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 人生之阴阳面

内又何有外。中国人则主内外本末源流一以贯之，而重内在之主观。求知态度不同，所得之知自别。

    西方耶教信灵魂上帝天堂，与尘世人生隔阔有别。中国则分魂魄两观念。曰体魄，曰魂气。婴孩目能视，耳能听，鼻能臭，口能辨味，皮肤能感痛痒，凡知皆必附于躯体，故曰体魄。及其死，躯体腐烂，魄亦随而灭。成人始有魂气。魄所知在外，魂所知则由外归之内，相通和合，成其一己。魂在内，而亦通于外，谓之魂气。气非具体实有，实可谓之乃一无，亦可谓之在有无之间。人死魂气犹存，流行无不之。中国古代有招魂之礼，死者亲属登屋而呼，招魂归来。又设为神主，使死者之魂有所依附。神主置祠堂中，岁时祭拜，亦鬼亦神。但祭拜亦五世而止。魂气与生人疏，则亦散而灭。

    中国世俗又有冤魂索命之说。今人谓之迷信。然人世确有其事。或出死者仇人内在一己之心理作用，宗教灵感亦如之。近代则恐怖运动遍于全天下，黑社会之谋财害命，因奸致杀，皆不见死者之寻仇。列国相争，杀人盈城，杀人盈野。祠堂坟墓祖宗拜祭，亦全不再见。死社会对活社会已全无影响。科学进步，抑人心之退步。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中国人即以生世来观死世。今则无死世，亦无后世，一以现代个人为主，亦无其大群之外环。心不同，则人生不同，死亦不同。孔子为中国之至圣先师，两千五百年来，常在中国人心中，此之谓不朽。今则双手可打孔家店，孔子魂气又奈之何。则不仅西方世界之灵魂，即中国人观念中之魂气，亦扫地以尽。此可谓人心不灵，唯躯体之食衣住行乃为人生。故人生乃亦无己可言，有阳面，无阴面。有人欲，无天性。物质之欲则与生俱来，尽人皆然。孝弟忠信之天性，乃偶尔呈露。则宜当改称天欲人性。天人之本末源流相倒置，个人主义唯物史观始有当于真理。亦唯有制之以刑法，而礼乐则无可言。中国人言心神，亦唯见于电脑机器人最新科技上。心限于其身，抑且身为主心为奴，物为主身为奴，其又何神之有。中国人言心，主要在性情，知识居其次，故得通天人而合内外。中国人之魂气，亦即生前此心之流通，今则无可觅之矣。朱子释大学，“物犹事也”。五谷茶水皆物，饮食始成事。父慈子孝亦是事。事则属于生，属于心，此始为真人生。此心此理，唯读中国书反之己而庶遇之。然此在人生之阴面，务外为人，谁又愿此。但复兴中国旧文化，舍此其又何从。

    魂气流通，融入空间，宇宙大自然亦随而变。东晋南渡人士游览江边，叹曰：“风景不殊，举目有江山之异。”江山在地，风景在天。人文在地，文化精神亦充塞流行而上达于天。南渡人士心怀故国，祖宗魂气随以俱来，乃感风景之不殊。风景中附有人文，即无穷魂气之融入，故天人合一，古今合一。如登泰山，千古人文，举目俱在。登华山、嵩山亦然。故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登山游水亦如读书，而岂探险观光之足云。

    死有余，乃生无穷。唯其魂气充塞，而天地则成为一新天地，自然亦成为一新自然。人生在此新天地新自然中，亦能日新又新，不仅人文自然化，而自然亦人文化。当前之自然，亦岂宇宙洪荒时之自然。中国人之天地，乃非其他民族同有之天地。人文亦非其他民族同有之人文。其中契机，乃在每一人之己。人生之环，扩而愈大，其中心之己，乃玄而益妙。普通人以家乡为之环。大圣大贤以天下古今为之环。张横渠西铭发此意，岂一身衣食所赖，声色所接，财货营求权利争夺之所能尽。

    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死者长在生者之心中，既历年数，祭祠不辍，死生打成一片，古今浑成一气。此本之性，中国人则谓之德。德之厚，乃见天地之厚。中国之天地，乃独厚于其他民族之天地。而中国之历史人文，乃长与天地而并存。此亦死者魂气所积累，实则亦生者德性之所致。人之德性，乃可合天人，一内外。由此乃能进而论中国人之鬼神观。鬼神即魂气，外于自然人文，即无鬼神之存在。凡属中国语，必以中国人观念说之，乃见其意义。西方人信灵魂，而其死后之魂气则薄。希腊罗马中古现代，魂气不积，不厚不广，唯见分裂，不见融和。人文演进在物不在心，外在生活提升，内在生命坠落，何论于中国人之所谓慎终而追远。

    中西艺术亦不同。西方人画山水，乃眼中所见之山水，属体魄之能。中国人画山水，流连徜徉，魂气投入，乃画出画家心中之山水。后人欣赏其画，其人如在目前，较之在祠堂中瞻拜祖宗神位有更深入。

    西方科学有照相机留声机，向外求，分别求，声色之一部分，一刹那，即认为真。乃求变求新，永无止境。中国人则从广大面，长时间中求。生命如是，一切存在皆然。故曰天长地久。一切皆从己心之会通绵历中来，乃得真，乃得常。此则科学而艺术化。

    中国画家称梅兰竹菊为四君子。此见花卉中亦经此心魂气德性之融入，而花卉亦人文化。诗则经比兴而有赋。比兴乃在赋之内，不在赋之外。故言“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画中同有此人生，同有此魂气。若人生诗画，三者分别而观，则失之矣。

    书法乃中国人特有之艺术。仅见有线条，一钩一勒，而书家之魂气则已融入其中。王羲之、颜鲁公皆一代伟人，玩赏其碑帖，加以神会，己之魂气德性亦与相融通。中国人生，乃求之于此等不可见不可知之对象中。古今人魂气交流，非体魄之所能见所能知。人生艺术莫大于此。若谓是一心理作用，则前世无王颜，我今日此一心理作用断不能起。故名书名画，贵能主客融为一体，一切人生则然。中国之文房四宝，笔墨纸砚，融合会通，一皆本自书画家之内心所好，逐步发展而来。此亦艺术，非科学。

    又如音乐。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知为乐之至于此。”相传韶乐传自舜，非孔子厚德又何从领略此两千年前之人文精神。此亦孔子之心与韶乐之魂气相通。孔子又言：“于武犹有憾，于韶则无间然矣。”此见韶武乐声，即表现了两代之人生。乃为中国艺术之最深处。孔子鼓瑟堂上，有荷蒉而过孔子之门者，曰：“有心哉，鼓瑟乎。”闻瑟而知心，此亦魂气相通，非体魄之事。

    孔子告其子伯鱼：“不为周南召南，犹正墙面而立。”周公以二南治国化民，此亦有大魂气存在。故不通二南，则日常接触，事而非德，物而非人，如面墙而立。孔子又曰：“郑声淫。”诗言志，其声溢出于其志谓之淫。则失其本源，艺术而非人生矣。伯牙鼓琴，志在高山，志在流水，此则己心与山水为一。要之，音乐即人生，即自然，伯牙之琴亦即中国之所谓人文化成。白乐天浔阳江头听商人妇之琵琶声，苏东坡在赤壁听同游客之洞箫声，此琵琶洞箫亦同样融自然与人生而为一。而乐天东坡之文学，又与之融而为一，此则为中国之文学。亦皆所谓中国之人文化成，莫不有魂气德性之融入。

    中国之平剧，合绘画、音乐、舞蹈之三者而融为一体。而音乐尤为之主，人生尽化入乐声中。剧中人物则忠孝节义，皆魂气之最见精神处。人生化入戏剧，乃得人心之共同欣赏。故中国戏剧乃人生之抽象化。西方戏剧则逼真毕肖，又加以布景，逐幕不同，真人生转成假人生。婴孩以迄老死，苟非有其内在之一己，岂不亦如戏剧，尽在变中，而无真之可觅。庄子曰：“超乎象外，得其环中。”中国舞台空荡荡，其境超象外，而环中始得。故中国戏剧既超俗亦通俗，此亦老子所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也。故中国戏剧乃艺术而深具教育化。

    孔子告其弟子曰：“我无隐乎尔，我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最能学孔子者唯颜渊。然颜渊则谓：“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矣。”是孔子人生亦同乎世，而超其世。亦可谓在世内者，乃孔子之体魄。超世外者，乃孔子之魂气。自有中国人之魂气观，乃有中国人之鬼神观。鬼神亦即魂气。人生有死，衣服无生亦无死。乃世人见鬼亦穿衣服，王充以为讥。不知鬼神亦犹魂气，亦人文化成，焉得裸体。自有人生，乃始有鬼神。自有人文历史，而此世界乃臻于鬼神化。中国人不仅于人世界认有鬼神，即在天地万物大自然中，亦认有鬼神。今国人则讥之为多神论，泛神论，迷信不科学。唯如耶教一神始可信。必分别在人之外，天之上，乃得有此一神。中国观念则通天人合内外。孟子曰：“莫之为而为者谓之天。”又曰：“圣而不可知之谓神。”则可谓中国观念有人神无天神，此乃一种极深至之人文科学，而岂迷信之谓乎。

    西方宗教科学皆向外，必具体。上帝则无证无验，属信仰，非知识。中国之上帝，则超时空，仅魂气之所接。故老子曰：“道，生天生地，神鬼神帝。”此道亦即一魂气。又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声色味及驰骋畋猎皆在外，人生有外无内，则不仅目盲耳聋口爽，而亦心发狂。人而非人，天地自然亦有气无魂。亦即周易坤之上六所谓“龙战于野”。人生依然在一洪荒时代中，岂不可畏之至。故老子曰：“圣人为腹不为目。”腹则内有所藏，取于外而化为己，此正魂气之能事。目则只是体魄之一部分，乃实利主义之所重。庄子曰：“以神遇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官知即体魄，神欲即魂气，欲即是神，岂实利主义者所知。老子尚不免重内轻外，重自然忽人文。则庄子为胜矣。孔子执两用中，天人内外，会通知合，而得完成其无穷有余一体之大全。其言平实，乃较庄子而益胜。

    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外学于人，内立其己。学须人功，己乃天德。释迦涅槃无己，故不论。西方之学，则务外而忽内。大自然广大悠久，必分门别类以求，又必随时而变。科学、宗教、哲学、文学，各成专家。唯宗教乃有常，科学乃有进。中国人乃以一己通于大群。故西方唯相争，中国则主于和。今日称为知识爆破之时代，而相争乃益乱益甚。西方人亦有转而主张为通学者。但有此想望，而不知所从事。孔子教人则曰：“博文约礼。”博文即博学于人，而约礼则约之己。礼即己与人相通。唯博文乃博于外，约礼则约之内。而礼又必见于外。人己内外，一以贯之，和合会通乃得。孔子又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老子谓之朴，存于内而本之天。文则见于外兴于人。老子主由文返朴，孔子则主由朴有文。西方则兴于文而丧其朴。文，俗称花样。只见外面有种种花样，而不知其所由来。中国则博文必求约礼，史亦存于外之文。近人又好称现代化，但仅知有现代而不知有史，则亦同是一野人。仅求之于往古外在之史，而不知有现代，则仅为一文人。必知古通今，文野相通，乃得谓一文质彬彬之君子。此乃孔子为己之学。

    屈原成离骚，为后代文学之祖。司马迁成太史公书，为后代史学之祖。但屈原忠君爱国，司马迁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亦各有其己。中国经史子集四部之学，皆内有其己，皆相通。故其学亦可各成为专门，而其人则必为一通人。北宋欧阳修，经学史学文学，各擅专门，而其学则自成一家，其人则自为一子。庄子曰：“参万岁而一成纯。”人亦参百世大群以成其己。故己立则无不通，其通处同处则谓之道，其立处别处则谓之理。自然与人文皆不能有道而无理。故中国人之为人为学，有其同亦有其异，有其通亦有其别。而未有昧于己以为学者。故治其学，必先知其人。知其人，又必论其世。世即人之大环，人即学之中枢。此即庄子所谓之“道枢”。中国人重道而知枢，故天人群己内外古今皆得相通。而其学亦不妨各成专门。各成专门，斯有博文。互得相通，始有约礼。其分其合，此之谓一阴一阳，太极而无极。

    西方则人为学，非学为人。如牛顿治力学，可不问其人。莎士比亚之文学，亦可不问其人。其他皆类此。故西方人仅重知识信仰，而可离于人生。学术愈进步，而人生则益争益乱，永不能达于大同太平之一境。今日即然。今国人唯据西方学术来衡量中国，乃见中国传统无一而可。舍其和合会通之旧，务趋于分崩离析之新。则于相争日乱之外，又何所得。果能于己有立，而又于人相通，则有待于国人之知所择而自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