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大学时代

    尽管我对科学的爱好与日俱增，我却时不时地回来读哲学方面的书。我该选择一种职业的问题已迫在眉睫。我急不可待地盼望中学时代的结束，然后我就可以上大学学习了————当然是自然科学。这时，我将会掌握某种实际的知识。我刚刚为自己许下这一诺言，心里的怀疑便随之而来了。我不是更喜欢历史和哲学吗？我不是对埃及和巴比伦的一切都非常感兴趣，最想成为一名考古学家吗？但是除了巴塞尔之外，我可没钱去别的地方上大学了，但在巴塞尔，却没有教这门课的老师。于是这一计划很快泡了汤。好长一段时间，我下不了决心，总是拖延作决定的时间。父亲对此十分担忧，有一次，他说：“这孩子对能够想到的一切都感兴趣，但却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我只好承认，他说得没错。随着大学入学考试的临近，我们只好决定报考哪种专业了，我草率地报了科学，但我的同学却很疑惑，不知道我到底坚决要学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

    这一显然草率的决定也有它的背景。几个星期以前，就在第一人格和第二人格相互角逐，谁有资格作决定的时候，我做了两个梦。在第一个梦里，我梦见自己身处一大片沿莱茵河生长的阴暗树林中。我走上一座小山丘，在上面的一个坟堆前挖掘起来。过了一会儿，我吃惊地发现，自己竟挖到了一些史前动物的骸骨。这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但同时我又知道：我一定得了解大自然，了解我们在其中生活的世界，了解我们周围的各种东西。

    接着我又做了第二个梦。这次我又梦见自己来到一处树林里，那里溪流纵横交错，在最幽暗的地方，我看到了一个圆形的池塘，池塘四周灌木丛生。半身浸在水里的是一种最古怪和最奇妙的生物：一个圆溜溜的动物，身上闪烁着乳白色的光泽，它由无数的小细胞，或者说是由形如触手的各种器官所构成。这是一只巨型放射类动物，身宽大约三英尺。这一威严的生物竟躺在那儿，躺在隐秘的地方，躺在这清澈的深水中，不受打扰，这在我看来实在是妙不可言。它在我身上激起了一股强烈的求知欲，结果我醒来后心还在怦怦跳着。这两个梦对我作出喜欢科学的决定起了压倒性的作用，同时也消除了我所有的疑虑。

    我非常清楚，自己生活在一个必须自谋生计的时代和世界里。想要自力更生，一个人就得成为这样那样的人，我所有的同学也都深切地感受到自食其力的必要性，而且并无他求。这一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觉得自己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有点古怪。我为何下不了决心，让自己致力于某件确定的事情中呢？甚至连我那个毫无情趣、单调乏味的同学D君（德语老师将其奉为勤学自觉的典范）也早已决定要学神学了。我明白了，我必须定下心来，好好想想这件事。比如说，我要是学动物学，那我将来只能当个小学校长，充其量不过是在动物园里当个雇员罢了。这是没有前途的，甚至在要求不高的情形下也是一样————当然了，比起来，我更乐于在动物园工作而不愿经历教师生涯。

    在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况下，我突然灵机一动：我干吗不去学医呢？奇怪的是，我以前从没想到过这一点，尽管我总是从别人那里听说，自己的曾祖父曾经是个医生。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缘故，我对这一职业向来颇为抵制。“绝不步人后尘”是我的座右铭。但现在我却告诉自己，学医至少与科学性的科目相关。在这方面，我便可以随心所欲了。此外，医学这个范畴十分广泛，因此以后要专攻某个方面，总会有不少机会。我坚定地选择了科学，而唯一剩下的问题便是：怎么去学？我得自己挣生活费，但既然我没有钱，便无法到国外上大学，也就无法获得培训，使我有希望开始科学生涯。充其量，我也只能在科学方面浅尝辄止。既然我又具有一种个性，使许多同学和说话算数的人（就是老师们）都不喜欢我，我也就没有任何希望找到一个支持我追求的资助者了。因此，在我最终选定医学的时候，我的心情反而非常不快，总觉得如此的妥协并不是一件步入生活的好事。不管怎么说，既然我已作出了这不可逆转的决定，便可以彻底解脱了。

    然后，那痛苦的问题出现了：从哪儿去弄这么一笔钱呢？我父亲只能筹集一部分。他替我向巴塞尔大学申请定期生活津贴，这使我觉得很丢脸，但却被批准了。我之所以觉得丢脸，主要不是因为自家的贫困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所有的人都知道了，而是因为我向来暗自相信，所有“上层”人士，所有说话“算数”的人，都对我抱有成见。我从来不指望从他们那里获得任何好处。我显然是由于父亲的名声而得到了照顾，因为他是个良善而又心胸开阔的人。然而我觉得自己跟他却是完全不同的人。实际上，我对自己抱有两种不同的观念。从第一人格的角度来看，我觉得自己是个不太合群、天资平平却又心比天高的年轻人，具有一种不受约束的气质而且态度动摇，一会儿天真热情，一会儿又孩子气地易于失望，在第一人格最本质的地方居住着一个隐士和蒙昧主义者。另一方面，第二人格把第一人格看作一种既困难，又费力不讨好的道德任务，是一门必须以某种方式通过的课程，这一课程由于如下种种过失而变得复杂起来，比如经常性的懒惰、泄气、沮丧，对无人崇尚的想法和事情饱有不适当的热情、轻信假想的朋友，见识有限、观念偏见、愚蠢（特别是在数学上）、对别人缺乏了解、对待哲学问题含混不清、既不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又不信奉其他东西等。第二人格没有什么明确的特征；他是一种永存的生命，出生、活着、死去，集所有于一身，一种无所不包的生活幻觉。虽然他无情地看穿了自己，却无法通过第一人格那浓重的、阴暗的媒介来表达自己，尽管他渴望这样做。在第二人格处于支配地位时，第一人格便包含并淹没在第二人格中，与第二人格的情况恰恰相反，第一人格把第二人格看作一个内部黑暗的区域。第二人格觉得，关于他的任何可以想象的表达，都像投到世界边缘的一块石头，最后毫无声息地落入无限黑暗当中。不过在他（第二人格）身上，光明处于统治地位，好像位于一座皇宫的宽敞大厅里，高大的窗户全都朝着洒满了金色阳光的风景敞开。在这里是意义和历史的连续，它们与第一人格生活中不连贯的偶然性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后者和他所处的环境并没有真实的接触点。另一方面，第二人格暗暗觉得自己与《浮士德》所体现的中世纪相一致，与过去的一种遗产相一致，这一遗产显然使歌德内心深处激动不已。因此，之于歌德，第二人格也是真实的————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极大的安慰。我现在震惊地认识到，《浮士德》对我的意义，远胜于我那可爱的《约翰福音》。《浮士德》中的某些内容能够直接作用在我身上。我觉得圣约翰描述的耶稣有些古怪，但更古怪的还是其他几部福音中所说的救世主。另一方面，《浮士德》是第二人格在现实生活中的等价物，而且我相信，浮士德就是歌德为他那个时代所作出的回答。这种洞见不但对我起到了安慰的作用，还增加了我内心的安全感及一种我属于人类社会的感觉。我不再孤立，也不只是个怪人，不再是一个残酷大自然嘲弄的对象了。我的教父和权威便是伟大的歌德。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我做了一个梦，这个梦既把我吓了一跳，又鼓励了我。梦中我身处黑夜中某个不知名的地方，我顶着强劲的大风缓慢而痛苦地前行。浓雾四处飘飞。我拱起两只手，护住一盏随时都有可能熄灭的小灯。一切都取决于我能否保持灯的光亮。突然之间，我感觉背后有个东西正向我走近。我回过头去，看见一个巨大无比的黑影跟在我后面。虽然我当时吓坏了，却还清醒地意识到：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危险，我也一定得守护住这盏小灯，以度过这个狂风肆虐的夜晚。当我醒来后，便立刻意识到这个人影就是“布罗肯峰的鬼魂”，也就是我自己的影子，透过我带来的小灯灯光，投射在飞旋浓雾上形成的。我还知道，这盏小灯就是我的意识，我所拥有的唯一一盏灯。我自己的理解力是我所拥有的唯一财富，而且是最大的财富。虽然与黑暗的威力相比，这盏灯显得无比渺小和脆弱，但它仍是一盏灯，我唯一的灯。

    这个梦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启示。现在我才知道，第一人格就是提灯的人，而第二人格则像个影子那样跟随着他。我的任务是守护着灯，不回头看那永存的生命力，后者显然是一个王国禁地，被不同的灯光照亮。我必须迎着风暴前进，而风暴则竭力把我推回到一个无限黑暗的世界里，在那里，除了背景中各种事物的表象之外，什么也意识不到。在第一人格的角色里，我必须前进————我要学习、赚钱、承担各种责任、承受各种拖累、迷惑、犯错误、忍辱负重、经历失败等。时间，便是把我向后推的风暴，它一刻不停地流向过去，紧紧地跟在我们后面。它发出一种巨大的吸力，贪婪地把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吸入身体里；只有费力地前进，才能暂时逃脱它的魔爪。过去是存在着的，真实得叫人可怕，谁要是不能以满意的答案来保住自己的性命，它就把谁抓住。

    我的世界观又一次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我清楚地意识到，我的道路不可扭转地通向外部世界，进入具有三维特征的有限区域和黑暗之中。在我看来，亚当肯定以这种方式离开过伊甸园；伊甸园对他来说变成了一个幽灵，而他得大汗淋漓地耕种满是石头的土地，这算是清闲的活儿了。

    我自问道：“这样一个梦到底来自何方呢？”直到那时我还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样的梦是直接由上帝送来的。但现在我却接受了大量认识论的观点，这些观点使我疑虑重重。例如，人们可以说，我的洞见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慢慢成熟起来，突然又以梦的形式破茧而出。实际上，它就是那么发生的。但是这种解释却只是一种描述罢了。真正的问题在于，为什么会发生这个过程，它为什么以意识的形式破茧而出。我没有刻意做过任何事情，来加速任何一种发展态势；相反，我的同情心却在另一个方面。因此，这些景象之后一定有某种东西在起作用，是某种理智，某种比我更加理智的东西在起作用。在意识之光的照耀下，内心王国的光芒像一个巨大无比的影子显现了出来，这一离奇的想法确实不是我自发想到的东西。现在，完全是突然之间，我明白了许多在以前难以解释的事情————特别是每当我间接提到，任何能使人们联想起内心王国的事情时，人们脸上便会露出尴尬、疏远、冰冷、阴郁的表情。

    我必须得把第二人格抛到脑后，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无论如何，我都得否认这种想法，并宣判它是无效的。这只会引来自相残杀，只会使我不可能再去解释梦的起源。因为在我心中，第二人格无疑与梦的创造有某种关系，而我可以很容易地认为他具有了必要的更高的智力。但我却感觉自己越来越与第一人格相同，而且后来证明，这种状态只是更加富有理解力的第二人格的一部分；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我觉得自己不再与它相同了。他确实是一个幽灵，一个能与黑暗世界对抗的灵魂。这是我在做这个梦前尚不知道的东西，甚至就在此时————回想起来我非常确信————我只是朦朦胧胧地意识到了它，尽管我毫不怀疑自己在情感上是认识他的。

    无论如何，我和第二人格之间产生了分裂，结果，“我”被派给了第一人格，并在相同程度上与第二人格分隔开来，第二人格可以说获得了一种独立的人格。我并不把这与任何一种绝对的、个性的想法联系起来，而这种个性可能为一个幽灵所有；由于我是在乡下长大的，在我看来这种可能性本不应该显得奇怪。在乡下，人们根据不同的情况，会相信这些事物：其实他们有时候信，有时候也不信。这个灵魂唯一明显的特征就是他的历史性，即他在时间上有延展性，或者说是他的无限性。当然，我不用如此赘述来告诉自己这一点，对他的空间存在也没有形成任何概念。在我那第一人格存在的背景里，他起着重要的作用，从没有清晰的限定，但却又绝对地存在着。

    小孩子对于大人说话的反应，远比不上他们对无法估量的周围环境所作出的反应。小孩潜意识地使自己适应它们，而且他们身上产生了具有补偿性质的种种关联。甚至在我幼童时期便形成了某种特定的“宗教”观念，它是一种自发性的产物，只能理解为我对父母的环境，以及对时代精神所作出的反应。我父亲对宗教的种种怀疑潜伏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自然地就屈服了。自己的世界以及整个世界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巨变，将其影响慢慢推进；影响的时间越长，我父亲有意识的头脑便会不顾一切地反抗它的权威。父亲的预感使他处于一种坐立不安的状态，之后又将它们转移到我的身上，这一点也不奇怪了。

    我从来没有印象，认为这些影响是来源于我母亲的，因为虽然她以某种方式深深地扎根于看不见的土地，但在我看来，她对基督教的信仰远没有那么坚定。对于我来说，她以某种方式与动物、树木、山脉、草地及流水联系在一起，所有这一切，与她信仰基督教的外表以及她对信仰一贯的维护，形成了最奇妙的对比。这一背景与我自己的态度形成了很好的呼应，因而没有给我造成任何不适；相反，它反而赋予了我一种自信和一种安全感，使我相信，这就是我可以站稳脚跟的坚实地面。我从来不觉得这一基础带有浓重的“异教徒色彩”。我母亲的第二人格在这种冲突中给了我最有力的支持，在那时，这一冲突已经在父亲的传统观念和我奇怪的补偿性产物间展开了。这一产物的产生一直受到我潜意识的刺激。

    回顾过去，我现在终于明白，童年时的发展经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经预示了我未来的事件，也帮助我适应了父亲在宗教信仰上的崩溃，适应了有关这个世界的，令人震惊的启示————今天我们大家都明白的新发现并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它的影响在事先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尽管我们人类拥有自己的个人生活，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却是一个集体精神（以世纪来计算时间）的代表者、牺牲者和促进者，我们可能终生都在认为，自己向来凭的是真本事，而且可能永远不会发现，在大多数情形下，我们只不过是世界戏剧舞台上的小配角而已。有些因素，虽然并不为我们所知，却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这些因素越是潜意识地存在，对我们的影响也就越大。因此，我们的生命至少有一部分是生活在好几个世纪里的————我给这一部分（只供我自己使用）起了个名字叫“第二人格”。它并不是被西方宗教所证实的，一种个人的好奇心。西方的宗教明确地把自己施加到这个内在的人身上，并在为时两千年的时间里，竭力使他了解有关表面意识（带有主观成见）的知识，“不用去外面寻找，真理就隐藏在内在的人身上”。

    在1892－1894年间，我与父亲进行过一些相当热烈的讨论。他曾在哥廷根学习过好几种东方语言，并就阿拉伯版的《所罗门之歌》写了学位论文。随着最后一次考试的结束，他荣耀的日子也一去不复返了。此后，他埋没了自己在语言上的才华。作为一个乡村牧师，他陷入了一种感伤的理想主义中，陷入了对大学黄金时代的回忆中，于是他继续用大学时代的长柄烟斗吸烟，他还发现他的婚姻并没有之前想象的那么美满。他做了许多的好事————数不胜数————而结果常常令人气恼。父母两人都竭尽全力，过着虔诚的生活，但结果两人总是怒目以待。这些困境，虽然能够理解，但后来却粉碎了我父亲的信仰。

    那时候，他的愤怒和不满日益增多，而他的状况使我非常担忧。母亲避开所有可能刺激他的事，再不与他进行争执。尽管我觉得这是最明智的做法，我却经常会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在他大发雷霆时，我总是默不作声，而在他显得比较平和的时候，我便想办法找些话与他交谈，希望了解一点他内心的想法以及他对自己的认知。毫无疑问，某些非常特别的事情正折磨着他，而我怀疑此事必然与他的信仰有关。从他无意中作出的几个暗示中，我可以肯定地说，他正在忍受着由于对宗教的疑惑而产生的痛苦。我想他一定经历过那种必要的体验了。从尝试着与父亲谈话这件事上，我发现事实上，某种必要的体验是缺失了的，因为我所提出的一切问题，他都给以同样的、陈腐的、毫无生气和合乎神学规范的回答，或无奈地耸耸肩，而这却使我产生了一种矛盾的心情。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不在吵架时抓住这些机会，与这些情形妥协。我明白，我那些批判性的问题令他很难过，但尽管这样，我却不想进行一次建设性的谈话，因为在我看来，他竟没有体验过上帝，这可是最显著的体验啊，实在几乎令人难以置信。我对认识论了解不少，因而便意识到，这样一种知识是无法被证明的；而且我也清楚，这确实也没必要被证明，就像落日之美和黑夜之恐怖一样无须证明。毫无疑问，我曾笨拙地设法向他传达这些显而易见的真理，满怀希望，想帮助他承受这一不可避免的灾难。他不得不和别人争吵，于是便与自己和家人吵了起来。但他为什么不跟创造万物的阴暗上帝争吵呢？因为只有他才应该为世上的种种苦难负责。上帝一定会让他做一个奇妙的、深奥的梦，并为他揭晓答案；尽管我没有向他请求，上帝却让我做过这种梦，并让它决定了我的命运。我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是这样而已。对呀，他甚至让我瞥见他自己的形态。这是一个重大的秘密，我不敢也无法向父亲揭示。要是父亲能理解有关上帝的直接体验，我本可以向他揭示的。但在我与他的交谈中，我却从来没有涉及得如此之远，甚至从来都不曾触碰过这一问题，因为我总是以一种理智的、非心理学的方式来处理它，尽一切可能避免触及感情的方方面面。这种方法每次都像对着公牛的红布那样，导致了我所无法理解的种种愤怒反应。我实在想不通，一场完全理性的争辩，竟引起了如此强烈的感情上的抵制。

    这些毫无结果的讨论激怒了父亲和我，最后我们只好放弃了这些讨论，各自背负起自己独有的自卑感。神学使父亲和我彼此疏远了。尽管我并不觉得孤单，我却感到自己遭受了一个致命的失败。我模糊地预感到，他正无法逃避地屈服于自己的命运。他是孤独的，没有一个朋友可以交谈。至少我知道，在我们的熟人中间，找不到一个令我信赖的人，能说些帮助的话，救救我父亲。有一次，我听见父亲在祈祷。他挣扎着要坚持自己的信仰。我心里为之一震，同时又很愤怒，因为我看出了，他是多么无助地陷入了教会和神学思想，无法自拔。它们阻塞了他本可直接接近上帝的一切通道，然而随后又背信弃义地将他抛弃。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早期体验的深层含意了：上帝已拒绝为神学负责，拒绝为建立在神学之上的教会负责。另一方面，上帝又宽恕了这种神学，就像他宽恕过太多别的东西一样。在我看来，人们应为这些发展负责的设想实在荒谬可笑。人类究竟是什么呢？“他们就像小狗一样，生下来又聋又瞎，”我想道，“并像上帝所造的所有生物一样，只拥有最模糊的光线，这光绝不足以照亮他们在摸索前进时的黑暗。”我同样确信，我所认识的神学家中没有一人曾亲眼目睹过“那照亮黑暗的光明”，因为如果他们确实看到了，他们就不可能去传授“神学宗教”了；这种宗教在我看来有明显的缺陷，因为没有事情与它相关，但人们还要不抱希望地去信奉它。我父亲曾经奋不顾身地尝试过，结果却碰了壁。他甚至无法抵御那荒唐功利的精神病医生的侵犯。这也像神学一样，是某种人们不得不相信的东西，只是在相反的意义上罢了。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确信，他们二者都缺少了认识论方面的批判及体验。

    我父亲显然受了这种印象的影响，那就是精神病医生已经在人脑中发现了某种东西，这种东西证明了，在本应该有精神的地方，有的却只是物质，而“精神的”东西却什么也没有。之所以有这种想法是因为他预感到，如果我要学医，我就应该以上天的名义起誓，绝不成为一个唯物主义者。这种警告意味着，我应该什么也不相信，因为我知道，唯物主义者相信的是他们的定义，就跟神学者相信他们的定义一样；我还知道，我那可怜的父亲简直就是跳出油锅又入火坑。我意识到，他这一著名的信仰曾经狠狠地捉弄过他，不但捉弄过他，还捉弄过我所认识的大部分严肃而有教养的人。在我看来，信仰的罪过主要在于它排斥经验。神学家怎会知道，上帝刻意地安排了某些事物的同时，又“允许”另一些事物存在呢，精神病学家又怎么知道，事物也被赋予了人类的某些特质呢？我要是屈服于唯物主义，是不会有什么危险的，但我父亲却绝对不可能这么做。显然，有人低声说起了“暗示”，因为我发现，他正在读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有关暗示的那本书，是伯恩海姆翻译的。这是一个崭新而重要的开端，因为除了读读小说，偶尔翻翻游记，父亲从来没有读过其他读物。一切“有智慧的”和有趣的书都在禁忌之列。但是阅读精神病学方面的书根本不能使他变得更加愉快。他沮丧的情绪与日俱增，情况也越来越剧烈，对于他患的臆想症也是如此。一连好几年，他一直在抱怨得了各种各样的肠胃病，然而给他看病的那位医生却一直不能确诊，他到底得了什么病。现在他又抱怨，感觉“腹腔有结石”。好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没把它当回事儿，但后来连医生也怀疑起来了。这大约是在1895年夏末。

    那年春天，我已经开始进入巴塞尔大学学习。我上高中的日子终于结束了————那是我人生当中最最无聊的一段时光，而通向“文科大学”与学术自由的金色大门正在向我敞开。现在，我可以听到有关大自然的真理了，至少可以听到关于大自然最本质的真理了。我将会学到前人已经掌握的，有关人体解剖和生理学方面的知识，并掌握有关疾病的知识。除了这一切之外，我还加入了父亲以前所属的一个佩戴彩色徽章的兄弟会。在我还念大一的时候，他赶来参加了兄弟会的一次远足，他们聚集在马克格拉芬县下属的一个酿葡萄酒的村子，他在那里还发表了一场异想天开的演讲。让我高兴的是，他大学时代的那种愉悦精神在他的演说中再次体现了出来。那一刹那我突然意识到，在他毕业之时，他的生活停滞不前了，一首大学生歌曲的歌词便开始在我的耳际回响：

    他们迈着步子垂头丧气，

    慢慢返回世俗的土地，

    往昔情景一去不回，

    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

    这些话重重地压在了我的灵魂之上。从前，他在大学一年级时也是个充满热情的学生，就跟我现在一样；世界的大门向他敞开过，就像现在为我敞开一样；知识的无穷财富展现在他的面前，就像现在展现在我面前一样。后来，一切对他来说却枯萎了，变得辛酸苦楚，这种情形怎会发生呢？我找不到答案，或者说答案太多了。那个夏夜，他喝过葡萄酒后发表的演说是最后一次机会，使他跳出回忆，使他度过一段自己本应该度过的时光。此后不久，他的健康情况恶化了。到了1895年秋末，他倒在床上一卧不起，1896年年初便去世了。

    上完课后我回了趟家，询问了他当时的情况。“唉，还是老样子。他身体很虚弱。”母亲说道。他呢喃地向她说了点什么，她为我作了转述，然后跟我使了个眼色，提醒我他已处于神志昏迷的状态了：“他想知道你通没通过国家级别的考试。”我明白我必须撒个谎：“考过了，考得很不错。”他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接着便闭上了眼睛。过了没过久，我又进屋去看了他一次。他独自一人，母亲在隔壁房间收拾东西。他喉咙里发出嘎嘎的响声。我知道他已处于濒死的痛苦之中。我在他床边站着，竟然给这种情形迷住了。以前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人死去。突然之间，他停止了呼吸。我等啊等啊，等着他下一次的呼吸，可是却再也没有出现。于是，我想起了母亲，便跑进了另一个房间，看见她正坐在窗前织毛衣。“父亲他快不行了。”我说道。她跟着我来到床边，看见他已经去世了。她仿佛觉得非常奇妙：“一切这么快就过去了。”

    随后的几天笼罩着忧伤和痛苦的氛围，没有多少留在我的记忆中。有一次，母亲用她的“第二个”声音对我，或者说对她周围的空气说道：“他为了你及时地死去了。”这句话的意思似乎是说：“你们并不理解彼此，而他可能已经变成了妨碍你的东西啦。”在我看来，这种想法正好符合母亲的第二人格。

    “为你”这个字眼儿给了我可怕、沉重的一击，我感到昨日的一小部分已经永远地结束了。但同时，一种男子汉和自由的感觉开始在我身上觉醒。父亲去世后，我搬进了他的房间并取代了他在家中的地位。比如说，我得每星期把家庭生活用的钱亲手交给母亲，因为她不会计划家庭的经济开销，也不会理财。

    在父亲去世六个星期后，他对我来说显得像一场梦一样。他会突然间站在我面前，说他快要度假回来了。他的身体已经恢复得很不错了，现在正要回家。我觉得，自己搬进了他的房间，他可能会讨厌我。但是事情并非如此！尽管这样，我的内心还是感到愧疚，因为在我想象中他已经死掉了。两天之后，这个梦又出现了。父亲恢复了健康，正在回家的路上，于是我便再次责备自己，因为我认为他已经死掉了。后来，我一遍遍地自问：“在梦里，父亲回到家中，样子又显得那么逼真，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这是一次难忘的体验，迫使我第一次思考起死后的生活。

    父亲去世之后，我继续在大学读书便成了一个难题。母亲的一些亲戚认为，我该在商行里当个小职员，以便尽可能快地赚钱养家。母亲的小弟弟提议要资助她，因为她的经济来源几乎无法养活自己。父亲这边的一个叔叔同意资助我。我在完成学业的时候，欠了他三千法郎。我还一边当助教，一边帮老姑妈出售她收集的为数不多的古董，以此赚取剩余的学费和生活费。我以高价把古董一件件卖出，便可从中抽取价格不菲的提成。

    我绝对忘不了这穷困潦倒的时期，这时，一个人便懂得了珍惜廉价的东西。我仍然记得有一次：有人把一盒雪茄当作礼物送给了我，我真是爱不释手。这盒雪茄我抽了整整一年，因为我只准许自己在星期天的时候才抽上一根。

    在我看来，大学生活是一段美好的时光，一切都是理智的、充满生机的。大学还是一个结交朋友的时期。在兄弟会的几次会议里，我就神学和心理学方面的问题作了几次讲演。我们还进行了许多热烈的讨论，但并不总是医学方面的问题。我们就叔本华和康德进行辩论，我们对西塞罗文体美了如指掌，我们还对神学和哲学感兴趣。

    在大学期间，在有关宗教的问题上我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在家时，我得到了一个绝佳的机会，与一位神学家谈过一次话，他曾经是我父亲所在教区的大主教。他不但以惊人的胃口闻名————这我是望尘莫及的————而且还博学多识。从他身上，我学到了许多有关教会神父和教规历史方面的东西。他还给我大致地讲了有关新教神学的新知识。里切尔神学在当时非常流行。这种神学的历史相对论使我感到异常兴奋，特别是用铁路火车作的比较。在兄弟会里与我进行多次讨论的神学系学生们，对“基督一生所产生的影响”这一理论似乎全都显得非常满意。但这种看法在我看来不但相当愚蠢，而且丝毫没有生气。我也无法赞同这种倾向，即把基督推到台前，使他在上帝与人的戏剧中充当决定性的角色。在我看来，这无疑掩盖了基督本人的观点：创造他的圣灵，会在他死后取代他在人间的地位。

    在我看来，圣灵是无法想象的上帝的化身。圣灵的活动不但是崇高庄严的，而且还带某种怪异甚至是令人怀疑的特征，而这种特征又是耶和华神的行为所特有的；之于耶和华，我曾天真地把他等同于上帝的基督形象，这是我在坚信礼所接受的教导（这时我还不知道，严格说来，魔鬼是与基督教同时产生的）。我主耶稣对我来说无疑是一个人，因而也是个会犯错的人，或者就是圣灵的喉舌而已。这种极为不正统的看法，跟神学上的看法相去甚远，自然使人觉得完全不能理解。我对此感到的失望，逐渐使我产生了一种麻木不仁的态度，并证实了我的看法：在宗教问题上，只有体验才是最重要的。

    我发现在大学一年级期间，科学虽然打开了通往渊博知识的大门，但却很少能提供真正的洞见。而总的来说，这种洞见具有一种特殊的性质，我从哲学著作的阅读中得知，灵魂的存在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没有灵魂，也就没有了知识和洞见。然而关于灵魂，哲学著作中却只字未提。无论在任何地方，人们都心照不宣地认为它是理所应当的，因而甚至当有人提及它的时候————例如，C.G.卡鲁斯————其实并没有真正地理解灵魂，有的只是神学式的沉思，然而作出这种那种沉思，实在是再容易不过了。对于这种奇怪的言论，我实在无法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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