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二

泉专利，涝则激水病邻的意思。遏籴，是闭阻籴谷，不使转贩。

    孟子说：“所谓今之诸侯为五霸之罪人，何以见之？盖五霸之中，惟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最为强盛。当时葵丘之会，诸侯咸集。桓公但就坛坫之上，束缚牲体，盛载盟书，以与诸侯约誓，更不消杀取其血以涂于口，而诸侯莫不听从，其信义足以服人如此。当时盟誓之词，共有五件：第一件相戒命说：‘五刑之属虽多，而罪莫大于不孝。有则断以大义，必诛无赦，以正纲常。世子既以树立，受命于朝，不得嬖爱庶子，擅谋更易，以摇国本。妻乃己之敌体，名分已正，不得有所废立，用妾为妻，以乱嫡庶。’此修身正家之事，不可犯禁者一也。第二件相戒命说：‘贤才之生，为国祯干。必尊礼贤者，而隆其体貌；养育才者，而厚其常禄，于以彰显有德之士，使豪杰能自表见，而益坚其效用之心。’此用贤图治之资，不可犯禁者二也。其第三件相戒命说：‘人之老者不可慢，必恭敬之以尊高年；人之幼者不可弃，必慈爱之以恤孤弱。四方之宾客行旅不可忽，必善待之以柔远人。’如此，则近悦远来，而人心悦服，不可犯禁者三也。其第四件相戒命说：‘有功之士，但当世其禄，而不可世其官，使名器至于冒滥；百官之事，但当有分职，而不可有兼职，使庶务至于废弛。欲举用有德之士，必选于众，而务在得人。欲诛罚有罪之大夫，必告于朝，而不可擅杀。’如此，则择人任事，而刑赏清明，不可犯禁者四也。其第五件相戒命说：‘邻国有水旱之灾，当交相体恤，无得曲防水利，使专于己而病于人。邻国遘凶荒之岁，当交相接济，无得闭遏籴贩，使我有余而彼不足。至于国邑之土地人民，皆当听命王朝，无得专擅分封而不告天子。’如此，则既有睦邻之仁，又有尊王之义，不可犯禁者五也。戒命既毕，又复丁宁之说：‘凡我同盟之人，自今日既盟之后，当同归于和好。既欲讲信修睦，以笃邻国之交；尤当协力一心，以尊天子之命。庶会盟为不虚，而和好可常继矣。’夫五霸之禁严切如此，宜乎诸侯世守勿失者。今之诸侯，皆务以合纵、连衡，济其巧诈之习，不复讲信修睦、守其和好之盟，则犯此五禁，恬然不知有葵丘之会矣。其得罪于五霸，不亦多乎？我故说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

    “长君之恶，其罪小。逢君之恶，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恶，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

    孟子承上文说：“所谓今之大夫，为今之诸侯之罪人，何以见之？盖诸侯之设立大夫，谓其能辅之以正也。若君之过既已彰著，不能犯颜敢谏，却乃曲意顺从，以助其失，这叫作长君之恶。此则过本在君，而彼为之赞助，乃柔媚之小人，其罪犹小，或可恕也。若君之过尚未萌动，不能潜消默化，却乃先意迎合，以导其非，这叫作逢君之恶。此则君本无过，而彼为之引诱，乃倾险之奸人，其罪甚大，不可容也。今之大夫，皆阿意顺旨，以逞其逢君之谋，而蠹国殃民，使陷于危亡之祸。设使诸侯能自觉悟，必不能免于刑戮。我故说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夫大夫得罪于诸侯，诸侯得罪于五霸，五霸得罪于三王，皆由于王道之不行耳。若王者在上，操礼乐征伐之权，以施刑赏忠厚之政；虽有五霸，尚无所用其威令，而况于诸侯与大夫乎？世道升降之机，良可慨矣！

    鲁欲使慎子为将军。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殃民者，不容于尧、舜之世。一战胜齐，遂有南阳，然且不可。”

    慎子，是鲁国之臣。南阳，是齐地。

    昔鲁君欲使慎子为将军，伐齐以取南阳。孟子止之说：“兵，凶器；战，危事：古人不得已而用之者也。然必教民有素，乃可以即戎。若平时训练无方，既不知坐作进退之法，亲上死长之义，而一旦用之，使之摧锋陷阵、略地攻城，其势必至于丧败。是乃驱无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也，不谓之殃民而何？殃民之人，乃圣王之所必诛而无赦者，吾知其必不容于尧、舜之世矣。夫兵家胜败，诚不可知，吾特以轻用其民为不可耳。然以理论之，纵使子有克敌致胜之才，但与齐人一战，即能拓土开疆，遂有南阳之地，此于理且犹不可，而况于未必胜乎？此齐之所以不当伐也。”

    慎子勃然不悦，曰：“此则滑厘所不识也。”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诸侯。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庙之典籍。”

    勃然，是变色的模样。滑厘，是慎子的名。

    慎子闻孟子之言，遂勃然有不悦之色，说道：“战胜攻取，乃为将之奇功，人所难得。今一战胜齐，遂取南阳，夫子犹以为不可，则必如何而后可乎？此滑厘之所不识也。”孟子晓之说：“我以战胜为不可者，盖论礼法，不论事功也。吾为子明言之。昔先王建邦设都，各有定制。故天子之都邑，地方必是千里，则赋税所入，可以供朝觐聘问之需，是天子所以礼待诸侯者，取足于此耳。苟不足于千里，则经费有亏，诸侯之燕享赐赉皆无所出，而王朝之礼废矣。此王畿一定之制，未有过千里者也。诸侯之邦域，地方必是百里，则赋税所输，可以供祭祀会同之用，是诸侯所以守宗庙之典籍者，取足于此耳。苟不足于百里，则财用不继，国家之牺牲币帛，皆不能办，而宗庙之典籍不可守矣。此侯国一定之制，未有过百里者也。先王之制如此。而后世乃以攻伐兼并为切，岂不悖哉？”

    “周公之封于鲁，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俭于百里。太公之封于齐也，亦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俭于百里。今鲁方百里者五，子以为有王者作，则鲁在所损乎？在所益乎？”

    俭，是节制的意思。

    孟子承上文说：“诸侯百里之制，创定于先王，而通行于天下。即以齐、鲁二国征之。昔周公以王室懿亲，著笃棐之绩，报功之典宜加厚也。乃其出封于鲁，地方不过百里。当时地非不足而止于百里，若有所限制而不得逾越者，取其能守鲁之典籍而已。太公以师尚父奋鹰扬之烈，报功之典亦宜加厚也。乃其出封于齐，地方不过百里，当时地非不足而止于百里，亦若有所限制而不得逾越者，取其能守齐之典籍而已。在天子，固不得以优厚之恩，加于常制之外；在二公，亦不得以亲贤之重，超于藩封之等，此二国之故典也。夫前人以百里受之天子，则后人当以百里嗣其先君，无所容其增益者。今鲁为方百里者五，四倍于始封之旧，其并吞小国，侵犯王制，已不少矣。子以为有王者作，欲修明法度，以整齐邦国，则鲁之地将在所损乎？抑在所益乎？吾恐以百里之制，明一王之法，其当裁削也必矣。夫已据之土地且不能保，而他邦之封域又欲兼而有之，吾未见其可也。”

    “徒取诸彼以与此，然且仁者不为，况于杀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务引其君以当道，志于仁而已。”

    孟子承上文说：“分封之定制既不可越，则诸侯之取与皆不得私。设使不兴一兵，不戮一民，徒手而取南阳以与鲁国，在仁者犹以为贪利苟得，不肯妄为；何况驱民于锋镝、杀人于原野以求之乎。夫越制而行，谓之不道；残民以逞，谓之不仁。虽曰‘鲁君欲之’，亦吾子所当救正者也。子未闻君子事君之道乎？盖君子之事君也，积诚感动，平时有辅养之功，尽力维持，随事有箴规之益。君不向道，则务引之于当道，使事事合理，而一毫非僻之事不行；君不志仁，则务引之以志于仁，使念念合理，而一毫残忍之念不作。此所以君无失德，臣无阿意，而常保其国家也。子诚能亟止伐齐之师，而勿以殃民为事，勿以战胜为功，则无愧于君子事君之道矣。”按，孟子引君当道一言，可为万世人臣之法。然孟子历说齐、梁之君，而终不能挽之于王道，则可见尽忠补过，固在于臣；而尊贤乐善，则系乎君。人主诚能虚心任人，然后君子得行其志，而治功可成也。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

    孟子见得战国之时，人臣惟务富强之术，以阿时好，而其君皆信任之，至蠹国殃民而不悟。故警之说：“人臣事君，惟当正言匡救，以向道志仁为先；不当曲意逢迎，以富国强兵为事。乃今之事君者，何其谬也！见其君乐于聚财，则以兴利之说进，扬扬然自夸其能说：‘我能为君开辟土地以尽地利，充实府库以聚货财。使用无不足，欲无不遂。’这等有才干的，在今日必以为良臣矣。然非暴征横敛，穷民之力，何由得之？是乃古之所谓民贼也。何也？君方拂民从欲，不能向道，不能志于仁，而但以黩货为务，是一桀而已。乃又为之克剥攘夺以富之，是以贪济暴，谓之富桀可也。夫君日益富，则民日益贫，必至于困苦无聊而已，非民贼而何？”

    “‘我能为君约与国，战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

    与国，是交好的邻国。

    孟子承上文说：“今之事君者，见其君喜于用兵，则以战胜之说进，扬扬然自夸其能说：‘我能为君连合与国，以壮声势；每战必胜，以树勋名，使威伸列国，功盖天下。’这等有谋略的，在今日亦必以为良臣矣。然非兴师动众，糜烂其民，何由得之？是亦古之所谓民贼也。何也？君方好大喜功，不能向道，不能志于仁，而但以黩武为事，是一桀而已。乃又为之奋勇争斗以辅之，是以威助虐，谓之辅桀可也。夫师旅日兴，则死亡日众，必至于离散无余而已，非民贼而何？”

    “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孟子承上文说：“今之人君，皆以民贼为良臣者，岂不以国富兵强，遂可以取天下乎？然得天下有道，在得民心而已。今剥民之财以为富，残民之命以为强，其道则权谋功利，非先王之正道也。其俗则兼并攻夺，非先王之善俗也。若率由今日之道，而不能变今时之俗，上下相安，承敝袭陋；则虽与之以天下，而人心不归，国本不固。有智力者，又将起而夺之，危亡之祸，可立而待也。安能以一朝居乎？”夫富强之臣，其无益于人国也如此。而时君世主，顾乃偏信独任，贪近利而忘远图，亦独何哉？欲保天下者，必力行仁义，以固结人心而后可。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

    白圭，是周人，名丹。貉，是北方夷狄之国。

    白圭见得当时赋敛太重，民力不堪，故问于孟子说：“国家因地制赋，固不能不取诸民。然如今之税法，则甚重矣。吾欲于二十分之中而取其一，使上不妨于经费，下不病于诛求，不识夫子以为何如？”孟子答说：“为国者当有公平正大之体，立法者当为经常久远之规。故什一而税，乃尧、舜以来所以治中国之道也。如子二十取一之制，则是貉之道而已。以貉之道治中国之民，必有窒碍而难行者。子之言何其陋哉！”

    “万室之国，一人陶，则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曰：“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飧，无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

    陶，是烧造瓦器。朝食叫作饔，夕食叫作飧。

    孟子既以白圭之论为难行，又诘问之，说：“治国之必资于赋，就如用器之必资于陶也。且如万室之国，生齿甚繁，而但使一人烧造瓦器以供其用，则将为可乎？”白圭答说：“不可。盖用器既有万家，而制器乃止一人，以有限之力而供无穷之用，何以能足？其势有所不可也。”夫一人之陶不足以供万家，则二十取一之赋不可以治中国，可类推矣。故孟子因其问而晓之说：“吾以子之道为貉道者，何哉？盖貉人之国，地高气寒，五谷不能生长。惟黍米一种，耐寒而生，物产甚薄，既无以为纳贡之需矣。且其居处无常，制度未备，无城郭宫室之营造，无宗庙祭祀、牺牲粢盛之备办，无诸侯交际之币帛、燕享之饔飧，无百官有司之廪禄。习俗如此朴陋，用度如此其省约，故虽二十取一，亦可以充足而有余耳。此在夷狄则然，岂可例论中国哉？”

    “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为国，况无君子乎？”

    孟子承上文说：“华夷之界限不同，而制度之繁简亦异。居貉之地，则可以行貉之道耳。今居国中，处冠裳文物之区，有君臣祭祀交际之礼，以纲纪人伦，不可去也。有百官有司之禄，以任用君子，不可无也。今欲二十而取一，则交接之礼仪尽废，是去人伦矣；建设之官属尽省，是无君子矣。如此，则何以立国？何以治人？如之何其可哉！吾就子之所明者而譬之。且如万室之国，陶以一人，用器者多，而供给者寡，则必不可以为国，子固知之矣。况中国之大，不止于万室；养君子以叙人伦，不止如陶人之制器而已。使国无君子，则纲常何以扶植？政教何以推行？又岂可以为国乎？君子不可无，则经用不可废，二十取一，自不足用矣。子欲舍什一之法，而从事于貉道，几何不胥中国而为夷狄哉？”

    “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孟子又告白圭说：“中国之地，乃尧、舜以来相传之土宇，则赋税之法，亦当从尧、舜以来所定之章程。故什一而税，上可以足国，而下不至于病民，此尧、舜之道，万世无敝，人不得以私意而轻重之者也。从古至今，其取诸民者，惟貉为最轻，惟夏桀为最重耳。今欲更制立法，以尧、舜之道为可损而欲轻之，则因陋就简，而与貉同道，彼为大貉而吾亦小貉矣。以尧、舜之道为可加，而欲重之，则横征暴敛，而与桀同事，彼为大桀而吾亦小桀矣。桀固不可为，貉亦岂可为哉？子当守尧、舜之道，以治中国之民。若曰二十取一而足，吾未见其能行也。”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于禹。”孟子曰：“子过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丹，是白圭的名，周人。

    白圭曾筑堤壅水，注之他国，以除一时之患。乃自夸其功于孟子说：“古今称治水者，必归于禹。然禹之治水，用力甚劳，历时最久。今丹之治水，堤防一筑，泛滥即除，不必四载之勤、八年之久也，岂不胜于禹乎？”孟子斥之说：“有非常之人，然后能建非常之功。神禹之功，万世莫及。而子自负其能，欲加于神禹之上，吾窃以为过矣。昔禹之治水，岂尝用其私智、以穿凿为能乎？亦岂尝急于近功、以堤防为事乎？盖水有自然之性而不容强，有必由之道而不可遏。故禹惟因水之道，顺而治之，或上流有所湮塞，而不得循其故道，则因而为之疏瀹；或下流有所泛溢，而不得归于正道，则因而为之决排：此盖以水治水，而不以己与之者也。万世而下，称其平成，永赖之功，而尤服其行所无事之智者，盖以此耳。今子壅水而注之邻国，尚不知治水之道为何如，而顾自以为功，求胜于禹，不亦过乎？”

    “是故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水逆行，谓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恶也。吾子过矣。”

    壑，是低洼受水之处。

    孟子承上文说：“水性就下，而海则地势之最下者也。禹惟顺水之性，故因势而利导之，虽千支万派，无不使之奔趋于海，是以四海为受水之处，而各得其所归；所以水无逆行，而民无垫溺也。今吾子之治水，堤防于此，而灌注于彼，是以邻国为受水之处，而移祸于他邦；虽暂免一国之患，而人之遭其陷溺者多矣。其视以海为壑者，不亦异乎。盖水性可顺而不可逆。逆而壅之，则泛滥四出，洚洞无涯，这个叫作洚水。所谓洚水者，即尧时之所谓洪水也。洪水为灾，则怀山襄陵，下民昏垫，是乃仁人之所深恶者。今吾子以邻国为壑，使洪水之害及于他邦，其为不仁甚矣。禹之治水以导利，子之治水以贻害，乃又居以为功，求胜于禹，岂不过哉？”按，白圭之在当时，以薄赋，则欲轻于尧、舜之道；以治水，则欲多于神禹之功：此皆以私智邪说惑世诬民者，故孟子辞而辟之。非孟子，则尧、舜之道不明，神禹之功不著矣。故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

    孟子曰：“君子不亮，恶乎执？”

    亮，是明理自信的意思。执，是有持守。

    孟子说：“君子于天下之事，灼然有定见，而自信不疑，这叫作亮。确然有定守，而特立不变，这叫作执。执则临事有担当，才能有成；而惟亮，则先事有主宰，才能有执，此应事接物之准也。若使研穷未到，造诣未深，道理上不曾分明，心体上不曾透彻，则事到面前，未免有影响之疑，二三之惑，方以为可行，又以为可止，非颓靡而不振，则迁就而不常，岂能有所执持，而成天下之事乎？信乎亮之不可无也！然所谓亮者，须要实见得是，方能信理信心。不然，则亦磋径之小信，执一而不通者耳。”孔子曰：“君子贞而不谅。”孟子所谓“亮”，即孔子所谓“贞”也。此又不可不辨。

    鲁欲使乐正子为政。孟子曰：“吾闻之，喜而不寐。”公孙丑曰：“乐正子强乎？”曰：“否。”“有知虑乎？”曰：“否。”“多闻识乎？”曰：“否。”

    乐正子，是孟子弟子，名克。

    时鲁君知其贤，欲用之以执国政。孟子闻之，对门人说：“乐正子见用于鲁，是贤人得志之时，吾道可行之会，吾喜之甚，至于忘寝而不寐焉。”孟子盖深知乐正子之所长，故喜之如此。公孙丑乃问说：“人必有用世之全才，然后可以当大任。夫子喜乐正子之为政，必为其才有足取矣。不知乐正子之为人，果强毅有执，可以担当大事者乎？”孟子答说：“否。强固彼之所短也。”丑又问：“乐正子果知虑有余，可以裁决大议者乎？”孟子答说：“否。知虑亦彼之所短也。”丑又问：“乐正子果多闻博识，可以理繁治剧者乎？”孟子答说：“否。多闻识亦彼之所短也。”盖是三者，皆当时之所尚，而非乐正子之所长，故公孙丑疑而历问之。然乐正子之抱负，有超出乎三者之长，而不囿于习俗之所尚者，公孙丑盖未之知也。

    “然则奚为喜而不寐？”曰：“其为人也好善。”“好善足乎？”曰：“好善优于天下，而况鲁国乎？”

    公孙丑又问孟子说：“今之为政者，皆以强力、知虑、多闻为尚，而乐正子皆无之，则无以居其位而称其职矣。夫子乃为之喜而不寐，何为者哉？”孟子答说：“为政者不以一才一艺为长，而以兼容并包为度。乐正子虽无赫然可见之才，而其为人，则善人也。故闻一善言、见一善行，则心诚好之，不啻己出，汲汲然惟恐求之弗得、取之弗广者，此则乐正子之所长而已。”公孙丑又问说：“鲁，大国也。执政，重任也。好善一节，便足以治鲁国乎？”孟子答说：“善之出于己者有限，而善之资于人者无穷。为政者患不能好善耳，诚能好善，则虚怀雅量，足以容贤；开诚布公，可以广益。由是以天下之才，理天下之事，且绰绰乎治之而有余，况区区一鲁国乎？然则勇、知、多闻不必兼备于己，而得位行道，自可以建立于时。吾之所以喜而不寐者以此。”

    “夫苟好善，则四海之内，皆将轻千里而来告之以善。”

    孟子承上文说：“吾谓好善优于天下者，为何？盖善者，天下之公理；好善者，天下之公心也。苟能不炫己之才，而惟好人之善，则虚而能受，如江海之纳众流；大而有容，如天地之包万物，将见风声所播，意气所招，不但相识的人益思忠告，近处的人皆来亲附，就是四海之内，在千里之外的，亦莫不感同气之相求，幸善言之可售，皆不惮涉远而来，告我以善矣。至是，则强者效其力，智者献其谋，多闻者程其艺。合天下之见闻，资一国之治理，何所处而不当乎？我所谓好善优于天下者此也。”

    “夫苟不好善，则人将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声音颜色，距人于千里之外。士止于千里之外，则谗谄面谀之人至矣。与谗谄面谀之人居，国欲治，可得乎？”

    訑訑，是自足其智，不嗜善言的模样。

    孟子又告公孙丑说：“天下之治，用人则有余，自用则不足。未有不亲善士，不受善言，而能成天下之治者也。夫苟自恃其才，不知好善，平时妄自尊大，视天下之人个个都不如我；且好自称夸，谓天下之事件件无有不知。这风声一传，则天下之士闻之，必将私议说：‘此人訑訑然自足其智，不嗜善言，却又自言“天下之善，我既已悉知之矣”。’这样的声音、颜色，人皆知其无受善之心，非惟缄口而不言，抑且望风而远去，是拒绝善人于千里之外也。夫君子小人，相为消长，使直谅多闻之士，自绝千里之外而不肯来，则谗谄面谀之徒，必然阿意取容，相继而至矣。谗谄面谀之人常在左右，与之游处，则所闻无善言、所见无善行，政事日非，而祸乱将作矣。求国之治，何可得乎？夫惟好善则有休休之度，无之容；有直谅多闻之贤，无谗谄面谀之士；善言日进，善政日修，其于治天下，何难之有？此好善之优于天下，而乐正子之为政所以为可喜也。”按，孟子此言，于治道最为关切。人君处崇高富贵之地，正士易疏，而佞人易亲；谀言多顺，而忠言多逆。使非诚心好善之主，未有能任贤不贰、纳谏如流者也。故好问好察，虞舜之所以圣；饰非拒谏，商纣之所以亡。有天下者，可不鉴哉！

    陈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则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

    陈子，名臻，是孟子弟子。就，是仕于其国。

    陈子问孟子说：“今之君子，急于求仕，苟且以就功名，固不可。然不仕无义，但以隐为高，亦不可。不知古之君子，何如而后肯仕乎？”孟子答说：君子之处世，不必于仕，亦不必于不仕，只看道理何如，遭际何如。如其可就则就之，固未尝绝人而逃世，其所就有三焉。如其可去则去之，亦不肯枉己以徇人，其所去亦有三焉。或所处之地不同，或所遇之人不一，故其去就之迹，有不能一律而齐者。然就非贪位，去非好名，亦各尽其道而已。此古之君子所以随时处中而不失其正也。”

    “迎之致敬以有礼，言将行其言也，则就之；礼貌未衰，言弗行也，则去之。”

    孟子既明君子之去就有三，乃历数以告陈子，说道：“自古国君之于贤者，其上则能用之，其次能敬，其下能养。这三件礼有厚薄，而君子所视以为进退者，恒必由之。如使为国君的，有乐道忘势之心，有任贤图治之志；其始则屈己以迎之，内致其敬，外尽其礼，且欲虚怀以听之，说道：‘吾将采纳其言，见诸行事。’这乃是可与有为之君，吾道大行之机也。君子方欲辅世长民，择君而事，岂得不委身而就之乎？使其言果得行，义无可去，则君子亦将久于其国矣。其或礼貌之恭敬虽若未衰，而言论之敷陈终不见用，则任贤之意不专，求治之心不笃，虽有礼文，不过虚拘而已。君子以道自重，见几而作，岂得不洁身而去之乎？盖道合则留，不合则去。君子之去就，此其一也。”

    “其次，虽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礼，则就之；礼貌衰，则去之。”

    孟子又告陈子说：“君子得君而事，言听计从，固所深愿，然而不可必得也。其次则在人君礼遇之何如。若进见之始，情意未孚，虽未即采纳其言，见诸行事；然接待之间，内致其敬，外隆其礼，未尝有一毫慢易其心，这犹是敬贤礼士之君，足用为善之机也。君子进必以礼，岂得不欣然而就之？如使礼意之勤，始终无替，君子亦不轻去也。及礼貌衰薄，渐不如初，此非为他，好所移，则必为小人所间，是亦不可与有为矣。贤者避色，岂得不毅然而去之乎？是盖以礼意之盛衰，决吾身之进退。君子之去就，又其一也。”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饥饿不能出门户；君闻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从其言也。使饥饿于我土地，吾耻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孟子又告陈子说：“君子以礼貌为去就，已非其为道之本心，然亦不可必得也。又有下一等的，其君既不能用，又不能敬，使贤者身处固穷，朝夕之间，俱不能食，至于饥饿不能出门户，其简贤弃礼如此。既而闻之，乃始悔过，说道：‘贤者在吾国中，大则当推心委任，小则当不时周给。今吾大者不能行其道，使尽展经纶，又不能从其言，使随事补益，则已失待贤之礼矣。乃至困郁无聊，饥饿于我之土地，是又不能尽养贤之道，吾之耻也。’于是致其供馈以周之。夫君之于民，固有周恤之义，而又有此悔过之言，揆之情礼，亦可受也。然岂滥受而无节哉？仅可以免死而止耳。夫周之可受，则有辞之馈，不可以终绝，是亦一就也。然受止于免死，则非义之交，不可以苟留，是亦一去也。君子之去就，又非其一乎！”合而观之，则知行道者，君子之本心；礼贤者，人君之盛节。明主诚能任贤使能，各行其志，使天下仕者皆愿立其朝，则上下交而德业成矣。

    孟子曰：“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

    设版以筑墙，叫作版筑。士，是狱官。

    孟子说：“天生圣贤，所以维持世道，康济民生，不偶然也。然穷达有数，屈伸有时，往往有自困而亨者。如舜以圣人之德，践天子之位，万世称为圣君。然侧陋未扬之日，尝耕于历山，躬执耒耜，其发迹乃在于畎亩之中。使不遇尧，则一耕稼之农夫而已。傅说辅佐高宗，成中兴之业，是商之良弼。然当初隐居傅岩，亲操版筑，就与做工的人一般。是其举用乃在版筑之间，何其贱也！胶鬲左右文王，成开创之功，是周之贤相。然当初身亲贸易，鬻贩鱼盐也，与做商贾的一样。是其举用乃在鱼盐之中，何其陋也！这两人都是王者之佐，使不遇高宗、文王，则终身工贾而已，谁则知之。管夷吾相桓公，一匡天下。然其始尝拘囚缧绁，桓公释之以为相国，是荐举于士师之中者。孙叔敖相楚庄，以霸天下。然其始尝隐处海边，庄王用之以为令尹，是荐举于海滨之野者。百里奚相秦，而显其君于天下。然其初混迹市廛，穆公拔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是乃举于市井之中者。这三人，都是霸者之佐，使不遇三君，则终身罪废而已，谁则知之。”夫自古圣贤，虽君相异位，王伯异术，然皆起于困穷拂郁之中，则天意之曲成，盖有在矣。张子《西铭》有云：“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即此意也。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大任，是重大的责任。空，是穷。乏，是绝。拂，是背戾。曾字，是与增加的“增”字同。

    孟子承上文说：“舜之为君，傅说诸臣之为相，皆天之所笃生，以济世安民者。然皆起于困穷拂郁之中，这是为何？盖为君为相，是世间极大的责任，必才全德备之人，才足以当之；而非备尝艰难，更历变故，则无以成其德而达其才也。故天将以君相之任付托于斯人，则必先置之困穷之地，内则苦其心志，使不得展舒；外则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穷乏其身，使不得安养；见有行事，则违拂谬乱其所为，使不得称意。这等样愁苦无聊，真人情之所不能堪者，天岂无意于斯人哉？盖良心多发于忧勤，而气禀每纵于佚乐。经了这般挫折，则惕然而自奋，是所以竦动其仁义礼智之心，而使之益纯也。受得这般贫苦，则泊然而无求，是所以坚忍其声色臭味之性，而使之益定也。又且磨炼于人情，阅历于世故，则闻见日广，智虑日生，是又增益其才力之所不能，而使之充裕也。这等才全德备的人，出而当天下之大任，岂有不光明俊伟、超出寻常者哉？然则天之所以困之者，正所以厚之也。”尝观自古创业之君，皆以险阻艰难得之；而其后守成之主，多以丰亨豫大失之，则知天命无常，天心莫测，或以无虞而失国，或以多难而兴邦。人主常能仰承天心，慎保天命，则祖宗之业，万世无坠矣。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

    恒字，解作常字。衡，是不顺的意思，作，是奋起。征，是验，喻，是晓。

    孟子承上文说：“自古圣贤，莫非天授；然必由困穷而后能兴起，况常人乎！夫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然必先有过失，乃能惕然省悟，幡然改图，有所惩于前，则有所儆于后，人情大抵然也。盖事未有不慎其始而能善其终者。中人之性，少有怠惰，或不能谨于平日；到那事势穷蹙、仓皇失措的时候，其心困而不舒，其虑衡而不顺，思前算后，都行不去了。然后悔过自新，奋然感发而兴起，精神意气都从那愤激中鼓动出来，而平时怠惰之失，庶几其能改矣。事未有不始于微而成于著者。中人之资，少有昏昧，便不能烛于几微；到那事理暴著、掩护不得的时节，验于人之色，发于人之声，群讥众讪，都堪不得了。然后反听内照，豁然警悟而通晓，聪明智慧都从那障蔽中磨砻出来，而昏昧之失，亦庶几其能改矣。”夫困心衡虑而作，则虽柔必强；征色发声而喻，则虽愚必明。其与圣贤之动心忍性，增益不能者，其机一也。可见人不患其有过，而患其不能改。以成汤之圣，不称其无过，而称改过；以宣王之贤，不美其无阙，而称补阙。欲为圣贤者，毋自弃焉。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法家，是法度世臣。拂士，是辅弼贤士。

    孟子承上文说：“善心每发于忧勤，祸患常生于怠忽。过然后改，岂独人情为然？就是治国之道也是如此。若使为人君者，有世臣大家谨守其法度，有忠臣贤士匡救其阙失，则内有所严惮，而不敢纵肆；有强大之敌国常畏其凌逼，有军旅之外患常恐其疏虞，则外有所警惧，而不敢怠荒：此国之所由兴也。若使入而在内，无法家拂士，则必亲谀佞而废箴规；出而在外，无敌国外患，则必怀宴安而忘警惕，将见心志日荒，政事日坏，而祸乱随之矣。国岂有不亡者乎？”盖治国之道，譬之治身、治家。治身者，以药石攻疾，常恶其苦口，而不知补救之功大。治家者，以铃柝警盗，常厌其聒耳，而不知防御之益多。故人主不乐忠言，是讳疾也，疾将日深；不虞外患，是诲盗也，盗将日至：此必亡之势也。故明君能容切直之言，盛世不忘无虞之戒。有天下者，可以鉴矣。

    “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孟子总结上文说：“好生、恶死，人之常情。然但知安乐之可以得生、忧患之足以致死而已。今观圣贤之成德，中人之改过，乃在于动心忍性、困心衡虑之余；而国家之危亡，顾在于内外无虞之日。然后知人之生全，多出于忧患；而其死亡，多由于安乐：此其明效大验，彰彰甚著者也。盖人处忧患之中，则操心也危，虑患也深，有恐惧修省之诚，而无放僻邪侈之行，故可以成身，可以保国；譬如多病的人，兢兢保护，反得生全：所以说生于忧患。人处安乐之日，则求无不得，欲无不遂，盘乐怠傲之情多，而忧勤惕励之意少，故大则亡国，小则丧身；譬如壮盛的人，恣情纵欲，反致死亡：所以说死于安乐也。”夫人情莫不恶忧患，而所恶有甚于忧患者，莫如死。亦莫不好安乐，而所好有甚于安乐者，莫如生。人能于安乐之中不忘忧患，则有生全之福，无死亡之祸矣。《易经》上说：“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有国家者，宜三复于斯。

    孟子曰：“教亦多术矣。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

    术，是教人的方法。不屑，是不以其人为洁而拒绝之的意思。

    孟子说：“学者受教之地不同，君子教人之法亦异。故或与或不与，或抑或扬，无非因人而施，期于成就，其为教亦多术矣。如何见得教之多术？盖人皆知教之为教，而未知不教之为教。彼进之门墙，列于弟子，有问则答，有惑则解，这固是教诲他。乃亦有习于不善，惑于异端，气质未能变化，心志未能专一，则君子亦有不以为洁而拒绝之者，这叫作不屑之教诲。若使其人果能幡然悔悟，惕然省改，遂能易恶以至中，去邪而从正，这也是我教诲他一般。可见来而不拒，因才而笃者，固教也；拒而不纳，使有激而兴者，亦教也。”观不教之为教，而教之多术可知矣。昔孔子之于孺悲，孟子之于曹交，皆是如此。然施教者，固必有曲成不遗之仁。受教者，尤贵有随事修省之实。若因其不屑，而阻于上进，是则自暴自弃者耳，亦将如之何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