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

淑诸人也。”

    君子，是有位的。小人，是无位的。泽，是流风余韵。父子相承，叫作一世。斩字，解作绝字。淑，是善。

    孟子说：“圣贤之生，其建立在一时，而遗泽在后世。故在上而有位者，其功业闻望传于后人，须至五世而后绝；在下而无位者，其道德声名垂于后人，亦至五世而后绝。盖亲尽服穷，遗泽寝微，此理势之必然者；若在五世之内，则其泽固未亡也。况孔子继群圣之统，可传于万世之远；而我去孔子之时，乃犹在五世之内，故虽不得及门受业为之弟子，然遗泽尚存，微言未绝，渊源所自，犹有可承，故得私闻孔子之道于人，以自善其身耳。向使圣远言湮，则虽愿学孔子，亦不过闻而知之耳，安能如是其亲切哉？”孟子历叙舜、禹之事，至于周、孔，而以是终之。盖尧、舜以来相传之道，孔子集其成，而孟子承其绪，其自任之重见乎词矣。惜乎！孟子之没，不得其传，而道统或几乎息也。继帝王之统者，可不勉哉！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可以与，可以无与，与伤惠。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

    孟子说：“天下之事，固然有一定之理确然可守，然亦有可否涉于两端而不可不择者。今夫义不苟取谓之廉。人于交际之时，初间见利而动，恰似在所当取；及仔细思之，非其义也，非其道也，却在所不当取，则辞之而勿取可也。乃贪得而竟取之，则是有见于利，无见于义，而廉介之操不免于损伤矣，如之何其可耶？至如分人以财谓之惠。惠所当施，君子固不吝其有矣；使或爱人利物之情偶发于一念，似乎当与，而施不必博，济不必众，又似乎不当与，则宁勿与可也。乃市恩而竟与之，此其沾沾利泽之微，不唯不足为惠，而反有伤于惠矣，君子欲全其惠，岂可轻于与耶？又如见危授命谓之勇。勇所当奋，君子固不爱其身矣。或捐躯赴难之志偶激于一时，似乎当死；而仁未必成，义未必取，又似乎不当死，则宁勿死可也。乃轻生而竟死之，此其悻悻血气之私，不惟不足为勇，而反有害于勇矣，君子欲全其勇，岂可轻于死耶？”此可见天下之事，自取与之间，以至死生之际，大小难易，皆有中道，固不当徇欲害理，以流于不及，亦不必立异好名，以涉于太过。然其可否之几，间不容发，则在乎能择而已。孟子此章，正《中庸》“择善固执”之功，学者不可不审也。

    逢蒙学射于羿，尽羿之道，思天下惟羿为愈己，于是杀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仪曰：“宜若无罪焉。”曰：“薄乎云尔，恶得无罪？”

    羿，是有穷国之君。逢蒙，是羿之家臣。愈，是胜。

    从古以来，皆称羿为善射。他有个家臣逢蒙，从之习射，尽得其命中之巧术，亦以善射成名。却思想：己之善射天下无敌，只有羿为胜己；若有羿在，难以独显其能。于是与浇浞同谋，乘羿射猎而归，杀而烹之，以专善射之名。孟子因论此事，说：“逢蒙以弟子而害师，罪固不容诛矣。乃羿以射教人，反致杀身之祸，是亦有罪焉。”公明仪说：“羿为逢蒙所杀，罪在逢蒙，则羿似乎无罪。”孟子辩说：“羿之教射，始初失于择人，其终至于祸己，此其罪但比逢蒙之悖逆为少轻耳，安得谓之无罪耶？”这是孟子为取友而发，归罪于羿，然其微意犹有所在。盖兵乃不祥之器，羿身为国君，若能以道德为威，谁敢不服？乃以弓矢之能，与其家臣相角，以此取祸，固其宜也。岂但择交非人为可罪哉！

    “郑人使子濯孺子侵卫，卫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执弓。吾死矣夫！’问其仆曰：‘追我者谁也？’其仆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仆曰：‘庾公之斯，卫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谓也？’曰：‘庾公之斯学射于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学射于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为不执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执弓。’曰：‘小人学射于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学射于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虽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废。’抽矢扣轮，去其金，发乘矢，而后反。”

    郑、卫，都是春秋时国名。子濯孺子，是郑人。庾公之斯、尹公之他，是卫人，都是当时善射者。金，是箭镞。四矢，叫作乘。

    孟子因论羿之有罪，特引旧事以证之，说：“当春秋之时，郑国曾遣子濯孺子潜师侵卫，卫国因遣庾公之斯去追逐他出境。子濯孺子说：‘今日我偶然疾作，不能执弓而射，追兵若至，吾其死矣夫。’因问其御车之仆说：‘后面追我者为谁？’其仆对说：‘是庾公之斯。’孺子喜说：‘若是此人，吾得生矣。’其仆问说：‘庾公之斯是卫国之善射者也。夫子既遇疾作，乃不畏其射，反说得生，这是何故？’孺子答说：‘我非为他不能射，只以情料之，可保其不肯伤我耳。盖庾公之斯学射于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学射于我。那尹公之他乃是正人，他所取之友，必然也是正人，如何肯乘时射利、背本邀功？我之所恃者此也。’及庾公之斯追逐既近，果然问说：‘夫子今日为何不执弓迎敌？’子濯孺子据实答说：‘今日我偶然疾作，因此不能执弓。’庾公之斯就不忍反射，因叙说：‘向者小入学射于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实学射于夫子，我今日善射，都是夫子传授之法，若乘其疾作，发矢相加，是将夫子之法反害夫子，我不忍为也。但今日之事，奉君命而来，乃是公家之事，亦不敢废。’于是从箭囊中抽矢出来，扣于车轮之上，以去其金镞，使不伤人，然后发四矢而归。则既不废君上之命，又得全师友之情矣。是子濯孺子以取友而免祸如此。向使羿之教射亦如孺子，则所与居处者无非正人，何至于杀身哉？此羿之所以不能无罪也。”夫羿之被祸固其自取，至于庾斯之事，本无足称，孟子何为引之？盖人之处事，奉法之公私，与存心之厚薄，迹若相悖，而机实相通，未有交游之间忍于背义，而事使之际独能尽忠者，此庾斯与逢蒙之辨也。论人者以此察之可也。

    孟子曰：“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虽有恶人，斋戒沐浴，则可以祀上帝。”

    这是孟子勉人去恶从善的意思。

    西子，是古之美人。蒙，是冒。不洁，是污秽之物。恶人，是貌丑的人。

    孟子说：“善恶虽有一定之质，然其变化之机，又在人之自处何如耳。今夫西子之貌，天下之至美者也，若使被以污秽之物，则人皆恶闻其臭，至于掩鼻而过之，纵有倾城之色，亦不见其为美矣。至于丑恶之人，本人情之所憎厌者，使能斋戒沐浴以致其洁，则虽对越神明，而奉上帝之祀，亦无不可。盖有精白之念，自不嫌于其恶矣。”世有材质本美而流于污贱之归，是西子之蒙不洁者也；亦有材质本陋，而反成粹白之名，是恶人之祀上帝者也。然则有善者，固不可不兢业自保，以求全其善；有恶者，亦不可不洗濯自新，以求易其恶矣。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

    性，是人、物所得以生之理。故，是已然的形迹。利，是顺利。

    孟子说：“天下之理原于性，人惟言性未得其真，所以事不顺理，而往往多事以扰天下也。盖性具于心，本无形而难见，若徒以性论性，则言愈多而理愈晦矣。天下之言性者，惟当就其日用之间，随感而应，有那已然可见的形迹，即此已发之端倪，求其未发之精蕴。如言性之仁，必指恻隐之呈露者以为据；言性之义，必指羞恶之发见者以为征，由是因显以知微，即用以见体，而性之本然者始可得而识矣。此言性者当求之于故也。然所谓故，却出于天理之自然，非由于人为之勉然；一有人为，便不顺利而非故矣。是以言性之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势，而以利为本焉。如言恻隐，则必本其乍见不忍之良心，而凡涉于要誉之私者，非仁也；言羞恶，则惟取其弗屑嘑蹴之真机，而凡涉于好名之私者，非义也。此则以天谋为能，不以人谋为能，而性之自然者始可得而识矣。”夫性征于故，故本于利，此可见天下之理，皆出于自然。人惟顺其自然之性以应事，则无所处而不当矣，何必任术以扰天下哉！

    “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

    凿，是穿凿，乃不循正理，别生意见的意思。无事，是就事处事，恰似不曾做事的一般。

    孟子说：“天下之理既出于自然，则明理之人，宜知所顺应矣。乃若所恶于智者为何？盖智乃吾心明觉之良，而非私意揣摩之术也。有等小智的人，自作聪明，务为穿凿、索隐以为知，行怪以为能，似智非智，而反有害于智，此其智所以为可恶耳。如使智者之处事，亦如大禹之行水一般，则心不劳而事不扰，何恶之有？盖水以就下为性，禹但因其自然之性，加夫利导之功，如九河、济、漯，本有赴海之势，则疏瀹而注之海；汝、汉、淮、泗，本有赴江之势，则决排而注之江。虽有疏浚之劳，而未尝以私意穿凿，不过以水治水，行所无事而已。此禹之智所以为大，而古今莫及也。若使用智者，以大禹行水之法，为吾身应事之准，因物付物，不矫激以为高；以事处事，不纷更以滋扰，亦如禹之行所无事，则虚灵中见的道理，自然光明；宁静中做的事业，自然俊伟，这才是有大识见、大力量的人。其智之大，亦将与禹并称于天下矣，尚何恶于智哉？夫智一而已，务为穿凿则小，行所无事则大，则智之贵于顺、不贵于凿也，明矣！人欲称大智之名于天下，安可不务法禹，而徒用智以自私哉？”

    “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千岁之日至，是上古日南至之时。岁月日时，皆会于甲子，乃造历者之历元也。

    孟子说：“智以无事为大，可见智不当凿矣，况以理推之，亦有不必凿者乎？且以治历言之。天之峻极，何如其为高？星辰之布列，何如其为远？若未易窥测矣。然天虽高，其运行却有常度；星辰虽远，其次舍却有定位，这所谓故也。治历者苟于其故而求之，循其已往之迹，用积分之法，直从今日逆推上古，则虽千岁之远，年代不知其几，而岁月日时，皆会于甲子，为日至之度，造历之元者，可端坐而得之，而不苦于步算之难矣。夫天与星辰，至难知也，顺其故而求之，无不可得，况事物之近者乎？智者何必以凿为哉？”详观此章之意，惟以顺理应事为大智，然必先有随事精察之小心，而后有顺事无情之妙用；不然，则徒慕无事之名，而深居高拱，适己自便，兢业之念或少疏焉，未有不至于懈弛者。君天下者宜审图之。

    公行子有子之丧。右师往弔，入门，有进而与右师言者，有就右师之位而与右师言者。孟子不与右师言，右师不悦，曰：“诸君子皆与驩言，孟子独不与驩言，是简驩也。”

    公行子，是齐国的大夫。右师，是官名，齐幸臣王时为此官。进，是引使就己。简，是忽略。

    昔齐大夫公行子有子之丧，那时齐国诸大夫以君命往弔。入门之后，众人都以右师王为齐王宠臣，争先趋附。有进右师使就己之位而与之言者，有自己往就右师之位而与之言者，无非示亲昵以通殷勤，盖谄媚之徒也。孟子时亦往弔，乃王驩之所敬重而望其亲己者，乃独不与右师言，其以道自重如此。王驩遂怫然不悦，说道：“诸君子与驩同事，幸而至矣，无有不与驩言者。独孟子不与驩言，是必以驩为不足与言，而故示简略之意也。君子处人以礼者，固如是乎？”观王驩责望孟子，盖惟知在己之势分为当尊，不知孟子之道义尤当重，其不足与言，益可见矣。

    孟子闻之，曰：“礼：朝廷不历位而相与言，不逾阶而相揖也。我欲行礼，子敖以我为简，不亦异乎？”

    历位，是更涉他人的位次。阶，是班列。子敖，是王驩的字。异字，解作怪字。

    王驩有不悦孟子之言，孟子闻之，乃据礼以明其故，说道：“人之相与，固有交际之情；然以君命从事，则自有朝廷之礼。吾且以礼言之：凡人臣在朝廷之上，有各人站立的位次，位次既定，不得更历而相与言；有众人排列的班行，班行既分，不得逾越而相揖。盖法度森严之地，以威仪整肃为先，有一毫不可不谨者。今以君命而弔公行氏，则君命之所在，即朝廷之所在也。若未就位而进与之言，则右师历我之位矣；已就位而就与之言，则我历右师之位矣，岂不为失礼乎？我所以不与右师子敖言者，正恐有历位逾阶之失，故不但以礼自处，而欲以礼处人也。我欲行礼，而子敖乃谓我为简略，以敬为慢，舍公礼而言私情，不亦可怪之甚乎！”夫王嬖臣，众人之所媚，而孟子之所深鄙者。然一弔于滕，则以有司之事为不必言；再弔于公行，则以朝廷之礼为不当言，始终不与之言，而未尝显示之绝，其不恶而严如此。

    孟子曰：“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

    孟子说：“均是人也，而君子独超然异于众人。其所以异于人者，果何修而能然哉？惟此一念存主之间，众人多放失而不求，君子独操存而匪懈，精神常有所管摄，德性常有所涵养，这存心便是其异于众人者耳。其心之所存者何？曰仁、曰礼而已。盖仁是吾心之恻隐，残刻者多失之；君子以大公之理克有我之私，念念时时都在仁上，造次颠沛，无顷刻或违，这是以仁存心，而视他人之残刻者迥乎其不侔矣。礼是吾心之庄敬，怠肆者多失之；君子以严翼之衷胜暴慢之气，念念时时都在礼上，视听言动，无顷刻或愆，这是以礼存心，而视他人之怠肆者迥然其悬绝矣。”夫仁礼之心，人所同具，而君子独能存之，是其受性于天虽与人同，而善事其心则与人异，此其所以不可及也。然则学为君子者，惟自存心求之可矣。

    “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恒字，解作常字。

    孟子说：“仁礼之德，既有根心之实，则自有及物之征。盖仁主于爱者也，君子以仁存心，非独有是恻隐之心而已；有是恻隐，便有是慈爱，亲疏远近殆无一人而不在其所爱之中者矣。礼主于敬者也，君子以礼存心，非独有是恭敬之心而已；以礼自处，便以礼处人，众寡小大殆无一人而不在其所敬之中者矣。夫爱敬既尽于己，则德意自感乎人；我有恩以爱人，则凡感我之爱者，皆将亲媚于我，而蔼然有恩以相与。盖必人之爱我，方才验我之能仁耳；若爱人而人不亲，则岂理之常也哉？我有礼以敬人，则凡感我之敬者，皆将逊让乎我，而俨然有礼以相接。盖必人之敬我，方才验我之有礼耳；若礼人而人不答，又岂理之常也哉？”要之，爱敬之在人者虽不可必，而仁礼之在我者则当自考。以此存心，此君子所以异于人而非人所易及也。

    “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

    >横逆，是强暴不顺理的事。

    孟子说：“盛德固足以感人，而事变容出于意外。我爱敬人，人亦爱敬我，此其常也。设或有人于此，不惟不相爱敬也，而反加我以暴横悖逆之事，这是常情之所不堪，忿怒之所易激者。乃君子则必自反说道：‘天下事未有无因而至前者，他这样来陵我，必是我不仁有以致之；这样来侮我，必自我无礼有以取之；不然，仁至必无怨，礼至必不争，此等横逆之事，何为到我之前哉？’”推其心，方自歉其仁礼之未尽，而无暇于责人矣。君子责人则轻以约，责己则重以周，其存心之厚如此！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礼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

    孟子承上文说：“君子于横逆之来，因其不亲而益致其爱，已自反而仁矣；因其不答而益致其敬，已自反而有礼矣，宜足以感化乎小人而使之悔过也。乃其待我以横逆，一无所改于前，而暴戾如故焉；君子于此，岂肯以一自反而遂已哉？又必自反说道：‘我虽仁而所以爱人者，容或少恻怛之真心；我虽有礼而所以敬人者，容或少退让之实意。一有不忠，则横逆之来，不必深咎乎人；而诚意未孚，在我实与有责矣。不然，天下未有至诚而不能动物者也，横逆奚宜至哉？’”夫君子由接人而反己，德既欲其无一之不修，心又欲其无一之不尽，其自治之功，可谓已密而益密矣。

    “自反而忠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则与禽兽奚择哉？于禽兽又何难焉！’”

    妄人，是狂妄的人。择，是辨别。何难，是不足计较的意思。

    孟子说：“君子于横逆之来，不责人之不顺，惟咎己之不忠。凡所以爱人敬人者，不徒事乎虚文，而皆本之实意。则既自反而忠矣，宜足以感化乎小人而使之愧赧也。乃其待我以横逆终无所改于前，而暴戾如故焉。君子于此，亦岂屑介然于怀而与之校哉？但说道：‘天下无不可化之人，而此人仁不能怀、礼不能屈，是其良心已丧，积习难移，亦天地间一妄诞之人而已矣。人而妄诞至此，名虽为人，实则蠢然一物，与禽兽何所分别？既与禽兽无辨，则当置之度外，处以无心可也，岂屑与禽兽校是非、论曲直哉？’”然不校之量，虽足以有容，而自治之诚，实未尝少间。君子之存心若此，此其所以大过人也。

    “是故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乃若所忧则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

    孟子承上文说：“凡事变适当其前，则忧患交攻于内，此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今观君子之处横逆，自反之心有加无已，即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这是有终身之忧。至于意外之患猝然来到面前，我既置之而不校，人自相安于不争，这是无一朝之患也。夫君子之心，泰然常定，似可以无忧者。乃其心之所忧，却有一段放不下处。其心常念说：‘舜生于天地间，此人也；我亦生于天地间，此人也。在舜，则尽性尽伦而立人道之极，其修之一身者，可为法于天下，而天下爱敬之，是亿兆人之一人也；其行之一时者，可传布于后世，而后世爱敬之，是千万世之一人也。若我则道不加修，德不加进，犹不免为乡里之常人而已，如之何其能勿忧乎？忧之如何？亦惟反己自修，去其不如舜者，以就其如舜者。仁不如舜则自反而勉于仁，礼不如舜则自反而勉于礼，务使道德备于己，爱敬尽乎人，而后吾希圣之心始慰耳。不然，一日不如舜，一日之忧也，可但已乎？’”此君子所以有终身之忧也。

    “若夫君子所患，则亡矣。非仁无为也，非礼无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则君子不患矣。”

    孟子说：“君子所以有终身之忧者，但忧仁礼之不如圣人耳。若夫横逆之来，常人不胜其忿怒之私，而至于有构争之患者，则可保其必无矣。何以见得？君子以仁存心，而所为皆在于仁，一毫涉于不仁，不肯为也。以礼存心，而所行皆在于礼，一毫涉于非礼，不肯行也。其自治之详，既有远害之道，而况盛德所感，孰无爱敬之心？即万一事出意外，一旦或有横逆之来，君子内省不疚，自反常直，将卒然加之而不惊，无故临之而不惧矣，何患之有？所以说君子无一朝之患也。”

    这一章书，论君子存心之学，归在反己；反己之功，归在以大舜为法。盖圣贤处常而能尽道者易，处变而能尽道者难。舜父顽、母嚚、弟傲，处人伦之变，而能成厎豫之化，全亲爱之情，惟不见得父母兄弟有不是处，只自尽其道，积诚以感动之，此其所以为可法也。是后，商汤以六事自责，成王以小毖省躬，周宣侧身修行，汉文罪己求言，皆帝王自治之学，有得于大舜之遗意者。君天下者，宜知所取法焉。

    “‘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孔子贤之。‘颜子当乱世，居于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孔子贤之。”孟子曰：“禹、稷、颜回同道。”

    这一章是记孟子断禹、稷、颜回出处之同道。

    先述其事说：“自古圣贤得位行道，莫盛于禹、稷；隐居乐道，莫过于颜子，然其事有不同。禹、稷当尧、舜之世，天下治平，列在九官之位，一则平治水土，一则教民稼穑，周历四海，不惮勤劳，甚至三过家门亦不暇入，其忘身以忧民如此。孔子上嘉唐、虞，每以禹、稷为贤而推尊之。颜子当春秋之世，天下大乱，隐于陋巷之中，以一箪为食，以一瓢为饮，其贫窭之状，使他人当之，必有不堪，而颜子处之泰然，不改其乐，其修身以遁世如此。孔子品第门人，每以颜子为贤而称许之。”夫出为异致，而皆为圣人所与，故孟子因而断之说：“禹、稷、颜子，其出处不同，然禹、稷进而救民，虽功盖天下，其道非有异于颜子；颜子退而修己，虽善止一身，其道非有异于禹、稷。”盖时可以行，则出而为禹、稷；时可以藏，则处而为颜子，其心一而已矣。出处之迹，乌足以泥之哉？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

    孟子承上文说：“禹、稷、颜回同道，而事有不同者，以所处之地异也。当禹之时，洪水滔天，下民昏垫。禹任司空之官，以治水为己责，心里时常思想：只要使天下百姓每皆得安居，其心始慰；若治水无功，尚有漂流陷溺的，就是我溺了他一般，有不能一息自安者矣。当稷之时，农工未定，黎民阻饥。稷任田正之官，以教稼为己责，心里时常思想：只要使天下百姓每皆得饱食，其心始安；若劝农无效，犹有枵腹饥馁的，就是我饥馁他一般，有不能一日少宁者矣。禹、稷以民之忧为己忧，其自任之重如此。故禹乘四载，不惮胼胝之劳；稷播百谷，不辞躬稼之苦，汲汲皇皇，只要救天下之饥溺，所以过门不入，如是其急也。若颜子则不任其职，无治乱安危之寄，故得箪食瓢饮，自乐于陋巷之中耳。其所处之地不同，而要之各尽其道也。”

    “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

    孟子承上文说：“禹、稷、颜子地位不同，故出处各尽其道如此。设使禹、稷穷而在下，无济世安民之责，则所处者亦颜子之地也，必能乐颜子之乐，而思不出位矣，岂至于过门不入乎？使颜子达而在上，有辅世长民之任，则所处者亦禹、稷之地也，必能忧禹、稷之忧、而为国忘家矣，何暇于箪瓢自乐乎？所以说易地则皆然。”可见，圣贤之心本无偏倚，随感而应，用之则行，固未尝有心于用，而涉于徇人；舍之则藏，亦未尝有心于藏，而至于忘世。此其道之所以为同也。

    “今有同室之人斗者，救之，虽被发缨冠而救之可也。乡邻有斗者，被发缨冠而往救之，则惑也，虽闭户可也。”

    孟子发明禹、稷、颜子之同道，又比方说：“今有同室之人，一旦互相争斗，这与我休戚相关，虽当洗沐之时，未及束发，便加冠结缨，奔而往救，亦不为过；盖其地甚近，则其情甚急也。若是乡邻之人互相争斗，这与我利害不切，却也要被发缨冠而救之，则不达于理矣，故虽闭户不出，亦不为忍；盖其地少疏，则其情少缓也。然则禹、稷身任其责，视天下就如同室，故急于救民；颜子不在其位，视天下就如乡邻，故安于修己。盖随其所遇，而各当于理，此其道无不同，而孔子所以皆称其贤也。”

    按，战国之时，杨、墨之说盛行。杨氏为我，不肯拔毛而利天下，虽同室之斗，亦将有闭户不出者，这与颜子之道不同；墨氏兼爱，不惜捐顶踵以利天下，虽乡邻之斗，亦将有缨冠往救者，这与禹、稷之道不同。惟禹、稷可以为颜子，而不流于兼爱；惟颜子可以为禹、稷，而不涉于为我。出处进退一随乎时，此孔子时中之道，而孟子之所愿学者。故揭之以示人，亦辟杨、墨之意也。

    公都子曰：“匡章，通国皆称不孝焉。夫子与之游，又从而礼貌之。敢问何也？”孟子曰：“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于是乎？”

    匡章，是齐人。礼貌，是敬重的意思。戮，是辱。狠，是忿戾。

    公都子问于孟子说：“君子择人而与之交，非其善有足称，必其行无可议。若匡章之为人，举齐国之众，皆以不孝称之，是其大节已亏，虽有小善，不足取已。夫子乃与之游，且礼貌之，以致其敬重之意，敢问其所以不见绝于夫子者，何为也哉？”孟子答说：“国人之论虽不可谓不公，而众恶之言亦不可以不察。人果何所据？而谓章子为不孝乎。夫世俗所谓不孝之事总有五件：有等偷惰其四肢，惟知宴安之可怀，把父母的奉养恝然不顾，此则知有身而不知有亲，不孝之一也；有等博弈、好饮酒，惟知朋从之可狎，把父母的奉养恝然不顾，此则知有交游而不知有亲，不孝之二也；有等贪好货财，偏爱妻子，惟知自私自利，把父母之奉养恝然不顾，此则知有室家而不知有亲，不孝之三也；又有一等纵耳目之欲，嗜淫声，悦美色，自放于礼度之外，以贻父母之羞，此则亏体而辱亲，不但失养而已，不孝之四也；又有一等逞血气之私，好小勇，争小忿，自陷于刑辟之中，以贻父母之患，此则忘身以及亲，又不但辱之而已，不孝之五也。此五者，事虽不同，其为不孝则一。使章子有一于此，而称之为不孝，彼将何辞？今即其素行观之，果有一事于其身乎？无其事而被之以不孝之名，此必有其故，而不可不察也。若概信其言而轻绝其人，则君子之心必有所不忍矣。”

    “夫章子，子父责善而不相遇也。责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责善，贼恩之大者。”

    遇，是投合。贼字，解作害字。

    孟子承上文说：“章子身无不孝之事，而枉被不孝之名者，亦非无因而致然也。盖章子之心，不忍陷父于不义，尝以善道责望于父，而进匡救之言；固不料其机不相投，言不相入，其所以见忤于父而被逐者，惟其责善而不相合焉耳。夫道在伦理间，各有攸当，不可概施。如过失相规，德义相劝，此朋友之道也；乃若父子，以恩为主，家庭之间蔼然慈孝，乃为道之当然耳。若以责善之道而行于父子之间，将见相责之过，必至于相夷，而天性由此以伤，真爱由此以夺，岂非贼恩之大者哉？”章子徒知责善于亲，而不顾贼恩之祸，此则其罪之不容辞者。乃其心固不过欲谕亲于道耳，是安得与世俗之所谓不孝者同类而共议之哉？

    “夫章子岂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属哉？为得罪于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终身不养焉。其设心以为不若是，是则罪之大者。是则章子而已矣。”

    不养，是不受其养。

    孟子承上文说：“章子以子而责善于父，固不为无罪。及看他后来不自安之情，则亦有可矜者。彼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属，人情之所甚欲也，章子岂不欲有此？只因责善而得罪于父，不得近父之前，其心有跫然不自宁者。故于妻则逐出之，于子则屏斥之，终其身不受妻子之养焉。盖其设心以为：我既不得尽一日之养于父，则又安敢受一日之养于妻子？如此而痛自责罚，亲心或因之以感动焉，未可知也。苟不如此，是见忤于父，已有罪矣；乃又悍然不顾，而安心享妻子之养，岂非罪之大者乎？夫其设心如此，是其始焉责善于亲，既非有世俗不孝之实，而其罪为可原；继焉引咎于己，则又有人子怨慕之诚，而其情为可悯。是则章子之为人也，我所以与之游而礼貌之者，独有以谅其心耳。”夫匡章不孝之名，人共传之，其得罪之由与自责之心，人不知也。使非孟子怜其志而表章之，章之心几不白于天下矣。众恶必察，圣贤至公至仁之心固如此。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诸？”曰：“无寓人于我室，毁伤其薪木。”寇退，则曰：“修我墙屋，我将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则先去以为民望，寇退则反，殆于不可。”沈犹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犹有负刍之祸，从先生者七十人，未有与焉。”

    武城，是鲁邑。反，是还。左右，指曾子门人说。为民望，是倡率众人的意思。沈犹行，是弟子姓名。

    昔曾子设教于鲁，住居武城地方。适有越人来寇。或人说：“寇至矣，何不避而去之？”曾子从其言，乃与守舍的人说：“无使人寓居于我室，毁伤其室中之薪木。”以示去而复来之意也。及越寇已退，则又先与守舍的人说：“室久不居，墙屋必有毁坏者，尚为我修葺，我将来归矣。”于是寇退之后，曾子遂还归武城，复居其室焉。当时门人在左右的，私相议说：“武城大夫之待先生，内尽其诚，外尽其礼，这等的忠且敬，可谓厚矣。乃寇至则先去，而为众人之倡率；寇退则反，而居处如故，视武城之患难，漠然不加喜戚于其心，何厚施而薄报也？或者不可乎？”弟子中有沈犹行者，乃解之说：“夫子不与武城之难，良有深意，非汝等之所能知也。昔夫子曾舍于沈犹氏，与今日居武城相同。时有负刍的人作乱，与今日越寇相同。当时从者七十人，夫子皆引之而去，未有与其难者。”观昔日之处沈犹氏，则知今日之处武城，乃当去而去耳，岂常情之所能识哉？”盖时当避难，则以保身为哲。曾子之所处，是或一道也。

    子思居于卫。有齐寇。或曰：“寇至，盍去诸？”子思曰：“如伋去，君谁与守？”

    伋，是子思的名。

    昔子思仕于卫国，适齐人来寇。或人说：“齐寇且至，何不避而去之？”子思答说：“食人之食者，当忧人之忧。今齐寇方至，则主忧臣辱，主辱臣死，此其时也。若使伋去国以避难，于保身之计得矣，卫之社稷人民，谁与共守？人臣委质之义何如？而可如此耶？伋但知效死勿去而已。”盖时当捍患，则以殉国为忠。子思之所处，是又一道也。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师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则皆然。”

    微，是微贱。

    孟子就曾子、子思之事而断之，说道：“曾子居武城，惟知远害以全身。子思之居卫，乃欲守死而弗去。其事若迥然不同矣，然揆之于道则无不同，何也？盖曾子之在武城，所居则宾师之位也。师道之尊，等于父兄，彼武城之人，皆子弟耳，岂有父兄而轻殉子弟之难者乎？此曾子所以去之。若子思之于卫，则已委质而为臣矣。以臣事君，分犹微贱，是以奔走御侮为职者，岂有臣子而不急君父之难者乎？此子思所以不去也。盖君子之处世，惟求理之所是与心之所安，时当保身，不嫌于避害；时当殉国，不嫌于轻生。曾子、子思，其道一而已矣。使曾子而居臣职，处子思之地，则必不轻去武城，而避患以自全；使子思而为宾师，处曾子之地，则必不苟殉卫国，而捐躯以赴难，便是交换过来，也都是这等作用，此曾子、子思所以为同道也。”故观圣贤者，不当泥其迹之异，而当求其心之同，微、箕、比干，生死去就不同，而同为仁；夷、惠、伊尹，仕止久速不同，而同为圣。明乎此者，斯可以语精义之学矣。

    储子曰：“王使人瞯夫子，果有以异于人乎？”孟子曰：“何以异于人哉？尧、舜与人同耳。”

    储子，是齐人。瞯，是私窃窥视。

    当战国时，谋臣策士皆卑琐无奇，孟子独毅然以圣人之徒、王者之佐自任，人见其气象岩岩，遂谓其与人不同。故孟子初至齐国，齐王暗地使人窥看孟子，察其动静语默之间，欲以验其为人之实。而齐人有储子者，因问孟子说：“夫子享大名于当世，人皆称夫子有异于人，王近使人窃视夫子，看夫子之道德，果有超然异于众人而非人之所可及者乎？”孟子答说：“我何异于人哉？我之所知，人都能知；我之所行，人都能行，与人原不异也。岂但我无以异于人，就是古之大圣，如尧、如舜，也只同得天地之气以成形，同得天地之理以成性，未尝有异人之知、异人之能也。夫尧、舜且与人同，况吾岂有以异于人乎？则固无待于疑，而亦不必于矣。”要之，以性而言，圣贤本与人同；以习而言，圣贤始与人异，诚知反其异以归于同，则人皆可以为尧、舜矣。世之高视圣贤，而谓其不可企及，岂不过哉？

    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从良人之所之，遍国中无与立谈者。卒之东郭墦间，之祭者，乞其余；不足，又顾而之他：此其为餍足之道也。其妻归，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今若此！”与其妾讪其良人，而相泣于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从外来，骄其妻妾。

    良人，是妇人称夫之词。餍，是饱。显者，是富贵之人。施从，是从旁跟着行走。墦，是坟冢。讪，是怨詈。施施，是喜悦自得的模样。

    孟子见当时贪求富贵之可耻，乃托齐人以形状之，说道：“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夫每日出外，则必餍饱酒肉，然后回家。其妻问所与饮食者何人？其夫谎说某人与饮，某人与饭，尽都是富贵交也。其妻疑而未信，向其妾说：‘良人每出，则必餍饱酒肉而后归，问其所与饮食之人，尽是富贵尊显之辈。乃只见良人往而未尝见显者来，其迹可疑。我将私窥良人之去向，便可知矣。’乃蚤起，乘其夫出门之时，密从旁路随行，不使之知，因窃窥其所往。只见遍国中之人，无有一人与之并立而接谈者。后来走向东郭墟墓之间，见有祭墓的人，遂乞讨其祭余酒馔而饮食之；其欲未足，又转身顾望他处，往而乞之，直至饱食而后已。这是他酒食的来路，所以能致餍足者，用此道也。此但知有口腹，而不复有羞恶之心者。其妻备得其状，不胜愧恨，归家告其妾说：‘良人者，我等所仰望将倚之以终身者也，乃今为乞丐污辱之事，所为如此，我等将何望乎？’因与其妾怨詈其夫，而相哭泣于中庭。其良人尚未知其踪迹之败露也，仍施施然喜悦自得，从外归来，以餍足之态、富贵之容，夸示其妻妾焉。”夫齐人乞墦之为，已为妻妾之所窥，而犹作骄人之气象，是诚足羞已。盖人之常情，每粉饰于昭昭之地，而苟且于冥冥之中；或致饰于稠人广众之时，而难掩于妻妾居室之际。往往不知自耻，而人耻之；不暇自悲，而人悲之。当时世态多类此。此孟子所以有感而发也。

    “由君子观之，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几希矣。”

    孟子承上文说：“齐人乞墦于外，而骄其妻妾于家，其妻妾固羞而泣之矣。顾人但知齐人之乞哀为可悲，而不知求仕者之乞哀尤可悲；但知齐人之骄妻妾为可鄙，而不知求仕者之骄妻妾尤可鄙。盖世俗之见，知有利而不知有义，故不见其可羞也。若由守道之君子观之，今人之求富贵利达者，其未得之，则枉道求合，而乞哀于昏夜，甘言卑词，与乞墦的一般；其既得之，则怙宠恃势，而骄人于白日，扬眉吐气，与施施之状一般。幸而不为妻妾所见则已，倘其妻妾见而知之，有不以其卑污苟贱为可羞而不相泣于中庭者，盖少矣。”夫以丈夫而至为妻妾所羞，岂不可耻之甚哉？此士君子立身，当以齐人为鉴也。故孔子论士，大节只在行己有耻；孟子教人，精义只在充其羞恶之心。盖能充其羞恶之心，斯能养其刚大之气，而不为富贵利达所摇夺，彼无所用其耻者，降志辱身，其将何所不至哉？司世教者，宜以厉士节为本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