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 质世界与能世界

抗。个人独立，贵能合成一大群。人类生命实质如此。其意义价值亦在此。故身之上有家国天下，身是小生命，家国天下乃其大生命。合内外始能一天人，人文自然乃合一而无间。否则人文终亦是自然中一变，无逃于世界之末日。

    西方哲学从宇宙论建立人生论。而中国人则从人生论来建立宇宙论。和顺于道，于己有成，即与天合德，人而即天矣。天地一大自然，人亦自然中一部分。涓滴之水，必归于江海，而江海乃集合涓滴而成。非涓滴，又何以成其为江海。孟子曰：“尽心知性，尽性知天。”中庸则曰：“君子无入而不自得。”人之生命在其身，亦在家国天下。苟其和顺于道，则各有自得，各不失为一中心，如此而已。而曰“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则亦修其分离养其合一，修其反抗养其和顺是已。

    身家国天下，皆一气之抟聚。人生先有体魄，后有魂气。体魄归于腐败，魂气则长流行。西方人重体魄，主向外寻求，而生命乃限于躯体。可在医院中解剖，以详知其内容。中国医学则重在躯体中之一气。生命终了称断气。此一“气”字，西方医学所不论，今国人亦称之曰不科学。实则天有阴阳四时之气，地有山川陆海之气，身家国天下，亦各有其气。有生气，有死气，盛衰兴亡，莫不有其气。上下四方，古今中外，通为一气。中国此一“气”字所指，今姑称之曰能世界，以别于质世界。但质与能亦相通。今姑就中西文化相异处分说之如此。

    宋儒言变化气质，乃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而为二。天地之性亦称义理之性，乃宇宙大自然所赋于人之共同性。人类即本此以展演出种种大中至正之人生道义来。限于躯体，则为气质之性。故人自婴孩，为子弟，即当从学受教，求能变化修养，以上达于天命之共同性，而跻于大中至正之大道。此为中国文化传统人生哲理中一最要宗旨，最要目标之所在。如佩韦佩弦，警戒成习，而气质之性之或缓或急，乃不足为病矣。论语少言性，常言学，即此义。

    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达于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此即孔子五十知天命之后，天地之性之充分用事，而达于与天合德之境界。其对门弟子，亦因材施教。“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此即变化气质之教。孔子又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中行之士，即本乎天地之性。狂狷则尚有偏，仍待变化。孟子曰：“必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则狷为始，继此而狂而中行。孔门四子言志，子路、冉有、公西华，皆志在有为，曾点浴于沂，风于舞雩，咏而归，若志在无为。而孔子叹曰：“吾与点也。”孔门四科，言语、政事皆有为，文学犹然，独德行若无为而居首。闵子謇曰：“如有复我者，则我必在汶上矣。”颜渊居陋巷，不改其乐。冉伯牛能居简。皆似消极，有所不为，而皆列德行一科。此中深义，大值研究。

    墨翟继孔子而起，则近狂。庄周近于狷。此下中国学术传统，乃融会儒道两家。孟荀为儒门两支柱，孟子主性善，反己以求，谓人皆可以为尧舜，此近狂。荀子主性恶。向外各有偏，中正大道首在劝学。此近狷。汉儒传经，章句训诂，方法皆由荀。宋儒高谈义理，修养由敬，乃近孟。继有程朱陆王之分别，陆王似更近孟，然按之论语，则多见其偏。后人并有拟朱于荀者，因朱子自称偏于道问学，亦不忽章句训诂，并曾以孟子为粗。孔子曰：“下学而上达。”子夏言：“切问而近思。”则朱子讲学自亦有近荀处。清儒提倡汉学，上震于朝廷文字狱之镇压，多不敢放言高论。于程朱所言尚有讳，更何论于陆王。要之，儒学必归于中行，而以狷为之始。

    并观当世，西方若近狂，印度若近狷。但西方进取，非中国人之进取。甘地以不合作主义反抗英伦之殖民统治，亦印度人气质之性之一种表现。但印度人性多近惰，实非狷。佛教出世，此亦一种有为精神，故在印度终亦衰歇。唯来中国，乃得长传。今印度虽亦成为一独立国，其在人群治平大道上，终难有贡献。要之，非能归于中行，则亦不得谓之为狂狷，此又不可不知。

    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知过弗惮改，勿以善小而弗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此非居反面趋消极，实居正面，但谦退和缓，不激进，亦非无为。荀子主张性恶，亦求向善，此种心情，岂不亦为宋代理学诸儒所同情。其实韩退之亦谓孟子醇乎其醇，荀子亦大醇而小疵。如孟子法先王，乃主举世古今皆善。荀子法后王，虽主性恶，亦谓并世有善，乃是其醇处。其不知法先王，乃是其小疵。此种思想非反抗，仅和缓，一意情实，亦中国文化一特征。近人乃有讥国人为崇拜失败英雄者。实则当前之失败，仍可谓在永恒前进中一步伐一成功。故孔子之淑世精神实近耶稣，而更远于释迦。但耶教之原始罪恶及世界末日论，则绝非中国人性情所近，乃决不加以信仰与提倡。此亦研讨中国传统文化者所当加以深切之体会。

    居移气，养易体，美国人苟得善自求进，宜可归于中行。如其解放黑奴，及其对加拿大墨西哥南北近邻不加侵犯，此即证其可与为善。但西方传统一时无可摆脱，异民族杂居，道一风同，亦难骤企。犹太人经商为务，亦近狂。耶稣之狂，乃与释迦之狷、孔子之中行成为世界人类三大教。中国人好言性格，西欧人、印度人、阿拉伯人、犹太人，性格各不同。中国大同之道，建本于人性，而变化气质实不易。但中国人所理想，亦终不得谓其无深义。

    又如苏维埃，地处寒带，生事艰难，民性阴鸷，恰与印度民族成一对比。今日国人或以美苏比之中国战国时代之齐秦，但战国时，诸子百家思想言论，皆能超国别之上，而一为天下谋。故秦之统一，乃浮面事。而中国之统一，则经深厚之积累。中庸言：“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此岂秦之兵力所能致。当前世界无此气象，则不待智者而可知。

    然而此后世界将如何？吾民族吾国家此后又当如何？孟子曰：“天下定于一。”又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今世界任何一弱小国家，几乎无不愿拥有几颗原子弹。最近各国政治元首，接连遇刺。恐怖活动，遍地皆是，焉得有不嗜杀人之风。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我其为东周乎。”孔子终生追慕周公，乃一旦得行其道，亦不敢想望西周之盛。退一步想，愿为东周，缓以期之，此亦吾中华民族独有之特性，亦吾中华文化特有之气质，所以能不失于中行。北宋以下，中国贫弱，迭经辽金西夏乃及此下蒙古满洲之蹂躏，而吾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仍得保留，此则承传统中行之余荫。

    孔子主去兵去食，而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此立字，不指个人生命言，乃指大群生命言。吾中华民族绵亘五千年，繁衍十亿人口，可谓大群已立。苟唯富强进取，又何克臻此。老子曰：“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比观中西历史，此下大势，依稀可见。

    今吾国人尽唱现代化，实即西方化。孔子曰：“过吾门不入吾室，而我无憾焉者，其唯乡愿乎。”乡愿则生斯世为斯世也善，此亦一现代化。但中国之乡愿，虽忘失其为己，乃亦主于和顺，不求为摩登时髦出风头之人物，仍不失中国之国民性。与近代国人所想慕之现代化又不同。此亦不可不辨。

    西方禁捕鲸，性非无仁。最近西方科学发展，乃有电脑出现，管理功能转超机械生产之上，而冀及于人类内部之性能。果由此觉悟逐步自质世界趋向能世界，此或人类前途福祉之所望。中国旧观念，其将一新于斯世，则诚天地生人之大德所在矣。天生德于予，东海西海南海北海皆可有圣人出。中国观念终自有其意义与价值。孔子之信而好古，诚不诬矣。但倘谓电脑功能远超人脑之上，举世将更进入机械时代，则前途展演，诚非余之所知。

    （二）

    中国人言知，又必兼言能。易系辞“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简而天下之理得。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所谓天下之理，曰乾坤，曰天地，曰阴阳，曰动静，曰刚柔，必执其两端，始见其全体。而凡物之在天地间，则必有其位。不明乎其理，则不得成其位。曰天理，曰地位，理属天，位属地。西方人言空间，实即如中国古人之言位。中庸言：“君子素其位而后行，则无人而不自得。”行而得，即属能。反求诸己而得矣，故曰自得，又曰良能。实即其人其物之德，所谓足乎己无待于外者。今人则好言环境，不知环境属外，非己所得主。易系辞“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主其始者，乃己之德。作成为物，则己之业。德贵可久，业贵可大，时与位一以贯之。所谓一天人而合内外者在此。若言空间，则与环境义近，而位之为义则转疏矣。故知此译实未精确，或亦可言此正中西传统观念之相异处。

    中国人言乾坤天地，是即其言质与能。易系辞言乾知大始，是属天属能。坤作成物，是属地属质。又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形属质，而象则属能。变属质，而化则属能。是中国人之于质世界与能世界，乃既分言之，又复合言之。其曰“乾主大始坤作成物”，则能在前，质继之。非有质始有能，乃是有能始有质。非有形始有象，乃是有象始有形。非有变始有化，乃是有化始有变。非有业始有德，亦是有德始有业。先后之间，而尊卑定。朱子言理气，亦必曰理在气中，而理必先气，是其旨矣。

    西方人好言分别，中国人好言和合。朱子言格物穷理，宇宙大自然一切物，尽属质方面，皆可分别，但亦是一气。气则涵有生命性。生命无可分别，大生命乃是一和。于无可分别中求分别，始是理。故中国人言理，尚和不尚别。所谓物理，亦当从其生命性着眼始无害。

    中庸言：“喜怒哀乐未发之谓中，发而中节之谓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是必己心先有未发之中，乃始有已发之和。苟其无中，又何来有和。父慈子孝，各有其未发，即各得成和。非待慈孝相配合，乃始有和。天地万物既位育于中和，亦即位育于己性之德。推己心之慈孝而天地万物即位育于此心慈孝之一团和气中，是天地之位万物之育即见于己心之德，而己为之中矣。故一己乃为天地万物之中心，而天地即位于此中心，万物亦育于此中心。使无己，即无此中心，即不见有天地万物。此未发之中，即一己之德。德贯天人，而通内外，其旨深远矣。故易，尚指其外言。中庸，乃一主其内言。读两书者，又不可不细辨。

    易系辞言：“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此道唯继斯善。马其顿兴起，则希腊不可继。北方蛮族入侵，则罗马不可继。两次世界大战以下，则西欧之现代国家不可继。今天下则唯美苏是瞻，则西欧传统文化每有其不可继，宜有其不善可知。先希腊而有埃及与巴比伦，同亦不可继。印度似稍可继，较之埃及巴比伦若略善。唯中国自羲农、黄帝、尧、舜以来，五千年文化传统，相继不绝，广土众民，以有今日，较之世界其他民族斯可为最善矣。可继之为善，人文即继自然而来。中庸言：“天命之谓性”，则人文即属自然。“率性之谓道”，此道乃人文之道。是易系辞偏重自然，而中庸则更偏重人文。两书同为融会儒道，而亦仍各有偏。后儒继起，重易系尤更重中庸，故言气质又言德性。气质属自然，必有变化。而德性则属人文，必求其可久可大。卦象多指气质，而中庸则主言德性，此乃其别。西方科学但主变化气质，以供人类之用，而不顾及于其物之德性。此在庄周书，称之曰“机心”。心有机，斯心亦失其真，非心之德矣。宗教家亦分灵魂与躯体为二，是亦心物两分，故西方有唯心论唯物论之别。而中国则谓心物同体，心物一原。凡物各有其德其性，即其心。宇宙同体，则互显己德以为他用，非毁他德以供己用。心为物役，固非中国古人所喜。而物供心用，亦非中国古人所主。物各有德，即物各有理。今人所谓之物理，则仅供人用，实非物之理矣。

    亦可谓道家偏近质世界，儒家偏近能世界，所谓善，即质中之能。西方人爱分别，乃言真善美。亦可谓道家好言真，儒家好言善，而美则中国人较为轻视。中庸言诚，则真与善和合而一。诚者天之道，此是一自然之真。诚之者人之道，则是一人文之善。两者得和，乃始见美。不和不合，而分离独立，则失其真，失其善，亦失其美矣。

    此善之在人，则为德。中国人教人为人之道，则唯曰立德成德，以达其德于天下后世。德则必有能，如父能慈，子能孝，夫妇能和，皆其德，而后人类之生命可继。则何尝舍质以言能。但求能必本于质，如是而已。

    西方又分宗教与科学。亦可谓宗教主于善，科学主于能，然科学发明至于近代而有核武器，斯即不可继，为不善矣。宗教主灵魂上天堂，而人生界则必有一末日，仍为不可继。自中国观念言，则西方宗教信仰宜亦有其不善之存在。最要分别，则西方必分别言之，而中国则必和合言之。佛教来中国而中国化，天台主空假中一心三观，华严主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得其中而无碍，则可继。可继则可久可大。故易系言：“可久贤人之德，可大贤人之业。”要之，必兼合时空言，必和会质能言，斯始得之。

    近人言教育，亦必主西方化，乃分德、知、体、群为四育。若知育独立化，科学有核武器发明，斯为不德。体育贵卫生健体，但何必定要参加运动会争冠军，则失其卫生健体之本旨。使人无德，何能群。故自中国观念言，则教人唯教其立德、成德、达德而止，何更有知体群如许分别。

    然则论一切世界，唯求其可继能善。质世界必达于能，能世界必归于质，而唯求其可久可大，斯为中国传统文化之宗旨所在。

    然就中国旧观念言，亦不能谓此宇宙仅属能。因中国观念质能和合，不加分别。如朱子言理气，谓气中有理，不能有先后。若必言先后，则当言理先气后。然理无能，则非理能生气，乃气中自含理。如横渠西铭“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其塞其体即指质，其帅其性即指能，亦质能并言，但先质后能。则帅即其塞，非塞外有帅也。又曰“知化善述其事，穷神善继其志”，其化其神，皆此塞之帅，非于塞之外别有化与神。濂溪太极图说“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阴阳同是此气，盈天地只此一气，气中复分阴阳，但非先有此气再分阴阳，亦非先有阴阳合成此气。若谓气指质，阴阳指能，则质能仍同属一体。凡此皆承道家义。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因此气变动不居，变则无常，无常则不可名。又曰：“失道而后德。”德者，得也。万物各得气之一体，乃始得万物之名。而气之大全体则亦由此而分别。中庸继言至道，凝于此至德，乃转言理，则道与德皆备。理即此气之分别，气必分阴分阳，一阴一阳之谓道，非阴阳之外有此道，亦非由道始生此阴阳。故中国旧观念乃主质能和合，不主质能分别。质能和合，无可名，故濂溪又言“无极而太极”。

    心者物之能，中国观念不再分唯心与唯物。性亦物之能。宋儒言气质之性与义理之性，义理之性又称天地之性，实则两者之别即在其分与合。分则为质，合乃见能。舍却物质之性，又乌得有义理之性与天地之性之存在。神亦物之能，故中国亦神物不分，或似多神论，或似一神论，或似无神论。要之，心与性与神，皆主和合言。而和合中即见有分别。苟无分别，则又何和合可言。然而西方科学最新发现之电子，依中国观念言，实仍是气，则质与能皆兼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