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英雄时代

来，大声欢笑着，水花飞上天安门，洒到领袖的脚前，一面好像发出欢声说：“我代表永定河引水工程的全体工人特意来向您报告：永定河的水已经来到首都了。”

    我们的领袖笑了，高声说：“工人同志们万岁。”

    于是整个首都腾起了一片欢呼声。工人的机器飞转着，再也不至于缺水停工了。城郊的集体农民引水浇地，再也不愁天干地旱了。在北海划船的游伴从湖里捧起一捧水，乐着说：“多新鲜的水呀！”而北京的每户人家拧开水管子时，到处都听得到永定河波浪的声音。老年人懂的事多，见人点着头叹息说：“唉，北京城什么都好，就是缺一条河。这一下可好啦，整个的北京都成了大花园啦！”

    亲爱的读者，如果你还有耐心读到这儿，说不定要皱起眉头想：“这不是说梦话吗？永定河离北京总有五十里路，又没有河道，水怎么能流到北京？”

    有河道，我指给你看。这股水从京西三家店的进水闸涌进渠道，穿过西山翠微峰下的隧洞，穿过新劈的山峡，变成一道飞瀑，由高处直冲进山脚的一座水电站，然后滚过一带肥壮的大平地，直奔着北京来了。这不是天河一宿落到地面上，这是条新开的运河。原谅我，如果你目前站到北京城墙上，你还看不见这条河。你看见的只是地面上插的一面一面小红旗，只是成千成万的人一锹、一镐、一手车、一土篮，来往弄土。你也能看见甲虫似的推土机和挖土机，隆隆地翻弄着地面，但你看不见河。这条河是未来，也是现实。现实是人创造的。对于我们坚强而勇敢的人民来说，又有什么不能创造出来呢？人民是爱自己的首都的。既然首都需要变得更美更好，他们就要让首都有一条河。现在还是让我们先去见见那些挖河修闸的人吧。

    过去，我有种模模糊糊的思想，觉得战士就该端着枪，站在祖国的前哨上，冲锋陷阵。在永定河上，我懂得了战士的真正意义。我站在三家店口的大桥上，往西北一望河流从莽莽苍苍的乱山中一冲而出，气势磅礡。正当三冬，天寒河冻，河心里远远移动着十来个小小的人影，还有几台小机器，好像几只蓝靛壳小虫，怪吃力地用嘴拱着河床的沙石。人在伟壮的山川当中，显得有多么渺小啊。

    陪我来看河工的是位姓陈的土工队长，脸红红的，带着农民的厚道味儿。我们并着肩膀走下河心。河床子冻的钢硬，皮鞋踩上去，都有点震脚。我们走近那些小小的人影，远远闻见一股汽油的香味，原来正有几台推土机在河心里爬着。有个推土机手戴着藏青帽子，穿着蓝工作服，脖子下头却露出草黄色的军衣领子。不用说，这是个转业军人。他坐在机器上，微微歪着头望着机器前头闪亮的刀片，一面操纵着舵轮，那刀片便切着老厚的冻土，又灵巧、又准确。我觉得，他好像是用手使刀子在削苹果皮。推土机上还有一行白字，写着：“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这是模仿毛主席的字体写的，字迹褪色了，还是那么惹眼。我笑着说：“你们来的好远啊。”

    老陈答道：“不远，我们是从官厅水库来的。”

    我指指推土机上的白字说：“从淮河来，还说不远？”

    老陈挺含蓄地笑笑说：“照这样讲，我们来的还要远呢。”接着告诉我，他们本来是山东的部队，参加过淮海战役，解放以后逐渐转成工人，到淮河修过薄山水库，梅山水库，后来又到官厅修水力发电站。现时来到永定河，要修一道拦河坝，一道进水闸。他指给我看哪儿是拦河坝，哪儿又是进水闸。他指的地方还是荒凉的沙滩，还是冰封雪冻的河流，但在他微笑的眼神下，我却看见了真正宏伟的工程，平地起来，迎面立在我的眼前。我惊奇地望着那些推土机手，刚才远远看来，他们移动在伟壮的山川里，只是些小小的黑点，但正是这样小黑点似的人开辟山川，改造地球，创造了翻天覆地的历史。人是多么小而又多么伟大呀！

    我见到他们许多人，有扎钢筋手，推土机手，开山机手……他们还穿着旧军装，身上多半有点蓝色的东西，看起来像战士，又像工人。他们都是年轻力壮的好小伙子，乍见面腼腼腆腆的，不大好意思开口，一谈起来，却又俏皮得很。

    我问道：“你们还是头一回到北京来吧？”

    不知是谁说：“头一回？少说也来了一百回————都在梦里。”

    我又问道：“还喜欢吗？”

    又一个说：“这是首都，还会不喜欢？我们来的那天，坐着汽车从城里过，看见买卖家都贴着双喜字，敲锣打鼓的。我寻思：怎么娶媳妇都赶到一天了？原来不是娶媳妇，是首都走进社会主义社会哩。”

    我忍不住笑着说：“你该多到城里看看啊，喜事多着呢。”

    我留心那位扎钢筋手说话时，手总是轻轻抚摸着他的大腿。我明白，他摸的不是大腿，是他那条旧军装裤子。我就问：“怎么样？摘下帽徽，摘下胸章，心里有点留恋吧？”

    他眼望着地，不说话，旁边的人也不说话。我懂得，这是一个战士的感情，我尊重这种感情。请想想，在部队上多少年，你爱我，我爱你的，乍一转业，还会不留恋？留恋得很啊。看见人家穿军装，就会眼馋得慌。我不觉说出句蠢话：“不要紧，不当战士，我们就当工人，还不是一样？”

    一位钢筋混凝土大队长，原先是部队的老营长，忽然插嘴说：“不！我们是喜欢搞建设的。不过搞建设也要走在最前面，做个冲锋陷阵的战士。”

    说得好！战士的意义决不限于一套黄军装，而是无论你在什么岗位上，只要你勇于斗争，勇于前进，你就当得起战士这个光彩的称号。

    我知道有这样的事：他们在薄山修水渠，西北风里，水大填不上土，一填土就冲走了。几百人立时跳进冷水里，胳臂挽着胳臂，排成一长溜，像柱子一样，修渠的人就在这排人柱子后面堆麻袋，土才填上去。

    如今，来到首都，他们正照样用一个战士的勇敢精神来开凿运河。不是不艰难啊。猛一来人多，吃不上饭，喝不上水。你也许奇怪，他们是弄水的人，还会喝不上水？这正是他们的骄傲。他们到的地方往往是荒草石头，他们走过的地方却就水足地肥，人寿年丰。永定河也不是好惹的。石头大，冰又厚，推土机一不小心，刀片都会推裂了，刺刀钝了可以磨，刀片断了就重新电焊好，再上战场。

    一位开山机手被人称为土坦克。怎么得的这个外号呢？他的伙伴说：“因为在官厅水电站打洞子，他抱着钻子白天黑夜往石头里钻，钻的比谁都快，大家才叫他土坦克。”土坦克的模样也有点像坦克：宽脸、大嘴、又矮又壮。不管人家问他什么，总是笑笑说：“没什么。”再多的话也没有了。我见到他是在西山翠微峰下，他正打隧洞，可碰上了麻烦事。山洞打进去，是酥岩，动不动就会塌下来，土坦克也不容易往里钻。

    我问他：“怎么办呢？”

    他眼望着天，还是笑笑说：“没什么。”

    这种十足的信心不但他一个人有，我沿着运河工程遇见的每个人也都有。在翠微峰旁那座刚动工的水电站工地上，我曾经用开玩笑的口气问一个技术人员说：“你们靠什么能有这样大的信心？”

    那位技术人员手摸着嘴巴，眼望着山下平川上密密麻麻挖河的农民，也用半开玩笑的口气说：“靠什么？靠着巩固的工农联盟呗！”

    我们实在应该去会会那许许多多来自北京四乡的集体农民。他们在挖河道，也在劈山。翠微峰下隧洞的两口都是山。不劈开山，挖成一道明渠，永定河的水做梦也进不了北京城。我们谁都听过神话，好像劈山的只有神仙。不是神，是人。地球上有不少号称鬼斧神工的奇迹，也无非是古代人民曾经拿手触摸过的痕迹。不同的是古代人民的劳动往往是痛苦，而今天劳动却变成一种英雄式的欢乐。

    有个夜晚，我走到挖河农民住宿的大工棚去。照理说，他们一整天开山挖土，疲惫不堪，应该早早歇了才是。且不是呢，老远我就听到锣鼓声。走进一看，每座工棚都是灯火通明，有的窗玻璃上还描着大红大绿的彩画，让电灯从里边一映，鲜艳得很。农民们在工棚里有的打扑克，有的下象棋，有的看书写信，也有围在一起说故事的……不需你多问，每个人都变成集体农民了。要问嘛，你到处准会听到这样的回话：“哎呀呀，地都连成片了！”

    靠近门口有个青年，趴在蓝花布被卷上，就着灯亮在看书，看得入迷了，好像天塌地陷也碍不着他的事。我问他看的什么书，那青年忽地坐起来，愣了愣，望着我笑了。这是个刚成年的人，还像个孩子，大眼睛，方嘴，脸上抹得浑儿花的，也不洗。他看的是本《北京文艺》。这位青年赶着告诉我说：“这是今天有个骑自行车的来卖书，我花两毛钱买的。”

    旁边他的一位老乡对我说：“这孩子，有了钱舍不得花，光舍得买书。”

    青年就抱怨起来：“我才买了几本书？在家里，想买也买不到，馋死了，也没人管……”

    我插问道：“你家里怎么样？”

    他忽然欢喜得说：“哎！哎！你坐着飞机也追不上，快得很哪！我们出来的时候，还是初级合作社，昨天区长来看我们，你猜怎么样，成了高级社了。我只愁没有文化……”

    他那位老乡故意逗他说：“没有文化，你还不是照样种地，照样挖河？”

    青年鼓着嘴说：“你说的好！没有文化，就没有翅膀，你怎么跟着飞呀？”

    在另一座工棚里，有两个略微上点岁数的农民先睡下了，一个盖着褪色的红被，一个盖着蓝被，两人躺在枕头上咕咕哝哝聊着什么闲话儿。旁边铺上坐着个青年，弯下腰就着铺在写信。我凑上去问：“给谁写信哪？”

    那青年赶紧用巴掌掩住信，脸一红说：“给乡长。”

    盖红被的农民翻过身笑着说：“给乡长还怕人看？真是个雏儿，从小没出过远门，一出门就想老婆，一天一封信，也不嫌臊！”

    那青年辩白说：“我干活比谁赖？写封信你管得着？就你出过远门，炕头走到地头，地头走到炕头，可真不近。”

    先前那农民嘿嘿笑了两声说：“想当年打日本鬼子，我抬担架，哪里没去过？那时候你还穿着开裆裤子，满地抓鸡屎吃呢。”

    盖蓝被的农民也拖着长音说：“年轻人，别那么眼高！我们见的，不算多，也不算少，你几时经历过？”

    那青年不服气说：“往后我们见的，你也见不着。”

    盖红被的农民笑起来：“你咒我死啊，我才不死呢。凡是你能看见的，我都看得见。”

    我笑着插嘴问：“你能看见什么？”

    那个好心情的农民数落开了：“村里要装电灯，装电话，装收音机；还要修澡堂子，修电影院，修学校————反正要完完全全电气化，我都看得见。”

    我说：“照这样，这条河挖好了，对你们的好处大啦。”

    那农民答道：“河不经过我们村，不关我们的事。”

    我奇怪说：“怎么会不关你们的事？”

    那农民连忙改口说：“这是大家伙的事，自然也是我们的事，我们一定拿着当自己的事一样办。”

    我笑着说：“我不是指的这个。你们村不是要用电么？等那座水电站修好了，一发电，你们要多少电没有？”

    那农民一翻身肚皮贴着床铺，拍着手说：“对！对！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惹得旁边的人一齐笑了……

    在翠微峰下有一处古代遗迹，题做“冰川擦痕”。据说这是几十万年前，冰河流动，在岩石上擦过的痕迹。那些岩石，凡是冰擦过的地方，像刀削的一样平滑。恰恰在“冰川擦痕”的周围，数不尽的工人、农民正用尽全力在开山辟路，修筑运河。这不只是擦一擦，而是在改造地壳了。

    在人面前，大自然的力量显得多么渺小啊。

    香山红叶

    早听说香山红叶是北京最浓最浓的秋色，能去看看，自然乐意。我去的那日，天也作美，明净高爽，好得不能再好了；人也凑巧，居然找到一位老向导。这位老向导就住在西山脚下，早年做过四十年的向导，胡子都白了，还是腰板挺直，硬朗得很。

    我们先邀老向导到一家乡村小饭馆里吃饭。几盘野味，半杯麦酒，老人家的话来了，慢言慢语说：“香山这地方也没别的好处，就是高，一进山门，门槛跟玉泉山顶一样平。地势一高，气也清爽，人才爱来。春天人来踏青，夏天来消夏，到秋天————”一位同游的朋友急着问：“不知山上的红叶红了没有？”

    老向导说：“还不是正时候。南面一带向阳，也该先有红的了。”

    于是用完酒饭，我们请老向导领我们顺着南坡上山。好清静的去处啊。沿着石砌的山路，两旁满是古松古柏，遮天蔽日的，听说三伏天走在树荫里，也不见汗。

    老向导交叠着两手搭在肚皮上，不紧不慢走在前面，总是那么慢言慢语说：“原先这地方什么也没有，后面是一片荒山，只有一家财主雇了个做活的给他种地、养猪。猪食倒在一个破石槽里，可是倒进去一点食，猪怎么吃也吃不完。那做活的觉得有点怪，放进石槽里几个铜钱，钱也拿不完，就知道这是个聚宝盆了。到算工账的时候，做活的什么也不要，单要这个石槽。一个破石槽能值几个钱？财主乐得送个人情，就给了他。石槽太重，做活的扛到山里，就扛不动了，便挖个坑埋好，怕忘了地点，又拿一棵松树和一棵柏树插在上面做记号，自己回家去找人帮着抬。谁知返回来一看，满山都是松柏树，数也数不清。”谈到这儿，老人又慨叹说：“这真是座活山啊。有山就有水，有水就有脉，有脉就有苗，难怪人家说下面埋着聚宝盆。”

    这时候，老向导早带我们走进一座挺幽雅的院子，里边有两眼泉水。石壁上刻着“双清”两个字。老人围着泉水转了转说：“我有十年不上山了，怎么有块碑不见了？我记得碑上刻的是‘梦赶泉’。”接着又告诉我们一个故事，说是元朝有个皇帝来游山，倦了，睡在这儿，梦见身子坐在船上，脚下翻着波浪，醒来叫人一挖脚下，果然冒出股泉水，这就是“梦赶泉”的来历。

    老向导又笑笑说：“这都是些乡村野话，我怎么听来的，怎么说，你们也不必信。”

    听着这个白胡子老人絮絮叨叨谈些离奇的传说，你会觉得香山更富有迷人的神话色彩。我们不会那么煞风景，偏要说不信。只是一路上山，怎么连一片红叶也看不见？

    老人说：“你先别急，一上半山亭，什么都看见了。”

    我们上了半山亭，朝东一望，真是一片好景。茫茫苍苍的河北大平原就摆在眼前，烟树深处，正藏着我们的北京城。也妙，本来也算有点气魄的昆明湖，看起来只像一盆清水。万寿山、佛香阁，不过是些点缀的盆景，我们都忘了看红叶。红叶就在高处山坡上，满眼都是，半黄半红的，倒还有意思。可惜叶子伤了水，红的又不透。要是红透了，太阳一照，那颜色该有多浓。

    我望着红叶，问：“这是什么树？怎么不大像枫叶？”

    老向导说：“本来不是枫叶嘛。这叫红树。”就指着路边的树，说：“你看看，就是那种树。”

    路边的红树叶子还没红，所以我们都没注意。我走过去摘下一片，叶子是圆的，只有叶脉上微微透出点红意。

    我不觉叫：“哎呀！还香呢。”把叶子送到鼻子上闻了闻，那叶子发出一股轻微的药香。

    另一位同伴也嗅了嗅，叫：“哎呀！是香。怪不得叫香山。”

    老向导也慢慢说：“真是香呢。我怎么做了四十年向导，早先就没闻见过？”

    我的老大爷，我不十分清楚你过去的身世，但是从你脸上密密的纹路里，猜得出你是个久经风霜的人。你的心过去是苦的，你怎么能闻到红叶的香味？我也不十分清楚你今天的生活，可是你看，这么大年纪的一个老人，爬起山来不急，也不喘，好像不快，我们可总是落在后边，跟不上。有这样轻松脚步的老年人，心情也该是轻松的，还能闻不见红叶香？

    老向导就在满山的红叶香里，领着我们看了“森玉笏”、“西山晴雪”、昭庙，还有别的香山风景。下山的时候，将近黄昏。一仰脸望见东边天上现出半轮上弦的白月亮，一位同伴忽然记起来，说：“今天是不是重阳？”一翻身边带的报纸，原来是重阳的第二日。我们这一次秋游，倒应了重九登高的旧俗。

    也有人觉得没看见一片好红叶，未免美中不足。我却摘到一片更可贵的红叶，藏到我心里去。这不是一般的红叶，这是一片曾在人生中经过风吹雨打的红叶，越到老秋，越红得可爱。不用说，我指的是那位老向导。

    海天苍苍

    傍晚，凉风从台湾海峡吹来。路旁的金合欢花散出甜丝丝的清香。厦门的夏夜是迷人的。我的心却有点发紧，不能平静————我正在一步一步走近吴才良的家。

    吴才良是在一九五三年福建乌丘屿海面的一次海战里显露出他的性格的。当时他刚上炮艇，当信号兵，年纪轻、个子又矮，一脸稚气，都把他当小孩看。你哪想到就是这么个孩子，当我们的炮艇在海战当中一靠拢敌船，他拿着支冲锋枪，一纵身跳到敌船上。敌人船上掌舵的打死了，船还在转。这个手脚灵活的小水兵三步两步窜到前舱口，正好有个蒋家军官要往上钻，当场叫吴才良一喊，慌慌张张举起手来。紧接着吴才良从舱里又活捉了十几个敌人。懂得一点海战的人都知道：“跳帮”（即跳船）不是件容易事。吴才良的胆气就是这样壮。我现在要去看的不是吴才良，是他母亲。这位母亲为她儿子的命运该经历过多少不眠的夜晚啊！一颗流过血的母亲的心是神圣的，我不忍心去触动。我最怕见的是母亲善良的眼泪。吴妈妈并没用眼泪来迎接我。她有四十几岁，神态很温柔，又透着刚强。屋里已经黑洞洞的了。她点起盏煤油灯，窗口的海风一吹，灯苗冒起黑烟，忽闪地灭了，她就再点。还有好几个小儿女围在她的身前，一个个方头大脸的，都像吴才良一样可爱。她用空洞的眼神望着我，一面沉思，一面轻声谈着她心爱的儿子————才良。我觉得她谈的不只是她的儿子，她谈的是我们年轻一代人的思想和灵魂。

    才良，我的孩子，已经离开我走到别处去，永远不再回来了。有时我一恍惚，觉得他好像是出门迷了方向，一时找不到回家的路，不定什么时候，门外会传来他的笑声，一转眼他会飞进屋子里来，对着我唱。他总是这样，人没到笑声先来了。他知道我爱听唱歌，一回家就唱。可是才良是不会回来的了。他并没迷失方向，他走的是一条通到很远很远地方的光明大道。他最后给我的一封信里还写着：“妈妈：你能原谅我吗？我们的走，总是使人感到这样的突然……当我想起将来，想起祖国最美丽的那一天，一种新的力量充沛着我，也使我更加劲地工作。我知道只有工作，才能缩短走向幸福的路程。”

    才良就是这样走了，奔着一个远大的理想往前走了。

    我爱我的孩子，特别爱他这种刚强性格。我们家的生活先前很苦，靠着他爸和我做鞋油和肥皂卖，孩子从小帮着做。记得有一回才良做鞋油多倒了油，他爸打了他一个耳光子，孩子一生气，跑到他叔父家里去，直到一个多月后，才慢慢回心转意，回到家里来。才七岁一个孩子，就有这大气性。

    才良顶喜欢他叔父。他叔父叫吴学诚，在国民党《中央日报》做副刊编辑，常给孩子书看，讲故事给孩子听。才良爱书爱得要命，八岁上就抱着一大本《三国演义》死啃，啃不动也啃，看着都叫人发笑。我清清楚楚记得是一九四七年初，正过元宵节，叔父在我们家吃元宵，他的家忽然叫特务搜了。叔父忙着赶回去，就叫国民党的党部“请”去，从此再也没有音信。当时才良已经十二岁，稍微懂点事，仰着脸问我：“妈妈，国民党为什么要杀叔父呢？”我忍着泪悄悄告诉他说：“因为你叔父是个共产党。”

    孩子又问：“为什么是共产党就要杀呢？”

    我悄悄说了点自己懂得的一知半解的革命道理，都是他叔父平时对我讲的。孩子的心是纯洁的，记的也牢。厦门解放那天，解放军一进城，人家孩子就连跑带叫撞进门来：“妈！妈！共产党来了！”

    我望着自己的儿子，心里说不出的难过。还能老让孩子天天挑着肥皂上街卖吗？他应该念书，他可想当个解放军了。念了两年初中，他到底考进海军去了。临走，他只向我要一件东西，就是他叔父活着的时候亲手做的小铁箱。

    我说：“要你就拿去吧，可别丢了。”

    他拿这个小铁箱装书用。他的书也多，有小说，更多的是诗，每本都包着干干净净的封皮，像新的一样。谁要看就借给谁。可是你要不知道爱惜书，稍微弄脏一点，你看他那个不高兴啊。

    才良自己也写诗。他有一本很厚很厚的本子，写满了诗。他抄给我的诗里有这样几句：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

    那死去了的战友的姓名

    我们永远万分珍惜

    那在战场里结下的友谊

    这个孩子，感情实在重。在许许多多战友当中，跟他最亲密的是谢时恒，也是信号兵，两个人常常走在一起，好像你是我的影子，我是你的影子。时恒的身量高，才良又矮又灵活，刚刚到时恒的胸脯。

    才良会笑着说：“看你多高！”看电影总坐在时恒的上首，位子高些。

    两个人不在一个炮艇上做工作，彼此约好了，谁的艇先靠码头，谁就买两张电影票，一起去看。

    买好票才良说：“你等着，我找你去。”

    时恒说：“我找你去。”

    常常是你找我，我也找你，两个人走到半路就碰见了。如果时间早，才良准把时恒领到家里来。一进门才良就唱，还喊：“妈！给我们花菜吃。”

    夏天，炮艇一靠码头，两个孩子总爱睡在码头上，有时你替我抱被子，有时我替你抱。两个人并排一躺下，望着满天的星星，听着海上的潮水，就该咕咕哝哝谈起来了。谈到东，谈到西，谈到祖国，也谈到自己————总是谈到很远很远的将来。

    要是晚间许多信号兵聚到一起，大家一定逼着才良讲故事。才良肚子里的玩意儿也多，故意讲鬼，还专讲顶怕人的鬼。讲到最后，他会把两条胳臂忽然一张，啊地大叫一声，做出吓人的样子，惹得人家都笑起来。

    乌丘屿那次海战，才良立下点功劳，你也许在《解放军画报》上看过他的照片。有一天，孩子回家来，四下望望问：“妈妈，报喜的奖状来了吗？”

    我说：“来了。”

    孩子又问：“来了为什么不挂起来？”

    我说：“先不忙吧，这么点芝麻粒大的功劳，算什么？等你立了更大的功，再一齐挂起来吧。”做母亲的心事，你该懂得。我说这话，是怕孩子骄傲。其实我是冤枉了我的孩子。作为个团员，党更会时时刻刻教导他。又过了好些日子，我发现才良瘦了，回家来也唱，也笑，只是不像从前那么欢。我有点担心，他却笑笑说：“一点小病————不碍事。”

    还说是小病呢。原来他得了心脏病，起初时常头晕，到后来，有时正在艇上值更，一下子会晕倒，不省人事。中队长几次送他去休养，去了不久又回来，回来就要上艇。有一个晚上，谢时恒的炮艇跟才良地停在一处。时恒值更，才良也值更。到半夜，时恒听见那边艇上喊：“吴才良没气了！”

    同志们又把他送到医院去。这次还算好，养了两个多月才回来，气色好了，人也壮了。你当他是养好病回来的吗？才不是呢。他是偷偷从医院跑出来的，什么东西都丢了。中队长找他谈话，人家孩子还满有理似的说：“医院里叫我复员，我不跑还等什么？”

    中队长说：“你有病就该复员。”

    人家孩子就说：“等台湾解放了，我再复员吧。”

    不复员也不要紧，还不肯留在陆地指挥所里，偏要求回他的原艇。于是有一天，他跟他那些热爱的战友一起，不声不响又走远了。走到哪儿去？我不知道。我知道他是回到海洋上去了。他爱海洋，正像他爱诗一样，爱得要命。风平浪静的日子，他爱海的温柔；白浪滔天，他又爱海的威严。一到大海上，他就高兴。只要我的孩子高兴，我也高兴。

    我不能忘记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五号这个日子。那天上午十点多钟，我在居民委员会里忙了一阵工作，有点累，回到家里，看见桌子上摆着封信，笔迹是生疏的，寄信的番号却是我儿子的。我的心跳得厉害，手也止不住发颤，急忙拆开信看。信上写着：

    亲爱的好妈妈！当我写这封信时，我的眼泪一直不停地流着，我很悲痛我的好战友吴才良同志已经于本月十九日在保卫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倒下去了！……

    看到这儿，我的眼前一阵黑，什么都不知道了。等苏醒过来，看见几个小儿女围着我，哭着叫妈妈，我的心痛得像锥子扎似的，想哭，又没有眼泪。我用两只胳臂搂着我的小儿女，强忍着说：“不要哭，孩子！不要哭！哭是没有用的。”

    我还不相信才良会真死了。也许这不是真的吧？寄信给我的是才良的大队长，我找到大队部去。事实终归是事实，我的儿子再也活不过来了。我为我的儿子痛苦，也为我的儿子骄傲。他死得好，死得值得。现在我只有一个心愿：我想看看我儿子牺牲的地方，我想看看我儿子的坟墓。

    大队的一位同志陪我到了东山岛。我才知道，这些天才良他们那个艇队一直在这一带海面上巡逻，保护海上的运输，运的都是建设祖国的各样器材。冬天，海不是好惹的，一闹天气，浪头会从桅杆上哗地盖过去，哗地又盖过来，炮艇就得打着滚往浪窝里钻。才良是个信号兵，总要站在驾驶台上，站得那么高，瞭望着海面，还得跟别的炮艇拿旗子说着话。炮艇翻来翻去，不牢牢抓住桅杆，准会把他颠到海里去。他呕起来，呕一次又一次，浑身像抽掉筋似的，又酸又软。我的好儿子却从来不肯到舱里去，他要站在他自己应当站的位置上。

    我儿子出事那天，艇队已经完成护航的任务，开进东山港里。那些日子，敌人的飞机常从台湾绕来，乱闹腾。这一天，从早晨起，对空的战斗就开始了。有一架敌机受了伤，其余的都逃走了。靠近中午，才良站在驾驶台上，拿着望远镜正瞭望，忽然喊：“西南方向发现敌机四架！”

    一掉头，发现八架，再一掉头，变成十二架，围着上空直打转。

    才良本来有一条清亮的好嗓子，整个艇上都听见他一会儿报告：“左舷十五度敌机两架！”

    一会儿又报告：“右舷四十五度敌机四架！”……

    艇上的炮火一齐吼起来。炮弹一时切断敌人从不同高度、不同角度冲击的队形，一时又直冲着敌机飞去。炸弹从高空投下来，海面上激起一根水柱，又一根水柱……比桅杆还高。

    也不知道我们的炮打出去多少发炮弹，炮筒子发了红，直冒烟，还是打。

    你想不到一个孩子会在战斗里有多么沉着。只听见才良对炮手报告：“炮弹离敌机相差五度。”

    紧接着叫起来：“打得好！打中了！打中了！”

    果然有一架敌机冒了红，尾巴上拖着一条黑烟，一路嚎叫着摔到大海里去。

    不久才良又喊：“打中了！又打中了！”

    又一架敌机晃了晃，像喝醉酒似的，摇摇摆摆的，拖着翅膀子朝东飞了。正在这个当口，另一架敌机忽然从山后翻过来，朝着炮艇扑上来。才良喊了声，举起冲锋枪，对准敌机就打。

    一颗炸弹落下来。一转眼间驾驶台旁溅起一片水花，才良的声音从此再也听不见了。

    战斗结束以后，同志们把他从海里捞出来，浑身上下不见一点伤。可怜的孩子，他是从炮艇高处震到海里去，要是不震昏，他能凫水，还是不会死的。我去看了看他的坟墓，离他牺牲的地方不远，清清静静的，前面就是大海。活着的时候，才良爱海。现在他可以永远听见海潮的声音，永远监视着祖国的海防。

    陪我去的同志想要安慰我，说：“才良同志的身体不大好，战斗的头两天，本来决定调他到岸上工作，另派人代替他，他可说什么也不肯离开岗位。”

    我说：“我的儿子做得对。如果祖国的事业需要有位母亲献出她的儿子，就让才良去吧。我不愿意别的母亲也像我这样痛心。”

    才良写过这样几句诗：

    如果在一个早晨或者夜晚

    解放的呼声像雷震的呼喊

    我们将和祖国一起

    就像昨天一样英勇作战

    准备着，永远准备着

    一旦我们战死

    就让同志们踏着胜利的步伐

    跨过我们————去消灭敌人

    我觉得，这就是我儿子留给我的战斗的誓词。

    亲爱的吴妈妈，在她低声谈着儿子的时候，只有一次掏出手绢，轻轻擦了擦眼。从她的性格里，我看见了吴才良的性格。

    已经是夜里九点钟，吴妈妈还要赶着去听党课。我向她借到吴才良的诗和照片，回到我的住处。我在灯下读完吴才良的诗，又拿起他的照片。这是个十分清俊的青年，两只明亮的大眼睛里藏着无限美丽的感情，美丽的思想，美丽的灵魂。要判断一个人的健康，我们要摸他的脉。吴才良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处脉搏。接触到他，你能够感到这个时代的生活是怎样的沸腾啊。

    我的心不能平静下来，走到露台上去。我的住处在厦门的最高点虎头山上，眼前苍苍茫茫的，海天一片。一时间，我觉得吴才良并没有死。他不过是登上舰艇，挂起旗子，跟他的战友一起，向着海天苍苍的深处远航而去。风浪声里，我恍恍惚惚还听得见他的歌声：

    迎着火红的太阳

    劈开层层的波浪

    我们的炮艇离开了海港

    驶向水天相连的远方

    再见吧！亲爱的同志，陆上的朋友们

    不要怀念海上的人

    愿你们愉快地尽情歌唱……

    百花山

    一

    京西万山丛中有座最高的山，叫百花山。年年春、夏、秋三季，山头开满各色各样的野花，远远就闻到一股清香。往年在战争的年月里，我们军队从河北平原北出长城，或是从口外回师平原，时常要经过百花山。战士们走在山脚下，指点着山头，免不了要谈谈讲讲。我曾经听见有的战士这样说：“哎，百花山！百花山！我们的鞋底把这条山沟都快磨平啦，可就看不见山上的花。”又有人说：“看不见有什么要紧？能把山沟磨平，让后来的人顺着这条道爬上百花山，也是好事。”一直到今天，这些话还在我耳边响。今天，可以说我们的历史正在往百花山的最高处爬，回想起来，拿鞋底，甚而拿生命，为我们磨平道路的人，何止千千万万？

    梁振江就是千千万万当中的一个。我头一次见到梁振江是在一九四七年初夏，当时井陉煤矿解放不多久，处置一批被俘的矿警时，愿意回家还是参加解放军，本来可以随意，梁振江却头一个参军。应该说是有觉悟吧，可又不然。在班里他跟谁都不合群，常常独自个闪在一边，斜着眼偷偷望人，好像在窥探什么。平时很少开口，开班务会也默不作声，不得已才讲上几句，讲的总是嘴面上的好听话。

    那个连队的指导员带点玩笑口气对我说：“你们做灵魂工作的人，去摸摸他的心吧，谁知道他的心包着多少层纸，我算看不透。”

    我约会梁振江在棵大柳树荫凉里见了面。一眼就看出这是个精明人，手脚麻利，走路又轻又快，机灵得像只猫儿。只有嘴钝。你问一句，他答一句；不问，便耷拉着厚眼皮，阴阴沉沉地坐着。有两三次，我无意中一抬眼，发觉他的厚眼皮下射出股冷森森的光芒，刺得我浑身都不自在。他的脸上还有种奇怪的表情。左边腮上有块飞鸟似的伤疤，有时一皱眉，印堂当中显出四条竖纹，那块疤也像鸟儿似的鼓着翅膀。从他嘴里，我不能比从指导员嘴里知道更多的东西。只能知道他是河北内丘大梁村人，祖父叫日本兵杀了，父亲做木匠活，也死了，家里只剩下母亲和妻子。他自己投亲靠友，十八岁便在井陉煤矿补上矿警的名字，直混到解放。别的嘛，他会说：“我糊糊涂涂白吃了二十几年饭，懂得什么呢？”轻轻挑开你的问话，又闭住嘴。事后我对指导员说：“他的心不是包着纸，明明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心病，不好猜。”

    此后有一阵，我的眼前动不动便闪出梁振江的影子，心里就想：这究竟是个什么人呢？他的性格显然有两面，既机警，又透着狡猾，可以往好处想，也可以往坏处想。偶然间碰见他那个团的同志，打听起他的消息，人家多半不知道。一来二去，他的影子渐渐也就淡了。

    二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间，河北平原落霜了。一个飞霜的夜晚，我们部队拿下石家庄，这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首先攻克的大城市。好大一座石家庄，说起来叫人难以相信，竟像纸糊的似的，一戳便破碎了。外围早在前几天突破，那晚间，市内展开巷战。当时我跟着一个指挥部活动，先在市沟沿上，一会儿往里移，一会儿又往里移，进展得那样快，电话都来不及架，到天亮，已经移到紧贴着敌人“核心工事”的火车站。敌人剩下的也就那么一小股，好像包在皮里的一丁点饺子馅，不够一口吃的了。事实上，石家庄不是纸糊的，倒是铁打的，里里外外，明碉暗堡，数不清有多少。只怪解放军来势猛，打得又巧，铁的也变成纸的了。一位作战参谋整熬了一夜，眼都熬得发红，迎着我便说：“听见没有？昨儿晚间打来打去，打出件蹊跷事儿来。”

    旁边另一个参谋蜷在一张桌子上，蒙着日本大衣想睡觉，不耐烦地说：“你嚼什么舌头？还不抓紧机会睡一会儿。”

    先前那参谋说：“是真的呀。有个班长带着人钻到敌人肚子里去，一宿光景，汗毛没丢一根，只费一颗手榴弹，俘虏五百多人，还缴获枪、炮、坦克一大堆，你说是不是个奇迹？”我一听，急忙问道：“班长叫什么名字？”

    那参谋用食指揉着鬓角说：“你看我这个记性！等我替你打听打听。”

    在当时，我很难料到这个创造奇迹的人是谁，读者看到这儿，却很容易猜到是什么人。正是梁振江。顺便补一笔，自从他参军以后，不久便在保定以北立下战功，因而提拔成班长。当天，我马不停蹄地赶去看他。部队经过一夜战斗，已经撤到城外，正在休息。我去的时候，梁振江一个人坐在太阳地里，手里拿着件新棉衣，想必是夜里的战斗中撕碎了，正在穿针引线，怪灵巧地缝着。我招呼一声，梁振江见是熟人，点点头站起来，回头朝屋里望了一眼，小声说：“同志们都在睡觉，咱们外头说话吧。”便把棉衣披到身上，引我出了大门，坐到门口一个碾盘上。

    我留心端量着他。看样子他刚睡醒，厚眼皮有点浮肿，不大精神。前次见面时脸上透出的那股阴气，不见了。

    我来，自然是想知道夜里的奇迹。梁振江笑笑说：“也没什么奇迹的，”垂着眼皮想了一会儿，开口说起来。说得像长江大河，滔滔不绝。先前还以为他的嘴钝呢，谁知两片嘴唇皮比刀子都锋利。当天深夜，我坐在农家的小炕桌前，就着菜油灯亮写出他的故事，不几天便登在《晋察冀日报》上，后来这家报纸和另一家报纸合并，就是《人民日报》。现在让我把那个粗略的故事附在这里：

    “石家庄的战斗发展到市内时，蒋匪军做着绝望的挣扎，一面往市中心败退。巷战一开始，梁振江把他那个班分成三个组：一组自己带着，另外两个组的组长是张贵清和孟长生。这支小部队一路往前钻，时而迂回，时而包围，就像挖落花生似的，一嘟噜一串，把敌人从潜伏的角落里掏出来，这些都不必细说。单说天黑以后，又有云彩，黑乎乎的，不辨东西。梁振江私下寻思：这么大一座城市，人地生疏，又不明白敌情，要能有个向导多好！想到这儿，心一动，暗暗骂自己道：‘真蠢！向导明摆着在手边，怎么会没想到？’当下叫来一个刚捉到的俘虏，细细一盘问，才知道隔壁就是敌人的师部。梁振江叫人把墙壁轻轻凿开，都爬过去，又把全班分做两路，蹑手蹑脚四处搜索。

    “正搜索着，梁振江忽然听见张贵清拍了三下枪把子，急忙奔过去一看，眼前是一道横墙，墙根掏了个大窟窿，隔着墙翘起黑乎乎的大炮，还有什么玩意儿轰隆轰隆响，再一细听，是坦克。靠墙还有个防空洞，里边冒出打雷一样的鼾睡声，猜想是敌人的炮手正在好睡。可真自在！解放军都钻到你们心脏里了，还做大梦呢。

    “梁振江这个人素来胆大心细，咬着嘴唇略一思谋，便做手势吩咐二组从墙窟窿钻过去，埋伏在炮后边，三组守住防空洞，他自己带着人从一个旁门绕到坦克正面，大模大样走上前去。“坦克上有人喝道：‘什么人？’

    “梁振江低声喝呼说：‘敌人都过来了，你咋呼什么！’

    “对方慌忙问道：‘敌人在哪儿？’

    “梁振江说：‘跳下来！我告诉你。’

    “坦克上接连跳下三个人来，不等脚步站稳，梁振江喝一声：‘这不在这儿！’早用刺刀逼住。另外两组听见喊，也动了手，当场连人带炮都俘获了。

    “不远处三岔路口有座地堡，听见声，打起枪来。梁振江弯着腰绕上去，大声说：‘别打枪！净自己人，发生误会了。’趁地堡里枪声一停，冷不防扔过去一颗手榴弹，消灭了这个火力点。

    “又继续往前搜索。走不远，有个战士跑过来，指着一个大院悄悄说：‘里边有人讲话。’梁振江觑着眼望望那院子，吩咐战士卧倒，自己带着支新缴获的手枪，轻手轻脚摸上去，想先看看动静。可巧院里晃出个人影来，拿着把闪闪发亮的大砍刀，嘴里骂骂咧咧说：‘他妈的！什么地方乱打枪？’一面朝前走。

    “梁振江伏到地上，等他走到跟前，一跃而起，拿手枪堵住那人的胸口，逼他直退到墙根底下，一边掏出烟说：‘抽烟吧，不用害怕。’

    “那人吓得刀也掉了，哆哆嗦嗦问：‘我还有命吗？’

    “梁振江笑着说：‘你只管放心，解放军从来都宽待俘虏，我本人就是今年二月间才从井陉煤矿解放出来的，怕什么？’又说：‘实话告诉你吧，我是营长，我们十几个团早把你们师部包围住了，你们师长也抓到了。’

    “那人一听，垂头丧气说：‘事到如今，我也实说了吧。这是个营，外头有排哨，我是出来看看情况的。’

    “梁振江问道：‘你愿不愿意戴罪立功？将来还能得点好处。’

    “那人见大势已去，就说：‘怎么会不愿意？你看我该怎么办？’

    “梁振江替他出了个主意，那人便对着远远的排哨喊：‘排长！排长！参谋长叫你。’

    “敌人排长听见喊，赶紧跑过来，对着梁振江恭恭敬敬打了个立正说：‘参谋长来了吗？’“梁振江说：‘来了。’一伸手摘下他的枪，又虚张声势朝后喊道：‘通讯员！叫一连向左，二连向右，三连跟我来，把机枪支好点！’

    “后面几个战士一齐大声应道：‘支好了。’说着跑上来。这一来，弄得敌人排长胆战心惊。只得乖乖地叫他的排哨都缴了枪。

    “院里上房听见动静，一口吹灭灯，打起手榴弹来。梁振江拿枪口使劲儿一戳敌人排长的肋条，那排长急得叫：‘别打！别打！我是放哨的。’梁振江趁势蹿进院，几个箭步闪到上房门边，高声叫道：‘缴枪不杀！’先前那个拿砍刀的俘虏也跟着喊：‘人家来了十几个团，师长都活捉了，还打什么？’于是里边无可奈何地都放下武器。

    “这时天色已经傍明，再向前发展就是敌人最后的核心工事，敌人的残兵败将早被各路解放大军团团围住，剩下的无非是收场的一步死棋了……”

    这一仗，梁振江表现得那样出色，因而记了特等功，又入了党。记得萧克将军在一次干部会上，曾经着重谈到梁振江用小部队所创造的巧妙战术，认为这是夺取大城市的带有典范性的巷战。无怪当时有不少人赞美梁振江说：“这是石家庄打出的一朵花！”我当时记下他的故事，可是谁要问我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我还是不清楚。头一次见到他，他是那么躲躲闪闪的，天知道藏着什么心计，忽然间会变成浑身闪光的英雄，这是容易懂的吗？还记得我跟他谈这次战斗时，有几次，他说的正眉飞色舞，冷丁沉默一会儿，露出一点类似忧愁的神情。再粗心，我也感觉得出。他的心头上到底笼罩着什么阴影？直到第三次见面，他才对我掏出心来。

    三

    我们第三次见面正是在百花山下。那时是一九四八年春天，石家庄解放之后，部队经过一番休整，沿着恒山山脉北出长城，向原察哈尔一带进军。那天后半晌来到百花山脚下，山村里许多房屋都被敌人烧毁了，只好露营。我在一棵杏花树下安顿好睡处，顺着山沟往下走，看见许多战士坐在河边上洗脚，说说笑笑的，有人还大声念：“铺着地，盖着天，河里洗脚枕着山！”好不热闹。

    忽然有个战士蹬上鞋跳起来，叫了我一声，我一看正是梁振江。他的动作灵敏，精神也透着特别轻快，比先前大不相同，冲着我说：“我老巴望着能跟你谈谈，怎么不到我们连队来？”我也是想见他，便约他一起稍坐坐。梁振江回头对别的战士打个招呼，引我走出十来步远，指着一块石头让我坐，开口先说：“我看见你的文章了，你把我写得太好了。”我说：“本来好嘛。”

    梁振江一摆头说：“不是那么回事。我有一段见不得人的历史，在家里杀过人，一直对党隐瞒着。不是经过这几个月的学习，现在思想还不通。”

    我不免一惊。梁振江飞快地瞟我一眼，又垂下眼皮说：“我们家乡一带，土匪多，大半是吸白面的。我父亲活着的时候，挣了十几亩地，日子过得还富余。不想一年当中，三月腊月，挨了两次抢，被抢得精光。我那年十八岁，性子暴，不服气，明察暗访，知道土匪跟邻村一个大财主勾着，抢了，也没人敢讲。我告到官府去，官府又跟财主勾着，睁着一个眼闭着一个眼，看见也装看不见。我气极了，几夜不能合眼，恨不能放把火，把这个世界烧个精光。后来一想：你会动枪，我就不会动武的？心一横，卖了两亩地，买了支三八盒子枪，联络上村里一帮青年，专打吸白面的黑枪。有一回，邻村那财主骑着马进城去，也没跟人。我们藏在高粱地里，一打枪，马惊了，财主掉下来，叫我们绑住，系到一眼枯井里，由我下去看着。那家伙认识我，倒骂我是土匪，还威胁我说，要不放他，有朝一日非要了我的命不可。我又急又恨，一时遏不住火，把他打死，连夜逃到煤矿去。这件事我瞒得严密，从来没人晓得，心里可结个疙瘩，特别是在石家庄战役以后，党那么器重我，我对党却不忠诚，更是苦恼得很，终于我都告诉党了。”

    我听了笑道：“逼上梁山，这正是中国人民光明磊落的历史，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梁振江也一笑，又说：“我的思想更不对头。你记得头一次见面，我对你的态度吗？我疑心你是来套我的。我就是多疑，刚解放过来，心里又有病，处处不相信革命。问我参军还是回家，我家里撇下母亲妻子，好几年没有音信，不是不想回去，可是当地有人命案子，回去不行。再说，自个儿是炮灰里清出来的，不参军，肯依我吗？干脆抢个先，报了名吧。我又疑心打仗的时候，会拿我挡炮眼。临到打保（定）北，一看老兵都在前边，班长倒叫我挖个坑，好好隐蔽。后来一乱，我和本连失掉联络，随着另一个连冲锋，只见连长擎着枪，跑在最前头，这下子鼓起我的决心，猛往上冲，结果立了战功。在革命队伍里受的教育越久，认识越高，赶解放石家庄，就更清楚革命力量有多强大了。”

    我笑着说：“恐怕还不完全清楚吧？将来我们还要解放北京，解放全国……前途远得很呢。”梁振江说：“你想的倒真远。”

    我问道：“人都该有理想，你没有吗？”

    梁振江笑笑说：“我也有，想得更玄。我父亲是做木匠活的，喜欢拿树根刻玩意儿，一刻就是神仙驾着云头，缥缥缈缈的。我问他怎么专刻神仙，他说人要能成仙，上了天，什么都不愁，再快活不过了。有时我也会望着云彩痴想：几时能上天就好了。”

    我笑道：“人不能上天，可能把想象的天上的生活移到地面上，甚至于更圆满。你懂得我的意思吗？”

    梁振江说：“懂得。”

    前面一片柿子树林里吹起开饭号，一个战士喊：“梁班长！吃饭。”又用筷子敲着搪瓷碗，像唱歌似的念：“吃得饱，睡得足，明天一早好开路。”

    我便握着梁振江的手笑道：“去吃饭吧。吃了饭，好好休息，明天再向我们的理想进军。”进军的速度是惊人的。从我们这回分手后，部队沿着长城线，出出进进，走过无数路，打过许多漂亮仗。一九四八年冬天，在新保安又打了个出色的歼灭战，歼灭敌人一个军部和两个师。我本来知道梁振江那个部队也参加这次战斗，想随他们一起行动，不想临时有别的任务，不得不到别的部队去。这以后，革命部队真是一泻千里，到一九四九年初，便进入北京了。北京这个富丽堂皇的古都，谁不想瞻仰瞻仰，于是各部队的干部轮流参观。有一天，在游故宫三殿时，我遇见梁振江那个部队的一位政治工作人员，彼此在胜利中会面，自然格外兴奋，握着手谈起来：谈到一些旧事，也谈到一些熟人。

    我问起梁振江，那位同志睁大眼说：“你还不知道吗？他已经在新保安牺牲了！”

    我的心好像一下子叫人挖掉，空落落的，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对于同志的死，我经历的不止一次，可是在这样万人欢腾的日子里，忽然听见一位同志在胜利的前夕倒下去了，我不能不难过。我极想知道他死前的情形，更想知道他死的经过，无奈一时探听不出，只听说他临牺牲前，躺在指导员怀里，眼望着天说：“可惜我看不见胜利了！”

    我们却能在胜利中，处处看见他。现在是一九五七年“八一”前夕，到处都在庆祝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我写完这篇文章，已经是深夜，窗外的夹竹桃花得到风露，透出一股淡淡的清香。隔着纱窗往外一望，高空是满天星斗。我不觉想起梁振江那种缥缥缈缈的理想。今天在地面上，我们不是已经开始建立起比天上还美妙的生活？这种生活里处处都闪着梁振江的影子，也闪着千千万万人的影子。我们叫不上那千千万万人的名字，他们（包括梁振江）却有一个永世不灭的共同的名字————这就是“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