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有了朋友生命才显出全部的价值

    日本来的客

    这几年来，有些日本人民，常不远千里，纷纷到我国来访问。就是我这僻在苏州东南角里的一片小小园地，也扫清了三径，先后接待了三批日本来的客。

    第一批是以《原子弹爆炸图》荣获世界和平奖金的丸木位里、赤松俊子夫妇；第二批是因雪舟四百五十年纪念应邀而来的山口遵春、山口春子夫妇，桥本明治、桥本璋子夫妇；第三批是日本岩波书店写真文库编辑部主任名取洋之助。这三批日本来的客，都是艺术家，难得他们先后贲临，真使我蓬荜生辉不少。

    我和名取洋之助先生在一起，虽只一小时左右的时光，却在我心里留下了一个挺好的印象。他是一位三十岁上下的青年，身体很茁壮。这一天天气较冷，还刮着风，而他身上的衣服却穿得不多，头上不戴帽，露着一头鬈发，并不太黑；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分明也像我一样的近视。他的脖子里吊着一个摄影机，正面有NIXON字样，很为动目，这大概是日本摄影机中的新品吧？

    菊花的时节虽已过去了，而我家的菊展却还在持续下去；说也奇怪，这一年我的菊花寿命似乎特别地延长。爱莲堂的几张桌上、几上和地上，还陈列着好几十盆菊花，绿色的、白色的、黄色的、紫色的、红色的、妃白色的，大型的、小型的，什么都有。每一盆都是三朵五朵以至十余朵，有的配着小竹，有的伴以拳石，姿态都取自然，尽力求其入画。右壁的长方几上，有一盆悬崖形的绿菊叫作“秋江”的，名取先生最为欣赏，端详了一会，就把他胸前的摄影机擎了起来，格勒一声，收入了镜头。我们那只年高德劭的大绿毛龟，虽已经过几千几百人的欣赏，却从没有摄过影，这一次也居然上了名取先生的镜头。龟而有知，也该引以为幸吧？我因一向知道日本园艺家精于盆栽，年年都有不少精品，因问起近来情形如何。据名取先生回说，他们在国内搞盆栽的还是不少，希望我有机会前去看看。我表示将来一定要争取一个机会，前去向他们园艺家学习；又问起《盆栽》月刊是否仍在继续出版。在十余年以前，我曾定阅过三年，月刊中并且也有一次登过我的盆栽摄影好几帧。名取先生回说《盆栽》仍在出版，等回国后寄几本来给我看。我们彼此说了不少关于盆栽方面的话，译员叶同志从中传达，很为努力，这是可感的。

    名取先生一路从走廊中走去，摄取了我一满架的小型盆景。到了我的书室紫罗兰庵里，又把两个桌子上的许多石供盆供，全都收入了镜头。后来进入园中，又把地上的那株二百年的老榆树桩和盆景“听松图”、四株老柏“清奇古怪”等，都摄了影。末了我正在回过半身，招待他回到爱莲堂里去休息时，冷不防一声格勒，我也被收到镜头里去了。这天因为他还要赶往上海去参加日本商品展览会的工作，就匆匆别去，而他那格勒格勒摄影机的声音，似乎常在我的耳边作响。我在苏沪两住所见到的摄影专家很多，而像他那么眼快手快的，却是从来没有见过。他拨弄着那个摄影机，仿佛是宜僚弄丸，熟极而流。

    丸木位里和赤松俊子夫妇，更给予我一个十分深刻的印象，至今还是怀念着。彼此相见握手之后，赤松女士先就送给我一个日本母亲大会的纪念章，白铜绿地，上面是母亲抱着孩子的图案，很为精美。母亲大会是一个和平机构，代表全日本的母亲为孩子们呼吁世界和平的。她在我的《嘉宾题名录》上签了名，又画了一个赤裸的小孩子躺在烟雾里，并题上了字句，原来她画的就是广岛牺牲在美国原子弹下的无辜赤子，意义是很深长的。丸木先生给我画了一枝梅花，作悬崖形，笔触简老得很。我一生爱好和平，系之梦寐，这两位和平使者的光临，似乎带来了一片光风霁月，使我兴奋极了。

    山口遵春和桥山明治两先生，是日本第一流的画家，这一次是为了大画家雪舟四百五十年纪念，应邀来我国访问的。山口夫人春子长身玉立，着西洋装；而桥本夫人璋子却穿的是和服，我们已好久没有见过了，在我四个小女儿的眼中，觉得新奇得很。山口先生在我的题名录上写错了一个苏州的“苏”字，夫人立刻指了出来，请他改正。他们对于我的盆栽盆景，都看得很细致，也许是老于此道的，使我有“自惭形秽”之感！在园子里，他们看到了那被台风刮坏了一角的半廊，又对旁边的一株老槐树看了一眼，便微笑着说：“这个倒很有画意！”我有些窘，怀疑这句话里是含有讽刺性的。但据伴同前来的谢孝思同志说：“这倒不一定，他们也许是别具只眼，欣赏这残缺之美的。”我听了，心中虽作阿Q式的自慰，过了几天，连忙把这半廊修好了。

    一瓣心香拜鲁迅

    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九日，是我们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先生逝世十九周年纪念日。我不能抽身到上海去扫一扫他的墓，只得在自己园子里采了几朵猩红的大丽花，供在他老人家的造像之前，表示我一些追念他景仰他的微忱。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的我，不但在公的一方面要追念他，景仰他，就是在私的一方面也要追念他，景仰他；因为我对他老人家是有文字知己之感的。

    一九五〇年上海《亦报》刊有鹤生的《鲁迅与周瘦鹃》一文，随后又有余苍的《鲁迅对周瘦鹃译作的表扬》一文，就足以说明我与鲁迅先生的一段因缘。鹤生文中说：

    关于鲁迅与周瘦鹃的事情，以前曾经有人在报上说过，因为周君所译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三册，由出版书店送往教育部审定登记，批复甚为赞许，其时鲁迅在社会教育司任科长，这事就是他所办的。批语当初见过，已记不清了，大意对于周君采译英美以外的大陆作家的小说一点，最为称赏，只是可惜不多。那时大概是一九一七年夏，《域外小说集》早已失败，不意在此书中看出类似的倾向，当不胜有空谷足音之感吧。鲁迅原希望他继续译下去，给新文学增加些力量，不知怎的，后来周君不再见有译作出来了。（下略）

    余苍文中说：

    （上略）我们首先应确定周先生在介绍西洋文学上的地位，恐怕除了《域外小说集》外，把西洋短篇小说介绍到中国来印成一本书的，要以周先生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中华书局出版）为最早。此书取材方面，南欧、北欧、十九世纪的名家差不多全了；而且一部分是用语体译的。每一作品前面，还附有作者小传、小影，在那个时候，是还没有什么人来做这种工作的。此书出版年月，大约为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左右，曾获得北京政府教育部的奖状，此事与鲁迅先生有关。原来鲁迅那时正在教育部的社会教育司当佥事科长，主管这一部门工作，曾将中华送审的原稿带回绍兴会馆去亲阅一遍。他老先生本来就有意要提倡翻译风气，故在原书批语上，特别加上些表扬的话。中华书局如能找出当日原批，还可以肯定这是出于鲁迅先生的手笔呢。抗战前夕，上海文化工作者为针对当时国情，积极呼号御侮，曾一度展开联合战线，报纸上发表郭沫若、鲁迅、周瘦鹃等数十人的联合宣言；鲁迅对周先生的看法一直是很好的。

    不过鹤生说我后来不再有译作出来，实在不确。我除了创作外，还是努力地从事翻译，散见于各日报、各杂志上，鲁迅先生他们也许没有留意。一九三六年大东书局出版的《世界名家短篇小说全集》四册，就是一个铁证；内中包含二十八国名家的作品八十篇，单是苏联的就有十篇，其他如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一应俱全。鲁迅先生在天之灵，也许会点头一笑，说一声孺子可教吧！

    至于余苍所说的出版年月，一九一八年左右，实在已是再版了；初版发行是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那时我是二十二岁，为了筹措一笔结婚费而编译这部书的。包天笑先生序言中所谓“鹃为少年，鹃又为待阙鸳鸯，而鹃所辛苦一年之集成，而鹃所好合百年之侣至”，即指此而言；他老人家原是知道这回事的。

    此书出版后，由中华书局送往北京教育部审定，事前我并不知道，后来将奖状转交给我，也已在我脱离中华书局二年之后。那时鲁迅先生正任职教育部，并亲自审阅加批，也是直到解放以后才知道的。前年北京鲁迅著作编辑室的王士菁同志曾来苏见访，问起鲁迅先生的批语是不是在我处，想借去一用。其实我从未见过，大约当初留存在中华书局，只因事隔三十余年，人事很多变迁，怕已找寻不到了。抗日战争初起时，鲁迅先生等发起文化工作者联合战线，共御外侮，曾派人来要我签名参加，听说人选极严，而居然垂青于我。鲁迅先生对我的看法的确很好，怎的不使我深深地感激呢！

    鲁迅先生的大作《呐喊》《彷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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