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三

    尽心上

    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

    尽，是完全、充满的意思。

    孟子说：“人身方寸之中，神明不测的，叫作心；心所具之理，叫作性。吾心至虚至灵，浑涵万理，其体本无不全；然非研穷事物，识得吾心所具之理，则理有未明，即心有所蔽，安能满其本然之量乎？若是能尽其心，而于神明之本体，完全充满、无少亏欠者，必是能知其性，而于民彝物则之理，融会贯通，无所疑惑者也。夫天者，理而已矣。天以此赋于我，我以此成于性，本是联合而无间的。既知其性，则心思之莹彻可以穷神，识见之玄微可以达化。知吾性之仁与礼，便知道天之元亨；知吾性之义与智，便知道天之利贞，而于穆不已之命，可以默悟而潜孚矣。岂有不能知天者乎！学而至于知天，则物格知至，而所以造其理者，无余蕴矣。”

    “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

    承上文说：“君子之学，以致知为入门，尤必以践履为实地。心固尽矣，犹恐出入之无常；则操而存之，使一动一静，常在于方寸之中，而不夺于外诱之私。性固知矣，犹恐作为之或害；则顺而养之，使事事物物，常循其自然之则，而不涉于矫揉之失。君子存养之功，交致其密如此。这是为何？盖心为天君，性由天命，是皆天之所付于我者。若放逸其心，戕贼其性，这就是慢天亵天，而非所以事之矣。今吾能操存此心，是所以奉吾之天君而不敢违越；顺养此性，是所以保吾之天命而不敢失坠。就如上帝临汝，日在左右的一般，岂非所以事天乎？能事天，则意诚心正，而所以履其事者，有全功矣。”

    “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贰，是疑惑。

    承上文说：“君子知天事天，其于察识存养，固能兼体矣。然死生祸福之说，最易以惑人；而省察克治之功，最难于持久。使识见未融，工夫有间，于知天事天，犹未为至也。诚知人之生死，犹昼夜之必然；数之长短，皆造化之默制。或夭或寿，坦然无所疑贰于其中，而惟一意修身，安心俟命，完吾性分之固有，而利害付之不闻；尽吾职分之当为，而祸福听其自至。真有壮老一节，始终一心者，这是为何？盖天之所命于我者，不但使之禀血气以有生，而实使之参三才而独立。今夭寿之间，看得这等透彻，修身之功，持得这等坚定，是将天赋与我的，浑然全备，无一毫戕贼；挺然树立，无一些失坠。幸而寿，则自作元命，而好德考终；不幸而夭，则亦顺受天命，而没齿无憾：岂不谓之立命乎？”学至于立命，则为知之尽、仁之至。而知天、事天，胥造其极矣。

    孟子曰：“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

    岩墙，是险峻之墙，基薄而将覆者。

    孟子教人以知命之学，说道：“凡人之生，吉凶祸福，皆有一定之数，宰于冥漠之中，莫非天之所命也。而能顺受其正者，少矣。惟君子尽其在我，听其在天。或降之以福，固顺以受之，而不敢以吉为可趋；或降之以祸，亦顺以受之，而不敢以凶为可避。就如受父母之命，东西南北，遵道而行，这才是顺受其正。若冥行妄趋，蹈危履险，至于丧身陨命而不顾，这就如立在岩墙之下的一般，覆压之患必所难免，其不知命甚矣！是以知命之君子，虽不肯幸福于天；然必择地而蹈，必不肯立身于岩墙之下，而自取覆压之祸也。”盖惟知命，而后能顺受其正。不知有正命者，安望其能顺受也哉！

    “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桎梏，是刑具，如今钮镣一般。

    承上文说：“莫非命也。何以叫做正命？盖命禀于天者也。人能存心养性，尽了自家修身的道理，而不免于死者，这是天数该死，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致，乃所谓正命也。若夫暴横凶恶之人，身犯重罪，为桎梏所拘囚而死者，此则自作之孽，乃人情所共愤，王法所不容，非天降之灾也，岂得为正命乎！”夫命之修短虽制于天，而死之善恶则系于己。此知命之君子，所以顺受其正，而不立于岩墙之下也。世之人，或纵欲以戕生，或行险以犯难，及至躯命不保，而一切归咎于命，不亦谬哉！

    孟子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

    孟子见人徇欲而忘理，因晓之说道：“人情不能无慕好，则不能无贪求之念，而不知物有所当求，有所不当求，不可不辨也。今有物于此，不求则已，而求则得之；不舍则已，而舍则失之。以求而得，以不求而失，是求之不劳、而得之甚易也，岂非求之有益于得者乎？所以然者为何？以其求在我而已。”盖仁、义、礼、智，皆吾性分中的道理，自天赋之，则为降衷之良；自我具之，则为懿德之好。于我之自有者而自求之，足乎已，无待于外，此所以随求而随得也。求之有益于得，人其何惮而不求也哉？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

    承上文说：“有物于此，不可以妄求也。而求之有道，不可以必得也。而得之有命，道有所拘，命有所限，是求之徒切，而得之甚难也。岂非求之无益于得者乎？所以然者为何？以其求在外而已。盖富贵利达，皆吾身外之物也。穷通之故，在天而不在人；予夺之权，在人而不在我。得之自外，失之自外，于我本无所加损，而我亦不能自制其得失，此所以虽求而未必得也。求之无益于得，人亦何劳于必求也哉！”大抵外慕重者，则内视必轻。战国之士，虽垄断乞墦之事且不为耻，宁知有道德之可求、义利之当安乎！欲维世风、培士气者，必陶之以教化，使人皆励无求之节而后可。

    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

    这是孟子勉人尽性的意思。

    说道：“人生天地之间，以形自视若甚微，以道自视则甚大。盖天下之物，万有不齐。虽纷然其至赜矣，然物不能外于理，理不能外于心。大而君臣、父子，即吾性之统体；小而事物细微，即吾性之散殊：无一物无当然之理，则无一物不具于性分之内，浑然完备，森然包罗，何尝有分毫之欠缺乎？人惟不能反求其理，斯无以兼体诸身耳。苟反之于身，于吾所性之理，心诚好之，无一念不极其真纯；身诚体之，无一事或待于勉强。如此，则理与心融，心与理浃，天全而性得，怡然有顺适之休矣。其乐孰有大于此者乎！”

    “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承上文说：“人能反身而诚，则天理浑全而仁矣。苟或未诚，是犹有私意间隔，而天理尚未纯也。必勉加克己之功，力行推己之术。如：己之所欲，亦人之所欲也，则勿以私之于己；己之所恶，亦人之所恶也，则勿以加之于人，强恕而行，如此，虽未即与仁为一，而私欲渐克，天理复还，去大公无我之度，庶几为不远矣。求仁之方，其孰有近于此者乎？要之，理一而已，在外则为物，在内则为性；实此谓之诚，纯此谓之仁：本同出而异名者也。人惟廓一心以为统会之基，循众理以为涵养之地，不以妄念汩其天真，不以私意拂其顺应，则心与理合，而性分自无不全矣。尚何有物我之辨、安勉之殊哉？”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

    见理分明叫作著，洞析精微叫作察。

    孟子说：“道在天下，本人之所共由，宜人之所共知也。而人每病于不知道者，何哉？身自由之，身自昧之耳。今人日用之间，出入往来所践履者，那一事不是道？然徒行之而已，而道所当然之理，在于所行之中者，则茫然不知其条贯也。践覆之久，性情形体所安便者，那一事不是道？然徒习熟而已，而道所以然之故，在于所习之内者，则懵然莫察其端倪也。夫不行无望其能著也，即行矣而犹不著，则终于不著矣。不习无望其能察也，既习矣而犹不察，则终于不察矣。此蚩蚩之愚民，所以自少至老、终身由于斯道之中，而不知斯道为何物者，比比皆然也。自由而自昧之，岂不可叹之甚哉！”要之，百姓日用而不知，此凡民之常，无足怪也。乃贤智者，又往往求道于庸行之外，务知人之所不必知，则与不著不察者相去能几何哉？子思说：“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孟子之言，盖本于此。

    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

    孟子说：“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故见善则迁，知过能改，凡以其有耻也。人若贪昧隐忍，无这羞耻之心，小则丧失廉隅，大则败坏名节，以不肖自待，人亦以不肖憎之；以下流自处，人亦以下流恶之，其为可耻莫甚焉。此人之不可以无耻也。有能知无耻之可耻，而内愧于心，介然萌悔悟之机；外怍于人，奋然励进修之志，将见善由是而日迁，过由是而日改，终身无复有耻辱之累矣。”夫无耻由于有耻如此。人岂可自失其耻心，而甘为小人之归哉？

    孟子曰：“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

    机，是机械。变，是变诈。

    孟子说：“吾人立身行己，道非一端，而独不可以无耻者，何哉？盖羞恶之心，人所固有。存此则进于圣贤，失此则入于禽兽，其关系于人品心术，诚甚大矣。世间有一等奸险小人，暗地害人，则机械深藏而莫测；多方欺人，则变诈百出而不穷，似这等为机变之巧的，其所为之事，皆人所深耻而不肯为者。而彼方且以智巧为得计，其于愧耻之心，恬然无所用之矣。人而至于无所用耻，则无耻一事，已不能如人，由是良心丧而悔悟亡。大节一隳，万事瓦裂，凡可以行险侥幸、欺天罔人者，皆将不顾礼义而为之矣，更有何事可以如人者乎？信乎！耻之所系者大也。”大抵小人能为奸邪者，其处心积虑，皆极天下之至巧，往往使人堕其术而不觉。若轻信而误用之，则流毒播恶不可胜言，岂但决廉耻之防、为世教之玷哉？此又用人者所当知也。

    孟子曰：“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乐其道而忘人之势，故王公不致敬尽礼，则不得亟见之。见且由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

    孟子说：“人君固当尊贤，贤士亦当自重。今之君每自恃其势，而今之士多徇人之势，此上下之所以不交也。尝考古之贤王，崇高富贵，其势分无以加矣；而一念屈己下贤之诚，惟知有道德之可好，不知有势分之足恃也。古贤王待士之厚如此。若古贤士之自待，何独无所好、无所忘哉？乐己之道，而怡然抱德义以自高；忘人之势，而漠然视富贵若无有：此则贤士之所以自待者耳。二者势若相反，而君臣各尽其道，实所以相成。设使王公内无尊贤之心，而诚意不至；外无尊贤之礼，而仪节或疏，则贤士以道自重者，必不肯枉己以求合，虽欲数数见之，而不可得矣。夫见且犹不得数，况欲縻之以爵禄、授之以事任，使之委质为臣，岂可得乎？此可见惟贤王方能遂贤士之高，惟贤士方能成贤王之大，此隆古泰交之盛，所以不可及也。今则上轻于待士，士亦轻于自待矣，岂不两失其道哉！”孟子此言，固以矫当世上骄下谄之风，亦以明己不见诸侯之义也。

    孟子谓宋勾践曰：“子好游乎？吾语子游。人知之，亦嚣嚣；人不知，亦嚣嚣。”

    宋勾践，是人姓名。游，是游说诸侯。嚣嚣，是自家有一段快乐，无求于人的意思。

    孟子与宋勾践说道：“今列国策士，无不喜为游谈以干世主者。子亦好游说乎？吾告子以游说之道。夫游说而冀其言之获售，往往以人之知与不知为欣戚，此非知道者也。子之游也，如其言见信而人知之，此心固嚣嚣然自得也，初不因人之知而遽以为喜。如其言不见信而人不知之，此心亦嚣嚣然自得也，初不因人之不知而遽以为忧。夫自足于己，而置得失于两忘；无求于人，而任穷通于所遇。则随其所往，无非顺适之境，而游道斯为美矣。”

    曰：“何如斯可以嚣嚣矣？”曰：“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矣。”

    勾践问说：“得失之念，人情所不能忘也。今曰嚣嚣，非大有涵养之士不能，敢问何如斯可以至于嚣嚣乎？”孟子答说：“所谓嚣嚣者，非可以矫情饰貌为之也，以其足诸己而无待于外耳。彼人所得之善，如孝弟忠信，根于所性者叫作德；其理有常尊也，吾则恭敬奉持之而不敢忽。所守之正，如进退取与，各有所宜者，叫作义；其理本至乐也，吾则欣慕爱乐之而不敢忘。夫尊德则良贵在我，见大人可以藐之，而何羡于爵位之荣？乐义则真趣在我，随所遇可以安之，而何计乎得丧之迹？由是而人知之可也，人不知亦可也，有不可以嚣嚣者乎？”

    “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

    孟子又告宋勾践说：“人惟涵养之未盛，是以感遇之易迁。诚能尊德乐义，则何往而不宜哉？故当其穷而在下，身至困矣；惟能尊德乐义，则操持坚定，而可贞之守，必不以贫贱而移，岂至于失义乎？及其达而在上，身既显矣；惟能尊德乐义，则措注光明，而可行之道，必不以富贵而诎，岂至于离道乎？夫砥行饬躬，士之所以自爱其身也。今能穷不失义，则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而生平砥砺之大节，兢兢然惟恐其失坠者，果能全所守焉，士于是乎不失己矣。兴道致治，民之厚望于士也。今既达不离道，则上不负君，下不负民，而苍生仰望之夙心，喁喁然思见其德化者，果能如所愿焉，民于是乎不失望矣。穷达无往而不宜，则此身随寓而自得，而所谓‘人知之亦嚣嚣，人不知亦嚣嚣’者，此也。使非有尊德乐义之心，安能见诸行事之实如此哉？”

    “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孟子既告宋勾践以尊德义之实，又举古人以证之，说道：“古之人，以道济天下为志者也。当其得志而居可为之位，则推此德义于人，而霈膏泽于黎庶，身在廊庙，而功在斯民也；其或此志未遂，而无可致之权，则修此德义于身，而显大名于当世，身在畎亩，而声在寰区也。夫不得志，而修身见于世，则知古人之处穷，非泯泯而无称也。位之所不在，则敛斯道于吾身，德自我尊，义自我乐，以一身会民物之理，而百世其可师矣：不有以独善其身乎？得志而泽加于民，而知古人之处达，非汲汲于干进也。位之所在，则推斯道于天下，德与天下共尊之，义与天下共乐之，以一身立民物之命，而四海皆度内矣：不有以兼善天下乎？夫穷达无往而不善，此古之人所以不失己、不失望也。士欲嚣嚣，可不以古人为法哉？”古人能嚣嚣者，惟伊尹为然。观其耕莘之时，则严一介不取之操；就汤之日，则以一夫不获为耻。其能不失己、不失望，可见矣。

    孟子曰：“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

    孟子说：“善虽由教而入，非因教而后有也，在人之自勉何如耳。古今语教化之善者，莫如周文王。其时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人才之兴起者，诚济济然其盛矣。然吾以为：秉彝之良，人所固有。必待文王之教而后能奋发有为，是其气禀之偏，必矫揉而后善；习俗之染，必变化而后新，此乃凡民则然耳。若夫豪杰之士，生来才智明敏，既迥出于寻常；志气坚强，又不屈于物欲。使遇文王在上，固相忘于道化之中矣；即不幸而不遇文王，亦自有出类拔萃之能，而无待于观感渐摩之助。以砥砺于道德，则卓然有以自立；以奋迅于事功，则毅然有以自任，不待闻文王之风、被文王之泽，而后能感发兴起也。此则惟豪杰之士能之耳，岂可概责之凡民哉！”孟子此言，见为士者不可以凡民自安，而当以豪杰自待也。然豪杰之士，虽不待教而兴，未尝不应运而出；有文王为之君，则必有太颠、闳夭、散宜生之徒为之辅佐，所以上下交而德业成也。使豪杰之生，而不遇圣王，则亦何以自见其辅世长民之功哉！

    孟子曰：“附之以韩、魏之家，如其自视欿然，则过人远矣。”

    附，是增益。韩、魏，是晋之世卿。欿然，是不自满的意思。

    孟子说：“人情之所易溺者，莫如富贵。少有所得，而即矜己夸人、侈然自满者，多矣！有人于此，官非卿士之素也，家非有世禄之资也，一旦举韩、魏之家而附益之，忽然贵为上卿，富有百乘，享此非望之福，其快意宜何如者？乃能自视欿然，恰似不曾增益的一般，略无骄盈之念、盛满之容。这等的人，见识高明，物欲不能昏其志；涵养坚定，势利不能动其心。举世之所夸张羡慕者，而视之如浮云，轻之如敝屣，其中自有至贵至富者在矣。其过人也，不亦远乎？”然则，世之溺情于富贵，未得而不胜其贪饕之欲，既得而不胜其餍足之态者，视此亦可愧矣！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

    孟子说：“圣王在上，而民无怨咨者，非不役一人、不杀一人而后有是也，惟其有不忍伤民之心而已。王者不忍疲民之力，则使民本非其所欲也，而势有不得不使之者，如播谷、乘屋之类，何能不用民之力乎？然役使之中，有休养之利存焉，这是以佚民之道使民也。由是，民之服役者皆将曰：‘上之劳我者，所以安我也。’感休养之美意，虽身勤于事，悦而忘其劳矣，夫岂有怨其厉己者哉？王者不忍残民之命，则杀民本非其所欲也，而法有不得不杀之者，如除害、去恶之类，何能不戕民之生乎？然刑僇之内，有安全之意寓焉，这是以生民之道杀民也。由是，民之见杀者皆将曰：‘上之杀我者，本以生我也。’体安全之至情，虽身陷于罪，悦而忘其死矣，岂有怨其虐我者哉？夫民情莫不好佚而恶劳、好生而恶杀也，而至于劳之、杀之不怨，惟其使之有道，非妄使也；杀之有道，非妄杀也。世主疲民以非时之役，而驱之若牛羊；威民以严峻之刑，而刈之若草菅。使民劳不得息，死非其辜。如此，而欲民之无怨，得乎？”

    孟子曰：“霸者之民，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

    驩虞，与欢娱二字同，是感戴喜悦的意思。皞皞，是广大自得的模样。

    孟子说：“王霸之治教不同，功效亦异。但自其民风观之，可见矣。以霸者之民言之，生聚于战争之余，休养于憔悴之日，煦煦之仁，所施能几，而共荷之以为功；沾沾之惠，所济能几，而共享之以为利。即其欢欣鼓舞之状，殆犹饥者之易食、渴者之易饮一般，有不胜其感悦之至者矣，不可以仿佛其虞之情景乎？乃若王者之民，则异于是。涵濡于道化之中，游泳于太和之世，耕食凿饮，无一民不遂其生，而各乐其乐，不知其乐之所从来也；老终壮养，无一民不被其泽，而各利其利，不知其利之所自出也。此其广博周遍之恩，殆犹天之无不覆、地之无不载一般，有相忘于造化之内者矣。不可以想见其皞皞之气象乎！”盖霸者有心以悦民，故民悦之，而效之所感者浅；王者无心于得民，故民忘之，而化之所及者深：此王道之异于霸功。而论治者，不可不审所尚也。

    “杀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者。”

    庸，是功。

    承上文说：“王民皞皞之化，所以异于虞者，何以见之？惟其有大公至正之体，而刑政治教，一无所容心于其间耳。民之所恶莫如死。王者以刑纠万民，固有时而杀之矣；而民之见杀者，曾不以为怨恨。盖天讨有罪，王者亦惟承天意以杀之而已，为民除残，为民去暴，而非有意于作威也，何怨之有？民之所趋莫如利。王者以政养万民，固尝有以利之矣；而民之享其利者，曾不以为功德。盖天时有生，王者亦惟顺天时以布令而已，分之田里，导之树畜，而非有意于市恩也，何庸之有？至于民之去恶迁善，又莫如教化。王者以教正万民，亦尝导民以善矣，而民之被其教者，日迁于善，曾不知谁之所为。盖天降下民，厥有恒性，王者亦惟因性牖民，使自得其本然之善而已，民德日正，民行日兴，而非有科条诏令之可指也，孰得而知其为之者哉？夫治出于上，而不见其作为之迹；化成于下，而莫得其感应之端。所谓‘王民皞皞’，其气象盖如此。岂霸者虞之民可同日而语哉？”

    “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

    承上文说：“王者之道，其刑政治教，民皆无得而名，则德业之盛，岂可以易言哉！盖王者以一身统理天下，凡政教所施及，就如其亲身所经过：经过处才只俄顷之间，而风声鼓动，万民之耳目皆新；其感发兴起之机，殆有勃然而不可遏者矣，所过有不化乎？王者以一心运量天下，凡政教所推行，都本于心思所存主：存主处才只一念之微，而志意感通，四海之精神已会；其潜孚默运之妙，殆有渊然而不可测者矣，所存不亦神乎？夫天地以神化而成覆载万物之功，王者以神化而究甄陶一世之泽，则尽天地之间，皆气化之流行，亦皆王道之充塞，而德业之盛，上下与天地同运而并行矣。岂但如霸者之功，解纾患难于一时，仅小小补塞其罅漏而已哉？”王道之大如此。此王民所以囿于大造之中，皞皞而莫知其然也。世主溺于功利之说，反厌王道为迂缓，遂以见小欲速之心乘之，未有不殃民偾事者。明主宜究心焉！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仁言，是仁爱的言语。仁声，是仁爱的声誉。

    孟子说：“人君出治，一言语政令之间，皆足以感民，但其效有浅深之异耳。如以仁爱之言语抚循百姓，这叫作仁言。仁言虽足以入人，然但宣播于一时，而未必感孚于平日也。若有仁爱之声称的，其德泽浸灌于民心，而颂声洋溢于远迩，实惠及民，有不徒托之空言者矣。仁言岂能如仁声之入人深乎？以画一之法制约束百姓，这叫作善政。善政虽可以齐民，然但可使之面从，而未必能使之心服也。若崇德礼之善教的，其倡率一本于躬行，而观感惟俟其自得，因性导民，有不专恃其政令者矣。善政岂能如善教之得民乎？”夫均一感人也，而仁言不如仁声，则知爱民有实，言之所及浅也；善政不如善教，则知化民有本，政之所施末也。人君可不审所尚哉！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

    承上文说：“政教皆为治者之所不废，乃谓善政不如善教，为何？盖较其得民之有浅深也。上有善政，则纪纲禁令之施，可以纳斯民于轨物，法立而凛然不敢犯，不过得民畏而已；乃若善教所施，则德礼之启迪，可以感发其善念，自易其恶，自至其中，莫不回心以向道，而不忍违矣，岂止于畏之而已矣？上有善政，则爱养樽节之令，可以致闾阎之充实，民富而国用无不足，不过得民财而已；乃若善政所感，则德礼之论洽，有以固结乎民心，不遗其亲，不后其君，莫不输诚以待上，而不忍忘矣，岂止于得财而已乎？夫畏迫于法，爱起于心，苟至于爱，而畏不足言矣；得心为本，得财为末，苟得其心，而财在其中矣。所以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仁言不如仁声，不可以例见耶？”为治者诚能审功效之浅深，以为推行之次第，有爱民之实心，而言以宣之；有化民之大本，而政以辅之。则言非徒文，政非徒法，而仁心与仁闻交流、善政举而善教兼举矣。

    孟子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

    孟子欲明人性之善，因指良心以示之，说道：“人皆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于天。试自知能观之，则可见矣。大凡人之于事，由学习而后能的，这不叫做良能。惟是不由学习之功，而精神自会运用，一举动皆成法吻合，这乃是天然自有之能，非一毫人力可与；贤者能之，而不肖者亦无待于勉强也，非良能而何？人之于理，由思虑而后知的，这不叫作良知。惟是不费研穷之力，而聪明自尔疏通，一意念皆与至理默契，这乃是天然自有之知，非一毫人谋可及；智者知之，而愚者亦无待于思索也，非良知而何？人皆有知、能之良如此。则善原于性，性出于天，不假于外求可知矣。乃有凿以人为之私者，岂非自丧其本然之善也哉？”

    “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

    承上文说：“吾所谓良能、良知者，何以验之？尝观孩提之童，太朴未漓，一赤子之心而已，何学何虑也？然于其父母，无有不欢欣眷恋、相依而不能舍者，皆知爱其亲也；及其稍长，情欲未荡，亦尚赤子之心而已，何学何虑也？然于其兄，无有不恭敬奉承，退逊而不敢慢者，皆知敬其兄也。夫以孩提而知爱亲敬长之道，此可以验知、能之良矣。然是爱亲敬长之心，非自外至，即吾性之仁义也。仁主于爱，而爱莫切于爱亲，故于孩提之爱，可以观仁；义主于敬，而敬莫先于从兄，故于孩提之敬，可以观义。夫爱敬之心，不过为一人之私情，而即谓之仁义者，何哉？此无他故，仁义乃人性之同具、天下之公理也。今以孩提之爱推之天下，无一人不同此爱；爱同，所以为吾性之仁也。以孩提之敬推之天下，无一人不同此敬；敬同，所以为吾性之义也。使非出于吾性之仁义，何以能达之天下也哉？”夫观仁义之道不出于爱亲敬长之间，则知道率于性，无不同也；观爱敬之道不出于孩提知、能之良，则知性原于天，无不善也。乃世之言性者，不知验之于纯一之初，而徒求之于斫丧之后，其致疑于性善之说，宜矣。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

    孟子说：“圣人居处之迹虽与人同，受善之诚则与人异。尝观于大舜：当其侧陋未扬、耕于历山之时，居在深山之中，朝夕所与处者，不过山中之木石而已；往来所交接者，不过山中之鹿豕而已。以迹观之，其不同于深山之野人者能有几何？此时圣心之善，未有感触，固不见其大异于人耳。及至人有善言，一得闻于耳；人有善行，一得接于目，但见理与心会，而资深逢原之用，感之遂通；心与理融，而渊泉时出之机，触之自应。随听受，随契悟；随契悟，随施行。其感通神速，就与江河被决一般，其沛然就下之势，一泻千里，孰得而阻碍之也哉？盖圣心之善，已浑全于无感之先，故从善之机，即响应于有感之际。至此，乃见大舜所以为圣，出于寻常万万，而非野人之所能及。深山之迹，岂得而囿之哉！”夫以舜应善之速如此，而犹好问好察，舍己从人，其取善又如彼其广，皆一念好善之诚为之也。欲法舜之应善，必先法其受善之量而后可。

    孟子曰：“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孟子说：“立人之道，不外于心；而制心之功，莫要于义。今人于不义之事，耻之而不为、不欲，孰无是羞恶之心乎？但私意一起，而不能以礼义制之，于是为所不为、欲所不欲者多矣。诚能于应事之际，觉得此心羞恶而不肯为，则止之而勿为，不要昧了这一念不为之真心；于意念之萌，觉得此心羞恶而不愿欲，则止之而勿欲，不要昧了这一念不欲之真心：如此，则羞恶之良心已全，而义不可胜用矣，人道不已尽于此乎？盖人之所以为人，只是有此羞恶之良而已。无为所不为，则所为皆义，而事事无歉于心；无欲所不欲，则所欲皆义，而念念无恶于志。推之，仰不愧天，俯不怍人，皆不过由此不为、不欲之心扩充之而已，立人之道，宁复有余事哉？所以说如此而已矣。”夫不为、不欲之心，本在我而非远；无为无欲之机，又在我而无难，人岂可自失其良心，而陷于不义之归哉！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

    德慧，是德性之聪慧。术知，是处事之智巧。疢疾，如说灾患一般。

    孟子说：“人情每快志于安乐，而拂意于困穷，不知困穷乃成德之地也。故凡聪明内含，而德性中有警敏之识，可以烛事理于未然，这叫作德慧；技能外运，而才术中有机智之巧，可以善事理之当然，这叫作术知。人之有此德慧、术知者，非优游安逸者能然也。多因遭罹患难，有以激发其善心；涉阅忧虞，有以顿挫其逸志，故德慧以困衡而生，术知由磨练而出，大率从疢疾中来耳。何以验其然也？且如为臣尽忠、为子尽孝，理之常也。独有那孤远之臣，忠不得自效于君；庶孽之子，情不得自达于亲：这正是臣子之有疢疾的。此等之人，其操心则朝乾夕惕，一念不敢以自安；其虑患则左提右防，一事不敢以少忽。惟是经过这等样危苦，所以战兢之中，精明焕发，人情自尔其周知；惩艾之久，险阻备尝，世故自尔其习熟：此所以事理无不达，而德慧、术知所由成也。”疢疾之有益于人如此，处忧患者岂可失意于变故之临，而不思其为进德之地也哉？人主当治平之日，则逸欲易生；处多难之时，则忧勤独切。君德之益亦如此。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则为容悦者也。”

    孟子说：“人臣事君，人品不同，事业亦异。约而言之，大概有四等。有一等事君的人，方其未得君之时，固不胜其患得之心矣；及得君而事之，其终日所孜孜图维者，专在容悦一事上着力。或君之所为不善，则曲意阿徇，惟恐拂其所好，虽陷于有过，亦所拂恤；或君之所欲未形，则先意逢迎，惟恐不投其所好，虽置君于恶，亦所弗顾。但知为容悦之资，全身保禄而已。其于君德之成败，国事之理乱，漫然不知究心。此特鄙夫之事、妾妇之道而已。有臣若此，将焉用之？人臣之品，此其最下者也。”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为悦者也。”

    孟子说：“容悦之臣，固无足言矣。又有一等安社稷的臣，谋国之念甚于谋身，其心之所孜孜图维者，惟以安社稷为事。如君为社稷之主，则绳愆纠谬，务使主德无阙，而保国祚于荣昌；民为社稷之依，则济弱扶倾，务使民志不摇，而奠邦基于巩固。以一身系安危之寄，决大疑，戡大难，而劳怨不辞；以一身当利害之冲，事求可，功求成，而险阻不避，殚精竭力，眷眷焉惟社稷之安是图，必社稷安而后此心始安，就如小人务悦其君的一般，有不能一息释然于怀者。此则志存乎立功，事专于报主，以功名为志，而富贵不足以累其心者也。岂非人臣之忠者乎？”

    “有天民者，达可行于天下而后行之者也。”

    孟子又说：“社稷之臣，其忠固可称矣，然不免为一国之士也。等而上之，又有所谓天民者，乃天生此民中独能全尽人道者。其人品既高，自任甚重，推其用世之志，固欲大有所为；原其重道之心，实不肯轻于一试。必酌量于出处之际，审察于上下之交，达而度其道行于上，而可以成佐命之功，然后出其身以事是君；苟非得君行政之会，宁隐处以终身矣。达而度其道行于下，而可以建庇民之业，然后出其身以泽是民；苟无兴道致治之机，宁遁世而不悔矣。盖惟其抱负甚宏，故志愿甚大；志愿大，故所以自待其身者甚不轻也。此所谓志于道德，则功名不足以累其心者，人品之高，又在社稷臣之上矣。”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孟子又说：“天民欲以道济天下，而不免较量于出处之间，是犹有意于正人也。等而上之，又有所谓大人焉。大人身修道立，惟自尽正己之功，而德盛化神，效自极感人之速。上而正其君，不必形之讽议也；身范克端，而精诚感孚，人主之非心自格，君德遂无不正矣。下而正其民，不必申之禁令也；表仪既树，而风声鼓舞，蒸黎之耳目咸新，民行遂无不正矣。此则功在社稷，而无计安社稷之劳；道济天下，而无意必行藏之迹，所谓大而化之者也。臣道至此，殆无复有加焉者矣。其人臣之上品乎！”合此章之言而观之，人臣之品，不但容悦小人与君子不同，即社稷臣以上，若天民、大人，亦有此三等。人主必明以辩之，使贤奸不至于混淆；断以决之，使用舍不摇于疑贰，则谗谄自远，忠贤自近，君正莫不正，而社稷有磐石之固矣。

    孟子曰：“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

    孟子说：“人情自一物以上，皆不能无喜好之念；而至于王天下，则其乐宜无以加矣。乃若君子之乐，随寓而安，虽所在皆顺适之地，而无待于外，其所乐皆性分之真。今以其所乐言之，止有三件。虽君临万国，富有四海，而为天下之王，这等样尊荣之乐，亦不在此三者之中焉。三者云何？父母吾之自出，兄弟吾之同气，是人之至亲也。父母俱存，而享康宁之福；兄弟既翕，而无变故之虞：此人之深愿不易得者。幸而得之，则上可以遂孝养之志，下可以尽友于之情，家庭之间快然无遗恨矣，此君子所乐之一也。天所降衷之良，人所同得之性，是我所当尽也。今则仰无所愧，而无一不与天知；俯无所怍，而无一不可对人言：此克己之功所难能者。而能尽焉，则内省既无恶于志，外感自不疚于心，覆载之内，旷然皆顺境矣，此君子所乐之二也。性分之真乐盖如此。”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

    孟子承上文说：“伦理无亏，性分克尽，二者固皆君子之所乐也。其三乐何如？盖君子身任斯道之责，则得人以寄斯道之传者，其至愿也，顾未必能尽一世之人才而教育之也。今惟举天下明睿之才，皆在吾教育之内，以吾之修身者教之，使各修其身；以吾之尽性者教之，使各尽其性。如此，则英髦辈起，而彬彬皆传道之人；才俊蔚兴，而济济皆任道之器。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教思无穷之心，于此而大慰矣，岂非君子之三乐乎！夫是三乐者，或系于人，或系于己，皆不出于秉彝之好；或以成己，或以成物，皆自得其性分之真，此君子所以乐之而不厌也。彼王天下之乐，特势分之荣耳，岂在君子所乐之中哉？所以说‘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然是三者，在天在人者，皆不可必，所可自尽者，惟克己之功而已。人能克己，而至于俯仰无愧，虽天人之间未必尽如吾愿，固无害于可乐也。不然，己私未克，天理未全，俯仰之间，可愧怍者多矣，安望其能乐乎？”

    孟子曰：“广土众民，君子欲之，所乐不存焉。”

    孟子说：“天下有不一之遇，而无不一之性；人惟性有未全，斯不能不迁于所遇耳。尽性之君子则不然。彼土地人民，乃得位行道者所必资也。诚使所统之地，不止于一隅，而幅员极其广远；所治之民，不止于一邑，而生聚极其众多。夫地广，则政教之所及者弘；民众，则德泽之所施者博。君子苟欲得大国而治之，则此固其心之所甚愿矣。然土谓之广，是犹有分土也；民谓之众，是犹有分民也。君子于此，但欲之而已，而其大道为公之志，将必范围天地，曲成万物，而后其心始快也，其所乐岂在此乎？广土众民既非所乐，则所乐当必有进于是者矣。”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乐之，所性不存焉。”

    孟子承上文说：“广土众民，固非君子之所乐矣，乃若所乐则何如？盖君子以奠安海宇为责，以康济群生为志者也。若使土不但广而已，而立国中于天下，尺地莫非其有焉；民不徒众而已，而安民尽乎四海，一民莫非其臣焉。此则举一世之版图，皆在其统驭之中；则亦举一世之民物，皆被其治教之泽，如天之无不覆、地之无不载也，君子大行之心可遂矣，岂非其心之所乐乎？然此特势分之乐，乐之自外至者耳。乃若君子所性，天与之，为秉彝之良；人得之，为受中之理，足乎己而无待于外者，则有不在于是者焉。以天下之大，而犹无关于性分，则吾性之全体，固有超出于天下之外者矣。人每视势分为轻重，其所见不亦小哉！”

    “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

    孟子承上文说：“君子行道之志，至于王天下，极矣。乃但可以言乐，不可以言性。君子所性，却是如何？盖土地有广狭，人民有众寡，此皆可得而加损者也。若君子所性，不但爵位稍得所欲，不能有所增也；便使得志而大行于天下，吾性浑然自若而已，何尝因大行而遂有加益乎？不但爵位稍失所欲，不能有所减也；便使不得志而穷约以终身，吾性亦浑然自若而已，何尝因穷居而遂有亏损乎？所以然者为何？盖凡物之不足者乃可以加，有余者乃可以损，由其分数未定故也。惟君子之性，自天赋之，则为定命；自我得之，则为定理。万善咸备，本无不足也，何一毫可得而加？一物不容，本非有余也，何一毫可得而损？此所以可穷可达，而吾性之全体不因之而少变也。使可得而加损，则亦外物，而非吾性之本然矣。”人可不反而求之吾心也哉！

    “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

    睟，是温和。盎，是丰满。

    孟子承上文说：“君子所性之定分，固不以穷达而有加损矣。乃所性之蕴蓄何如？德之爱曰仁，宜曰义，理曰礼，通曰智：此四德者，人所同具之性也，但众人为气拘物蔽而失之耳。惟君子，气禀极具清明，物欲不能间隔，故于仁、义、礼、智之四德，浑全而无所亏欠，坚定而不可动摇，已植根于心矣。由是诚中形外，其生色乌可已乎？其生色于面貌，则清和润泽，睟然示人以可亲，一四德之光辉也；其生色于肩背，则丰厚盈溢，盎然示人以可象，一四德之充满也；以言乎施于四体，则动静妙于从心，舞蹈由于自得，固有不言而自晓其意者，一四德之发越也。盖内之所积者极其盛，故外之所发者不容掩，君子所性之蕴有如此。此天之所与我者，本如是其全备也，岂穷达之所能加损哉？然则自乐其乐，而王天下之乐不与存焉，信非有所得者不能矣。世之决性命以饕富贵者，计较于穷通得丧之故，方寸之内，念虑纷纭，感遇之途，欣戚万变，欲与之言定性之学，岂不难哉！”

    孟子曰：“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天下有善养老，则仁人以为己归矣。”

    仁人，是有德望之人。

    孟子说：“人君为政，莫不欲人之归我也。然未有仁政不行，而能致其来者，以文王之事观之。当时商纣无道，播弃黎老。伯夷辟纣之乱，远引于北海之滨而居焉；及闻文王起而为西伯，于是勃然而兴，说道：‘吾何不奉身而归来乎？吾闻西伯发政施仁，善于养老，吾身庶几有所托矣。’乃自北海而来就其养焉。太公辟纣之乱，远隐于东海之滨而居焉；及闻文王起而为西伯，亦勃然而兴，说道：‘吾何不奉身归来乎？吾闻西伯发政施仁，善于养老，吾身庶几有所托矣。’乃自东海而来就其养焉。夫伯夷、太公，天下之仁人也，一闻文王养老之政，皆相率而来归，善政之足以感人如此。若使今之诸侯，亦有善行养老之政，如文王者出焉，则天下之仁人如伯夷、太公者，必将趋赴于我，而望之以为己归矣，岂肯舍之而他往乎？然则人君不患人心之不归，但患仁政之未举而已。”

    “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

    孟子承上文说：“文王所以致仁人之来归者，固以其善养老矣。其养老之政何如？盖田里树畜之事，乃衣食所自出也。文王治岐，每夫授以五亩之宅，却于墙下隙地，种植桑树，使匹妇采桑以供养蚕之事；于是丝绵有所出，而年五十之老者，足以衣帛而暖矣。一家之中，使之各畜五个母鸡、二个母彘，孳生以时，无失其孕子之候；于是肉食有所出，而年七十之老者，足以食肉而饱矣。又每夫授以百亩之田，使壮者深耕易耨，尽力于农亩；于是谷粟有出，而八口之家，皆可以仰事俯育，无饥馁之患矣。夫文王治岐之政如此。此所以善于养老，而伯夷、太公皆闻风而来归也。”

    “所谓西伯善养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树、畜，导其妻子，使养其老。五十非帛不暖，七十非肉不饱。不暖不饱，谓之冻馁。文王之民，无冻馁之老者，此之谓也。”

    孟子承上文说：“由文王治岐之政观之，则当时伯夷、太公所谓西伯善养老者，夫岂家给而人益之哉？亦惟因其自然之利而教导之耳。如百亩之田、五亩之宅，此田里之定制也，文王但为民区画之而已。蚕桑鸡豚，此树畜之常事也，文王但教民孳植之而已。以少事长，以卑承尊，家庭之常礼也；文王但导其妻子，使各修其养老之职而已。夫养老，而使家家得备其物，人人得尽其情，则老者岂有不得其所者乎？盖人年至五十，非衣帛则身不得暖；年至七十，非食肉则腹不能饱。不暖不饱，叫作冻馁，而老者不得其所矣。文王之民，其老者皆得衣帛食肉，而无冻馁之患者，正以其因天下之利教天下之民，率天下之民养天下之老，爱溥而无私，惠周而不费，此养老之政所以为善，而伯夷、太公皆以之为归也。”使人为之养，则恩易穷，而日亦不足矣，岂得谓之善政也哉？有志于行仁政者，不可不仪刑文王矣。

    孟子曰：“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

    易，是耕种。畴，是耕熟的田。

    孟子说：“明王治天下，只有教养两端。然欲正民之德，必先厚民之生。以厚生之政言之，田畴乃民之常产，使荒芜不治，则民之失业者多矣；必驱游惰之民，使各尽力于南亩，春焉而耕，夏焉而耘，无妨其耕耨之时可焉。租税乃国之常赋，使征敛无艺，则下之供上也难矣；又必除掊剋之政，使得轻减其征输，宁损上益下，无损下益上，务存夫宽恤之意可焉。夫田畴易，则地利之所获甚丰；税敛薄，则租赋之所供有限。以力本自尽之民，值轻徭薄赋之世，财有所生而无所耗，闾阎之间，殆将家给而人足矣，岂不可以使民富乎？此则尽地之利以养民，而不竭民之利以奉己，所谓开财之源者如此。”

    “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

    孟子承上文说：“易田畴而薄税敛，固可以开财之源矣。然财货既裕，则奢侈易生，又不可无以节之也。夫民不能无食；苟食不以时，则财耗于口腹之欲矣。于是制为法令，凡民间所以资生者，不特饔飧有节而已也。如：鱼不盈尺，不设网罟；果实不熟，不轻采取之类，一切冗食以糜财者，皆在所必禁焉。民不能无用；苟用不以礼，则财耗于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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