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

    离娄上

    孟子曰：“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员。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离娄，是古时明目的人。公输子，名班，是鲁国巧人。师旷，是晋国乐师。古时作乐，截竹为十二管，以审五音。黄钟、大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为阳，大吕、夹钟、仲吕、林钟、南吕、应钟为阴，阴阳各六，所以叫作六律。五音，是宫、商、角、徵、羽。

    孟子见后世之为治者，每以私智自用，而不遵先王之法，故发此论，说道：“治天下之道，皆本之于心，而运之以法。法之所在，虽圣人有不能废者。譬如制器，以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使之造作，心思目力何所不精？然必取诸规以为员，取诸矩以为方，而后可以成器。设使不用规矩，则明巧亦无所据，而方员不可成矣。譬如审乐，以师旷之聪，使之察音，巨细清浊何所不辨？然必以六律之长短定五音之高下，而后可以成乐。设使不用六律，则至聪亦无所施，而五音不可审矣。古称至圣，莫如尧、舜。如尧、舜之治天下，以如天好生之仁运之，何治不成！然其精神心术，必寄之纪纲法度，立为养民之政以厚其生，立为教民之政以正其德，而后能使天下咸被其仁也。设使尧、舜之治天下而不以仁政，则虽有教养斯民之心，而纲维未备，规制未周，欲天下之民皆遂生复性而归于平治，亦不能矣。况不及尧、舜者乎？然则为治之不可无法，即器之不可无规矩、乐之不可无六律也。世之求治者，奈何欲废法乎？”

    “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

    孟子承上文说：“尧、舜惟行仁政，所以泽被于当时，法传于后世，至今称善治也。今之为君者，亦有爱民之意念发于由衷，与夫爱民之名声闻于远近者，似亦可以致治矣。然而德泽不究，治效不臻，当时之民不得沾其实惠，传之后世亦不可以为法则，岂其心不若尧、舜哉？由其不能行先王之仁政，以为治天下之法故也。不行仁政，则虽有仁心、仁闻，而无其具以施之，惠亦不及于民矣。欲治之成，岂可得乎？夫先王之道，本无难行。惟后之为君者，累于多欲，不能推己及人；安于积习，不能修废举坠，故有不忍人之心，无不忍人之政，而治平不可几耳。”愿治者其慎思之。

    “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孟子承上文说：“不行先王之道，即仁心、仁闻不足以成治如此。可见心为出治之本，政为致治之法。政根于心，则法有所主而不为徒法；心达于政，则本有所寄而不为徒善。所以古语有云：徒有仁心，而无其政以继之，则慈祥、恺悌之蕴，何从运用？不足以为政也。徒有仁政，而无其心以主之，则纪纲法度之施，只为文具，不能以自行也。故治天下者，必有仁心以为治本，有仁政以为治法，而后尧、舜之治可庶几矣。彼有仁心、仁闻而不行先王之道，岂能泽当时而传后世邪？”

    “《诗》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

    愆，是过差。率由，是遵守的意思。旧章，是先王之成法。

    孟子承上文说：“徒善既不足以为政，则先王之法信不可不遵矣。《诗经•假乐》篇中有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是说治天下者，于政事之间能无错误疏失，皆由遵用先王之旧典故也。可见，先王之法，中正不偏，纤悉具备；后人惟不能守，所以事有愆忘。若能于发号出令、立纲陈纪，皆以先王之法为准，自然有所持循而不至于错误，有所考据而不至于疏失矣。乃犹有愆过遗忘，而民不被其泽者，无是理也。然则尧、舜所行之仁政，宁非后世之所当遵者哉？《书经》上说：‘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愆。’正是此意。”盖先王创业垂统，立为法制科条，传之万世，经了多少区画，才得明备周悉，为后世治安之具。后人不能遵守，或参以私意，废坠典章；或妄有纷更，轻变成法，天下之乱往往由是而作，岂但不能平治而已哉？守成业者所当知也。

    “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员平直，不可胜用也；既竭耳力焉，继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胜用也；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准，所以取平；绳，所以取直：都是制器的式样。

    孟子承上文说：“吾谓先王之法后世当遵者，何也？盖古之圣人继天立极，开物成务，欲制器以利天下之用，既尝竭其目力以辨方圆平直之则矣。然一人之目，有所见，有所不及见。使无法以继之，则目力有时而穷；故制之规矩以为方圆，制之准绳以为平直，使天下后世凡有造作的，皆据之以为式，而成器之利世世赖之，是圣人制器之法不可胜用也。圣人欲作乐以宣天下之和，固尝用其耳力以察清浊、高下之理矣。然一人之耳，有所闻，有所不及闻。使无法以继之，则耳力亦有时而穷；故制之为律，阴阳各六，以正宫、商、角、徵、羽之五音，使天下后世欲审音乐的，皆据之以考验，而声音、节奏世世传之，是圣人作乐之法不可胜用也。圣人不忍生民之无主，而欲为之造命，固已竭尽心思、图维区画，而无所不用其极矣。然使无法以继之，则能施于心思之所及，而不能施于所不及，即尧、舜之仁，亦有时而穷；故必以不忍人之政继之，制田里，教树畜，以厚其生；设学校，明礼义，以正其德。使不忍之心，有所寄以不匮，故政行于一时而垂之后世，天下万世无有不被其仁者矣，治之所由成如此。然则不以仁政，岂能平治天下乎？此先王之法所以当遵也。”

    “故曰：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

    下，是卑下。

    孟子承上文说：“先王立法，万世无弊。后之为治者诚能因而用之，则不假耳目心思之力，而治功可成矣。所以说：欲为高者，必因丘陵，以丘陵之势本高，因而积累之则易成也；欲为下者，必因川泽，以川泽之势本下，因而疏浚之则易深也。可见天下之事，有所因而为之，则简而有功；无所据而施之，则劳而寡效。今先王之道著为成法，就是丘陵、川泽一般，乃不知所以因之；而欲以一人之聪明，图目前之近效，则是舍丘陵以为高，舍川泽以为下，用力愈多，而功愈不能成矣。这便是不达事理的，岂可谓之智乎？”

    这一章书自首节至此，都反覆言为人君者当以仁心、仁闻行先王之道的意思。能行先王之道，则不愆不忘，而仁覆天下；不行先王之道，则虽有仁心、仁闻，亦不足以为政矣。有志于尧、舜之治者，其知所从事哉！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

    播恶，是贻患的意思。

    孟子承上文说：“先王之道所以当因者，只是不忍人之政，足以泽当时而传万世耳。是以为人君者，必有仁心、仁闻，以行先王之政，则泽及生民，法垂后世，而代天理物之责乃为不亏；以是而居高位，固其宜也。苟不仁而在人上，必且纵情肆欲，破坏先王之法而无所顾忌，是播其恶于众，而天下皆受其祸矣。其视仁者为何如哉？”然仁与不仁，其几则微。一念顺理，充之则为仁；一念从欲，极之则为不仁，而治乱安危之效自此分矣。为人上者，可不慎哉！

    “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

    揆，是量度。工，是百官。度，即是法。君子，是在上的人。小人，是在下的人。幸，是幸免的意思。

    孟子承上文说：“不仁而在高位，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盖人君一身，百官万民之统率也。苟上而为君者，施之政事惟任其私意，而不以道理量度；则下而为臣者务为阿顺，亦无所执持，而不以法度自守矣。夫朝廷之上，全凭着道理，才能出令以布信；今上无道揆，则迁就纷更，政令不能画一，而道不信于朝廷矣。百官之众，全依着法度，才能顺命以成信；今下无法守，则偷惰欺罔，职业不以实修，而度不信于百官矣。朝不信道，则在上之君子必至于肆志妄行，犯名义而不恤；工不信度，则在下之小人必至于放辟邪侈，犯刑法而不顾。一不仁在位，而臣民皆化于邪如此，非所谓播恶于众者乎？如此而国有不亡者，亦侥幸苟免而已。”不仁之祸，一至于此，不亦深可畏哉！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

    孟子承上文说：“观于不仁之祸，乃知国之治乱，只在仁与不仁而已。所以古语说道：凡为国者，若城郭不完，兵甲不多，虽是国势不兢，却于根本无伤，还不叫做灾；田野不辟，货财不聚，虽是国储不富，却于元气无损，还不叫做害。惟道揆不立于上，而不知有礼，则教化不行于下，而不知有学。由是贼恶之民起于其间，肆为邪说暴行，败纪乱常，而国之丧亡无日矣。’”其为灾与害，顾不大哉！然则为人君者，当鉴于不仁之祸，而思取法于先王之仁政矣。

    “《诗》曰：‘天之方蹶，无然泄泄。’泄泄，犹沓沓也。事君无义，进退无礼，言则非先王之道者，犹沓沓也。”

    《诗》，是《大雅•板》之篇。蹶，是颠覆。泄泄、沓沓，都是怠缓悦从的模样。

    孟子承上文说：“仁政之行，人君固当任其责矣。然使为人臣者不以此辅其君，治亦何由而成乎？观《诗经•大雅》篇中说道：‘上天方降灾祸，颠覆周室，正上下交儆之时。为人臣者，当夙夜匪懈，以救国家之急；不可泄泄然怠缓悦从、苟且旦夕，而无所救正也。’这《诗》之所谓泄泄者，就如俗语所谓沓沓一般。如何是沓沓的意思？盖人臣事君，有当尽之义也；今以逢迎为悦，而不以匡弼为忠，是无义矣。人臣进退，有当守之礼也；今进不能正君，退不能洁己，是无礼矣。人臣告君，当以尧、舜为法也；今则有所谋画，皆出于世俗功利之私，至于先王之法，则造言诋毁，以为难行，是先王之治终不可复矣。这等的臣，只是因循岁月，顾虑身家，全无体国之诚、急君之念，即时俗之所谓沓沓者也。诗人所言泄泄，何以异此？是岂人臣之道乎！”

    “故曰：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

    责，是责望。闭，是禁遏的意思。贼字，解作害字。

    孟子说：“人臣而至于泄泄沓沓，无救于倾覆，国家何赖焉？不知人臣事君，自有个道理。古语有云：人臣若只趋走承顺，外貌恭谨，特小节耳；惟是尽心辅导，举高远难能之事，责其君以必行，使存心立政，必欲如尧、舜而后已。这等的，虽似强之以所不堪，然其心却是以圣帝明王的事业期望其君，而不敢以庸常待之：这才是尊君之至，所以谓之恭也。人臣只唯诺顺从，外面敬畏，亦虚文耳；惟是尽言规谏，敷陈先王之善道，以禁遏其邪僻之心，即犯颜苦口，或伤于直戆而不辞。这等的，虽似投之以所甚忌，然其心却是以防微杜渐的道理匡救其君，而不敢陷之于有过：这才是为国之诚，所以谓之敬也。若谓‘先王之道，非吾君所能行’，而不肯责难陈善，以尽开导之方，坐视其有过而不恤，这反是害其君了，不谓之贼而何？夫不以恭敬事其君，而至于贼害其君，正泄泄、沓沓之谓也。其何以共成化理，而行先王之道哉？为人臣者，信不可不任其责矣。”

    按，孟子责难陈善之言，不特明事君之法，即人君受言之道，亦在于此。《书经》上说：“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盖言而逆耳，本人所难受，惟是求之于道，方知其出于恭敬，而不可不从言而顺意。本人所乐闻，惟是求之于非道，方知其反为贼害，而不敢轻听；必如此，然后能听纳忠言，以成德业，而先王之治可几也。有志于尧、舜者，可不念哉！

    孟子曰：“规矩，方员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

    孟子论世之君臣当以圣人为法，先比方说道：“古之圣人尚象制器，做下的法式，后世皆遵而用之。如欲为员的，必用规以运之，而后员可成；欲为方的，必用矩以度之，而后方可成。是天下之方员，至于规矩而无以加，所谓方员之至也。若夫人之大伦，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五件都有个道理。但众人有之而不能由，贤人由之而不能尽；惟圣人则生知安行，察知极其精，行之极其当，于凡贵贱亲疏、等级隆杀，都合乎天理人情之极，不可加，亦不可损，所谓人伦之至也。不法规矩，成不得方员；不法圣人，尽不得人道。”三代而后，所以世无善法者，惟以圣人之道不明，而彝伦攸也。然则为君、为臣者，其可以不以圣人为法哉！

    “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

    孟子承上文说：“人伦莫大于君臣，圣人莫过于尧、舜。如欲为君而尽人君的道理，欲为臣而尽人臣的道理，二者将何所取法哉？皆法尧、舜而已矣。盖自古非无明君，而惟尧之为君，则放勋格天，光被四表，致治之盛亘古独隆，是能尽君道之极者，故必法尧然后可以为君也。自古非无贤臣，而惟舜之为臣，则玄德在位，历试诸艰，辅相之业后世莫及，是能尽臣道之极者，故必法舜而后可以为臣也。若为臣的，不以舜之所以事尧者事其君，则虽奔走为恭，不过承事之末节，皆为不敬其君者耳。为君的，不以尧之所以治民者治其民，则虽粉饰治具，终无爱民之实心，皆为贼其民者耳。臣而至于不敬其君，则臣道亏；君而至于贼其民，则君道失：其何以辅理一人、君临百姓哉？此为君臣者所以必法尧、舜而后可也。”

    “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

    孟子承上文说：“世之君臣，所以不法尧、舜而至于慢君贼民者，无他，盖有畏难之心，则谓尧、舜至圣，不可几及；有苟且之心，则谓不法尧、舜，亦可小康。此皆暗于大道，而未闻孔子之言者也。孔子曾说：‘天下之道有二：只有仁与不仁两端。’一念无私而当理，便是仁，便与不仁为异路；一念徇私而悖理，便是不仁，便与仁为异路。未有出于仁、不仁之外，而判为两途者；亦未有介于仁、不仁之间，而别为一道者。”可见，此是则彼非，出此则入彼。能法尧、舜，则尽君臣之道，而为仁；不法尧、舜，则慢君贼民，而为不仁。其几在一念之微，而相去悬绝，不啻天壤，可不审哉！

    “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诗》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此之谓也。”

    幽、厉，都是不好的谥号：动静乱常叫作幽；杀戮无辜叫作厉。

    孟子说：“君道惟在于仁，仁则能以尧之所以治民者治民，而身安国宁，万世称明矣。若不仁之君，暴虐其民，或横征厚敛以穷民之财，或严刑峻罚以残民之命，其为虐政多端；然人心既离，祸患立至，甚则身弑国亡而不能以自存，不甚则身危国削而不能以自振。盖恶有大小，则祸有重轻，未有不害于其身、凶于其国者也。然不但身受其祸而已，至于没身之后，考其行事，定其谥号，或以其昏昧不明而名之曰‘幽’，如周之幽王；或以其残贼无道而名之曰‘厉’，如周之厉王。这等恶谥，定之一时，传之百世，虽有孝子慈孙，欲为祖宗掩覆前愆，亦有不能更改者矣。夫一不仁，而身前之惨祸、身后之恶名至于如此。然则欲尽君道者，可不知所鉴哉！《大雅•荡》之诗有云：‘殷之鉴戒不远，即在夏后之世。’盖欲纣之鉴戒于桀耳。纣当以桀为鉴，则今人亦当以幽、厉为鉴，正此诗之所谓也。”夫鉴幽、厉之不仁，则能法尧、舜之仁，不特荣显当年，而且流芳万世矣。可不谨哉！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

    孟子说：“前代之得失，乃后人之法戒，有天下者不可不知也。试以夏、商、周三代言之。其初创业之君，奄有天下，如禹，如汤，如文、武，皆能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生之而弗伤，厚之而弗困，事事都以恻怛、慈爱行去，是以民心悦服，而天命自归。其所以得天下者，以其仁也。及其后王，如桀、纣、幽、厉，皆以凶残狠戾之心，行苛刻暴虐之事；民穷而弗恤，民怨而弗知，惟纵欲以肆于民上，是以民心携贰，而天命不保。其所以失天下者，以其不仁也。不特天下为然，至于有国之诸侯，若能行仁，则土地人民可以长保，而以兴、以存；若流于不仁，则内忧外患相继并作，而以废、以亡：其得失亦有然者。”盖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事罔不亡。人君若一不仁，则土崩瓦解，虽有先世之基业，亦不足凭；虽有祖宗之德泽，亦不足恃。有天下者，可不鉴哉！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今恶死亡而乐不仁，是犹恶醉而强酒。”

    孟子承上文说：“仁与不仁，而天下之得失与国之兴废存亡恒必由之。则可见天子所以保四海，诸侯所以保社稷，卿大夫所以保宗庙，士、庶人所以保四体者，皆以其仁也。若天子不仁，则亿兆离心，叛乱四起，四海不能保其有矣。诸侯不仁，则身危国削，众叛亲离，社稷不能保其有矣。卿大夫不仁，则坏法乱纪，必有覆宗绝祀之忧，宗庙不能保其有矣。士、庶人不仁，则悖理伤道，必有亏体杀身之祸，四体不能保其有矣。可见无贵无贱，皆因不仁而致死亡，可惧之甚也！今人于死亡，无有不知恶而思逃者；顾于不仁之事，则甘心乐为，不知鉴戒。这样的人，就似恶醉而强饮酒的一般，不知强酒而欲无醉，不可得也；乐不仁而欲无死亡，又岂可得哉？欲保国家者，信不可不反而求之于仁矣！”

    孟子曰：“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

    孟子说：“君子处世，但当反求诸己，而不必责备于人。若责人太过，而自治或疏，未有能服人者也。且如仁者切于爱人，人之被其恩泽者，谁不亲而附之？其或爱人而人不我亲，则是吾仁有未至耳，便当自反其仁，务使立不独立、达必俱达可也。智者明于治人，人之受其约束者，谁不顺而从之？其或治人而人不我治，则是吾智有未及耳，便当自反其智，务使知无弗明、处无弗当可也。有礼者敬人，人之被其敬者，岂有施而不报之理？其或礼人而不我答，则是吾敬有未尽耳，便当自反其敬，退让以接之、积诚以动之可也。若爱人不亲，而谓不可以恩结；治人不治，而谓不可以德化；礼人不答，而谓之不可以诚感。徒以自足自用之心薄待天下，而不以自责自修之学厚待其身，岂君子之道哉？”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配字，解作合字。天命，是天理。

    孟子承上文说：“君子以一身而酬酢万事，不但爱人、治人、礼人而已。若能以自反之心推而广之，凡所行之事，有窒碍难通、不能尽如其愿的，件件都反求诸己，只在身心上讲求、根本处着力，必欲每事尽善而后已。这等的修身克己，严密精详，则一生之中视听言动、好恶取舍，无一不当乎天理、合乎人心，天下皆敬信而归服之矣，岂有不亲、不治、不答者哉？《大雅》之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是说人能常常思念，务合天理，则天心佑助，多福自臻。这福是自己求之，非幸致者，其‘即身正而天下归之’之谓也。如不能正己，而但知责人，徒以权力把持天下，则令之不从，威之不服，欲使天下归心，其可得哉？《大学》论平天下而推本于修身，亦此意也。”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恒言，是常言。

    孟子说：“天下之言，有平易浅近而至理存焉者，不可不察也。如今人寻常言语，都说是‘天下国家’，却不知这句言语有个次序。夫言天下而继之以国者，为何？盖天下至广，德化难以周遍；须是国都之内治教修明，则由近及远，可以致万邦之平治，是天下之本乃在于国也。言国而继之以家者，为何？盖国人至众，情意难以感孚；须是一家之中恩义浃洽，则由内及外，可以兴一国之仁让，是国之本乃在于家也。至于治家之本又在于身，盖一身之举动，乃一家之所视效；必身无不正，而后闺门之内整齐严肃，家自无不齐矣。身虽恒言之所未及，而根本切要之地乃在于此。能先修其身，则齐家、治国、平天下，可以次第而举矣。若其身不正，则岂有本乱而末治者哉？”有天下国家之责者，宜深省于斯。

    孟子曰：“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一国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巨室，是世臣大家。得罪，是自取怨怒的意思。慕，是向慕。溢，是充满。

    孟子说：“今之为君者，不能反身修德，联属人心；而徒以权力相尚，都只说为政甚难。自我言之，为政初无难事，只是要不得罪于巨室而已。盖一国之中，必有世臣大家秉政用事的。其位望隆重，固足以系众庶之观瞻；其势力强盛，亦足以行君上之命令。若人君举动乖错，则巨室心怀怨怒，政教有壅而不行者。诚使言动循理，处置得宜，绝无纤毫过失有以取怨而致怒的，则世臣大家皆心悦诚服，翕然而向慕之矣。夫巨室之所慕，则一国之人皆视以为趋向，其诚心爱戴也与巨室一般；一国之所慕，则天下之人皆视以为依归，其倾心悦服也与国人一般。这等的人心向慕，无众寡、无远近而皆然，则德教大行，如水之沛然而莫能御，可以充溢于四海而无有滞碍矣。夫德教四溢，是称极治，而惟自能服巨室之心始之，则为政又何难之有？”然提纲举要，固在巨室之心服；而端本澄源，又在君德之慎修。此为政者尤当反求诸身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顺天者存，逆天者亡。”

    役，是为人役使。天，是理势之当然。

    孟子说：“天下之大分有二：非出令以使人，则听命以役使于人，此相临之定体也，然有尚德、尚力之不同。若天下有道，人皆修德，其位之贵贱必称其德之大小。故大德的人，则小德者为之役；大贤的人，则小贤者为之役。役人者不恃势而自尊，役于人者不畏势而自服，此在尚德之时然也。若天下无道，人不修德，但以势力相为雄长。力小的，则为大者所役；力弱的，则为强者所役。小固不敢以敌大，弱固不敢以敌强，此在尚力之时然也。世道不同，故其所尚亦异，然合而言之，都是理势之当然。度德以为贵贱，则体统正而分义明，是理当如此；量力以为重轻，则心志定而争夺息，是势不得不如此。人岂能悖理而妄行、违势而独立哉？所以说斯二者皆天也。若能度德量力，一听于理势之当然而不敢违悖，这便是顺天。顺天则可以保其社稷、和其人民，而国以长存矣。不如此，便是逆天。逆天则岂有不亡者乎？”观于存亡之机，而有国者当审所尚矣。

    “齐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涕出而女于吴。今也小国师大国而耻受命焉，是犹弟子而耻受命于先师也。”

    令，是出令以使人。受命，是听命于人。物字，解作人字。以女与人，叫作女。师，是效法。

    孟子说：“有道之世，以德相役者，不可得而见矣。至于小役大、弱役强，而顺天以自存者，近时则惟齐景公能之。昔吴以蛮夷会盟上国，最称强大。此时齐国衰弱，不能与之力争。景公乃与群臣谋说：‘有国家者，非取威定霸以令诸侯，则审己量力以事大国，只有这两件道理。若既不能出令以使人，又不能事人以听命，这便是与人断绝了的一般，此则挑衅致祸、自取灭亡而已。’于是涕出，而以女出嫁于吴。盖情虽有所不忍，而势出于无奈也。齐景公之能顺天保国如此。若今之诸侯，国既弱小，不能修德以自强，其般乐怠敖，皆如效法大国之所为者；乃独以受命为耻，不肯屈己事人，这就似为弟子而耻受命于先师也。身为弟子，岂得不受教于师？国既弱小，岂得不听命于大国？是在勉力自强，求所以免耻者而已矣。”

    “如耻之，莫若师文王。师文王，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为政于天下矣。”

    孟子承上文说：“今之小国，徒耻受大国之命而终不能免者，以其师大国之所为，而不能师文王之德也。如使心诚愧耻，欲免于人役，则莫如反己自强，取法于文王。盖文王起于岐周，为方百里，而当商家全盛之日，其缔造甚是艰难。惟其能发政施仁，使人心悦诚服，故能三分有二，开创成周之王业耳。若能修德行仁，与文王一般，则人心咸服，天命必归。在大国，因势乘便，不出五年；在小国，积功累仁，不出七年，必然混一四海，统理万民，而为政于天下矣。至是，则大国反为吾役，而何有于受命之耻哉？”夫能法文王，而王业可成，国耻可雪。有国家者亦何惮而不为？是可以深长思矣。

    “《诗》云：‘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肤敏，祼将于京。’孔子曰：‘仁不可为众也。夫国君好仁，天下无敌。’”

    《诗》，是《大雅•文王》篇。丽，是数。侯字，解作维字。肤，是大。敏，是达。灌酒以降神，叫作祼。将，是助祭。

    孟子承上文说：“吾谓能师文王则必为政于天下者，是岂无据而言之？在《大雅•文王》之诗说：‘商之孙子众多，其数不止十万。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则凡此商之孙子无不臣服于周。所以然者，天命靡常，归于有德故也。天命既已归周，是以商士之肤大而敏达者，都执祼献之礼，助王祭事于京师。是商虽强大，而易姓之后，皆服役于周如此。’孔子读此《诗》而叹之说：‘商之子孙，其丽不亿，何其众也！文王能行仁政，而周命维新，商正遂革。则是仁人在位，虽有夫众，不能当之，盖难乎其为众矣。若使为国君者，皆能以怀保惠鲜之心行除暴救民之事，念念都在于仁，则惠泽旁敷，风声远播，天下之民皆亲之如父母，戴之为元后，以战则胜，以攻则取，虽有强大之国，岂能与之为敌哉？’”由《大雅》之诗与孔子之言观之，则文王我师，仁者无敌，于是为益信矣。有国者徒耻受命而不法文王，抑独何耶？

    “今也欲无敌于天下而不以仁，是犹执热而不以濯也。《诗》云：‘谁能执热，逝不以濯？’”

    执，是持。《诗》，是《大雅•桑柔》篇。逝，是语辞。

    孟子承上文说：“观文王之事及孔子之言，则知国君之所以能无敌者，以其好仁也。今之诸侯，耻于受命于大国，其心岂不欲长驾远驭、无敌于天下？然乃师大国之般乐怠傲，而不师文王之发政施仁。观其所为，都只是严刑重敛、兴兵结怨的事，未有能诚心爱民、力行仁政者。是徒知耻为人役，而不知所以免耻之方，就似手执热物，而不以水自濯的一般，其终不免于热也明矣。《大雅•桑柔》之篇有云：‘谁能执热，逝不以濯。’是说持热者必以水自濯而后可以解热，犹立国者必以仁自强而后可以服人。若不务行仁，而欲无敌于天下，万无是理也。为人君者可不勉哉！”盖战国诸侯，地丑德齐，莫能相尚。如齐宣王欲莅中国、抚四夷，而但知兴兵构怨；梁惠王欲雪先人之耻，而不免糜烂其民。孟子皆以仁政告之，而卒不能用。故设为此论，以警当时之君者如此。

    孟子曰：“不仁者可与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乐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与言，则何亡国败家之有！”

    菑，是灾害。

    孟子说：“有国家者，孰不讳言危亡而恶闻灾害？然祸福之来，皆由自取；惟通达事理者能言之，亦惟乐受忠言者能听之。若那不仁之人，私欲障蔽，将本心之明都丧失了，虽有忠谋谠论，亦必拒之而不从，岂可与之有言哉？且如修德行仁则可以长久安宁，暴虐不仁则不免于危亡灾害，此必然之理也。彼则茫然无知，悍然不顾，不以危险为可畏，而反据之以为安；不以灾害为可虞，而反趋之以为利；不以灭亡为可深忧，而反恬然处之以为乐。这等的颠倒错乱，终迷不反，岂不至于亡国败家？假使不仁者而可与言，则必能悔悟前非，改过迁善，虽危急存亡之际尚可挽回，又何亡国败家之有？”大抵天下之事，至险藏于至安，可患隐于可乐。如声色货利、驰骋田猎等事，人只见得目前安乐，未必便是不好，殊不知灾祸危亡之几皆伏于此，将来日积月累，驯至于不可为，虽悔何及哉？若平日常存此心，不敢肆意妄为，或少有过失，闻言即悟，则治安之效可期，岂特能免于败亡而已！古称成汤之圣曰“从谏不咈”、曰“改过不吝”，此万世为君者所当法也。

    “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沧浪，是水名。缨，是冠系。

    孟子说：“不仁之人，迷而不悟；及至败亡，非诿命于天，则归罪于人，而不知其皆由于自致也。不观孺子之歌与孔子之言乎？昔有孺子，游于沧浪之上，口中歌说：‘这沧浪之水，清的可以濯我之缨；这沧浪之水，浊的可以濯我之足。’其言虽若浅近，而其中实有至理。孔子闻之，乃呼门人小子而告之说：‘这孺子之歌，虽出于无心，然就中玩味，却有个感应自然之理，小子其审听之可也。’”夫缨之与足，一般是濯，何以有清浊之分？盖缨乃首服，人之所贵也，贵则惟水之清者乃可以致洁，故以之濯缨。足为下体，人之所贱也，贱则虽水之浊者亦可以去垢，故以之濯足。是缨之濯也，由沧浪之清致之；足之濯也，由沧浪之浊致之。有此体质，故有此感召，有非人之所能强者，所以说自取之也。然则有国家者，仁则荣，不仁则辱，祸福皆自己求之，亦岂人之所能与哉？诵沧浪之歌，可以惕然省矣。

    “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

    侮，是慢。毁，是害。《太甲》，是《商书》篇名。孽，是祸。违，是避。

    孟子承上文说：“观孔子听沧浪之歌而发自取之义，则凡天下之事皆可类推，或祸或福，无不自己求之者。如人之一身，若能敬慎端庄，无一毫过失，则人心自生严惮，谁敢有侮之者？惟是平日不能检身，或举动轻佻，或言词放诞，自己先不尊重了，然后人以为可侮，而耻辱加焉。这不是人能侮我，乃吾自取其侮也。又如一家之中，若能整齐和睦，无一些乖争，则家道自然兴隆，谁敢有毁之者？惟是平日不能治家，或骨肉相戕，或闺门不肃，自家先败坏了，然后人见其可毁，而灾害及焉。这不是人能毁我，乃吾自取其毁也。又如一国之内，若使顺治威严，无一些衅隙，则大国亦将畏之，谁敢有侵伐者？惟是用人、行政皆失其道，以致百姓不安，四邻不睦，自己先有可伐之衅了，然后动天下之兵，而身危国削之祸生焉。这不是人敢于伐我，乃吾自取其伐也。可见变不虚生，惟人所召。孔子所谓自取者盖如此。《商书•太甲》之篇说：‘天降之孽，虽似难逃，然人能修德回天，犹有可避者；若孽自己作，灾殃立至，岂有存活之理乎！’此即自侮、自毁、自伐之谓也。”有国家者，如绎思自取之义，而深戒自作之孽，则必能听信忠言，而无亡国败家之祸矣。

    孟子曰：“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孟子说：“自古国家之兴亡，皆系于民心之向背。我观夏桀、商纣尝君临天下矣，如何便失了天下？以其人民离散，身为独夫，无与保守故也。夫桀、纣之民，也皆是祖宗所遗，如何便失了人民？以其暴虐不仁，众心怨怒，不肯归向故也。由此而观，可见得天下有个道理：只要百姓每归附，则有人有土，而天下皆其统驭矣。得民有个道理：只要他心里喜欢，则近悦远来，而万民皆其臣妾矣。至于欲得民之心，又有个道理：不是智术可以愚之、威力可以劫之者，只看他所欲、所恶何如。如饱暖安逸等项，乃民心之所甚欲而不能自遂者，须是在上的人替他多方抚恤，把好事件件都聚集与他，使得遂其生养安全之乐；如饥寒劳苦等项，民心之所甚恶而不能自去者，须是在上的人替他尽力区处，把不好的事一些不害着他，使得免于怨恨愁叹之声。如此，则君以民之心为心，而民亦以君之心为心，岂有不得其民者？既得其民，则保民而王，天下孰能御之？桀、纣惟不知此道，所以失民而失天下也。”有天下者，可不鉴哉！

    “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

    圹，是野外空阔的去处。

    孟子说：“民罔常怀，怀于有仁。惟上无仁君，而民始有离心耳。今所欲与聚，所恶勿施，则是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所谓仁也。由是，天下之民，凡求遂其所欲、求免其所恶者，都翕然归向。不但被其泽者，莫不欢忻鼓舞，依之如父母；就是闻其风者，亦莫不奔走趋附，戴之为我君。譬如那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一般。盖水之性本自顺下，若导之下流，则沛然而往，莫之能御；兽之性本自放逸，若纵之旷野，则群然而趋，莫之能遏，其势然也。今民之所欲固在于仁，焉有仁人在上而民心不归者乎？昔成汤救民于水火，则四方之民咸望其来；武王拯民于凶残，则八百诸侯不期而会。汤、武惟仁，故能得民而得天下也。所以说三代之得天下以仁。”为人君者，当知所取法矣。

    “故为渊驱鱼者獭也，为丛驱爵者鹯也，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

    渊，是深水。驱，是逼逐的意思。獭，是食鱼的兽。丛，是茂林。爵字，即是鸟雀的雀字。鹯，是食雀的鸟。

    孟子承上文说：“民之所欲在仁，其所畏在不仁，未有不趋其所欲而避其所畏者。譬如鱼在水中，只怕为獭所食，都往那深水去处躲藏，以避獭之害；是鱼之必趋于渊者，獭为之驱也。雀在林中，只怕为鹯所食，都拣那茂林去处栖止，以避鹯之害；是雀之必趋于丛者，鹯为之驱也。至于汤、武之仁，本是人心之所归向，而桀、纣之为君，又暴虐无道，百姓不得安生，把夏、商之民都逼逐将去，使之归于汤、武，就似鱼之归渊、雀之归丛一般；是汤、武之所以得民者，桀、纣为之驱也。”《书经》上说：“抚我则后，虐我则仇。”故汤、武行仁，则民皆戴之为君，若或招之而使来；桀、纣不仁，则民疾之如仇，若或驱之而使去。仁、不仁之间，而民心向背、国家兴亡，皆系于此，可不慎哉！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则诸侯皆为之驱矣。虽欲无王，不可得已。”

    孟子承上文说：“汤、武好仁，而桀、纣为之驱民，则民心之归仁，益可见矣。方今天下，特无好仁之君耳。设使诸侯之中，有能省刑薄敛、不嗜杀人，念念都只要爱养百姓，所欲则与之聚，所恶则勿之施也，如汤、武之好仁，则天下诸侯暴虐如桀、纣者，皆为驱民以就之矣。民既来归，则亿兆皆我臣妾，土地皆我版图，而可混一天下。虽欲无王，亦有不可得而辞者矣。”夫君能好仁，而即可以王天下。有国家者，亦何惮而不为哉！

    “今之欲王者，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为不畜，终身不得。苟不志于仁，终身忧辱，以陷于死亡。《诗》云：‘其何能淑？载胥及溺。’此之谓也。”

    艾，是草名，用以灸病的。《诗》，是《大雅•桑柔》篇。淑，是善。载字，解作则字。胥，是相。

    孟子承上文说：“好仁之君，必能王天下，则欲王者，惟在强仁而已。但今之诸侯，都只以富国强兵、虐害生民为事，积患已深，一旦要起敝扶衰、统一天下，如何可得？须是及早悔悟，汲汲然举行仁政以爱养生民，然后人心可收，王业可致。譬如以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的一般。盖病至七年，则已沉痼难愈；而艾必三年，然后干久可用。则治病的人须是从今日畜起，犹或可及；苟不以时畜之，日复一日，便至终身亦不得干久之艾，而病日益深，死日益迫矣。若今之诸侯，不能及时努力，锐然有志于行仁，则与受病已深、而不能畜艾者何异？将见国事日非，人心日去，因循至于终身，惟在忧辱相寻、以陷于死亡而已。岂复有能自振拔之理乎？《诗•大雅•桑柔》之篇说：‘其何能淑，载胥及溺。’是说人不能为善，则相引以及于沉溺而已。是即不仁之君，终身忧辱、死亡之谓也。”有国家者，诚能鉴往日之愆，图将来之善，则可以转弱为强，得民而得天下矣，岂特免于忧辱而已哉？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

    暴，是害。非，是毁。

    孟子说：“人性本善，不待外求，须是自家涵养、自家勉励，方能尽得性分中的道理。如今有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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