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二

    告子下

    任人有问屋庐子曰：“礼与食孰重？”曰：“礼重。”“色与礼孰重？”曰：“礼重。”曰：“以礼食，则饥而死；不以礼食，则得食，必以礼乎？亲迎，则不得妻；不亲迎，则得妻，必亲迎乎？”屋庐子不能对，明日之邹，以告孟子。孟子曰：“于答是也何有？”

    任是国名，即今山东兖州府地方。屋庐子是孟子弟子。

    战国之时，人多昧于理欲之辨。故任国之人，有问于屋庐子说：“人不可一日无礼，尤不可一日无饮食，不知礼与食二者，果孰为重乎？”屋庐子答说：“饮食虽切于养生，而食又赖礼以节其流，无礼则必失之纵，是礼重于食也。”任人复问说：“礼固可好，而好色亦人之所好也。不知色与礼二者，又孰为重乎？”屋庐子答说：“好色虽人之所欲，而色又赖礼以别其嫌，无礼则必至于淫，是礼重于色也。”任人欲逞其辩，遂设难以问屋庐子说：“子谓礼重于食，固也。设使身当饥饿之际，此时若拘于礼，则必不能得食，而受饿以死；若不拘礼，则可以得食，而救饿以生。当此躯命所关之时，尚必以礼食乎？吾恐食可以无礼，而生不可以灭性，谓礼之重于食，殆不然矣。子谓礼重于色，固也。设使身处穷乏之中，此时若拘于亲迎之礼，则必不可得妻，而婚姻以废；不拘于亲迎之礼，则可以得妻，而家室以完。当此怨旷无聊之日，尚必以亲迎乎？吾恐婚礼可以不行，而人伦不可以或废。谓礼之重于色，殆不然矣。”屋庐子屈于其说，不能对。明日乃往邹邑，备述任人之言以告孟子。孟子说：“礼之重于食色者，理之常；任人之所诘问者，事之变。于答此问，何难之有？”盖事无常形，而理则有定分，惟以理折之，则其辩不攻而自屈矣。

    “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金重于羽者，岂谓一钩金与一舆羽之谓哉？”

    揣，是度量。岑楼，是楼之高锐如山者。钩，是带钩。

    孟子承上文说：“吾谓任人之问不难于答者，何以言之？盖理欲轻重，本有一定之分，故谓礼重而食色轻者，乃据其大分而言也。如任人之论，则执其偏胜之说，以校量一定之理，而本末轻重将失其平矣。且如岑楼至高，寸木至卑，为从其根底而比较之也；如不从下面揣度其根本，惟就稍末比并其高低，则举方寸之木，可升之岑楼之上，寸木反高，岑楼反卑矣。举食色而加于礼之上，其高下失平，何以异于是哉？金之质至重，羽之质至轻，为其分剂适均而称量之也。岂是说金不必多，一钩也为重；羽不必少，一车也为轻？将取一钩之金，以抵一舆之羽，则钩金反轻，舆羽反重矣。取礼之常而当食色之变，其轻重不敌，又何以异于是哉？”要之，岑楼不以寸木之加而损其高，钩金不以舆羽之多而损其重；礼之大体，亦非可以食色之变而改其度。君子惟道其常而已。

    “取食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色重？”

    孟子承上文说：“礼之重于食色，犹之岑楼本高，钩金本重也。而任人乃谓食色为重，礼为轻，其所以比较之者，失其平矣。盖礼有轻重，食色亦有轻重，惟取礼与食色之并重者而比之，乃见礼之为重耳。若饥死以灭性，乃食之重者也；待礼而后食，乃礼之轻者也。取食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则食乃躯命生死所关，其重于礼甚矣，岂但如任人所云食重而已哉。不得妻而废人伦，乃色之重者也；亲迎而后婚，乃礼之轻者也。取色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则色乃居室大伦所系，其重于礼亦甚矣，岂但如任人所云色重而已哉？此正所谓寸木可高于岑楼、钩金反轻于舆羽者，惟其比较之太偏，故其重轻之悬绝耳。岂可据之为定论乎？”

    “往应之曰：‘紾兄之臂而夺之食，则得食；不紾则不得食，则将紾之乎？逾东家墙而搂其处子，则得妻；不搂则不得妻，则将搂之乎？’”

    紾，是捩转臂膊，用绳拴缚。

    孟子又承上文说：“礼与食色，从其偏重者较之，则轻重易差；从其兼重者较之，则定分自见。汝何不往应任人说：‘子以饥死为灭性，食固重矣；然敬兄，亦礼之重也。设使当饥饿之际，缚兄之臂膊而夺之食，则得食；不紾，则不得食。则将干犯礼义，忍于兄而夺之乎？子以不娶为废伦，色固重矣；然以正相从，尤礼之重也。设使当鳏旷之时，逾东家墙而牵搂其处女，则得妻；不搂，则不得妻。则将蔑弃礼法，敢于逾墙而搂之乎？’吾知兄之臂，则忍于恶逆，不但不以礼食矣。搂人处子，则敢于强暴，不但不亲迎矣。此则宁可饥饿而死，必不可兄以戕恩；宁可不得妻而废伦，必不可搂人处子以乱法。礼之重于食色，显然较著矣。以此而应任人，任人尚何说之可解哉？”大抵先王制礼，本以防范人情，维持世教，有之则治，无之则乱者也。而猖狂自恣之徒，乐放佚而惮拘检，至有乞墦不羞、钻穴不耻，则礼坊之坏极矣！时君世主，不能以教化提防之，而反为流连之乐、荒亡之行，纵败度，欲败礼，思以匡世励俗，不亦难乎！此孟子于任人之辩而力折其妄，为世教虑至深远矣。

    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孟子曰：“然。”“交闻文王十尺，汤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长，食粟而已，如何则可？”曰：“奚有于是？亦为之而已矣。”

    曹交，是曹君之弟。

    是时性道不明，人皆高视圣贤，以为不可几及。而孟子每道性善，必称尧、舜。曹交疑之，因问于孟子说：“圣人莫过于尧、舜。尧、舜之为圣，疑若古今绝德，非人之所能为；乃有言人皆可以为尧、舜者，不识果有此理乎？”孟子答说：“尧、舜虽圣，与人同类，何不可为之有？信有此理也。”曹交不喻“为”字之意，乃以形体自负说：“交闻自古能为尧、舜者，莫如周之文王、商之成汤。文王之长十尺，汤之长九尺，是有此非常之躯干，方有此非常之事功。然则欲为圣人，必非眇小者之可能也。今交九尺四寸，以长，比文不足，比汤有余，似具圣人之体貌矣；及揣己量力，则但知食粟焉耳，更无他长可以表见于世，有其形而无其实，交之有愧于汤、文远矣。敢问如之何乃可以为尧、舜乎？”孟子答说：“圣人所以为圣，不在形体之间。子乃以尺寸长短较量汤、文，何有于此？亦惟励作圣之志，反己自修，去其不如汤、文者，就其如汤、文者，黾勉为之而已矣。岂有志欲为而力不逮者哉？”

    “有人于此，力不能胜一匹雏，则为无力人矣。今曰举百钧，则为有力人矣。然则举乌获之任，是亦为乌获而已矣。夫人岂以不胜为患哉？弗为耳。”

    匹，是鸭鸟。乌获，是古时有勇力的人。

    孟子承上文说：“吾谓作圣之功在修为、不在形体者何？视观人之勇力可知矣。有人于此，匹雏虽至轻也，举之而不能胜，则为无力之人矣；今有人焉，百钧虽至重也，而曰：‘我能举之而不难。’则为之有力之人矣。人力之强弱，惟辨于举物之胜与不胜如此。然则乌获之力，能举千钧者也。使有能举乌获之任者，不必其形体之相似，而膂力相当，是亦今之乌获而已矣。若使能为尧、舜之所为，岂不即今之尧、舜乎？人乃谓‘尧、舜之道，非我之材力所能负荷’，往往以不胜任为患。岂知力之不胜不足为患，患在志安于卑近，而无克念之诚；功狃于因循，而无勇往之力，可为而不为，斯乃圣狂之攸判耳。诚一为之，夫何不胜之足患哉？”

    “徐行后长者谓之弟，疾行先长者谓之不弟。夫徐行者，岂人所不能哉？所不为也。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孟子承上文说：“人之不能为尧、舜者，其患固在于不为矣。然尧、舜岂难为者哉？今夫长者在前，我徐行而让步于后，这便是知敬长之礼，叫作弟。使长者在后，我疾走而突出其前，这便是有傲长之心，叫作不弟。夫徐行者，不过于步趋之间，遵先后之序，岂有甚高难行之事，为人所不能者哉？惟其忽长幼之节，是以废事长之礼，盖有自不肯为耳。岂知这孝弟之道，近之则为吾人知能之良，推之实圣人尽性之事。故虽尧、舜为人伦之至，其道若至大而无以加，然尧惟亲睦九族，而后有平章之化；舜惟慎徽五典，而后有风动之休：是尧、舜之道，亦只在孝弟而已。孝弟之外，别无性分；则性分之外，别无事功。虽尧、舜，岂得而加毫末于其间哉？夫圣道不越于孝弟，而孝弟惟在于徐行。则欲为尧、舜者，信乎其不难矣。”

    “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诵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

    孟子又承上文说：“尧、舜之道不外于孝弟，则圣人果不难为矣。子欲学为圣人，岂必求之远且难哉？自吾一身而言，衣服言动之微，皆道之所在，学圣则圣，学狂则狂，在子之趋向何如耳。子若服尧之服，而非先圣之法服不敢服；诵尧之言，而非先圣之法言不敢言；行尧之行，而非先圣之法行不敢行。如此，则反身循理，无一事不在于规矩之中；虽不必容貌如尧，而衣冠言动，都与尧相似，是亦一尧而已矣。子若服桀之服，而从其诡异之制；诵桀之言，而从其邪僻之词；行桀之行，而从其暴虐之事。如此，则悖理乱常，无一事不出于规矩之外；虽不必容貌如桀，而衣冠言动都与桀相似，是亦一桀而已矣。夫能为尧，则必能为舜；而出于尧，则必入于桀。为圣为狂，机惟在我，子可以不审择所从哉？”

    曰：“交得见于邹君，可以假馆，愿留而受业于门。”曰：“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求耳。子归而求之，有余师。”

    曹交闻孟子之言，有感于心，说道：“交始初只疑圣道难为，幸而得闻夫子之教，乃知尧、舜可学而至。此一念求教之诚，有不容自已者。如得见于邹君，可以假借旅馆以为驻居之所，愿暂留于此，而受业于夫子之门墙，庶几得尽闻圣道之传，终成学圣之志矣。”夫假馆而后受业，则其求道之不笃可知。孟子乃从而拒之，说：“子欲假馆受业，意以道之难知，而求师于我也。不知这个道理，具于性分之内，著于日用之常，天下古今，坦然共由，就与那大路一般，岂有隐僻难知之理，而待人指示者哉？但人自迷于向往之途，病在不知所以求之耳。子诚归于家庭之间，而求此道于事亲敬长之际，于吾之所谓孝弟者，皆务身体而力行之。则行止疾徐，随所寓而皆道；衣冠言动，随所觉而皆师。不必身亲授受，而自师之资有余矣。岂必留此受业，而后可以求道哉？”孟子此言，虽为曹交而发，然孝弟不待外求，尧、舜可学而至，实万世不易之论也。

    公孙丑问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诗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为《诗》也！有人于此，越人关弓而射之，则己谈笑而道之；无他，疏之也。其兄关弓而射之，则己垂涕泣而道之；无他，戚之也。《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固矣夫，高叟之为《诗》也！”

    高子，是齐人。《小弁》，是《小雅》篇名。昔周幽王初娶申后，生子太子宜臼；后得褒姒，生伯服。甚嬖爱之，因黜申后而废宜臼。于是宜臼之师，为作此诗，以述哀痛迫切之情，因名其诗曰“小弁”。关弓即是弯弓。

    公孙丑问于孟子说：“吾闻高子说《诗》也，以为《诗》三百篇，多仁人孝子之言；惟《小弁》为小人之诗也。”孟子问说：“高子以《小弁》为小人之诗，其说云何？”公孙丑答说：“高子谓《诗》之为教，温柔敦厚，故虽父母恶之，劳而不怨。今《小弁》处父子之间，而为嗟怨之词，有哀痛迫切之情，无温厚和平之意，此所以为小人之诗也。”孟子说：“凡说《诗》者，当会其意，而不可泥其言。固矣哉，高叟之说《诗》也！夫谓《小弁》为怨则可，谓怨为小人则不可，何者？《小弁》乃怨其当怨者也。譬如有人于此，越人关弓而射此人，我虽知其杀人之不可，然不过从旁谈笑而开导之，初无急迫之意；此岂有他故哉？以越人与我，情分疏远，利害本不相关，故因其疏而疏之也。如使其兄关弓而射此人，则己恻然，恐陷其兄于杀人之罪，当必向前垂涕泣而劝止之，不胜其惶遽之情矣！此岂有他故哉？以兄与我，手足至亲，休戚本同一体，故因其亲而亲之也。今《小弁》所处，乃人伦之大变，废嫡立庶，且将有亡国之祸，正与其兄关弓而射的一般，安忍恝然无愁、谈笑而道之乎？故其为诗，哀痛迫切，庶几动亲心之感悟，不致陷宗社于危亡，正是垂涕泣而道之之意，盖亲亲之情，不容自已者。这亲亲之心，乃至诚恻怛之念，仁之发也；未有小人而仁者，而可谓《小弁》为小人之诗乎？泥其词而不通其志，此高叟之说《诗》所以为固也。”

    曰：“《凯风》何以不怨？”曰：“《凯风》，亲之过小者也。《小弁》，亲之过大者也。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亲之过小而怨，是不可矶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矶，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凯风》，是《国风•卫》诗篇名。卫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诗以自责，其诗名曰《凯风》。矶，是激水的石。

    公孙丑又问孟子说：“《小弁》之怨，固是亲亲。至于《凯风》之诗，七子不得于其母，犹小弁不得于其父也，何为痛自刻责，却不怨其亲乎？”孟子答说：“人子之情本无亲疏，而父母之过则有大小。《凯风》之母，虽是有过，然失节之辱，止贻玷于家庭，是过之小者也。若《小弁》之父，贼天性之恩，乱嫡庶之分，祸且及于宗社，是过之大者也。使亲之过大，而我漠然无所动其念，不知咨嗟哀怨，望之以恩，则亲既绝我，我又自绝于亲，已疏而益疏，其薄于亲甚矣，于心何忍焉？若使亲之过小，而我愤然有所迫于中，遂即抵触叫号，继之以怨，就如以石激水，水不能容乎石，微激而遽怒，其不可矶甚矣！于心亦何忍焉？以此观之，愈疏，是有忘亲之心，忘亲不可谓之孝也，此《小弁》所以怨也。不可矶，是无顺亲之心，不能顺亲，亦不可谓之孝也，此《凯风》所以不怨也。怨与不怨，各有攸当，恶可比而同之乎？昔者孔子称赞帝舜说：‘舜其为天下之至孝矣！年至五十，犹怨慕其亲而不忘。非至孝，其孰能之？’”夫舜以怨慕而称至孝，则《小弁》之怨，未可谓之不孝也。高子乃以小人目之，何其说《诗》之固哉！然怨慕虽人子之至情，而天性暌离，实人伦之不幸也。使大舜不遇瞽瞍，宜臼不遇幽王，岂乐于以孝称哉！及瞽瞍惑于嚣妻而宠傲象，幽王溺于嬖妾而宠伯服，则知贼人父子兄弟之恩、伤天性之爱者，多自衽席始矣。可不戒与！

    宋将之楚。孟子遇于石丘，曰：“先生将何之？”曰：“吾闻秦、楚构兵，我将见楚王说而罢之；楚王不悦，我将见秦王说而罢之。二王我将有所遇焉。”曰：“轲也请无问其详，愿闻其指。说之将何如？”曰：“我将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号则不可。”

    石丘，是地名。

    昔战国策士有姓宋名者，将往楚国游说楚王。孟子偶然与之相遇于石丘之地。因问宋说：“先生此行，意欲何往？”宋答说：“今百姓之苦，莫甚于战争。而列国相争，莫强于秦、楚。我闻秦、楚二国兴兵构怨，战斗不休；意将南向而见楚王，说以罢兵息民说，使无攻秦。设或楚王不悦吾言，我将西向见秦王，说以罢兵息民之说，使无攻楚。不遇于楚，必遇于秦。或者二王之中，将必有一处遇合，则吾之说可行，而志可遂矣。”孟子又问说：“先生此行往说秦、楚，我且不敢问个详悉，只愿闻个大指，说之以何为词乎？”宋答说：“两国构兵，由其见利而不见害也。我将见秦、楚之王，而说以兵连祸结之害，使之知其不利而自寝耳。”孟子因辟之说：“当今游士之策，皆以战攻为尚。先生独于兵戈扰攘之时，而以罢兵息民为说，意在措天下于安宁，志诚大矣！但谋人国家之事者，宜论道理，不宜论利害。今先生欲言构兵为不利，则是以利为名，而欲秦、楚之王惟利是从也。名号不正，将恐利未必得，而害已随之矣。或者其不可乎！”

    “先生以利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利，以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利也。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孟子又告宋说：“吾谓先生之说秦、楚不可以利为名者，何哉？利之所在，众之所趋，有利则必有害也。如使先生以利说秦、楚之王，说道罢兵息民乃国之利，则秦、楚之，必欣然悦于利而投戈解甲，以罢三军之师；三军之师得免于锋镝死亡之忧，其谁不乐？是士卒亦乐罢而悦于不战之利也。利端一倡，举国之人皆熙熙然争骛于利：为人臣的，怀图利之念以事君，而无实心尽忠者矣；为人子的，怀图利之念以事父，而无实心尽孝者矣；为人弟的，怀图利之心以事兄，而无实心敬长者矣。君臣、父子、兄弟之间，惟利是视，竟不知有仁义，皆弃去仁义，怀利以相交接如此。则见利必争，失利必怨，亲爱之心既忘，篡弑之祸将起，国不至于灭亡者，未之有也。夫利之说一行，而其害至于亡人之国。先生欲以此为号而说秦、楚之王，不亦误乎？”

    “先生以仁义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仁义而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仁义也。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孟子又告宋说：“先生所以说二国者，既不可以利为名，则亦有仁义而已矣。诚使先生以仁义说秦、楚之王，说道殃民非仁、伐国非义；则秦、楚之王必欣然悦于仁义，而休兵止杀，以罢三军之师。三军之师，得蒙休息生养之泽，其谁不乐？是士卒亦乐罢而悦于仁义之道也。仁义一倡，举国之人皆将熙熙然争趋于仁义：为人臣的，心存仁义以事君，自谓臣职之当尽，非有所利而为忠矣；为人子的，心存仁义以事父，自谓子职之当供，非有所利而为孝矣；为人弟的，心存仁义以事兄，自谓弟道之当执，非有所利而为恭矣。君臣、父子、兄弟之间，知有仁义而不知有利，是去利怀仁义以相交接也。如此，则彝伦式叙，上下交欢，有尊君亲上之风，无悖逆陵犯之俗，其不能兴王业而王天下者，未之有也。利之害如彼，仁义之利如此。先生欲说秦、楚之王，亦说之以仁义可也，何必以利为言哉？”夫宋志于息兵，欲以救一时之民困；而孟子晓以仁义，则以正万世之人心。论治道者，宜知所择焉。

    孟子居邹。季任为任处守，以币交，受之而不报。处于平陆，储子为相，以币交，受之而不报。他日由邹之任，见季子；由平陆之齐，不见储子。屋庐子喜曰：“连得间矣。”

    季任，是任君之弟。处守，是居守其国。连，是屋庐子的名。

    昔孟子居于邹国。时有任君之弟季任者，因其兄有朝会之事，替他居守其国。一向仰慕孟子之贤，遂使人自任至邹，执币帛以为纳交之礼。孟子受其币而不往报焉。及处于齐平陆之邑，时储子正为齐相，他也仰慕孟子之贤，使人自齐至平陆，执币帛以为纳交之礼。孟子亦受其币而不往报焉。其受币之同如此。及至他日，孟子自邹到于任国，乃亲去见季子，以报前日之礼。又一日，自平陆到于齐国，却不亲去见储子，以报他前日之礼。其报礼之异如此。屋庐子幸其请问有由，乃喜而说道：“连也仰慕夫子之道，每欲请问，但无间隙之可乘耳。今观处季任、储子之事，一见一不见，是必有义理存乎其间，今乃得其间隙而可以请问矣。”夫孟子之处二子，固必有称物平施之道，屋庐子一得其间而即喜，亦可见其善学孟子矣。

    问曰：“夫子之任见季子，之齐不见储子，为其为相与？”曰：“非也。《书》曰：‘享多仪，仪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为其不成享也。”

    《书》，是《周书•洛诰》篇。以物奉上，叫作享。仪，是礼意。物，是币帛。役字，解作用字。

    屋庐子问孟子说：“季子、储子同一币交，则宜同一往见也。今夫子至任，就往见季子；及至齐，即不肯见储子。夫子之意，岂是为储子为齐相，不似季子摄守君位之尊，故轻之而不见耶？”孟子答说：“君子交际之义，只论道理，不论名位。我之不见储子，非以其为相之故也。独不观之《书》乎？《周书•洛诰》篇有云：‘凡人享献于上，贵在礼意有余。若物有余而仪不足，虽币帛交错，都是虚文，这便叫做“不享”，惟其未尝用志于享故耳。’夫以物享人，《书》乃谓之‘不享’者何？盖人必以恭敬之心将币帛之物，方可以成享礼；若不用志于享，而徒致饰于币帛之陈，则有文无实，不成享上之礼矣。《书》所以谓之‘不享’者，盖为此也。彼储子徒以币交，而诚意未至，不得谓之成享矣，我何为而往见之耶？”

    屋庐子悦。或问之，屋庐子曰：“季子不得之邹，储子得之平陆。”

    屋庐子闻孟子之言，得其所以不见储子之故，在于礼意之不足。始知圣贤交际，自有义理而不苟也，遂欣然有悦于心。或人不晓其意，以为同一币交，如何有成享、不成享之辨？乃疑而问之。屋庐子晓之，说道：“二子之币交，有成享、不成享之异，但观其所处之势而可知矣。当时季子为君居守，托国政于其身；若自任之邹，必出境而远涉，越国见贤，国谁与守？其不得之邹者，乃势之所不能，非心之所不欲也。若储子则异乎是。其官则齐相也，主治有人，既无居守之责；况平陆乃齐邑也，相去甚近，又无越国之劳，可来而不来，可以见而不见，是其不之平陆，乃心之所不欲，非势之所不能也。夫季子不得之邹，则虽以币交，而礼意已备，此所以谓之成享。储子得之平陆，而不一至，虽以币交，而仪不及物，只见其为弥文而已，此所以谓之不成享也。或人又何疑乎？”观此而知为君相者，既不可无敬贤之礼，尤不可无好贤之诚。敬贤而不能以诚，贤者犹不肯至，况于简贤弃礼者哉！

    淳于髡曰：“先名实者，为人也。后名实者，自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实未加于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贤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汤，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恶汙君，不辞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趋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淳于髡，是齐之辩士，名，是声誉，实，是事功。

    淳于髡因孟子仕齐，无功而去，乃讥之说道：“士君子处世，只有出处两端：若以功名为急务，而汲汲然先之，这是心存于救民，而为人也；若以功名为缓图，而泄泄然后之，这是志在于守己，而自为也。自为、为人，总之全尽此心之理，仁者之事也。今夫子当路于齐，位居三卿之中，是已出而用世，非复自为之时矣。乃上不能致君，下不能泽民，名实未加于上下；忽然致事而去，又不能终其为人之志，人己两无所成，进退皆无所据，仁者固如此乎？”孟子晓之说道：“子疑我去国为未仁，是徒泥去就之迹，而未能深谅我之心也。且以古人言之，宁居下位，而不肯以我之贤事人之不肖者，伯夷也；感币聘而五就汤，因汤进于桀，而五就桀，惓惓以救世为心者，伊尹也；不羞汙君而必事之，不辞小官而必居之，由由然与物无忤者，柳下惠也。三子之行，或清、或任、或和，其道虽若不同，然其志意之所趋向则一而已矣。所谓一者不同，乃仁之所在也。盖清非忘世，任非好名，和非辱身，总归于理之当然，心之无私而已。然则君子处世，可就则就，固非有意于为人，而以名实为先；可去则去，亦非有意于自为，而以名实为后。要求合乎此心之仁焉耳，何必其行之尽同也。子乃执去就之迹以议我之未仁，殆未识仁者之心矣。”

    曰：“鲁缪公之时，公仪子为政，子柳、子思为臣，鲁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贤者之无益于国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贤则亡，削何可得与？”

    公仪子，名休。子柳、子思，都是鲁之贤者。

    淳于髡又讥孟子说道：“贤者处世之迹固难尽同，而其济世之功实难取心。昔者鲁缪公之时，以公仪休为相，而使之总理国政；以子柳、子思为臣，而使之分理庶职。此三人者，皆当世所谓贤人，而缪公用之，宜乎有扶衰拨乱之功，有尊主庇民之效矣。乃当时邻国交侵，疆宇日蹙，鲁之削弱滋甚。以国势衰微之际，众贤支持而不足，如此乎！贤者之无益于人国。其去就未足为重轻也。”淳于髡此言，盖谓孟子即不去位，未必能有益于齐也。孟子答说：“贤人去留，国之存亡攸系，何可谓其无益？昔百里奚初仕于虞，虞公贪受晋赂，不听其言，遂见执于晋，与虢俱亡；及其在秦，穆公加之相位，言听计从，遂霸西戎，显名天下。夫以虞公一不用百里奚，即至于灭亡而不救，虽欲求如鲁之削地，不可得矣。然则鲁之仅至于削而不亡者，犹赖群贤维持之力也，岂可谓贤者无益于人国乎？”

    曰：“昔者王豹处于淇，而河西善讴。緜驹处于高唐，而齐右善歌。华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有诸内必形诸外。为其事而无其功者，髡未尝睹之也。是故无贤者也，有则髡必识之。”

    王豹，是卫人。淇，是水名。緜驹，是齐人。高唐，是齐邑，即今高唐州。华周、杞梁，都是齐臣。

    淳于髡又设问以讥孟子说：“贤者之抱负难知，而事功易见。使其果有益于人国，髡岂有不知者乎？昔者卫人王豹善讴，居于淇水之上，河西之人凡近淇水而居者，皆化之而善讴。齐人緜驹善歌，居于高唐之邑，齐右之人凡近高唐而居者，皆化之而善歌。华周、杞梁之妻，因夫死于战斗，哭之而哀，至于城为之崩，由是一国之中，其俗皆变而善哭。即此三事推之，可见名实相须，有才猷蕴蓄于内者，必有功业昭著于外。苟身为其事，可以自见其才，而却无功效之可指，则是内外不相符，髡未尝见有此人也。看来当今之世，实是无贤者；若果有贤者生于其时，其才猷自足以经世，其功业自足以及民，髡必知其人矣。今既未见其人，安望其有益于国哉？”淳于髡此言，盖讥孟子仕齐无功，未得为贤也。岂知贤者所存，固未易窥测矣乎！

    曰：“孔子为鲁司寇，不用；从而祭，燔肉不至。不税冕而行。不知者以为为肉也，其知者以为为无礼也。乃孔子则欲以微罪行，不欲为苟去。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

    燔肉，是郊祭胙肉。税冕，是脱去冠冕。

    孟子因淳于髡讥己未得为贤，又晓之说道：“子谓事功可以观人，似以贤者为易知，不知贤者固未易测也。盍即孔子之事观之？昔孔子为鲁司寇，摄行相事，三月而鲁国大治。齐人闻而恐惧，因以女乐遗鲁君。鲁之君相，惑于声色，果怠弃政事，疏孔子而不用。是时孔子已有去志，但未即行耳。适遇鲁有郊祭，孔子以大夫陪祀，礼当有燔肉之颁，又不颁及孔子；于是孔子祭毕即行，虽冠冕亦不暇脱。其毅然不肯少留如此。当是时，人之不知孔子者，以为燔肉甚微，偶然遗漏，如何便去？其知孔子者，以为郊必致燔，乃是待大夫之礼，今既这等疏慢，如何不去？此两说者，皆非深知孔子者也。乃孔子之意以为：使我因受女乐而去，则显其君相之失；设若无故而去，则又非出处之宜。故不以受女乐之大过去，而以不赐燔肉之细故行，使君相之罪既泯于无迹，而在己之去亦不为无由。其见几既如此明决，而用意又如此忠厚。然则君子之所为，信有出于常情拟议之外者。或以为为肉，或以为为无礼，皆众人浅陋之见，乌能知君子微意之所存哉？”君子之不易知如此。则孟子之所为，固非髡之所能识也。乃以知贤自任，而谓世无贤者，妄亦甚矣！盖是时游士、说客，皆挟其富强之术，以干世主、就功名。而孟子独以仁义之道与齐王言，欲以攻其好勇、好货、好色之疾，所以言常不合，仕齐不久而辄去也。然终不肯显言齐王之失，正与孔子去鲁同意。淳于髡乃以为未仁，又以为未贤，岂知孟子者哉？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

    五霸，是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三王，是夏禹、商汤、周文武。

    孟子见世道浸衰，王降而霸，霸降而战国，其势将使先王纪纲法度，荡然无有存者。故著其罪以警惕之，说道：“自古治世安民，德莫有过于三王者。三王既往，五霸迭兴，虽不无扶衰拨乱之功，然矫命雄行，惟威力是尚，王法从此坏矣，此得罪于有道之世，而为三王之罪人也。至于今之诸侯，岂但不知有王法之可守，即五霸所申之禁令，亦皆废之不遵，而惟以巧诈相倾，殆又得罪于五霸，而为五霸之罪人也。至于今之大夫，岂但不知有霸略之可图，即诸侯所不敢萌之妄念，彼皆导之以必为，而惟以阿谀取容，殆又得罪于诸侯，而为今之诸侯之罪人也。”盖世变之趋愈下，故人心之伪愈滋，非得王者起而正之，祸乱之作可胜言哉！

    “天子适诸侯，曰巡狩。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

    孟子承上文说：“所谓五霸为三王之罪人，何以见之？盖三王之时，纪纲振举，法度修明。天子以时巡行于诸侯之国，这叫作巡狩。巡狩者，巡其所守之土地也。诸侯以时朝觐于天子之廷，这叫作述职。述职者，述其所修之职事也。时乎春日，正是百姓每耕田的时候，中间有牛、种不足的，必赈贷以补益之，使他不妨于耕；时乎秋日，正是百姓每收获的时候，中间有粮食不给的，必赈贷以周助之，使他不妨于敛。天子省于畿内，诸侯省于国中，察闾阎之疾苦，行周恤之恩惠。三王之世，民皆家给人足，而无匮乏之患者，盖以此耳。”

    “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养老尊贤，俊杰在位，则有庆，庆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芜，遗老失贤，掊克在位，则有让。”

    辟，是开垦。掊克，是聚敛。让，是切责。

    孟子承上文说：“以巡狩之事言之，天子之适诸侯，本欲察邦国之治否，以验职业之修废也。若入其疆内，见得土地开垦，田野修治，老者养之以安，而不致冻馁，贤者尊之以爵，而罔或遗逸，且用俊杰有材之士，使之布列庶位，分猷而宣力。如此，是能克谨侯度，有功于王室者也，能无庆赏之典乎？则增益其土地，以示优异之恩，而有功者上，诸侯莫不欣然以为劝矣。若入其疆内，见得土地荒芜，四境不治，老者遗弃，而冻馁不免，贤者放失，而礼意不及，惟用掊克聚敛之臣，使之损下益上，蠹政而殃民。如此，是怠弃封守，违背乎王章者也，能无威让之令乎？则切责其愆尤，以示斥罚之义，而有罪者下，诸侯莫不凛然以为惩矣。夫以巡狩一行，而庆让并举，所以纲纪世道之具，联属人心之机，皆在于此。此所以为三王之制也。”

    “一不朝则贬其爵，再不朝则削其地，三不朝则六师移之。是故天子讨而不伐，诸侯伐而不讨。五霸者，搂诸侯以伐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孟子承上文说：“以述职之事言之，诸侯朝于天子，本自有常期也。使其如期而至，固必有赉予之典矣。设或一次不朝，是慢上之渐也，则贬其爵位，以次而降其官；再次不朝，是陵替之端也，则削其土地，以次而损其禄；如或三次不朝，则悖乱已极，不但当削其地而已，遂命六军之众往诛其人，而更置贤者以守其国焉。此述职之法，亦与巡狩同一庆让之典者也。由此观之，三王之世，礼乐征伐之权皆出自天子，臣下无敢自专者。故天子但出令以讨罪，而不必亲兴伐国之师；诸侯但承命以伐人，而不敢擅兴讨罪之旅。此体统名分所在，由三王以来，未之改也。今五霸不用天子之命，牵连与国之诸侯，以攻伐诸侯之叛己者，名虽为伐，实同于讨，岂非以臣而僭君、以下而犯上，得罪于王法者乎？我故说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五霸桓公为盛。葵丘之会诸侯，束牲载书而不歃血。初命曰：‘诛不孝，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再命曰：‘尊贤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无忘宾旅。’四命曰：‘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五命曰：‘无曲防，无遏籴，无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今之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

    葵丘，是地名。束牲载书，是束缚牲口，将誓书用椟盛载于上。歃血，是涂血于口，以示不背盟誓的意思。树子，是册立的世子。摄，是兼官。曲防，是曲为堤防；旱则壅泉专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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