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精神病治疗活动

    在伯格霍兹里精神病医院工作的那几年是我的学徒生涯。决定了我的兴趣和研究工作的则是一个急切的问题：“精神病人的内心深处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当时并不了解这个问题，我的同事中间也没有人关心过这个问题。精神病学的教师对于病人要说的话不感兴趣，感兴趣的却是如何作出诊断，或者如何去描述病人的症状，编写统计数字。从当时流行的临床观点来看，病人的人格，也就是个性，根本无关紧要。相反，医生带长长的、剪贴好的诊断病历和详尽记录的症状看病。病人们被定了性，诊断书盖上了橡皮印章，大多数情况下，事情到此就算解决了。不管怎么说，精神病人的心理根本不起作用。

    在这一点上，弗洛伊德对我来说变得举足轻重，特别是因为他在癔病和梦的心理学方面进行了基础性研究。他的观点指明了一条道路，即对个别病例进行密切调查和了解。虽然弗洛伊德本人是个神经病学家，但他却把心理学引入了精神病学。

    我依然能非常清楚地回想起那时的一个病例，它极大地激发了我的兴趣。一个年轻妇女患上了“忧郁症”，遂被这家医院收治。医生像往常那样对她进行了检查：询问了既往病史，进行了各种检测又做了体检。诊断结果为精神分裂症，用当时的术语来说就是“早发性痴呆”；预后：不良。

    这个妇女恰好收治到了我所在的部门。开始，我并不敢质疑这一诊断结果。我那时还是个年轻人，一个初学者，因此不敢鲁莽地提出另一种诊断。但是这个病例却让我觉得很是奇怪。这跟精神分裂症无关，而是属于一般性的抑郁症，于是我决心使用自己的治疗方法。那时候，我正忙于诊断性联想研究，于是我便开始与病人联手进行了一次联想实验。除此之外，我还与她一起讨论她的梦境。我以这种方式成功地揭示了她的过去，而这是既往病史没弄清楚的。我直接从潜意识中获取信息，而这种信息则揭示出了一个阴暗凄惨的故事。

    这个妇女结婚之前认识了一个男人，一个富有的企业家子弟，邻近地区的姑娘们都对他感兴趣。由于那女子面容姣好，便认为很有机会将他追到手。但他并没有对她表示好感，于是她便嫁给了另一个男人。

    五年之后，一位老朋友前去拜访她。他们一起追忆往事，他对她说道：“在您结婚的时候，某个人————您那位先生（那个富有的企业家之子）————却相当吃惊。”就在那个时刻，她的抑郁症就开始了，几周之后便引发了一场大灾难。她正给孩子洗澡，先是她四岁的女儿，接着是她两岁的儿子。她住在乡下，水源不太卫生；饮用的是纯净的泉水，但洗澡、洗衣服用的却是河里的脏水。在她给女儿洗澡时，她看见这孩子吮吸海绵，却没有阻止她，她甚至还给小儿子一杯脏水喝。自然，她这样做完全是潜意识的，或者只是半意识的。因为她的意识已经受到了初期抑郁症的影响。

    没过多久，在这种病的潜伏期过去之后，她女儿就因伤寒病倒了，接着便去世了。女儿是她的掌上明珠，儿子却没有感染。这时，抑郁症到了急性阶段，于是这位妇女被送到了医院。

    从这一联想试验里我得出了结论：她是一个谋杀犯，而我又知道了太多关于她秘密的细节。突然间真相大白了，这就是她患抑郁症的充分理由。从本质上说，这是一种心理错乱，而不是精神分裂症。

    那么，现在又该采用何种治疗措施呢？直到此时，这位妇女一直注射麻醉剂，来与失眠症作斗争，同时还有人监护着她，防止她采取自杀的行为。但在其他方面并未采取任何措施。从生理上看，她的健康状况还不错。

    我现在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我要不要公开地跟她讲明呢？我应该承担主要责任吗？我遇到了从未有过的职责上的矛盾。在良知方面，我有一个难题需要回答，并且需要独自解决。要是请求同事们帮忙，他们大概会提醒我说：“看在上帝的分儿上，这种事情可千万别跟这个女的说呀。这只会使她疯得更厉害。”但在我看来，效果可能恰好相反。一般来说，在心理学上几乎不存在明确的准则。一个问题既可以这样解答又可以那样解答，这完全取决于我们是否考虑到了潜意识的因素。当然，我非常清楚自己所冒的个人风险：要是病人的病情加重，我同样也会陷入麻烦！

    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要试一试这种治疗，虽然结果很难说。我把通过联想试验所发现的一切全告诉了她。不难想象，这样做是多么的艰难。断然指控一个人是杀人犯绝非小事。对于必须听取并接受这一指控的病人来说，也是悲痛万分的。结果两周之后，事情却证明她可以出院了，从此以后，她再也没进过精神病医院。

    在这个病历上，我对同事守口如瓶其实还有别的原因。我担心他们对此大加评论，甚至有可能引起法律问题。当然了，他们倒拿不出对病人不利的证据，然而对她来说，这样的一场讨论或许会产生毁灭性的影响。命运的惩罚已经够受的了！她应该回到生活中去并在生活中赎罪。这才是更有意义的事情。她背负着沉重的思想负担出了院。她是不得已才承受这一负担的呀。失去孩子对她来说已很可怕了，而她的救赎在患抑郁症，在医院监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在精神病学的许多案例中，病人来就诊时都隐瞒了某个不为人知的故事。我想，只有对这个完全私人的故事进行过调查之后，才能真正开始对病人进行治疗。这故事是病人心中的秘密，是使他撞得粉身碎骨的岩石。我要是知道了这个隐秘的故事，就掌握了治疗的关键。医生的职责就在于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探索意识材料还远远不够。有时候，进行联想试验能够为诊断开辟出路，对梦的解析，或对长期耐心地接触病人也有裨益。在治疗上，永远要从病人的整体而绝非只从症状入手。我们必须提出挑战整个人格的问题。

    1905年，我在苏黎世大学担任了精神病学的讲师，同年，我又当上了精神病诊所的高级医师，这一职位一待就是四年。随后在1909年，我在工作上获得越级提升，便因此离了职。在这几年间，我私下里看过很多病人，日常的工作再也忙不过来了。然而我却继续留任教授，直至1913年。我讲授心理病理学，也讲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基础课程以及原始人心理学。这就是我所主讲的科目。在前两个学期里，我主要讲催眠术，也讲珍妮特和弗劳内伊。到了后来，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问题成了我所讲授的主要内容。

    在讲授催眠术期间，我常常对病人（给学生做示范的病人）的既往病史进行详细询问。有一个病例我至今记忆犹新。

    一个明显带有强烈宗教信仰的中年妇女前来就诊。她当时已经五十八岁了，拄着拐棍来的，一同前来的还有她的女仆。十七年来，她由于左腿瘫痪受尽了折磨。我让她坐到一把舒适的椅子上，然后要求她讲一下自己的病史。她开始给我讲了起来，那病史真是可怕极了————她把整个长长的病史和盘托出，细节详尽。最后，我打断了她：“唔，好吧，我们没有时间详谈了。我现在就给您催眠吧。”

    这句话几乎还没说完，她就闭上了双眼，进入深深的睡眠之中————一点也没有进行催眠！我对此迷惑不解，但却没有打扰她。她继续滔滔不绝地说着，而且还讲到了最引人注目的梦境，这些梦代表了潜意识的相当深刻的体验。然而，直到几年之后我才明白了这一点。当时，我认为她是处于狂热的状态。这种情境渐渐使我觉得很不舒服。当时有二十个学生在场，而我正要向他们演示催眠术！

    这种情形维持了一个半小时后，我想要再次把这位病人唤醒，可是她怎么也醒不过来。我惊呆了，我忽然想起，自己可能已经无意识地深入她那潜伏的精神病中了。然后我花了大约十分钟的时间才把她唤醒。与此同时，我不敢让学生们看出我神经紧张。当这位中年妇女醒过来之后，她觉得头晕、迷糊。我对她说道：“我是医生，您一切正常。”听到这，她喊出声来：“啊，我的病可算好了！”一把扔掉拐棍走了起来。我尴尬得满脸通红，却向学生们说道：“现在你们该看出来催眠术有多厉害了吧！”可实际上，我却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我的很多经历促使我想要放弃催眠术，对中年妇女的诊疗便是其中之一。我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可是那女人却痊愈了，而且精神抖擞地走了。我请求她告知我后来的情况，因为我估计过不了二十四小时她就会旧病复发。但她的老毛病却没有重犯，尽管我心里怀疑，却不得不接受她确已经痊愈的事实。

    第二年暑假那个学期，当我讲第一堂课的时候，她又来了。这一回，她抱怨后背剧痛难忍，据她说，这在最近才发生。很自然，我自问道：这是否与我重新开始讲课有关系呢？也许是她在报纸上看到了我讲课的通告吧。我问她这疼痛是什么时候开始的，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她回想不起来在任何特定的时间发生过任何事情，也丝毫不能解释发病的原因。最后，我得出的结论是，她后背疼痛的那天，正好从报纸上看到了我讲课的通告。这证实了我的猜想，但我仍然搞不懂，她的病怎么就神奇般地治愈了呢？我再次对她进行了催眠，也就是说，她再次自发地进入了昏睡状态————然后那背痛就消失了。

    这一次课讲完后，我把她留了下来，想要进一步了解她的生活。结果发现，她有一个弱智儿子，正好在这所医院我所在部门里治疗。我对此毫不知情，因为她用的是第二个丈夫的姓，而儿子却是她第一次结婚时生的。他是她唯一的孩子。自然地，她本希望儿子才华出众，事业有成，没想到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得了精神病，这对她来说绝对是可怕的一击。那时候，我还是个年轻的医生，那时的我，代表了她对儿子的所有希冀。她热切盼望成为一位英雄的母亲，因此便把希望转移到了我的身上。她认我做了干儿子，并四处传扬我奇迹般地治好了她的病。

    我在当地获得了“巫师”的名誉，实际上得归功于她，也正是因为她四处宣传这一神迹奇事，我才得到了第一批私人病人。我的心理疗法竟然始于一位母亲，我还取代了她精神病儿子的地位！自然，我向她详细地解释了这整个事件，包括所有的细枝末节也讲到了。她很快便接受了我的阐述，而她的病也再没复发过。

    这就是我第一次真正在治疗上的体验————可以说，这也是我所作的第一次分析。至今我仍然清晰地记得与那位年长妇女的谈话。她是个聪明人，对我表示了极大的感激，因为我曾认真地接待了她，并对她和她儿子的命运颇为关切。这的确帮了她的大忙。

    一开始在进行私人诊疗的时候，我也采用催眠的方法，不过我很快就放弃了这种做法，原因是在使用它时，你只是在黑暗中摸索前行。你从不知道病情的改善或治疗的疗效能维持多久，而以这种毫无把握的方式工作，我总是感到良心不安。我也不喜欢自作主张命令病人做些什么。我更为关心的是从病人本人那里得知，他天生的倾向会把他引向何方。为了弄个明白，我认为有必要对各种梦境进行仔细的分析，并对潜意识的其他表现进行研究。在1904－1905年期间，我在精神病诊所开设了一个实验性精神病理学实验室。我找来几个学生帮忙，一起进行精神性反应（联想）的调研。弗朗兹·里克林是我的协作者。路德维格·宾斯万格当时正在写他的博士论文，内容是“与精神流电疗法效应有关的联想实验”，而我也在写我的论文《论对事实的心理学诊断》。我们的同事中还有几个美国人，例如弗雷德里克·彼特森和查尔斯·里克什等。他们的论文发表在美国的期刊上。正是这些联想研究，才使我于1909年，接到克拉克大学的邀请，就我的研究工作举办学术讲座。而与此同时，他们还邀请了弗洛伊德。我们两人均被授予了“荣誉法学博士”的学位。

    联想实验和精神流电疗法实验使我在美国获得了声誉。很快，美国的许多病人便找我来治疗。在第一批的病人中有一例我记得特别清楚。一个美国同事给我介绍来一位病人。该病人的诊断结果是“酒精中毒性神经衰弱症”，预后是“无法治愈”。那位同行怕我的治疗不起作用，便建议患者也到柏林某位神经病权威专家那里看看，算是以防万一。患者前来就诊了，我与他谈了片刻便发现，这个人患的是一般性神经症，而对于这病的精神起因他却守口如瓶。我进行了一次联想试验，结果发现他正遭受着可怕的恋母情结所带来的影响。他出身富有的名门望族，有个可爱的妻子，生活也无忧无虑————当然这是从外表上来说的。他只是酗酒，而喝酒则是他极力麻醉自己的方式，好忘掉那压抑性的情境。这自然毫无帮助。

    他母亲拥有一家大公司，而这位才华横溢的儿子在公司里占据领导职位。他确实早应从附属于母亲的压迫性地位中解脱出来，然而他却鼓不起勇气抛弃这一优越的职位。因此，他便一直受制于母亲，受制于把他安置在公司里的母亲。每当他和她在一起时，或不得不屈从于她对他工作的干涉时，他便开始喝酒以麻痹或消除他的情感。他意识中的一部分并不真的想离开这个温暖舒适的家，这尽管有背他的本能，他却忍不住财富和舒适的诱惑。

    经过短时间的治疗后，他把酒戒了，也觉得自己痊愈了。但我告诉他：“如果您回到以前的情况，我不敢保证您不会旧病复发。”他并不相信我的话，兴高采烈地返回了美国的家。

    他一回到家中，重新处于母亲的影响之下，便又开始喝酒。因此，他母亲在瑞典停留的时候，便前来向我询问治疗办法。她是个精明的女人，但却是个地道的“权力女魔头”。我明白了她儿子必须竞争的是什么，而且还认识到，他根本没有力量进行反抗。他的身体也十分羸弱，根本不是母亲的对手。因此我便采取了一种强迫性的治疗办法。背着他，我给他母亲开了一张医疗证明，说她儿子因酗酒而无法完成工作上的种种要求，建议她把儿子解雇。我的建议被采纳了————而儿子当然要对我大发雷霆了。

    在这里，我做了一件在医生看来不符合伦理道德的事。不过我却知道，为了病人的利益，我不得不出此下策。

    他的病情有何进展呢？自从脱离了母亲，他自己的个性便得到了发展。他拥有了光辉的职业生涯————也许正是因为我给他开了一服烈性药的缘故。他妻子对我十分感激，因为她丈夫不但克服了酗酒的毛病，而且还开拓了他自己的道路。

    尽管如此，对于这个病人我一直有种良知上的负罪感，因为我背着他开了那张证明，尽管我确信只有这样做才能使他解脱出来。事实确实如此，他一解脱出来，他的神经症就消失了。

    在我行医期间，人的精神对潜意识犯罪的反应方式不断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毕竟，那个年轻妇女最初并没有意识到是她杀死了自己的孩子，然而她却落入了一种状态，好像是一种对罪恶极有意识的表现。

    我还有一个与此类似的，使我永生难忘的病例。一位女士来到我的诊所。她拒绝说出自己的姓名，说这无关紧要，因为她只想就一次诊。很明显，她属于上流社会。她说她曾经当过医生。她要告诉我的是她的忏悔：大约二十年前，她出于妒忌犯了谋杀罪。她毒死自己最好的朋友，因为她想嫁给朋友的丈夫。她原本认为，只要谋杀不被发现，她就会继续安宁的日子。她要嫁给这个男人，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除掉她的朋友。她认为，道德方面的考虑对她来说是无关紧要的。

    而结果呢？她确实跟这个男人结了婚，但他不久之后就死了，当时还相对年轻。在之后的几年里，一系列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他们婚后所生的女儿一长大就设法离开了她。她女儿年纪轻轻就结了婚，然后就从她眼前消失了，与她的感情越来越远，直到最后，这位母亲失去了与女儿的一切联系。

    这位夫人是个热情的女骑师，拥有几匹她钟爱的乘用马。有一天，她发现，这些马在她骑行时开始变得焦躁不安，甚至连她最为宠爱的那匹马也躲着她，并把她甩下身去。最后，她只好放弃了骑马。那以后，她转而养起了狗。她拥有一只非常喜欢又出奇漂亮的猎狼犬。而就是这只狗却不知怎么得了瘫痪症，好像命中注定的一般。现在可以说，没有比她再不幸的了；她感到，自己在道德上完全崩溃了。她需要忏悔，于是她来到我这里。她是个杀人犯，但更重要的是她把自己也谋杀了。因为凡是犯谋杀罪的人都毁灭了自己的灵魂。杀人者已经对自己作出了判决。如果某个人犯下了谋杀罪又被抓住的话，他是会受到法律制裁的。如果他是暗中所为，没有道德上的意识，也一直没被发现，惩罚却依旧会降临在他的头上，就如病例中显示的一样。这种情形终于出现了。有时候，仿佛连动物和植物也“知道”这种罪行。

    由于杀了人，这个女人便陷入了一种无法忍受的孤独之中，甚至连动物都开始疏远她。而为了摆脱这种孤独，她便让他人了解她的秘密。她是得找个无罪的人来分担心头的秘密。她想找到一个人，不加偏见地接受她的忏悔，因为这样一来，她会再次获得某种感受，就像和人类建立关系那样。而这个人应该是个医生而不是一个职业司祭。由于牧师的职责关系，她对倾听自己忏悔的律师心生怀疑，担心他不会就事论事，而是从道德上来判断她的是非。她看到了人们和动物纷纷疏远她，受到了这种无声的判决，使她再也无法忍受任何更深的谴责。

    我一直没能查出她的身份，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她所说的故事就是真实的。有时候我问自己，她怎么能有如此下场。因为她的忏悔并不是她生命的终点呀。也许她最后终于被迫自杀了。我实在无法想象，她如何在完全孤独的状态中生活下去。

    临床诊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给医生指引方向，但对病人来说却没有什么帮助。至关重要的是病人所讲述的故事。因为只有它才揭示了病人的背景及他遭受的痛苦，而只有这时，医生的治疗才开始发挥作用。有一个病例非常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这一病例与女病房的一位老病人有关。她大概七十五岁，卧床不起已有四十年之久。大约五十年前，她就住进了医院，但医院里余下的人却记不起她为什么会住院，当时在这医院里工作的人已全都死掉了。只有一位工作了三十五年的护士长，还依稀记得这位病人的故事。这个老太太已经不会说话了，只靠流质和半流质的营养物来维持生命。她用手指进食，让粘在手上的食物慢慢滴进嘴里。有时候，她喝一杯牛奶差不多要花两小时。不吃东西时，她便用双手和胳膊做古怪的律动式动作。我不明白这些动作是什么意思。精神病所造成的毁坏程度我还是有深刻印象的，但对此却找不到任何合理的解释。在讲授临床课时，她往往被当作精神分裂症中的一种紧张性精神病案例，但这对我并没有什么含义，因为这种话根本没法帮我弄清楚，这些古怪的手势因何而起，又是什么意义。

    这一病例给我的印象体现了这个时期我对精神病学的反应。当我成为助理医师时，我觉得，自己对精神病学的真正含义一无所知。每当我站在主治医师和同事们身边时，我便感到特别不自在，因为他们总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而我却茫然不知所措地在黑暗中摸索。因为我认为，精神病学的主要任务是了解病人的头脑里正在发生什么事，然而到目前为止，我却对此一无所知。我在这里从事着助理医师的职业，可我却对此一点也不在行！

    一天深夜，当我走过病房时，我看到那位老人仍在做着她那神秘的动作，于是我又问自己：“为什么非要这样呢？”随后，我便到老护士长那里，问她这位病人是否总是这样。“是的，”她答道，“但我的前任告诉我，她过去常常做鞋子。”于是我再次翻阅了她那发黄的病历，确信无疑，上面表示她有做鞋子的习惯。过去，鞋匠习惯把鞋子夹在两膝之间，以这样的动作精准拉扯出穿过皮革的线（如今仍可见到乡下鞋匠的这种动作）。这位病人不久后便去世了，她的弟弟前来参加葬礼。我问他：“您姐姐怎么得的精神失常呢？”他告诉我说，她爱上了一个鞋匠，但鞋匠出于某种原因不想娶她，而当他最后拒绝她时，她便“发作”了。鞋匠的动作暗示着她与恋人的认同，一直持续到去世之前。这个病例给了我有关精神分裂症心理起源的第一点暗示。从那时起，我便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了精神病中有意义的种种关联。

    另一个病人的故事为我揭示了精神病的心理学背景，但最主要的是“毫无意义”的妄想。从这个病例中，我第一次能够明白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语言，而这种语言直到目前还一直被认为是没有意义的。有个病人名叫巴贝特，她的故事我已在别处发表了。1908年，我在苏黎世的市政厅进行了有关她的讲座。

    她出生在苏黎世旧城，在贫困、狭窄、肮脏的街道出生，在卑贱的环境中长大。她的姐姐是个妓女，其父则是个酒鬼。在三十九岁那年，她死于偏执狂式早发性痴呆症，带有典型性夸大狂特征。当我见到她时，她已经住院二十年了。医生将她当作教学课的客体，向数百个医学院的学生展示过。在她的身上，他们看到了精神分裂不可思议的过程。可以说她是个典型病例。巴贝特精神完全失常，说些毫无意义的、最疯癫的话。我竭尽全力想要弄明白，她那些莫名其妙的话语到底是什么意思。比如她会说：“我就是罗蕾莱。”她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每当医生想弄清楚她的病况时，总是会说：“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或者她会放声痛哭：“我是苏格拉底的代理人。”我发现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像苏格拉底那样受到不公正的指控。”她也会突然说出荒唐的话，比如“我是两个工艺学校不可取代的人”“我是玉米面底下的葡萄干蛋糕”“我是日耳曼和赫尔维希亚特别甜的黄油”“我和那不勒斯必须为世界供应面条”，这些话都意味着她对自我评估的提升，也就是说，以此来补偿她的自卑感。

    我对巴贝特和其他类似病例的迷恋使我相信，很多我们今天认为没有意义的话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疯狂。我不止一次地看出，即使在这种病人的背后也存在着所谓的正常人格。也就是说，这种人格在袖手旁观。这种人格偶尔也会————通常是以声音或梦的方式————提出完全理智的评论和异议。在身体生病时，它甚至还能再次进入前景中来，使病人看上去和正常人别无二致。

    我曾经医治过一个患精神分裂症的老太太，她在背景处为我非常清楚地显现了她那“正常的”人格，这样的病人是无法治愈的，只能对她表示关心。说到底，每个医生都会碰到他治愈不了的病人，对于这种病人，医生只能使他通往失望的道路变得平坦。她听见了分散于她整个身体的种种声音，而在胸膛中间的那个声音便是“上帝的声音”。

    我对她说：“我们必须信赖那个声音。”说这番话时，我都对自己的勇气感到吃惊。一般说来，这一声音会说出非常理智的话，而借助于这一声音，我能够更好地对待这个病人。有一次那声音说道：“让他考验一下您对《圣经》的信念！”于是她带来一本很破旧的、翻阅过很多次的《圣经》；每次巡房时，我都指定其中一章让她阅读。接下来，我又对她进行了这种考验。我一连考验了她七年，每隔两个星期进行一次。开头时，我对于扮演这样一个角色感到很不自在，但不久之后，我认识到了这项功课的意义。通过这一方式，她的注意力保持在活跃的状态，因此她就不会在精神分裂的梦境中越陷越深。结果证明六年以后，原本活跃在她整个身体的种种声音，已经退回到左半部分，而右半部的声音完全消失了。在左半身，这一现象的强度也没有倍增，而是跟过去一模一样了。因此，我得出结论，这个病人痊愈了————至少是治好了一半。这是一次出乎意料的成功，因为我根本没有想到，这些记忆练习竟能产生治疗效果。

    通过我对病人的工作，我认识到了，偏执狂患者的思想和幻觉有那么一点含义。在精神病的背后，潜藏着一种人格、一部生活史、一种希望与欲望的形式。不了解他们是我们的错。这时我第一次渐渐明白，人格的一般性心理，是潜藏在精神病当中，甚至在这里，我们遇到了远古的人类冲突。病人尽管可能显得麻木、冷漠，或完全像个白痴，但是他们的思想仍然活跃着，思想中有意义的东西也比看起来要多。从本质上说，在精神病里我们没有发现什么新鲜的和一无所知的东西；相反，我们遇到的是他们本性的根基。

    一直使我感到震惊的是，精神病学为了了解精神病所包含的内容，竟然花了那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人愿意费心思去理解幻想的含义，或者想要询问一下为什么这个病人有这种幻想，而另一个病人的幻想却完全不同。比如说，一个病人幻想自己遭受了基督会信徒的迫害，另一个则想象犹太人想毒死他，第三个则确信警察正在追捕他，这些情形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这样的问题，当时的医生对这种问题一点也没兴趣。这些幻想只是以一般的名义，例如“受迫害幻想”被堆砌到了一起。在我看来显得同样古怪的是，我那时的调查研究如今几乎被人遗忘了。在本世纪之初，我已经开始用心理疗法来治疗精神分裂症。因此，这一方法并不是刚刚发现的某种东西。然而，人们开始把心理学引入精神病学，则经过了漫长的一段时间。

    当我还在诊所工作时，我医治那些精神分裂症患者不得不小心谨慎，否则便可能被人指责，说我心不在焉。精神分裂症向来被认为是不治之症。如果有人在精神分裂症的治疗上取得进展，那么别人就会认为，病人患的并不是真正的精神分裂症。

    弗洛伊德于1909年来苏黎世看望我，我把巴贝特的例子让他看了一下。后来，他对我说道：“您知道，荣格，您在这个病人身上肯定发现了很多有意思的东西。但您到底怎么能忍受这个面容丑陋的女人，并在她身上花了那么多时间呢？”我很可能蔑视地看了他一眼，因为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想法。我甚至认为这个女人是个令人愉快的老精灵，因为她竟有如此可爱的妄想，又说了那么多有趣的事情。不管怎样，甚至在她疯疯癫癫的时候，人性还是会从怪诞荒谬的浓云中透射出来。从治疗来看，巴贝特并没有取得什么成效————她患病的时间实在太长了。但是我看过其他病例，在这些病例里，这种深入病人人格的关怀，能够产生长久的疗效。

    从外表上来看，我们从精神病人身上所看到的，都是他们悲惨的毁灭，但背向我们的、心灵的另一面，却是我们极少能看到的。外表往往具有欺骗性，在一个年轻的紧张性精神症患者的病例中，我吃惊地发现了这一点。她那时只有十八岁，出身于一个有教养的家庭。十五岁时，她遭受哥哥诱奸，后又受到一个同学凌辱。从十六岁时起，她退避到孤独之中。她与众人疏远，到了最后她所剩下仅有的感情维系是邻家的一只恶狗，她一直想把这只狗争取过来。她变得越来越古怪，到了十七岁时便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在那里待了一年半。她听到各种声音，绝食，变得完全沉默了（就是不再说话）。我第一次看见她时，她正处于一种典型的紧张性精神症中。

    过了好几个星期，我才渐渐说服她让她开口说话。克服了重重障碍之后，她告诉我说，她一直住在月亮里。月亮看起来像是有人居住似的，但她在那里最先见到的却只有男人。他们立刻把她带走了，将她放到了月亮下的一个住处，里面还住着这些男人的孩子和妻子。因为在月亮的高山上住着一个吸血鬼，专门绑架杀害女人和孩子们，月亮上的人便受到了灭绝的威胁。而原因就在于，月亮下面居住着占人口半数的女人。

    这位病人下定决心要为月球人做点什么，并计划消灭这个吸血鬼。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她在塔楼的平台上等到了吸血鬼，这个塔楼是专门为它而建的。过了许多个晚上，她终于看见了吸血鬼从远处向她飞近，这怪物像一只黑色的大鸟，扇着翅膀向她飞来。她拿着一把藏在长袍底下，作祭祀用的长刀，等着这只吸血鬼的来临，突然之间，它已经站在了她的面前。它有好几对翅膀，脸和整个身体都被翅膀遮住了，因此除了它的羽毛之外，她什么也看不见。她感到非常奇怪，于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她想一探究竟，看看吸血鬼的真正面容。她手握刀子走了过去。突然之间，翅膀张开了，一个超凡脱俗的美男子站在了她的面前。它用带翅膀双臂像铁钳一样紧紧夹住了她，使她再也无法挥动长刀。总之，她完全被吸血鬼的容貌迷惑住了，因此总是无法向它发起攻击。结果它把她从平台上抓了起来，夹着她飞走了。

    经过这一番披露，她又能无拘无束地说话了，但这时，她的反抗性又凸显出来了。看起来我好像制止了她返回月球的欲望，她再也无法逃离开地球了。她说，这个世界并不美丽，但月亮却是美丽的，那里的生活也是满含意义的。不久之后，她的紧张性精神症复发了，于是我只好把她送进了一所疗养院。有好一阵子，她简直处于极端疯癫的状态。

    大约两个月之后她出院了，我也可以再次跟她谈话了。她渐渐地明白过来，在地球上生活是不可避免的。她便拼命地与这一结论及其后果进行斗争，结果又被送进了疗养院。我再次到她的病房里看望她，对她说：“这一切对您不会有任何好处，您不可能再回到月亮上去了！”她沉默不语地接受了这一点，神色漠然极了。这一次，她在里面待了不久就出院了，后来奔赴自己的前程去了。

    她在一所疗养院当了一段时间护士。有一次，那里的一位助理医生略微粗暴地斥责了她，结果她用左轮手枪朝他开了一枪。幸运的是，那人只受了点轻伤。但这个事件表明，她总会随身携带一把左轮手枪。在此之前，有人还看见她拿了一把上了膛的来复枪。我最后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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