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

    滕文公下

    陈代曰：“不见诸侯，宜若小然。今一见之，大则以王，小则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寻’，宜若可为也。”孟子曰：“昔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将杀之，‘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陈代，是孟子弟子。枉，是屈。直，是伸。八尺叫作寻。田，是田猎。虞人，是守苑囿之官。元字，解作首字。

    昔战国时，游说之士多干谒诸侯以取功名，惟孟子以道自重，不肯屈己往见。弟子陈代疑其过于自高，乃以己意问说：“君子以行道济时为急，得君而事，乃其本心。今夫子不肯往见诸侯，固为守身之常法；然以我观之，似是小节不必拘也。今若肯往见诸侯，必尊礼而信用之，大则佐其君拨乱反正，行汤、武之王道；小则佐其君招携怀远，成桓、文之霸功。似这等俊伟光明的事业，只在一见之间，夫子犹不肯委曲就之乎？且古书上说：‘人之处世，若屈的止是一尺，伸的却有八尺，则所失者小，所得者大，在君子宜若可为也。’然则往见诸侯而成王霸之业，是舍小节以就大事，即‘枉尺直寻’之谓也，何为而不可耶？”孟子答说：“我非不欲得君行道，但揆之于义，不当往见耳。不观虞人之于齐景公乎？昔景公出猎，以虞人当有职事，使人持旌节召之。古时人君召见臣下，各有所执以为信；召大夫方用旌节，若召虞人，当用皮冠。那虞人见以旌召他，非其官守，不肯往见。景公怒其违命，将欲杀之。孔子见虞人能守其官，因称他说：‘世间有一等志士，常思固守贫穷，就死无棺椁、弃在沟壑，也不怨恨；有一等勇士，常思捐躯殉国，就战斗而死、不保首领，也不顾避，正此虞人之谓也。’夫孔子何取于虞人而称美之若此？只为他招之不以其物，而守死不往故耳。夫招之不以其物，在虞人小吏尚且不往，况不待诸侯之招而往见，其如屈己何哉？故不见诸侯，乃义不当往，非故自为尊大也。”

    “且夫枉尺而直寻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则枉寻直尺而利，亦可为与？”

    孟子承上文说：“君子出处进退之间，不当计较功利，只论义之可否而已。彼谓枉尺直寻在所可为者，乃是在功利上计算，而以所得之多少言之也。一有计利之心，则不论可否，惟利是徇，岂但枉尺直寻甘心为之？虽使枉寻直尺，所屈者多，所伸者少；至于丧节败名可以邀一时之利，亦将不顾而为之欤！不知君子之心，不计其终之直与不直，只论其始之枉与不枉，故惟义之与比，而不肯徇利以忘义也。况利害得失，不惟不当计，亦有不可得而趋避者。一有计利之心，则利未必得而害已随之矣，岂但枉寻直尺而已哉？”

    “昔者赵简子使王良与嬖奚乘，终日而不获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贱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请复之。’强而后可。一朝而获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简子曰：‘我使掌与女乘。’谓王良，良不可，曰：‘吾为之范我驰驱，终日不获一；为之诡遇，一朝而获十。《诗》云：“不失其驰，舍矢如破。”我不贯与小人乘，请辞。’”

    赵简子，是晋国大夫，名鞅。王良，是善御的人。嬖奚，是简子幸臣。乘，是御车。范，是法。诡遇，是随便迎射、不循正道的意思。舍，是发。贯，惯习。

    孟子承上文说：“计利忘义，岂特士君子所不当为，即一艺之士亦有不肯为者。昔赵简子使其幸臣嬖奚田猎，命王良与他御车。自朝至暮，不能射得一禽。嬖奚复命说：‘王良乃天下贱工，不善御车，所以不获。’或以此言告王良。王良恐损了他善御之名，乃请再与之御，以试其能。那嬖奚不肯，强之而后往。自晨至食时，就射得十禽。嬖奚乃复命说：‘王良乃天下良工，善于御车，所以多获。’简子说：‘我使王良专与汝乘。’遂以此命王良。王良却又不肯，对说：‘这获禽之多，非射御之正，乃废法曲徇之所致也。盖御者自有法度，射者自有巧力，原不相谋。前者我以御车之法驰驱正路，嬖奚不能左右迎射，故终日不获一禽。今我不由正道，只看禽所从来，迎而遇之，他才会迎着射去，一朝而获十禽。是嬖奚之射，必使御者废法而后可中也。《诗经•车攻》篇有云：“不失其驰，舍矢如破。”是说御车之人不曾失了驰驱之常度，而车中射者发矢必中，就如破物一般，此君子射御之正法也。今必为之诡遇而后获禽，乃小人之所为耳。我不惯与小人乘。请辞。’由此观之，则王良之所以称为善御者，在能循正道，不在诡遇以求获也。射御且然，而况出处大节，其可苟且以就功名之会乎？”

    “御者且羞与射者比，比而得禽兽，虽若丘陵，弗为也。如枉道而从彼，何也？且子过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比，是阿党。

    孟子承上文说：“王良以御得名，嬖奚以射为事，皆不过一艺之微耳。今使御者与射者私相比合，废其驰驱之法而求获禽之利，犹以为小人之事而羞之。推其心，即使一时阿比，而所得禽兽积如丘陵之多，亦所不为也，其守法而不肯徇利如此。况君子以道自守，乃欲计较得失之多寡，而枉道以见诸侯，反御者之不若矣，何为其然哉？且子以利害计算，亦已过矣。君子一身，乃天下之表率，必自处以正，方能正人。夫苟枉己以从人，则轨范不端，本原不正，欲行道济时以成霸王之功，无是理也。夫使枉尺而可以直寻，君子犹且不为，况枉己必不能以直人乎？然则不见诸侯，乃君子自守之大义，不可以小节视之也。”时至战国，士风大坏，纵横游说之徒惟利是图，不顾礼义。故虽从游于孟子者，亦有枉尺直寻之言。岂知圣贤之道，以出处进退为大节，故宁终身不遇，而不肯一屈其身以求用于世，盖必如是而后可以正天下也。后之用人者，诚以进退出处之际观其大节，则枉直不淆，而举措无不当矣。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

    景春、公孙衍、张仪，都是战国时人。熄，是宁息。顺，是阿谀、苟容的意思。夫子，指女子之夫说。

    当时列国分争，游说之士往往以纵横之术窃取权势，震耀一时，公孙衍、张仪尤其著者。故景春羡慕之，问于孟子，说道：“我观当时之士，如公孙衍、张仪二子，岂不诚然为大丈夫哉？如何见得？盖方今诸侯力争，天下多事。他若有所愤怒，即能动大国之兵，使诸侯恐惧；他若安居无事，即能解列国之难，使天下宁息。以一人之喜怒，系一世之安危，是何等气焰，非大丈夫而何？”盖景春但见二子权力可畏，遂以大丈夫目之，不知圣贤之所谓大，有出于权力之上者。故孟子晓之说：“仪、衍所为如此，安得为大丈夫哉！夫大丈夫之道，与妾妇不同，子岂未曾学《礼》乎？《礼经》上说：丈夫行冠礼，其父醮而训之；女子出嫁，其母亦醮而训之。嫁时送之于门，戒之说：‘女今归于夫家，必要敬谨，必要戒慎，惟夫子之命是从，无得违悖。’母命若此。可见以顺从为正者，乃是为妾妇的道理。今二子虽是声势权力炫耀一时，其实有所喜怒，是揣摩诸侯之好恶而顺从其意，乃妾妇者流耳，岂大丈夫之所为哉？”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广居，指仁说。正位，指礼说。大道，指义。淫，是放荡。移，是变易。屈，是折挫。

    孟子承上文说：“吾所谓大丈夫者何如？盖仁统天下之善，乃广居也。彼则存心以仁，兼容并包，而无一毫之狭隘，是居天下之广居矣。礼嘉天下之会，乃正位也。彼则持身以礼，大中至正，而无一毫之偏党，是立天下之正位矣。义公天下之利，乃大道也。彼则制事以义，明白洞达，而无一毫之邪曲，是行天下之大道矣。由是得志，而见用于时，则推仁、义、礼之道而公之于民；如不得志，而隐居在下，则守仁、义、礼之道而行之于己。时而处富贵，虽丰华荣宠不能荡其心；时而处贫贱，虽穷困厄约不能变其节；时而遇威武，虽存亡死生在前不能挫抑其志。这等的人，论学术则精纯粹美，而无权谋功利之私；论设施则正大光明，而无阿顺依违之态：这才是大丈夫之所为也。二子何人，可以此称之哉？”要之，孟子之所谓大者，是在道理上说，其大在己。景春之所谓大者，是在势力上说，其大在人：正君子小人之分也。然所谓大丈夫者，惟孟子足以当之。乃战国之君，溺于功利而不能用，至使仪、衍之流得以逞其喜怒，而操纵诸侯之权，岂非世道之一厄哉？后之用人者，可以鉴矣。

    周霄问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传》曰：‘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公明仪曰：‘古之人三月无君则弔。’”

    周霄，是魏国人。无君，是不得仕而事君。皇皇，是有所求而不得的模样。疆，是本国的疆界。质，是执贽以见君，如大夫执雁、士执雉之类。弔，是悯恤的意思。

    昔孟子以道自重，不见诸侯。周霄欲讽其出仕，先设问说：“古时君子，亦欲得位事君否乎？”孟子答说：“君子抱道负德，本欲出而辅世长民，为何不仕？《传记》有云：‘孔子若三个月不得君而仕，即彷徨不宁，如有所求而不得；及其失位去国，则必载贽以往。’盖贽是见君的礼仪，若所适之国君有用我者，则执此以见而事之耳。公明仪曾说：‘古之人若三月无君，则人皆悯恤而来弔’，以其志不得伸，而慰安之也。”即此而观，可见君臣之义等于天地，虽圣如孔子、贤如公明仪，皆不能忘情于仕如此。则君子之欲仕可知矣。

    “三月无君则弔，不以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礼》曰：‘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蚕缫，以为衣服。牺牲不成，粢盛不洁，衣服不备，不敢以祭。’‘惟士无田，则亦不祭。’牲杀、器皿、衣服不备，不敢以祭，则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

    以，是已甚的意思。黍稷，叫作粢。在器，叫作盛。缫，是治丝。衣服，是祭服。田，是祭田。牲杀，是特杀之牲。宴字，解作安字。

    周霄闻孟子之言，遂问说：“三月无君，其时未久，遂至于相弔，古人欲仕之心不亦太急乎？”孟子答说：“三月无君则吊，非是急于功名，只为情理所在，关系甚切耳。夫士之有位，犹诸侯之有国家；士若失位，就如诸侯失了国家的一般。何也？盖古人最重祭祀，必有田禄之入，方能举祭。《礼经•祭义》上说：‘诸侯亲耕籍田，率庶人终亩，待其收获，藏之御廪，以奉祭祀之粢盛。夫人亲蚕、受茧、缫丝，以颁之世妇，使为黼黻文章，以供祭祀之衣服。’是诸侯能备祭祀，以其有国也。假如诸侯失了国家，则牺牲不能成，粢盛不能洁，衣服不能备，就不敢举祭了。虽有尊祖敬宗之心，何以自尽乎？为士的也是如此。《礼记•王制》上说：‘士有田则祭，无田则荐。’假如士失了官位，即无祭田。无田，则牲杀之具、器皿之资、祭祀之服，皆不能全备，也不敢举祭了。既不敢祭，则人子之心，必有戚然悚惧，而不能一息自安者。故三月无君，即废一时之飨，而有亏于奉先之孝矣。这等样情事不堪，亦不足弔乎？是知三月而弔者，非弔其不仕，乃弔其失祭也。子何以谓之太急耶？”

    “出疆必载质，何也？”曰：“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农夫岂为出疆舍其耒耜哉？”

    周霄闻孟子之言，又问说：“三月无君，不得尽奉先之孝，是诚可弔也。乃若一去其国，必载贽以往，这等急于得君，又是为何？”孟子晓之说：“士之欲仕，本以行道，犹农夫之耕，本以谋食。见君不可无贽，耕田不可无耒耜，其义一也。农夫虽至他处，亦不能不耕；既欲耕，则必用耒耜。岂谓离了本土遂舍其耒耜而不用哉？士虽至他国，未尝不欲仕；既欲仕，则必用贽以见君。亦岂以出疆而不载贽乎？”盖上下之交，固自有道，而进退之际，尤必有礼，士岂有无羔雁之贽而可以见君者哉？然则君子之欲仕而不轻仕，周霄可以自悟矣。

    曰：“晋国亦仕国也，未尝闻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难仕，何也？”曰：“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钻穴隙之类也。”

    晋国，即是魏国。韩、赵、魏分晋，谓之三晋，所以都称晋国。仕国，是游宦之国。媒妁，是议婚之人。穴隙，是壁间空隙。

    周霄设辞探问，既得君子欲仕之情，至此乃讽之说：“据夫子之言，君子之欲仕，可谓急矣。然晋国亦士君子游宦之国，未尝闻有无君则弔、出疆载贽这样急的。仕果如此其急，则君子亦当易于仕矣，乃又不见诸侯而难于出仕，却是何故？”孟子答说：“君子之心，岂不欲仕而得位？但出处进退，自有正道，不可苟且。且如男女居室，人之大伦。故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这是父母之心，人所同有。然在男女，必待父母有命、媒妁通言，才好婚配而成室家。若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甚至钻穴隙以相窥，逾墙垣以相从，这等污辱苟合，不惟为父母者贱而恶之，举国之人皆贱而恶之矣。是以古之君子未尝不欲仕，亦如为人父母之心，未尝不愿男女之有室家，但必识去就之义，明进退之礼，又以不由其道为耻。若不得诸侯之招而屈己往见，这便是不由其道，与钻穴隙相窥的一般，人之贱恶又当何如？然则士之不见诸侯，正恶不由其道也，岂以欲仕之急而遂轻于仕哉？盖君臣之大义，虽一时不容少缓；而出处之大节，则一毫不可或逾。苟以欲仕之急而贻可贱之名，即终身不仕，君子有甘心自守者矣，况三月无君耶？”世之为君者，知士之欲仕，而遂其致君泽民之心；又知仕之有礼，而全其直己守道之志，斯上下交而德业成矣。

    彭更问曰：“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子以为泰乎？”

    彭更，是孟子弟子。后车，是随从之车。传，是乘传，即今驰驿便是。泰字，解作侈字，是过分的意思。

    孟子在当时应聘列国，车徒甚众，诸侯之廪饩甚丰。弟子彭更疑其过分，乃问说：“今有一介之士，周流列国，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乘传而食于诸侯，岂不过于侈泰乎？”孟子晓他说：“君子之处世，其辞受取舍，只看道理上如何。如道所不当得，则虽一箪之食，极其微细，亦不可受之于人，况传食乎？如道所当得，则虽虞舜以匹夫受尧之禅而有天下，亦不可以为泰。子岂以舜之受尧为泰耶？如不以舜为泰，则士之传食犹其小者，亦不可以泰视之矣。”夫尧、舜之授受，与士人之辞受不同。孟子特举其最大者，以明义之当否耳。

    曰：“否。士无事而食，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子如通之，则梓、匠、轮、舆皆得食于子。于此有人焉，入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而不得食于子。子何尊梓、匠、轮、舆，而轻为仁义者哉？”

    事，是事功。羡，是有余。梓匠，是木工。轮舆，是车工。

    彭更对孟子说：“舜受天下于尧，此是他功德隆盛，天与人归，所以有此。吾所谓泰者，非谓是也。盖以一介之士，未事诸侯，上无功于国家，下无功于民庶，而偃然食人之食，略不辞让，则非道之所宜，故疑其泰而以为不可耳。”孟子晓之说：“子以士为无功而食，不知士之功固甚大也。试以农工之事观之。且如农人种粟、女子织布，各有所为之功，与所司之事，不能相兼。若使子不肯通融交易，以此之有余补彼之不足，则农夫必有余粟，而不足于布；女子必有余布，而不足于粟，此势之所必不能行也。子如不免于通融，则我之所不能为者，必待人为之。如造室的梓人、匠人，造车的轮人、舆人，虽一艺之微，皆得以其所有事而易子之食矣。今有士人于此，以先王之道莫大于仁义，而仁义之实不外于孝悌；二者独能入而孝亲、出而悌长，守先王仁义之道于当时，使异端不得淆乱；传先王仁义之道于后世，使后学有所师法，继往开来，有功于世道如此，不特一梓、匠、轮、舆之事也。乃反以为无功，而不得食于子，是何尊重梓、匠、轮、舆，而轻为仁义之士哉？知仁义之不可轻，则士之传食于诸侯，非无事而食者矣。”

    曰：“梓、匠、轮、舆，其志将以求食也。君子之为道也，其志亦将以求食与？”曰：“子何以其志为哉？其有功于子，可食而食之矣。”

    彭更因孟子之诘，乃变其说以应之，说道：“吾非敢尊梓、匠、轮、舆而轻仁义之士也。诚以梓、匠、轮、舆乃技艺之流，原其本心，固将以艺求食耳，食之可也。若君子为仁义之道，其抱荷甚重，其期待甚高，岂其志亦将以求食与？志非在食，而乃传食于诸侯，此吾所以谓之泰耳，岂可以梓、匠、轮、舆例论乎？”孟子折之，说：“人之所志固自不同，然子以食与人，何必问其志为哉？惟当计其功之多寡，以为廪饩之厚薄。其人果有功于子，于理当食，即当称其事以食之耳。然则君子之志固不在食，而其功则可食也。如以其志而食之，是率天下而为利矣，岂尚贤论功之道哉？”

    “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曰：“有人于此，毁瓦画墁，其志将以求食也，则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则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墁，是墙壁之饰。

    孟子承上文诘彭更说：“劳力者食于人，用人之力者食人，此常理也。吾且问子：平时以食与人，果以其志在求食，遂食之乎？抑因其有功于子，乃食之乎？”彭更之辞已屈，又强应说：“食志。盖梓、匠、轮、舆之人，皆有求食之志，吾固因而食之也。”彭更之言，与前所谓无事而食者，已自相背驰矣。故孟子又诘之，说：“子之食人，固因其志矣。设使有人于此，毁败子之屋瓦，画坏子墙壁之饰，不但无功，而且有损于子；乃其人之志，却将以此求食，则子亦肯食之乎？”彭更到此，再说不得食志了，只得答说：“毁瓦画墁，无功有害，不可食也。”孟子遂折他：“毁瓦画墁以无功不食，则子之食人原非为志，还是因其有功而后食之也。既曰食功，则有功于斯道者，亦在所当食矣。乃谓其无事而食，岂非尊梓、匠、轮、舆而轻为仁义者乎？”

    夫孟子抱道德、言仁义，使其见用，必可以致帝王之盛治、开万世之太平，其功甚大也。战国之君，但知举尊贤之礼，而不能尽用贤之道，使其志不得行已，非孟子之初心矣。更也犹以泰议之，何其待君子之薄耶！

    万章问曰：“宋，小国也。今将行王政，齐楚恶而伐之，则如之何？”

    当时宋王偃尝灭滕，伐薛，败齐、楚、魏之兵，欲霸天下，诸侯忌而伐之。故万章问孟子，说道：“宋，小国也，今兴问罪之师，伸弔伐之举，欲行王政于天下，亦可谓有志于复古者。奈齐、楚之君，皆恶而欲伐之。以无道而伐有道，曲直固有分矣。然寡不可以敌众，弱不可以敌强，不知何如而后可乎？”万章之意，若谓行仁无救于成败，而欲问强国之术耳。

    孟子曰：“汤居亳，与葛为邻。葛伯放而不祀，汤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牺牲也。’汤使遗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汤又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粢盛也。’汤使亳众往为之耕，老弱馈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夺之，不授者杀之。有童子以黍肉饷，杀而夺之。《书》曰：‘葛伯仇饷。’此之谓也。”

    葛，是国名。伯，是爵。放，是放纵。遗、饷，都是馈送。

    孟子答万章说：“仁者无敌，王不待大。子岂以宋为小国，不足以行王政乎？试观成汤之事可见矣。昔成汤为诸侯时，居于亳邑，与葛国为邻。葛伯放纵无道，不祀先祖。汤使人问之说：‘国之大事在祀，尔为何不祀？’葛伯对说：‘祀必备物，吾为无以供牺牲也。’汤乃使人送与牛羊，以供其牺牲之用。葛伯自己食之，又不以祀。汤又使人问之说：‘牺牲既备，何为不祀？’葛伯对说：‘祀宜黍稷，吾为无以供粢盛也。’汤乃使亳邑之民往为之耕，以供其粢盛；其老弱之不能耕者，往馈耕者之食。其厚于邻国如此。葛伯乃率其民，看有馈送酒食黍稻的，要而夺之；其不肯与的，从而杀之。有一童子，以黍、肉来饷，葛伯杀而夺取之。故《商书•仲虺之诰》曰：‘葛伯与饷者为仇。’即此杀童子而夺其黍肉之谓也。是汤固施仁于葛，而葛乃自绝于汤，弔伐之师，诚有不容已者矣。”

    “为其杀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为匹夫匹妇复仇也。’”

    富，是利。匹夫匹妇，是指童子的父母。

    孟子承上文说：“葛伯杀是馈饷之童子，则不惟绝邻国之好，而且戮无辜之民，其罪大矣！汤为是举兵而征之。四海之内，闻汤之征葛，都说道：‘汤之心非有所利于天下，只为童子以无辜见杀，其父母含冤无所控诉，故往征之，实为匹夫匹妇复仇耳。’盖惟成汤以弔民伐罪为心，故能取信于天下如此。”

    “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归市者弗止，芸者不变。诛其君，弔其民，如时雨降，民大悦。《书》曰：‘徯我后，后来其无罚。’”

    载，是始。吊，是恤。徯，是待。

    孟子承上文说：“当初成汤起兵征伐无道之国，自葛伯始。从此讨罪伐暴，凡十一征，而皆无敌于天下。东面而征，则西夷怨之；南面而征，则北狄怨之，说道：‘我等与彼国之民，都困于虐政，何不先来征我之国？’民之望汤来征，真若大旱之望雨一般，惟恐其不速至也，其未至而望之切如此。夫军旅所至，未有不罢市而辍耕者。乃汤师之来，归市者不止，而商安于市；耕耘者弗变，而农安于野，只是诛戮那虐民之君，抚绥那受虐之民。所以王师一来，就如时雨之降一般，民皆幸其复苏，欢然大悦焉。《商书•仲虺之诰》述当时之民说道：‘我民向在水火之中，待我君来救久矣。我君既来，庶几其无罹暴虐之害乎！’观《书》中所言，则当时之民心可知，其已至而悦之深如此。夫成汤能行王政，大得民心，自能无敌于天下。岂尝闻大国有恶而伐之者？”

    “‘有攸不惟臣，东征，绥厥士女。匪厥玄黄，绍我周王见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实玄黄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箪食壶浆，以迎其小人。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残而已矣。”

    绥，是安。匪，是筐篚。玄黄，是玄色、黄色的币帛。绍，是继。休，是美。大邑周，是商民尊周室之辞。

    孟子说：“行王政而王天下者，不独成汤，至于武王亦是如此。当纣之时，周家王业已盛，八百诸侯皆来归服。其中有助纣为恶而不为周臣者，武王以其害及士女，而东征以安之。惟此士女，都用筐篚盛着玄黄币帛而来迎，说道：‘我民苦商之虐政久矣，今继事我周王，庶得蒙其恩泽而见休美乎！’于是心悦诚服而归附于大邑周。其有位而为君子的，则以玄黄之币实于筐篚以迎周之君子。其在野而为小人的，则盛着箪食壶浆以迎周之小人。这是为何？盖以商纣暴虐，民方陷于水火，武王兴兵征伐，以救民于水火之中，惟取其残民者诛之。除残之外，未尝妄有诛戮，故民怀其德，而以类相迎如此。其与成汤之时，民皆徯后来苏者，何以异哉？”

    “《太誓》曰：‘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则取于残，杀伐用张，于汤有光。’”

    《太誓》，《周书》篇名。扬，是奋扬。凶残，指纣说。

    孟子引《周书•太誓》篇所载武王誓众之词，说道：“我之威武奋扬，侵彼纣之疆界，声罪致讨，取彼凶残而戮之。虽罪止一人，而威加四海，杀伐之功，因以张大。昔成汤尝除暴救民，以安天下。今我亦能取彼凶残，以救民于水火之中，岂不于汤有光乎？’是武王行王政而王天下，亦未闻当时之大国有恶而伐之者也。”

    “不行王政云尔；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齐楚虽大，何畏焉？”

    孟子承上文说：“成汤行王政，而徯后之民皆望汤以为之君；武王行王政，而见休之众皆望武王以为之君如此。今宋惟不行王政，而欲以伯术服人，故见恶于大国云耳。苟能以纯王之心，行纯王之政，若成汤弔民于大旱之后、武王救民于水火之中，则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而有后我之怨、玄黄之迎矣。齐、楚虽大，必不能率戴我之民以攻我也，又何畏焉？”盖能行王政，则民心悦服，而无敌于天下；不能行王政，则民心不归，而受制于大国。然则人君欲自强者，亦在于行仁而已。

    孟子谓戴不胜曰：“子欲子之王之善与？我明告子。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曰：“使齐人傅之。”曰：“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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