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我成了一个精神病学家，踏上了探索自己智力发展的道路。我十分天真地开始从临床和外部的角度来观察精神病患者，因此发现了带有显著特征的心理过程。尽管一点也不明白它们的内容，我还是把这些事情记录下来，分了类；人们认为已经充分地对这些事加以分析和评价，因此就把它们当作“病理学上的问题”而抛到一边。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兴趣日趋集中在一些病例上，从中我体验到了某些我可以理解的东西，也就是偏执狂症、狂郁性精神病及心理性精神障碍。自从开始精神治疗的职业生涯，我便研读了布鲁厄、弗洛伊德和皮埃尔·雅内的著作，它们给了我极大的启发与刺激。但最重要的是，我发现弗洛伊德对梦进行分析与阐释的技巧对精神分裂症的各种表达方式产生了宝贵的影响。早在1900年，我就读过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那时候，我把这书放到了一边，因为我仍然无法理解它的含义。在我二十五岁的时候，我仍然没有欣赏弗洛伊德理论的经历。直到后来，1903年的时候，我重新拜读《梦的解析》，才发现它与我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最使我感兴趣的是它把压抑机制的概念应用到梦境中，而这一概念又是从精神病人的心理演化出来的。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我在词语联想测验中经常遇到压抑性机制。病人对某些激发性词语的反应，要么根本不作联想性回答，要么就是反应时间过慢。后来才发现，这种障碍每次发生，就在于所使用的激发性词语触碰到了心里的创伤或矛盾。在大多数情况下，病人意识不到这种障碍。当被问及产生障碍的原因时，他经常会以一种特别不自然的方式来回答。我读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时发现，压抑机制在这个地方起着作用，而我所观察到的事实也与他的理论相一致。这样，我便能够证实弗洛伊德的一系列论点了。

    但在受压抑的内容方面，情况有所不同。在这方面我不同意弗洛伊德的看法。他认为压抑的原因是一种性方面的创伤。然而，从我的实践来看，在我熟悉的许多精神病病例里，性的问题只起到一种次要作用，其他因素却占据了突出的地位————比如说，对社会的适应、生活中悲惨事件带来的压迫感、声誉方面的考虑等。后来，我把这些病例展示给弗洛伊德，但他却认为性才是真正的起因。这使我感到非常不满。

    最初，我很难在生活中留出一块适当的位置给弗洛伊德，也难于对他采取一种正确的态度。在我逐渐熟悉他著作的时候，我正在规划自己的学术生涯，还要完成一篇论文以便在大学获得晋升。但弗洛伊德在当时的学术界却是个非常不受欢迎的人，因而在学术界，与他发生任何的联系都只会有损名声。“显耀人士”最多只在暗地里提及他，在代表大会上，人们也只在过道讨论他，而在会场里，人们却对他只字不提。因此，当我发现我的联想测验竟与弗洛伊德的理论一致时，我根本高兴不起来。

    有一次，我在实验室打算再次回味这些问题，魔鬼却悄悄凑到我的耳边，告诉我在发表实验结果和结论时，不要提及弗洛伊德，这样做才是合适的。因为说白了，早在我读懂他的著作前，我就已经得出实验结果了。但这时我又听到了第二人格说话的声音：“要是假装不知道弗洛伊德干这样一种事情，那不过是一个把戏而已。你不能将自己的生活建立在谎言之上！”听到了第二人格的声音，这个问题便解决了。从那时候起，我开始公开支持弗洛伊德，并为他斗争。

    在慕尼黑举行的一次代表大会上，我第一次站出来为弗洛伊德辩护，因为在会上，一个发言人谈及强迫性神经症，但却故意不提弗洛伊德的名字。1906年，联系到这一事件，我便为《慕尼黑医学周报》写了一篇论文，就弗洛伊德的精神病理论进行论述，这一文章对了解强迫性神经症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看了这篇文章后，有两个德国教授写信警告我，如果我依然站在弗洛伊德一边并继续为他辩护，那么我的学术生涯将处于危险的边缘。我回信说道：“如果弗洛伊德所说的是真理，我就会站到他一边。如果学术一定要基于限制探索、取消真理这一前提，那我根本就不在乎什么学术生涯了。”我继续为弗洛伊德及其思想进行辩护。但是根据我自己的发现，我仍然不认为一切精神病都是由性压抑或性创伤所造成。在某些病例的确如此，但在其他病例中则不然。尽管如此，弗洛伊德却在调查研究方面另辟蹊径，而在我看来，当时人们对他的叫嚣指责简直是荒谬可笑。

    我在《早发性痴呆心理学》中所表达的观点没有得到多少赞同。实际上，我的同事还嘲笑过我。但通过这本书，我却渐渐认识了弗洛伊德。他邀请我去看望他，后来到了1907年3月，我们终于在维也纳见了第一面。我们下午一点见的面，实际上一连聊了十三小时。弗洛伊德是我见过的第一个真正重要的人；在我那时的经历中，无人能与他相比。他的态度中根本没有一点儿浅薄的东西。我发现他相当聪明、机敏和出类拔萃。然而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却多多少少有些混乱，我无法清楚地将他描述出来。

    他所谈到的性理论吸引了我。然而，他的话却无法消除我的犹豫和怀疑。有好几次我都尝试着把自己的保留意见提了出来，但每次他都觉得，我之所以提出这些看法是由于缺乏经验。弗洛伊德是对的，在那些日子里，我确实还没有足够的经验来支持我的反对意见。我可以理解，无论从个人方面还是哲学方面，他的性理论对他来说是举足轻重的。这一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我不敢肯定他对性的如此强调，在多大程度上源于他自己的主观偏见，又在多大程度上源于有证可查的经验。

    但最重要的是，弗洛伊德对精神的态度，在我看来是相当值得怀疑的。无论在一个人身上或在一件艺术品身上，只要显现出灵性（指在智力方面而不是在超自然的意义上），他便产生怀疑，并含沙射影地暗示这是受压抑的性欲。任何无法直接阐释为性欲的事物，他都会将之称为“精神性性欲”。我反对这一假设，如果这一假设得出逻辑推论，便会导致对文化的毁灭性的判断。文化显得像是一场闹剧，只是受压抑性欲的病态结果。“没错，”他表示赞同，“事实就是如此，这就是命运的诅咒，我们无力抗争。”我对此一点也不赞同，或者不再争辩下去，但是我仍然感到自己能力不济，无法与他争个明白。

    在第一次会面中出现了其他的一些东西，它们对我来说意义非凡。这与一些事情有关，而这些事情只有当我们的友谊破裂之后，我才能想起来，并加以理解。在非常大的程度上，弗洛伊德已经将自己的情感卷入他的性理论当中了，这一点是不会错的。当他提到性理论时，他的声调便变得急促起来，甚至焦急起来，而他正常的、批判怀疑的态度却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时他脸上便会现出一种奇怪的、深受感动的表情，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有一种强烈的直觉，觉得性对于他来说已变成了一种既敬畏又向往的东西。三年后（1910年）我们在维也纳的一次谈话证实了这一点。

    我仍然能够生动地回想起弗洛伊德对我说话的情景：“亲爱的荣格，请您答应我永远不放弃性理论。这是万物之根本。您知道，我们得使它成为一种教条，一座不可动摇的堡垒。”说这话时，他非常动情，语气就跟一位父亲那样：“亲爱的孩子，请答应我，每个星期天您一定要上教堂去。”我有点吃惊，禁不住问他道：“一个堡垒————防御的是什么呢？”对此他回答道：“防御的是诽谤的黑潮。”说到这里，他犹豫了一会儿，补充了一句“关于神秘主义的”。首先使我感到震惊的是“堡垒”和“教条”这两个字眼，因为“教条”意味着一种不加辩驳就笃信的信仰，设立教条就是为了一劳永逸地压制种种怀疑。但这与科学的判断不再有关，而只与个人的冲动有关系。

    这就是深深系在我们友谊当中，难以解开的结。我知道自己绝不会接受这样一种态度。弗洛伊德所说的“神秘主义”的含义，实际上就是宗教与哲学，其中包括当代正在兴起的，已经了解心灵的心灵学。对我来说，性理论真的很神秘，也就是说，也像许多其他的猜测性观点一样，是一种未加证明的假设。正如我所了解的，一种科学真理可以是一种假设，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存在，但却不应当作一种信仰永远保留。

    尽管我当时对它的了解并不是很恰当，但我却观察到，弗洛伊德身上涌现了潜意识的宗教因素。很显然，他是要我帮他建立起一道堡垒，来抵御这些有威胁的潜意识内容。

    这次对话留给我的印象使我更加困惑，直到此时我仍不认为性是一种宝贵而又危险的概念，使人人必须信奉。很显然，性的含义对弗洛伊德来说要远多于别人。对他来说，人们要以宗教的虔诚来观察性。面对如此根深蒂固的信念，一般来说一个人就只好退却沉默了。我结结巴巴地，总想尝试着说些什么，但却欲言又止，不久，我们的对话便结束了。

    我既迷惑而又尴尬。我觉得，我已经有机会瞥见那未知的新王国了，那里的新思想向我蜂拥而至。有一件事很清楚：一向宣扬无神论的弗洛伊德，现在却创造了一种教条；或更确切地说，他失去了一个好妒忌的上帝，他用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形象，即性的形象取代了上帝的位置。比起原先的形象来，这个形象也同样固执、苛刻、专横与凶险，在道德上也同样自相矛盾。正像心灵更强大的人被冠之以“神圣的”或“恶魔的”的形容词一样，“性欲”便取代了一个隐蔽的神的作用。对弗洛伊德来说，这样一种转换的好处显然在于，他可以认为这一精神上的新原则，在科学上是无可挑剔的，而且消除了一切宗教色彩。然而，说到底，这种神秘性，即两种在合理性上无法相比的对立物————耶和华和性————的心理特质，却仍然是相同的。只是名字变了而已，当然了，随着名称的改变，观点也改变了：现在那失去的神得在人间而不是在天上去寻求了。但是最终，对于一会儿叫这个名字，一会儿又叫那个名字的更强大的媒介来说，这又能有什么差别呢？如果心理学并不存在，只存在具体物体的话，那其中一个便会被另一个所毁灭、所取代。但实际上，也就是说在心理体验上，急迫、焦虑和强迫并没有丝毫减弱。如何去克服或摆脱我们的焦虑、内疚、罪过、冲动、潜意识和本能，这一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我们如果无法从光明的理想主义方面做到这一点，那我们从黑暗的生物学方面来探索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也许希望更大。

    这些想法像燃烧的火焰在我脑中猛然闪过。很久之后，当我回想起弗洛伊德的性格时，它们便显现出了自己的意义。最重要的是，他的一个性格特点深深地吸引着我，那就是他的痛苦。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弗洛伊德的性格特点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我却一直无法解释其中的原因，直到我把他的性格与他对待性的态度联系起来时，我才恍然大悟。对于弗洛伊德来说，尽管性无疑是神秘的，但他定义性时所用的术语和理论，却仅仅把性当作了一种生理功能。只有他谈及性时所带有的感情色彩，才能揭示出他内心深处回响着的更加深刻的成分。从根本上说————至少对于我来说————他想要教授人们一个理论，那就是从内心而言，性欲包含了灵性，并有一种固有的意义。但是他的具体化的术语却过于狭隘，无法表达这种观点。他给我的印象是，从本质上说，他所做的事违背了自己，也违背了自己的目标；自己变成了自己最大的敌人，没有什么比这更加痛苦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感到自己受到了一种“诽谤黑潮”的威胁————他比任何人都要想屈服于那黑潮呀。

    弗洛伊德从不问自己，为什么会不由自主地不停谈论性，又为什么对性如此着迷。他一直未能认识到，他那“单调的阐释”表达了一种自我逃避，或逃避他身上可以被叫作神秘性的另一面。只要他拒绝承认有这一方面，他就绝不可能与自己妥协。他对潜意识内容的矛盾性和模糊性视而不见，而且不知道从潜意识中产生的一切有顶端和底部，有内在也有外在。在我们谈到潜意识的外部时————弗洛伊德正是这样做的————我们所考虑的只是整体的一半而已，结果从潜意识中产生了一种反作用。

    我对弗洛伊德的这种片面性一点办法也没有。也许他的某种内心体验会使他睁开眼明白过来；不过这时候他的智力便会把任何类似的体验都归因于“纯性欲”或“心理性性欲”。他仍然是他所能认识到的那一面的牺牲品，由于这种原因，我将他看成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是个伟人，又是一个被恶魔掌管的人。

    在维也纳进行了第二次交谈之后，我还了解了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权力假说，到目前为止，我还很少注意过它。像很多当儿子的一样，阿德勒所学的，并不是“父亲”的言语，而是父亲的行为。很快，爱（厄洛斯）和权力的问题像铅一样重重地压在了我的心上。弗洛伊德亲自告诉过我说，他从未读过尼采的著作；而现在我却把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看作通往理性历史的一种捷径，是对尼采神话了的权力原则的补充。这个问题显然得改写为“弗洛伊德对尼采”，而不是“弗洛伊德对阿德勒”了。因此，我觉得，这远不只是精神病理学范畴的一场国内之争了。我突然觉得厄洛斯和权力驱动力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有点像一个父亲的两个意见不同的儿子，或像一个单一促动性精神力量的两种产物，这一精神力量非常有经验地以对抗的方式展现自己，就像正负电子一样，其中厄洛斯是被动的一方，权力驱动力则为主动的一方，或恰好相反。厄洛斯对权力驱动力有很大需求，而权力驱动力也很需要厄洛斯。没有一者，哪来的另一者？一方面，人屈从于驱动力；另一方面，人又企图掌控它。弗洛伊德表明了客体如何屈从于驱动力，而阿德勒则表明人又如何利用驱动力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客体之上。尼采由于无法支配自己的命运，便只好给自己创造一个“超人”。我得出结论，弗洛伊德本人一定是深受厄洛斯权力的影响，才会希望把它提高到一种教条的层面————像宗教的守护神那样的“永恒精灵”。“查拉图斯特拉”是福音的布道者，这已经不再是秘密了，而弗洛伊德在这里也试图超越教会并把一种理论神化。可以肯定，他并非大张旗鼓行事；相反，他怀疑“我”想成为一个先知。他提出了他那灾难性的主张，但同时又把它驳倒。人们往往如此对待神秘的事物，而且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因为它们一方面是真实的，另一方面却是不真实的。神秘的体验既崇高又卑微。如果弗洛伊德对性欲是神秘的这种心理事实————既神圣又邪恶————多加考虑，他就不会一直被束缚在生物学的观念上了。如果尼采更为坚定地立足于人类生存的基础之上，他也就不会因过度理智而走上极端了。

    只要神秘体验使精神处于猛烈震荡的状态，那么支撑一个人重量的绳子就有断掉的危险。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有人便会落入绝对肯定的状态，同样也会有人落入绝对否定的状态。涅槃（摆脱对立物）是东方人在这方面的解决办法，我没有忘记这一点。精神的指针在理智和非理智之间摇摆，而不是在正确与错误之间摆动。那种使人既敬畏又向往的感情之所以危险就在于它把人引向极端，因而一种适度的真理便被看作真理，而次要的错误便等同于致命的错误。一切都会消逝————昨天的真理在今天却是骗局，而昨天虚假的推论却可能成为明天的启迪。在心理学方面情况更是如此，在这方面，说真的，我们仍然知之甚少。万事皆空，除非微小而转瞬即逝的意识注意到了它。我们还远不能理解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与弗洛伊德的谈话向我表明，他担心自己对性的洞见这一神秘之光会被“诽谤的黑潮”熄灭。因此一种神话的情境便产生了：光明和黑暗展开了斗争。这解释了它的神秘性，还解释了弗洛伊德为何能立刻利用教条，将它当作宗教性的辩护手段。我的另一著作《里比多的变化与象征》论述了英雄人物为自由而斗争，弗洛伊德对此的古怪反应使我进一步对这一原型主题及其神话背景进行了研究。一方面他对性的解释影响了我，另一方面我又受到教条驱动力的影响，因此那几年，我开始考虑象征论。那么就有必要研究一下精神的极性和动力学。我还开始研究延续好几十年的“诽谤黑潮神秘主义”————也就是说，我想弄明白意识和潜意识方面的历史性假设，这是我们当代心理学的基础。

    我很想听听弗洛伊德谈论一下他对未卜先知和一般性心灵学的看法。我1909年到维也纳拜访他时就问过他对这些事情有何看法。由于他具有实利主义的偏见，他批驳了所有的问题，认为它们简直是胡说八道，而且还以如此浅薄的实证主义方式进行批判，因而我不得不把就在嘴边的尖锐反驳的话咽了回去。过了好几年，他才认识到灵学的严肃性，而且承认“神秘”现象真实存在。

    当弗洛伊德以这种方式继续说着的时候，我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觉。我的横膈膜像是铁打的一般，变成一个炽热的、红光闪闪的拱顶。就在这时，我们身边的书架突然发出了砰的一声巨响，把我俩吓了一跳，真害怕这东西从上面倒下来砸在身上。我对弗洛伊德说道：“瞧，这就是一个所谓的‘催化形象化现象’的例子。”

    “哦，”他叫道，“这简直是胡扯。”

    “不，这不是胡扯，”我答道，“您错了，教授先生。为了证明我的看法，我现在就预言，过一会儿还会有另一声巨响！”果然，我的话音刚落，书柜发出一声同样的巨响。

    直到今天，我仍然不知道是什么使我如此确信不疑。但我毫不怀疑，这砰的一声定会再响一次。弗洛伊德目瞪口呆地看着我。我不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也不知道他的眼神意味着什么。不管怎样，这件事引起了他对我的不信任，而我却认为自己干了一件反对他的事。自此之后，我再也没有同他讨论过这一事件。

    1909年是对我们的关系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一年。这年我受邀到麻省伍斯特市的克拉克大学进行关于联想测验的讲座。巧的是，弗洛伊德也接到了邀请，于是我们决定一同前往。我们在不来梅会合，弗伦齐也加入了我们。在不来梅，后来人们开始议论纷纷弗洛伊德晕倒的事件。我对“泥煤沼尸体”的兴趣间接地引发了这个事件。我知道，在德国北部的某些地区，有时会发现这种所谓的泥煤沼死尸。这些尸体是史前人类的尸体，他们要么是在沼泽里淹死的，要么就是埋葬在那里的。这些浸泡尸体的泥沼水含有腐殖酸，能够腐蚀骨质并使皮肤变成黝黑色，因而皮肤和头发便得以完好地保存。从本质上说，这是一种自然木乃伊化的过程，在这期间，尸体被泥煤的重量压扁了。在荷尔斯泰因、丹麦和瑞典，泥煤采挖者经常能挖到这些尸体的残骸。

    我在报上读到了有关这种泥煤沼尸体的报道，便想起了我们在不来梅时见到的尸体，但由于搞不太清楚，我便把它们跟该市铅窖里的木乃伊混为一谈了。我对尸体的兴趣引起了弗洛伊德的不快。“您为什么要对这些尸体如此关心呢？”他问过我好几次。他对整个事件感到非常恼火，有一次我们在吃饭时谈起这事，谈着谈着他突然间就晕倒了。后来他对我说，他确信我跟他谈论这些尸体是希望他早点死掉。这样的解释实在令我难以置信。对他这样强烈的幻想我实感震惊————竟然这样强烈，怪不得晕倒了。

    在一个类似的事件中，弗洛伊德再次当着我的面晕了过去。那是在1912年慕尼黑举行的一次心理分析大会期间。会上有人把谈话转到了阿蒙诺菲斯四世（依克纳顿）方面去了。他们认为由于阿蒙诺菲斯对父亲抱有一种否定的态度，因而毁掉了父亲摆放在石柱上的装饰花框，而在他创立独神教宗教的壮举背后，实则游荡着一种仇父情结。这种看法激怒了我，于是我试图说明，阿蒙诺菲斯是个有着深刻宗教信仰，极富创造力的人，我们不能通过他对父亲的反对来解释他的行为。相反，我说道，他一直深切地怀念着自己的父亲，而他所热衷的破坏只是针对阿蒙神这个名字，只要一有这个名字，他就把它销毁；他还凿去了他父亲阿蒙霍特普石柱上装饰花框上的“阿蒙”两个字。此外，其他法老也用他们自己的名字取代纪念碑和雕像上祖先的名字，不论真实的还是神话性的祖先都是如此，因为他们觉得既然自己是这同一个神的化身，便有权去这样做。但是我指出，他们既没有开创一种新风格，也没有开创一种新宗教。

    就在这个时候，弗洛伊德从椅子上滑落下来，昏厥过去。大家手足无措地把他围了起来。我把他扶起来，带到了隔壁的房间，让他躺在一张沙发上。就在我背着他的时候，他恢复了一半的知觉，而我却永远忘不了他投向我的眼神。他虚弱地瞧着我，好像我就是他的父亲。无论是什么东西使他昏厥过去————现场的气氛是十分紧张的————但这两次晕倒显然都是父杀子的幻觉所造成的。

    那时候，弗洛伊德经常暗示我，把我看作他的继承者。这些暗示使我相当尴尬，因为我知道，我绝对不会像他所说的那样，恰切地坚持他的看法。另一方面，我的批评在他看来没什么分量，在这一点上我没有成功。但我对他又十分尊敬，因而不想强迫他理解我自己的看法。在我脑海里，实际上我对成为党派领袖毫无兴趣，也不想背上思想包袱。第一，这种事情不合我的天性；第二，我不想牺牲思想的独立性；第三，我很不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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