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四 组织与生发

    西方社会重组织，中国社会重生发，此又东西文化一大歧点。西方古希腊乃一商业社会，人生分为两截。经商乃手段，赢利寻乐始是目的。故其工作必带有一种功利观。城邦林立，不易团结。海外活动，蹈履风波，妻离子别，死生莫卜，家庭观念遂滋淡漠，易生一种个人主义。悲莫悲兮生别离，又易带一种悲观主义。

    他乡异国，投人所好，此乃一种揣摩心理。机械变诈，不以深厚之同情为基础。还乡享乐，如文学，如戏剧，如艺术，如跳舞运动之会集，都在大群中寻找个人乐趣。内外分隔，各重其己，不在于群。又转瞬即变，贵能当前争取，不计前，不计后，无长久之时间观。但每一人终须在群中生活，此群则总是个人的，功利的，分散的，暂时的。如何来维持此群，则端赖于有组织，有法律。这又是外在的。人生须在此外在束缚中来谋求个人的功利与娱乐。

    法律组织力量薄弱。马其顿起，希腊即告崩溃。罗马于商业外，注重军人之武力结合，乃有帝国创兴。而罗马法亦为此下欧洲人所称道。帝国崩溃，封建贵族堡垒纷峙，终不能组成一国家。其时宗教盛行，各求灵魂上天堂，亦属个人主义。而凯撒事由凯撒管，宗教信仰，其势单弱，乃有教会组织。故西方宗教，不如中国社会之礼乐。亦仍是西方社会一形态，一组织，乃必附带有法律。苟非法律与组织，即不能维持此信仰之存在。

    文艺复兴，城市工商业又复起。现代国家建立，其组织又变。然个人主义之本源则仍无变，乃又产生出近代之民主政治。但仍必有政党组织。要之，有组织必生有分裂，亦唯有分裂乃始有组织。西方社会，乃可谓实一分裂性之组织，亦可谓乃一组织性之分裂，如是而已。

    现代科学兴起，商业益盛。大企业大工厂大公司，各有其组织，而个人主义则亦日益猖狂。自由平等独立之口号，乃举世弥漫。要之，则是个人与组织争，组织与个人争。宗教信仰，国家政治，社会经济，莫不皆然。科学乃为其相争之武器，其他各项学术思想则为之助阵。此诚近代西方世界不可避免之一大悲剧一大厄运。

    其实人生分先后两截，内外两面，自原始人类已然。出离洞居，以渔以猎，图果己腹，此为其生命之前一截。及其返洞闲暇，漫向洞壁绘画雕刻，或月夜洞外，歌舞作乐，此为其生命之后一截。而其显分内外，则人人易知，不烦论。渔猎转为畜牧，此为人生一大进步。牛羊成群，同游如友朋之好，同时即是一种娱乐享受。人生之前后两截，内外两面，不啻融成一片，岂非一大进步而何。所憾者，逐水草而迁徙，穹庐流徙，无可宁居。及其转为耕稼，而人生又获一大进步。

    农业人生之进步有两端。一在其有定居。再则耕耘收获，可免游牧人群之日务宰杀，以成全其内性仁慈善良之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其于五谷，生之育之，若抚婴孩。长之成之，若侍老人。而俯仰天地，一心同德。苟不与天地参，亦无以成其业。故农耕民族，一天人，合内外，亦辛勤，亦娱乐，其生命乃可无先后内外之分。水旱荒歉，则三年耕有一年之蓄，九年耕有三年之蓄。曰勤曰俭，有生产，又有积蓄。子孙百世，不尽顾其前，乃亦顾其后，而始有一种悠久之生命观。邻里乡党，率土之滨，亦莫不同此一生命。于是乃又有一广大之生命观。抑且业农不尽为己，亦以为人，故绝非个人主义。天地生五谷，不专为农人。业农亦不专为己。孔子曰“仁”，曰“知天命”，“罕言利，而与命与仁”，实已道尽农业人生之意义与价值。中国儒家思想，实本农业人生，一而二，二而一，非有他也。

    农业之外，又辅以工业。蚕桑纺织，陶冶为器。一织家，一家陶，衣服居住，利及他家。自无而创有，为私亦为公，并在工作中带娱乐性。工农性质同。百工繁兴，乃日中为市。各以所有，易其所无。交易双方，商得同意，故曰商。非由第三人居间为商。有登垄断而望者，孟子讥之。此后乃有第三人居间为商，又有货币为媒介。商人乃可掌握货币以为生，不渔猎，不畜牧，不耕耘，不制造，而乃可获大利，超渔猎畜牧耕稼制造之上。于是遂又回复到原始家庭生活截内外两面之人生。唯商人重利轻离别，则其家庭生活，较洞居人为不如。此则又为人生一大变。虽在人生中若有大进步，而亦有大退步之另一面。不定居，此其一。心多机巧，投人所好，斫人性，伤人德，有所不顾。获大利而求娱乐，亦以斫己性，伤己德，此其二。商业之有害人生者在此。

    中国古代，早有商业。然始终以农工为本，商业为末，本末分明，故商业乃未见其大害。后代中国人则言信义通商，讲信则不务欺骗，尚义则不重私利，商业乃亦不以个人功利为本。凡属公利，则不许私营。商人并受政治统制，不许进入仕途。选举考试，商人皆摈不在其列。祖先曾有经商者，乃谓之家世不清白。故商人之在中国社会，乃为四民之末。中国人之轻商有如此。中国人仅重谋生，不重营利，此为中国社会一特色，亦即中国文化一特色。

    中国人又言，利者义之和。大群人生必主和，即个人人生亦主和。夫妇为人伦之始。禽兽之生命延续，乃一自然。人类之生命延续，则属人文。西方重男女恋爱，为夫妇之始，仍属个人主义。中国主夫妇和合，融成一体，为成家之本。礼者体也。故夫妇和合，有礼有乐，成为人生一新体，但非如西方人所谓之组织。父子易代，亦有礼，先后亦合成一体，而乐亦寓其中。此皆从生命言。个人乃一小生命，夫妇父子各相为伦，乃成大生命。生命则必有一种生发作用。夫妇生育子女，乃由夫妇一伦生发出父子一伦，由已有生发出未有，从旧有生发出新有。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五谷一年一新，人生则可以日新月新。成群为国，亦可常新。此乃一民族之大生命，推而至于天下并世各民族亦无不然。

    故中国人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皆从生命内部生发来，不从外部组织来。中国乃一宗法社会，群体日扩，主要在其内部生命之生发，不重在外部之组织。自部落社会进至于诸侯封建，又进而至于郡县一统，政制体制之日益扩大，亦由内部生发，不由外部组织。近人亦知中国人群乃由礼治，非法治。此言甚允。中国人仅称君位，不言君权。位以礼言，权则以法言。居君位，当尽君职。为君者而求拥有权，必先掌有军。但中国秦汉以下，中央卫兵额数少，边陲戍卒多。战事平，统帅回朝，有爵而无位，乃绝无军权可言。唐代府兵，分布全国，而关内占少数。宋代佣兵制，亦多在地方。明代衙所，略如唐代之府兵，同亦分在地方，不集在中央。唐宋明三代之兵部尚书，乃文职，并不由帝王直辖。皇帝既不拥兵，又何得而有专制全国之权。元清两代，外族入主，乃特有蒙古满洲之部族兵，以防汉人之动乱。但其他制度，则一承中国，无可改动，仍依前朝。要之，中国自秦以下两千年，绝非一军人政府。亦无帝王专制制度之存在。一读通典通考诸书自知。

    再言法律。历代律文，皆可详考。制定法律，亦政府专职，而皇室无其权。律文大意，亲亲尚贤。君位自当尊，君权则有限。君位世袭，可免争端，而亦无伤于一国治平政治之大体。中西法律用意大不同，乃由其社会与政府之不同来，此篇不详论。

    唐以下，有礼户吏兵刑工六部尚书，迄于清，千年未有变。礼户吏乃为政之体，兵刑工则为政之用。六部之上，则尚有相位总其成。王室则与政府分，政府内部和合成体。职位之别，则如一身之有五官四肢。故政治实同人类一生命体，乃由其生命生发出组织，非由组织可以产生出生命。

    近代西方民主政治，立法、司法、行政三权鼎立。国会代表民意，与政府相对立。而司法院则评定其两敌体之争。行政则美国由总统英国由首相一人掌握。三权之分，乃由组织。而此组织，则非生命。则可谓西方民主政治乃无生命的。若谓其生命在民众，则民众与民众，又必分党以争，则仍是组织，非生命。生命乃一和，岂有一内部分裂相争之体，而得成为一生命体。

    美国总统之下有国务院，实即外交部。中国外交属礼部。孟子曰：“仁之于父子，义之于君臣，礼之于宾主。”中国国际关系亦尚礼，礼则与仁义相配合，则国与国，亦当如父子君臣之融合为一体。此乃见生命之大。故一国一政府之在天下，亦如一身之有五官四肢，同在一大生命中。又岂当分权以相争。近代世界各国皆由组织来，而国际则独无组织。天下无一大生命，则列国生命又乌得相安而长存。

    中山先生之五权宪法，参酌中西，主要乃主权在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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