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大学时代

nbsp;   在第二学期期末，我又有了新的发现，这一发现将产生重大的结果。在我一位同学父亲的藏书室里，我无意中找到了一本论述唯心论现象的小书，出版日期为70年代。这本书叙述了唯心论的起源，其作者是一位神学家。我最初的怀疑很快消失了，因为我忽然间明白了，大体说来，书中所述的与我童年时期在乡下反复听到的故事几乎如出一辙。毫无疑问，这些材料是真实的。但是这些故事是否就是真人真事儿，对这一重大的问题的回答却不令我满意。虽然如此，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在哪个时代，无论身处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同样的故事都被反一遍遍地报道过。这其中必然有某种原因，但显然又不是最突出的原因，即世界各地拥有相同的宗教观念。相反，它必须与人类灵魂的客观行为相联系。但就这个主要问题————灵魂的客观性————而言，除了哲学家们所说的东西之外，我绝对找不出其他东西了。

    唯心主义者的观点，在我看来既古怪又值得怀疑，然而就客观唯心现象而言，这些观点却是我最先见到的。比如左勒纳和克鲁克斯的名字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我实际上读完了我能够读到的所有文学著作。很自然，我也把这些事情说给朋友们听，然而他们的反应不是嘲笑就是怀疑，也有的急忙起来争辩。这着实令我大吃一惊。我奇怪的是他们竟敢断言说，不可能有鬼怪和转动桌子的事，那都是骗人的。在另一方面，我也很奇怪他们为什么表现出交际争辩的本性。我自己也不敢确定，这些报告是否准确无误，但是说到底，为什么就不能有鬼魂呢？我们怎么就能知道某些事是“不可能的”呢？而且，最重要的是，这种焦急意味着什么？对我自己来说，这种种可能性是极为有趣、极为吸引人的。它们为我的生活增添了又一个新天地，世界获得了深度和背景。比如说，梦可能与鬼魂有关系吗？康德的《通灵者之梦》出版得非常及时，而且我还很快就发现了卡尔杜普雷这个人，他从哲学上和心理学的角度对这些观点进行了评价。我还挖掘到了艾先梅耶、帕萨旺、尤斯蒂努斯、克尔纳和格雷斯的著作，还读了斯威登堡的七卷著作。

    我母亲的第二人格对我的热情表达了由衷的同情，但我认识的其他人显然使我泄气。在这以前，我只是在传统观念上碰了壁，但现在，我却狠狠地撞上了铜墙铁壁：人们的偏见以及完全不承认有异常事物的存在。甚至在最亲密的朋友中间，我也遭遇了这种情形。对他们来说，所有这一切比我专注于神学还要更加糟糕。我感觉自己已经走到了世界的边缘，能激起我满腔热情和兴趣的东西，在别人眼里却枯燥空虚，甚至引起他们的恐惧。

    有什么可恐惧的呢？为此我找不到任何解释。有的观点认为，存在着某些超越了空间、时间和因果关系范畴的东西。但这并不是什么荒谬可笑和惊天动地的想法啊。我们都知道，动物能够事先预感到暴风雨和地震。确实有一些梦预见了人的死亡，确实有钟表在人死亡的那一刻停了下来，确实有镜子在危险的时刻破碎。在我童年的世界里，所有这些事情都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而到了现在，我显然成了唯一听闻这些事情的人。我非常认真地问自己，跌跌撞撞地走进去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显然，城市的世界对乡村的世界是一无所知的，对山脉、树林，河流，对动物和“上帝的思想”（植物和各种晶体）的现实世界，也是一无所知的。我觉得这样一种解释使人觉得舒服。不管怎样，这种解释坚固了我的自尊心，因为我认识到，尽管它是一个知识的宝库，城市的世界在精神方面却是十分有限的。事实证明，这种洞见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诱使我产生了一种优越感，经常批评不当，盛气凌人，让我变得非常讨厌。真是活该呀。而这终于使我重新产生了旧日的怀疑、自卑感和抑郁的情绪————我决心要不惜一切代价攻破这一恶性循环。我不再愿意站在这个世界之外，忍受我是个怪人的难堪名声。

    最初的引论课学完后，我当上了解剖学方面的初级助教，随后的一个学期，示范老师让我负责讲授组织学课程————我对此非常满意，那是不用说的。我自己主要对进化论和比较解剖学感兴趣，我还因此熟悉了新生机论。而最令我着迷的则是广义的形态学观点。形态学是与生理学恰好相反的学科。由于生理学要进行活体解剖，所以我对这个科目极为反感。而活体解剖的目的，只不过是示范罢了。热血动物跟我们人类相似，并没有理性的动机，这种感觉一直使我无法释怀。因此，当我能不上示范课的时候，我就不去了。我认为我们得用动物进行实验，但是，这种解剖试验的示范在我看来却是可怕的、野蛮的，而且是非常没有必要的。仅仅通过描述，我就能想象出整个示范的过程。我对动物的热爱并非来自叔本华哲学里那种装点门面的佛教理论，而是在于一种更加深厚的基础，即原始的态度————也来自潜意识里对动物的认同。当然了，当时对于这一重要的心理学上的事实，我是完全无知的。我对生理学深恶痛绝，所以这一科目的考试成绩相应地变差了，不过幸好混了个及格。

    随后两个有关临床的学期使我忙得不可开交，几乎没有什么空闲的时间来涉猎其他领域的知识。只有在星期天，我才有时间研究康德。我还刻苦研读了爱德华·冯·哈特曼的著作。有一段时间，尼采也列入了我的计划，然而我却迟迟没有开始阅读他的作品，因为我觉得自己还没有作好充分的准备。那时候，人们对他议论纷纷，不过大多都是负面的评价，据说议论他的人大多都是有能耐的哲学系学生；从这些负面评价中我可以推测，他在高层人士中间引起了多么大的敌意。当然，这些人中的最高权威是雅各布·布克哈特，他对尼采的各种批判性评论到处可见。此外，我们大学还有些与尼采本人有些私交的人，此时便到处散布他的谣言，说他从不阿谀奉承。至于尼采的作品，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连一个字都没读过，因而便只好就他外在的怪癖大肆渲染，比如爱摆绅士的架子，他弹钢琴的方式、他夸张的文体————这些个人癖好使当时巴塞尔的上流人士都感到心神不宁。我延迟阅读尼采当然不是因为这些事————相反，它们反倒激起了我强烈的欲望。我之所以延迟了，是因为我暗暗害怕，怕自己也会像他那样，至少是在那种“秘密”方面会像他那样，使自己和周围的环境隔绝。也许他曾有过内心的种种体验和种种洞见，谁又会知道呢？而不幸的是他又试图谈论自己的内心活动，结果却发现没有人能理解他。很明显，他是个怪物；或者至少在别人眼里，他是个怪物，是大自然嘲弄的对象；而我，无论如何不想成为尼采那个样子。我担心自己会被迫承认，自己也是一个怪人。当然了，他是个教授，写出过大部头的著作，并因此达到了难以想象的高度。但是，他也和我那样，是个牧师的儿子。但不同的是，他出生在德国，国土辽阔远及大海，而我只不过是个瑞士人，出生在一个普普通通的牧师家庭，在边境的小村庄里长大。他讲的是优雅的高地德语，懂拉丁语和希腊语，可能还懂法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而我有把握运用自如的语言却只有瓦格斯-巴塞尔方言。他，拥有了所有的荣耀，即使被人当作是某种怪人又有何妨，但我却绝不能让人发现自己那么像他。

    尽管心里有这种种忧虑，我还是感到十分好奇，最后终于下定决心拜读他的著作。《不合时宜的沉思》是我阅读的第一本书。我被书中洋溢的热情牵引着，不久后我又读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与歌德的《浮士德》一样，这本书是我的一次重大体验。《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便是尼采的《浮士德》，他的第二人格，而我的第二人格现在与查拉图斯特拉一致了————尽管这个比喻像是将小土丘与勃朗峰相比。而毫无疑问，查拉图斯特拉是病态的。我的第二人格也是病态的吗？这种可能性使我十分惊恐，好长时间拒绝承认这一点，但这个想法突然在不合时宜的时刻一遍遍地涌入我的脑海，吓得我一身冷汗，因此到了最后，我便不得不进行自我反省了。尼采只是在人过中年之后才发现了第二人格，而我自打童年时代就认识自己的第二人格了。尼采曾幼稚地、轻率地谈到过“不可言状”这一概念，它看起来是很合适的，但很快我便注意到，这只会招致麻烦。尼采才华横溢，当他还是个年轻人，对自己的前途还未曾设想的时候，就来到巴塞尔大学当教授了。既然他如此聪明，本该及时注意到有些事出了差错。我觉得，这就是他病态的误解：毫不担心、毫不怀疑就把自己的第二人格放进了这个世界，一个人们一无所知毫不理解的世界。他被一种幼稚的希望所打动，希望人们能够分享他的狂喜，理解他“重新评估所有价值”的思想。然而他却只找到了受过教育的世俗之人————使他哭笑不得的是，他本身就是这样一个人啊。像他们当中余下的人一样，在他一头撞进那难言的神秘时，当他想赞美愚蠢堕落的大众时，他却对自己一无所知。这就是为什么他语言夸夸其谈、暗喻堆砌如山，并怀有赞美诗一样狂喜的原因————全都是妄图引起这个世界的注意，而这世界为了换取大量毫无关联的事实，已经出卖了自己的灵魂。结果他————宣称自己是走钢丝表演者————一头掉进了出乎自己想象的深渊。在这个世界里，他并不认识回来的路，并且像个着了魔的人似的，人们必须小心谨慎地对待他。在我的朋友和熟人中，我只听说过两个人公然宣称自己是尼采的追随者，这两个人都是同性恋，其中一个自杀了，另一个则自暴自弃，像个被误解的天才。我其余的朋友并没有因《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现象惊得目瞪口呆，只是对它所受到的欢迎无动于衷。

    就像《浮士德》为我打开了一扇门那样，《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则砰的一声给我关上了一扇门，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扇门一直关着。我觉得自己就像那个老农夫似的，明显发现自己的两头牛中了邪术，并把它们的头套在了同一个笼子里。“这是怎么发生的呢？”他的小儿子问道。“孩子呀，人们是不会谈论这种事的。”他的父亲回答说。

    我意识到，跟人们谈论他们不知道的事，就像对牛弹琴一般。幼稚的人根本不会领悟，与友人谈些他们完全不懂的东西是何等的屈辱。只有当一个人是作家、记者或诗人时，他们才会原谅这种粗鲁的行为。我逐渐明白了，一种新思想，甚至只是旧思想的一个不寻常的方面，只有靠事实才能与人沟通。事实是站得住脚的，而且不会稍纵即逝；某个人早晚都会遇到它们并认识到他所发现的是什么。我意识到，自己之所以交谈，是缺少更好的东西，认识到我应该提供事实，但这些事实恰恰是我完全缺乏的。在我手中，什么具体的东西都没有。我经常发现，自己靠经验行事。我开始责怪哲学家们：毫无经验的时候喋喋不休，而该用事实应答的时候却把嘴闭上了。在这方面，他们看起来全跟肤浅的神学家没什么两样。我感到，在这个或那个时候，我已穿越过了一个满是钻石的山谷，但是我却无法让任何人信服，我所带回来的样品不只是砾石而已。但当我更仔细地观察这些钻石的时候，我甚至连自己都说服不了了。

    此时正值1898年，我开始更加认真地考虑把行医当成自己的事业。我很快得出结论，觉得自己必须有所专长。也就是选择外科还是选择内科。我倾向于选外科，因为我受过解剖学的专门训练，除此之外我还很喜欢病理学，如果我拥有足够的资金，便很有可能把外科当成自己的职业。为了上学而使自己债台高筑，向来使我痛苦不堪。我知道，期末考试之后，就得尽早地开始养活自己了。我想象过在某个县级医院开始助理医师的生涯，比起一个诊所而言，在县级医院更有希望谋得一个有薪水的职位。此外，在一个诊所的职位，在很大程度上得取决于其负责人的支持或其个人利益。由于我人缘不太好，与人不太合群————这种体味经历得太多了————因此我不敢设想自己会交到好运，于是便只好满足在地方医院谋职，拥有个普普通通的前景。其余的便取决于努力工作，取决于我的能力和实际应用了。

    然而，在暑假期间，却发生了一件注定要对我产生深远影响的事。一天，我正坐在房间里学习功课。隔壁房间的门敞开着，我母亲就坐在里面织毛衣。那是我家的餐厅，里面摆着那张胡桃木圆餐桌。这张桌子是我祖母的嫁妆，到此时大概有七十年了。我母亲坐在窗前，隔桌约有一码远。我的妹妹上学去了，女佣则在厨房里。突然间，砰地一响好像发出了枪击声。我一下跳了起来，快步冲进了传出爆炸声的房间，只见我母亲瞠目结舌地坐在她的扶手椅里，毛线团从手中落到了地上。她结结巴巴地说道：“出、出、出什么事啦？就在我身边！”然后她便盯着那张桌子。顺着她的目光，我看到事故的原貌。桌子从边缘到中心以外的地方裂开了一条缝，而且还不是沿着接缝处裂开的，那裂缝直穿坚硬的木材。我像遭了雷击一样惊呆。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一张硬胡桃木桌子风干了有七十年了————怎么竟在一个夏天，在我们这里气候特有的、湿度相对较高的时候，裂了缝呢？如果是在寒冷干燥的冬天，将桌子摆在火炉旁边，发生了这种情形倒还是可以想象的。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一种爆炸呢？“一定有什么蹊跷之处。”我想道。母亲脸色阴沉地点点头，“是啊，是啊，”她用她那第二人格的声音说道，“这一定是意味着什么。”虽然并非刻意，但我对此时印象极深，而由于找不到什么话好说，我便生起自己的气来。

    大约两个星期以后，我在傍晚六点钟时回到家里，结果发现我们全家————我的母亲、我十四岁的妹妹及女佣————都处于一种十分骚动不安的状态。大约在一小时之前，又发生了震耳欲聋的响声。这一回，不再是那裂了缝的桌子了，而是从餐具柜的方向传来的，这东西是一件沉重的家具，早在19世纪初就买来了。她们已经从上到下把它察看了一遍，但却找不到任何裂缝的迹象。我立刻将这柜子仔细检查了一遍，连周围的地方也没放过，但是依然毫无结果。然后，我便开始检查柜子的内部来。在盛放着面包篮的碗柜里，我发现了一条面包，在面包旁边，放着一把切面包的刀子。刀刃的大部分断裂成了几块碎片，刀把躺在长方形面包篮的一个角落里，在其余的三个角落里，都躺着一片刀刃。这刀子不久前刚刚使用过，在四点钟下午茶时间使用的，然后便被放到了一边。从那以后便没有人到餐具柜里取过东西。

    第二天，我把这把断裂的刀子拿到镇上一个最有名的刀具商那里。他用放大镜仔细检查了裂痕，然后便摇了摇头。“这把刀子完全没有问题。”他说道，“钢是没有毛病的。一定是有人一片一片把它故意弄坏的。这是可以做得到的，比如说，可以把刀刃插进抽屉的裂隙里，然后一次折断一片。或者可以用其他办法，比如从很高的地方把它扔到石头上。但是好钢是不会炸裂的。一定是有人在开您的玩笑吧。”我小心地把刀子的这些碎片一直保存到今天。

    母亲和妹妹那时正好在那房间里，这突如其来的爆炸声把她们吓了一跳。我母亲的第二人格意味深长地望着我，但我却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完全感到不知所措，对于已发生的事拿不出任何解释，我只好承认，这件事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桌子怎么会裂开了缝，刀子怎么又碎成一片片的呢？假如说一切只是巧合，那这种巧合也太过分了啊。一次偶然的机会，莱茵河竟然倒流了，这在我看来也是极不可能发生的————而其他一切可能的解释也被自动驳倒了。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几个星期以后，我听说有几个亲戚一直以来都在从事桌子转动的活动，他们还有一个灵媒，是个十五岁半的年轻姑娘。这几个人一直想让我见见这位灵媒，据说她能使人进入梦游状态并能招致灵魂。我一听到这个消息，便立刻想起了在我们屋里的那种古怪现象，于是我便猜想，它们可能或多或少与这位灵媒有关。于是，我便开始定期出席他们的会议，这种会议每周六傍晚在我亲戚家里举行。我们在沟通形式，墙的四壁及桌子嗡嗡作响方面有了结果。不依赖于灵媒，桌子会移动是令人生疑的，而且我很快发现，施加在这种实验上的限制性条件一般来说会有妨碍的效果。因此，我同意桌子是自动发出啪啪声的，随后便把注意力转到信息所包含的内容上来。我在博士论文里列举出了这些观察的结果。经过大约两年的实验，我们全都变得相当厌烦了。我发现了这位灵媒企图利用诡计使人产生幻象，而这使我再也不参加这些实验了————不过我又感到十分后悔，因为我从这个例子中懂得了第二人格是如何形成的，懂得了它如何进入一个小孩的意识，最后使小孩融合到她身体里。她是早熟的灵异之一，二十六岁时患了肺结核。在她二十四岁的时候，我又见过她一次，她既成熟，又独立，给我留下了长久的印象。在她死后，我从她家里人那里打听到，在她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她的个性一点儿一点儿地解体了，到了最后，她竟回到一个两岁小孩的状态，而她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去世的。

    总而言之，这是一次重要的体验，它把我早期的哲学理念一扫而光并使我获得了一种心理学上的观点。对于人的灵魂，我已经发现了一些客观的事实。然而这体验的本质如此深奥，再次使我难以表达。我找不到一个人来诉说整个故事。于是只能再次把这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搁置起来。直到两年之后，我的专题论文才最终问世。

    在医务所里，弗雷德里希·冯·穆勒取代了老伊姆曼的位置。在穆勒身上，我邂逅了一个吸引我的思想。我明白了一种敏锐的智慧，如何抓住问题的关键并提出疑问，而在这些疑问中，问题的一半便迎刃而解。对于他来说，他似乎在我身上看出了某种东西，因为到我实习期快结束的时候，他接受了任命到慕尼黑就职。他提议让我做他的助手，应该跟他一起到慕尼黑去。这一邀请差点儿使我决心献身内科。要不是与此同时发生了一件事，一件消除了我对未来职业所有顾虑的事，我就接受了他的邀请。

    尽管我一直在上精神病学和临床的课，但当时那位精神病学的讲师却没有真正地激发起我的兴趣，而当我回忆起精神病院的经历对我父亲的影响时，我对精神病学就再产生不了好感了。因此在准备回家考试期间，精神病学的教科书我是到最后才复习的。我并不希望从中获得什么，所以我仍然记得，当我打开克拉夫特艾宾编著的教科书时，我突然想：“好呀，现在让我们看看，一个精神病学家为了自己到底有些什么话好说吧。”专题讲座和临床示范基本上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在医院里所见到的病例我连一个也记不起来，想起来的都是厌恶和恶心。

    我开始读序言，想看看一个精神病学家如何介绍自己的科目，或者如何证实其存在的理由。在为我这种趾高气扬的态度辩护的同时，我必须清楚地指出，在当时的医疗界，精神病学是非常受人轻视的。但没有人真正了解精神病学，也没有一种心理学把人看作一个整体，并把人的各种病理变化包含到心理学的宏观图景当中。医院院长及其病人被关在同一个医院里，而这个医院又同时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就像古时候的麻风病院和麻风病人一样，被隔离在城郊地区。没有人愿意朝这个方向看上一眼。而医生们像门外汉一样知之甚少，因而他们的感受也跟这些人没什么两样。精神病是一种致命的疾病，没有治愈的希望，这种看法也影响到了精神病学。精神病医生在那时被当成怪人，而不久之后我就得到了切身体验。

    打开序言，我读道：“大概是由于这个科目的特殊性及其发展尚不完全的缘故，精神病学方面的教科书便或多或少地烙上了一种主观的印记。”几行之后，作者将精神病患者称作“人格疾病”。我的心突然开始怦怦地跳了起来。我只好站起来深吸了一口气。我变得十分激动，因为在一闪而过的启示里，我清楚地知道精神病学才是我唯一可能的目标。只有在这里，两股兴趣的激流才能融汇到一起，形成一条水流冲击着自己的河床。这是一个经验性的领域，与生物学和精神性的事实存在着共性，我一直在寻找这样一个领域，可是却一直没能找到。这里终于有了一方天地，一个大自然和精神的冲撞形成的现实天地。

    当克拉夫特·埃宾讲到精神病学教科书的“主观特性”时，我作出了激烈的反应。因此，我认为这本教科书的部分内容也是作者的主观坦白。他那特有的偏见和他自我存在的整体性，使他背弃了自己的客观经验，以自己的整个人格对这种“人格之病”作出反应。在医院时，我从来没有听老师说起过这类事情。尽管克拉夫特·埃宾的教科书与其他教科书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但这几点暗示却使精神病学更加注重自身的转变，因此我无法抗拒地被它的魔力征服。

    我作出了决定。当我告诉内科老师我自己的意愿时，他的脸上流露出了惊讶和失望的表情。唉，我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疏远了其他人，我的伤疤又开始疼了。不过我现在终于明白了原因。没有人，甚至包括我自己在内，曾经想到过我竟会对这一冷僻的学科感兴趣。对于我的选择，朋友们既感到惊讶，又感到困惑，认为我是个傻瓜，竟放弃了内科，放弃了一个令人羡慕的机会，放弃了一份理智的职业，而选择了满嘴胡言乱语的精神病学。

    我明白，自己显然又走进了一条死胡同。没人能够，也没人愿意追随我。但是我懂得，何人何事都无法使我偏离自己的目标；我懂得，我作出的决定是站得住脚的，那是我命中注定的选择。它就像两条河流汇集成一股滚滚洪流，毫不留情地挟我流向远方的目标。我是一个“双重性格合而为一的人”，这种自信的感觉犹如魔力的波涛，帮我顺利地通过了考试，并且使我名列榜首。最具典型意义的是，我创造了不计其数的奇迹，然而潜藏着的绊脚石却使我在最拿手的病理解剖学上栽了跟头。由于一个可笑的错误，在玻璃切片上，除了各种各样的碎屑之外似乎只含有一些上皮细胞，没想到我却漏掉了藏在角落里的一些霉菌。在其他科目上，我甚至猜到了我可能会被问到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我成功地躲过了好几个危险的暗礁。但是报复接踵而至：在我觉得最有把握的地方，我却以最为莫名其妙的方式遭了殃。要不是因为这一点，我本可以在这次考试中取得高分的。

    结果，另一个候选人跟我得了一样的分数。他是个独来独往的家伙，我不太了解他的个性，但是怀疑他天资愚钝。除了“行话”之外，我根本无法与之交谈。对于每一件事，他总是高深莫测地微微一笑，让我想起了埃伊纳岛的希腊雕像。他总是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然而在这种外表下，他却显得十分尴尬，从来不应景。这难道不是一种愚蠢吗？但我却从没有证明这一点。关于他，我唯一确信的是，他给我留下了带有偏执狂式野心的印象，这一野心使他对除了纯粹的事实之外的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几年之后，他成了个精神分裂症患者。我提到了这个典型的例子，证明凡事都有对应性。我的第一本书有关早发性痴呆（精神分裂症）的心理；在这种心理里，我的人格或者“人格倾向”便对应于这种“人格之病”。我向来认为，最广义的精神病学是病人心灵与医生（假设他是正常的）心灵之间的对话，是病人的人格与治疗者人格之间的一种妥协，两者从原则上说都是同样的主观。我的目的是想表明，妄想和幻觉并非只是精神病表现出的症状，而且还包含着一种普遍的意义。

    在期末考试过后的那天晚上，我上戏院看了场戏，让自己享受了平生第一次渴望已久的奢侈享乐。直到这个时候，我的经济情况还不允许我如此地铺张浪费。但靠卖古董挣来的钱还略有所余，有了这笔钱，我不但看了场歌剧，甚至还到慕尼黑和斯图加特游览了一趟。

    比才的歌剧使我陶醉，将我征服，令我在浩瀚大海的波涛上随波起伏。第二天，当火车载着我越过边境来到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之时，《卡门》那美妙的旋律仍然萦绕耳际。在慕尼黑，我第一次领略了真正的古典艺术；这种艺术与比才的音乐融合在一起，使我如沐春风，沉浸在新婚之夜般的快乐气氛之中，其深意我已能朦朦胧胧地领会。然而在外部世界，却是1900年12月1日至9日这恐怖的七天。

    在斯图加特，我拜访了姑妈艾美尔·荣格夫人，没想到这竟是我与她的永别。她的丈夫是个精神病学家。她是我祖父第一次婚姻与弗吉尼亚·德·拉索尔所生的女儿。她是个迷人的老太太，蓝色的眼睛闪闪发光，性情活泼开朗。在我看来，她仿佛完全生活在一个捉摸不透的幻想世界，生活在拒绝消亡的回忆里————生活在一种即将消失又无法挽回的往事中。这次拜访是我与童年怀念的永别。

    1900年12月10日，我在苏黎世的伯格霍兹里精神病院谋得了助理医师的职位。我很高兴能到苏黎世工作，因为在这几年的时间里，巴塞尔对我来说已变得过于枯燥乏味了。对于巴塞尔人来说，除了他们这个城镇，别的城镇都不存在，只有巴塞尔才是“文明开化的”，伯斯河的北岸，延伸开去便是蛮荒之地。朋友们无法理解我为何离开，猜想我一定很快就会回来。但是他们却大错特错了，因为在巴塞尔，不论什么时候，人们都把我看作卡尔·荣格牧师的儿子和卡尔·古斯塔夫·荣格教授的孙子。我是个知识分子，属于一个有限的社交圈子。我对此颇为反感，因为我不想把自己归为某一类人之中。在我看来，巴塞尔知识界具有一种令人艳羡的统治性气氛，但传统观念的压力过大，使我难以忍受。当我来到苏黎世后，我立刻感受到了这种差异。苏黎世并非通过知识，而是通过商业与世界相连。然而这里的气氛确实是自由的，我一贯看重的就是这一点。在这里，即使你不是出自书香门第，你也不会感到千百年浓雾的重压。时至今日，我对巴塞尔还有一种淡淡的怀念，尽管我知道它过去的风貌已然不再了。我至今仍然记得巴霍芬和布克哈特在街上漫步的日子。仍然记得矗立在大教堂后面的古老牧师会礼堂，仍然记得那横跨莱茵河河面，半木质结构的古桥。

    母亲难以接受我离开巴塞尔的事实。但是我知道，自己无法分担她的苦痛，而她则勇敢地忍受住了。她和我妹妹住在一起，我妹妹娇小柔弱，一副病恹恹的样子，跟我一点也不一样。她仿佛天生注定要当老姑娘，所以终身未嫁。但她培养了一种非凡的个性，而她的处事态度也令我十分钦佩。她必须得经受一次据称并无大碍的手术，但她却未能幸免于难。当我发现，她事前早已把一切事情，甚至连最后一个细节，都安排妥当的时候，我深深地感动了。在我的心底，她永远是个陌生人，但我却非常尊敬她。我很爱动情，但她总是镇定自若，尽管她的内心深处非常敏感。我可以想象得出，她在妇女敬老院里是如何打发时光的，就像我祖父他唯一的妹妹经历的一样。

    随着我在伯格霍兹里精神病院工作的进展，生活也呈现出令人专心致志的现实性————精神集中、意识清醒、认真负责等。就像进入了一座世俗的修道院，要屈服于誓言，屈服于可能有的，一般的、普通的、没有意义的东西，放弃一切奇特和有意义的东西，并把一切超凡脱俗的东西变成平淡无味的东西。从此之后，有的只是空乏的表面，有的只是无法延续的开端，有的只是毫无关联的事件，有的只是越发狭窄的知识面，有的只是被称为问题的失败，有的只是令人沮丧的狭隘眼界，有的只是日常琐事的无边沙漠。整整六个月，我把自己关在类似修道院的四壁之内，以便习惯这精神病院的生活习气；为了使自己熟悉精神病人的思想活动，我把五十卷的《精神病学概论》从头到尾仔细阅读了一遍。我想了解人类的心灵在面对自身毁灭时是如何作出反应的，因为就我看来，精神病学清楚地表达了一种生物学反应，这种反应在精神病发作时支配着所谓的健康头脑。我觉得自己的同事也跟精神病人同样有趣。在随后的几年里，我暗地里编制了我的瑞士同事在遗传背景方面的统计数据，从中深受启发，获益良多。我这样做一是为了想使自己受到启迪，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精神病人的智力。

    我对研究工作的专心致志以及我的自我封闭，使我渐渐与同事们疏离开来，这自然不必说。他们当然不知道，精神病学对我而言是多么的奇妙，而我又是多么急于洞悉其中的精髓。那时候，我在治疗学方面的兴趣尚未觉醒，但是所谓的正常性病理变异却令我着迷，因为它使我获得了期盼已久的机会，得以更深入地洞察具有普遍性的心灵了。

    所以这些便是我开始精神病学生涯时的状况————从客观生活中产生的主观实验。我既没有愿望也没有能力脱离自我，以真正客观的方式观察自己的命运。我会编织一个事情原本应该如何的幻想，或者写一本《为吾生辩》的书，以这种方式犯下一个为人熟知的自传式的错误。说到底，人是一个事件，它无法判断自己，是好是坏，全都交由他人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