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四 组织与生发

权在民，而能在政。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一归治权，不属民权。唯国民大会选举总统，始属民权。而选举人被选举人其资格皆须经考试院衡定，此不失为中国传统尚贤政治之用心。汉代有御史大夫，唐代有门下省，宋代有谏院，明代有六科给事中，皆司监察之职。有考试，有监察，而政体仍属合一。何待于竞选与司法之必分权以相争。

    故知中国传统政治自有其一套内在精神。换言之，此亦一种生命性能之表现，不断绵延，不断发展，此可谓之乃代表民心民意，而始有此一种生发。如父母教子义方，子女幼稚无知，其生命前程正由父母代表作主。学术生命亦有其传统。后生无知，正待为师者之督促领导，代表作主。政治亦然。蚩蚩者氓，正待圣君贤相之代为作主。父子一体，师生一体，君民一体。中国人称天地君亲师，每一人之小生命，皆有一大生命为之代表作主。人文生命亦当由自然生命为之作主。今则因果颠倒，乃由各个人之小生命自我作主，争派代表，监督指挥，则为之君为之师者，转为之仆为之从，又何政治学术之理想可言。为父母者，又岂能先征胎儿同意，乃始生男育女。为师者，又岂能先听学生意见，以教以诲。为君者，乃必得听从民众决夺遵以为政，意见分歧，则必服从多数。则一身之头脑，必尊重于五官四肢互相分裂中之大部分，而定其趋向，又何以为头脑。人之处群必相争，其处宇宙万物亦必争。今谓征服自然，战胜自然，乃有人生之前途。则人生本出自然，亦即自然。战胜征服自然，人生岂不亦将被征服而败下阵来。当知个人小生命，终不得与大群乃至宇宙之大生命争。故生命终由生发而来，非由组织而成。尚德不尚力，此诚人生最主要一大原则。

    撒克逊人远涉重洋，开辟新大陆，此本撒克逊人生命体之一大发展。北美十三州独立，自创新国，则乃由发展而分裂，由分裂而敌对，从此英美两国再不能和合成为一体。又如加拿大、澳洲，亦皆由撒克逊人分散发展而各成国。此皆分裂乃有组织，组织即成分裂之一证。其他西欧各国之海外殖民莫不然。即西欧本土亦各国分裂。今则大敌在前，各国仍不能和合。只从外面组织，即断绝其内部生发之机。苟能从内部生发，则自无另加以组织之必要。其病害则仍从商业来。故其开展中即有限制，成功中即寓失败。其实商必以农为本，古希腊之经商，亦即以农奴为之本。近代资本主义之帝国，亦仍以殖民地之农业为之本。生命之寄托，在外不在内，在人不在己，则何得有此生命之常存。

    农业民族，生生世世，永在生命亲接中乃知生命之深义。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人生大道必以生命所天赋之德性为根据，即仁心为依归。德与仁，即在其生命之内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伦政治，礼乐工商，人生各业，皆属艺。唯从内部生命根基上出发，则生生不已。可以游泳自在，济其深而达于远。人生百艺本属相通，亦得和合成体。长江大河，达于海洋，实皆水滴之集合和会，流动不居。不待组织，而自成为江河。中国传统文化，即依此形象而前进。五千年来一部广大众民之大历史，又谁与伦比。

    学术思想方面，亦可用组织与生发两观念来作东西双方之分别。西方重向外，注重纯理性之客观探求，人生情感摈而不论，谓是主观。哲学如是，科学亦然。皆摒去人事，而向外面自然界求。其实即宗教亦外于尘世而求之天堂。则宗教哲学科学，此三者，皆同一向外，非有内在生发，均不能善尽其指导人生之功能。既不能单从一方面来指导，又不能把此三者组织为一。而实际则取决于人生当前之利用，乃为一种纯功利的，至少是以当前功利为主，其距客观之纯理性则甚远。

    中国人则认为人生真理应从人生内部生发，不从人生外部求。再进一步言，人生真理应向自己求，不向他人求。亲切真实，易于从事。人生有此身，更有此心。身属物质，心属精神。物质乃一自然，精神则发于人文。自然人文，本属一体。有其分别性，但亦有其和合性。西方人认精神物质为二，双方应有一组织。中国人则主精神从物质来，仍然和合。再言心，西方人分作智情意三面。唯纯理性乃属真理。中国人则认智情意三者合一，即心即理。毋宁由情感生发出理性，而纯思辨即非真理。故西方必分知行为二，中国则主知行合一。而行为实即是智情意三者之和合而产生。孔子仁智兼言，仁偏情感，智偏理性，由有理性，而情感始得表现到恰好处。故真理不在哲学之思辨组织上，而在人生之行为上。此种行为，乃由人之德性。德本于性，而性则是人生行为不断生发之真来源。

    西方又有经验主义，仍重人生外面种种经验，组织成为一真理。此种真理，仍是一种认识性，仍待一种纯理性之智慧来探求。孟子曰：“尽心知性，即知天。”由知性透到知天，则仍是一种生命性之生发。尽心知性知天，一贯相承，只是一种生发，绝不是一种组织。而尽心工夫则已兼行为，亦非一种纯理性之探索。

    西方哲学、宗教、科学，此三者既相分别，此外又如文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亦分门别类，各有专家。大学中分院分系，尽向广大外面分别探求。大学则亦如一组织，而实无组织。倘能有组织，则院系分别上，当更有一会通所在。故组织亦只是外面一形式，不能成为内在一生命。

    中国各项学术思想，则多自人生实际行为及其生命中生发而来。如文学，古诗三百首，岂不即生发于当时之实际人生。风雅颂皆然。不了解于当时之政治与社会，即无从了解此三百首。屈原离骚，亦自屈原之实际人生及当时楚国之政治情况来。近代国人又认文学应具独立性。则如乐毅报燕惠王书之类，皆因事而发，岂不得称之为文学？而中国传统文学，其原有地位乃可一扫而空。

    又如庄周书，内篇七篇，断然为中国文学之无上妙品，此岂庄周有意为一哲学家，又兼为一文学家，乃得有此成就。又如司马迁太史公书，其文学之美，有口皆碑，亦岂司马迁有意为一史学家，又兼为一文学家，乃得有此成就。实则庄、马之哲学、史学、文学，皆从二人之内心来，亦即二人之生命来。故知人当知心，而知人论世，如屈原、庄周、司马迁，皆当就其时代与其生平，而识其为人，深体其性情内蕴，及其真生命之所在，而始得了解其所表现。此真近人所慕拜之所谓创造，唯乃一种生命创造而已。但正其名，则应称生发，不曰创造。

    东汉以下，中国始正式有文学一名目。此下凡为一文学家，莫不从中国人文精神之长期生命中栽根立脚。故文中必有作者其人，无其人则亦无其文。但中国人又称，一为文人，便无足道。此乃求以文为人，而非有意于以人为文。中国人在一切学问背后有一人，故其学问皆乃其人之生命生发，即由其生命发出学问来。西方一切学问，则皆可超离于学者其人而存在。从事学问，即所以成其人。无此学问，即亦无此人。故其学问皆从外面知识组织来，非由内部生命生发来。

    西方学人之成就，可谓乃其人生命中之一番事业，不得即谓是其人之生命。如是则事业乃以功利为目标，而生命转成为手段与工具。中国则生命乃目的，事业则为朝向此目的前进过程中之生发。组织则即是手段，亦为功利。生命自身之生发则为道义，非为功利，甚至亦不称为事业。西方重事业，乃有组织观、功利观，而生命地位则为之退失。中国则重道义，轻事业，而生命之意义与价值乃益显。此为中西文化相异绝大一要端。

    西方医学重解剖，亦即重人体组织。而此人体之全生命，则转所忽视。重解剖乃重斩割。人体可斩割一部分，换进一部分，以革新其组织。如最新之机器人、电脑等，乃皆以组织代替生命。中国人则重人体中之生命，更过于其组织。精、气、神皆对全体生命言，不对部分组织言。有生命乃始有组织，重卫生尤过于治病。其治病亦通全体以为治。

    随生命而自然生发者，有两要项：一曰病，一曰死。但生生不已，乃为生命之真生发。其病其死，则为其生发中之一附带现象。生命之附带，则为病为死，而无害其生生不已之真生命。中国社会乃一生命生发之社会，故有治亦有乱，有盛亦有衰，有升亦有降，有进亦有退。通读中国一部二十五史，在其大生命中，不少病死之象。然病必复健，死必再生，无害其生命体之继续发展而前进。

    西方重组织，非生命，则病而死，乃不再健，不复活。故中国好言常，而西方好言变。中国则变而不失其为常，西方则即变以为常。中国又好言同，西方好言异。中国乃于同中见异，而仍不失其同。西方则求异中得同，其所重则仍在异。此亦其相异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