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

亦足，则井田之遗意在焉。善用法者，不师其迹而师其意可也。

    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自楚之滕，踵门而告文公曰：“远方之人，闻君行仁政，愿受一廛而为氓。”文公与之处。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

    为神农之言，是战国时农家者流，因炎帝神农氏始为耕稼，遂造作一段言语，托为神农遗教，以惑人心，乃异端之学也。踵门，是足及于门。廛，是民居。氓，是田野之民。捆字，解作扣字，是造屦之法。

    昔文公闻孟子之言，即欲分田制禄，以复三代之法。风声传播，远近皆知。那时楚国之人有习学耕稼、托为神农之说的，叫作许行，要乘此机会，以售其学术。即自楚至滕，叩文公之门告说：“吾远方之人，闻君分田制禄，举行仁者之政，心窃慕之，故不惮遥远，特来归附。愿分与一廛之居，为滕国的百姓，庶几得沾仁政之泽也。”文公以其慕化而来，不忍拒绝，即与之一廛，以为居止。但见许行之徒数十人，皆以褐为衣，以明自处于贱，不用尊贵之章服；且捆屦织席，卖之以供食，以明自食其力，不费公家之廪饩也。此不惟言称神农，即一衣一食，已别是一种习尚，实欲以并耕之说沮坏良法耳。

    陈良之徒陈相与其弟辛，负耒耜而自宋之滕，曰：“闻君行圣人之政，是亦圣人也。愿为圣人氓。”

    陈良，是楚国儒者。耒耜，是耕田的器具。

    文公既行仁政，归者益多。此时，楚儒陈良有弟子陈相与其弟陈辛，负着耕田的耒耜，自宋至滕，来告文公说：“分田制禄之法，乃三代圣人经理天下之善政，闻君有志复古，慨然举行之，是即三代圣人复见于今日矣。吾等生于今时，得遇圣君，何胜庆幸！故移家来附。愿受田而耕，为圣人之民，以沾仁政之泽焉。”陈相兄弟是儒家之徒，其闻风归附，本是仁政所感，非若许行欲售其说也。夫井田之法一行于小国，而远方之民翕然向化如此，足以见王政之可行矣。惜乎！为邪说所惑，而使孟子之言终于不用也。

    陈相见许行而大悦，尽弃其学而学焉。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仓廪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

    饔飧，是朝夕的熟食。厉，是病。

    许行托为神农之言，以欺世骇俗，这是异端之学，非先王治天下之正道也。乃陈相一见许行，闻其议论可喜，便大悦而慕之，尽弃其平日所学于陈良者，而学许行之学焉。盖邪说之易以惑人如此。陈相既学其道，便非议孟子分别君子、野人之法。乃来见孟子，称道许行的言语，说：“滕君在战国之时，能慨然有志于圣人之政，岂不是个贤君？虽然如此，还未闻古圣人的大道，不足以治国家也。盖所谓贤君者，宁劳己以养民，不劳民以自养；常时与民并耕，自食其力，不曾费了百姓的供给；且朝饔夕飧，自甘淡薄，而兼理治人之事，不曾废了国家的政务，这才叫作贤君。今观于滕，有仓廪以贮谷粟，有府库以藏货财，都是取百姓每的脂膏以自奉养，害及于民，而利归于上，不复知有并耕饔飧之事矣，恶得谓之贤哉？”许行之言，混君子、野人于无别，正与孟子相反。而陈相顾称道之，以阴坏孟子之法。异端之变乱是非，害人国家，良可恨。

    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曰：“然。”“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曰：“否。许子衣褐。”“许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织之与？”曰：“否。以粟易之。”曰：“许子奚为不自织？”曰：“害于耕。”曰：“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曰：“然。”“自为之与？”曰：“否。以粟易之。”

    釜，是煮饭的。甑，是炊食的。爨，是燃火。铁，是田器，如锄犁之类。

    许行之说，欲使人君身亲稼穑，而兼治民事，此理势之所必不能者。孟子将折其非，先就把他服食器用不能兼为者以诘之，因问陈相说：“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陈相答以为然。盖许子农家，固必耕而食也。孟子再问：“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陈相答以为否。盖许子穿的是褐，不必织而衣也。孟子又问：“许子戴冠乎？”陈相答说：“戴冠。”又问：“许子所戴何冠？”陈相答说：“是素冠。”孟子就问：“这冠是许子自织之与？”陈相说：“否，许子不能自织，以所种之粟易之耳。”孟子问：“许子何故不自织？”陈相说：“农工各有专务，既要种粟，又要制冠，却不妨了农事？所以不自织也。”孟子又问：“熟食必用釜甑，耕田必用铁器，许子也以釜甑爨、以铁耕乎？”陈相说：“然。”孟子问：“这器物也是许子自为之与？”陈相说：“否。许子恐害于耕也，以所种之粟易之，犹夫冠也。”此可见许子服食器用，多与人同，有无相须，不能独异。一身日用之事且不可以兼为，况治天下而可以兼农夫之事哉？

    “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之不惮烦？”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

    械器，即上文釜甑、耒耜之属。陶，是治瓦器的。冶，是治铁器的。舍字，解作止字。宫中，譬如说是家里一般。

    孟子因陈相之对，复诘之说：“许子以滕有仓廪府库为厉民以自养矣。今就子之言观之，粟乃农夫之所种，釜甑、耒耜乃陶冶之所为，各治一事，而各适于用者也。农夫以粟易械器，正以济陶冶之所无，非有害于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正以济农夫之所无，岂有害于农夫哉？盖有无相通，则彼此俱利，从古以来都是如此。若必以相易为厉，则许子何不自为陶冶？举凡百工之事，如釜甑耒耜之具，止皆取诸家中而用之，岂不省便？何为纷纷然日以其粟与百工之人交相贸易？何许子之不惮烦如此？”陈相乃答说：“天下之事，专为则易，兼为则难。许子既种粟而食，则百工之事，固不可以耕兼之也。”陈相至此，固已情见辞穷，而不能自解矣。

    “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大人，是在上的人。小人，是在下的人。

    陈相既知农工之不可兼，故孟子即从而折之，谓：“尔说百工之事，不可耕且为，是矣！然则人君之治天下，视百工之制器，烦简劳逸，相去何如？独可耕且为与？盖心无二用，业有专攻，在上的大人自有大人之事，在下的小人自有小人之事，固不可得而兼也。且就一人之身计之，服食器用，百工之所为，无不具备；如皆出于自为而后用之，则既业乎此，又兼乎彼，是率天下之人奔走道路，无时休息，势亦有所不能矣，况以大人而兼小人之事乎？所以古语有云：‘均是人也，或为君子而劳心于上，或为小人而劳力于下。劳心于上者，颁政布教，以治在下之人；若劳力之小人，则惟听君上之治而已。听治于人者，输租纳税，以供在上之食；若治人之君子，则唯受在下之养而已。’然则以劳心而易小人之养，本是大人之事；以劳力而易君子之治，本是小人之事。正犹农夫陶冶，以粟与械器相济，而非所以相病也，此乃天下古今通行的道理，自神农、尧、舜以来，所不能易者。安有所谓并耕之说乎？”盖许行之术，本欲阴坏孟子分田制禄之法。故此一段指陈君子、野人之分，深切著明，彼之邪说将不攻而自破矣。

    “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虽欲耕，得乎？”

    洪水，是大水。横流，是散漫妄行。泛滥，即水横流的意思。繁殖，是众多。登，是成熟。道，是路。敷字，解作分字。九河，河流有九之谓。济、漯、汝、汉、淮、泗，都是水名。疏、瀹、决、排，都是开通的意思。

    孟子辟陈相说：“自古圣人，未有与民并耕而治天下者。且以尧之世言之。当尧之时，去洪荒未远，生民之害未尽消除，天下犹未平也。那时洪水滔天，不循着道路而散溢妄行，泛滥于天地之间。于是草木得水而日见长盛；禽兽得草木而日渐众多；五谷为草木所妨，都不成熟；人民为禽兽所逼，多被伤残：所以人烟稀少，但见兽蹄鸟迹的道路交杂于中国。这等世界，百姓何得安生？天下何由平治？尧既为天子，劳心治人，不曰洪水方割，则曰下民其咨，其心独以为忧，有不能一日安者。又以天下之患，非可以一人独理；乃访于侧陋，咨于四岳，得一大舜，遂举以为相，而使之分治焉。尧既以天下之忧为忧，而付托于舜；舜遂以尧之忧为忧，而分任于禹。盖此时洪水为害，草木障蔽，禽兽纵横，虽欲治水，而无所施其力也。乃先命伯益掌火，益将山林薮泽所生的草木用火焚烧，使禽兽失其所依，都去逃躲，无逼人之害，然后治水之功可得而施矣。于是命大禹为司空，使他治水。禹于西北，则疏九河以分其势，又通济水、漯水以会其流，使之皆注于海，而北条之水有所归焉；于东南，则决汝水、汉水，排淮水、泗水，使之皆注于江，而南条之水有所归焉。水有所归，自然不至泛滥，而地皆可耕，然后中国民人可得耕而食矣。那时大禹受舜之命，为天下拯溺，随山浚川，至八年在外、三过其家门而不入，忘身忘家，这等样劳苦。虽欲与民并耕而食，其可得乎？”观于禹，而尧、舜之不暇耕又可知矣。许行并耕之说，何其谬哉！

    “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勋曰：‘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圣人之忧民如此，而暇耕乎？”

    后稷，是劝农之官。树艺，是种植。司徒，是教民之官。放勋，是帝尧称号。劳，是慰勉。来，是引进。匡字，解作正字。振，是警省的意思。德，是加惠。

    孟子叙尧、舜忧民之事说：“水土既平，则民有可耕之地矣。于是又命弃为后稷之官，使之教民稼穑，习耕耘收获之事，以种植五谷。由是五谷成熟，天下之民家给人足，皆相生相养，而无复阻饥之患矣。然民莫不有秉彝之性，若使饱食暖衣、居处安逸而无以教之，又将耽于佚豫，习为邪侈，至于灭性乱伦，而违禽兽不远矣，故圣人又有忧焉。于是以契为司徒之官，而教民以人伦之道。使天下之人，父止于慈，子止于孝，而有恩以相亲；使臣以礼，事君以忠，而有义以相与；夫妇则有分辨，而不相混淆；长幼则有次序，而不相僭越；朋友则以诚信相交，而无有欺诈。盖此五者，皆人所固有之伦，必设法以教之，而后民性可复也。然其立教之方何如？帝尧命契之辞说：‘教民之道，因人而施。有勉强修行者，则慰劳以安之；有回心向道者，则引进以来之：所以嘉其如此。有制行邪僻者，则闲之使归于正；有立心回曲者，则矫之使归于直：所以救其失如此。有树立不定者，则扶助而立之；有进修不前者，则诱掖而行之：所以济其不逮如此。既使之优游厌饫，而自得其本然之性矣。犹恐其放逸怠惰而失之也，又必时时申饬，提振警觉，以加曲成之惠焉。’这等多方造就，教思无穷，然后人伦可明，而百姓可亲也。尧之命契如此。夫水土方平，即思所以养之；衣食既足，又思所以教之。圣人之劳心以忧民，汲汲皇皇，不能一日释如此，而暇于耕乎？所以说，治天下不可耕且为也。”

    “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夫以百亩之不易为己忧者，农夫也。”

    易字，解作治字。

    孟子承上文说：“尧舜之忧民，固不暇于耕矣。然其所以为民者，亦非事事而忧之也。在尧则以百揆未叙，四门未辟，思举舜而任之，彼时惟以不得舜为忧耳；得舜，则尧之忧民者皆付之于舜矣，尧又何忧之有？在舜，则以水土未平，五刑未饬，思得禹、皋陶而任之，彼时惟以不得禹、皋陶为忧耳；得禹、皋陶，则舜之忧民者皆付之禹、皋陶矣，舜又何忧之有？圣人之劳于求贤如此。则其所忧，乃知人安民之要务，实皆治乱安危之所关，而未尝屑屑于其小也。若乃躬耕百亩之田，闵闵然忧其不治，乃农夫之所有事耳，岂圣人之忧哉？然则圣人之治天下，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

    “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是故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

    孟子承上文说：“尧、舜之忧，惟在于得人，诚以得人之所系为甚大也。且如忧人之匮乏，而以财物分之，于人亦有所济，这叫作惠。忧人之愚昧，而以善道教之，于人非不尽心，这叫作忠。然天下至广，百姓至众，安得人人而分之？又安得人人而教之？这所及犹有限也。惟是忧天下之不治，而求得贤才以代理，如尧之得舜，舜之得禹、皋陶，则不必分人以财，而牧养有人，惠之所推者自广；不必教人以善，而敷教有人，忠之所被者无穷：这等才叫作仁。仁则不止于小惠、小忠而已。夫仁覆天下，而惟系于得人，则得人岂易言哉？是故天下大器而推以与人，诚若至难；然以圣人之心视之，犹以为易。惟是为天下得人，则必择之至当，选之至公，而后可托以天下，乃为难耳。惟得人之难，此尧、舜所以用心于是，而以不得为忧也。”

    “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与焉。’尧、舜之治天下，岂无所用其心哉？亦不用于耕耳。”

    孟子承上文说：“欲知尧舜用心之大，观诸孔子之所称，则可见矣。孔子尝称帝尧说：‘大哉！尧之为君。以天道之大，而能与之准则，其德荡荡乎广远，民无得而名焉，真是与天为一者也。’又称帝舜说：‘君哉舜也！其德巍巍乎高大，虽富有天下，若与己不相关涉，而惟以治天下为忧，真是克尽君道者也。’夫尧称荡荡，舜称巍巍，自古帝王无有如其盛者。则尧、舜之治天下，岂诚漠然于兆民之上，而一无所用其心哉？当其时，民害未除，思得人以除之；民生未遂，思得人以遂之；民行未兴，思得人以兴之：此皆其用心之所在也。但不以百亩为忧，而用之于耕耳。使尧、舜用心于耕，则是以小人之事为事矣，何以成此巍巍、荡荡之功哉？然则并耕之说，可谓无稽之甚矣。”

    “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谓豪杰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数十年，师死而遂倍之。”

    孟子既辟许行并耕之非，至此乃直责陈相说：“许行之学，诞妄如此，子乃悦而从之，可乎？夫中国所以异于蛮夷者，为其有圣人礼义之教耳。据吾所闻，盖有用中国之教以变蛮夷之俗，而自归于正者；未闻有学于中国，而反为蛮夷所变者也。子之师陈良，生长于楚，本是南夷之人。一旦闻周公、仲尼之道行于中国，悦而慕之，遂来游北方，以求周、孔之学。于凡二圣之制作删述，皆心领而身受之，即北方之士素学周、孔者，其所造诣亦未能或出其上也。彼能用夏变夷，而自拔于流俗如此，可谓才德出众之豪杰也。子之兄弟事之数十年，亦与闻周、孔之道者。乃于师死之日，遂尽弃其学而学于异端之许行，非所谓变于夷者耶？吾未见受变于夷，而可与论先王之道者也。”

    “昔者孔子没，三年之外，门人治任将归，入揖于子贡，相向而哭，皆失声，然后归。子贡反，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他日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任，是担负的行李。场，是冢傍之地。秋阳，是秋日。暴，是晒。皜皜，是洁白的意思。

    孟子责陈相说：“子之忍于倍师，亦未闻孔门弟子之尊师者乎？昔者，孔子既没，其门人在鲁，皆服心丧三年。三年之外，各治行装，将欲散归乡里。入揖子贡为别，相向而哭，莫不极其哀痛，至于失声，然后归去。门人之追慕其师如此。子贡犹未忍遽去，又反归墓傍，筑室于坛场之上，独居三年，然后归去。子贡之追慕其师又如此。他日，子夏、子张、子游思慕孔子，想见其音容，以有若言行气象有似孔子，欲以所事孔子之礼事之，以慰其思慕之意。因曾子不往，勉强要他。曾子说：‘不可！我辈尊师，当论其道德，不当求其形似。吾夫子之道德，极其纯粹，而无一尘之杂，就如江、汉之水洗濯出来的一般；又极其明莹而无一毫之累，就如秋天日色暴晒出来的一般，皜皜乎！举天下之言洁白者，无以加于其上矣。岂有若所能仿佛哉？今乃欲以此尊之，则拟非其伦，而反以卑夫子矣，如之何其可乎？’夫曾子之尊信其师如此，而子之兄弟独忍倍其师，真圣门之罪人也。”

    “今也南蛮鴂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师而学之，亦异于曾子矣。”

    鴂，是鸟名，南蛮之声与之相似，所以说南蛮舌鴂。孟子责陈相，又说：“有若虽非圣人，犹与圣人相似，曾子尚不肯以事孔子者事之。今许行乃南蛮鴂舌之人，其所称述，皆惑世诬民之术，本非中国圣人相传之道，与子之师陈良正大相反。子乃倍子之师而从其所学，亦异乎曾子之尊其师者矣。”盖圣人之道，本不以地而有间，顾人之所从何如。陈良用夏变夷，则进而为中国；陈相去正从邪，则沦而为夷狄。所谓在门墙则挥之，在夷狄则进之者也。司世教者不可不知。

    “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鲁颂》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学，亦为不善变矣。”

    幽谷，是深涧。乔木，是高树。膺，是击搏的意思。荆，是楚国本号。舒，是楚旁小国。惩，是创。

    孟子责陈相，又说：“子倍陈良之道，而学于蛮夷之人，其于取舍之间，可谓不知所择矣。《诗经•伐木》篇中有云：‘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可见鸟虽微物，犹知出于幽暗之中，而迁于高明之处，吾之所闻如此。未闻有自乔木而下，反入于幽谷者也。今陈良诵法先王，如乔木之高明；许行溺于异端，如幽谷之卑暗。子乃倍陈良而学许行，是下乔木而入于幽谷矣，不亦异乎吾之所闻耶？又观《鲁颂》篇中说：‘周公辅佐王室，于戎、狄则击而逐之，于荆、舒则伐而惩之。’其正夷夏之防如此。今许行蛮夷之人，畔于圣道，乃周公之所击也。子乃舍中国之教而从其学，真所谓变于夷者矣，何其变之不善如此耶？”即孟子之言观之，许行并耕之说必不可从，而陈相倍师之罪，诚有不容逭者矣。盖战国之时，邪说横行，故孟子极力辟之，至斥为夷狄，其严如此。后世佛氏之学，自西域流入中国，世之愚民莫不惑于其教，乃至贤智之士亦阴入其说而不可解。视陈相之变于夷，抑又甚矣！岂非周公之所膺耶？

    “从许子之道，则市贾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屦大小同，则贾相若。”

    孟子辟许行并耕之谬，陈相既无以为辞，乃又举其市不二价之术称扬于孟子。说道：“如夫子之言，则许子并耕之说固不可从矣，然其言亦有可取者：如市价一节，从许子之术，则市中货物皆有定价，而无贵贱之分，一国之人无所用其诈伪。虽五尺之童，幼小无知，适市贸易，亦无有增减价值以欺之者矣。盖天下之物，惟是分个等级，则其价相悬而争端易起。今皆一概定价，不论精粗：如布帛只论丈尺，长短同则价相等；麻缕丝絮只论斤两，轻重同则价相等；五谷只论斗斛，多寡同则价相等；屦只取其适足，大小同则价亦相等。物价一定，则人情相安，争端尽息，可以还淳返朴，而复上古之治矣。许子之道如此，何为而不可从耶？”陈相之称许行，徒欲以掩其倍师之失，而不知周公、仲尼之道，正不如此，盖亦惑之甚矣。

    曰：“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巨屦小屦同贾，人岂为之哉？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

    倍，是加一倍。蓰，是五倍。比，是合。

    孟子辟陈相说：“许子欲市价不二，将谓世间的货物都是一般，更无差别；不知天之所生，地之所长，与人之所为，自是参差不齐，精粗美恶，判然各异，乃自然之情也。故其价之悬绝，或相去一倍，或相去五倍，甚至相去什倍，相去百倍，有多至千万倍者：此乃万有不齐之理，岂可强同？今子乃为一切之法，合而同之，是徒为纷纷扰乱天下而已。何以言之？盖物之有精粗，犹其有大小。就将屦这一件来比方：使大者与小者其价相同，人岂肯为其大者？然则精者与粗者其价相同，人岂肯为其精者哉？若从许子之道，是使天下之人相率为滥恶之物以相欺。本欲除伪，适以长伪；本欲息争，适以启争，如之何可以治国家乎？许子之道，固不特并耕为不可从也。”按，许行之术，自附于神农，其说有二：因神农始教稼穑，遂造为并耕之说；因神农始为市井，遂造为一价之说。总是假托上古以阴坏三代之法，乃邪说之尤者。使其得行于滕，不惟一国受敝，而其害将及于天下矣，故孟子极力排之如此。后世治天下者，只当以尧、舜、三代为法，其余百家众技，假托先圣之言，皆不足信也。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见孟子。孟子曰：“吾固愿见。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见。夷子不来！”

    墨者，是治墨翟之道者。夷之，是人姓名。徐辟，是孟子弟子。

    战国之时，杨朱、墨翟之言布满天下。这两家学术都是异端，与儒者之道相悖，故孟子辞而辟之。彼时有治墨翟之道的，叫作夷之，虽是异端之徒，然平时仰慕孟子，欲来求见，乃因徐辟以自通。此其慕道而来，或亦反正之一机也。然未知他的意思诚否何如，故孟子对徐辟说：“夷子之来，我固愿见；只为我尚有疾病，未可以见也。子为我辞夷子，俟吾病愈，吾且往见。夷子不必再来！”这是孟子托辞，欲坚其求见之心，以为施教之地也。

    他日，又求见孟子。孟子曰：“吾今则可以见矣。不直，则道不见；我且直之。吾闻夷子墨者，墨之治丧也，以薄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岂以为非是而不贵也？然而夷子葬其亲厚，则是以所贱事亲也。”

    直，是尽言以相正的意思。易天下，是移易天下的风俗。

    夷之初因孟子托疾，不得相见。他日，又因徐辟求见孟子。孟子谓徐子说：“夷子再来求见，其意甚诚，吾今则可以见矣。但吾儒之道，与异端不同。苟不尽言以相正，则吾道不明，何以开其蔽锢，救其差失？吾且尽言以规正之。吾闻夷子乃学于墨氏之道者。墨氏之治丧，生不歌，死无服，桐棺三寸而无椁，其为道贵薄而不贵厚者也。夷子思以墨氏之道移易天下之风俗，岂以其薄葬为非是而不贵尚之哉？夫以薄为贵，则以厚为贱，必无两是之理。然而夷子之执亲丧，于葬埋之礼独厚，则是不以墨氏之所贵者事亲，而以墨氏之所贱者事亲也。学其术而不遵用其教，是诚何心哉？”盖人子无不欲厚其亲者，而墨氏以兼爱之故，反薄于亲，此所以为异端之学也。夷子学于墨氏，固其心之所蔽；而不忍从薄，乃其心之所明。故孟子因而诘之，欲其反之本心，而自悟其所学之非耳。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谓也？之则以为爱无差等，施由亲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为人之亲其兄之子，为若亲其邻之赤子乎？彼有取尔也。赤子匍匐将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差等，是分别等第。匍匐，是伏地而行的模样。

    徐子以孟子之言告夷子。夷子犹未悟其非，乃对徐子说：“吾墨子之道，主于兼爱，只是看得父母和他人一般，不分厚薄，学者善师其意而行也，与儒道不相悖戾。且儒者之道，亦未尝不以兼爱为言。《周书》上说：‘若保赤子。’是古之人视百姓与赤子也是一般，斯言果何谓也？由此而观，墨子兼爱之说何尝不是？之则以为天下之人皆所当爱，原无厚薄隆杀之等；特其所施有次序，必由亲始耳。故我厚葬其亲，亦欲推之以厚天下之人，乃施由亲始之说也，岂以所贱事亲哉？”夷子既援儒入墨，以拒孟子之非己；又推墨附儒，以释己厚葬之意，其辞亦遁矣。徐子以其言告孟子。孟子晓之说道：“夷子据‘若保赤子’之言，而自信其爱无差等之说。岂以为人之爱其兄子，就如爱那邻家之赤子乎？不知兄子甚亲，邻家之子甚疏，用爱岂无分别？《周书》所谓‘若保赤子’者，彼自有取义云耳。以为小民无知而犯法，非小民之罪，犹赤子无知，匍匐将入于井，非赤子之罪，欲保民者当如保赤子，不使无辜受戮耳，岂爱无差等之谓乎？且天之生物，受气成形，各本于父母，都使他从这一个根本上发生出来。故爱亲之心，根于天性，非他人所可同耳。如夷子之言，则视其亲与路人略无分别，特其施由亲始，把这根本去处分而为二，此所以溺于兼爱之说，而不自知其非也。若能反求之心，而深知一本之义，则墨氏兼爱之非，不攻而自破矣。”

    “盖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他日过之，狐狸食之，蝇蚋姑嘬之。其颡有泚，睨而不视。夫泚也，非为人泚，中心达于面目。盖归反虆梩而掩之，掩之诚是也。则孝子仁人之掩其亲，亦必有道矣。”

    上世，是太古之时。委，是弃。壑，是山水所聚处。嘬，是攒食。泚，是汗出。睨，是邪视。虆，是土笼。梩，是土。

    孟子晓夷之说：“夷子知厚葬之为是，而不知二本之为非，岂亦未之深思耶？殊不知人惟一本，所以无不爱亲；惟爱亲，所以有此葬礼。试以往古之事验之：盖上世丧礼未制之先，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弃之于壑。他日经过其处，见狐狸食亲之肉，蝇蚋攒亲之肤；于是头额之间泚然汗出，但邪视而不忍正视，有不能为情之甚者。是泚也，岂为他人见之有所掩饰而然？乃其哀痛迫切之情，本诸中心而发，见于面目；其良心感触，有不能自已者耳。当此之时，既悔其前日委弃之非，而又思为后日保全之计。于是归取虆梩，反土以掩其亲之尸，使不至为物所残、为人所见：此后世葬埋之礼所由起也。夫此掩其亲者，若在所当然，则孝子仁人之所以掩覆其亲者，必有厚葬的道理，而不以薄葬为贵矣。夫葬礼之所自起，皆由不忍其亲之一念发之，非以其一本而然乎？使人非一本，则弃亲不葬者胡为有泚？又胡为而掩之以虆梩？夷子试反而求之，则知以薄为道之非；而墨氏之说，有不可从者矣。”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怃然为间，曰：“命之矣。”

    怃然，是茫然自失的模样。为间，是少顷。命，是教。

    夷子学于墨氏，而厚葬其亲，其心必有不安于墨者，但溺于其说，不能自拔耳。孟子乃从他良心真切处提醒发明，所以感悟而诱掖之者至矣。徐子以孟子之言一一告语夷子，夷子遂茫然自失。少顷间，说道：“始吾学于墨氏，而不知其非也。今闻夫子之言，乃知天亲果无二本，葬亲果当从厚。夫子固已教我矣。”夫夷子之闻言即悟如此。可见爱亲之良心，人所同具；而异端之道，未有不可反而归正者。故君子之于异端，拒之甚严，而待之亦未尝不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