为基地的“观念学派”为使认识完全得到实证，牵强附会地使用经验科学的研究方法（不考虑经验科学家对此作何感想），硬是把认识拉回到感性世界的边缘。德斯杜特·德·特拉西主张采用观测的方法来确定观念的形成过程：观念学派便因此而得名。卡巴尼斯医生首创了经验心理学，在萨尔佩特里埃研究精神病的皮内尔于1798年发表了有关病理心理学的第一部著作。在他们看来，道德是一门旨在研究伦理的科学。让格内和福利埃尔把历史批判主义应用于研究文学和艺术。斯塔尔夫人于1800年出版了《论文学与社会建制的关系》。迪皮伊于1794年在其《一切宗教的起源》中试图把历史批判主义方法推广应用于宗教史。

    不断进步中的科学成了理性主义的堡垒。拉格朗日、勒让德尔、拉普拉斯等数学家推动了函数分析的发展，为法国在代数、几何、机械力学和天文学等方面争得荣誉。蒙日的画法几何学创立于1799年，拉普拉斯于1796年出版的《宇宙体系解说》使传统的机械力学达到了顶点，直到二十世纪仍无匹敌。物理学至此还没有出现大科学家。化学的创始人拉瓦锡虽不幸去世，但贝尔托莱和其他化学家都还健在。在自然博物馆讲课的有居维叶、若弗鲁瓦·圣–伊莱尔和拉马克等，但他们关于物种进化的争论尚未开始。

    憎恶革命的思想家普遍把理性主义————即使停留在唯灵论和多神论————看作是罪魁祸首。他们背叛了启蒙哲学，主张回到传统和启示宗教那里去：拉哈尔普已沦为信仰主义者，丰塔纳则大谈其社会功利。在流亡的知识界中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博纳德和梅斯特尔正是在国外于1796年发表了他们最早的著作。他们步伯克之后尘，歪曲经验理性主义，为传统辩护，后来被十九世纪的反革命奉为至圣先师，但他们在督政府时期尚未出名。巴吕埃尔教士于1797年所写的《雅各宾主义的历史回顾》较快地取得了成功，作者企图把大革命说成是共济会搞的阴谋。

    在思想界，同理性主义作对的主要是卢梭的影响：尽管卢梭的政治理论业已声誉扫地，人们欣赏他作品中所表现出的缠绵悱恻和多愁善感；其实，卢梭只是崇尚直观，并不赞成精神至上。那些对革命心怀不满的人，那些责备理性主义不能给他们带来感情安慰的人————每当时运不佳，人们总是要寻找精神寄托————，大多把哲学思辨看得无足轻重，因而容易倒向传统宗教或形形色色的神秘主义的一边。天主教会在竭力恢复其已被大大削弱的影响（削弱的原因前面已经谈到）。教会的四分五裂妨碍着这种努力。原有的宪政派教会始终存在，还有四十四名主教，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格雷古瓦。他们于1797年举行了一次全国主教会议，出版《宗教年鉴》刊物。罗马教神甫拼命反对宪政派，但其内部也不团结。以布洛涅教士为首的不妥协派出版《教会年鉴》，谴责以爱默里教士为首的顺从派（顺从派也有自己的报纸，即西卡尔教士主办的《宗教年鉴》），对那些在果月十八日后宣誓仇恨王政的“仇恨派”更大肆攻击。但是，不再受教会纪律约束的人在思想上并不一定信奉理性主义；他们对以神怪为中心的宇宙观十分留恋，不加选择地接受五花八门的神秘主义学说，其统称即是“光明异端派”。圣马丁尚未去世，阿尔萨斯和里昂是神秘主义的两个活动中心。此外，预言和通灵的巫师不时出现；苏珊娜·拉布鲁斯在大革命初年招收了一些愚民为门徒，卡特琳娜·苔奥在恐怖的巴黎也这样做。但值得注意的是，不能把两种思想方法绝对地看作是对待大革命态度的分野。库尔诺曾指出，大多数法国人不能理解党派斗争中错综复杂的和细微曲折的变化，却分成具有截然不同观点的两个对立阵营。他们或者拥护革命，或者反对革命；家庭的传统，加上学校教育、私人关系乃至职业影响，促使两派的对立变得根深蒂固。何况，观念的冲突在1789年前业已开始，它的延续只是顺理成章而已。

    以上情形在语言方面也有所表现。在革命初年，语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总是同复兴、进步、造福社会等观念相联系的某些词，由于人们怀有的希望和热情在含义上有所扩大，并充满激情。例如，贵族、独裁者、暴君、封建制、旧制度、革命等词具有时代的感情色彩；法律、宪法、公民等词能给人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这种感觉不久便消失了；但也有的词，如民族、祖国等，始终保持崇高的价值。由于感情冲动，人们毫无节制地使用夸张、狂热和过激的言辞，从而产生一些令人不可忘怀的奇谈怪论：“你们同胜利缔约了吗？”————“不，我们同死亡缔了约。”平民的言谈一度使传统的语言受到影响：这种状况推动了简单过去时和虚拟式未完成时的衰退，尽管这两种时态在议会演说中仍照常使用。总的说来，发展的连续性占着主导地位。除个别例外，革命家们都曾上过私立中学，他们力求字斟句酌，遵守语言规范。他们从教义问答和共济会术语中借用词汇以及类比、转喻、暗喻等修辞形式，大量引证古代作家的作品，迎合近几十年来流行的多愁善感的风格。在雾月十八日前，不守语言规范已被当作是雅各宾派和无套裤汉的耻辱，因而越来越少见了。

    大革命开创了政论文、政治新闻等新的文学形式，向作家提供了新的题材：安德烈·谢尼埃写的是网球场，他的兄弟却写了查理九世，法布尔·代格朗丁写了《菲兰特》。除了杂志、小册子、游行和庆典外，人们还用戏剧作为宣传手段：一些活报剧应运而生，其内容都猛烈抨击贵族、国王和教会，在热月九日后转而反对雅各宾派；这些剧本毫无成就可言，其中演出时间最长的《自由祭》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在督政府末年，大演说家已纷纷去世，留下的任何一名时论作家都不能与德穆兰同日而语。古典的文艺形式和千篇一律的题材占着统治地位；一些小有文采而无天才的作家，如杜西、阿尔诺、昂德里厄、德里尔和勒勃伦–潘达尔保持着古典文学的传统。但古典主义正在消亡中，使古典主义得以诞生的社会已经灭亡，其影响也日趋削弱。新富人和小资产者因未上过中学，欣赏不了古典主义的文学灵感，也理解不了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典故。他们更喜欢毕克塞雷古和杜克莱–杜米尼的传奇剧————最早的浪漫主义戏剧。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于1787年创作的《保尔和薇吉妮》始终获得读者的热情欢迎。特雷桑伯爵的仿古行呤诗体因配有小曲和木刻而广为风行，预示着浪漫主义对中世纪的留恋。外国的浪漫主义作家也开始使法国读者入迷，麦克孚生于三十年前编造的《莪相诗歌》在督政府时期获得空前的成功。旧制度末期的复古倾向未能让文学面目一新：安德烈·谢尼埃的仿希腊诗歌尚未问世。但复古倾向却使革命时期的演说家和时论作家更加怀念过去的中学。这种状况在督政府时期仍继续存在。

    在绘画和雕塑方面，复古倾向也十分顽固。人们或许会说，艺术教育和艺术创作中的继承性肯定会因文物遭到破坏而受到损害。其实，历届议会有时虽放任不管，但毕竟也采取了一些制止措施。制宪议会设立了“文物委员会”，专门负责保护文物；后来的国民公会于1793年12月18日成立了“临时艺术委员会”，代替了“文物委员会”；格雷古瓦曾多次提出报告，要求制止对文物的破坏。国立图书馆、国家档案馆、卢浮宫博物馆和亚历山大·勒努瓦领导的自然博物馆、法国文物馆都收集和保存了不少历史文献和艺术珍品。随着画院和罗马法兰西学院的消失，由大卫领导的一大批艺术家终于获得了解放，这同时也预示着，艺术意境和创作技术从此将面目一新。绘画家和雕塑家都从当时发生的事件中取得灵感和题材，大卫的《网球场的宣誓》和《马拉之死》等杰作就足以证明。在大卫的推动下，艺术家们组织了庆典：1793年8月10日的复兴节、共和二年牧月二十日（1794年6月8日）的最高主宰节都极其出色地表现了革命的精神状态。人们可以认为，大卫在1789年前后展出的历史画《贺拉斯兄弟盟誓》和《处死自己的儿子布鲁特斯》中对公民尽忠报国的歌颂，同革命的精神状态也完全合拍。

    然而，传统没有丧失自己的权利。弗拉戈纳尔、乌东、克洛迪翁、帕儒始终忠于十八世纪的艺术。大卫一派在1789年前具有的那种复古和重画面轻色彩的特征仍保持了自己的魅力。古罗马建筑艺术在革命节日的装饰中仍占重要的地位。在督政府时期，为古典主义所特别推崇的历史画再次以古代题材为楷模：大卫就是于1799年展出了《萨比纳》一画。钱拉、吉罗代和格罗尚未脱颖而出，普吕东也尚未成名。复古风尚使亚历山大艺术以及所谓伊特鲁立亚图案或埃及图案深受欢迎，因而在装饰和家具方面，没落中的旧制度的传统竟同时得以保存，并为“帝国风格”的出现做好准备。正如“路易十六风格”一样，“督政府风格”是多种风格的混合物。

    同文学和塑雕艺术相比，音乐更容易被革命热情所感染。戈赛克、梅乌尔和格雷特里为革命节日谱写了赞歌；直到督政府时期，这类歌曲仍有新的创作。共和派总是用自己的歌声压倒《人民觉醒报》，著名的《马赛曲》（鲁日·德·里尔词曲）和《出征歌》（梅乌尔曲，玛丽–约瑟夫·谢尼埃词）在革命后经久流传。但是，在室内音乐和咏叹喜剧方面，传统势力还很强大：格雷特里和德莱拉克仍然健在。

    八、新社会

    同旧社会相比，雾月十八日前的新社会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天主教僧侣的消沉。他们过去人数众多，备受尊敬，有钱有势，现在不但陷于贫困，流落异乡，而且被督政府当作嫌疑犯和敌人对待，世俗化的国家只允许教会享有教徒所承认的精神权威。暂且，贵族的命运似乎并不比他们强。门第和封号虽然已被取消，但前贵族仍保持一定的潜在影响，此外，这种影响的物质源泉并未完全枯竭。有些贵族家庭，例如费里埃尔侯爵家，照常过着佣仆成群的生活，他们受到佣仆的暗中保护，或至多受到逮捕或临时骚扰，但地产却未受任何触动。一些流亡者的妻子甚至用假离婚的办法，保住自己的陪嫁或原丈夫的遗产。一些回国的流亡者，不论是否已在户籍册除名，竟在白色恐怖时期胁迫别人归还他们原有的产业，更多的是借他人之名赎回产业。此外，还有不少居乡贵族仍为共和国效力。

    大革命对资产阶级有利，这固然是不言而喻的事，但有利的程度对所有人却并不完全一样。那些以“家景颇丰、生活阔绰”自夸的资产者如今不再趾高气扬了：他们开始满足于“年金收入者”、“土地出租者”这类更符合他们社会出身和社会身份的名称。旧制度时期的一些资产者或者因反对革命，或者因停留在1789年阶段和主张君主立宪，最后被人当作贵族看待。其中，有些流亡国外，丧失了家产，甚至让亲属受到牵累；另一些在果月十八日后仍被资产阶级共和派视为嫌疑分子。明哲保身的资产者也因取消行会、增收革命捐税、摊派公债和通货膨胀而受到财产损失。对商人说来，除了部分地受到以上几方面的损失外，还因经济统制而吃尽苦头，只要战争不停和信贷紧缺，他们不能期望以往的繁荣。由于英国封锁海洋和拦截商船，尤其由于殖民地的丢失，远洋贸易濒临破产。资产阶级的优势地位未受动摇。货币混乱带来的后果不像今天那样普遍，因为动产在整个国家富源中只占较小的地位。地主保留着他们的土地，一旦货币恢复正常，便能重新获得收入。在督政府末期，物价下降使资产阶级陷于困境，但这类有得有失的事在任何时候都会出现。何况，许多资产者显然通过购买国有产业和参加共和四年风月二十八日法开创的分赃弥补了损失。商人有更多的机遇，因为他们在日常活动中学会了投机，他们留在或流向国外的资金在原封未动地收回后，无论用于资助督政府或向国家供应货物，都能获取利润。例如，培勒戈和雷卡米埃等银行家，佩里埃兄弟和沙普塔尔等制造商都能逢凶化吉，甚至捞得油水。另一位被称为“贵人”的佩里埃在旧制度末年曾是多菲内工商界的巨头，并于1788年在维齐尔乡墅接待了革命解放的创导者，他赶上了种种机遇，后来使他的家族成为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政治生活中享有盛名的一个大家族。

    可见，资产阶级只是丧失了自己的部分代表，包括一些杰出的代表在内，阶级的内在结构也有所变化。不从事生产而依靠官职或祖业为生的那部分资产者，如年金收入者、旧军官、国家官吏、法律界人士等，虽然他们的地位并未真正动摇，但已不如旧制度下那么富裕。关于这一点，我们今天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他们从思想上为大革命作了准备，提出了革命的原则，充当了革命的领导，最后却发现自己的领导地位逐渐被操纵经济活动的新富人所取代，因为这些新富人正购置地产，在缙绅中扩大影响和提高声望。从另方面看，资产阶级的地位也随着新富人加入自己的行列而更加巩固。当然，这些暴发户的类型也有不同。

    最大多数的暴发户原是旧制度下所谓平民出身的小手工业主和小商人，他们利用机会买下了自己的住房、城里的其他房屋和市郊的土地。投机活动总是对中间商（特别是粮商和磨坊主）十分有利。个别小手工业主和小商人挤进了批发商和制造商的行列，大多数则沿着普通的道路向前发展：在商业和财产都得到扩大后，他们自己感到心满意足，他们的进过中学的儿子如果不继承父业，便进入行政机关或从事自由职业。他们竭力利用联姻、关系和习俗的途径取得更高的社会地位；正因为如此，他们对纳税人选举制并不反感。文学家、时论作家、演员、艺术家和教授确实通过大革命提高了他们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只要能够功成名就，他们自然乐于为统治阶级服务。可以说，统治阶级也变得比以往较为民主；但是，大批新人的拥入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该阶级的性质。资产阶级化是法国社会演变的一大特征，法国大革命只是这个演变的一个历史阶段而已。

    在所谓“新富人”中，还有另一种性格类型的人。他们往往不愿通过勤劳刻苦和节衣缩食逐渐发家致富，而企图在社会中一蹴而至，通过冒险的途径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类人虽然在任何时代都是有的，但在社会和经济出现重大动荡的时期，即使平时谨小慎微的人也会不顾冒险而孤注一掷。在热月政变后，冒险家急剧滋生。他们爱虚荣，图享乐，摆排场，成为戏剧、漫画和歌曲的攻击目标。从那时起，昂戈夫人已是讽刺画中的著名人物。这些侥幸发了横财的人多数很快把家产挥霍干净，落到悲惨的下场。但是，情况也不尽如此，一些骗子手靠督政府发财致富，其中最著名的是乌佛拉尔。不少人在社会上神气了很长一段时间。最聪明的一些冒险家后来把资金投入商业，成为生财有道的批发商和制造商。他们不同于旧的资产阶级，因为他们没有文化，对无利可图的知识不感兴趣，对革命理想也一窍不通。他们死守着狭隘的功利主义，贪得无厌，不择手段。然而，即使蔑视他们的人也不能不承认，他们毕竟是资产阶级的一支新生力量，给资产阶级带来了新鲜血液；没有他们，资产阶级将会衰竭，因为暴发户的后几代子孙就不再像第三等级中的富裕家族那样拼命想挤进贵族行列中去了。

    乡村社会中也发生了类似的演变，但规模更加巨大，因为农民占法国人口的大多数，正是农民的反抗才给了旧制度以致命的打击。实行税收平等，取消什一税和领主权，使革命精神在乡村有产者的头脑里丧失干净。他们同贫苦农民之间的鸿沟日益加深，贫苦农民所得的唯一好处只是废除了农奴制和对领主的人身依附。农民共同体的解体更加速进行。在实行了瓜分公地的村庄里，农民普遍有了小块土地；但多数村庄不愿瓜分公地，或者因公地面积过少，或者农民更希望保留公共牧场。国有产业的出售使自耕农户以及他们自有的土地有所增加，尤其在革命的第二阶段，即在实行山岳派法律的时期。到了督政府时期，购买国有产业的主要是资产者，除部分土地外，城市的住房、乡村的贵族宅第、修道院和树林全部落到他们的手里。即使在有利农民的那个时期，国有产业在拍卖时也总是让富裕自耕农和大农庄主占了便宜，因而农民资产阶级的地位正在不断上升和巩固。在实行限价以前或以后的时期，商业自由同样对这些人有利。根据租约法的规定，凡土地出售转让，土地租约同时失效，但教会产业例外。经营教会产业的农庄主获悉制宪议会要求教会土地购买者维持原租约后，感到十分高兴。山岳派国民公会表现得比较严厉：它允许国有产业购买者撤销原租约。经济统制给农业生产者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这使农业生产者更清楚地看到，共同的保守利益把他们同整个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

    在这少数人的强有力的帮助下，新秩序将在下一个世纪中逐步巩固。但也不能否认，大多数法国人的生活状况暂且没有很大改善。地位始终低于资产阶级的手工业主和零售商不但人数众多，而且生活方式也没有变化。据认为，他们的人数可能略有增加，这在原来行会领袖为保持其地位而禁止别人开业的行业和地方至少是如此。农村的前景看来较为暗淡，因为土地危机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许多农民仍感土地不足或租不到土地。前面已经讲到，分成制佃户对法律不能感到满意。

    至于无产者，他们像其他人一样因取消间接税而有所得益，至少在城市，征税工作还没有全面铺开。乡村无产者摆脱了对领主的人身依附。工资没有随物价下跌，仍比1790年约高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督政府的最后几年恰逢丰收，穷人得以有暂时的喘息。然而，失业威胁仍然存在，特别是零工，济贫事业的衰落更使他们的生活没有保障。最后，工人的状况没有任何改善：帮工会逐渐在恢复，互助会正在开始建立，有些互助会成为支持工人反抗的互助组织，但禁止工人“同盟”和罢工的法令仍然有效。

    雾月十八日前夕，法国社会的上等阶层还处于重新组合的状态，缙绅们希望在改组中夺回对社会的领导，重享荣誉和利益；他们正确地看到，关键在于如何维持国民的生计和习惯。国民为消灭贵族而容忍了对行会旧秩序的打击，也容忍了为他们鄙视的少数人飞黄腾达，但他们始终认为这是令人遗憾的权宜之计。除了在奥特依区的斯塔尔夫人、雷卡米埃夫人和孔多塞夫人的沙龙外，巴黎还有其他一些沙龙，各种出身和各种文化程度的人均混迹其中，核心人物则是巴拉斯、乌佛拉尔以及他们得宠的轻浮女子，如塔里安夫人、哈姆雷夫人和约瑟芬·德·博阿尔内。她们的敞胸露臂和放荡不羁成为督政府时期种种传闻轶事的最好题材。但是，这个由几百人组成的上流社会并未用他们的伤风败俗影响法国人民。悲观论者认为传统的习俗已被动摇；其实，货币的混乱以及大批人经济地位的改变会使社会风气不可避免地偏离正轨。人们希望减轻道德败坏的严重程度，这无疑部分地说明了对基督教和教会学校的留恋，因为它们同道德教育是不可分割的。离婚在村镇尚未开始流行，虽然它把旧制度下被认为是见不得人的丑事合法化了。即使在城市，许多人也把它看作是避免被没收财产的权宜之计。最热烈的革命者尽管在公共生活中积极争取自由和平等，但一回到家里，仍像1789年前那样坚决维护自己作为丈夫、父亲和老板的权威，而且丝毫不觉得这有什么矛盾。雅各宾分子反对私生活中的不道德，无情地取缔妓女，但不主张家庭解体，也不赞成妇女解放。虽然妇女在某些“群众行动”中起了重要作用，雅各宾分子仍把她们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并封闭了她们的俱乐部。

    九、经济自由和权利平等

    人们往往单纯用逻辑雅理来判断制宪议会宣布的原则将会产生怎样的必然后果；其实，继承性的意义远比人们所想象的要深远得多。资本主义集中的发展只是在后来才改变了社会的结构，经验科学的技术革新也只是在后来才在改变物质生活条件的同时，扩大了个人的独立性。同这些后果相比，经济自由显然是新秩序的一个根本特征；何况，商人们也认为经济自由是制约其他一切因素的因素。但是，在十八世纪末，即使思想最大胆的人也没有充分认识到经济自由的重大意义，它的直接后果甚至得不到人们的普遍重视。

    毫无疑问，经济自由有一个方面对法国人很有吸引力：只要具备了创业的条件，每个人都可以碰碰自己的运气，即使雇佣劳动者也有权决定在自己喜欢的时间和地点就业。当然，个人的抱负决不是大革命的产物，它存在于人的内心；但是，大革命既然给人以各种自由，它也赋予个人抱负以合法的地位。在这个意义上，经济自由便与其他各项自由不可分割地联结起来，成为最宝贵的自由，甚至是各项自由的象征。

    技术革新如今已摆脱了一切障碍，而人们却对此十分冷淡。由于谨小慎微、因循守旧、自以为是或缺少资本，小手工业主不经深思熟虑决不肯轻易接受技术革新。他们逐渐由不愿革新转变为反对革新，因为采用新技术，特别是蒸汽机，势必会导致资本的集中。小手工业主害怕自己沦为雇佣劳动者；工人懂得，机器将扩大失业队伍；农民看到，在集体权被取消后，他们将只能放弃土地。资产阶级希望革新农业耕作技术，因为土地仍是最宝贵的财富，因为农业生产提供国民收入的主要部分；但是，工业资本主义的情况就不完全如此。从事自由职业的资产者曾受过经济学家和百科全书派的熏陶，他们相信大企业能使科学同生产相结合，并有招收部分穷人做工的优点。然而，他们对扩大企业仍然犹豫，担心大企业会被金融家所操纵；担心企业的迅速致富会背离传统；担心经济的优势地位会削弱他们引以自豪的精神生活的作用；担心经济有朝一日会把政治垄断起来。即使在商人中，兴办事业的进取心也很不够。不建立银行足以表明他们的胆怯。很少有人想当工业巨头。法国人对英国经济普遍抱有偏见，相信建立在信贷基础上的英国经济势必会因采用机器而导致生产过剩，而欧洲一旦停止接受英国的出口，英国经济就会垮台。这种心理状态十分说明问题。假如法国像英国一样拥有丰富的煤矿，假如法国加速引进英国的机器和技术，大革命或许会给法国人一个心理冲击，从而打开他们的视野。可是，战争相反却中断了外来的进步影响。在督政府末期，技术进步有所恢复，但几乎仅限于棉纺业；蒸汽机仍未被利用，水力也往往不足：长期作为最重要的工业中心的巴黎正属于这种情况。一些资本主义大企业家，例如巴黎的里夏尔和勒努瓦，巴黎和根特的鲍文斯，图卢兹的博瓦野–冯弗雷特，占用国有的厂房和雇佣贫苦的劳力，特别是济贫所收留的弃儿，开始建立起大工厂。如同英国一样，这些工厂还远没有实行严格的专业化生产；有些企业家，如泰尔诺，仍保留商业资本主义的传统，除实行工场制造外，还利用家庭加工和农村劳动力，把制造、批发、销售、运输和借贷结合在一起。他们取得的实际成果给不少历史学家留下印象，但也不应忘记，工场企业毕竟规模较小，而且极其分散，小手工业在国内仍占主导地位，法国基本上是个农业国。耕作技术的停滞不前突出地表明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迟缓。历届议会虽然对英国的耕作方法很感兴趣，却不敢用圈地运动普及这些方法。制宪议会准许实行圈地，但为了缓和群众的反对，同时规定凡实行圈地借以逃避自由放牧的地主不再有让自己的牲畜进入他人土地的权利。制宪议会还决定，人工草地仍将不许自由放牧，因而不必圈起篱笆。随着耕作规章被取消，强迫轮作制也跟着取消，因而自由放牧只能在市镇公地才可进行。但是，由于没有用行政命令推行土地兼并，以上措施的进展极其缓慢，其效果在当时简直微乎其微。国民公会允许瓜分公地，以便增加小规模经营的数量。供不应求鼓励农民种植土豆、菊苣和油料；助税的取消使葡萄种植大大增加。这些演变没有打破传统的约束，丝毫不意味着现代农业的诞生。

    可见，在革命的十年中，资本主义发展并未加快；相反，时局的动乱只是延缓了这一发展。大企业继续让小手工业主和农民很不放心，但并没有给他们带来比革命前更多的损害。大企业还没有把劳动力集中起来，严格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尚未形成。总之，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大量的小手工业主同他们的佣工之间的界限仍然是模糊的。

    经济自由和权利平等之间的矛盾尚未明显地暴露出来。在资产阶级看来，两者之间没有任何矛盾，因为他们认为，平等意味着所有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然而，当他们为废除贵族的血统特权而宣布这一原则时，却暴露了第三等级内部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对立，并加速了乡村共同体的瓦解；换句话说，经济状况的不平等上升到了首要地位。因此，即使在1789年7月，当资产阶级庆祝平民革命拯救了国民议会时，他们也没有摆脱他们历来对“平民”和“贱民”怀有的恐惧。在《人权宣言》宣布全体公民有权参与制订法律以前，制宪议员们接受了西哀士的意见，把能力（即财富）作为选举公职人员、特别是当选公职人员的先决条件。

    选举保证金制度把国家的领导权交给了资产阶级，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权利平等首先出现了矛盾：政治民主制是解决矛盾的一个方法。但是，从开始起，一些民主分子就走得更远。他们揭露有产者对雇佣劳动者的为所欲为，这些猛烈的批评堪称未来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序曲。他们指出，对不具备享有权利平等能力的人说来，权利平等和自由只是一句空话。然而，他们的思考仍停留在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传统对立上；他们虽然经常为穷人辩护，却始终不能为穷人下个确切的定义；他们的分析显得软弱无力，因为他们维护旧的经济，而不突出强调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生产的技术进步。只是在食物危机的压力下，他们才离开泛泛的空谈，站在消费者一边去反对生产者，实际上是站在城市人一边去反对农民，并要求把土地收归集体所有；他们的目的不是要剥夺耕种者的土地，而是为国家征集农产品寻找合法的理由。值得指出的是，莫姆洛于1792年9月提出这个论断时曾补充说，工商企业的所有权仍受国家的保障：这就证明，当时的经济基本上是农业经济，即使在形势极其紧迫的情况下，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最后，山岳派企图把民主共和国的意志强加于有产者和雇佣者。他们保护有产者，宣布对支持“土地法”者处以极刑，但同时又试图用继承法限制有产者的财产。他们向雇佣者提供免费的公共教育，并给生活最没有保障的人提供初步的社会保险。这种社会民主制构成解决权利平等问题的第二个方法，这个值得怀念的方法长期受到资产阶级的反对。尽管如此，山岳派虽然没有像后来的圣西门那样对财产的继承原则提出异议，他们并不反对经济自由，因为他们只是把限价制度当作战时的权宜之计。手工业者和零售商大致也有这种想法：他们不喜欢“大老板”，但又很愿意加入这些人的行列，这是他们的根本性矛盾。许多农民进行请愿，抱怨出售国有产业时没有给他们留下一份，可见他们也希望成为产业主。无套裤汉确实比山岳派更重视限价，百物昂贵和失业直接损害了他们的利益，物质利益在平民运动中所占的地位大大超过意识形态观点和对未来的憧憬。但是，他们强制推行的办法经不起实践的检验，因为在人们的回忆中，这些办法总是同物品匮乏和官僚主义的分配混乱联系在一起。此外，无产者纷纷反对限制工资；从这个角度看，那些从自由经济制度得益最少的人也不由自主地赞同自由经济。

    当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已面临穷途末路的绝境时，巴贝夫和邦纳罗蒂提出了共产主义是实现权利平等不可缺少的条件的主张。但是，他们的预言仍带有时代的烙印。他们建议实行“土地法”，其目的是要把土地平分给耕作者，而并非主张集体生产。他们的共产主义仅限于实行产品的社会化，这就等于把共和二年的经济统制加以全面推广。在当时，唯有他们持这第三种方案。

    雅各宾派的试验足以使绝大部分资产者不再像在大革命前那样乐善好施和对未来充满乐观，也不再像在革命最初几个月那样为维护第三等级的团结而鼓吹博爱。缙绅们永远忘不了经受的这场惊吓。热月九日标志着长时期的政治反动和社会反动的开始。共和三年宪法恢复了选举保证金制度，并特地给平等和所有权下了一个符合资产阶级要求的定义。在督政府统治期间，余下的国有产业多数都落在资产阶级的手里。共和七年风月十四日（1799年3月4日），共和国把君主时代典押的产业无偿或廉价出让给典据持有人，得到好处的也还是资产阶级。共和国本可以按照1793年7月17日法案收回那些因带有封建语汇而已失效的土地租约，但这个方案长期议而不决。但是，共和国却强制拒不退佃的布列塔尼农民同意地主必要时可赎回租约。值得注意的是，关于租佃双方洽商租约的新法律于果月十八日前由五百人院通过，又在果月十八日后被元老院通过。资产阶级在这类问题上总是意见一致的。乡村居民的集体权再次引起争议，在树林问题上尤其如此；瓜分村社公产已经停止。司法改革略有改变：家庭会议被逐渐取消；治安法官的裁决逐渐减少；立案审理恢复了收费制度。家庭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有人反对离婚，共和二年通过的便利离婚的法律被废止；康巴塞雷斯指出，1793年关于准许私生子寻找生父的法律仅对过去有效，他提出的法典草案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父权和夫权，同时也限制了私生子的权利。

    但是，反动并未走得太远，因为缙绅内部也四分五裂：怀念旧制度的一些人不能原谅另一些人，坚持君主制的1789年革命者对共和派有很多不满，并恨透了“弑君者”；督政府分子害怕新雅各宾派；许多革命者所共有的强烈反教会倾向更增加了混乱。

    十、贫困化和战争

    当十八世纪行将结束时，绝大多数国民认为旧制度已一去而不复返，他们对政治生活和社会对抗也不再关心，资产阶级已胜券在握。青年人完全没有1789年的激情。他们不幸生长在动乱的年代，每当回顾童年时经历的磨难，无不充满着怨艾；这一代青年十分贪图享乐，比通常的青年更加容易同他们的父辈对立。许多成年人已对动乱感到厌倦；他们希望安享晚年和重见繁荣。

    革命让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革命使法国变穷了。公共设施破败不堪，即使巴黎的建筑物和道路也年久失修。死亡率上升了：据说，仅在军队中就有六十万人死亡或失踪。共和国虽然把疆土扩展到了“天然边界”，但它失去了殖民地，海上封锁使法国出口额比1789年减少一半。此外，为了保住新占领的土地，法国必须继续打仗；在上一次战役里，法国丢失了整个意大利以及瑞士的一半，勉强避免了国土遭到入侵。

    可是，人们的最大希望是先结束国外战争，再结束内战。只有军需商和害怕英国竞争的制造商才对敌对行动称心如意。即使在多次依靠军队渡过难关的督政府中，也有不少人主张为建立和平不惜放弃全部或部分兼并土地。共和八年雾月二日（1799年10月23日），元老院否决了五百人院的一项议案，该议案提出对主张或支持割让国土的人，以及对接受包含这类条件的人处以死刑。波尔歇在反对该议案时直截了当地指出，在他看来，如果在谈判过程中硬是不肯把部分同胞交给外国统治，那将是荒唐的。雾月十日（10月31日），据说热月党人多弩在《十年》发表一篇文章，责备国民公会不该宣布共和国的边界不可更改，因为这就等于宣布“把战争无限期延长，直到所有法国人死光为止”。这些对战争已感厌倦的法国人认为，1793年共和派的英雄主义是可笑的蠢举。

    十一、雾月十八日事变的意义

    除军队以外，革命的建设性业绩尚未完成；人们对宪法的许多条款持有异议。热月九日后的反动仍未使宪法满足资产阶级的愿望。此外，共和三年宪法的自由化尝试并不成功，督政府只是用一些权宜之计弥补该宪法的缺陷，未能赋予制度以必要的效率。最后，一年一度的选举使督政府成员面临被反革命派或被民主派排斥的危险。他们在策划新的政变时，首先就想到用聘任制代替选举制，以便稳掌政权。反对派指责他们企图玩弄花招谋取“终身职务”，这确实正中他们的要害。这伙人其实并不单纯为自己谋利：反革命派或民主派的胜利会使整个资产阶级受害。因此，雾月十八日事变，或更确切地说，雾月十九日事变，在历史的远景中具有广阔的意义，因为它更加符合法国当时的社会发展，波拿巴的上台又为它增添了光彩。

    当时的形势使波拿巴政变变成军事独裁，而波拿巴的大权在握又对资产阶级十分有利。没有雾月党的帮助，波拿巴不能建立和巩固其政权；但是，为了登上皇位，他又必须摆脱对雾月党的依赖。波拿巴因此与教会重归于好，大赦流亡者，任用所有愿意投靠他的人，不论他们是贵族或资产者，是王党或共和分子。这样，他促使了当时统治阶级的不同派别达成暂时的团结，而他则以监护人身份，督促这个阶级根据他的意愿创建体制和制订法典，并让其成员担任国家和各级行政机构的高级官员，以便加快经济复兴，巩固阶级统治，进而实现资产阶级在1789年所确定的最终目标和完成大革命的任务。

    内战终于结束，欧洲和平也一度实现，而法国的占领地和殖民地却未受丝毫损失，波拿巴的深得人心与此关系甚大。

    然而，雾月党人对波拿巴的专横跋扈和耽于幻想却估计不足。他们以为波拿巴在处理政务时会同他们协商一致，而波拿巴对他们却不予理睬；他甚至剥夺资产阶级起码的自由。最令人失望的是，他竟越过“天然边界”重启战端，肆无忌惮地和无限期地把战争进行下去，终于把国家引向了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