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

今有一种自暴的人，自以为是，不受善言，就把好言语教他，也拒之而不信；这等的卤莽昏庸，何可与之有言也？又有一种自弃的人，甘为人下，不肯向上，就知道该做的事，也绝之而不为；这等的怠惰委靡，何可与之有为也？如何叫作自暴？盖人性中有礼义，但有良心的，谁不知其为美而慕好之？彼则以偏诐之私，肆其谬妄之说，不知礼义为何物，反加诋毁，这是颠倒错乱、失其本心，分明把自家坑害了，所以谓之自暴也。自暴者，尚可与之有言乎？如何叫作自弃？盖人性中有仁义，但有志气的，谁不以为可居可由而勉图之？彼则以柔懦之资，狃于因循之习，只说道自己不能，不肯用力，这样逡巡畏缩、画而不进，分明把自己丢弃了，所以谓之自弃也。自弃者，尚可与之有为乎？”然天下无不可为之善，亦无不可化之人。若能知自暴自弃之非，而以自责自修为务，则可以变化气质，而为贤为圣亦不难矣。孔子不拒互乡之难与言，而深责冉求之自画，亦此意也。

    “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旷字，解作空字。

    孟子承上文说：“自暴自弃之人，不能居仁由义者，岂未知仁义之切于人乎？盖凡人处心，一有私欲，便是危机，如何得安稳自在？惟仁乃天理之公，凝然常定，凡五常百行都由此植立，而无有一毫私欲摇撼其中，这是人身上安安稳稳一所的住宅，若能居之，则身心泰然，自无从欲之危矣，所以说人之安宅也。凡人行事，一有私邪，便为曲径，如何得平正通达？惟义乃天理之宜，截然有制，凡千变万化都由此推行，而无有一毫私邪阻塞其间，这是人面前平平正正一条的道路，若能由之，则举动光明，自无冥行之咎矣，所以说人之正路也。这安宅、正路，本吾所固有，不待外求；人当终身居之由之，而不可须臾离者。今乃自暴自弃，不能收其已放之心，奋其必为之志，虽有安宅，旷之而弗居；虽有正路，舍之而不由。这等不仁不义的人，非私欲陷溺，丧其良心，何以颠倒错乱至此？岂不可哀之甚哉？”孟子此言，所以启人愧耻之心，而勉之以自强者，意独至矣。学者其尚深省于斯。

    孟子曰：“道在尔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之难。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

    尔，即是迩，古字通用。

    孟子说：“凡人情之所趋，即世道之所系。同则公，异则私；公则治，私则乱。其几不可不察也。彼率性之谓道，一人由之，众人共由之，本至迩也。乃世间别有一种的学问，谓众所共由之道不足为高，务要求之于荒唐玄渺者，这是道在迩而求诸远。行道之谓事，一人能之，众人共能之，本至易也。乃世间别有一等的修为，谓众所共能之事不足为奇，务要求之于艰深怪异者，这是事在易而求诸难。夫求道于远、求事于难，其初本起于一念之胜心；卒之，胜而不已则争，争而不已则乱，天下未有得平者也。以我观之，人无贵贱贤愚，一般有父母，一般有兄长；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稍长，无不知敬其兄者，只这良知良能所在，有何尔我可分？有何门户可立？若使人人为子的都亲其亲，人人为弟的都长其长，这等风俗便是极和气的风俗，这等世界便是极无事的世界。朝廷之上，不必繁刑峻法；闾里之间，不争我是人非，天下无不平者矣。然则道岂不在迩？事岂不在易？而求道与事者又何必求之远且难哉？”

    孟子此章，盖为当时惑世诬民之士杨、墨、仪、秦、许行、告子诸人而发。要之，三代而降，学术坏于门户之多，政体隳于聪明之乱。有维世觉民之责者，不可不三复此章之旨，识其渐而亟反之矣。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获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获于上有道：不信于友，弗获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事亲弗悦，弗信于友矣。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

    孟子说：“君子以一人之身，事上使下，交友奉亲，件件都有个道理，须在根本切要处讲求。且如居下位而治民，须是君上信任他，才得展布；若不得于君，则情意不通，事多掣肘，何以安其位而行其志？虽欲治民，不可得矣。然得君有道：不在谀佞以取容，须是行成名立，朋友间个个称扬，而后能受知于君上；若朋友不信，则名誉不显，上何由知？欲得乎君，不能矣。然信友有道：不在结交以延誉，须是竭力尽孝，使父母常常喜悦，而后能取信于朋友；若事亲弗悦，则素行不孚，人何由信？欲信于友，不能矣。然悦亲有道：又在于诚身；盖守身乃事亲之本，若反求诸身，一有亏欠，未能尽得真实无妄的道理，则服劳奉养都是虚文末节，何以能得亲之欢？故思事亲者，不可不诚其身也。至于诚身有道：又在于明善；盖择善乃固执之基，若察识之功一有未至，不能真知天命、人心之本然，则为善去恶不能实用其力，何以能复于无妄？故欲诚身者，又不可不明乎善也。”君子能明善以诚身，则事亲即为实孝，交友为实心，事君为实忠，治民为实政。一诚立而万善从之矣。

    “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

    孟子说：“君子欲尽道于君、民、亲、友之间，而必以明善、诚身为本，则可以见诚之为贵矣。然诚虽具于人，而其原出于天。盖天生斯民，皆有恒性，性中所具之德，即是天以元、亨、利、贞付畀与他的。这道理纯粹真实，无一毫虚假，无一些亏欠，乃天道之本然，所以说‘诚者，天之道’也。但在天固无不实之理，在人容有不实之心。必须先明乎善，思以复其诚实之本体，把性中仁、义、礼、智件件都体验扩充，择之欲其精，守之欲其固，必求至于诚而后已，此乃人道之当然，所以说‘思诚者，人之道’也。”夫诚曰天道，既为性分之所固有；思诚曰人道，又其职分之所当为。则明善以诚身，尽人以合天，君子不可不知所务矣。

    “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

    孟子承上文说：“思诚为人道之当然，固宜责成于己；而实理乃人心之同然，自足感通于人。人特患诚有未至耳，若能择善固执，由思诚之功而进，以至于念念皆诚，无一毫虚假，时时皆诚，无一息间断，到那至诚的地位，与天道合一了。将见诚立于此，几应于彼，事亲则亲悦其孝，事君则君谅其忠，交友则友服其信，治民则民怀其仁，有不言而自喻者矣。若谓至诚不能动物，天下岂有是理哉？使诚有未至，则方寸之中，便有虚假、间断，何以使精神贯彻、志意交孚？欲求获上治民、悦亲信友，必不可得已。盖天地间只是一个实理，人与我都是这个实心，心相感触，则不戒而自孚；心有间隔，则有求而莫应，此必然之理也。君子可不以思诚为先务哉？”

    按，此章论诚明之学，实渊源于孔子，乃子思所闻于曾子，而孟子所受于子思者。学者宜究心焉。

    孟子曰：“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

    作字、兴字，都解作起字。盍，是何不。文王为西方诸侯之长，得专征伐，故称西伯。

    >孟子说：“今之诸侯，莫能定天下于一者，只为仁政不行故也。试以文王观之。昔商纣毒痡四海，播弃老成，此贤人隐伏之时也。那时伯夷避纣之乱，隐于北海之滨，盖非君不事矣；及闻文王起为西伯，奋然而兴，说道：‘吾何不归来！吾闻西伯发政施仁，善养老者，归之以就其养可也。’遂自北海而往焉。太公避纣之乱，隐于东海之滨，盖非时不出矣；及闻文王起为西伯，奋然而兴，说道：‘吾何不归来！吾闻西伯发政施仁，善养老者，归之以就其养可也。’遂自东海而往焉。夫仁政一行，而避世之贤遂自穷海相率来归，王道之得人如此。”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归之，是天下之父归之也。天下之父归之，其子焉往？”

    二老，指伯夷、太公说。

    孟子说：“伯夷、太公这二老，不是寻常的人、但以年齿高天下而已。伯夷求仁无怨，得圣人之清；太公待时而兴，为帝王之佐：齿德俱尊，乃天下之大老也。既曰大老，则其德望所在，人心系属，且将观其向背以为重轻，就如天下之父一般。今皆慕文王之政，来自海滨，是天下之父归之矣。天下之父已归，为之子者宁有背其父而他往者乎？盖海内之心方观望于贤者，而贤者之心已趋向于文王，虽欲遏之不归，不可得矣。”自古有国家者，莫难于得贤士，尤莫难于得老成之士。《书》谓“询于黄发”，《诗》谓“尚有典刑”，正谓此也。故三仁播弃而殷祚以灭，二老来归而周道以隆，得失之效可睹矣。养贤以及民者，尚知所务哉！

    “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内，必为政于天下矣。”

    孟子说：“文王所以开创成周之业而为政于天下者，以其得民望而系人心也。今之诸侯惟患不能行文王之政耳，有能取文王之政，如所谓田里树畜之教、鳏寡孤独之养，一一举而行之，则仁心、仁闻达于四海，必有老成贤哲之士相率来归，如伯夷、太公者。那时天下之民心诚悦服，岂能舍之而他往乎？夫人心戴之，则天命归之，不论国之强弱，大约七年之内，必能统一四海，制御诸侯，而为政于天下矣。有图王之志者，亦何惮而不师文王邪？”盖三代之得天下，皆以施德行仁、固结人心为本。而战国之君，徒欲恃其富强、从衡之策兼制天下，故孟子举文王之政以示之如此。万世而后，欲以王道致治者，可不知所法哉！

    孟子曰：“求也为季氏宰，无能改于其德，而赋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求，是冉求，孔子弟子。赋，是征税。鸣鼓而攻，是声其罪而责之。

    孟子见当时列国之君皆以富国强兵为务，而不知其非，故引此以警之，说：“昔孔门弟子冉求，仕于鲁大夫季氏，为家臣之长。季氏专鲁国之政，私家之守过于公室。冉求不能匡救，以改正其恶德，反为之聚敛于民，征收赋税较之往时更多一倍：这是剥下以媚上，所谓聚敛之臣也。孔子闻之，对诸弟子说：‘求也，游于吾门而不能以道事人如此，是有负于平日之教，而非吾之徒矣。尔小子于彼有朋友之义，当声其罪以责之，使之省改可也。’”夫国家财用诚不可阙，然藏富于国，不如藏富于民。若言利之臣，朘民膏血以充公家之赋，始则损下益上，害及于民；其终至财聚民散，而祸亦归于上矣，岂国家之所宜有哉？冉求以从政见称，以足民为志，而所为若此，宜夫子之痛绝之也。

    “由此观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弃于孔子者也。况于为之强战？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

    孟子承上文说：“由孔子责冉求之言观之，可见人臣事君，但当引之以志仁，不宜导之以求利。若其君不行仁政，而为之臣者又厚敛于民以封殖之，乃名教之罪人，孔子所弃绝者也。夫富国犹且不可，而况于为君强战者乎？盖聚敛之臣，夺人之财，犹未伤人之命也。若强战者，只要开疆辟土，战胜攻取，而不顾生民之命。故争地而战，则杀人之多，至于盈野；争城而战，则杀人之多，至于盈城，而不自知其惨也。夫为土地之故，使人肝脑涂地，则是率土地而食人肉矣，其罪之大，虽至于死犹不足以容之，岂特夺民之财者可比乎？”

    “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

    辟，是开垦。任土地，是竭尽地力的意思。古时井田之法，其余荒闲地土皆以予民；后世废坏井田，开垦荒芜，竭尽地力而利于上，这是开草莱、任土地，富国之术也。

    孟子承上文说：“今列国之君所求于士、与士之效用于君者有三：一是善于用兵，战胜攻取；一是纵横游说，连结诸侯；一是垦田积谷，为国兴利。这三样人，如今都说他有功于国，然以王法论之，皆有必诛之罪。盖善战的人，虽应敌制胜，可以快人主之心，然伤残民命，荼毒生灵，即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者；有王者兴，必然加以诛戮，而服至重之刑，此罪当首论者也。纵横游说、连结诸侯的人，虽未身亲攻战之事，然挟智用术，把持世主，兴起争端，使天下兵连祸结，不得休息，其罪亦不可赦；比于善战之刑，即其次也。开辟草莱、竭尽地力的人，虽不过为生财富国之计，然掊克聚敛，兼并小民，不遗余利，使天下民穷财尽，不得生养，其罪亦不可逃；比于善战之刑，是又其次也。今之诸侯不以为罪，而反以为功，又何怪乎祸乱之相寻而不已耶？”然就三者论之，纵横之徒固不必言矣，至于行师理财，虽三代亦所不废，而概以为罪，何也？盖王者之用兵主于定乱，而善战者以多杀为功；王者之制赋主于惠民，而言利者以多取为富，此义利之辨，而治乱之所由分也。用人者可不审哉！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瞭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

    良字，解作善字。眸子，是目中瞳子。瞭，是明。眊，是昏暗的意思。

    >孟子说：“观人之法，不必远求，即一身之中其最善而可观者，莫如眸子。盖人之善恶生于心，心之精神见于目，意念一起，即形于瞻视之间；故惟眸子之在人，不能掩其心之恶也。如其胸中所存，光明正大，无所隐伏，则其神翕聚，而见之眸子者，必然清朗莹彻、瞭然而精明焉；若是胸中所存，偏私邪曲，有所迷惑，则其神涣散，而见之眸子者，必然恍忽蒙昧，眊然而昏暗焉。”心之邪正不同，而目之昏明即异，是眸子不能掩其善，亦不能掩其恶也。即此一端，岂不足以观人耶？

    “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廋哉？”

    廋字，解作匿字。

    孟子承上文说：“世之观人，固有于言语之间察人心术者。然言犹可以伪为，而惟眸子不能掩其恶，则观人者，岂可徒信其言而已乎？故必听其言语，以考其心之声；又观其眸子，以察其心之神。其言既善，而眸子又极其清明，则其为光明正大之人，可知也；其言虽善，而眸子不免于昏眊，则其为回互隐伏之人，未可知也。合二者而观之，则不出乎容貌辞气之间，而君子小人之情状已可以得其概矣。人即欲掩匿其情，以逃吾之洞察，恐能掩于言而不能掩于眸子，亦安得而终匿哉？”

    此一章，当与《论语》“视其所以”一章参看。然孔子之观人，推及心曲之微，方定善恶；而孟子之观人，欲于辞色之间，即考其邪正。何详略之不同如此？盖人之制行，或能饰于一时，而不能掩于平日，故虚心而察品流，乃定人之存心；或能匿于所勉，而不能不露于所忽，故卒然而验，臧否自明。有观人之责者，兼而用之可也。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俭者不夺人。侮夺人之君，惟恐不顺焉，恶得为恭俭？恭俭岂可以声音笑貌为哉？”

    孟子说：“古今言人君之美德，莫如恭俭。然恭俭不可以伪为。盖谓之曰恭，则心存敬谨，必能下贤礼士，不肯慢视臣下而有所玩侮；谓之曰俭，则志在简约，必能制节谨度，不肯轻用民财而有所侵夺。是不侮不夺者，乃恭俭之实也。今之人君，皆知恭俭之为美，但其平日所行，都是侮人夺人之事。那侮人之君，自恃尊贵，其心必骄，只要人非礼奉承，顺着他倨傲的意思；夺人之君，惟务贪得，其心必侈，只要人曲意逢迎，顺着他兼并的意思，惟恐人不顺己，不能快其侮夺之心也。恶有侮人夺人而可谓之恭俭者乎？是可见实心谦让，然后谓之恭；实心樽节，然后谓之俭。若只在声音笑貌之间做出恭俭的模样，而不本于中心，则不过粉饰伪为而已。恭俭美德，岂可以声音笑貌伪为者哉？”盖当时之君，惟务虚名而不修实德，故孟子警之如此。《书经》上说：“位不期骄，禄不期侈，恭俭惟德，无载尔伪。”正是此意。盖侮生于骄；必克其骄心，方能虚己下人而无所侮。夺生于侈；必克其侈心，方能约己裕人而无所夺：此恭俭之所由成也。为人君者不可不知。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曰：“礼也。”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

    淳于髡，是齐之辩士。权，是秤锤，所以秤物之轻重者；故人之处事，秤量道理以合于中，也叫作权。

    昔淳于髡因孟子不见诸侯，故设辞以讽之，说道：“吾闻男女有别，就是以物相取与，不得亲手交接，果是礼之当然欤？”孟子答说：“男不言内，女不言外，故授受不亲，正以别嫌、明征，乃礼之所重也。”淳于髡说：“男女授受不亲，固为礼矣。即如嫂之与叔，礼不通问，亦不可亲相授受者。设或嫂溺于水，生死在仓卒之间，为之叔者亦将引手以救之乎？还是拘授受不亲之礼，而坐视其死也？”孟子答说：“嫂、叔至亲，溺水大变，于此不救，则忍心害理，是豺狼之类耳。有人心者，果如是乎？盖天下之事，有常有变；君子处事，有经有权。男女授受不亲，是礼之常经，固不可越；至如嫂溺援之以手，此乃于势危迫之际，顾得情义，便顾不得嫌疑，故揆度于轻重缓急之间，以求合乎天理人心之正，所谓权也。若但知有礼而不知有权，则所全者小、所失者大矣，岂识时通变者哉？要之，经、权二字，原不相离。礼有常经，如秤之有星，铢两各别；权无定主，如画一之较物，轻重适平。二者交相为用也。”观孟子之言，则可以识权之义矣。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淳于髡闻孟子行权之论，因问说：“信如夫子之言，嫂溺则当从权以援之，而不宜拘于授受之礼矣。况圣贤出处为治乱所关，岂可执一？方今列国分争，生民憔悴，就如溺于水的一般。夫子视天下为一家，亦当从权以救之可也；却乃守不见诸侯之义，而不肯一出其身以援天下，这是为何？岂亦拘于常礼而不能通变乎？”孟子答说：“援嫂之溺与援天下之溺，事势原自不同。盖天下至广，陷溺之患至大，如欲拨乱反正、济世安民，必以先王仁义之道拯之，乃能有济；非如嫂之溺水，但援之以手即可救也。吾能以道自重，然后可以出而有为。今子欲援天下，而使我枉道以求合，则先失其援之之具矣，岂欲我以徒手援天下乎？天下之溺，不可以手援，则亦不容轻身往见以枉其道矣。”此可见圣贤出处一本于道，固不欲洁身以为高，亦不容枉道以求合。经权之际，自当有辨也。后世以反经合道为权，遂至有违道以济其私者，不亦悖于孟子之训耶？

    公孙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曰：“势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继之以怒。继之以怒，则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于正也。’则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则恶矣。”

    夫子，是尊长之通称。夷字，解作伤字。

    公孙丑问说：“凡人爱子，莫不欲教之以有成。乃君子不亲教其子，这是何故？”孟子答说：“父之于子，非是不当亲教，但以事势论之，有所难行故也。盖父之爱子，必教以正道，不纳于邪，使其视听言动皆有准绳，出入起居无或惰慢，方是教子之法。若教之以正，而子或不肯率从，则不免痛加督责，而继之以怒。夫教子者，本为爱其子也；今以怒继之，则反伤其子矣。父既伤其子，子之心又责其父说：‘夫子徒知教我以正道，不知己所行未必合于正道。’既不率教，且有后言，则是子又伤其父也。父子以恩为主，若至于相伤，则天性之爱有亏，慈孝之理胥悖，其为不美之事，莫甚于此。如之何其可行耶？”

    “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

    孟子承上文说：“君子之于子，亲教则势有所不行，不教则情有所不忍；所以古人就中斟酌，务求两全。我有子，必使之师事他人；人有子，亦许之从学于我，恰似相换易的一般，是以教行而德成也。所以然者为何？盖德业相劝，过失相规，这是处朋友的道理。惟父子之间，贵在恩意浃洽，为父的须量其子之才质而善养之，为子的须察其亲之志意而善谕之，切不可强其所难而互相责望也。若使父子之间至于责善，则父有忿怒之色，子有怨怼之心，父子相夷而情意乖离矣。夫父慈子孝，然后家道兴隆；苟或乖离，则家庭之间失了和气，其为不祥孰大于此！此古人易子之教所以为善也。”尝观古人教子之法，自孩提有知至于成立，未尝一时失教。既委曲调护，不至于伤恩；且习惯自然，不夺于外诱，是以不严而化，不劳而成。盖士庶之家欲爱其子，未有不教者，而况于有天下国家之任者乎！贾谊有云：“早谕教，选左右。”此今日之急务也。

    孟子曰：“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守孰为大？守身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闻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未之闻也。”

    孟子说：“凡人之于天下，有所敬承而不敢违，叫作事。事果以何为大？惟善事其亲。凡服劳奉养，无所不尽其心，斯为事之大也。有所保持而不敢失，叫作守。守果以何为大？惟善守其身，凡言动事为，无所不致其谨，斯为守之大也。然事亲、守身，固皆为大，而守身为尤大。盖亲者身之本，身者亲之遗。诚能以道自守，不失其身，则显亲扬名，可传于后，如此而能事其亲，吾之所闻也。如或一失其身，陷于不义，则亏体辱亲，乃不孝之大者。而欲以奉养之末尽事亲之道，吾未闻之也。欲事其亲者，可不自守身始乎？”古人有言：“孝莫大于事亲。故孝子不登高、不临深，一出言、一举足，而不敢忘父母，皆守身以事亲之旨也。”推其极，虽放诸四海、通于神明，亦不外此。事亲者不可不知。

    “孰不为事？事亲，事之本也。孰不为守？守身，守之本也。”

    孟子承上文说：“事亲何以为大？盖人于尊卑长幼之间，有所敬承，何者不谓之事？然非事之本也。惟能事其亲，则伦理明于家，而百行之原以启矣。由是移以事君，则可以作忠；移以事长，则可以昭顺，皆事亲之念为之造端也，非事之本而何？惟其为本，故言事之大者必归之事亲也。人于家、国、天下之大，有所保持，何者不谓之守？然非守之本也。惟能守其身，则道德备于己，而万化之基以立矣。由是以守家国，则齐治之效成；以守天下，则均平之化应，皆守身之道为之托始也。非守之本而何？惟其为本，故言守之大者必归之守身也。如不能事亲，则大本已失矣，岂有本乱而末治者哉！”

    曾子养曾皙，必有酒肉。将彻，必请所与。问：‘有余？’必曰：‘有。’曾皙死，曾元养曾子，必有酒肉。将彻，不请所与。问：‘有余？’曰：‘亡矣。’将以复进也。此所谓养口体者也。若曾子，则可谓养志也。事亲若曾子者，可也。”

    曾皙，名点，是曾子之父。曾元，是曾子之子。

    孟子承上文说道：“古人能守其身以事亲者，无如曾子。其奉养曾皙，竭力用劳，每次进食，必有酒肉；及食毕将撤，又必请问于父：‘将此余者与谁？’或父问：‘此物尚有余否？’必以‘有’为对，盖恐亲意更欲与人，而先体其情，曲为承顺如此。及曾皙既没，曾元奉养曾子，每次进食亦有酒肉，惟至食毕将撤，却不问父‘所与’。或父问：‘有余？’又以‘无’为对，盖恐其物不继，将留以复进于亲也。此但求甘旨之常充，可以供亲所嗜，能养其口体而已。若曾子者，于一撤食之间，亲未有言，即先其意而求之；亲一有问，即顺其情而应之，真可谓能养父母之志、而不忍伤之者矣。夫养口体者，非不竭力备物，然不能顺亲之心，未足称也。惟至于养志，则其精神意念常与亲志流通，使其亲欢欣悦适，无不遂之愿。故事亲者必如曾子之养志，方可以称孝也。”自古称孝子者，莫过于曾子。然求其事亲之方，不在用力用劳，而在于养亲之志。可见为人子者，必能体父母之心，方可称孝，不但饮食取与之间而已也。有家国者，能因此而推之，则所以养亲之志者，必有道矣。

    孟子曰：“人不足与适也，政不足间也。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

    有过失而指摘之，叫作适。有罅隙而非议之，叫作间。格，是救正的意思。

    孟子说：“今之论治者，率以用人行政为急。然忠智之士，或犯颜谏诤，随事箴规，而卒无补于治者，以不知格心之为要故也。夫人君用人，一或不当，岂无过失之可指？然其心不能鉴别人材，而欲人人为之辩论，亦不胜其烦矣。吾以为用人之误，不足与之指摘也。人君行政一有未善，岂无罅隙之可议？然其心不能权衡事物，而欲事事为之补救，亦不胜其扰矣。吾以为行政之失，不足与之非间也。盖本原之地，在于君心。君心一有私邪，未有不信用小人、妨害政事者。惟盛德之大人，其素望足以感孚，其谋猷足以匡济，为能格正其君心之非。当其未发，则有熏陶涵养之功；及其将萌，则有开导转移之术，必归于仁义之正道而后已。盖君心诚出于仁，则推之何莫而非仁？君心诚出于义，则施之何莫而非义？君心既正，则一举一动何往而不出于正？以之用人，而忠邪之鉴别自明；以之行政，而是非之权衡不爽。将见群材效用、万机咸理，国自无不定矣。”一正君而国定，则操术甚简，取效甚大，尚何以适且间为哉？汉儒谓“正心以正朝廷，而百官万民莫敢不一于正”，亦是推广孟子之意。然格心之益，惟大人足以当之。可见出治之本固在于正君，而致君之道尤本于正己。此又为人臣者所当知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

    虞，是料度的意思。

    孟子说：“人之是非固出于众论，然毁誉之言亦有不可凭者。且如有善于己，人从而誉之，此其常也。然亦有存心制行，本无可称，而滥叨美誉者。或事机偶会，时论见推；或交游素多，浮名易起，此乃一时过情之誉，于其人之本心，实有不自料其有此也，这叫作不虞之誉。以此而定人之贤，则浮沉庸众之流，侥幸得志者多矣，岂得谓之公是哉？有不善于己，人从而毁之，此其常也。然亦有立身行道，期为完人，而不免诋毁者。或心无愧怍，而以形迹致疑；或行本孤高，而以违俗取忌，此乃一时不根之谤，于其人之素履，实不足以为病也，这叫作求全之毁。以此而决人之不贤，则砥砺暗修之士，无辜受屈者多矣，岂得谓之公非哉？然则修己者当尽其在我，不可以毁誉而遽为忧喜；用人者当观其所由，不可以毁誉而轻为进退矣。”大抵三代直道，以善恶为是非；末世颓风，以好恶为毁誉，名实混淆，其弊久矣。故必在上者建其有极，无作好作恶之私；则在下者协于至公，有真是真非之实。主世教者加之意可也。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无责耳矣。”

    易，是轻易。

    孟子说：“人之言语，乃一身之枢机，最所当慎者也。然有出言轻易，失口于人；或于人之善恶妄有褒贬，或于事之得失轻为论断，遂至于偾事失人、兴戎召辱者。此是为何？只因其未遭失言之责，而无所惩创故也。如使曾以失言之故见尤于人，而有所悔悟，则必知言语之失所系甚大，当自加儆省，而不敢轻出诸口矣，岂至于易其言耶？”《易经》上说：“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故言出于口，而祸福荣辱系焉，不可轻也。必待责而后悔，则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虽悔无及矣。此又孟子言外之意。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

    孟子说：“人之为学，莫贵于自修，莫病于自足。如多见多闻，足以待问；有道有德，可以为法。天下之人皆尊而慕之，愿以为师，然后不得已而应之可也。若乃自己的造诣未必便是圣贤，却偃然自尊，傲然自足，见得自己有余、别人不足，一心只要做人的师范。如人有不知的来问他讲解，有不能的来求他教导，他心里便十分喜欢。有这等好胜的念头，必不能谦虚以受益；有这等自满的意思，必不能勤励以自强，是终不复有进矣，岂非人之大患乎？”孟子此言，不专为传道授业而设，亦戒人不自满假之意。盖人之于道德，若以虚心观之，惟曰不足，自不敢以贤智先人；若以满心处之，只见得吾之言动，皆可为法于天下，而非人之所能及矣。《书经》上说道：“谓人莫若己者亡。”《大学》说：“骄泰以失之。”皆所以深致其戒也。有君师之责者，宜究心焉。

    乐正子从于子敖之齐。乐正子见孟子。孟子曰：“子亦来见我乎？”曰：“先生何为出此言也？”曰：“子来几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则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馆未定。”曰：“子闻之也：‘舍馆定，然后求见长者’乎？”曰：“克有罪。”

    乐正子，名克，是孟子弟子。子敖，是王的字。昔者，是前日。

    王驩，乃齐王之幸臣，孟子之所深鄙而不与言者。乐正子一日从之至齐，则失身于匪人矣。孟子不直言其所从之失，而先责其来见之迟，故为绝之之词，说道：“尔今日还来见我乎？”乐正子惊问说：“弟子未敢失礼，先生何故出此言以绝之？”孟子说：“尔至齐国，今已几日矣？”乐正子对说：“前日方至。”盖自明其未久也。孟子因问说：“尔前日已至，今日方来见我，则我之出此言也，不亦宜乎？”乐正子因自解说：“克初至齐国，舍馆未定，故来见稍迟，非敢慢也。”孟子责之说：“尔曾闻‘门人弟子来自远方，必待舍馆既定，然后求见师长’乎？盖必以见长者为先，求舍馆为后，方是诚意。今子迟迟来见，恐敬师之道不如是也。”于是乐正子自知其罪，即对说：“克也来见之迟，诚为失礼，已知罪矣。”其勇于受责如此。然孟子发言之意，则犹未之悟也。

    孟子谓乐正子曰：“子之从于子敖来，徒啜也。我不意子学古之道，而以啜也。”

    餔，是食。啜，是饮。

    乐正子从王至齐，既知见师迟缓之罪，孟子乃正言以责之，说：“君子之取友最宜慎重，必是志同道合，方可相从。今子敖是何等样人品？尔乃从之以来，想亦非有他意，只为其饮食供奉富厚有余，尔但图些啜，得遂口腹之欲而已？我不意子学古人之道，以圣贤自期，乃为饮食之微妄从非类，何其不自爱如此？子亦知其罪否耶？”按，乐正子乃孟子高弟，必不致以啜从人，但一时取便相随，不及审慎。孟子恐其失身，故峻词以责之如此。可见士君子立身行己，自有法度，未有纳交权幸而不辱其身者。孟子于王，未尝略假词色，即门人弟子少有濡足，必切戒而预远之，若将浼焉。圣贤出处交游，光明正大，真后世所当法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

    孟子说：“古礼相传，凡人不孝之罪有三：一是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是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一是不娶无子，绝先祖祀。犯了一件，便不是孝子。然就三者较之，不谏其亲者，止于不能成亲；不为禄仕者，止于不能养亲，其罪未为大也。惟至于无后，则先祖相传的支派绝于一人，而父母之宗祀无主矣，其为不孝，孰有大于是乎？所以古之圣人，当事势之难、人伦之变，便有个善处的道理。昔虞舜有鳏在下，帝尧以二女妻之，舜但承尧之命，而不告于父母。以舜之大孝，日以不顺乎亲为己忧，岂不知礼之当告哉？正恐告而不许，则不敢娶，而终于无后也。盖告而后娶，所以禀命于父母，而不敢自专，礼之经也；不告而娶，所以继承其宗祀，而不至无后，礼之权也。故君子以为舜之不告，与告而后娶者，同归于孝而已。向使舜拘禀命之礼，而蹈无后之罪，则是泥于小节，而陷于大不孝矣。君子奚取焉？”夫古今帝王之孝，莫过于舜，乃其所最重者在此。可见子之事亲，以承祧为大，以奉养为小，故必宗祊有托，主鬯得人，而后祖宗之神灵可慰、父母之心志可悦也。以孝治天下者，其尚体而推之。

    孟子曰：“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

    孟子说：“世之言道者，只在枝叶上讲求，而不反之根本切实之地，是以愈难而愈远耳。岂知道莫大于仁义，而其实亦不外于孝悌之间乎？夫仁主于爱，凡济人利物，都是爱之所推；然非其实也，乃其实则在于事亲。盖父子天性有欢然不可解之情，即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这一点爱心何等真切。人能孝以事亲，尽得为子的道理，则慈祥恻怛之心不可胜用。以之济人利物，至于无一夫不被其泽，都从这里面生发出来，岂不是仁之实乎？所以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主于敬，凡事君尊贤，都是敬之所施；然非其实也，乃其实则在于从兄。盖兄弟天伦，有秩然不可逾之序，即孩提稍长无不知敬其兄者，这一点敬心何其真切。人能顺以从兄，尽得为弟的道理，则谦卑逊顺之意随在皆然。以之事君尊贤，至于无一事不得其宜，都从这里面充拓出来，岂不是义之实乎？所以说义之实，从兄是也。”夫事亲从兄，人皆可能，而仁义之道胥从此出。则求道者，当以敦本尚实为务矣。

    “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

    斯二者，指事亲、从兄说。

    孟子承上文说道：“良心真切之地，乃百行从出之原。不但仁义之实在于事亲、从兄二者，推之智、礼、乐莫不皆然。盖智以明通为用，虽万事万物都要周知，然其根本切实的去处，只是事亲、从兄这两件，见得分明，守得坚定，一心一念只依着孝弟的道理，不为私欲所蔽，不以外慕而迁，这便是本然之良知，推之可以穷神知化。未有能察人伦而不能明庶物者，此所以为智之实也。礼以秩叙为体，虽三千三百都要精详，然其根本切实的所在，也只是事亲、从兄这两件，限之以品节，饰之以仪文，一举一动只在爱敬上周旋，使有义以相维，有情以相洽，这便是自然之天秩，出之可以安上治民。未有能惇典而不能庸礼者，此所以为礼之实也。知智之实，则不必以博闻多识为能；知礼之实，则不必以繁文缛节为尚。学者惟敦本务实可矣。”

    “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孟子承上文说：“乐以和乐为主，虽平情宣化功用甚博，然其切近精实之地，也只在事亲、从兄这两件。盖父子兄弟天性至亲，自有喜喜欢欢一般的真乐，吾能孝于亲、弟于兄，家庭之间浑然和气，则天性之真乐在我矣。乐则和顺从容，无所勉强，其真机发动就如草木之萌芽一般，将油然而自生矣。既有生意，则发荣滋长，日渐充溢，其生机畅达，就如草木之茂盛一般，盖勃然而不可已矣。生而不已，则随处发见，莫非性真；动容周旋，莫非盛德，其妙至于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而不自知其所以然者，盖睟然、盎然，四体不言而自喻矣，这是吾心自然之和乐。充之以动天地、感鬼神，莫不由此，此所以为乐之实也。可见孝弟为五常之首、百行之原，吾性中之仁义莫切于此。而知此之谓智，履此之谓礼，和此之谓乐，天下之道无一不统于斯二者。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道尽矣。何必求之远且难哉？”

    孟子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视天下悦而归己犹草芥也，惟舜为然。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

    顺，是谕亲于道而不违的意思。

    孟子说：“古之圣人所以有天下而不与者，盖以性分为重，则以势分为轻也。夫天下至大，人心至不齐，今皆欣然喜悦，将归服于我，戴以为君，这是非常的遭际，绝盛的事业，人所深愿而不可得者。乃处之泰然，略不动意，视天下之悦而归己就如草芥一般，自古以来，惟舜为能如此。夫舜以畎亩之夫而大得人心，终陟元后，其位至尊，其势至重，而乃视之若是其轻者，这是为何？盖舜遭顽嚣之亲，处人伦之变，心心念念，只要得亲之欢，而无所乖忤；谕亲于道，而无所违逆，方才遂得他的愿，他说是人生世间，道理合当如此。若不得乎亲，不曾修得自己的孝行，则人道有亏，如何可以为人？子事父母，职分合当如此。若不顺乎亲，不曾成得父母的令名，则子道有歉，如何可以为子？其中戚戚不宁、举天下无足以解其忧者，故视天下之归己犹草芥也。舜惟以此存心，而必欲求尽其道，此所以终能得亲顺亲，而成天下之大孝也与！”

    “舜尽事亲之道，而瞽瞍厎豫。瞽瞍厎豫，而天下化。瞽瞍厎豫，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此之谓大孝。”

    瞽瞍，是舜父名。厎，是致。豫，是悦乐。

    孟子承上文说：“舜不以人心之大悦为己乐，而但以亲心之未悦为己忧，所以孜孜汲汲，只要全尽事亲的道理。观他竭力耕田、负罪引慝，何等的勤苦！且克谐以孝，夔夔斋栗，何等的真诚！凡职分当为，及用情委曲的去处，无有毫发之不尽者。所以瞽瞍虽顽，至是亦感其诚意而格其非心，毕竟至于欢喜悦乐，则不但得亲之心，而且顺亲于道矣。夫父子天性，精神本自流通，无终不可化者。自瞽瞍厎豫，则凡闻风而兴起者，知天下无不可事之亲，皆勉于孝；知父子有不可解之情，皆兴于慈，而天下化矣。子孝父慈，伦理本自一定，有不可逾越者。惟天下既化，则凡为子的皆止于孝，为父的皆止于慈，而天下之父子定矣。夫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至于化行俗美如此，是诚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而非止为一身一家之孝矣。谓之大孝，不亦宜乎！”按，古之圣王莫不以孝治天下，而独称舜为大孝者，以其身事顽父，而收厎豫之功，其事为独难；躬修孝德，而成天下之化，其治为独盛，此所以万世莫及也。以天下养其亲者，宜以虞舜为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