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五 雅与俗

    中国民族之历史文化生命，绵亘五千年，不断扩大，举世无匹。其有关人生大道之理想与实践，经多方斟酌调整，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绝非专拈片面单辞，所能发其蕴奥。余曾论中国民族重群居，但绝不妨碍其个人特立独行之抒展。又论中国民族重视人生之普通面，但亦绝不妨碍有关其个人超卓之表现。今再重提一义，中国人每分雅俗，崇尚雅正，轻视流俗。此一观念，似与其重群居言普通寻常，义相反而实相成。

    小戴礼有言：“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汉书王吉传言：“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故俗必富地方性。拘阂于俗，实与重群居重人生之普通面者有别。中国古人每言，移风易俗，匡时正俗，拂世摩俗，化民成俗。又言：振风荡俗，陶物振俗，镇风静俗，和人宁俗。又言：悖世离俗，拘文牵俗。凡涉俗字，皆加鄙视。唯老子主小国寡民，使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果如此，绝不能形成为一民族团体，与文化传统，并亦绝不能求其扩大与绵延。与尚群居而言，普通寻常之义显不同。庄子山木篇，与老子抱不同意想，市南宜僚告鲁侯：“南越有建德之国，愿君去国捐俗，与道相辅而行，涉于江而浮于海，望之而不见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穷。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远矣。”此言必远俗乃能近道，捐俗乃能建德。离俗愈远，捐之愈尽，而后道德之意始显。

    史记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告其臣下曰：“穷乡多异，曲学多辩。齐民与俗流，贤者与变俱。”肥义之劝其君则曰：“有高世之功者，负异俗之累。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盖俗必限于地，限于时。既富区域性，亦限时代性。庄子秋水篇所谓：“井蛙不可以语海，拘于墟也。夏虫不可以语冰，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道，束于教也。出于崖涘，观于大海，乃知尔丑，将可与语大理。”故重群居与普通寻常，譬之水，乃大海，非潢潦。仲长统所谓至人能变，达士拔俗。俗与群不同。务功利如赵武灵王，唱为道德如庄周之徒，莫不知此。孔孟儒家，教人不从流俗之持义，则尤峻而平，尤通而实，最为的当。

    最先辨雅俗者，起于诗。凡中国传统论及音乐艺术文学，皆必辨雅俗。论语：“子所雅言，诗书执礼。”雅言乃指西周语，如今人言国语。方言则是乡音俗语。凡大群相居，必当有一种普通语文，如欧西中古时期，亦共同使用拉丁语、拉丁文。现代国家兴起，语言文字乃始日趋分裂，于是欧西诸邦，遂极难有融和合一之希望。在中国则自西周封建，其时疆土已极辽阔，包有河淮乃至长江流域，诸侯之朝聘盟会，必有礼，亦有乐。礼则雅言，乐则雅音。礼乐之用，主要在诗。文字音声皆尚雅，即是一种普通语言与普通文字。亦如西方中古时期耶稣教会之必用拉丁文、拉丁语。故在秦代郡县统一之前，西周时代已有封建之统一，提倡尚雅实有莫大之影响。即从春秋时代列国卿大夫所取名字，亦可证其时采同一文字，有同一意义，并寓同一尊尚，此即文化统一明白可指之一例。

    文字一成不易变，语音则易变，乐声则更易变。孔子主放郑声。郑声先只流衍于郑地，乃受各地之喜好而竞相慕效。虽若通行，实系俗化。此犹妇女服装，亦分雅俗。雅取共同一致，俗则各趋所好。战国时邯郸赵女，其服饰仪态，亦受各地之慕效，李斯称之为随俗雅化，佳冶窈窕。其实赵女之佳冶窈窕，其得举世之慕者，虽若已化而为雅，实则仍是邯郸一时一地之俗而已。故梁惠王告孟子，亦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直好世俗之乐耳。”先王之乐，可以通行于各时各地，历久不变，故谓之雅。世俗之乐，则起于一地，盛于一时，不久而必变，故谓之俗。

    中国传统观念，则贵矫俗厉化，须能矫其俗而化之于雅，不贵随其俗而貌化为雅。随其俗而貌化以为雅，论其实质则仍是俗。西方文化传统，则正近于李斯之所谓随俗而雅化，故多变。如妇女服装，经三数年一变。即如音乐，在先有古典乐，继起有爵士乐。经多数爱好，即风行一时。久则生厌，标新立异，花样又变，格调更新，主要皆在投人所好。此之谓时髦，此之谓潮流，大众随之趋赴。孟子告梁惠王，提出独乐乐与人乐乐，与少乐乐与众乐乐之分别，而主要则在与民同乐。因曰“今乐犹古乐”。此虽孟子所言，后人终不以为然，乃曰：今乐古乐何同。当如孔子言，必用韶舞，必放郑声，乃始是为邦之正道。孟子之言，则属救时之偶语。孟子意，只劝梁惠王能与民同乐。果能此，则必知进而求人心之所同，则终必归于雅道。限于一时一地之俗，非人心之大同，则终与雅道异。故中国人常连称雅道，亦称雅正。正即有定义，本于道始得定。

    古人称，君子三日不废琴。又称雅瑟雅琴。琴瑟乐器，日常不废，此亦一道。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此事流传古今，亦成一佳话。伯牙擅琴技，为一大音乐家，但人不易知。中国人观念，睎人能知音习琴，但不望人人能为一伯牙。不知音不习琴乃俗人，知音习琴而必求为伯牙，亦未能免俗。悼念知己，心有不忍，若鼓琴专为求知于人，亦仍不免俗。鼓琴本以自怡悦，求如伯牙，乃在成名。怡悦在心，大群普通寻常所当从事，不失为雅。伯牙之不鼓琴，乃为人生一大话题。人生贵能超俗自娱，自适其适。尽其所至，而得为一不世之人物。故人人可习音乐，但不必人人成一大音乐家。宋玉言，有下里巴人，有阳春白雪。此一喻，亦千古流传。下里巴人多得附和，仅是俗。阳春白雪少获知赏，始是雅。故欲知中国文化传统，雅俗之辨，涵有深义，不容不知。岂得由比较多少数而即知。抑且鼓琴本为自怡悦。钟子期死，伯牙心念知己，鼓琴而不悦，其不鼓琴固宜。至如论道讲学，则孔子言：“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故颜渊死，孔子哭之恸曰：“天丧予！天丧予！”而孔子之讲学论道则如故。又岂得以伯牙为例。

    论音乐必分雅俗，论其他一切艺术亦然。文学亦然。唐之初兴，文章承续徐庾余风，天下祖尚，乃已成俗。陈子昂作感遇诗三十八章，始变雅正。文学复古，即是文学开新，亦即是由俗返雅。由俗返雅亦是变，但变而不失其常。其诗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在子昂心中，正为知前有古人，又知后有来者，乃不欲以追随时尚俗好为足，而有此怆然涕下之心情。继子昂而起者有李太白，其诗曰：“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此亦一种复古呼声。而太白之诗，在唐代，显然亦是一开新。唯中国文化传统，开新必在复古中。蔑古开新，则必随于时俗，不得谓之雅与正，亦即非道所在。李白同时有杜甫，亦以复古为开新。其诗曰：“山居精典籍，文雅涉风骚。”又曰：“风流儒雅亦吾师。”中国人必连称文雅，而雅之一义必兼古。盖雅必通于古今，俗则限于当世。后浪逐前浪，后浪起即前浪退。故尚俗则唯知当世，前无古，后无来，唯知变，不知常。若言有常，亦唯常陷于俗而止。此非中国文化之大理想所在。中国人亦常言儒雅。因儒学贵通古今以求常，故荀子有雅儒俗儒之分，其实俗儒即不得为真儒。

    韩愈倡为古文运动，亦承陈子昂、李、杜古诗运动一脉而来。韩愈自言为之二十余年：“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唯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其观于人，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笑。如是者有年，然后识古书之正伪而黑白分。其观于人，笑之则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如是者亦有年，然后浩乎其沛然矣。”韩氏所言，实亦只辨一雅俗。正即雅，伪即俗。古书中亦有雅俗，唯其历久而能传，则必雅多而俗少。韩氏言，志乎古必遗乎今，今即是俗。韩氏之文，亦未能大行乎其世，直至于宋始大行，苏轼谓其文起八代之衰，即指其能反俗以回之雅。俗必变，雅则始能正，垂之后以成其常。

    推而言之，中国全部艺术史、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之进程，亦莫非以此一义，贯彻始终。即在庄子，亦必言“技而进乎道”。昌黎亦言：“非好古之文，好古之道也。”中国人言道字，即犹今人言文化。理想中之艺术文学，必从全部文化中生根流出，亦必回归于文化大体系中为其止境。此等理想，即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亦同样有之。陶渊明言：“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又曰：“诗书敦夙好，园林无俗情。”渊明之为人与其诗之备受后代爱崇，其主要即在此。其先曹植亦曰：“人主有所贵尚，出门各异情。朱紫更相夺色，雅郑异音声。”上自帝王所好，下至社会众情所向，自中国传统观言之，皆不脱俗。林逋诗：“闲草遍庭终胜俗，好书堆案转甘贫。”庄子亦言：“不为穷约趋俗。”故必甘贫乃能违俗。苏轼诗：“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又曰：“鸣蛙与鼓吹，等是俗物喧。”范成大诗：“竹枝芒鞋俗网疏。”司马迁史记亦谓：“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久孤于世，岂若卑论侪俗，与世沈浮而取荣名哉。”是违俗必耐寂寞，薄荣名。此非达理慕道，无以跻斯。陆游诗：“穷理方知俗学非。”此皆辨雅俗。

    会合中国古今各时代各方面之共同意见，无不以媚俗为羞，脱俗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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