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 礼与法

    老子言：“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此由老子重自然，轻人文，认唯道乃自然，德以下皆已落入了人文，故有此言。其实人文亦从自然演出，亦即自然中一枝节一表现。依儒家言，德出于性，性即自然。中庸言“天命之谓性”，韩愈言“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是也。人类既具此德，便演出仁来，仁乃人之德性中一最先亦最高之项目。有此内在之德，与外达之仁，乃始有一切人道可言。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是矣。孔子言人文之道，而其道乃由天来。孔子十五志学，五十而知天命，即知此人文大道之本源来历。当谓有道始有德，有德始有仁，乃为有当于自然人文演进之道之大顺序。老子重本轻末，乃有此失。

    人类原始时代，唯见有自然之道。由是而演出德与仁，乃始有人文之道。义与礼，则为推行仁道之两项目。仁根于其内在之德，义与礼则仁之表现于外在之枝。孔子常仁礼并言，而曰：“人而不仁如礼何。”则仁在内，礼在外，仁为本，礼为末。至于义，在论语中其地位似尚不如礼之重要。故言仁义，或言礼义，义皆居次，有其遵依，似无独立地位。

    墨子始重言义。孟子并言仁义。而荀子则重言礼。孟荀皆阐扬孔子之道，孟偏内，荀偏外，孔子则执其两端用其中，更为周到而完备。老子言：“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是亦谓礼当本于忠信。忠信亦德之内存，亦仁之所有，外见于礼，较之内存于德者，自易趋向于薄。非谓礼无忠信，读老子原文自知。至其曰乱之首，则礼亦在治道中，非可谓礼即为乱，亦读老子原文而可知。

    唯人道演进至于礼，当已为人文之道之最高阶层。离失于此即成乱，此亦无可疑。然则人群果失于礼而乱，又当奈何？今姑为老子续下一语，则或当曰失礼而后法。荀子言礼，韩非学于荀即继言法。韩非书中，又多阐申老子义。司马迁言：“申韩本于老庄，而老子深远矣。”老子书不言法，此即较申韩之深远处。而申韩实从老庄来，司马迁所言，亦见其深远。

    中国重礼治，西方重法治。然西方社会亦非无礼，中国政治亦非无法，主从轻重之间，乃成双方文化一大差异。中国古人言：“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此已礼刑并言，唯礼在上，刑在下，此乃在西周盛世，宗法封建，礼乃其大端。宗法重孝，孝道乃仁道中最主要者，则宗法亦仁道之本。以今日语言人，政治即建基于人之性情。换言之，即建基于人之德。所以礼治亦即是德治，非可离人之德性以为政而治。刑非人之德性，外于德性乃有刑。故刑法乃政治之末梢，非政治之基本，不得已而用于庶人，但决不能尚刑以为治。

    自孔子以下，可谓礼已下及于俗庶。仪礼十七篇，乃士礼，实起于孔子之后。礼既下及于士，遂亦广及于庶人，而刑法乃亦上及于高级行政人员，即大夫一阶层。因宗法封建，即不啻政府操于一家长族长之手。春秋战国以下，宗法政府日趋崩溃，士庶人升进从政者日多，则在政府中亦自不能只尚礼而不用法。礼下及庶人，而刑上及大夫，此为秦汉以下政治与上古三代政治一大演变，亦可谓，乃由社会演变到政府。社会既变，政府亦不得不随而变，是亦一种极自然之趋势。

    然变亦由渐不由骤。如西周之初，周公诛管叔，称为大义灭亲。一门亲族同执政，何得论法。以义灭亲，乃礼之变，非法之所能定。下及战国，如吴起在楚，商鞅在秦，乃客卿，非亲属。则可以法处，不以礼遇。刑不上大夫之说遂渐废。下及李斯，以楚国一庶民为秦相，父子同遭斩首，乌所谓刑不上大夫。汉兴，萧何与高祖同起，最相亲。然其为相，亦以罪入狱。行政不能无法，有罪嫌宜当下狱受审。然当时一般人心理，皆以周祚八百载，秦二世而亡，故群尊礼而鄙法，认为既居宰相之位，又焉得下狱受审。士可杀不可辱，宰相尤为士中之冠冕，岂得施刑。故此下汉廷大臣遇罪嫌，乃仅由皇帝赐死，不再下狱受审。乃以表示皇帝尊礼大臣，不敢以法相处。大臣自尽，乃表示其地位之尊，其人格之高，而死生则犹在其次。故此下中国武臣有宁为杀头将军，不为降将军之风。下至宋儒，亦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说。此皆重视礼在生之上。孟子已言：“呼尔而与之，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所谓“无羞恶之心非人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礼之本在仁，而礼之节则为义。过此一步，虽死不蹈。中国文化传统尚礼之风有如此。尚礼则主者与受者，人我易成为一体。尚法则执法者与犯法者，彼此敌对。故礼启和，法启争，此为二者之大别。今人竞慕西化，轻礼重法，乃以西汉赐大臣自尽为帝王专制之一证，此犹指鹿为马，而竟不知马之外尚有鹿。万物有生，何必只是一形。可悲亦可叹矣。

    从中国文字言，礼即体。诗云：“相鼠有体，人而无礼。”鼠属自然生命，有此体，即有此生。人类进入人文生命，单有此身体，则仅为禽兽生。前进而为文化人生，则必处大群中以为生。礼即是此大群之生之体。饮食、衣服、居住、行走往来，此属维持生命之手段，而非人类有生之体。人生之体在其群，非可单独以为生。礼则以处群，离群即无礼，斯不得有人生之体矣。衣食住行所需，皆属物质，皆在身外，亦仅以补给维持此身。其生命之内存于心者，则为人之情感。中国人则谓其最主要者曰仁，仁即人生群居之情。故曰：“人而不仁如礼何。”则礼虽表现于外，而必属于心。仁与礼当表里一致内外一体，亦不能仅存此仁而无礼以为表。

    人生之礼最大者有二，一曰婚礼，一曰丧礼。夫妇人伦之始，无夫妇即无人生，即堕退为禽兽生。禽兽之生，亦有演进成夫妇者，故婚礼最为人文之大礼。而丧礼则更大于婚礼。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往而不来亦非礼也。唯死生之际，丧葬哀祭，有往而无来，有施而无报，最见此情之真，此心之仁。合死生为一体，故丧礼尤大于婚礼。西方文学重悲剧，中国人则哀礼犹重于喜礼，孰为有当于人生之真情，此亦一大别。

    中国人言社会，则尤重其礼俗。俗亦礼也，唯俗限于一地一时，礼则当大通于各地各时，其别在此。故中国言天下，而西方则仅言社会。而其言社会，则仅重经济，不重礼俗。如此则将何以得大群之长治而久安。老子以礼为忠信之薄，而乱之始。如婚姻之礼，相与为偶，即终身不变，此非忠信之厚乎？一死一生，乃有葬祭之礼，此非忠信之尤厚乎？人无忠信则其群乱，群之乱，则非法无以为治。故当曰：“礼失而后法。”西方人婚姻，法犹重于礼。结婚离婚莫不有法，无法则无以为夫妇。然法制双方之外，礼则实根于双方之内，而相通相和，成为一体。则亦可谓礼厚而法薄矣。中国社会既贵礼，彼我相通，则不待法之制其外。余抗战时寓成都北郊赖家园，识一老农，年逾八十，其家距成都府城不到二十华里，步行两小时即达，但此老农终其身未到府城。中国人未赴城市，未睹官府衙署者，到处有之。晚清一德国人至北京，城内亦有警察装门面，城外无之，大惊奇。遂留中国，研究中国文化，读中国书，成为西欧一有名之汉学家。中国广土众民，乃可无警察，近代国人则亦谓之帝王专制。不知民众尊王，乃其礼。而政府之统治，亦不待警察。此亦中国文化一特征。

    中国崇礼，精义深旨，繁文缛节，非片语可尽。如衣服，西方人主要在求个人合身，中国人主要则求在群中得体。故西方衣服亦一种艺术美，即使特出群中亦为美。中国则衣服之礼亦在道义中，非可谓之乃艺术。但亦可谓中国道义乃人生最高艺术，则中国之衣服是一种群体美，须其融入群体以为美。故西方人袒胸露臂，衣服可不掩其肉身。衣服乃是艺术美，肉身则为自然美。中国则以衣服掩其身，露其肉身，则为非礼。冠冕裙钗都为礼。非为美，故曰得体。亦可谓此乃中国之一种抽象美，即人文美，乃属精神之美。西方则重具体美，即自然美，实亦一种物质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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