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 教育与教化

    （一）

    余尝言中国文化主和合，西方主分别。和合中亦有分别，唯共有所主，乃见和合。

    民初创办新教育，率言德、智、体三育，后乃增群为四育，今又增美为五育。就中国传统言，教育在教人如何做人，知识属其次。虽不识一字，亦得受教做人。人生乃一自然人，受教育应为一理想人，或称文化人。西方则似乎认为自然人生即是人，不再有理想人。唯宗教似乎开始教人做人，但所重只在死后灵魂升天堂，凯撒事凯撒管。其人生前仍是一自然人，教会并不过问。近代西方开始有国家义务教育，其大学则由教会创始，最先有神学与逻辑，为传教主要所需。医学、法学，则为医师为律师，可以救助人，如是而已。此下大学教育分院分系，课程繁多，则胥为传授知识，重智不重德，重技不重行，中国则唯以德行为教育主要目标，显成中西文化一大歧点。即中小学教育亦然。中国近代新教育一切皆承袭西化，但传统心理积习一时未能尽皆祛除，故于各门课程外，又特加品行分数一项，此见未忘德行教育之重要。故德育在智体两育之上，而其实际重要性则为智育。

    体操、唱歌两科，本属身心修养。而在中小学中，则视为附属课程。中国传统教育首重礼乐，即犹近代之体操唱歌，而近代则转不重视。定为德智体三育，乃为注重运动，甚至出国竞赛，争取国家民族荣誉。其实运动只是一项技术，果为私人健康卫生，则不需要做种种比赛，多耗精力，而有损智育之进修。甚至各项运动，乃分别成为各项专门教育，或跑步或跳高，分别至数十项目。一青年即专门受此一项之训练，如此以为人生之教育，从中国传统教育言，真可谓无理之尤。

    群育一名，尤不可通。人之处群，端赖德性，次之则为知识。中国传统言齐家治国平天下，乃德育，亦智育，此即是群育。除却家国天下，更何有群。中国传统又以父子、兄弟、夫妇、君臣、朋友为五伦，除此五伦，又何有群。至如日常生活乃及开会旅行等，皆当有德育，并需有智育，除德智两育外，不需再有群育一名称。苟使除却德智，特别来提倡群育，不知如何提倡法。果其群育别有一项技能，则就中国传统观念言，可谓乃反群育之至。

    美育则更难独立成为一目标。西方哲学家有真善美之分，中国则无之。不善而美，要不得。不真而美，亦要不得。善而诚即是真，亦即是美，此即是一种德。但中国传统在人文方面，很少言一美字。即如女性，中国诗人有淑人佳人之称，但亦少以美人为尊称。故以中国教育言，绝不能有美育一名目。亦可称中国有艺术学，但亦不得称之曰美学。今乃有德、智、体、群、美五育，可加分别，各自发展，则歌女舞女亦经美育，核武专家亦经智育，此等教育之于人类，其为祸为福，恐难判定。依中国观念言，中道而行，为一善人，此其自由。违道为恶，则不得有自由。同为一善人，斯即平等。求富求贵，争权争利，斯即求为不平等。处群恶中，仍可为善，斯即我之独立，富贵权利，则必争于人取于人，非可独立得之。凡中国人之大群相处，自立为人，则唯一道，曰德曰善，斯即中国教育传统之大宗旨所在。中国人又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然业与言，皆随其德以立。苟非有德，则又何业何言可立。故中国传统最重此德字，而知识在其次。德乃共通性，知则有分别性。愈分愈细，则忘其共通所在。如今又并言德、智、体、群、美五育，则德与智之意义与地位，已远为低落。当前之人生日歧，世乱日亟，人莫不惶惶然不知所归向，亦胥此之由。在西方传统下，则唯归向耶稣。两年来，罗马教皇每赴一地，群众围聚每达二三十万以上，可见西方人心之一般。但齐家治国平天下，人生具体大道，耶稣均所不言，此诚一无奈之事。

    今人于学校教育外，又言社会教育、家庭教育。此又言纷意杂，转失教育之真意。教育功能主要当由学校负之。中国人本无社会一名称，群居相聚，重言风俗风气，可以影响人，陷溺人，鼓励人，但非教育之比。人人各当受教育，而教育此群体，主持其风气，转移其风俗，以启导人心之向往，则非大德高贤莫能胜其任。西方人无此观念，不知人品有高下，仅在法律上作平等观，防制其为非作歹，而不知以教化作领导。譬之治水，西方如鲧，仅知筑堤防。中国有大禹，乃知导其流以归于海。此乃通知水性以为治，正乃如孔孟儒家之通知人性以为教。知共通之人性，乃知共通之人道，斯知有共通之教育。故中国人言，主持教育者为师。师即有众义，非通知大群之共同性，又何以成为人师以有教。西方教育以知识为教，故尚专家。中国教育以人道为教，故必尚通德，此又其异。

    至于家庭，乃社会中一小团体。有家风，亦有家教，亦由家中之贤德长者主持之。但家中子弟，仍必送学校受业。中国传统有易子而教之语。孔子之教伯鱼，其事俱详于论语，实不能如其教门弟子之详且尽。故凡贤父兄，均不能尽心力以教其子弟。果使无学校之教，又何得专责社会与家庭以为教。今人因青少年犯罪问题，不能详究学校教育之得失，反以责之家庭与社会，则学校岂反无其责。孟子曰：“遁辞知其所穷。”此等多立名目，广为说法，实皆遁辞。当前世界其途益穷，其道益窄，则遁辞亦益张。如人人争财求富，则有各种科技以及各种企业方法以辅导其发展，复有种种法律以防止其泛滥。又人人争权求贵，则有民主政治结党选举等种种规定以使其步伐之常有范畴，复有种种法律以防其逾越。一若思虑周详，防备严密。然而举世之求富求贵，循至国与国、群与群相争相乱。当前世变，今日不知明日。群言庞杂，实多遁辞。各有所获，亦各有所穷。触目惊心，宁非明证。

    途穷则知返，西方人则必返之于宗教。果使人人不求富，不争权，尽到礼拜堂忏悔祷告，斯亦未尝非一道。终奈其稍安则思变，仍趋权富一路，又将来一次文艺复兴。而当前之世变，则仍必接踵追来。然则人生究何望？曰，仍必望之于教育。教育与宗教大不同。教育重在人性与其当前之处境，此则正中国传统文化特殊精神之所寄。国人不此之究，而一唯西化是慕，斯亦无奈之何矣。

    中国古代不言教育，而常言教化。育化二字，有自然与人文之辨，倍当深究。如养育婴孩，此属人文。易言“果行育德”，此育字，则深居自然功能。中庸言“赞天地之化育”，化育连言，实多属自然天道方面，而教则偏在人文方面。西方教育与宗教分离，偏在人文。中国则言教化，一天人，合内外，更重自然方面。孔门四科首德行，德本于性，则人而通天，由人文而重归自然。此乃中国文化中教育一项之重大目标所在。故西方宗教重在死后，而中国教育则重在生前。颜子居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人文修行之与自然天道，短暂狭小之个人生命与广大悠久之宇宙生命，均已融为一体，颜子乃可谓受孔子化育最标准最理想一人物。其内心之乐，又何乐如之。而颜子不寿。倘以近代国人教育观念言，或当谓颜子于体育有未尽，而于群育美育颜子似亦皆有所缺。然颜子则谓：“夫子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则今人之所谓体、群、美三育岂不均已存在孔子博文之内？抑孔子之约礼，亦已及于体群美之三育。孔子曰：“吾见其进，未见其止。”则颜子之学，常在进步中。今国人自慕西化，轻薄孔颜，此辨自亦为言中国教育者所当知。

    道家如庄周，亦乐举颜子为言。东汉中叶，名士黄宪，人称其汪汪若千顷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浊，或以颜子相拟。宋代理学家周濂溪，教二程寻孔颜乐处。又曰：“学颜子之所学。”胡安定主教太学，乃以颜子所好何学论命题。中国人不敢轻言孔子之为教，乃好言颜子之为学。从来中国人于颜子无贬辞，无异论。而中国人之好学，其心诚挚，其情深厚，并世民族亦无其比。故中国人好称学者。人而能为一学者，斯即其最高之人品。而中国人之学，不仅在其少年时，尤在其中年晚年，时时有学。即为官从政，亦多不忘学而好之。至如西汉初曹参，以一军人，任齐相，乃知遍国中求贤问学。贾谊陈政事疏，主太子必从师为学。此下即帝王亦有师，亦向学。四邻受中国文化，如朝鲜，如越南，如...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