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 礼与法

bsp;  如平剧，梅兰芳、程艳秋皆以男性为名旦，亦有以女性演男角者，男女互易，不觉其不自然。此因中国人重抽象犹过于重具体。人皆可以为尧舜，圣贤亦一种人文抽象美。若必求具体，则如富贵，又乌得人人同有之。故西方女性美，则具体言三围，中国则曰窕窈淑女，言其德性，乃在抽象。又或言其动态之美，如西施之颦，而东施效之。又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一笑一盼，皆属动态人文，非具体物质。

    又如民间游戏，舞龙舞凤，皆属抽象动态美。龙最无具体可求，乃于人人之心情想像中得满足。论语言“北辰众星拱之”，此亦非具体，乃一抽象。中国人尊君，亦如在天之北辰，在地之龙，亦皆尊其抽象。尊其位，非尊其权。位则虚。为君者能恭己而南面，仅居虚位，不仗实权，则其尊长在人心。今人以西方凭仗实权之君，疑中国自秦以下两千年为帝王专制，则拟于不伦矣。

    然抽象亦不离于具体。离具体，则无抽象可言。易言：“亢龙有悔。”凡具体则无不卑下，无不平常。能于具体中呈现其抽象，始有高贵稀奇可言。而抽象必落入具体中，孔子门人称孔子贤于尧舜，因尧舜犹高居天子之尊位，孔子则一卑下平民，乃更见其伟大。孟子曰：“规矩方圆之至。”方圆亦一抽象，规矩则落于具体。西方人重具体更甚于重抽象，柏拉图榜其门曰：“不通几何学，勿入吾门。”几何亦一种抽象之学，而柏拉图之于方圆，则从具体求之。认为真方真圆乃在天上。落入世间，则具形非真。是世间实无抽象可求。则西方人之重具体，亦由此可推。

    今以礼言，天子居朝廷，进宗庙，万方诸侯皆来朝，雅颂即属治平之大礼。然庶人宾主相聚一堂，亦同是礼。中国人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关关雎鸠通于夫妇之礼，呦呦鹿鸣通于宾主之礼。上下交相敬。孔子之在鲁，进而仕，退而离去，鲁君及三家皆于孔子致敬礼。其游齐，及在卫、在陈、在楚，各国君臣亦均知敬礼。老而返鲁，鲁君臣仍敬礼不衰。虽不听孔子言，而敬礼有加，孔子当身固亲受之。苏格拉底在雅典，青年相从讲学，乃下狱幽死。其所讲较之论语，一属玄言，一属实论。孔子对时政明加讥评，而备受尊养。苏氏未有具体陈说，而遽婴罪戾。尚礼重法，东西社会显不同。

    孔子后有墨子，亦显获诸侯之尊礼。下至于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传食诸侯。见梁惠王齐宣王，皆当时一世巨君，其致敬礼于孟子者又何如。而柏拉图则在自己宅第中，讲学著书，不闻雅典政府于彼致敬礼，亦不闻其他城邦社会上下于彼有若何之礼遇。

    下及罗马，希腊诸学人多以家奴为师。犹太人耶稣，自称上帝独生子，于偏僻小渔村传道，信从者得十三人。而上十字架与两盗同钉死。其徒乃潜入罗马，黑夜地下讲道。其时乃值中国西汉之初，如淮南王河间王，皆广揽宾客群聚讲学。其风传至中央，武帝亦心慕之，乃以天子之尊，礼贤下士。朱买臣以会稽一樵柴汉，其妻耻而离之，武帝乃加亲遇，任为宫廷侍从。朝廷无此用人之法，而帝王有此赏识之礼。在上者有礼以亲其下，在下者又乌得无礼以敬其上。而今国人则鄙之曰专制。不知专制民主，皆西方语，皆从法律制度言。中国则崇礼。叔孙通为汉定朝仪，尊君卑臣，后代学人讥之。礼之深义，叔孙通固未足与语，但其所定朝仪之尊卑，亦与近代国人所深讥之专制有别。要之，礼与法必当辨。

    在上既重法，在下者亦不得不对法有争。耶教徒始在社会下层兴学，首为在下犯法者作律师辩护。次为医，为贫病者治疗。但避不言政治，乃由纳税人争选举议员，始成民主政治。政府征税，必得纳税人同意，此亦法，非礼。至如为君者上断头台，政治领袖称公仆，更为非礼。上下无礼，何以言治。此为西方历史演进与中国大不同处。

    中国人道贵人，而西方无之。如言男人女人，在中国语中同是人，而西方则分别为两字，无同一人称。又如中国语，希腊人、罗马人、英国人、法国人同是人，而西方则主要以地区为分别，亦无共同一人称。即此一端，可证西方人自始即无一共通的人之一观念。孟子曰：“彼人也，我亦人也。”西方似无此观念，则宜其个人主义之伸张。非赖法，无以成为群。中国则在大群中有个人，由礼以见其相互之分别。若果各个人本自分别，则独立平等自由，何待有礼来再加以分别。然果各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务，则何以成群。群日大，争日烈，唯有绳之以法，而法亦终难以作长久之维持。

    今国人则一慕西化，唯知法，不复知有礼。夫妇之礼，则谓之夫妇之不平等。父子之礼，则谓之封建思想。君臣上下之礼，则谓之专制政治。清末谭嗣同有言，中国有五伦，西方人唯朋友一伦。其实中西双方之所谓朋友亦不同。苟使西方人亦知有如中国人所谓之朋友，则乌得不知有父子、兄弟、夫妇、君臣其他中国之四伦。谭嗣同受知于光绪，终以身殉，中国传统君臣之礼未尽摆脱。此下如王国维，曾为宣统师，乃不剃长辫，终亦于颐和园投水自尽。此亦有君臣之礼存其心中。然谭、王两氏此等行为，拘小礼，伤大道，实未可谓有当于中国传统尊五伦之要旨。王国维昧于民族大义，堪供嗤笑姑不论。谭嗣同在保王变政运动中为四君子之一，其所为虽亦忠君爱国，实亦不足为当时之楷模。中国人之知礼守礼，其中乃有一套大学问。王国维治文学，奖许及于曹雪芹，实已深染西化，未能通达大礼可勿论。谭嗣同首得读王船山遗书，出处进退，此诚中国士人所讲求之大礼所在。果以谭氏较之船山，则相差远矣。通时达变，大仁大义，此乃中国尚礼一重大精神之所系，谭氏似不足以语此。

    礼之大者姑勿论，而论其小者。余生晚清之末，幼时见婚礼中新娘必穿红裙，礼毕即卸，平时决不穿。遇家族有礼，始得再穿。死后入殓又必穿。红裙乃婚姻之表帜，女子必成年出嫁始得穿，所以每逢穿红裙，即不啻告其已为一成人，必郑重将事，是谓礼教。此乃教其心深处，而岂法律禁戒所能及。不忆何时起，遂不见此红裙，此之谓礼废。

    中国称衣冠之邦，亦不忆自何时起，男子乃无冠。尚忆民国十六七年间，教书苏州中学，讲堂上学生二三十人，各戴一帽，各不相同。余告诸生，如此成何形态。然其时尚各穿一长袍，以后则长袍亦不见。衣与冠皆以蔽身御寒而止。不知国家社会遇大典礼，何以为容。但当时尚有此感想，此后则并此感想而无之。

    又其时中学开学放学必在礼堂行礼，大学则无之。丧礼为中国社会相传一最大典礼，今则尽在殡仪馆举行。吊者可集千人以上，送葬则数十人而止。公墓兴，私墓几废。要之，丧葬已变成一公共仪式，私家哀情转非所重。丧服亦废。中国之人生变文化变，当以礼之变为最重大最首要。所变者，不在其仪式之表于外，乃在其情感之存于心。中国民族成为举世最大一群体，其来源首当及于其心之能有诚。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迄今则人而不仁无情无礼，不知将何以维其后。但遇一运动会，则观者可上万人，又有圣火传递，更形隆重。国家大庆典游行结队可达数十万人，一时宣传谓其空前。皆尚局面观瞻，不问内心情感。一散会则渺不复存矣。此非礼变，实乃心变，乃实际人生一大变。此社会将何以维持。今日国人深慕西化，则唯有待西方人来作维持，庶国人有所追随。

    实则西方自始即是一商业社会，个人之交接，以及群体之团结，皆赖财富。故不贵礼而贵法。中国此下立国，群认唯有进为一商业国家，乃始有望。西方又是一宗教社会，宗教亦有礼，唯在信仰上。中国此后倘能亦同有此等宗教信仰，岂不亦庶有望。而中国文化大传统中之所谓礼，则与商业与宗教信仰皆有扞格不相容处。仅言民主科学，似非穷源探本之图，此有待善言历史文化者有以阐发之。古人言，舍其旧而新是谋。舍旧非难，谋新实难。此则待吾国人之善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