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

    滕文公上

    滕文公为世子，将之楚，过宋而见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

    滕文公，是滕国的诸侯。之字，解作往字。道，是言。

    昔滕文公为世子时，将往楚国，修交邻之礼。因平日仰慕孟子，闻得孟子在宋国，乃先过宋而见之。观世子之急于见贤，正是他天性之善，可与入圣的机括。孟子欲从本原上启发他，开口便说个性善。盖人生下来便有个性，乃天所命于人的正理，本有善而无恶。自圣人以至途人，性中个个有仁、个个有义；其不仁不义者，必是物欲害之，而非其本然之性也。当时性学不明，故孟子特举以告世子，欲其先认得本来真性，然后可励其必为之志；而又恐言之无征，必称尧、舜以实之。盖尧、舜之德，虽荡荡巍巍，万世莫及。然其所以为圣者，岂是于人之外更有所加？不过由其本善无恶者充之以造其极耳。称尧、舜之仁，便见得性中同有是仁；称尧舜之义，便见得性中同有是义。仁义不假外求，则尧、舜可学而至也。世之以不善言性、以圣人为绝德而自弃者，其亦弗思甚矣。此孟子所以惓惓于世子也。

    世子自楚反，复见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谓齐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公明仪曰：‘“文王，我师也。”周公岂欺我哉？’

    成覸，是古人姓名。彼，指圣贤说。公明仪，是鲁之贤人。

    战国之时，性学不明久矣。世子骤闻孟子性善之说，未能了然；且望以尧、舜之圣，益加疑畏。故自楚国回还，复来见孟子，意以前日之言高远难行，或别有卑近易行之说也。孟子乃告之说：“世子此来，得非闻吾之言而有所疑惑乎？吾言固无可疑也。夫性即是道，道之在人，同出于天，同具于心，无古今，无圣愚，一而已矣。若说人性不皆善，尧、舜不易为，则是尧、舜一道，众人又一道，道为有二矣。天下岂有二道哉？试以古人的言语一一验之。昔成对齐景公说：‘今之人见说个圣贤，便怵然畏之，不知他也是个丈夫，我也是个丈夫，其性一也。我若自家奋发，也做得到他的地位，吾何畏彼哉？’颜渊尝说：‘古今称圣人必曰虞舜。然舜是何等人？我是何等人？看来性非有二也。我能立志有为，也就和舜是一般，何难之有！’公明仪亦尝说：‘周公是文王之子，事事取法文王，曾说：“文王是我师也”。以今观之，人患不为文王耳。吾性中自有文王，人人可以师法，这是明白简易的道理，周公岂故为大言以欺我哉？’夫此三子之言，正以古今圣贤本无二道，非有高远难行之事，故其说之吻合如此。世子试以三子之言证吾前日之言，则必有恍然觉悟、慨然奋发者矣，而又何疑哉？”

    “今滕，绝长补短，将五十里也，犹可以为善国。《书》曰：‘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

    绝字，解作截字。瞑眩，是烦乱的意思。瘳，是病痊。

    孟子勉世子说：“即成、颜渊、公明仪之言观之，可见道之无二，而圣贤之必可师矣。世子勿以滕国为小，而惮于有为。今若将滕之地界截长补短，几有五十里之大，建国之规模固尚在也。苟能奋发自强，修身立政，以古帝王为法，犹可以拨乱兴衰，为治安之国。但恐安于卑近，不能自克以从善耳。《书经》上说：‘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比喻人君为治，如人有疾病，以苦口之药攻之，必是腹中烦乱一番，方才除得病根；若药不瞑眩，这病如何得好？为人君者，若非克己励精，忍人所不能忍；虚心受谏，容人所不能容，则治无由成，而国亦终于不振矣。世子诚有志于圣贤之道，亦在自勉而已，岂以国小为患哉？”夫滕在战国极称褊小，孟子犹以尧、舜之道期之，况于君临万国，继帝王之统，而能勉强行道，何治之不可成乎？若所引《书经》二语，于治道尤为亲切。盖王者以天下为一身，凡四方水旱兵荒，即是人身的病痛；远近内外许多弊端蠹政，即是人身经络脏腑中致病的根源。若能听逆耳之言，怀侧身之惧，将那蠹弊的去处一一扫除，使阴阳和顺，灾渗不作，就如用苦口之药攻去病根，使气血调畅，身体康宁一般。即此推之，尧、舜之道，亦不外此。图治者可不勉哉！

    滕定公薨。世子谓然友曰：“昔者孟子尝与我言于宋，于心终不忘。今也不幸至于大故，吾欲使子问于孟子，然后行事。”然友之邹，问于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亲丧，固所自尽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可谓孝矣。’诸侯之礼，吾未之学也。虽然，吾尝闻之矣：三年之丧，齐、疏之服，粥之食，自天子达于庶人，三代共之。”

    滕定公，是文公之父。世子，即文公。然友，是世子之傅。齐，是齐衰。疏，是粗布。稀粥，叫作饘。

    滕文公为世子，既得闻孟子之教，有所感悟。已而遭其父定公之丧，因谓送终大事，不当安于世俗之礼，遂与其傅然友说：“昔时我因过宋，得见孟子。他曾与我论尧、舜性善之道，大有启发，我常记念在心，终不能忘。今也不幸有此大变，不知丧葬之礼如何举行，方合于圣人之道。我欲使子往问孟子，求其一一指教，然后行事，庶免于悖礼之失也。”此时孟子在邹，然友即自滕至邹，以世子之言问于孟子。孟子答说：“方今王教陵夷，丧礼废坏，世子此问，独有慨然复古之心，不亦善乎！然人子居父母之丧，其哀痛迫切至情根于天性，于凡送终之礼，只要自己竭尽其心，而不忍一毫亏欠，原非人所能强，亦非人所能沮者，宜乎世子于此有不能自己也！曾子尝说：‘父母在生之时，左右就养，当事之以礼；既殁之后，衣衾棺椁，当葬之以礼；祭享之时，礿祀蒸尝，当祭之以礼。自始至终，礼无不尽，则心亦无不尽，而可以谓之孝矣！’这是曾子泛论人子之礼，我尝学之。若夫诸侯的丧礼，则我未之学也。然我虽未学此礼，而礼之大经有一定而不可易者，吾亦尝闻之矣。彼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故父母之丧，必以三年为定；所服的必定是齐、疏之服；所食的必是粥之食：此乃居丧之礼，出于天理人心，不容已的。上自天子，下至庶人，无贵无贱，都是这等。从夏、商、周、三代以来，未之有改也。我之所闻大略如此。世子欲尽其心，亦惟遵行此礼而已。”

    然友反命，定为三年之丧。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于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丧祭从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反命，是复命。父兄，是滕国同姓的老臣。滕与鲁都是文王之后，鲁祖周公为同姓诸侯之长，诸侯皆宗之，故滕以鲁为宗国。《志》，是《记》。

    然友归到滕国，将孟子所论三年之丧的说话一一复命于世子。世子以孟子之言为必可行，遂定为三年之丧。盖其良心感悟，勇于从善如此。是时，古礼湮废已久，一旦行之，众心骇然。那父兄百官都哄然不欲，说道：“如今称秉礼之国莫如鲁，乃吾滕之宗国，所当取法者也。三年之丧，鲁先君不曾行，吾滕之先君亦不曾行，至于子之身，顾欲行之，以反先君之所为，是祖制可变，而旧章可废也，断然不可！且《志书》上说道：‘丧祭之礼，当从先祖。’其意盖说上世以来所行的典礼都有个传受，不是一人创造的，虽或不同，不可改也。今子遽自改之，欲行古礼，而先悖古训，如之何其可哉？”夫周公、滕叔之时，何尝不行三年之丧？今所称先君者，不考之于开国之初，而考之于数传之后；所称从先祖者，不从之于创礼之日，而从之于坏礼之时，积习所溺，其弊至此。何怪古礼之不可复哉！

    谓然友曰：“吾他日未尝学问，好驰马试剑。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尽于大事，子为我问孟子。”然友复之邹问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听于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风必偃。’是在世子。”

    冢宰，是六卿之长。歠，是饮。深墨，是颜色深黑，乃哀戚之容。君子，指在上的人说。小人，指在下的人说。尚，是加。偃字，解作仆字。

    世子欲行三年之丧，见群臣不从，乃反躬自责，谓然友说：“凡人平日所行，人都敬服，然后有所举动，无不信从。若我往日所为，原未尝勤学好问，在道理上究心，只好走马试剑、游戏驰骋，因此不见信于群臣。故今日欲行大礼，内而父兄，外而百官，心里都不满足，说我行不得古礼。这等众志未孚，恐不能尽送终之大事。子为我再问孟子，如何可以厌服人心，勉成此礼？”然友乃又至邹，问于孟子。孟子答说：“世子谓群臣不从，由素行之不孚，其言是矣。然送终之礼，实起于哀痛迫切之至情，凡人皆有此心，皆可感动，是不可以他求者，只在世子自尽而已。孔子曾举古礼说：‘君薨之日，为嗣子的以百官之事听于大臣之长，自己居次守丧，歠饮粥汤，面容毁悴，至有深黑之色；即丧次之位，朝夕哭临，于是百官有司莫敢不哀。所以然者，以在上之哀痛，有以先之也。盖在上之人意有所好，则在下者观感而效法之，必有甚于上者。可见在上的君子，其德能感乎人，譬如风一般；在下的小人，其德应上所感，譬如草一般：草上加之以风，无不偃仆。小人被君子之化，无不顺从，此理之必然也。’孔子之言如此。今世子乃在上之君子，若能自尽其哀，则父兄百官莫敢不哀矣。是丧礼之行，只在世子而已，岂可以他求哉？”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诚在我。”五月居庐，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谓曰知。及至葬，四方来观之，颜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悦。

    庐，是居丧之舍。知，是知礼。

    然友闻孟子之言，遂复命于世子。世子悟，说：“孟子此言极是。送终之礼在我，诚当自尽以倡率群臣，不必他求也。”于是断然行三年之丧，凡五个月居庐守丧，不发号令。盖古时诸侯五月而葬，谅阴不言，故世子遵照古礼而行。此时百官族人皆已感悟，称其知礼。及至葬期，四方之人皆来聚观，见世子颜色惨戚，哭泣哀痛，凡诸侯宾客来弔于滕者，亦无不喜其尽礼，而相与悦服焉。

    盖天性至亲，人所同具。故丧礼一行，而远近人情翕然称服如此。可见人性之善，无间于古今，而良心之触，莫切于父子。孟子道性善以启发文公，文公触善念而遵修古礼，遂使先王久湮之典，一旦行于小国，而足以感动人心。孰谓尧、舜之道为高远而不可行哉？

    滕文公问为国。孟子曰：“民事不可缓也。《诗》云：‘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

    民事，是农事。于，是往取。绹，是绳索。亟字，就是紧急的“急”字。乘，是升。播，是布种。

    滕文公嗣位之初，以礼聘孟子至滕。一见孟子，便问治国的道理。这是他锐意求治，可与有为之机也。孟子欲以行王政劝之，乃先告之说：“国之所重在民，民之所重在食。那农家耕种之事，不要看得轻了，乃国家命脉所关，第一件要紧的事务，当汲汲然为之经画区处，不可缓图也。《诗经•豳风•七月》之篇述农家相劝的言语说道：‘当此农隙之时，日间则取茅草，夜间则绞绳索，急忙升屋修盖，趁早完工。到了来春，又要从新播种百谷，无暇为治屋之事矣。’夫时方冬月，而预为来春之计。可见农家终岁之间，无一日不勤于畎亩，无一念不在于稼穑，其艰难辛苦一至于此。人君想着这等情状，可不以民之心为心，而重其事乎？”

    “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

    恒产，是衣食的常业。恒心，是民所常有的善心。罔民，是说人君陷民于罪，就如张设罗网，掩其不见而取之一般。

    孟子又说：“国家事务甚繁，我独谓民事不可缓者，何故？盖以民之为道也，有这衣食的常产，便能相生相养，不去为恶，而常有之善心以存；无这常产，便朝不谋夕，无暇为善，而常有之善心以忘，此理之必然者也。苟无常心，则放荡淫僻，邪妄侈肆，举凡是不好的事都做出来，将无所不为，而犯罪者众矣。既陷于罪，岂得不以刑法治之？夫平时不能制民之产，培养他的良心；及其无知犯法，则刑法必加，无所逃避，就如张设网罗，驱之使入其中一般，非罔民而何？若此者，不仁甚矣！焉有仁人在位，以爱养百姓为心者，而乃为此等罔民之事乎？”然则恒产有无所系甚重，为人君者，诚不可不以民事为急也。

    “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阳虎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

    阳虎，即阳货，是鲁大夫季氏家臣。

    孟子承上文说：“恒产有无所系之重如此。可见民事之当急，而取民不可以无制矣。所以古之贤君，其持己谦恭，不敢以贵而骄；其自奉节俭，不敢以富而侈。惟其谦恭，故能以礼接下，托之以腹心，视之如手足；惟恐一有侮慢，至于失臣下之心也。惟其节俭，故取于民有制，赋税无额外之征，供输无不时之索；惟恐有一烦扰，至于伤小民之生也。此惟贤君乃能如此。若不恭不俭，则侮人夺人，无所不至，岂复能爱惜小民，取之必以其制乎？昔阳虎有言：‘天下之事，理欲公私，不容并立。若欲为富，必至罔利害民，就行不得仁了；若欲为仁，只得损上益下，就致不得富了。’”阳虎本是不仁之人，其意主于求富。然就这两句言语看来，有国家的，若罔民而取之无制，便是为富不仁；若能制民恒产，取之有法，便是为仁不富。为君者宜知所择矣。要之，为富固甘于不仁，然财聚而民必散，亦不可以为富；为仁固非以求富，然民足而君亦足，又岂至于独贫？此则不以利为利，而以仁为利，又孟子未发之指也。

    “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彻者彻也，助者藉也。”

    彻，是通融均一的意思。藉字，解作借字。

    孟子举三代制产取民之法以告文公，说道：“夏家之制，每人一丁受田五十亩，征其五亩之租，叫做贡法。殷家始为井田，其法以田六百三十亩画为九区，每区七十亩，中为公田，其外八家各分一区，使之同治公田，以给国用，而不复税其私田，叫作助法。周家之制，每人一丁受田百亩，近郊乡遂用夏之贡法，十夫共为一沟；远乡都鄙用殷之助法，八家同为一井。耕种则通八家、十家之力，在一处合作；收获则计一井、一沟之入，算亩数平分，叫作彻法。”这三样田制，名虽不同，然究其取民之实，则贡者取五亩之入于五十亩之中，助者取七亩之收于七十亩之外，彻则兼之：都是什分之中取其一分，未尝过重也。然谓之贡者，自下贡上，其义固易明矣。至于彻与助之义，却是为何？盖彻者，始而通力合作，有通融之义；继而计亩均分，有均一之义，故谓之彻也。助者，借八家之力以助耕公田，故谓之助也。其义不同，而总之则皆取民有制，三代之仁政如此。”夫什一之制，轻重适均，公私两便，乃三代之良法，而万世不可更易者。自阡陌既开，列国之赋始不止于什一。而后世暴征横敛，使小民终岁勤动，止足以办公家之税，而无一饱之余，视古法又甚远矣。何怪乎民生日困，而国用益诎也。重邦本者尚念之。

    “龙子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贡者，挍数岁之中以为常。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使老稚转乎沟壑，恶在其为民父母也？”

    龙子，是古之贤人。狼戾，譬如说狼藉，是多余的意思。培壅田禾，叫作粪。盻盻，是恨视的模样。称贷，是借贷起利。

    孟子承上文说：“贡与助，虽皆什一取民，然贡法不能无弊，又不如助法之善也。龙子尝说：‘古来治地之法，莫善于殷人之助，莫不善于夏后氏之贡。’何以见贡之不善？盖年岁有丰歉，则收成有多寡，此天时地利，难以预定者也。今夏之贡法，计算数岁之中多少收获，不管他极丰极歉的时候，只就中定下规则，年年征收这些。所以法格于难行，民苦于不便。且如遇着丰年，粒米狼藉，百姓每充然有余，便多取些不为虐害，乃寡取之，只够这些常数；遇着荒年，收获不多，以此为粪田之费尚且不足，却也要这些常数，必满足而后已。是乐岁之寡取，民不为恩；而凶岁之取盈，民实不堪命矣。夫人君为民父母，当勤恤民隐，如保赤子可也。今以取盈之故，使民盻盻然怨咨愁恨，把一年辛苦中所得的尽数输之于官，不得养其父母；又借贷起利以足取盈之数，致使官粮私债，上下逼迫，仰事俯畜，一无所资，那老稚之民，皆转死于沟壑而莫之救矣。百姓每这等困苦，上面的人全不爱惜，又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夫贡法不善，一至于此。若助法，则随公田所得之多寡而取之，安有此弊哉！即龙子之言观之，可见助法之当行矣。

    “夫世禄，滕固行之矣。《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

    凡人臣有功于国，子孙世世食禄的，叫作世禄。

    孟子又告滕文公说：“先王之制，有世禄以养君子，有井田以养小人，这两件乃王政之本也。然世禄取之公田，实与助法相为表里，有不容不并举者。今世禄之制，滕固见今行之，所以厚君子者，固率由先王之旧矣。惟是助法未行，得无以商人之法，非我周之故典乎？不知我周初时也用此法，观之于《诗》可验矣。《周诗•大田》之篇小民祝告于天，说道：‘愿

    天下雨溉我公田，遂及我私田。’这是小民先公后私之意。然贡法无所谓公田，惟助法有之。以公田之名，而出于周人之诗，这等看来，虽我周盛时，实已兼用助法，其公田足以制禄，其私田足以养民，无非由商之旧制也。周不能改乎商，而滕独可不从周制耶？信乎助法之善。滕当与世禄并行而不废可也。”

    “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

    这一节是三代建学之制。

    孟子举以告文公说：“为国者诚能制民之产，则民有恒心，而教化可兴矣。于是设为庠、序、学、校，以施立教之方焉。然庠、序、学、校四者，其义为何？盖古之建学以教民为主，而乡饮、乡射之礼，亦皆举于其中。故谓之庠者，取养老之义为名也；谓之校者，取教民之义为名也；谓之序者，取射以序贤之义为名也：这三样都是乡学。其地本非有二，但三代相继，各举一事为名，所以在夏则谓之校，在殷则谓之序，在周则谓之庠，而各有不同如此。惟学则设于国中，以教成材之士，三代皆同此名，无所损益焉。要之，名义虽有沿革，然原其立校之意，都是要讲明人伦之理，以厚风俗而已。盖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五件是人之大伦，天下古今所同具而共由者。惟教化不明于上，则民志不亲，而争乱之端起矣。所以三代盛王建学立师，将这五伦之理讲解宣示，昭然大明于上，然后天下之民莫不率由于伦理之中，以恩相与，以分相维，而亲睦之俗成于下矣。然则教化所系，岂不大哉！”《书经》上说：“百姓不亲，五品不逊。”可见彝伦之理，有关于百姓之亲而不可一日不明者。然立教之法，虽行于学校，而惇伦之本，则始于朝廷。盖未有皇极不建，而能敷锡于庶民者。此又作君师者所当知也。

    “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诗》云：‘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文王之谓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国。”

    孟子承上文说：“助法监于商、周，学校法乎三代，此皆王者之政也。以滕之褊小，一旦能举行之，虽未必即兴王业，然良法美意足以垂范后来。如有兴王之君受命而起，欲举三代之政，必来考子之所已试者，率而行之，以教养其民。是子之所行，乃王者之师也。况兴王之业，未必不基于此乎！《诗经•文王》篇有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言周家自后稷、公刘以来，旧为诸侯之国；至于文王，始受天命，而兴王业以新其国。可见修德行仁，不论国之大小，但恐不能行耳。诚能锐然以三代之治为必可复，奋发而力行之，则人心咸悦，天命自归，亦可以建兴王之业、而新子之国矣，岂但为王者师而已哉？子亦何惮而不为也。”按，三代教养之法，乃王政之首务。战国诸侯皆不能行，使其民日苦于兵戈、赋敛之中，而不得被安养渐摩之化。故孟子惓惓为文公告如此。

    使毕战问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将行仁政，选择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

    毕战，是滕大夫。井地，即是井田。经界，是经画田间的界至。

    滕文公一闻孟子之言，遂以井田为必可行，乃使其臣毕战管理井田之事，又使之来问其详。孟子答之说：“先王仁天下之政，莫大于井田。今子之君将行仁政，特选择于群臣之中，而使子委任责成，可谓专矣。子必勉力从事，不负付托之重可也。夫治地分田，各有个界限。行仁政的，必先从这上面做起。如通水道，则有沟洫；正阡陌，则有道涂；定疆塍，则有封的土堆，有植的树木：一一要经画明白，不可紊乱。若经界不正，则田之在民无一定之分，那豪强的人都得以兼并侵夺，而井地遂不均矣。赋出于田，无一定之法，那贪暴的官都得以多取自利，而谷禄亦不平矣。井地不均，如何养得野人？谷禄不平，如何养得君子？故明君贤臣要行仁政，必从此始；而暴虐之君、贪污之吏，则恶其不便于多取，必欲慢而废之，无怪乎仁政之不行也。诚能知经界之为先务，而汲汲焉正之，则田有定分，虽欲兼并而不敢；赋有定法，虽欲多取而不能。凡分田以养小人，制禄以养君子，皆可不劳而定矣，仁政焉有不举哉？子当是任，亦于此勉之而已。”

    “夫滕，壤地褊小，将为君子焉，将为野人焉。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

    壤，是土。褊，是窄狭。

    孟子又说：“分田、制禄两件，都是先王之仁政，不论大国小国，皆不可废也。今滕国之土地，截长补短，仅可五十里，亦甚褊小矣。然其中将必有食禄于朝而为君子者焉，必有自食其力而为野人者焉。凡出政令，明法纪，以治野人者，君子之责也。若在上没有君子，则两贱不能相使，谁去立法以治野人？凡供赋税、服力役，以养君子者，野人之分也。若在下没有野人，则两贵不能相事，谁去树艺以养君子？是君子、野人，乃国家所必不可无者。知其不可以相无，则知分田、制禄不可以偏废矣，安得不以经界为仁政之首务哉？”

    “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

    野，是远乡地土。九一，是九分中取其一分。国中，是近城地土。什一，是十分中取其一分。赋，是上纳。

    孟子承上文说：“观君子、野人之相须，则分田、制禄信不可废矣。然其法当如何而后可以通行？且如郊野之外，土地广阔，可为井田，则请行九一之法：以一里之地画为九区，中一区为公田，使八家助耕，收其所入，此即殷之助法也。郊关之内，比闾相属，难行井田，则请行什一之法：以百亩之田为一夫之业，使输其十亩之入于公家，此即夏之贡法也。能行此二者，则野人之业，取给于所分之田，而豪强者不得兼并；君子之禄，取足于贡赋之入，而贪暴者不得多取。此分田制禄之常制，而周家之所谓彻者，正此法也。”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

    圭字，解作洁字。余夫，是余丁。

    孟子承上文说：“田禄之法，固有定分，然又有出于常制之外者。盖因田制禄，固所以厚君子。然卿以下，其禄渐薄，不有以优之，将祭享不备，而不足以养廉矣。于是有圭洁之田，使供祭祀，皆以五十亩为额焉，是又以济世禄之所不及也。计丁授田，固所以厚野人；然一夫之外，有未成丁之余夫，尚未受田，不有以给之，则恒产有限，而不足以相赡矣。于是有余夫之田二十五亩，以待其壮而更授之百亩，是又以济分田之所不及者也。”夫有一定之数以制田禄，又有额外之给以示仁恩，于是君子、野人各得其分，而仁政无不行矣。

    “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

    徙，是迁居。守望，是防御寇贼。这是详言井田之善，以见助法当行的意思。

    孟子说：“分田制禄，固惟助法为善矣。诚使助法既行，则一乡之民各有世业，安土重迁，死而葬者与迁居者皆不肯出其乡矣。盖远乡之田，八家同井，居止既相联属而不可离，情义自相维系而不能已。故出入往来，则道路之中相为伴侣，而无行旅之虞；昼夜防守，则闾里之间相为应援，而无寇盗之忧。遇有疾病，则视其医药，通其有无，以相扶助，而无窘乏之虑。如此，则乡井之民蔼然相与，苦乐患难无往不同，而亲睦之风成矣。井田之制，有以兴民俗如此，不可以见助法之善哉？”

    按，此一段即《周礼》比闾族党之法，后世保甲乡约，其意多出于此。但古人以分田为务，使其情义相联，自无涣散；后世不均田制产，使有乐生之具，而欲以一切之法束离散之民，宜其徒为文具而不可行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

    孟子又告毕战说：“井田之法，固所当行矣。然其形体之制何如？盖古者分田制里，先相度地势，每方一里，画为九区，其田如‘井’字的模样。每田百亩为一区，九区共九百亩。中间一区百亩，是供给国家的，叫作公田；外面八区，分与八家百姓，各得田一百亩，是养赡家口的，叫作私田。这公田，就教那八家百姓同出力以治其事。凡耕耘收获之时，必先治公田，公事已毕，才敢去治私田之事。虽通力合作，而实有公私之分；虽彼此均劳，而实有先后之辨。这是为何？盖以分别君子、野人之分，使在上者，食人之食而不为泰；在下者，事上之事而不为劳耳。此井田形体之制，殷之所谓助，周之所谓彻，不出于此。主井地之事者，不可不仿而为之也。”

    “此其大略也。若夫润泽之，则在君与子矣。”

    润泽，是变通圆活的意思。

    孟子承上文说：“井田之法，自诸侯去其旧籍，其详已不可得闻矣。我所言定中外之区，辨公私之等，别君子、野人之分，特其大略如此耳。顾时势之变迁不同，地力之肥硗不一；或宜于古而不宜于今，或利于此而不利于彼，又有不可以拘泥者。若夫变而通之，化而裁之，使合于人情，宜于土俗，不泥先王之法，而亦不失先王之意。这等圆活流通，无所胶滞，则在滕君主持于上，吾子协赞于下，同心共济，各尽其责而已，岂吾言所能悉哉？”

    按，井田之制，最为良法，成周所以体国经野，厚下安民，皆本于此。时至春秋战国，如李悝之尽地力，商鞅之开阡陌，尽取先王之法而更张之。后虽有明君贤相，慨然欲行古法，亦无自而考其详矣。惟是什一而赋，使百姓足而君亦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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