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

得矣。”

    戴不胜，是宋臣。傅，是教。咻，是喧哗。庄岳，是齐国里名。

    当时，宋国之臣戴不胜者，素有志于正君，而未知荐贤为国之道，故孟子告之说：“人臣事君，孰不欲引之于当道？然涵养熏陶，非一日之功；维持匡救，非一人之力也。吾观子之事王，岂不欲使王之为善欤？然正君之道，子容有未知者，我明以告子。且将学语一事来比方。假如有楚大夫于此，厌楚语为南蛮 舌之陋，而欲使其子学齐国之语，则将使齐人教之乎？抑使楚人教之乎？”戴不胜说：“欲学齐语，必使齐人教之耳。”孟子说：“学齐语而使齐人教之，诚是矣。倘使居荆楚之地，傅之者止一齐人，而朝夕喧哗咻之者有众楚人，则听闻不专，积习难变，虽日加鞭挞而求其子之齐语，不可得矣。若使引其子而置之齐国，使居庄岳之间，且至数年之久，则所与居者皆齐人，所熟闻者皆齐语，必然化而为齐；虽日加鞭挞而求其子之楚语，亦不可得矣。”由楚大夫教子之事观之，则知人臣之欲正君者，必使直谅多闻之士常接于前，谗谄面谀之言不入于耳，然后可以熏陶德性，变化气质，将日进于善而不自知矣。若小人众而君子独，亦何以成正君之功哉？

    “子谓‘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于王所。在于王所者，长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谁与为不善？在王所者，长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谁与为善？一薛居州独如宋王何？”

    薛居州，是宋之贤臣。长幼卑尊，都是指在朝之臣说。

    孟子告戴不胜说道：“子知学语者在于精专，则知正君者成于多助，此非一人之力所能办也。今子谓‘薛居州，宋之善士也’，荐举于朝，使之居于王所，诚得以人事君之忠矣。然使在王所的群臣，长幼卑尊都似薛居州之贤，则所闻皆善言，所见皆善行，王虽欲为不善，其谁与之为不善乎？如使在王所的群臣，长幼卑尊都不似薛居州之贤，则善言不入于耳，善行不接于目，王虽欲为善，其谁与之为善乎？今尔之所举，惟一薛居州，而不如薛居州者甚众，这就是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也。吾恐群邪必至于害正，孤忠不能以独立。虽有维持匡救之功，终是一暴十寒而已。即欲引君于善，其如宋王何哉？”故古之大臣欲正其君者，必集众思，广忠益，使君之左右前后无非正人端士，而后君德可成也。若夫用贤之道，则又在人君之信任勿疑。苟谏不行，言不听，虽善士盈朝，亦何益之有哉？

    公孙丑问曰：“不见诸侯何义？”孟子曰：“古者不为臣不见。段干木逾垣而辟之，泄柳闭门而不内，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见矣。”

    不为臣，是未曾出仕。段干木，是魏人。泄柳，是鲁人。已甚，是太过。迫，是求见之切。

    孟子不肯往见诸侯，故公孙丑问说：“君子以济世安民为心，必得君而事，乃可以行其道。今之不见诸侯，不知果何义也？”孟子答说：“古之为士者，必委质为臣，有官守之责，则当奔走其职，以官而见。若未为臣，则无官守可召，无职事可见，惟当高尚其志，不见诸侯，此古之道也。然所谓不见者，只是以道自重，不肯屈身以往见耳。若有尊贤下士之君，自来求见，则岂有终绝之理乎？昔魏文侯时，有个段干木，是未为臣的；文侯来求见他，乃逾墙而避去。鲁缪公时，有个泄柳，亦是未为臣的；缪公来求见他，乃闭门而不纳。二子之自处如此，是皆立己于太峻，拒人以太严，而为已甚之行者也。不知所贵于士者，岂必以隐为高、往而不返，然后为贤哉？惟君无下贤之诚，故士高不见之，节耳。今二君求见之意既如此其迫切，则二子见之，不为枉道，何必逾垣而避、闭门而不纳哉？是二子者，执礼义而失之太过，君子所不由也。”

    “阳货欲见孔子，而恶无礼。‘大夫有赐于士，不得受于其家，则往拜其门。’阳货瞰孔子之亡也，而馈孔子蒸豚。孔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当是时，阳货先，岂得不见？”

    阳货，是鲁季氏家臣，僭为大夫者。欲见，是欲召见。瞰，是窥。亡，是出在外。先，是先来加礼。

    孟子又引孔子之事以晓公孙丑，说道：“昔鲁国有阳货者，尝慕孔子之道德，而妄自尊大，意欲召之来见；又恐人说他见贤无礼，乃欲以术致之。他知道《礼经》上说：‘大夫有所赐于士，士在家拜受则已；如偶出在外，不曾得拜受于家，必亲往拜谢于大夫之门。’惟时阳货正僭为大夫，孔子为士。因使人探看孔子出外之时，将蒸豚馈之，正要使孔子不得拜受于家，必然往拜其门，可乘此以相见也。孔子虽不逆诈，亦不堕其术中。也探看阳货外出之时，乃往拜之。既答其礼，又不使他得见，可谓曲而尽矣。夫阳货虽非可见之人，然亦有愿见之意，孔子如何终不见之？盖只为当时阳货欲用术以致孔子之见，而不肯先来加礼故耳。若当是时，阳货真能下贤，先加就见之礼，如文侯之于段干木、缪公之于泄柳，则孔子非绝人于太甚者，岂得瞰亡以往，而终不见之哉？盖孔子不当见而不见，与段干木、泄柳之为已甚者不同，此所以为礼义之中正也。”

    “曾子曰：‘胁肩谄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观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观之，则君子之所养可知已矣。”

    胁肩，是耸起两肩。谄笑，是强为欢笑。都是勉强媚人的模样。病，是劳。夏畦，是夏月治畦的人。赧赧，是心惭面赤的模样。

    孟子说：“礼义者，立身之大闲；污贱者，士人之深耻。尝闻曾子说：‘今有一等人，见人不大礼貌，他乃胁肩谄笑以求媚悦，这等作伪的情状，不胜劳苦，比那暑月治畦的人更甚。’这是极鄙之之辞。子路说：‘凡人彼此契合，方可与之谈论。若素日无交，未知他的意向，便要强与之言，却心惭面赤，赧赧然若无所容的模样。这等人品，非由所知矣。’这是极恶之之辞。夫由此二子之言观之，他既痛恶这等的人，决不肯干这等的事，其胸中涵养，必光明正大，直道不阿。设使诸侯未曾先来加礼，欲要二子去俯首求容，强颜求合，断然不为矣。此可见不为臣不见者，乃士人守身之常法。若世有下贤之君，固不当绝人于已甚，如段干木、泄柳之所为。世无下贤之君，亦必不肯屈己以求容，为曾子、子路之讥也。”

    戴盈之曰：“什一，去关市之征，今兹未能。请轻之，以待来年，然后已，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邻之鸡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请损之，月攘一鸡，以待来年然后已。’如知其非义，斯速已矣，何待来年？”

    戴盈之，是宋大夫。什一，是十分中取一分。征，是税。已，是止。攘，是物自来而取之。

    戴盈之有意革弊而不能决，乃问孟子，说道：“古时井田之法，什而取一，近乃有厚敛于民者矣。古时关市之法，讥而不征，近乃有并征其货者矣。先王之良法无存，斯民之憔悴日甚，国何由治乎？如今欲要复那什一之旧，去那关市之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此吾愿治之本心也。但积习已久，难以骤更；国用所需，未能顿革。目前且把这两件稍从轻减，待至明年，然后尽罢今之弊政，复行古之良法，夫子以为何如？”孟子告之说：“为政在于力行，知过贵于速改。子既有志于革弊，而曰‘姑待来年’，是何异于攘鸡者乎？今有人于此，日日攘取邻家之鸡。或告之说：‘攘取邻鸡，苟得无耻，是非君子之道。’其人不能即改，却说道：‘子言诚是！只是我一时便止不得，请暂且减损，每月止攘一鸡，以待来年然后已。’这等的人，谓之能改过迁善，可乎？今宋之攘取其民，犹攘鸡之不义也。但患不知其非耳，如既知之，便当一旦速除其弊，使百姓早受一日之赐，何故等待来年，如所谓月攘一鸡者哉？”盖为政本以为民，有利于民，则宜速为；有害于民，则宜速去。若曰姑待来年，则必因循怠废，日复一日，终于不能革矣，岂更化善治之道哉？

    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

    公都子，是孟子弟子。生，是生民。

    当时杨、墨之言充满天下，孟子欲防卫吾道，不得不辞而辟之，故有疑其好辩者。公都子亦不知孟子之心，乃问说：“夫子一言一论，必皆有为而发。然今在外之人，皆说夫子好为辩论，以求胜于人，是必有故矣。敢问夫子何为如此？”孟子答说：“君子之处世，岂不欲与之相忘于无言？然义理有当发明，事势有当救正，虽欲不言，有不可得者。若我之于今日，岂故好为辩说，哓哓然与人争论哉？乃有不得已于言者耳。所以不得已，为何？盖自上古以来，天下之有民生，非一日矣。气化人事，相为循环，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当其气化盛，人事得，则天下为之一治；及其气化衰，人事失，则天下为之一乱。反复相寻，未有常治而不乱者，其势然也。”夫由治而之乱，虽圣贤不能止其来。然拨乱而反治，在圣贤岂得辞其责？故虽至艰至大之事，亦有不得已而为者，而况于言乎？

    “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书》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

    泛滥，是水流横溢。下，是卑地。上，是高地。巢，是架木为居。营窟，是掘地而处。洚水，是无涯之水。菹，是水泽生草之处。江、淮、河、汉，是四水名。险阻，即指洚水说。

    孟子承上文说：“所谓一治一乱者，何以征之？昔当帝尧在位之时，洪水滔天，都不循正道，倒流逆行，以致横溢弥漫，遍于中国；况平陆之地，皆为蛇龙所居。天下人民，无有定止。地势卑的，则架木为巢以居；地势高的，则掘地为窟以处，而生民之命急矣。故《虞书》上说：‘洚水警予。’言此洪洞无涯之水，乃是天降灾异以示儆戒。所谓洚水者，即此洪水是也。此时气化乖沴，害及生民，便是一乱。于是帝尧忧之，举舜而敷治；舜乃使禹治之，委任而责成焉。禹思水之性必有所归，乃掘去壅塞，疏通河流，将这泛滥之水注之于海，而不使其横决；以蛇龙之性必有所居，于是驱逐蛇龙，放之菹泽之地，而不使其盘踞。水既归海，则下流不壅，得以顺其轨道而行于地中，即今江、淮、河、汉之水是也。此时水患尽平，险阻既远，不但蛇龙已归菹泽，不为民害；而凡鸟兽之害人者，皆已消除，然后地平天成，四隩可宅。下者不必为巢，上者不必为窟，举天下之民，皆得平土而居，以遂其乐生之愿矣，岂非天下之一治哉！”即此观之，可见水旱之灾，虽圣世不能免。惟当时为君者儆惧于上，为臣者勤劳于下，故能挽回气运，转乱而为治如此。然则救灾拯溺之道，信不可不究心也。

    “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坏宫室以为汙池，民无所安息。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说暴行又作。园囿汙池，沛泽多而禽兽至。及纣之身，天下又大乱。”

    宫室，指民居说。园囿、汙池，是君上游观之所。沛，是草木所生。泽，是聚水之处。

    孟子承上文说：“当尧、舜之时，禹平水土，天下已治矣。及尧、舜既没，圣人仁民爱物之政，湮灭无存。历夏及商，暴虐之君相继而起，都要侈于自奉，不顾民生休戚。将百姓所居之室毁坏以为池沼，使之无所安息；将百姓所耕之田荒弃以为园囿，使之不得衣食。虐政既兴，风俗日坏。其在下之臣民，又肆为邪诐之说、暴慢之行，而害人者众矣。且田土弃为园囿，宫室坏为汙池，则凡生民之所聚者，皆化为水草之区。沛泽日多，禽兽因之而至，百姓何得安生？其害抑又甚矣。浸淫不已，以至于商纣之身，愈为不道，毒痡四海，而天下又大乱焉。乱极思治，非武王、周公，其孰能挽回气化、以安天下也！”

    “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书》曰：‘丕显哉！文王谟。丕承哉！武王烈。佑启我后人，咸以正无缺。’”

    奄，是东方国名。是飞廉，是纣之幸臣。丕，是大。谟，是谋。烈，是功烈。咸正无缺，是正大周密的意思。

    孟子承上文说：“当纣之时，天下大乱。于是武王受命而起，周公为之辅佐，伐暴救民，奉行天讨，以诛独夫之纣。又以奄国之君助纣为虐于外，则兴师伐奄，三年之久，始就诛戮；又以幸臣飞廉助纣为虐于内，则驱之于海隅而戮之；又灭纣之恶党五十余国，而后人害以息。且驱其园囿之中所畜猛兽，如虎、豹、犀、象，皆使之远去，而物害以消。当时天下之民，苦于暴君虐政久矣，一旦睹圣王之泽，莫不欢欣鼓舞，交相庆幸，熙熙然成太平之治焉。故《周书•君牙》篇说道：‘丕显哉！文王创业之谟；丕承哉！武王致治之烈。所以建立法制，以佑助开迪我后人者，莫非正大之道，尽善尽美，而无一毫之亏缺也。’盖周公于治定功成之后，制礼作乐，以光文、武之道如此。一代之王业，不由此而兴乎？此又世之一治也。”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有作”的“有”字，与“又”字同。

    孟子承上文说：“周自文、武、周公以来，天下已治。及传世既久，至平王东迁之后，国运渐衰而不振，王道亦湮而不明。于是纪纲紊乱，风俗陵夷，邪说暴行又乘之而作。其大逆无道之极，至于以臣弑君者有之，以子弑父者有之，天理灭绝，彝伦攸 如此，是世之一大乱也。孔子生当其时，既不得君师之位，操赏罚之权，以施其拨乱反正之术，甚为世道人心忧惧，乃假《鲁史》旧文作为《春秋》之书，以教后世。这《春秋》所载，皆王者惇典庸礼、命德讨罪之法。如为善者褒，是法之所必赏；为恶者贬，是法之所必罚：乃天子之事也。所以孔子自说：‘《春秋》之作，本非得已。世有以心而知我者，谓其以片言之间，而正一王之法，使君臣、父子之伦大明于世，其惟此《春秋》乎！世有以迹而罪我者，谓其以匹夫之贱，而假天子之权，使黜陟赏罚之柄托于微言，其惟此《春秋》乎！然则此书之作，使君子有所劝而为善，则知我固所深幸；使小人有所惧而不为恶，则罪我亦所不辞矣。’孔子作《春秋》之意如此。虽不得兴治道于一时，而使致治之法垂于万世，岂非天下之一治乎？”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

    圣王，指尧、舜、文、武说。处士，是未仕的人。横议，是肆为议论。

    孟子承上文说：“自上古以来，治乱相寻，大略如此。至于今日，则尤有可惧者。盖圣王不作，为日已久；列国诸侯，力政相争，而放恣于法纪之外。于是异端之士，因各以其一家之学横议于其间，如杨朱、墨翟二人，乃其尤者。故杨朱、墨翟之说，布满天下；天下之论学术者，不归于杨，则归于墨，而去圣人之道远矣。夫杨氏之言，主于为我，自一身之外，治乱安危漠然不恤。如此，则天下国家谁与共理？是无君也。墨氏之言，主于兼爱，视天下之人，远近亲疏曾无差等。如此，则天性至亲何异路人？是无父也。无父无君，则人道灭绝，与禽兽何异？横议惑人，一至于此，其害可胜言哉！昔公明仪曾说：‘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这原是有为而发。乃今观杨、墨之害，则有甚于此者。盖以仁事亲，以义事君，本万世不易之道。自尧、舜以来，传之孔子，而杨、墨以无君无父之教乱之。使杨、墨之道流而不息，则孔子之道蔽而不明；是邪说诬惑人心，而充满天下，以蔽塞仁义也。仁义蔽塞，则人皆无父无君，陷于禽兽。是杨、墨倡禽兽之教以坏人心，即所谓率兽食人者，其祸至于人相残食，而乱臣贼子之祸，接迹于天下矣。其为生民之乱，岂特如春秋之时而已耶？”

    “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

    闲，是卫。先圣，指孔子说。距，是绝。放，是驱而远之。淫辞、邪说，都指杨、墨之言说。

    孟子既推异端之害，遂以卫道自任，说：“杨、墨祸流之深如此，吾为天下忧之，思欲防卫先圣仁义之道，使之著明于世，不为异端所塞。故于杨、墨之学，则深距而痛绝之，以放斥其淫荡无归之辞，使天下之人，晓然知其为非，而邪诐之说不得复起以诬民，此所以卫道也。盖邪说之作，虽发于言论，实本于心术。既作于其心，则见之一身，凡举止应接，必不得其常，而害及于事矣。既害于其事，则措之天下，凡纪纲法度，必不得其理，而害及于政矣。其端甚微，而其害甚大，此理之必然。虽圣人复起，亦必不能易吾之言矣。使不距而放之，则圣道何自而明？天下之乱又何时而已乎？此吾所以不能已于言也。”大抵异端之害，在于学术之偏，而其本始于心术。心术既坏，则发为言语，皆淫邪之辞；施为政事，皆偏私之举，而天下之乱实基于是矣。孟子之辟杨、墨，正为此也。挽回世道者，当以正人心为急。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

    抑，是止。兼，是并。膺，是击。惩，是创。

    孟子既叙三代圣人维世之功，乃总结说道：“由往古之事观之，可见治乱相寻，固有定数。而维持救正，则存乎其人。昔大禹排抑洪水，则能拯民之灾，而天下平治；周公兼夷狄，驱猛兽，则能除民之害，而百姓安宁；孔子成《春秋》之书，则明大义于当时，垂法戒于来世，而乱臣贼子有所畏而不敢为恶：是自生民以来，天下所以乱而复治者，皆三圣之功也。况今杨、墨之害，不止如洪水猛兽之灾，盖有惨于夷狄乱贼之祸者。《诗经•鲁颂》有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是说周公于戎狄、荆舒之国，膺击惩创，使之畏威从化，莫敢拒违。圣人所以正夷夏之防，其严如此。今杨、墨之教，无父无君，坏乱纲常，与戎狄无异，正周公之所击而远之者也。有世教之责者，岂可坐视其害，而不求所以息之耶？”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邪说三句，都指杨、墨说。诐，是偏僻。淫，是浮荡。三圣，即大禹、周公、孔子。

    孟子承上文说：“大禹、周公、孔子拨乱之功如此，皆其责之所在，不得已而然也。今我于杨、墨之害，乃不能排而正之，则有负于三圣矣。故当此之时，亦欲讲明仁义之道，以正陷溺之人心；息杨墨之邪说，拒绝其偏僻之行，摈斥其浮荡之辞。如此者，正以承三圣之功，拨乱世而反之正也。然则予之丁宁反覆而不免于多言者，岂好辩哉？邪说之横流方炽，则斥之不容不严；人心之蔽锢已深，则启之不容不力，诚有所不得已而然耳。若使天下之人，有能立为言论，以距杨、墨之说，而斥其‘为我’、‘兼爱’之非者，虽其学之所造未必有得，然能辟邪崇正、以闲先圣之道，则亦禹、周、孔子之徒也。可见异端之教，人人得而辟之，况予有世道之责者，岂得以好辩自嫌而遂已于言耶？外人之论，可谓不谅予心者矣。”

    夫当时纵横、名、法之学害圣人之道者，不知其几。而孟子独辟杨、墨者，盖百家之言，害在政治，浅而易见；杨、墨之说，害在心术，深而难知。使非孟子极力辟之，则世道之沦溺，亦不知其所止矣。后人以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正谓此也。

    匡章曰：“陈仲子岂不诚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无闻，目无见也。井上有李，螬食实者过半矣。匍匐往将食之，三咽，然后耳有闻，目有见。”孟子曰：“于齐国之士，吾必以仲子为巨擘焉。虽然，仲子恶能廉？充仲子之操，则蚓而后可者也。”

    匡章、陈仲子，都是齐人。於陵，是地名。螬，是蛴螬，食果的虫。匍匐，是无力难行的模样。将，是取。咽，是吞。巨擘，是手中大指。

    匡章问孟子说：“廉乃士人之美节。然或有外面矫饰，不由中出者；原因贫贱，强自谨守者：这都不是真廉。若仲子之在齐，岂不真廉士哉！盖仲子生富贵之家，而甘处淡泊，避居於陵之地，一介不取；至于三日不食，耳无所闻，目无所见。这等样穷苦，未尝求食于人。适然井上有李，螬食其实者已过半矣，这是人之所弃的，乃匍匐往取而食之，三咽之间，然后耳复有闻，目复有见。仲子居食之清苦如此。夫欲洁其身，而至于不顾其生，岂不诚廉士哉？”孟子晓之说：“当今齐国之士，溺富贵而贪功利者甚多。仲子独以穷约自守，而不溺于流俗，譬如众小指中之大指，吾必以仲子为齐士之巨擘矣。然仲子虽贤，而所守之操，未免有过中失正、不近人情者，仲子亦恶能自遂其廉哉？盖士君子之处世，当居而居，当食而食，惟义所在，不肯苟取，这便是廉，非一无所取之谓也。仲子析义不精，而务为矫激，据他这等的操守，仲子亦必有窒碍而难充者。若要充之以至于尽，除非是似那蚯蚓，一无所求于世而后可也。仲子亦人耳，必不能无居，不能无食，又恶能充其操哉？不能充其操，则亦不得为廉矣。”

    “夫蚓，上食槁壤，下饮黄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筑与？抑亦盗跖之所筑与？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树与？抑亦盗跖之所树与？是未可知也。”

    槁壤，是干土。黄泉，是浊水。树，是种。

    孟子说：“吾谓充仲子之操，必蚓而后可者，为何？盖蚯蚓之为物，上边只吃些干土，不待人而后食；下边只饮些浊水，不待人而后饮：这等才一无所求。若人生世间，岂能如此？仲子居必有室，室必待人而筑；食必以粟，粟必待人而种，这居、食之所从来，岂能逆料其义与不义乎？且今天下之言义者必归之伯夷，言不义者必归之盗跖。今仲子所居之室，其果廉如伯夷者之所筑乎？抑亦贪如盗跖者之所筑乎？所食之粟，果廉如伯夷者之所种乎？抑亦贪如盗跖者之所种乎？如其义即为伯夷，如其不义即为盗跖，其所从来皆未可知也。是仲子既不能无居无食，而又能必其皆出于伯夷，然则仲子亦恶能成其为廉哉？故欲充仲子之操，必如蚓而后可也。”

    曰：“是何伤哉？彼身织屦，妻辟 ，以易之也。”曰：“仲子，齐之世家也。兄戴，盖禄万钟。以兄之禄为不义之禄而不食也，以兄之室为不义之室而不居也，辟兄离母，处于於陵。他日归，则有馈其兄生鹅者，己频曰：‘恶用是 者为哉？’他日，其母杀是鹅也，与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 之肉也。’出而哇之。

    辟，是绩。纑，是练麻。世家，是世卿之家。盖，是邑名。频顣，是皱眉不悦的模样。鶂鶂，是鹅声。哇，是吐。

    匡章对孟子说：“仲子之居食，虽所从来未必尽出于伯夷，是亦何伤其廉洁哉？盖人之处世，只要自己能安贫守约，不取诸人，这便是廉。今仲子之居食，乃是亲身织屦、妻子绩麻以易之，此皆自食其力，非不义而取诸人者，岂必出自伯夷然后为廉哉？”孟子晓之说：“尔谓仲子自食其力，遂以为廉乎？不知处仲子之地，亦有不必然者。盖仲子素非贫贱之人，乃是齐之世家也。其兄名戴者，食邑于盖，见有万钟之禄，即使同居共食，谁曰不义？仲子顾以兄之禄为不义之禄，而不屑于食也；以兄之室为不义之室，而不屑于居也。乃避其兄，离其母，挈妻子而处於陵之地。其于天性之亲，亦既薄矣。及他日归家，偶有馈其兄生鹅者，是亦交际的常礼，岂便是不义？乃频 而言，指其生鹅说：‘这 乃不义之物，要他何用？’又他日归家，其母亲杀是鹅与仲子食之。其兄适自外至，见而讥之，说：‘尔所食的，乃向日所馈 之肉也。’仲子一闻兄言，竟出而吐之。仲子所为，其不尽人情如此。夫圣贤所谓廉者，不违亲，不绝俗，未有离人类而自为一道者。仲子欲成一己之小节，而遂废母子、兄弟之大伦。即使能充其操，犹不足道也，况有不能自充其操者乎？”

    “以母则不食，以妻则食之；以兄之室则弗居，以於陵则居之：是尚为能充其类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后充其操者也。”

    孟子既述陈仲子之事，遂总断之，说：“人生世间，岂能无食无居？至于母之食、兄之居，则尤天性至亲，不待外求者，即食之居之，谁曰不义？今仲子则不然，以母之食，则以为不义而不食；以妻之辟 所易者，则又从而食之。以兄之居，则以为不义而不居；以於陵之居，则又从而居之。此何为者哉？夫以母之食为不义，则凡食之类皆无有义而可食者矣。以兄之居为不义，则凡居之类皆无有义而可居者矣。仲子舍此而取彼，是尚为能充其不食、不居之类也乎？不能充其类，则必不能充其操矣。吾故谓仲子之操，必似那食槁壤、饮黄泉的蚯蚓，然后可以无求自足，而能充满其不食不居之操也。仲子固禀天地之性而为人者，顾可同于蚯蚓乎？”

    大抵君子制行，自有中道。如其非义，虽一介不可苟取；如其义，虽万钟有所不辞。况夫生人之伦莫大于母子兄弟。必避兄离母而后可以为廉，则弃人伦、灭天理，廉不可一日有矣。此学术邪正之辩，故孟子辟之不得不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