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

    子路第十三

    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

    先，是倡率的意思。劳，是以身勤劳其事。倦，是厌怠。

    子路问为政之方，孔子告之说：“为政有本，不宜徒责于人，惟当反求诸己。以兴民行，毋徒以言语教导之而已，必也以身先之。如欲民亲其亲，则先之以孝；欲民长其长，则先之以弟；欲民之忠，则先之以不欺；欲民之信，则先之以用情。件件都从己身上做个样子与他看，则民自有所观感兴起，而教无不行矣。以作民事，毋徒以政令驱使之而已，必也以身劳之。如欲民勤于耕，则春省以补其不足；欲民勤于敛，则秋省以助其不给。或劝课其树蓄，或巡行其阡陌，件件都亲自与百姓每料理，则民竞相劝勉，而事无不举矣。为政之道，不外此二端而已。”子路自负其兼人之勇，以为政亦多术，恐不止于先之、劳之二者而已，故复请增益焉。孔子以勇者喜于有为而不能持久，故又告之说：“为政不在多言，前说已尽，无可益也。但天下之事，勤始者多，克终者少，子惟于此二者，持之有常，勿生倦怠。民行虽已兴矣，所以率先之者愈加；民事虽已举矣，所以勤劳之者愈力，则教思无穷、容保无疆，为政之能事毕矣。二者之外，更何所益乎？”然先劳无倦，不止居官任职者为然。人君之治天下，非躬行不足以率人，非久道不足以成化，尤当于此深加之意也。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子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

    季氏，是鲁大夫。宰，是邑长。有司，是众职。赦，是宽宥。

    昔者仲弓为季氏属邑之宰，问政于孔子。孔子告之说：“宰兼众职，若不分任于先，何以责成于后？故必先授其任于有司，使各专去办理，而后考其成功，则己不劳而事毕举矣。人有大过，固不可不惩，若小小差失一概苛责，则法太密而人无所容，故必于小过而宽宥之，则刑不滥而人心悦矣。至于贤才不举，则众务必至于废弛，故凡贤而有德、才而有能者，必举而用之，则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这便是为政之道。”仲弓又问说：“先有司，可能也；赦小过，可能也；若夫贤才之伏无尽，我岂能以一人之智，尽知天下贤才而举之乎？”孔子说：“贤才之在世也，汝虽不能尽知，然岂一无所知者乎？汝虽有所不知，然人岂无知之者乎？汝但于汝之所知者，举而用之，则人见其诚心荐贤，莫不感动，凡汝之所不知者，亦皆将举之矣，其孰肯终舍之哉？”盖秉彝、好德，人心所同，举其所知者于己，而付其所不知者于人，自可无遗贤之患矣。若必自己尽知而尽举之，何其示人之不广耶？即此观之，圣贤用心之大小可见矣。

    大抵夫子所言，皆为政之大体，虽古先帝王致治之盛，亦不外此。故狱慎罔兼，先有司也；眚灾肆赦，赦小过也；翕受旁招，举贤才也。三者之中，举贤为尤要；能举贤才，则政平讼理。凡先有司，赦小过，皆举之矣。所以说治天下者在得人，诚君道之首务也。

    子路曰：“卫君待子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

    卫君，是出公，名辄。

    昔卫灵公逐其世子蒯聩，出奔于晋。灵公卒，立蒯聩之子辄为君。其后蒯聩欲返国，辄拒而不纳，凡宗庙祭祀，与夫出政施令于国，都只称灵公为父，不认蒯聩。是统嗣不明，名实乖乱甚矣。此时孔子自楚反乎卫，子路方仕于卫，因问于孔子说：“卫君慕夫子之道德久矣，今见夫子之来，必且虚己隆礼，以待子而为政。不知子之为政，其所设施者，以何为先乎？”夫子答之说：“君臣、父子，人之大伦，未有彝伦不叙，而可以为国者。今卫君乃不以其父为父，而以其祖为父，彝伦而名实爽矣。若使我行政于卫，必也先正其名，使君臣、父子之间，伦理昭然，名实不紊。此乃政事之根本，有国者之急务也。”子路识见未能到此，乃不深思其意，率尔妄言说：“有是哉，夫子之迂阔而不达于时务也。夫为政者，惟取今日可以安国治民者而急图之可矣。至于父子称谓之间，乃是小节，何关于国之治乱、事之得失，而必以正名为先乎？”子路之言，粗野甚矣，故孔子直责之说：“野哉仲由！何其识见之鄙陋，而言词之粗俗也。夫君子于事理有不通晓处，则姑阙其疑，以俟考问。今汝于我之言有所未知，不妨从容辩问，乃率尔妄对，直以为非，不亦野哉！”夫子盖将详示子路以正名之说，故先折其粗心浮气如此。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事得其序便是礼。物得其和便是乐。措，是安置的意思。

    孔子告子路说：“吾之所以欲先正名者，岂故为是之迂哉！盖以为政之道，必名分先正，而后百凡施为皆有条理。若使名有不正，非君臣而强为君臣，非父子而强为父子，则发号施令，称谓之间必然有碍，而言不顺矣。言不顺，则名实乖错，言行相违，所为之事如何得成？事不成，则动皆苟且，必然无序而不和，礼乐如何可兴？礼乐不兴，则法度乖张，小人得以幸免，君子反罹于罪，刑罚如何可中？刑罚不中，则民莫知所趋避，而无安身之地，何所措其手足？”夫以名之不正，其弊遂至于此，可见大纲一隳，万目瓦裂，而国非其国矣。为政者，乌得不以正名为先乎？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孔子又告子路说：“名一不正，则言不顺，事不成，其流弊有不可胜言者。是以君子之于名也，必其称谓之间，皆当其实而无爽，而后以为名；若不可言者，则不敢以为名也。其于言也，必其出诸口者，皆可见之行而无窒，而后以为言；若不可行者，则不敢以为言也。夫名必可言，则名正而言顺；言必可行，则言顺而事成，而礼乐兴，而刑罚中，皆在是矣。所以君子为政，凡于言之称名者，务求当其实，无所苟且，盖以是耳。盖一事得，则其余皆得；一事苟，则其余皆苟。吾之欲先正名者，意正为此。子乃反以为迂，岂知治体者哉！”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

    稼，是稼穑，播种五谷之事。圃，是园圃，种蔬菜之事。小人，是识见狭小之人。

    昔樊迟以务本力农，乃治生之常道，故请问于孔子，欲学为播种稼穑之事。孔子说：“稼穑之事，惟年老的农夫知道，吾不如老农。子欲学稼，问之于老农可也。”樊迟以种植园圃之事，比之稼穑为易，故又请学为圃。孔子说：“园圃之事，惟年老种圃的人知道，吾不如老圃。子欲学圃，问之于老圃可也。”夫樊迟再问，而夫子再拒之如此，是不足之意概可见矣。及其既出，又责之说：“小人哉，樊须也！”盖天下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修身齐家以治国平天下，大人之事也；务农种圃以自食其力，小人之事也。樊迟游于圣门，乃不务学为大人，而留心于农圃之事，何其识见之浅小，而志意之卑陋哉。故夫子以小人责之，盖将勉之以大人之学也。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情，是情实。襁负其子，是以布裹小儿于背，而负之以行也。

    孔子因樊迟之问稼圃，既以小人责之，此又以大人之事晓之，说道：“小人劳力，大人劳心；劳力者居下而听令于上，劳心者修己以倡率于下，此天下之大义也。如使为上者，能好礼，而动容周旋皆中其节，则民之得于观瞻者，自将俨然畏之，谁敢不敬乎？能好义，而设施措置皆合其宜，则民之得于承顺者，自将帖然守之，谁敢不服乎？能好信，而以实心实意待人，则至诚动物，而民亦以实心实意应之，谁敢不以其情实归上者乎？能如是，则四方之民闻风向化，皆将襁负其子而至矣。民归既众，则皆任土作贡，以奉其上。上虽安享其奉而不为泰也，又安用身亲为稼穑之事哉？”此所谓大人之事也。樊迟不此之务，而顾请为稼圃，何其陋哉！夫周公陈《无逸》以告成王，要先知稼穑之艰难，而樊迟请学稼，孔子乃鄙之为小人者，盖人君深居九重，小民疾苦常患不得上闻，故周公惓惓以此为言，若学者所志，当以大人自期，又不宜屑屑于农圃之事。周、孔之言，夫各有所当也。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诵，是读。《诗》三百，是《诗经》三百篇。授之以政，是与之以位，而使其行政。达，是通晓。使于四方，是将君之命，出使于他国。专对，是自以己意应对诸侯，不烦指授也。奚字，解作何字。以，是用。为，是语词。

    孔子说：“《诗》之为经也，本乎人情，该乎物理，可以验风俗之美恶、政治之得失，故读之者，必达于政。且其言温厚和平而不激亢，多所讽喻而不直率，故读之者必长于言。若有人焉读《诗》三百篇，可谓多矣。乃授之以政务，而漫不知所设施；出使于四方，而不能自为应对，则是徒有记诵之勤，全无心得之益，读诗虽多，有何用处？亦与不读者同矣。所以说虽多亦奚以为？”盖穷经必先明理，明理方能适用，若不能明理，不过记问口耳之学而已，何足贵哉！然不止三百篇为然，大凡经书所载，莫非经世之典，修齐治平之理备在其中，读者须逐一体验而推行之，乃为有益。不然，则是求多闻而不能建事，学古训而不能有获，虽多而无用矣。善学者，可不知所究心乎？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令，是教戒。

    孔子说：“上之导下，以身不以言。若使伦理无不尽，言动无不谨，淫声美色不以乱其聪明，便嬖谀佞不以惑其心志，则身正矣。由是民皆感化，虽不待教令以驱使之，而自然迁善敏德，无敢有违背者。若其身不正，伦理不能尽，言动不能谨，声色乱其聪明，便佞惑其心志，则民心不服，虽教令谆切，使之为善，亦有不从者矣。”盖上之一身，下所视效，不能正己，焉能正人？所以《大学》论齐治均平，皆以修身为本，即是此意。有天下国家者，可不求端于身哉？

    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

    孔子说：“鲁乃周公之后，卫乃康叔之后，本是兄弟之国。以今日观之，两国之政，也正是兄弟一般。以鲁，则三家僭窃而公室微；以卫，则不父其父而祢其祖。纪纲同一陵替，法度同一纵弛，何其衰乱之适相类也！”盖夫子思拨二国之乱以反之治，而时不我用，力莫能挽，故徒付之慨叹如此。

    子谓卫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公子荆，是卫大夫。居室，是处家。合，是聚合。完，是齐备。美，是精美。三个苟字，是聊且粗略的意思。

    孔子说：“人之嗜欲无涯，则其贪求无厌。若卫公子荆之处家，可谓善矣。盖公子荆先贫后富，方其贫时，居处服食之类，草草初具而已。在他人处此，必将求其尽有而后为快也。彼则曰：‘吾今已苟且聚合矣。’推其心，使其止于始有，则亦以是为足而不复望矣。既而渐渐少有，在他人处此，必将求其尽备而后为快也。彼则曰：‘吾今已苟且完备矣。’推其心，使其止于少有，则亦以是为足而不复求矣。其后饶裕充足，虽到富有的时节，然未必至于精美，彼则曰：‘吾今已苟且精美矣。’推其心，盖不啻尽美极备而无以复加矣。是则由合而完，由完而美，可见其随处而安，而无贪求之想。合曰苟合，完曰苟完，美曰苟美，可见其所欲有节，而无尽美之心。公子荆之居室如此，亦贤矣哉。”大抵人之处世，莫病于贪求，莫贵于知足。然所谓知足者，谓其当下便足，非谓有所期限而止也。若有所期限，则亦不免于求矣。子荆当始有之时，不慕少有；当少有之时，不求富有，随时便足，无事营求。非其心清欲寡，不以外物累其中者，讵能之乎？故孔子贤之，谓其近于道也。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适字，解作往字。卫，是卫国。冉有，是孔子弟子。仆，是御车。庶，是众多的意思。

    昔者孔子周流四方，行到卫国，时冉有为孔子御车而行。孔子看见那百姓每众多，因叹说：“众矣哉！此卫国之民也。”冉有问说：“有国者，固欲民之蕃庶。然不知既庶之后，又何道以加之？”孔子告之说：“庶而不富，则生养不遂，终必离散，安能长保其庶乎？必也制为田里，薄其赋敛，使百姓每丰衣足食，无贫乏之患，则庶者长庶，而可以为充实之国矣。这是王者厚生之政，所当加于既庶之后者也。”冉有又问说：“有国者，固欲民之富足。然不知既富之后，又何道以加之？”孔子又告之说：“富而不教，则饱暖逸居，乖争易起，安能长保其富乎？必也设为学校，教之礼义，使百姓们孝亲敬长，兴仁让之俗，则富不徒富，而可以为有道之国矣。这是王者正德之政，所当加于既富之后者也。”圣贤一问答之间，而王道之规模、施为之次第，皆具于此。岂非万世之法程哉！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期月，是周一年之月。可，是治理可观。成，是治功成就。

    昔孔子怀匡世之志，抱经纶之具，而不得试，故感而叹说：“当今之世，无用我者耳。诚使有人委我以国政而用我焉，虽至于周一年之月而已，将见弊者革，废者兴，纪纲法度渐次就理，皆有可观者矣。若至于三年之久，则化行俗美，礼备乐和，民生以厚，民德以新，而治功成矣。”惜乎不得少试，而使其徒托诸空言也。

    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

    善人，是天资仁厚的人。胜残，是化残暴之人。去杀，是不用刑戮。

    孔子说：“古语有云：‘善人治国，累代相继，至于百年之久，则世德积久，和气薰蒸，亦可以化残暴之人，使之同归于善，不用刑杀而天下自治矣。’古语如此，诚哉是言，信有此理也。”盖凡民之心，有善无恶，其所以放辟邪侈而陷于刑辟者，岂无仁义之良哉？惟上之人无以感之耳。善人为政，虽未必德业全备、礼乐修明，只以其一念醇厚之心，积之而化，便可使刑措不用，但须先后相承，迟以岁月耳。若夫圣人之治天下，何待百年，其效亦岂止此而已哉。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

    王者，是圣人受命而兴，以君主天下者。三十年为一世。仁，是教化浃洽。

    孔子说：“善人为邦百年，仅可以胜残去杀，不过小康之国而已。若乃至治之世，仁恩渗漉，教化浃洽，举天下之大，如人一身血气周流，无不贯彻，才叫作仁。今明主不作，民之不被其泽久矣。如有圣人受命而起，欲纳天下于同仁之域，恐亦未可遽期其效。必是积之以渐，仁心仁政，涵育熏陶，至于三十年之久，然后深仁厚泽，浃于肌肤，沦于骨髓，天下之人皆涵濡于德化之内，而相忘于熙暤之天也。夫岂一时可致者哉！”此可见非王道不足以成至治，非悠久不足以行王道。盖惟唐虞之万邦时雍，成周之宇宙泰和，可以语此。愿治者当知所从事矣。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从政，是为大夫而从事于政治。

    孔子说：“为政所以正人也，而其本在于正身。苟能居仁由义，动遵礼法，先自正其身矣，则上行下效，捷于影响，其于从政而正人也，何难之有？若立身行己，一有未善，不能自正其身，则表仪不端，焉能率下，其如正人何哉？”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

    朝，是鲁大夫季氏私家之朝。晏，是晚。政，是国政。事，是家事。以，是用。

    古者大夫虽致仕，犹得与闻国政。昔者冉子为季氏宰，朝于季氏而退，来见孔子。孔子问说：“今日何退朝之晚也？”冉子对说：“适有国政，相与商议，所以来迟。”孔子说：“此必是季氏私家之事耳，非国政也。若是国政，则我旧日曾为大夫，虽已致仕不用，于礼犹得与闻之。今既不闻，则非鲁国之政明矣。”是时季氏专鲁，其于国政，盖有不与同列议于公朝，而独与家臣谋于私室者。故夫子阳为不知而言，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子之意深矣。

    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

    定公，是鲁君。几，是期必的意思。

    鲁定公问于孔子说：“为治有要，不在多言。紧要的只一句言语，便可以兴起国家，果有之乎？”孔子对说：“兴邦，大功也。一言之微，便未可若是而必期其效，然亦有之。今时人有句话说道：‘为君难，为臣不易。’夫人君势分崇高，威福由己，若无难为者。殊不知君之一身，上焉天命去留所系，下焉人心向背所关，一念不谨，或贻四海之忧；一日不谨，或致无穷之患，为君岂不难乎？人臣职守有常，随分自尽，若可易为者。殊不知臣之事君，上焉辅之以凝承天命，下焉辅之以固结人心，致君之道少亏，则有瘝官之咎；泽民之方未备，则有旷职之愆，为臣亦岂易乎？时人之言如此，人君惟不知其难，固无望于兴邦耳。诚使真知为君之难，而兢业以图之，处己则不敢有一念之或肆，治民则不敢有一事之或忽，由是以倡率臣工，皆务勤修职业，以共尽克艰之责，如此将见君德日以清明，政事日以修治，上而天命于是乎眷佑，下而人心于是乎爱戴，国家之兴，端可必矣。然则为君难一言，不几乎为兴邦之明训乎？吾君有志于兴邦，亦于斯言加之意而已。”

    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定公又问说：“一言兴邦，既闻之矣。若说一句言语便可以丧亡其国者，亦有之乎？”孔子对说：“丧邦，大祸也。一言之间，便未可若是而必期其祸，然亦有之。今时人有言说道：‘我不是喜乐为君，只是为君时，随我所言，臣下都遵奉而行，无敢违背，此乃其所乐也。’时人之言如此。自今言之，君令臣从，固无敢有违者，然也看君之所言何如。如其所言而善，有益于生民，有利于社稷，那臣下每都依着行，不敢违背，则生民必受其福，社稷必得其安，岂不是好事？如其所言不善，有害于生民，有损于社稷，也都要臣下每依着行，不敢违背，则生民必受其祸，社稷必为之危，而国不可以为国矣。然则惟言莫违之一言，岂不可期于丧邦乎？”夫邦之兴亡，非细故也，而皆始于一言。《大学》所谓“一人定国”“一言偾事”，意亦如此。人君审其所以兴，鉴其所以亡，则可以永保天命而长守其社稷矣。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悦，远者来。”

    叶公，是楚大夫。

    叶公问政于孔子。孔子说：“为政之道，在得民心。若能使民之近者被其泽而喜悦，远者闻其风而来归，则为政之道得矣。然人心至愚而神，苟非有实心实政足以感人，而欲以欢虞小术违道干誉，则四境之内且不能服，况其远者乎？”此盖夫子言外之意也。

    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莒父，是鲁邑。速，是急速。小利，是小小便宜。达，是通达。

    昔者子夏为莒父邑宰，问政于孔子。孔子说：“为政之弊有二，躁急之人，方为其事而遽责其效，这是欲速之弊。子之为政，必须推行有渐，不可欲速以求目前之效。浅狭之人，狃于浅近而昧于远大，这是见小之弊。子之为政，必须志量广大，不可见些小事功便以为得。何也？盖政以能达为贵，然必有渐而后可以达也。若欲速，则求治太急而无次第，欲其通达，反不能达矣。此所以不可欲速也。政以大成为期，所志者大，则小者有所弗顾也。若见小利，则其心已足而无远图，所得者小，而所失者大矣。此所以不可见小利也。”盖子夏素有近小之病，故孔子以此教之。其实为政之道，不外于此矣。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党，是乡党。直躬，是直身而行者。攘，是窃盗。证，是证明。

    昔楚大夫叶公与孔子说道：“吾乡党之中，有直身而行，无所私曲的人。其父盗人之羊，而己为之子，乃从而证明其事。夫父子至亲，尚且不能隐，则其直可知矣。”孔子说：“我乡党中亦有直身而行者，与此不同。子有过也，而父为之隐，不使闻之于人；父有过也，而子为之隐，不使闻之于人。夫父子相隐，虽不得为直，然于天理为顺，于人情为安，迹虽枉而理则直，虽不求为直，而直自在其中矣。若父子相证，则于天理、人情两有所乖，岂得为直哉？”此可见道不远于人情，事必求夫当理。矫情以沽誉，立异以为高，流俗之所慕，而圣人之所不取也。后世论道与论人者，宜以孔子之言为准。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仁，是心之德。恭，是敬之见于外者。敬，是恭之主于中者。忠，是尽心而不欺。之字，解作往字。弃，是舍去的意思。

    樊迟问说：“如何可以为仁？”孔子告之说：“仁具于心，本体事而无所不在。故为仁之道，须随事而检束其心。大凡日用之间，不是闲居，即是应事，不是应事，便是接人。若此心一有不存，即失其本然之理，而不足以为仁矣。故必静而居处，便要俨然恭庄，而不敢惰慢，则心存于居处之时矣；动而应事，便要肃然敬谨，而不敢怠忽，则心存于执事之时矣；以至与人相处，又要忠实而不敢欺诈，则心存于与人之时矣。然又不可少有间断，必须以此三者拳拳服膺，而无须臾之违。不但安常处顺之时为然，虽到那夷狄患难之中，居处也是这般样恭，执事也是这般样敬，与人也是这般样忠，确然固守而不可弃失，则此心无往不存，将至于全体不息，而浑然天理之周流矣，岂非为仁之道乎？”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耻，是羞耻。硁硁，是小石之坚确者。小人，是局量浅狭的人，非为恶之小人也。斗筲，是器名，所容不多。何足算，是说不足数。

    昔子贡问于孔子说：“民生有四，士为之首，士之名亦难称矣。必何如然后可以谓之士乎？”孔子说：“节行乃立身之本，才略为用世之具。若于行己之间，以道义为大闲，凡非义之事皆羞耻而不为，是大本已立矣。及其奉君命而出使于四方，则又能应对诸侯，随机达变，不致辱了君命，是其志既有所不为，而其才又足以有为，若此者始可以谓之士也。”子贡又问说：“全才不容以多得，取人不可以求备，亦有次于此而可以称为士者乎？”孔子说：“士固以才行相兼为贵，然与其行之不足，宁可才之不足。若有人焉，善事其亲，而宗族皆称其为孝；善事其长，而乡党皆称其为弟，此其才虽有不足，而大本不失，亦可以为次一等之士矣。”子贡又问说：“人之品类不同，一节非无可取，又有下此一等而可称为士者乎？”孔子说：“人之言行，本不可以意必，然与其失之放恣，宁可失之固执。若有人焉，所言者不择理之是非而必期于信，所行者不问其事之可否而必期于果，是乃识量浅狭，硁硁然坚固拘小之人也。此其本末虽无足观，而亦不害其为自守之固，抑亦可以为又一等之士矣。”子贡又问说：“今之从政而为大夫者何如，亦有可取者乎？”夫子叹息而鄙之说道：“此辈乃猥琐之徒，譬如斗筲小器，所容无几，何足置之谈论哉！”此可见论士以才行为准，而取人以实行为先。苟有其行，则虽硁硁之小人，尤为圣门之所不弃，不然，则市井无行之徒虽有小才，不可以称为士矣。有用人之责者，宜致辨于斯。

    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中行，是资质既高，学力又到，无过不及，中道而行者。与，是传授。狂，是有志的人。狷，是有守的人。进取，是进而取法乎上。有所不为，是不为非礼之事。

    孔子说：“道以中庸为至。若得那无过不及、中道而行之士以传授之，固吾之所深愿者。但中庸之道，民之鲜能已久，斯人不可得而见之矣。然道不可终无所寄，下此而求其可教者，必也狂与狷乎！夫狂者志大而略于事，狷者孤介而违于俗，皆性禀之失中者，而吾反有取焉，何也？盖天下有一种谨厚的人，其行己检饬，而不见其过差，其处人和易，而动谐于流俗，恰似个中行的模样，然其识趣凡近而无向上之志，行履卑陋而鲜特立之操，这等的人未可以进于道也。惟夫狂者，进而取法于上，动以远大自期，虽其行有所不逮，而迈往之志则有骎骎乎不可以限量者；狷者，自爱其身，非礼之事断然不为，虽其知有所未及，而能守之节则有皎皎乎不可以少缁者。吾于是因其志节而激励裁抑之，狂者使之践履笃实，以充其进取之志；狷者使之恢弘通达，以扩其不为之节，则今日之狂狷，固他日之中行也。传道之托，庶几其有望乎？若夫谨厚拘挛之士，非吾之所愿与者矣。”

    按，孔子所谓“中行”，即《洪范》所谓“平康正直”；“狂狷”，即《洪范》所谓高明沉潜之人也。中行之士不可以易得，故不得不有取于狂狷；平康之世不可以常见，故不得不用刚柔以克治之。圣人之教人，与帝王之治世，其道一而已。有君师治教之责者，宜留意焉。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做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南人，是南国之人。恒，是常久。巫，是巫祝，祝鬼的人。医，是行医的人。承，是进。占，是占卜。

    孔子说：“南国之人，有常言说道：‘凡人之处己处人，皆当有恒久之心。若使人而无恒，处事则或做或辍，而有始无终；处人则一反一覆，而多变难测。这等的人，虽巫医贱役亦不可以为。’盖巫所以交鬼神，不恒，则诚意不足，而神必不享；医所以寄死生，不恒，则术业不精，而医必不效。南人之言如此。此虽常言，实有至理，不亦善乎！”然不独南人有此言，《易经》中《恒》卦九三爻辞也说道：“人而不恒其德，则内省多疚，而外侮将至，人皆得以羞辱进之矣。”孔子既引此辞，又说道：“《大易》之戒，明显如此，人但不曾玩其占而已矣，苟玩其占，岂不惕然省悟哉？”此可见天下无难为之事，而人贵有专一之心。君子恒其德，则可以为圣贤；圣人久其道，则可以化天下。若以卤莽灭裂之心，而尝试漫为天下之事，是百为而百不成者也。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是以道相济，而心无乖戾。同，是以私相徇，而务为雷同。

    孔子说：“君子、小人，心术不同，故其处人亦异。君子之心公，其与人也，同寅协恭，而绝无乖戾之心。既不挟势以相倾，亦不争利以相害，何其和也。然虽与人和，而不与人同。事当持正，则执朝廷之法，而不可屈挠；理有未当，则守圣贤之道，而不肯迁就，固未尝不问是非而雷同无别也。小人之心私，其与人也，曲意徇物，而每怀阿比之意。屈法以合己之党，背道以顺人之情，何其同也。然外若相同，而内实不和。势之所在，则挟势以相倾；利之所在，则争利以相害，固未尝一德一心而和衷相与也。”此可见和之与同，迹同而心异。公则为和，私则为同，此君子、小人之攸分，而世道污隆之所系。欲进退人才者，所宜慎辨于斯也。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子贡问于孔子说：“公道每出于众论。今有人焉，一乡之人都道他好，果可以为贤乎？”夫子答说：“一乡未必尽善人也，而皆好此人，安知其非同流合污者乎？未可便信其为贤也。”子贡又问说：“正人多忤于流俗。今有人焉，一乡之人都憎恶他，抑可以为贤乎？”夫子答说：“一乡未必尽不善人也，而皆恶此人，安知其非诡世戾俗者乎？亦未可便信其为贤也。盖好恶之公，不在于同，而善恶之分，各以其类。与其以乡人皆好为贤，不如只以乡人之善者好之之为得也；与其以乡人皆恶为贤，不如只以乡人之不善者恶之之为得也。盖善者循乎天理，今从而好之，是必喜其与己同也；不善者狃于私欲，今从而恶之，是必嫉其与己异也。既能取信于君子，又不苟同于小人，其为贤也，复何疑哉！”此可见观人之法，徒取其同，则群情或有所蔽；各稽其类，则实行自不能掩。欲辨官论才者，尤当以圣言为准可也。

    子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

    事，是服事。说，是喜悦。器之，是随才器使。求备，是求全责备。

    孔子说：“君子之人，易于服事，却难取其喜悦，何也？盖君子之心，公而恕者也。公则好尚必以其正。人或以非理之事悦之，如声色货利之物，阿徇逢迎之事，彼必拒之而不为之悦，是悦之不亦难乎？恕则用舍各适其宜，故虽持己方严，而及其使人之际，则又随材任能，惟器是适，虽才一艺者，皆得以进而效用于君子之前，其事之也不亦易乎？所以说‘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若夫小人，则难于服事，而反易以取悦，何也？盖小人之心，私而刻者也。私则好尚不以其正，惟谄谀之是甘、慢游之是好。人以声色货利之物，阿徇逢迎之事，一投其心，彼即欣然而从之矣，是悦之不亦易乎？刻则用舍不适其宜，故虽易与亲狎，而及其使人之际，则又责望无已，取必太深，不录其所长，而惟攻其所短，必求其全备而后已，其事之也不亦难乎？所以说‘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要之君子悦人之顺理，小人悦人之顺己；君子则爱惜人才，故人乐为之用；小人则轻弃人才，故正人日远而邪人日亲。天理人欲之间，每相反而已矣，用人者可不辨哉！

    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

    泰，是安舒自得的模样。骄，是矜高放肆的模样。

    孔子说：“君子、小人，其存心不同，故其气象亦自有辨。君子以道德润身，是以内和而外平，心广而体胖，但见其安舒自得而已，何尝矜己傲物而或涉于骄乎？小人以才势自恃，是以志得而意满，心高而气盛，但见其矜夸自足而已，何尝从容不迫而有所谓泰乎？”盖泰若有似于骄，而有道之气象，与逞欲者自殊；骄若有似于泰，而负势之气习，与循理者迥别。欲知君子小人之分，观诸此而已矣。

    子曰：“刚、毅、木、讷，近仁。”

    刚，是强劲。毅，是坚忍。木，是质朴。讷，是迟钝。

    孔子说：“仁为心德，本人人所固有者。但资禀柔懦而委靡者，不胜其物欲之私；文饰而口辩者，每蹈于外驰之失，其去仁也远矣。若夫刚者，强劲而不挠；毅者，坚忍而不馁；木者，质朴而无华；讷者，迟钝而不佞。这四样资质，虽未可便以为仁，而实与仁相近。”何也？刚毅则不屈于物欲，欲之分数少，自然理之分数多矣；木讷则不至于外驰，心不驰于外，自然能存于内矣，岂不与仁相近乎？有是质者，若能加以自强不息之学，则天理易于纯全，且将与仁为一矣，岂止于近而已哉！不然，亦徒有是美质，而终不足以为仁，良可惜也。

    子路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谓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切切，是情意恳到的意思。偲偲，是告戒详勉的意思。怡怡，是容貌和悦的意思。

    昔子路问于孔子说：“士者，人之美称，然必何如而后可以谓之士乎？”孔子说：“士之质性，贵于中和。若于行己接人之时，或径情直行，或率意妄言，或过于严厉而使人难亲，皆非所以为士也。必也切切焉情意恳到，而竭诚以相与；偲偲焉告戒详勉，而尽言以相正；又且怡怡焉容貌温和，而蔼然其可亲，斯则恩义兼笃，刚柔不偏，非涵养之有素者不能也，可谓士矣。然是三者，又不可混于所施。于处朋友，则当切切促促以尽箴规之道；处兄弟，则当怡怡以敦天性之爱。盖朋友以义合者也，以义合者则可以善相责，苟以施之兄弟，其能免于贼恩之祸耶？兄弟以恩合者也，以恩合者则宜以情相好，苟以施之朋友，其能免于善柔之损耶？”此可见天下有一定之道，而无一定之用，虽知其道而不善用之，尤为德之累也。兼体而时出之，斯善矣。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即戎，是用之为兵。

    孔子说：“善人之道，笃实无伪。故其教民也，存之内者皆实心，而能使其情意之流通；发之外者皆实政，而能使其纲纪之振举。或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使之知尊君亲上之义；或教之以务农讲武之法，使之知攻杀击刺之方。积而至于七年之久，亦可以使之披坚执锐，而从事于戎伍之间矣。”谓之“亦可”者，是仅可而有所未尽之辞。若夫圣人在上，以善教民，自将无敌于天下，岂但可以即戎，而又何待于七年哉。

    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孔子说：“兵者，死地；战者，危事。若平素不曾教民，则民不知尊君亲上之义、攻杀击刺之方，一旦驱之于战，适足以杀其躯而已，非弃其民而何？”此两章总是见兵不可以不慎之意。盖天下虽安，忘战则危，所以古之帝王，常于太平之日，不忘儆戒之心。讲武事，除戎器，以备不虞，盖为此也。

    宪问第十四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

    宪，是孔子弟子，姓原，名宪。耻，是愧耻。谷，是居官的俸禄。

    原宪问孔子说：“人不可以无耻。不知何者为可耻之事？”孔子告之说：“人之可耻者，莫过于无能而苟禄。如邦家有道，明君在上，言听计从，正君子有为之时也，乃不能有所建明，只空吃着俸禄。至若邦家无道，上无明君，言不听而计不从，虽卷而怀之可也，乃犹觍颜居位，只空吃着俸禄。夫君子居其位，则必尽其职；称其职，乃可食其禄。今世治而不能有为，世乱而不能引退，乃徒窃位以素餐，贪得而苟禄，则其志行之卑陋甚矣。人之可耻，孰大于是乎？”按，原宪为人狷介，其于邦无道，谷之可耻，盖已知之。至于济时行道，或短于设施之才，故夫子兼举以告之，乃因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

    原宪又问说：“人心至虚，物欲蔽之。好胜者谓之克，自矜者谓之伐，忿恨者谓之怨，贪求者谓之欲。有一于此，皆为心累。若能于此四者皆制之而不行焉，则人欲既遏，天理自存，斯可以为仁矣？”孔子说：“克、伐、怨、欲，皆人情之易动者。今能制之而不行，是其力足以胜私，刚足以克欲，斯亦可以为难矣。若遂以为仁，则吾不知也。”盖仁者纯乎天理，自无四者之累。今但曰不行，则不过强制其情，暂时不发而已。譬之草根不除，终当复生；火种未灭，终当复燃。倘操持少懈，宁无潜滋暗长而不自觉者乎？是未可便谓之仁也。要之原宪之问，徒知制其流；夫子之答，是欲澄其源。惟能致力于本源，则天理渐以浑全，私欲自然退听矣。此求仁者所当知也。

    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

    怀，是思念。居，是意所便安处。

    孔子说：“士志于道，则居无求安焉。何也？其所志者大，故不暇为燕安计也。苟于意所便安处即恋恋不能舍，或怀于宫室器用之美，或怀于声色货利之私，则心为形役，而志以物损，处富贵则淫，处贫贱必移，其卑陋甚矣，恶足以为士乎？”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

    危，是高峻的意思。孙，是卑顺的意思。

    孔子说：“君子处世，其言行固当一出于正，不可少贬以徇人，然也看时势何如。如君明臣良，公道大行，此邦家有道之时也，则当高峻其言，明是非，辨邪正，而侃然正论之不屈；高峻其行，慎取与，洁去就，而挺然劲气之不回。盖道与时合，无所顾忌，故言行俱高而无害也。若夫君骄臣谄，公道不明，此邦家无道之时也。当此之时，其行固当仍旧高峻，不可少屈以失己之常，言则不妨于卑顺，不可太直以取人之祸。盖道与时违，不得不为此委曲以避害耳。”此可见行无时而不危，君子守身之节也；言有时而可孙，君子保身之智也。然有国者而使人孙言以苟容，岂国之福也哉？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孔子说：“人有存诸中的是根本，有发诸外的是枝叶。即其所存，固可以知其所发；据其所发，则未可信其所存。如行道而有得于心者谓之德。有德者虽不尚夫言，然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敷之议论，必然顺理成章而可听。是言乃德之符也。若夫有言者，则未必其有德。盖言一也，有君子之言，有色庄之言，若但听其言而取之，则君子色庄，何从而辨别之乎？故未可遽信其为有德也。心德浑全之谓仁。仁者虽不期于勇，然心无私曲，则正气常伸，其临事之际，自然见义必为而有勇。是勇乃仁之发也。若夫有勇者，则未必其有仁。盖勇一也，有义理之勇，有血气之勇，若但从其勇而观之，则义理血气何从而辨别之乎？故未可遽信其有仁也。”此可见德可以兼言，言不可以兼德；仁可以兼勇，勇不可以兼仁。自修者固当知所以务本，而观人者亦乌可徒取其末哉？

    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南宫适，即南容。羿，是有穷国之君。奡，是羿臣寒浞之子。荡舟，是陆地行舟。

    南宫适问于孔子说：“羿善于射，奡能陆地行舟，以力言之，天下无有能过之者矣。然一则为其臣寒浞所杀，一则为夏后少康所诛，皆不得正命而死。禹平水土，稷播百谷，身亲稼穑之事，以势言之，亦甚微矣。然禹则亲受舜禅而有天下，稷之后至周武王亦有天下。夫以强则羿、奡之亡也如彼，以弱则禹、稷之兴也如此，其得失之故果安在哉？”南宫适之问，托意甚深，且或有感而发。夫子于此，盖有难于言者，故默然不答，但俟其既出而叹美之，说道：“自世俗尚力而不尚德，此君子所以不可见，而知德者鲜也。今观适之所言，进禹、稷而退羿、奡，贵道德而贱权力，则其人品之高，心术之正，可知矣。君子哉，其此人乎！尚德哉，其此人乎！”再言以赞美之，盖深有味乎其言，且以寓慨世之意也。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孔子说：“仁者，心之德。心存则仁存，心放则仁失。然存之甚难，失之却易。如君子之心纯乎天理，固宜无不仁也。然毫忽之间，心不在焉，则人欲有时而窃发，天理有时而间断，间断即非仁矣。所以君子而不仁者尚有之也。若夫小人，则放僻邪侈之心滋，行险侥幸之机熟，纵有天理萌动之时，亦不胜其物欲攻取之累矣，岂有小人而仁者哉？”夫人而不仁，不可以为人，则小人固当为戒。然以君子而尚有不仁焉，则操存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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