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精神病治疗活动

最后一次会见她，是在那次治疗结束以后，她把枪交给了我。我惊愕地问她要干什么，她答道：“要是您骗了我，我就开枪！”

    当这次枪击事件的激动心情平复下来以后，她回到了自己的老家。结了婚，还生了几个孩子，并在东部地区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还幸存了下来，旧病再也没有复发过。

    通过解释这些幻想，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在她还是个姑娘时便有了乱伦关系，这让她感觉在世人眼里受尽屈辱，但在幻想的王国却变得高尚了。她转而进入了一个神秘的国度，因为乱伦从传统的角度来看，是只有王室和众神才拥有的特权。结果造成她与世界完全疏远，并处于一种精神病的状态。结果，她便变得“超凡脱俗”，她也失去了与人类的联系。她陷入遥远的宇宙距离当中，进入了外层空间，并在那里遇到了长着翅膀的魔鬼。依循着此事的规律，在治疗期间，她把魔鬼的形象投射到我的身上。因此，我自然就受到了死亡的威胁，因为我像所有人一样，可能会劝她回到正常人的生活中。她为我讲述她的故事，这在某种意义上出卖了魔鬼，并让自己依附在了一个世人身上。这样，她就能够回到正常的生活，甚至结婚生子。

    从此之后，我开始以另一种眼光来看待精神病人所遭受的痛苦，因为我已洞察到，他们的内心体验有多么丰富、多么重要。

    我经常对自己的心理疗法或分析疗法提出疑问。对这一问题我无法作出明确的解答。病例不同，疗法也就不同。有个医生告诉我说，他严格坚持这一或那一疗法，而我对他的疗效产生了怀疑。有一个文献资料，涉及了很多有关病人抵抗的内容，好像医生是在想方设法把某种东西强加到病人身上，而实际上，治疗应该根据病人的情况而自然地形成。心理疗法和心理分析因人而异。我将接治的每一个病患都尽可能区别对待，因为问题的解决方法向来就是独一无二的。即使有通用的法则，适用起来也该有所保留。心理学上的真理之所以为真理，因为它是可以颠倒过来的。对我来说完全不适用的解决办法，对别人来说有可能刚好合适。

    很自然，一个医生必须熟悉他所谓的“方法”。但他必须小心，以防落入特定的、常规的方法之中。一般而言，一个人对理论上的各种假设必须有所谨慎。它们今天可能是正确的，而明天却就有可能变成其他假设的对立面。在我的分析过程中，它们根本不会起作用。我不从属于任何体系的做法，是相当刻意的。在我看来，与每一个个体打交道，只有了解他们才会起到作用。对于每一个病人，我们都需要使用一种不同的语言。在进行这次分析时，我可能用阿德勒学派的语言说话，在另一次分析时，我可能又用弗洛伊德的语言说话了。

    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我面对每一个病人，都是采取一个人面对另一个人的态度。分析是一种需要双方参与的对话。分析师和病人面对面地坐着，四目相对，医生有话要说，但病人同样有话要说。

    既然心理治疗的本质不是一种方法的应用，那么单单进行精神病学方面的剖析还远远不够。我自己本人就是工作了很久之后，才掌握了心理疗法的技能。早在1909年，我就意识到，如果不了解他们的象征含义，我就无法治疗隐性的精神病患者。正是在那时，我开始了对神学的研究。

    对于有教养和高智商的病人来说，精神病学家所要掌握的，不应只局限于专业知识。除了所有的理论假设外，他还必须清楚，促使病人发病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不然的话，医生便会激起病人不必要的反感。说到底，重要的并不是一种理论是否得到了证实，而是病人是否领悟到自己是一个个体。然而这一点如果不参照集体性的观点，则无法做到。对于这一点，医生必须有所涉猎。因此，仅有医疗性的训练是不够的，因为人类的心灵包罗万象，并不仅限于医生诊室的有限范围。

    心灵显然要比躯体更为复杂，更不容易接近。也就是说，它是半边世界，只有当我们意识到它的时候，它才会显现出来。因此，心灵并不只是一个个人问题，而是一个世界性问题，而精神病学家所要处理的则是整个世界。

    今天，我们可以比以往任何时候看得更加清楚，威胁着所有人的险境，并非来自大自然，而是来自人类自己，来自个体的和大众的心灵。人的精神失常便是危险所在。一切取决于我们的精神是否正常运作。今天，要是某些人失去了理智，氢弹就将爆炸。

    然而，心理治疗师不仅需要了解病人，了解自己也非常重要。对于这一原因，分析者的分析对象就是“必要条件”，也就是所谓的训练性分析。也就是说，病人的治疗始于医生。只有当医生懂得如何应对自己，并处理他本人的问题之后，才有可能教导病人也这样做。只有到了这时才行。在训练性分析中，医生必须学会认识自己的心灵并严肃地对待它。要是他做不到这一点，病人就不会学着去做，他将失去自己那部分心灵，就像医生不加理解便失去了自己的心灵一样。因此，对于训练分析来说，只掌握一系列概念是不够的。精神分析对象必须认识到，这种分析是与他本人有关的，训练性分析是现实生活的一小部分，而不是通过死记硬背就能掌握的一种方法。如果学习者在自己的训练性分析中认识不到这一点，他必将为未来的失败付出沉重的代价。

    虽然有种叫作“附属心理疗法”的治疗方法，但在任何全面性的分析里，病人和医生的整个人格都要发挥作用。有许多病例，没有医生的介入根本无法治愈。事关重大，医生是否把自己看成这出戏的一部分，或者装出一副权威的样子，结果会大相径庭。当生命处于严重危险之时，当生死存亡的决定性时刻来临之时，玩点小把戏，给一点点建议，则一点忙也帮不上。在这种时刻，医生的整个人格便受到了挑战。

    治疗医师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密切注意自己的行为，以及自己对待病人的方式，因为我们并不只对自己的意识作出反应。我们还必须不断地问自己：“我们的潜意识如何体验到这种情景？”因此，我们必须密切观察自己的梦境，密切关注和研究自己，就像我们小心对待病人一样。要不然，整个的治疗就会出现问题。关于这个，下面我举例来说明。

    我看过一个病人，她是个智商很高的女人，但出于种种原因，她引起了我的怀疑。开始时，心理分析进行得很顺畅，但没过多久，我开始感觉到，自己无法正确解析她的梦境，还觉得我们之间的谈话变得越来越空洞。因此我决定就这个问题与我的病人好好聊一聊，当然她也觉得肯定有什么地方出了差错。在我准备跟她谈话的前一天晚上，我做了下面这个梦。

    沐浴着午后的阳光，我沿着穿过一座山谷的公路走着。我的右面是一座陡峭的小山，山上矗立着一座城堡，在最高的塔楼上一个女人正在一根栏杆上坐着。为了看清楚她，我只好拼命地把头往后仰。一从梦中醒来，我就感到脖子后部产生了痉挛。甚至在梦里，我便认出那女人就是我的病人。

    梦的解析突然间变得豁然开朗。如果在梦中我是以仰着头的方式看我的病人，那么在实际中我可能是俯身去看她的。梦境，说到底，就是对意识态度的补偿。我把这个梦和我对梦的解析告诉了她。她的情境立即发生了改变，于是治疗再次开始取得进展。

    作为医生，我常常问自己，病人正在传递给我一种什么样的信息。他对我又意味着什么？要是他对我毫无意义可言，那我就无法打开突破口进行医治。医生只有自己在感情上受到感染，才会发挥作用。“只有受过伤的医生才会医治。”但是要是医生的个性像铁甲一般刚硬，治疗也起不了作用。我对病人认真对待。我也许也会遇到他们所遇到的问题。病人恰好是医治医生痛处的一服良药，这种情况会经常发生。正因为这种情况的存在，医生也会遭遇困境————或者说，这种困境是医生的专利。

    每个治疗医师都应该拥有由第三方支配的控制力，为的是使自己欣然接受另一种观点。甚至教皇保罗也有一位忏悔师。我总是对心理分析者建议：“找个男忏悔师前辈，或找个女忏悔师前辈吧！”对于扮演这种角色，妇女有着独特的天赋。她们往往具有敏锐的直觉和犀利的批判性洞见，可以看出男人心里的秘密，有时甚至还能看穿男人们灵魂的诡计。她们能看出男人们看不到的某些方面。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一个女人相信自己的丈夫是超人！

    不难理解，一个人要是得了精神病，他就应该进行一下心理分析；但是他如果感到自己正常，那就没有必要逼他去做。但是，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们，对于所谓的“正常”，我有过一些令人震惊的体验。有一次，我遇到了一位完全“正常”的学者。他是个医生，是我的老同事介绍来的，随身还带着这位同事写的评价颇高的推荐信。他曾是我这位同事的助理医师，后来便接替了他诊所的工作。现在，他正常出诊，取得了不错的成就，有一个正常的妻子和几个正常的孩子，住在一个正常小镇的一幢正常的小房子里，他收入正常，大概饮食也正常。他想成为一位心理分析学家。我对他说道：“您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它意味着您首先得学着了解您自己。您本人就是治病的工具。要是您出了问题，您怎么可能把病人矫正过来呢？要是您说服不了自己，又怎么能说服病人呢？您本人必须货真价实。否则，就求上帝帮帮您吧！不然，您就会把病人引入歧途的。所以，您本人必须首先接受心理分析。”“这很好。”那人说道，但马上又说了一句，“我根本没有什么问题跟您说呀。”这对我来说应该是个警告了。我说道：“很好，那我们来检查一下您的梦境吧。”“我不做梦啊。”他说道。“您很快就会做梦的。”我回答道。任何人在那天晚上大概都会做梦，但是他却回忆不起任何一个梦。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大概两个星期，而我却开始对整个事件感到相当不痛快。

    最后，他终于做了一个印象深刻的梦。我准备把这个梦讲述一下，因为它表明了，在实践性精神病学中，了解梦境有多么的重要。他梦到自己坐火车去旅行。这列火车在行驶两小时后停靠在某个城市的车站。他并不知道这座城市，又想浏览一番，于是出发向市中心走去。在那里他发现有一座中世纪的建筑，大概就是市政厅吧，随后便走了进去。他顺着长长的走廊游荡着，看到了一些很漂亮的房间，房间四壁悬挂着各种古画和精美的壁毯，珍贵的古董随处可见。突然间，他意识到，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太阳也早就落山了。于是他想：我一定得回到火车站去。就在这时，他发现自己迷路了，再也找不到出口了。他吃惊得跳了起来，同时他还发现，在这座建筑物里他连一个人影也没见着。他开始感到不安，于是便加快了脚步，希望能碰见某个人。但他还是一个人也没有遇到。这时，他来到了一个大门处，好不容易松了口气，想道：这就是出口吧。他打开门，发现自己原来跌跌撞撞地进了一个硕大无比的房间。这个房间又大又黑，他连墙对面都看不清。梦中人吃惊极了，于是便跑着横穿过这间又大又空的房间，希望在另一边能找到出口。这时，就在房间的正中央，他看见地板上有个白色的东西。待他走近一看，才发现这是个两岁左右的白痴小孩。小孩坐在一个夜壶上，夜壶粘满了屎尿。就在这时，他大喊一声醒过来了，吓出一身冷汗。

    我所需要知道的一切现在都知道了————这是一个隐性的精神病患者！我必须承认，当我试图把他引出梦境的时候，我都满头大汗。我不得不跟他解释说这没什么害处，并掩盖了所有有害的细节。

    这个梦的大致意思如下：他动身出发开始苏黎世之行。然而他在那里只待了一段很短的时间。房间中央的那个小孩就是他自己两岁时候的样子。小孩子不讲卫生的行为倒是有点不寻常，不过依然有这种可能。他们可能对自己的排泄物感兴趣，因为这些东西有颜色而且还有一种奇怪的气味。一个在城市里长大受到严加看管的孩子很容易对这种错误感到羞愧。

    但做梦的人，即那位医生，却根本不是小孩而是大人了。因此，在房间中央梦的意象是一种邪恶的象征。当他把这梦告诉我时，我便认识到，他的正常就是对这种情形的补偿。我在关键的时刻挽救了他，因为这位隐性的精神病患者的病情差一点点就要变成显性的了。这是必须加以阻止的。最后，在他另一个梦的帮助下，我成功地找到了结束这种训练性分析的，一个可以接受的借口。对于结束训练性分析，我们俩都很高兴。我并没有把诊断结果告诉他，不过他大概意识到，自己已经处于致命恐慌的边缘，因为他又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被一个危险的疯子追赶。在这之后他立刻回了家。从此再也不敢去刺激自己的潜意识了。他典型的正常性揭示了一种人格，在现实中不会发展，只有在遭遇潜意识时才被击得粉碎。精神治疗医师不喜欢这些隐性精神病患者，因为他们往往很难以被确诊。

    由于这个案例，我们得聊聊外行人进行心理分析的问题了。我赞同由非医学人士研究心理疗法并进行诊断，但对于隐性精神病人，却存在着他们会犯重大错误的风险。因此，我赞成由外行人来做一个分析的工作，但必须要在职业性医师作的指导下进行。只要外行人察觉到哪怕一点点不确定，就应该向自己的导师咨询。即使对医生来讲，要确认并医治一个隐性精神分裂症患者也不容易；对于外行人来说更是如此了。但我曾反复地发现过，有些多年从事心理分析治疗，并曾对自己进行过心理分析的门外汉，都很精明能干。此外，从事心理治疗的医生还远远不够。从事这种工作，进行长期而彻底的训练是必要的，此外还要掌握很少有人拥有的广博的学识。

    医生与病人的关系，特别是当病人方面发生移情，或医生与病人在潜意识上或多或少的认同，能够导致灵学现象。我频繁地遇到这种情形。有这样一个病例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我帮助这位患者摆脱了精神性抑郁症。他回家后结了婚，但我并不喜欢他的妻子。我第一次看到她，便产生了一种不自在的感觉。她丈夫倒对我十分感激，不过我看得出来，由于我对她丈夫产生了影响，因而我却成了她的眼中钉。这种情况频频出现，那些并不真心爱自己丈夫的女人心存妒忌，而且还要破坏其夫与他人的友谊。她们希望要丈夫完完全全属于自己，而原因是她们自己并不属于自己的丈夫。所有嫉妒的症结便是缺乏爱情。

    病患妻子的态度给他造成了难以承受的沉重负担。在这种压力下，结婚才一年的他，旧病复发了，重新陷入一种新的沮丧状态里。我早已预见到了这种可能性，便事先作好了安排，他只要一感到精神沮丧，便立刻与我取得联系。由于他的妻子总是嘲笑他萎靡不振的状态，他竟然忘了与我联系。因而，我对他的情况也就一无所知了。

    就在那时，我去B市办了一场讲座。回到旅馆时已接近午夜。讲座结束后我与朋友们坐下聊了会儿天，接着就上床睡觉了，但是不知道怎么的，我辗转反侧，久不能寐。在两点钟左右————我一定是刚刚睡着————我心里一惊，醒了过来，并感到有人走进了我的房间。甚至在我的印象中，门是被匆匆忙忙打开的。我立刻打开了灯，可是什么东西也没有。我想，大概是有人走错门了吧，接着便向走廊望了一眼，可那里也是死一般的寂静。“怪了，”我想，“确实是有人进过这屋啊！”然后我试着仔细地回想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突然之间我才发现，自己是被隐隐的疼痛唤醒的，好像有什么东西击打了我的额头，然后又在后脑勺敲了一下。第二天，我接到了一个电报，说我那位病人开枪自杀。后来我才知道，那颗子弹穿过前额后留在了后脑勺部位的颅骨里。

    这一体验是一次真正的同步发生的现象，当它与一种原型性情境（这一次是死亡）联系在一起时，我们便会经常发现这种现象。通过潜意识中时空的相关性，我很有可能已觉察出实际上正在别处发生着的事情。集体潜意识是人所共有的，它是古人所谓的“万物皆有的同情心”的基础。在这个案例中，我的潜意识了解病人的状况。实际上在那天，我一整晚都感到莫名其妙的紧张与不安，这种情绪与我平日的状态截然相反。

    我从不试图改变病人的信仰，也绝不强加任何命令。病人应该获得自己对事物的看法，这对我来说才是最重要的。在我的治疗下，异教徒还是异教徒，基督徒还是基督徒，犹太教徒也还是犹太教徒，一切遵循命运的安排。

    一个犹太妇女的病例令我记忆犹新，她是个丢失了信仰的病人。开始时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我不认识的年轻姑娘找我看病。她大概向我描述了一下自己的病情，正当她说话的时候，我心里想：“我根本不知道她说了些什么，也不知道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没想到我恍然大悟，她一定是患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恋父情结。

    第二天，我的预约门诊一直忙到了下午四点。这时一位年轻妇女出现了，她是个犹太人，是个富有的银行家的女儿，长得漂亮，穿着时尚，智商很高。她已经作过一次心理分析，但是那位医生却移情于她，最后只好恳求她再也别到他那儿看病了，因为她一来，便意味着破坏了他的婚姻。

    这位姑娘多年来一直遭受着严重的忧虑性神经症的折磨，而她那次心理分析的经历，自然加重了她的病情。我从既往病史入手，但并没有发现什么特殊性的东西。她是个适应性极强，已然西化了的犹太人，是个彻彻底底的文明人。起初，我并不知道她遇到了什么麻烦。但是我突然间想起了自己做过的梦，于是想道：“天哪，原来她就是我梦境中的小姑娘。”但是由于我仍然无法从她身上看出恋父情结的蛛丝马迹，便开始询问她祖父的情况，这是我在处理类似病例时的习惯。这时，她把眼睛闭上了一小会儿，然后我马上意识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因此，我要求她谈一谈自己的祖父，进而了解到她祖父是个犹太教教士并且隶属于一个犹太教派。“您是说‘哈西德派’吗？”我问道。她说：“是的。”我继续就此提问：“要是他是犹太教教士，那他有过机会当圣徒吗？”“有过，”她回答道，“据说他是某种圣人而且拥有第二视力。不过这全是胡说八道，根本没有这回事！”

    听到这里，我便从既往病史中得到结论，也明白了她的精神病史。我向她解释：“现在，我要告诉您一件您有可能无法接受的事情。您爷爷是个圣徒。您父亲却背叛了犹太教，他背叛了那种秘密并背弃了上帝。于是您便得了精神病，因为您对上帝的恐惧已经深入骨髓。”这席话给了她犹如晴天霹雳般的一击。

    第二天晚上，我又做了一个梦。我在家里正在举行招待会，天哪，这个姑娘也在场！她走到我跟前问道：“您有雨伞吗？雨下得正大呢。”我真的找来了一把雨伞，乱摸一通想把它打开。正当我要把伞给她时，我竟然跪了下来，仿佛她是个天神似的。

    我把这个梦告诉了她，一周以后，她的精神病痊愈了。这个梦告诉我，她并非是个肤浅的小姑娘，而是在外表之下隐藏着一个圣人的素质。她没有什么神话观念，因此她天性中这一最本质的特征便无法找到表达自己的方式。她所有有意识的活动便被引到卖弄风情、穿衣打扮和性的方面去了，因为除此之外她一无所知。她只懂得理智，过着一种毫无意义的生活。但在实际上，她却是上帝的孩子，命中注定要完成她那秘密的意愿。我要唤醒她身上的神学和宗教意识，因为精神活动对她来说不可或缺。这样以来，她的生活便会呈现意义，而精神病的痕迹也随即消失了。

    在这个病例里，我没有用任何“方法”，只是觉察到了一种“内在指导力量”。我向她解释这种力量，她的病便痊愈了。方法在此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上帝的敬畏”。

    我常常看到有人因为满足于对人生问题片面或错误的回答，从而患上了精神病。他们寻求地位、婚姻、名誉、外在的成功和金钱，虽然他们获得了寻求的一切，可生活仍然不幸福，自己还得了精神病。这种人通常局限于极为狭窄的精神视野中。他们的生活缺乏内容和意义。如果他们能够发展成为个性丰富多样的人，他们的精神病一般来说便会消失。因此，发展的观念向来对我意义重大。

    我的病人大部分不是拥有宗教信仰的人，而是那些失去信仰的人。来找我医治的患者都是些迷途的羔羊。甚至在今天这个时代，信徒仍然有机会在教堂里过着“象征性的生活”。关于这一点，我们只需要想一下弥撒、洗礼、效法基督及宗教其他许多方面的体验，便会一目了然。但是信徒必须首先参与其中，才能体验这些象征，并生活在这些象征里面。现今的人们却往往缺乏这种参与。在精神病人当中，实际上更是一直缺乏这种参与。在这样的病例中，我们便需要观察，潜意识是否会自发地带来种种象征，来取代所缺乏的东西。但直到此时，有一个问题还是尚待解决：一个拥有象征性梦境或幻象的人是否能够理解他们的含义，承担起随之而来的后果。

    比如说，我曾在《集体潜意识原型》中描述过的一位神学家的病例。他做过一个梦，而这个梦境反反复复出现了很多次。他梦见自己站在一个山坡上，一个树木茂密的山谷美景尽收眼底。在梦里他知道，树林的中央有一个湖泊；他还知道，迄今为止，某种东西一直在阻止他走向那里。但这一回他却想付诸这一计划。当他走近湖边时，气氛变得神秘起来；突然之间，一阵微风掠过湖面，湖水泛起了昏暗的涟漪。他便在惊叫声中醒了过来。

    最初，这个梦显得无法理解。但作为一个神学家，他本应记得这个被一阵微风拂动水面的“池塘”，而这个池塘就是病人受洗的水塘————贝塞斯达水塘。一位天使降临人间触碰了水面，因此，这个池塘的水便有治病的功能。那阵微风就是随处吹拂的圣灵。而这却吓坏了做梦的人。这暗示了一种看不见的存在，一位守护神，他过着自己的生活，一旦现身却吓得人浑身发抖。这个做梦的人却不愿接受“贝塞斯达水塘”的联想。因为这种事情只有在《圣经》里才可能遇到，或最多只是作为星期天早晨布道的题目而谈到，但却跟心理学毫无关系。在有些场合中提到圣灵自然很好————但这并不是一种能够体验到的现象！

    我知道，这位梦者应该克服他的害怕与恐慌。如果病人不愿意踏上为他指明的道路并承担后果，那我也绝不会把问题强加给他们。我并不赞同那种肤浅的假设，认为病人只是由于普通的反抗才受到了阻碍。反抗，特别是顽固的反抗，更值得我们注意，因为它们往往是不可小觑的警告。治疗可以通过药物进行，并非每个人都可服用，如果遇上了禁忌症，也可以通过手术治疗。

    每当触及内心最深处的体验，触及人格的核心时，大多数人会惊慌失措，而许多人则逃之夭夭。这位神学家的病例就是如此。我当然知道，比起其他人来，神学家的处境更为艰难。一方面，他们更接近宗教，而另一方面，他们又受到教会和教规的更多束缚。内心体验的冒险以及灵魂的冒险，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是难以接受的。这种体验有可能具有心灵的真实性，这更是他们甚为厌恶的事。如果这种体验具有一种超自然的或至少是“历史性的”根基，一切就会变得十分顺利。那么心灵上的东西呢？如果直面这一问题，病人往往会对心灵怀有一种毫不怀疑但却藐视的态度。

    在当代的心理疗法中，往往要求医生或精神治疗医师应该“顺着”病人和病人的情感。我倒觉得，采取何种方法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有时候，的确需要医生方面进行积极的干预。

    有一次一位贵族夫人来我这里诊治，她习惯用巴掌扇仆人————甚至连她的医生也不放过。她患了强迫性精神病，一直在一家疗养院里治疗。自然地，她很快就给了主治医生一记义务性的耳光。在她看来，医生只不过是个高级跟班而已。她不是为他付了工资吗？这位医生便把她送到了另一家医院，而到了那里，同样的情形再次发生了。因为这位夫人并不是真疯，而是显然需要得到医生温和的关怀，于是那位倒霉的医生便把她送到了我这里。

    她是个端庄威严的女人，足有六英尺高————我敢跟你说，她那巴掌扇起人来，力气可真不小！然后，她来了，我们谈得很畅快。然而，终于到了对她说点难听话的时候了。她听了暴跳如雷，一跃而起，威胁说要给我一巴掌。我也跳了起来，对她说道：“太好了，您是女士，女士优先！不过一会儿我可要还手的！”我是说真的。她一屁股坐回到椅子上，在我眼前一下子泄了气。“从来没有人敢这样跟我说话！”她抗议道。从那一时刻起，我的治疗便初见成效了。

    这位病人所需要的是一种男子汉式的反应。在这个病例中，要是“顺着”病人，可就大错特错了。甚至比无所作为更糟。她之所以有强迫性精神病，就是因为无法用道德约束自己的行为。因此我们对这类人就要施加其他的约束力————于是产生了强迫症状来实现这一目的。

    多年以前，我曾经统计过自己的治疗结果。虽然回忆不起准确的数字，但保守估计，我的病人当中，有三分之一确实治愈了，三分之一症状大有好转，还有三分之一没有本质上的效果。但正是这些毫无好转的病例才是最难以判断的，因为许多事情直到多年以后病人才意识到，才能理解，而只有到了那个时候，这些东西才能发挥作用。我以前的病人经常写信告诉我：“治疗过去十年之后，我才认识到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确实有几个病人中断了在我这里的治疗，这种情况实属罕见。但他们中的一些人却送来了积极的反馈。这就是为什么很难对治疗结果成功与否下结论。

    当然了，医生在行医过程中也会遇到几个对自己产生重大影响的人。无论好人坏人，他们绝不会引起公众的兴趣的，正因为如此，他们身上具有非同寻常的资质，或命中注定要经受些空前的发展与灾难。有时候，他们才华横溢，技艺超群，也许会刺激另一个人为他们献出自己的生命；而这些才华横溢的人可能先天便具有古怪的、不受欢迎的精神气质，使得我们分不出来他们到底是天才，还是发展不平衡。当然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罕见的心灵之花时而怒放，但在社会的平原上，我们却从未见其踪影。要建立密切的联系，心理疗法才能有所成效，密切到医生不应对人的各种疾苦，无论惨烈还是深切，视而不见。这种关系，说到底，就在于不断比较和相互理解，在于辩证地看待两种对立的精神现实。若是由于某种原因，这些相互产生的印象无法撞出火花，那么心理疗治的整个过程便始终不起作用，病人的症状依然不见好转。除非医生和病人相互产生关系，否则没有解决的办法。

    如果在别的时代，我们今天所谓的许多精神病人便不会患病；这些人之所以成了精神病人，正是因为人格分裂的缘故。如果人们通过神话能与祖先的世界取得联系，并且从本质上而非外在体验到这种联系的话，如果他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和这样一个世界的话，他们本可以免除自身的人格分裂。这里所说的是那些无法忍受神话遗失的人，还有这样一类人：他们既无法达到一个纯粹的外部世界、一个由科学审视的世界，同时又不满足于玩弄文字，自欺欺人，因为这样做无论如何都与智慧毫不相关。

    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分裂受害者都只是非强制性的精神病患者。一旦跨越了自我与潜意识之间的鸿沟，他们明显的病态便消失了。对于这种分裂本身深有感触的医生，能够更好地理解潜意识的心理过程，避免心理学家沾沾自喜的通病。医生若不从自身的体验中了解原型的圣秘，在其医治病人时就难以避免消极性的疗效。他将会高估或低估原型的圣秘，因为他只持有理智的观点而非经验准则。危险的心理失常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它的第一种表现，就是企图用理智来主宰一切。这就实现了两个隐秘性的目的：其一，将医生和病人与本源性作用以及实际经验远远隔离开来；其二，用明显安全、人为、纯粹二维的观念世界取代心理现实。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生活的真实性被所谓的清晰概念完全掩盖。经验的本质被剥夺殆尽，取而代之的却只是空有的名称，而这些名称进而又取代了现实。对于一种观念，谁也不必承担任何责任；这就是观念如此受人欢迎的原因————它承诺保护人类免受经验的伤害。精神并不存在于观念里，而是存在于行为和事实里。花言巧语是无济于事的。尽管如此，这种徒劳的做法却反反复复无穷无尽。

    因此据我的经验而言，除了说谎成性的人，最难对付、最忘恩负义的病人就是那所谓的知识分子了。对于他们来说，自己的理智和情感没有任何关联。他们养成了一种“分隔心理”。理智只要不受感情的控制，任何事情都可以靠理智解决————然而要是感情不够发达，知识分子仍然要遭受精神病的折磨。

    从我与病人及种种心灵现象（以无穷的形象之流展现在我面前）的接触中，我学到了极其丰富的知识，最重要的是我学到了洞悉自我本性的能力。我从自己的错误和失败中，也学到了不少。我的患者大都是女性，她们往往以卓越的自觉性、理解力和聪明才智配合着我的工作。从根本上说，正是因为她们，我才有可能在治疗方面开辟新的途径。

    一些病人变成了我感情真挚的弟子，并把我的想法传播到了全世界。我与他们建立的友谊经受住了几十年的考验。

    我的病人使我洞见了人生现实，我也从他们身上懂得了不少本质性的东西。对我来说，与遇见形形色色的人物，了解种类庞杂的心理水平相比，同名人们只言片语的交谈简直是微不足道。与默默无闻之人的谈话成了我一生中的最美好、最有意义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