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

复再歌，凡其辞意、音律所以为善处，皆审察而详味之。既得其善矣，然后自歌以和之，使彼此迭奏，而同声相应焉。盖不但取彼之善为我之善，而又以我之善助彼之善矣。”夫孔子一咏歌之间，而气象从容，诚意恳至如此。其心与舜之取人为善，汤之用人惟己一般。此其所以为至圣也。

    子曰：“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

    言语成章叫作文。莫，是疑词。犹人，是说犹可以及人。

    孔子说：“人之所以为君子者，不在于言，而在于行。世间有能言的人，或讲论道理，或敷陈政事，焕然有文采之可观，这不过在言语上求工而已。我虽未能过人，而犹或可以及人也。惟是身体力行，事事都实有诸己，而不为空言，这乃是成德之君子。我反而求之，则全未有得，虽欲勉焉以求至，而力有所不及矣。”观孔子此言，可见言易而行难，文在所缓，而行在所急。进德者固当先行而后言，用人者尤当听言而观行也。

    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公西华曰：“正唯弟子不能学也。”

    大而化之叫作圣。心德浑全叫作仁。抑，是反语辞。公西华，是孔子弟子。

    昔孔子至圣至仁，当时必有以是称之者。故孔子谦说：“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是那道德浑化的圣人与那心德纯全的仁人，则吾岂敢当乎？只是以仁圣之道而为之于己，则孜孜焉以求之，未尝以少有所得而遂生厌足之心；以仁圣之道而教诲乎人，则谆谆焉以语之，未尝以劳于开导而或萌倦怠之意，这便是我之所能，不过如此而已矣。若圣与仁，则吾岂敢乎？”门人中有公西华者，闻夫子之言，乃仰而叹之说：“夫子辞仁圣之名，而自任夫不厌不倦者，岂以不厌不倦为易能乎？殊不知这正是弟子不能学处。”盖为之可能也，使非全体仁圣，而至诚无息者，孰能无厌乎？诲人可能也，使非全体仁圣，而善与人同者，孰能无倦乎？然则夫子虽欲辞仁圣之名，而其实自有不容掩者矣。昔祇德如大禹，而不自满假；缉熙如文王，而望道未见。孔子之心即禹、文之心也。圣人且然，况其他乎？欲学为圣人者，诚不可以自足矣。

    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祷久矣。”

    祷，是祈祷。诔，是哀词。上下神祇，是天神地祇。

    昔孔子曾有疾病，门弟子都以为忧。于是子路请命于孔子，欲祷祀鬼神以祈福佑。盖疾病行祷虽弟子事师迫切之至情，然不达于人鬼之理，而溺于祸福之说，惑亦甚矣。孔子不直斥其非，乃先问说：“疾病行祷，果有此理否乎？”子路对说：“于理有之。吾闻诔词中有云：‘祷尔于上下神祇。’是说人有疾时曾祷告于天地神祇，欲以转祸而为福，则是古人有行之者矣。今以病请祷，于理何妨？”于是孔子晓之说：“夫所谓祷者，是说平日所为不善，如今告于鬼神，忏悔前非，以求解灾降福耳。若我平生，一言一动不敢得罪于鬼神，有善则迁，有过即改，则我之祷于鬼神者，盖已久矣。其在今日，又何以祷为哉？”盖圣人德于天合，虽鬼神不能违，岂待于祷？至于死生修短，则有命存焉。虽圣人亦惟安之而已，祷祀亦奚益乎？观孔子晓子路之言，可见当修德以事天，不必祷祀以求福；当用力于人道之所当务，不必谄渎于鬼神之不可知矣。

    子曰：“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

    奢，是奢侈。孙字，与逊顺的逊字同。不孙，是僭越不循理的意思。俭，是省约。固，是鄙陋。

    孔子说：“先王制礼，自有个中道，不可加损。若专尚侈靡而过乎中者，谓之奢。奢则意志骄盈，纵肆无节。虽理之所不当为者，亦将僭越而为之，其弊必至于不孙。若专务省约，而不及乎中者，谓之俭。俭则悭吝鄙啬，规模狭小。虽理之所当为者，亦将惜费而不为，其弊必至于固。这不逊与固，皆不免于失中。但就这两样较来，则与其为不逊也，宁可为固。”盖奢而不逊，则越礼犯分，将至于乱国家之纪纲，坏天下之风俗，为害甚大。若俭而固，则不过鄙陋朴野而已。原其意犹有尚质之风，究其弊亦无僭越之罪，不犹愈于不孙者乎？盖周末文胜，孔子欲救时之弊，故其言如此。然俭乃德之共，奢乃恶之大，二者之相去岂特过与不及之间而已哉？帝尧茅茨土阶、大禹恶衣菲食，而万世称圣；汉之文帝、宋之仁宗皆以恭俭化民，号为贤主。至如骄奢纵欲，横征暴敛，以败坏国家者，往往有之。然则去奢崇俭乃帝王为治之先务，有国家者所当深念也。

    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

    坦，是平坦。荡荡，是宽广貌。戚戚，是忧愁不宁的意思。

    孔子说：“欲知君子、小人之分，但观其心术气象，自然不同。盖君子心循乎天理，素位而行，不愿乎外，故仰焉不愧于天，俯焉不怍于人，利害不能为之惊，毁誉不能为之惑，但见其坦然荡荡，无适而不宽舒自得也。小人心役于物欲，行险侥幸，惟日不足，故非切切以谋利禄，则汲汲以干名誉，其未得也患得之，其既得也患失之，但见其长是戚戚，无时而不忧虑愁苦也。”夫坦荡荡者，作德心逸日休也；长戚戚者，作伪心劳日拙也。一念既差，而人品遂顿殊矣。可不慎辨之哉！

    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

    温，是和厚。厉，是严肃。威，是有威可畏。猛，是暴戾。恭，是庄敬。安，是安舒。

    门人记说：“容貌乃德之符。人惟气质各有所偏，故其见于容貌者亦偏。惟夫子则容貌随时不同，而无有不出于中和者。如人之温者，难于厉也。夫子和厚可亲，是固温矣。然和厚之中自有严肃者在，可亲也，而不可犯也，又何其厉乎？温而厉，是温之得其中也。人之威者，易于猛也。夫子尊严可畏，是固威矣。然尊严之内自无暴戾者存，可畏也，亦可近也，何至于猛乎？威而不猛，是威之得其中也。人之恭者，难于安也。夫子庄敬自恃，是固恭矣。然舒泰而不拘迫，自然而非勉强，盖周旋中礼而有忘其恭者焉，又何其安乎？恭而安，是恭之得其中也。”盖圣人全体浑然，阴阳合德，故其中和之气见于容貌之间者如此。欲取法其盛德之容者，当先涵养其中和之蕴可也。

    泰伯第八

    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泰伯，是周太王之子。昔周太王古公生三子，长的即泰伯，次的是仲雍，少的是季历。季历生子昌，乃文王也。太王因见昌有盛德，欲传位季历以及昌。泰伯知之，遂与其弟仲雍，托名采药，逃去于荆、蛮地方，断发文身，自毁其形，从夷之俗，以示不可用。于是太王乃立季历，传国至文、武而有天下焉。三让，是固让。

    孔子追原周家王业之所由起，因见泰伯之事历世久远，几于泯灭，故特表而出之，说道：“人但知我周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勤劳王家，至于文、武，遂成王业，都是周家贤圣之君。不知太王之长子泰伯者，其德可谓极至而无以复加也已矣。何以言之？周家王业之兴，实始于太王，而泰伯嫡长当立，则后来的天下乃泰伯之所宜有者也。泰伯因见太王意在贤子圣孙，即与仲雍逃去不返。因此，王季、文王承其统绪，遂开八百年之周。是名虽让国，实以天下固让其弟侄而不居也。然却托为采药，毁体自废，其让隐微泯然，无迹可见，故人莫得以窥其心事而称颂之焉。夫以天下让，其让大矣。三以天下让，其让诚矣。而又隐晦其迹，使民无得而称，是能曲全于父子兄弟之间，而绝无一毫为名之累，其德岂非至极而不可加者乎？”然要之太王之欲立贤子圣孙，为其道足以济天下，非有爱憎利欲之私也。是以泰伯去之不为狷，王季受之不为贪，亲终不赴、毁伤肢体，不为不孝。盖处君臣父子之变，而不失乎中庸，此所以为至德也。夫子叹息而赞美之，宜哉！

    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

    礼，是节文。劳，是烦劳。葸，是畏惧的模样。乱，是悖乱。直，是径直。绞，是急切的意思。

    孔子说：“人之立身行事，必合乎天理之节文，而后可以无太过不及之弊。如待人固以恭敬为贵，然亦有中正之准则，若恭敬而无礼以为限制，则仪节烦多，奉承过当，而不免于劳矣。处事固以谨慎为贵，然亦有事理之当然，若谨慎而无礼以为裁度，则逡逡畏缩，小心太过，而不免于葸矣。勇敢而不可屈挠，固是美德，然不能以礼自守，则不顾名分，而逞其血气之刚，必将至于悖乱矣。径直而无所私曲，固是善行，然不能以礼自防，则任情喜怒，而略无含容之意，必将至于急切矣。”夫恭、慎、勇、直，四者皆人之所难，而无礼则各有其弊如此。可见君子当动必以礼，而不可须臾离也。

    “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

    君子，是在上位的人。笃，是厚。兴，是起。故旧，是平日相与或有功劳的旧人。遗，是弃。偷字，解作薄字。

    孔子说：“在上位的君子，凡有举动，百姓每都瞻仰而仿效之，不可不慎也。若能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和睦宗族，笃厚于一家之亲，则自己能尽乎仁矣。将见百姓每都感发兴起，而各亲其亲，自然伦理正而恩义笃，岂不兴于仁矣乎？若能信用老成，尊礼耆旧，凡平时相与的旧人，皆不以其迹之疏远，年之衰迈而遗弃之，则自己能处于厚矣。将见百姓们都欢欣联属，而各厚于故旧，自然教化行而风俗美，又岂有偷薄者乎？”夫一处亲故之间，而上行下效，其应如响如此。为人君者可不正心修身，以为化导斯民之本哉？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召，是呼喊。门弟子，是曾子的门人。启，是开。《诗》，是《诗经•小是》之篇。小子，就指门弟子说。

    曾子在圣门素以孝称，平日所以守身事亲者，不但正心修德为圣贤之学，以求显亲扬名，虽至于身体发肤之微，亦以其受之父母加以谨守，不敢毁伤。至于有疾将终，追思平生守身之道，至此可以无愧。故呼其在门弟子而教之，说：“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不亏体、不辱亲才叫作孝。汝辈试开衣衾而视吾之足，视吾之手，曾有一之伤毁不全者乎？然所以得全此身者，亦非容易！盖我平日所以保守之者，就是《诗经》上所谓战战然恐惧，兢兢然戒谨，如临在深渊之上，常恐坠下去一般；如行于薄冰之上，常恐陷下去的一般。我惟是这等谨慎，所以得保其全也。夫使吾生尚存，则犹未敢必他日之何如。今则已矣，自今以后，吾始知其得终免于污玷，而可以无恐矣。汝小子其念之哉？”语毕而又呼小子者，盖所以致丁宁之意，亦欲其如己之戒谨恐惧，一举足而不敢忘亲也。夫以曾子之保身如此，则凡纵欲以伤其本，亏行以辱其亲者，固在所必无矣。为人子者，宜以曾子为法，庶可以体亲心而尽子道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孟敬子，是鲁大夫仲孙捷。

    昔曾子有疾，孟敬子往问其疾。曾子将有言以告之，恐其忽略而不加之意，故先发言说道：“大凡鸟之将死，恐惧迫切，故其鸣叫必哀；人之将死，本然之良心发见，故其言语必善。今我即将死矣，有言则善言也，子其听而念之哉！”

    “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

    贵，是贵重。道，是道理。暴，是粗厉。慢，是放肆。信，是信实。辞，是言词。气，是声气。鄙，是凡陋。倍字，与违背的背字同。笾，是竹器；豆，是木器：都是祭祀所用的。有司，是执事之人。

    曾子因孟敬子平日好琐屑于细务，而忽略了大体，故告之说：“道虽无所不在，然有紧要的，有可缓的，不可以泛求也。吾观君子于日用之间，所贵重的道理，只有三件。三者何？盖人之容貌彰于一身，易至于粗暴放肆，此所以多失容也。惟君子不动容貌则已，才动容貌便雅饬恭谨，而远于暴慢。人之颜色形于面，对人多勉为端正，而中心不然，此所以多失色也。惟君子不正颜色则已，才正颜色便表里如一，而近于信实。辞气宣于口，易至于凡陋背理，此所以多失言也。惟君子不出辞气则已，才出辞气便成章顺理，而远于鄙背。此三者乃修身之要、为政之本，所当操存省察，而不可顷刻违者，故君子所重在此而已。若夫用笾豆以供祭祀之事，如此类者，不过器数仪文之末，则自有执事者司之，君子亦何用屑屑留心于此哉？”盖人之为学，贵识其大。大行既无不善，而小节亦无所遗，固为全德。若舍其大而务其小，则大本既失，小者亦不足观矣。况于帝王之学，又与士庶人不同，则凡正心修身以立天下之极者，又岂在于仪文度数之末哉？有志于圣贤者，当知所务矣。

    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

    犯，是触犯。校，是计校。吾友，指颜渊说。从事，是用功。

    昔颜子既殁，曾子追思其贤而称之，说道：“凡人志意盈满的少有所得，便说自己有余，他人不足，谁肯下问？度量狭小的，遇有触犯，便说自己的是，他人的不是，谁肯容忍？若是自己学力至到，本是能的，乃问于不能的人；自己学问充足，本是多的，乃问于寡少的人，其心歉然自视，虽有也，却似无的一般；虽充实也，却似空虚的一般，略无一毫自满之意，其谦虚如此。人有触犯于我，我则以情恕人，以理自遣，初未尝发露于颜色、藏蓄于胸中而有一毫计较之心，其宽恕如此。这等的人不可多见，惟旧日我友颜渊，乃尝用力于此。盖其真知义理之无穷，而有善不伐；不见物我之有间，而有怒不迁。其所以潜心好学，拳拳服膺者，惟此而已。今也则亡，岂不重可惜哉！”夫孔门传授心法，颜子独得其宗，而其平日用功，不过如此。盖谦虚以受人，则闻见多而学问日广；宽恕以容物，则私意泯而德性益纯。凡为贤为圣，皆不出此二者。善学者当致力于斯。

    曾子说：“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

    托，是付托。六尺之孤，是幼君。寄，也是付托的意思。百里，是侯国。命，是政令。大节，是大关系处。与，是疑词，也是决词。

    曾子说：“天下之言成德者，期于君子。然才者德之用，节者德之守，二者兼备，而后为德之成也。若有人于此，不但可辅长君而已，虽亲受顾命，把六尺幼冲之君付托与他，亦可以承受而辅佐之，既能保卫其国家，而又能养成其令德，不但可共国政而已；虽侯国无君，把一国之政令委寄与他，亦可以担当而总摄之，既能安定其社稷，而又能抚辑其人民，其才之过人如此。至于事变之来，国势仓皇，人心摇动，其从违趋避，乃大节之所关也。其人临此时，而所以辅幼君、摄国政者，卓乎见理之精明，确乎持志之坚定，惟以义所当然为主，虽议论纷沓，终不能摇；虽死生在前，亦不能夺，其节之过人又如此。若此人者，果可谓之君子人乎？吾知既有其才，又有其节，信非君子不能也。”然是人也，自学者言，则为君子；自国家言，则所谓社稷之臣者也。盖有才无节，则平居虽有干济之能，而一遇有事，将诡随而不能振；有节无才，则虽有所执持，而识见不远，经济无方，亦何益于国家之事哉？所以人君用人，于有才而未必有节者，则止用之以理繁治剧；于有节而未必有才者，则止用之以安常守法；至于重大艰难之任，则非才、节兼备之君子，不可以轻授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弘，是宽广。毅，是强忍。任，是责任。道字，解作路字。

    曾子说：“士立身于天地间，要为圣为贤，必须有大涵养，方才做得。故规模广大，心不安于自足，叫作弘；不弘则隘矣。执守坚定，事必期于有终，叫作毅；不毅则馁矣。士岂可以隘焉而不弘，馁焉而不毅哉？所以然者为何？盖以士所负之任甚重，而其所行之路又甚远也。惟其任之重，必弘而后能胜其重；惟其道之远，必毅而后能致其远，此所以不可不弘毅也。然果何以见其任之重而道之远？盖仁者，人心之全德，兼众理，备万善者也。士乃以之为己任，必欲身体而力行之，则是举天下之善，尽万物之理，皆在于我之一身，其任不亦重乎？且其任是仁也，直至没身而后已，若一息尚存，此志亦有不容少懈者，则是向前策励，再无可驻足之时，其道不亦远乎？”夫其任重而道远如此，此士之所以贵弘毅也。大抵孔门为学，莫要于求仁。而仁之为道，则非全体不息者，不足以当之。惟其全体也，则无一理之不该，所以不可不弘；惟其不息也，则无一念之间断，所以不可不毅。这正是曾子平生所学得力处，故其示人亲切如此。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兴，是兴起。立，是卓立。成，是成就。

    昔孔子删《诗》《书》，定礼乐，以教学者，正欲其实体于身而有所得，故特举以示人说道：“君子立教，不过要人为善去恶而已。然所以兴起其好善恶恶之良心者，每得之于《诗》。”盖《诗》本性情，有邪有正，其言词明白易知，而吟咏之间，抑扬反复，其感人又易入。于此学之，则其好善恶恶之心，有油然感发而不能自已者，所以说“兴于《诗》”。此可见《诗》之当学也。“善念既兴，又必卓然有以自立，然后善在所必为，恶在所必去。而其立也，则得之于礼。”盖礼以恭敬辞让为本，而有节文度数之详，可以敛束人之身心，坚定人之德性。于此学之，则自能卓立持守，而不为外物之所摇夺，所以说“立于礼”。此可见礼之当学也。“既能自立，又必达到那纯粹至善的地位，乃为成就。而其成也，则得之于乐。”盖乐以和为主，其声容节奏可以养人之性情，而荡涤其邪秽，消融其渣滓。于此学之，则自然义精仁熟，而和顺于道德矣，所以说“成于乐”。此可见乐之当学也。然古人《诗》、礼、乐之教，皆发于性情之正，本于中和之德，故能成就人才如此。若后世以吟咏声韵为诗，而无关于性情；以虚饰仪文为礼，而不本于恭敬；以嬉戏淫哇为乐，而反乖于中和，则于《诗》、礼、乐之本然者失之远矣，亦何足务哉？善学者辨之。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是凡民。由，是身行其事。知，是心悟其理。

    孔子说：“道理在天地间，件件都是人所当知的。然为人上者之于凡民，但可使之由于是理之当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盖所当然者，如父当慈、子当孝之类，皆民生日用之事，就是寻常庸众的人也都行得，故能使由之。若其所以当然之故，则皆出于天命人心之本然，其理精微奥妙，必须资质高明，学力至到者，乃能脱然有悟。其在凡民，如何便会晓得？所以不能使之知也。然知之之理，亦不外于所由之中。圣人在上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至于渐摩既久，天下自然化成矣，亦何不可知之有哉！

    子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

    勇，是勇敢。两个疾字，都是疾恶的意思。乱，是悖乱。已甚，是过甚。

    孔子说：“柔懦之人虽恶贫，无能为也；安贫之人虽好勇，固无害人。惟是那好勇尚气的人，身处穷困，乃疾恶其贫，而不肯安分守己，则必以其血气之强而济其苟得之念，虽为盗贼、从悖逆皆不顾矣，岂不至于为乱乎？至若不仁的人，本心已失，如其恶未著，尚可容恕，则化之以善可也。若其罪当诛，而吾又得以诛之，则遂诛之可也。不然而徒疾恶过甚，使之无所容其身，则事穷势迫，必将求泄其忿恨，而逞凶肆暴，无所不至矣，岂不足以致乱乎？”夫好勇疾贫者，是身自为乱，固为天下之首恶；至于恶不仁者，本为正理，特以处之不善，乃亦足以致乱，而徒为祸阶。则君子之待小人，岂可以轻发而不审处哉？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矣。”

    骄，是以人皆不能，而夸己独能的意思。吝，是但欲己有是能，而不欲人之皆能的意思。

    孔子说：“人之处世，固贵于有才，而不可自恃其才。自古言才能技艺之美者，莫如周公。如或真有周公之才之美，固是难及，然须持之以谦虚可也。设使以己有是才也，而忲然自骄，谓人皆不如己，又忌人有是才也，而执吝自私，不欲善于人同，则无其德而大本失矣，其余才艺之美，亦何足观哉？”夫有周公之才之美，而一涉骄吝，尚不足观，况无周公之才而骄吝者乎？人当常加自省而存抑畏之心可也。故圣如帝舜，而舍己从人；功如大禹，而不自满假。诚知谦虚之受益，而骄吝之丧德也。然则孔子之言，岂徒在下位者所当知哉？

    子曰：“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

    至字，当作心志的志字。谷，是俸禄。

    孔子说：“古人之学将以明善诚身，求尽其为人之理而已。然学既成矣，则君必见用，而养之以禄。此乃理之自然，而其本心则不为此也。后世人心不古，见学之可以得禄，乃遂有为干禄而后学者；亦有学问之功始加，而利禄之念随之者。此不惟失学之本意，而心逐于利，其学亦无所得，乃天下之通患也。若有人焉专精为学，至于三年之久，而其心不志于谷禄，则是谋道而不谋食，为己而不为人，志高识大，超出乎时俗之表者也。这等的人岂易得哉？”所以人君用人，于那有实学的必录用而尊显之，使得以展尽底蕴；若夫假学以沽名干进者，则摈抑而不用。庶乎贪位慕禄之徒，不至于滥窃名器，而无补于国家也。

    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笃，是深厚牢固的意思。

    孔子说：“君子之修身处世，必须学问、操守兼造其极，乃为尽善，甚不可苟也。若有人焉于道理的确有见，则信之极其诚笃，虽议论纷纭，一毫都动移他不得。其志向之专如此，而又能孜孜务学，格物穷理，以求其是非之真，而尽其精微之奥，则讲究明而辨别审，所信者一出于正矣。遇事心里主定在此，则守之极其坚固，虽死生利害，一切都摇夺他不得。其执持之果如此，而又能事必由理，行必合义，初未尝劝匹夫之小信，而乖中庸之大道，则关天常而扶人纪，所守者允得其当矣。夫笃信好学是有学也，守死善道是有守也。为君子而有学有守，则知之必明，行之必勇，出处去就焉往而不善哉？故其遇危邦也，则避之而不入；其在乱邦也，则去之而不居。当天下之有道也，则显身而仕；天下无道也，则退藏而隐。”此其去就之义洁，出处之分明，非有学有守者，何足以与此？然这样人，不但可以善一己之行藏而已，使人君得而用之，则有大涵养，自有大设施。平时必能尊主庇民，建功立业；有事必能砥砺名节，匡扶世运，所补殆非浅浅矣。学问、操守之系于人也，大矣哉！

    “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耻，是愧耻。

    孔子说：“士之处世，既贵有可用之才，又贵有能守之节。若乃邦国有道，有明君以出治于上，有贤臣以辅治于下，贤者必使之在位，能者必使之在职，正君子向用之时也。当此时而乃为世所弃，困处于贫贱之中，则其无善可称，无才可录可知矣，岂不可愧耻乎？至若邦国无道，上无明君，下无贤臣，非贿赂不可得官，非谄佞不能固宠，正小人向用之时也。当此时而乃与世相合，致身于富贵之地，则其贪位慕禄，卑污苟贱可知矣，岂不可愧耻乎？”盖惟其不能“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故世治而无可行之道，世乱而无能守之节，乃碌碌庸人而已，何足取哉？士之不可以无养也如是夫！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谋，是图议。政，是政事。

    孔子说：“凡人有是职位，则有是责任；有是责任，则有是谋为。如任公卿大夫之职，则当谋公卿大夫之政。若不在其位，则其政事本与我无与者，而乃商度其可否之宜，条陈其利害之故，是为思出其位，犯非其分矣，奚可乎？故凡不在其位，则当介然自守，虽知识见得到，才力干得来，亦不可图谋其政事。”盖所以安本然之分，而远侵越之嫌，人之自处当如是也。然士人之学，期于用世，则匹夫而怀天下之忧，穷居而抱当世之虑，亦有所不容已者。要之，潜心讲究，则为豫养；非分干涉，则为出位。豫养者待用于不穷，出位者轻冒以取咎。此又不可不辨也。

    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

    师，是太师，掌乐之官。挚，是太师之名。《关雎》，是《诗经•国风》首篇。乱，是乐之卒章。洋洋，是美盛的意思。盈，是满。

    孔子说：“昔吾自卫反鲁之时，既曾正乐，适遇师挚在官之始，又能审音，故其时乐之残缺者已为之补，失次者已为之序。但见大乐之作，自其始奏之时，直至于《关雎》之卒章，一皆清浊相济，高下相宜，洋洋乎极其美盛，满耳而可听也。惜乎！今也不得而复闻矣。”盖以孔子之圣而正乐，以师挚之贤而掌乐，故一时音节美盛如此。自师挚适齐，继者皆不能及，圣人所以追思而叹美之也。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狂，是疏狂。侗，是昏昧无知的模样。愿，是谨愿。悾悾，是愚拙无能的模样。信，是诚实。“吾不知之”者，是甚绝之之词。

    孔子说：“赋性疏狂的人，宜乎行事直率方好，今却只好高夸大，及至到那有利害处，自家要讨便宜，外面却以道理责人，这等样奸狡不直。赋性昏昧的人，凡事既不知道，宜乎谨厚方好，今却轻举妄动，又不谨慎重厚。赋性愚拙的人，凡事既不能干办，宜乎诚实方好，今却诡谲虚诈，又不诚信笃实。这三样人，我也不知道他是何等的人。”盖狂而直，侗而愿，悾悾而信，虽是气质有偏，然犹不失其本然之真，尚可以陶镕。若不直、不愿、不信，则本真已失，而习染愈蔽，终不可以化诲者也，故孔子绝之。

    子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

    如不及，是如有所追而不能及的意思。

    孔子说：“人之为学，将以致知力行，而求进乎圣人之道也。然使无勤敏之功，则其心徒劳而无益；使无警醒之心，则其功终怠而不前。所以君子之为学也，研究以求进其知，体验以求进其行，孜孜汲汲，惟日不足，常如有所追而不能及的一般。其用功之勤如此，而其心犹不敢有一时之或惰：当日进之时，怀日退之惧，惟恐失其所学，而果有所不及也。”夫以君子之学，其勤励警惕有如此者，此所以能成其学也。不然，则心不在焉，或作或辍，终亦岂能有成也哉？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私有焉。”

    巍巍，是高大的模样。不与，是不相关的意思。

    孔子说：“圣人之识见度量，迥与常人不同。常人之情，即有一命一爵之荣，未免自视侈然，志得意满，何其卑小也！若乃巍巍乎识量高大而不可及者，其惟舜、禹乎？盖舜、禹二圣人，本以匹夫之微，一旦有天下为天子，其崇高富贵可谓极矣，乃舜、禹则视之漠然，不以为乐，全似与己不相干涉的一般。此其心直超乎万物之上，而众人以为可欲而不可得者，举无一足以动其中，其胸襟气象视寻常真不啻万倍矣，是何其巍巍矣乎！”盖舜、禹之心只知天位之难居，虑四海之不治，日惟兢业万机，忧劳百姓而已。若夫有天下之可乐，奚暇计哉？此万世颂圣明者，必归之也。后世人君诚能以其不与天下之心，而尽其忧勤天下之实，则二圣人之巍巍不难及矣。

    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则字，解作准字。荡荡，是广远之称。名，是名状。成功，指勋业说。焕，是光明。文章，是礼乐法度之类。

    孔子说：“自古帝王多矣，然莫有过于尧者。大矣哉，尧之为君乎！何以见其大？盖巍巍乎极其高大而无不覆冒者，唯天而已，谁能并之？独有帝尧之德高不可及，大而无外，能与之准。其包涵遍覆，就与天一般，故其德之广远，荡荡无涯，而形迹俱泯。当时之民一皆涵咏盛德而不识其功，鼓舞神化而莫测其妙，无有能指而名之者。其与天之不可以言语形容，又何异哉？惟其不可名，此所以为大也。然亦岂无可见者乎？就其治功之成就处观之，则黎民吾见其时雍，万邦吾见其协和，巍巍乎功业之隆盛，有莫可得而尚者焉。又就其治功之有文采处观之，以礼乐则极其明备，以法度则极其修明，焕乎文章之光显，有不可得而掩者焉。尧之所可见者如此。若其德之不显者，则终不可名也。大哉尧之为君，非冠古今而独盛者乎？”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

    乱字，解作治字。际，是交会之时。妇人，指武王之妃邑姜。

    昔门人将述孔子评论人才之言，先记说：“自昔君天下者，治莫胜于虞舜。其时有圣哲之臣五人，如禹平水土，稷播百谷，契敷五教，皋陶明刑，益掌山泽。凡虞舜所欲为的，五人都代为之，故能使四方风动从欲以治焉。是虞舜得人之盛如此。继夏、商而王者，治莫胜于周武王。武王尝自言曰：‘予有致治之臣十人。在外有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毕公、荣公、太颠、闳夭、散宜生、南公适为之辅理，在内有贤妃邑姜为之赞助，故能使四海永清，垂拱而治焉。’是有周得人之盛如此。”孔子有感而叹之说道：“吾闻古语说：‘人才之生，最为难得。’以今观之，岂不信然矣乎？盖自古圣贤相承，如唐虞交会之际，其时气运方隆，人才辈出，固极盛而无以加矣；自此以后，则惟我周为盛焉。唐虞固有五人，以赞成风动之功；我周亦有十人，以夹辅永清之烈。是我周真与唐虞比隆，而非夏、商之所能及也。然数止十人，已为少矣，而中间有妇人焉，其实奔走御侮之臣不过九人而已。以我周之盛而贤臣止于九人，岂不为难得哉？然则，才难之一言，信乎其不诬矣。”大抵得人固难，而知人与用人尤难，虞舜、武王惟其知之明而用之当，故能成天下之治如此。若知有未真，则取舍犹有所眩惑；用之未尽，则底蕴无由以展布，何以收得人之效乎？故知人善任，尤人君治天下之本，不可不慎也。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

    服事，是臣服敬事。

    孔子说：“人臣事君，固有一定之分，然使国家全盛，君德休明而为之臣者，能敬顺守职乃是常事，不足称也。惟殷纣暴虐无道，国祚日益衰微，文王发政施仁，人心日益归向，以天下大势计之，三分之内，二分都归于文王，盖有天下之大半矣。当是时以仁伐暴，以周代殷，特一反掌之间耳。乃文王则坚守臣节，以服事殷纣，初不以盛衰强弱二其心。则是时可为而不为，势可取而不取，非盛德之极，能如是乎？然则我周文王之德，其可谓至极而无以加者矣。”夫孔子之称“至德”者二，于泰伯则以其让天下，于文王则以其服事殷，皆所以明君臣之义，立万世之防，而惧乱臣贼子之心也。读者宜致思焉。

    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

    间，是有罅隙可非议处。菲，是薄。鬼神，是天神、地祇、人鬼。恶字，解作粗字。沟洫，是田间水道，旱时蓄水，涝时泄水，以便百姓每耕种的。

    孔子说：“帝王之治天下，事无大小，莫不各有至当不易的道理。少有未合，人即得指其罅隙而议之。我观大禹所行的事，件件合宜，无一些罅隙可以非议。如饮食所以养生，禹之时，九州作贡，玉食非不足也，乃却珍馐而进粗粝，其自用之淡薄如此。至于奉祀郊庙鬼神，则牺牲粢盛务极丰洁，又致其诚孝而无敢简焉。衣服所以蔽体，禹之时，玉帛万国，文绣非不足也，乃舍华绮而衣粗恶，其被服之朴素如此。至于临朝承祭所尚的黻冕，则服物采章务求尽制，又极其华美而无所吝惜焉。宫室所以居身，禹之时，四海为家，非不可备壮丽之观也，乃安卑隘而戒峻宇，其自处之简陋如此。至于百姓每备水旱的沟洫，则又胼手胝足以经理之，而竭尽其力，不以为劳焉。夫礼有所当丰，事有所宜俭。当丰而俭则过于陋，宜俭而丰则失之奢，皆未免于可议也。今观大禹，他自己身上一些不肯享用，至于事神勤民，却又这等周悉。丰所当丰，而不可谓之奢；俭所当俭，而不可谓之陋。虽欲议之，曾何罅隙之可窥哉？”所以又说：“禹，吾无间然矣！”盖深赞其美，以示万世为君之法也。

    然孔子之称赞大禹，固以其丰、俭适宜，其实还重在俭德上。盖人之常情，奉身之念每厚于事神为民，而人君富有四海，其势又得以自遂其欲，故致孝鬼神可能也，菲饮食不可能也；致美黻冕可能也，恶衣服不可能也；尽力沟洫可能也，卑宫室不可能也。《书》称禹克勤于邦，克俭于家，盖必俭而后能勤。若一有奉身之念，则虽以天下奉一人而犹恐不足，又焉能勤民而致力于神哉？欲法大禹者，尤当师其俭德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