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有了朋友生命才显出全部的价值

彷徨》，我曾看过三遍。看了这两部书的名字，就可知道他处于黑暗的时代，以彷徨来表示愤激，以呐喊来惊醒国人。我们未尝不彷徨，可是未敢做斗争；未尝不呐喊，可是声音太低弱，其贤不肖之相去也就远了。鲁迅先生如果知道今天的祖国，阴霾尽扫，八表光明，也该含笑于九泉啦。

    我翻译西方名家短篇小说的回忆

    时间过得真快，弹指间，四十四年已经过去了！四十四年前，我还是一个十八岁的青年，为了生活的鞭策，就东涂西抹的卖文了。每天孜孜兀兀，劳动十余小时，所作小说和杂文，散见于各日报各杂志。那时我除了创作外，还从事于翻译西方各国名家的短篇小说。因为我生性太急，不耐烦翻译一二十万字的长篇巨著，所以专事搜罗短小精悍的作品，翻译起来，觉得轻而易举。由于我只懂得英文，所以其他各国名家的作品，也只有从英译本转译过来。

    二十岁时，中华书局编辑部的英文部聘我去专做翻译工作，除译了几种长短篇的“福尔摩斯侦探案”外，还译些杂文和短篇小说，供给该局月刊“中华小说界”“中华妇女界”等刊用。二十二岁时，为了筹措一笔结婚的费用，就把这些年来译成的西方各国名家短篇小说汇集拢来，又补充了好多篇，共得十四个国家的五十篇作品，定名为“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计英国十八篇，法国十篇，美国七篇，俄国四篇，德国二篇，意大利、匈牙利、西班牙、瑞士、丹麦、瑞典、荷兰、芬兰、塞尔维亚等国各一篇，并于每一篇之前，附以作者的小影和小传。这五十篇中，用文言文翻译的多于语体文。

    编译完工之后，就由局中收买了去，得稿费四百元，供给了我的结婚费用。包天笑先生在卷首的序文中，还提到此事，天虚我生陈栩园先生在序言中道出翻译西方小说的甘苦，而主编“礼拜六”周刊的王钝根先生，也作了一篇序，除了夸奖之外，也说到我艰苦笃学之况。现在包先生虽还健在，年逾八十，而远客海外，阔别多年；陈王二先生已先后作古，无从亲炙，重读遗文，如听山阳之笛，不由得感慨系之！

    当时中华书局当局似乎还重视我这部“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一九一七年二月初版，先出平装本（三册），后又出精装本（一册），我自己收藏着的，就是这样一册精装本。只因经过了四十年，书脊上的隶书金字，已淡至欲无，而浅绿色的布面也着了潮，变了色了。不意到了一九一八年二月还再版了一次，这对于那时年青的我，是很有鼓励作用的。至于中华书局把这部书送往教育部去申请审定登记，我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两年后，我已不在局中工作，局方却突然送给我一张教育部颁发的奖状，使我莫名其妙；直到一九五〇年，周遐寿先生用“鹤生”的笔名，在上海“亦报”上发表了一篇短文（此文后收入他所著的“鲁迅故家”中），我才知道：民初，鲁迅先生正在教育部里任社会教育司科长，这部书就由他审阅，批复甚为赞许。那奖状当然也是他老人家所颁发的了。最近周遐寿先生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的“鲁迅与清末文坛”那篇文章中，又提起此事。

    我推想鲁迅先生之所以重视这部书，自有其原因。周遐寿先生也说得很明白，说他对于我采译英美以外的大陆作家的小说一点，最为称赏。我翻译英、美名家的短篇小说，比别国多一些，这是因为我只懂英文的缘故，其实我爱法国作家的作品，远在英美之上，如左拉、巴尔扎克、都德、嚣俄[1]、巴比斯、莫泊桑诸家，都是我崇拜的对象。东欧诸国，以俄国为首屈一指，我崇拜托尔斯泰、高尔基、安特列夫、契诃夫、普希金、屠格涅夫、罗曼诺夫诸家，他们的作品我都译过。此外，欧陆弱小民族作家的作品，我也欢喜，经常在各种英文杂志中尽力搜罗，因为他们国家常在帝国主义者压迫之下，作家们发为心声，每多抑塞不平之气，而文章的别有风格，犹其余事。所以我除于“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中发表了一部分外，后来在大东书局出版的“世界名家短篇小说集”八十篇中，也列入了不少弱小民族作家的作品。

    近年来，我不再从事翻译，因为没有机会读到英美进步作家的作品；其他各国的文字，又苦于觌面不相识，那就不得不知难而退了。如果要重弹旧调，只得乞灵于古典文学，我想英译本中，也还有不少未曾译过的各国名作，只要用一番沙里淘金的工夫，也许能淘到一些金的。

    有朋自远方来

    古人道得好，“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远方来了朋友，谈天说地，可以畅叙一番，自是人生一乐。何况这个朋友又是三十余年前的老朋友，并且足足有三十年不见了，一朝握手重逢，喜出望外，简直好像是在梦里一样。

    记得是某一年秋天的一个月明之夜，在上海旧时所谓“法租界”的一幢小洋房里，有南国剧社的一群男女青年正在演出几个短小精悍的话剧：《父归》啊，《名优之死》啊，都表演得声容并茂，有光，有热，有力，真的是不同凡俗。那导演是个瘦长个子的年轻人，而模样儿却很老成，头发蓬乱，不修边幅。他一面招待我和那些特邀的观众，一面还在总管剧务，东奔西走，而脸上的表情，也紧张得很。一口湖南话，又快又急地从舌尖上滚出来，分明是个与《水浒》里“霹雳火秦明”同一类型的人物。这年轻人就是现在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田汉同志，也就是这次从远方来的老朋友。

    这是一九五六年九月间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还只清早六点多钟，就有一位苏州市文联的同志，赶到我家里来，说昨晚上田汉同志到了苏州，现在西美巷招待所中候见。我一得了这天外飞来的喜讯，兴奋得什么似的；料知这位现代的“霹雳火秦明”是不耐久待的，于是捺下了手头正在整理的盆景，急匆匆地赶往西美巷去。

    一位头发花白而身材微胖的中年人从沙发上站起来，和我紧紧地握住手；除了他那面目还能辨认出是田汉外，其他一切都和三十余年前大不相同了。那时他正热烈地和几位文化界同志谈着地方戏剧上的种种问题。我不愿打搅他们，恰见那位研究舞蹈的专家吴晓邦同志也在座中，就和他讨论起我国舞蹈的新事业来。

    我们正在谈着谈着，却见田汉同志已站了起来，忙着说道：“来！来！我们大家玩儿去！”只因其他同志恰好都有别的任务，就由我和交际处的李瑞亭处长作陪，同行的还有两位上海戏剧家协会的干部吴瑾瑜、凤凰和田汉的秘书李同志；一行六人，分乘两辆汽车，向灵岩进发。

    我和田、凤、李秘书合乘一车，颇不寂寞。凤凰同志原是十余年前的电影小明星。我初见她时，她还只十岁，恰像一头娇小玲珑的雏凤；而现在玉立亭亭，已是一个二十七岁的少妇了。这时我和田同志就打开了话匣子，从回忆过去，再说到现在，真是劲头十足。田同志说他经常在外边跑来跑去。最近在安徽合肥看地方戏的会演，几天里看到了庐剧和从湖北输入的黄梅戏，而安徽旧有的徽剧却没有了，这是一件莫大的憾事！这一次已和当地文化部门商讨发掘徽班老艺人、复兴徽剧的办法，使它发扬光大起来。我向他叙述了上月在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上所听来的关于艺人们生活的情况。

    我们谈谈说说，不觉已到了灵岩。田同志一下了车，就一马当先，大踏步赶上山去；脚上虽穿着皮鞋，却如履平地。他比我虽然年轻一些，也已五十八岁了，而“霹雳火秦明”的脾气，依然不变。他在山上到处流连，到处留影，到处都有兴趣，足足游赏了两小时。在寺门口买了一只大型的元宝式柳条篮子，亲自拎着，飞一般地奔下山去。据他说，要把这篮子送给他那位在文工团里工作而正在扬州演出的爱女，作为此次游苏的纪念。

    这时已是正午了，我们不但忘倦，并且忘饥；又一同游了天平。田同志对于亭榭楼阁中的楹联都很欣赏，请李秘书一一抄录下来。在白云精舍中大啜钵盂泉水，放了二十六个铜子在杯子里，水还没有溢出，足见水质的醇厚。大家跑上一线天，田同志拉了我和凤凰，合拍了一张照，就步步登高，由下白云而到达中白云。他远望着“万笏朝天”光怪陆离的无数奇石，叹赏不已。因为时间的限制，就只得放弃了上白云，恋恋不舍地下山来了。

    他虽将于明晨离苏赴锡，可是游兴很浓，还要一游园林。先到我家看了盆景和盆栽，又请吴同志替我们合拍了几张彩色照，已经四点钟了。中共苏州市委文教部长凡一同志夫妇俩伴他去游拙政园、寒山寺、虎丘等处，直到七点多钟方始回来，出席了凡一同志的宴会，再预备去看评弹和苏剧。田同志喜滋滋地对我说：“今天时间虽匆促，但我还在寒山寺里叩了几下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