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八 中国五伦中之朋友一伦

职。自念生平得益友，多于师。然友道亦限于职业。除学校同事外，交游甚少。然余之得成为今日此一人，则非余一人独成之，乃胥赖先后诸友之辅成。余心所感，亦非言辞笔墨所能宣。余著师友杂忆一书，亦仅指陈其踪迹之粗略而止。

    余毕生忙于教读，迄今追忆，乃如一幅白纸，空无所存。而生平诸友，一言辞，一笑貌，乃有深留脑际如在目前者。因知此等皆已为余生命之一部分。今诸友率多逝世，东坡诗：“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则余生亦仅如一块泥，偶留飞鸿之指爪而已。每诵东坡此诗，感慨良深。然孟子言知人论世，使非此世，何得有余此人。而余之生为此人，乃犹得留有此世，则此生亦不虚矣。如颜渊，岂不以留有孔子之一指一爪在其心中，而其死，孔子恸之曰：“天丧予。”后人念孔子，亦必追念及于颜渊。朋友一伦之在人生中，其意义为何如。

    今世则皆以职业为友，或以学业为友。西方人皆如此。职业学业，即其人生。如柏拉图，如康德，毕生治哲学。其为人，即见于其著作中，未受业者，亦各求自树立，自表现。哲学然，文学亦然。其各学各职亦莫不然。一有名之政治家，亦必与其他从事政治者为友。非诚为友，亦各以成其当身之事业而已。其所用心，则各专在其所从事之学业职业事业上，而非有一内心潜在共同之人生。其在家，则有其家庭生活。其在各公司各机关，则有其公司机关之生活。其在学校，则有其学校生活。其从事政治，则有其政治生活。要之，生活则属于个人，其之于朋友，则有亲于夫妇父子兄弟君臣之上者。然而中国五伦中之朋友则于此有异。因中国朋友一伦，乃同属我生命之一部分。而西方则仅在外面事业关系上，非可认为即是我内在生命之一部分。

    同业者，为友亦可为敌。甚至夫妇，同成一家，亦可为敌。同营一商业，则为敌更多于为友。同从事于政治，则必分党以争。若以同党为友，则异党即成敌。尤其如各项运动会，相争为冠军，有敌无友，亦可谓敌友不分。观众可达四五万人，非敌亦非友，今人则称之曰群。人生即在大群中，而此群则转瞬可合可散。易乎其为群，亦难乎其为群矣。

    中国古人并称有生死之交。父母在，不许友以死。则许友以死亦常事。子畏于匡，颜渊后。子曰：“方以汝为死矣。”颜渊答曰：“子在，回何敢死。”其时颜渊父尚在，而孔子疑渊之死。渊之答，则以孔子在，故己不敢死。则在颜渊生命中，孔子之生命当较其父之生命为更重。孔子尚在，颜渊得从学，则颜渊之生命当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尚胜父母在，得尽奉养之劳。此见中国人生命观，不限其一己之躯体。父母生命，师之生命，皆成己之生命之一部分。夫妇兄弟君臣亦然。夫妇既为同一生命，则夫死，妇守节死，亦属常事。而今日国人则必谓是中国人之重男轻女，则许友以死，岂不亦是中国人之重友轻己乎。

    仁义为人之大生命，故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舍小而取大，仍是贵其生。西方人生命观不同。如有人谋刺美国总统里根，法庭判其有神经病，得无罪不死。西方人重视生命乃如此。谋刺里根，不仅有伤里根之生命。里根乃一政治元首，群心所归，所伤实大。然谋杀犯之生命仍当重。亦如双方对阵而战，一方败而降，对方亦必受其降而全其生。中国则以战败为辱，将军者更为大辱。故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西方人以生命爱国，中国人则以爱国为生命。断头而死，则舍其躯体之生命，以全其爱国之生命。而其生命，则依然可寄存在其他爱国者之同一心情中。故中国人视生命如一道。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不闻道，则不知己之生命之究为何物。交友亦有道，故与朋友交，亦我生命之所在。能交友，其人之生命始大。此其为义，亦有重于夫妇父子兄弟君臣四伦之上者。

    今欲宣扬中国文化，宣扬友道，亦一要端。如一国之政治元首，能广其友道，多交名贤，即此一端，便可于世道有大影响。学者能多交其他专家，哲学、科学、文学诸家，多相与为友，此便于学术上有大影响。非仅读其书，听其言论，而尤贵于日常生活之相亲。则在各自生命之内心潜存处，可各有转移，各有融通，而其影响之大，则非具体所能尽。转移生命，始是转移文化一大关捩。而中国朋友一伦，乃于此有其深究之价值。

    （二）

    人道有相处与相交。相处之道，如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五伦，皆彼此相处融成一体。偶相交接，则彼此不相关切。老子曰：“有德司契，无德司彻。”契分两半，双方各持其一。老子曰：“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其人即执右契者。夫妇之道，相互爱敬，琴瑟友之，钟鼓乐之，此为君子之德。为夫者自尽夫道，不以责其妻。举案齐眉，此乃孟光之德。为妻者自尽妻道，不以责其夫。父母之与子女亦然。父母之慈，于其子女，顾之育之，养之长之，非必责子以孝。子女之于父母则有孝。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虽父顽母嚚，舜之孝自若也。若必以道责人，此之谓市道，乃相交之道，非相处之道。以己所有，易己所无，交易各得其所，日中而散，与常相聚处者不同。

    但父子一伦与夫妇一伦有别。父子乃天伦，而夫妇则属人伦。游子寸草心，难报三春晖。使非春晖，何来寸草。子女之生，来自父母，更胜寸草之与春晖。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孝心则本之性情，非以为报。或问孔子，以德报怨何如。孔子曰：“何以报德。以德报德，以直报怨。”报乃人生之直道。孟子曰：“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路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则事君之道，亦可以言报。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如伍胥之报楚平王是也。而屈原则为宗亲之臣，君亦宗亲，则身分与伍胥不同。作为离骚，沈湘以死。非以忠君，乃以报国。君之于我可言交。身之处国则非交。如岳武穆之于风波亭，亦报国，非忠君。

    朋友亦如君臣，尽我忠信以交斯已矣。朋友不忠不信，则不成为朋友。故中国人言人道，必言孝慈。推此心以处世，即执左契而不以责人也。西方人有相交，非相处。合则聚，不合则散，一皆人与人相交，此老子所谓无德司彻也。彻者，孟子助贡彻之彻，故王弼注曰法。老子用此字，亦其书晚出之一证。西方人非以德相处，乃以法相交。而法亦创自人。谁创之，又使谁守之。故法必定于多数人之同意。多数人之意变，斯法亦随而变。则人之处世，其道无定，唯随多数意见而变。己又何得为多数，而唯有结党。曰党曰法，斯即道矣。故西方人乃知有道而不知有德。人之无德，何以处家，何以处国，何以处天下。不能处即不能安。一家不安，不能以法治。一国一天下不安，亦不能以法治。不治则乱，乱则可称曰无道。无德斯即无道矣。今国人乃欲创造群与己之第六伦，混中西而一之，亦所谓风马牛不相及矣。

    西方人好分别，故离人以言道。若于人与人相处之外别有道，人乃遵此道而行，则又何自由可言。人不能离此道，道亦不离人以为道，故必合言之曰道德。西方宗教既主人生原始罪恶，则人之生本无德，必有待于法治。老子生二千年前，已知其事，故曰无德司彻，斯亦可怪也。老子又曰：“天道无亲，唯与善人。”此则老子亦分别人有善恶。西方人亦好分别，乃有所谓慈善事业。而行此慈善事业者，西方则不称之为善人。斯诚无往而不见其有所分别矣。

    西方人又分真美善为三。真则自然之真理。美乃见于艺术。善则属人之行为，但必信仰上帝而始有。则真善美皆在人之外，不在人之内。要之，可谓无人之存在。苟有之，则唯见人之有欲，不见人之有德，则又何人伦之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