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节，而纯然其和焉。和，则易至于混乱，又必一音自为一音，而皦然其明白。皦，则易至于间断，又必众音相为起伏，而绎然其连续。夫翕合之后有纯和，纯和之中有明白，明白之中无间断，自始至终，曲尽条理节奏之妙，是乃乐之一成也。由此而至于九成，其道理不过如此，汝太师岂可以不知乎？”盖声音之道，与政相通，不但可以养人之性情，而亦可以移易天下之风俗，所系甚重。故孔子自卫反鲁，既汲汲于正乐，而其于太师，又谆谆以告诫之如此。

    仪封人请见。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仪，是卫邑名。封人，是掌封疆之官。见，是相见。从者，是随从，孔子的门人。丧，是失位去国。木铎，是古人施政教时，用以警众的器具。其器金口木舌，摇之则有声，即今之铃是也。

    昔孔子周流四方，到卫国之仪邑，有个掌封疆的官，来请见，说：“敬贤者，吾之素心。凡贤人君子来到这地方，我必求见，未尝拒我而不得见也。今夫子幸至于此，独不容我一见乎？”门人以其求见之诚，为之引见于孔子。封人既见孔子而出，乃对门人说：“夫子之失位去国，固其一时之不遇，然二三子何必以此为忧乎？盖治乱相因，是乃必然之数，而易乱为治，必待非常之人。今世教陵夷，人心陷溺，天下之无道亦已久矣。世无终乱之理，必当复治。吾观夫子之道德，正可以易乱而为治者。天生斯人，岂是偶然？必将使之得位行道，施政教于四方，以开生民之耳目，以觉天下之愚昧，就如那警众的木铎一般，岂终于不遇也哉！”夫圣人盛德感人，能使封人尊敬而笃信之如此。然当时列国之君，不能委国而授之以政，至于辙环天下，卒老于行。此春秋之时，所以终不能挽而为唐虞之世也欤！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韶》，是舜的乐名。《武》，是武王的乐名。尽美，是说声容到极盛的去处。尽善，是说盛美之中到极妙的去处。

    门人记说：“自古帝王有成功盛德于天下，则必作乐以宣之，故观乐之情文，便可以知其功德，然其间自有不同。吾夫子尝说：帝舜之乐，叫作《大韶》。他作于绍尧致治之后，其声音舞蹈至于九成，固极其盛美而可观矣。然不但尽美，而美之中又极其善焉。盖舜以生知安行之圣人，雍容揖逊而有天下，故心和气和，而天地之和应之，至于格神人，舞鸟兽，其妙有不可形容者，所以说又尽善也。武王之乐，叫作《大武》。他作于伐暴救民之日，其节奏行列，至于六成，固极其盛美而可观矣。然就其美之中而求之，则有未极其善者焉。盖武王以反身修德之圣人，征诛杀戮而得天下，故虽顺成和动之内，未免有发扬蹈厉之情，比于《韶》乐，则微有所不足者，所以说未尽善也。”然孔子此言，虽评论古乐之不同，而二圣之优劣亦可概见矣。

    子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

    孔子说：“凡事有本，必得其本，而后其未有可观。且如宽弘简重，乃居上之体也；恭敬严肃，乃行礼之实也；伤痛悲哀，乃临丧之道也：这都是本之所在。有其本，则推之于行事者，自然可观。若使居上的苛刻琐碎，而不知宽弘之大体；行礼的怠惰简慢，而无恭敬之实意；临丧的专事矫饬，而无哀痛之真情，则其本已先失了。虽其政教号令之施、进退周旋之节、缞麻擗踊之文，未必尽无可观，然大本既失，则末节无可言者，吾何以观之哉？”盖甚言其不足取也。盖当时王道不举，而苛政至于残民，古礼不复，而繁文至于灭质。故孔子矫时之敝如此。

    里仁第四

    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智？”

    二十五家为一里。仁，是仁厚的风俗。择，是拣择。处，是居处。

    孔子说：“人之居处甚有关系，不可不择。若使一里之中，人人都习于仁厚，在家庭则父子相亲，兄弟相爱；在邻舍则出入相依，患难相恤，没有残忍浮薄的人，此乃俗之至美者也。这等的去处，不但相观而喜，可=以养德，亦且各守其业，可以保家。但有见识的人，必然择居于此。”若卜居者，不能拣择仁厚之里而居处之，则不知美恶，不辨是非，其心昏昧而不明甚矣，岂得谓之智乎？夫择居不于仁，尚谓之不智，况夫存不仁之心，行不仁之事，则其为害有不可胜言者矣，又岂非不智之尤乎？此圣人立言之意也。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约，是穷困。乐，是安乐。安，是自然合理。利，是贪得的意思。

    孔子说：“仁之在人，乃本心之天德。人能全此德，而后中心有主，不为外物所摇。若那不仁之人，私欲锢蔽，失其本心，中既无主，则外物得以移之。使处贫贱困穷之时，起初或能强制，久之则愁苦无聊，凡苟且邪僻之事无不为已，岂可以久处约乎？使处富贵安逸之地，暂时犹能矫饬，久之则意得志满，凡骄淫奢纵之事无不为已，岂可以长处乐乎？惟仁者之人，纯乎天理，无一毫私欲，其于这仁道，不待勉强，而心与之相安，处约、处乐皆相忘而不自知也，所以说‘仁者安仁’。知者之人，中有定见，无一毫昏昧，其于这仁道，深知笃好，而求必欲得之，处乐、处约皆确然不易其所守也，所以说‘知者利仁’。”仁、知之分量虽殊，而其能全乎仁则一，此所以久约而不滥，久乐而不淫也。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惟字，解作独字。仁者，是纯乎天理而无一毫私意的人。好，是喜好。恶，是憎恶。

    孔子说：“好善恶恶，天下之同情也。人惟心有私系，是以好恶鲜有当于理者。独是那仁人，其心至公而无私，故有所好也，必其人之贤而可好者而后好之。好，当于理而无私，这才是能好人。有所恶也，必其人之不肖而可恶者而后恶之。恶，当于理而无私，这才是能恶人。”夫好人、恶人惟仁者能之，可见人当以仁为务，克去己私而后可。至于人君之好恶，其于进退用舍关系匪细，尤不可不先纯其心于仁也。

    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

    苟字，解作诚字。志，是心所专向的意思。

    孔子说：“人性本善，而所为有不善者，皆不仁之念累之也。若其心能专向于仁，而欲以克去己私，复还天理，则一时察识虽未能精，践履虽未能熟，亦可保其必无为恶之事矣。”盖天理人欲，不容并立，心既专于天理，又岂有纵欲灭理之为乎？孔子勉人为仁之意如此。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道，是道理，当然。处，是居处。去，是避去。

    孔子说：“人之所遇，有顺有逆，然取舍之间，贵于审择。且如富与贵这两件，是人人所愿欲，谁不要得而处之？然有义存焉，不可苟得。若是理上应得的，虽处之亦无不可，设使无功而受禄，无德而居位，不应得富贵而偶得之，这便是无故之获，有道者所深忧。君子见利思义，决然辞之而不处也，其能审富贵如此。贫与贱这两件，是人人所厌恶，谁不要避而去之？然有命存焉，不可苟免。若是理上该得的，其顺受固不待言，就是学成而人不见知，行修而人不我用，不应得贫贱而偶得之，这也是适然之数，于身心上无损。君子乐天知命，决然处之而不去也，其能安贫贱如此。”审富贵则可以处乐而不淫，安贫贱则可以处约而不滥，非修德体仁之君子，其孰能之？

    “君子去仁，恶乎成名？”

    孔子说：“审富贵，安贫贱，不徇欲恶之情，而惟要之于理，这是仁之道。而君子之所以为君子、异乎人者，以其有此实也。若于富贵则贪之，于贫贱则厌之，但徇欲恶之私情，则舍去此仁，而无君子之实矣。何以成其名叫作君子？仁之不可去也如此。”

    “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终食之间，是一顿饭的时候。违，是违背。造次，是急遽苟且之时。颠沛，是倾覆流离之际。是字，解作此字，指仁而言。

    孔子说：“去仁不可以为君子。所以君子之为仁，不但处富贵贫贱而不去也，自至静之中，以至应物之处，自一时之近，以至终身之远，其心常在于仁，未尝有一顿饭的时候，敢背而去之。虽造次之时，急遽苟且，当那等忙迫，他的心也只在这仁上。虽颠沛之际，倾覆流离，遭那等患难，他的心也只在这仁上。夫当造次、颠沛而其心犹在于仁，则无一时而不仁矣！所以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夫君子存养之功，其密如此，由是以处富贵贫贱，又岂有不得其道者哉？此君子之所以成其名也。

    子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尚字，解作加字。

    孔子说：“天下之道有二，只是仁与不仁而已。仁之当好，与不仁之当恶，谁不知之？然我看如今的人，都未见有好仁者与那恶不仁者。何以言之？盖我所谓好仁者，非寻常喜好而已，必是真知仁之可好而好之极其笃，凡天下可好之物无一毫可以加之者，这才是真能好仁的人。我所谓恶不仁者，非泛然憎恶而已，必其为仁也，惟恐不仁之为害而恶之极其深，务要私欲尽绝，不使一毫不仁之事加在他身上，这才是真能恶不仁的人。此皆成德之事，故难得而见之也。然为仁在我，欲之即至。有志于仁者，可不知所以用力哉！”

    “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

    孔子说：“好仁，恶不仁，是成德之事，固难得而见之。然仁本各具于人，惟人不肯用力，故视之为难耳。若有人焉，当蔽痼之余，兴悔悟之念，一旦奋然用力于仁，凡仁之所在，务精以察之，而决以守之；凡不仁之所在，务精以察之，而决以去之。这等勇猛精进，则志之所至，气必至焉，自可驯致于成德之地，固未见有力量不足、做不将去的。然人之气禀不同，或者也有那昏弱之甚、力不足以副其心者。但人必求仁，而后能与不能者可见。当今之人都是因循怠惰，不肯求仁的人，则谓用力而力有不足者，果何从而见之哉？”孔子此言，所以责人之自弃者，词愈婉而意愈明矣！

    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

    过，是差失。党，是类。

    孔子说：“凡人心术之邪正难知，而行事之差失易见。世之观人者，但知以无过为仁，岂知有过亦可以观仁乎？盖人有君子，有小人。君子的人，存心宽厚，就有过失，只在那厚的一边，必不苛刻。小人的人，立心奸险，他的过失，只在那薄的一边，必不宽恕。其党类各自不同如此。人惟律之以正，而不察其心，固皆谓之过而已。若观人者，因其过而察之，则过于厚的，必是忠爱的君子，而其为仁可知矣；若过于薄的，便是残忍的小人，而其为不仁，又何疑哉？”此可见取人者，固不可以无过而苛求，亦不可以有过而轻弃也。是道也，在人君尤所当知。盖人材识有短长，气质有纯驳，自非上圣大贤，孰能无过，顾其立心何如耳。小人回互隐伏，有过却会弥缝；君子磊落光明，有过不肯遮饬。故小人常以欺诈而见容，君子或以真率而得罪。是不可不察也。且如汉之汲黯，面折武帝，是他狂戆之过，然其心本是爱君；矫诏发粟，是他专擅之过，然其心本是爱民。仁者之过，大概如此。人君若以此体察群臣，优容小过，则人人得尽其用，而天下无弃才矣。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闻，是闻知。道，是事物当然之理。

    孔子说：“道原于天而赋于人。人生下来，便有日用常行的道理，如为子便要孝，为臣便要忠，一毫亏欠不得。若不曾知得这道理明白，便是枉过了一生，虽死犹有所憾。若是平日间，着意去讲求，竭力去体认，一旦豁然贯通，无所疑惑，则凡性分之所固有，与夫职分之所当为，事事完全，无少亏欠，就是晚上没了，其心亦安，而可以无遗恨矣。”孔子此言，盖甚言道之不可不闻，欲人知所以用力也。然人不学不知道，欲闻道者，可不以务学为急哉？

    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士，是为学之人。道，是事物当然之理，即学之所求者也。恶衣，是粗恶的衣服。恶食，是粗恶的饮食。议，是议论。

    孔子说：“人之为学，有志于斯道者，必是识见高明，见得自己性分为重，外物为轻，凡富贵贫贱都动他不得，而后于道为有得也。若夫士而为学，其志将以求道也，却乃愧耻其衣服饮食之不美，则是羞贫贱、慕富贵，其识趣之卑陋甚矣。与之论道，必不能知其味而信之，何足与议哉！”大抵衣服饮食，不过奉身之具，于性分原无加损。故大舜在贫贱之时，饭糗茹草，若将终身，及其为天子，被袗衣鼓瑟，若固有之。而禹之菲饮食，恶衣服，非徒以示俭，盖亦以口腹身体之欲不足留意于此耳。孔子之所谓志于道者，岂专为为士者警哉！

    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适，是必行的意思。莫，是必不行的意思。义，是事之宜。比字，解作从字。

    孔子说：“天下之事，都有至当不易的道理，但当随事顺应，不可先有意必之私。且如有一件事来，心里主于必行，这便是适。适则凡事之不可行的，都看作可行了，其弊必至于轻率而妄为。心里主于必不行，这便是莫。莫则凡事之可行的，都看作不可行了，其弊必至于拘滞而不通。这两件都是私心，必然害事。君子之人，其处心公而虚，其见理明而悉，故于天下之事，未尝主于必行而失之适，也未尝主于必不行而失之莫，只看于道理如何。若道理上当行的，便行，无所顾忌；道理上不可行的，便不行，不敢轻易。是非可否，一惟义之是从，而无容心于其间。”此君子之所以泛应曲当，而无有败事也。然必平时讲究得精明，而后临事乃能审处。有一日万几之责者，可不慎哉！

    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怀，是思念。德，是固有之善。土，是居处之所安者。刑，是刑法。惠，是货利。

    孔子说：“君子小人，为人不同，而其所思念者亦异。君子之所思念者，在于固有之善，立心则欲其无私，行事则欲其合理，惟恐悖德而为不肖之人。若夫小人，则不知德之可好也，而所思念者在于土。凡居之所安适处，即依依于此，恋而不舍，盖惟知适己自便，虽违德义而不恤矣。君子之所思念者，在于朝廷之法，循理而不敢放肆，奉上而不敢违越，惟恐犯法而为有罪之人。若夫小人，则不知法之可畏也，而所思念者在于惠。凡利之可歆羡者，即营营于此，求必得之，盖惟知贪得无厌，虽触刑法而不顾矣。”夫君子小人之所怀不同如此，观人者但看其意思何如，便可以知其为人之实矣。

    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

    放，是依仿。

    孔子说：“人能好义，则事皆公平，而人亦悦服。若其处心制行，只依着利的那边，物之有利者，必欲得于己，事之有利者，必欲专于己，这叫作放利而行。夫利既在己，害必归人，则不惟受其害者有所不堪，而不受害者亦有所不平也。岂不多取怨于人乎？”夫放利而行，本欲为身谋、为家计也。至于多怨，又岂保身全家之道哉？故君子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

    >礼，是尊卑上下的礼节。让，是逊让，即礼之实处。何有，是不难的意思。如礼何，譬如说没奈他何，言礼不为之用也。

    孔子说：“人君为国不可专倚着法制禁令，必须以礼让为先。盖礼以别尊卑、辨上下，固有许多仪文节目，然都是恭敬谦逊的真心生发出来。如君臣有朝廷之礼，然上不骄、下不僭，名分自然相安，这就是君臣间的礼让。父子有家庭之礼，然父慈子孝，情意自然相洽，这就是父子间的礼让。是让，乃行礼之实也。若是为人君的，能以礼让为国，或修之威仪言动之间，以示之标准，或严于名器等威之辨，以防其僭逾，凡所行的礼都出于恭敬谦逊之实，则礼教既足以训俗，诚意又足以感人，那百官万姓每自然都安份循理，相率而归于礼让，纪纲可正而风俗可淳，其于治国何难之有？若不能以礼让为国，都只在外面粉饰，没有恭敬谦逊的真心，则出之无本，行之无实，虽有许多仪文节目，都不是制礼的初意，虽欲用礼，亦无如之何矣。礼且不可行，而欲其治国，岂不难哉！此可见为国以礼，行礼以让，先王化民成俗之道，莫要于此。”

    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

    患，是忧患。位，是爵位。所以立，是所以居位之具。可知，是可以见知之实。

    孔子说：“天下之事，有在于人者，不必忧；有系于己者，所当忧也。如爵位之不得，人常忧之，君子则以人不我用，其责在人，于我无预，何忧之有？惟所以立乎其位者，乃吾职分之所当为也。苟上不能致君，下不能泽民，而吾之职分有亏，即幸而居位，亦不免尸位之诮矣。故必以为忧焉。名誉之不著，人常忧之，君子则以人不我知，其失在人，于我无预，何忧之有？惟可以见知之实，乃吾性分之所固有也。苟知未至于高明，行未至于光大，而吾之性分有亏，即幸而得名，亦不免名胜之耻矣。故必以为求焉。”夫患所以立，非修此以觊得其位；求为可知，非务此以求知于人，盖君子为己之学如此也。不然，有为而为，则亦小人儒耳，奚足贵哉！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

    参，是曾子的名。贯，是通。唯，是应之速。

    曾子一日三省其身，其于斯道之用，固已随事精察而力行之矣。但于体用一原的去处，尚未能确然有见。故孔子呼其名而告之，说：“参乎，汝亦知吾之道乎？盖天下事有万变，物有万殊，其实总是一个道理。若在事物上一一去讲求，则头绪多而用力难，非根本切要之学也。我于天下的事物，只是一个道理贯通将去，随他千变万化，都能应之而不穷，处之而各当。譬如川水一般，虽千条万脉，只是一个泉源流行出来。譬如树木一般，虽千枝万叶，只是一个根本生发出来。散之则甚博，而操之则甚约，这便是我的道理。”曾子一闻孔子之言，豁然有悟，就答应说：“唯。”盖其工夫至到，识见高明，故不复有所疑问，而直应之如此。此圣人传授心法，惟曾子独得其宗也。

    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门人，是孔子弟子。实心自尽，叫作忠；推己之心以及人，叫作恕。

    孔子一贯之旨，惟曾子为能默契，其余诸人都不能知。及孔子既出，门人私问于曾子说：“夫子所谓一以贯之者，其说谓何？”曾子答说：“夫子之道无他，只是忠恕而已矣。盖一人的心，就是千万人的心，我心里要尽的去处，就是人心所欲得的去处。若真实自尽，念念都出于忠，便能推以及人，事事都出于恕，可见千万人的心，只是这一个心，便都通得，所谓一以贯之者，其意不过如此，岂复有他说哉！”夫以一贯万，是圣人传心的要诀；忠以行恕，是学者下手的工夫。其地位不同，而其易简切近，则未尝有二。若曾子者，可谓善发圣人之蕴矣。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喻字，解作晓得。义，是天理之所宜。利，是人情之所欲。

    孔子说：“天下之道二，义与利而已，而君子小人实于此辨焉。”君子循天理，有好义之心，又有精义之学，故其立身行己，只在义上见得分明：义当进则进，不然则退；义当受则受，不然则辞。虽有时不避形迹，而涉于为利者，亦不过委曲以成其义耳。是君子之心，惟知有义，而义之外皆非所知矣。小人徇人欲，有怀利之心，又有谋利之巧，故其立身行己，只在利上见得分明：有利则趋，无利则避；利于己则为，利于人则否。虽有时假托形迹，似乎为义者，亦不过借此以图其利耳。是小人之心，惟知有利，而利之外皆非所知矣。夫君子小人所喻不同如此，然喻义则君子固自成其君子，而天下之事亦因以济；喻利则小人固终陷于小人，而天下之事亦因以坏。修己用人者，可不慎择而深辨之哉！

    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贤，是有德的人。齐，是齐一。不贤，是无德的人。省，是省察。

    孔子说：“人之自修者，砥砺之功，固当尽于己，观感之益，亦有资乎人。如见个有德的贤人，心必羡之，然不可徒羡之，又必自家思想说：‘善本吾性，事在人为，他有这等贤德，我何为独不能？’必勉力奋发，定要与他一般才罢，这是‘见贤思齐焉’。如见个无德不贤的人，心必恶之，然不可徒恶之，又必自家省察说：‘为恶甚易，自知甚难，他干的这等样事，莫不我身上也有？’一或有之，必当速改以复于善才罢，这是‘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夫见贤思齐，则日进于高明；见不贤内省，则不流于污下。此君子之所以成其德也。然是道也，通乎上下者也。人君若能以古之圣哲自期，而务踵其芳规；以古之狂愚为鉴，而毋蹈其覆辙，则为圣君不难矣。

    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

    几，是微。违，是违拂。劳，是劳苦。

    孔子说：“人子之事父母，固以承顺为孝。然遇着父母有过失，也当谏诤。但有个进谏的道理，不可直言面诤，以伤父母之心。必须和颜悦色，下气柔声，微微的谏他，或待其闲暇而谕之以理，或乘其喜悦而动之以情，务使父母乐从而后已。若见父母的志意未肯听从，必当愈加敬谨，不可因父母不从，就发露于声色，而有违拂之意。就是父母嗔怪，或加以怒责劳苦之事，亦当从容顺受，不可因父母折挫，遂怀怨恨之心。唯积诚以感动之，委曲而开导之，久之则父母亦以幡然悔悟而改图矣。所谓‘几谏’者如此。”昔大舜父顽母嚣，常欲杀舜。舜祗载见瞽瞍，夔夔齐栗，瞽瞍亦允若。夫以瞽瞍之恶，而大舜犹能以孝感之，况未至为瞽瞍者乎！然则孔子所谓“几谏”，惟大舜能之也。

    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方，是方向。

    孔子说：“父母爱子无所不至，为人子者，必能体父母之心而后可也。若是有父母在堂，不可出外远游。盖凡为人子之礼，冬温而夏凊，昏定而晨省。若出外则定省旷而音问疏，不但己之思亲，亦恐亲之念己不忘也，所以不可远游。若或不得已而出游，亦必告父母以一定的方向，如往东则不更从西行，往南则不更从北行，使父母知我定在某处，可以无忧。若有呼唤，便可应期即至而无失也。”夫人子事亲，一出游而不敢轻易如此。又岂可纵肆逸乐，不惜其身，以贻父母之忧乎！所以古之孝子，不登高，不临深，出必告，反必面，无非欲安父母之心而已。为人子者不可不知。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年，是年岁。

    孔子说：“父母的年岁，为人子者，须常记念在心，不可以不知也。盖寿数之长短，皆系于天而不可必。今父母寿考康宁，使人子得以承欢于膝下，这是难得之事，岂不可喜？然父母年纪衰迈，来日无多，安能保其长存？这又有不测之忧，岂不可惧？”若知道这一件可喜，又有这一件可惧，时常记念在心，则爱日之诚自不能已，而所以奉事之者，不敢有一毫之不尽矣！所以说“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

    出，是发言。逮字，解作及字。

    孔子说：“人之言行，须要相顾，如今人说得行不得的甚多。若古之学者，沉静简默，不肯轻易出言，这是为何？盖其学务为己，志在躬行，言忠便要尽忠，言孝便要尽孝，句句言语都有下落，心里才安。若只是信口说了，都不能躬行，这便是行不及言，而为夸诞无实之人矣。古之人深以为耻而不肯为，此其所以慎于言而不轻出也。”古之人惟其尚行，故笃实之风行；今之人只是空言，故浮华之习胜。学术既异，而世道人心亦迥然不同。孔子之言，盖伤之也。

    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

    约，是收敛不放肆的意思。鲜，是少。

    孔子说：“凡人立身行己，但是心里放肆，则其所行必有过差。若能收敛省约，件件都守着规矩，岂有差失？如在身心上省约，不为逸乐非礼之事，便不至于丧志而败德；如在用度上省约，不为奢侈无益之费，便不至于伤财而害民，过失断然少矣。”这“约”之一字最宜详玩。盖人情才放肆，则日就旷荡；自检束，则日就规矩。故成汤制事制心，只是一个懋敬；太甲败度败礼，只是一个纵欲。圣哲、狂愚之判，实系于此，可不慎哉！

    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讷，是迟钝的意思。敏，是急速的意思。

    孔子说：“放言甚易，力行甚难，故言常失之有余，行常失之不足。惟是成德之君子，一心只要做笃实的工夫，其于言语则务欲其讷，非惟不当言的不敢言，就是当言的，亦必谨慎收敛，讷讷然却似迟钝的一般，不敢信口便说，以取失言之悔也；于行事则务欲其敏，除是有所不知则已，若知道当行的事，便奋发勇往，急急然惟恐失了的一般，不敢少有怠缓，以致废时而失事也。”欲讷于言，则言必能顾行；欲敏于行，则行必能顾言，岂非慥慥笃实之君子乎？

    子曰：“德不孤，必有邻。”

    孤，是独立。邻，是邻舍。

    孔子说：“德乃人心之所固有，亦人情之所同好。人而无德，则人皆贱恶，固有独立而无与者。若是有德的人，则岂有孤立之理乎？必然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见其德者，固愈加亲近，闻其风者，亦翕然信从，就似居处之有邻家一般，有不招而自来者矣。”故人君修德于上，则万姓归心，四夷向化，而天下为一家；不然，则众叛亲离，不免于孤立而已。可不慎哉！

    子游曰：“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

    子游，是孔子弟子言偃，字子游。数，是烦数。辱，是羞辱。疏，是疏远。

    子游说：“人臣以匡救为忠，朋友以切磋为义，固皆理之当然，然于言语之际，也要见几。且如君有过而谏诤，使其听焉，固可以尽吾心矣；若不肯听，便当去。苟或不识进退，而专务戆直，至于烦数而无已，则君必厌闻，不以为忠，而反以为谤，未免加之以斥辱矣。事君者可不戒哉！朋友有过而相规，使其听焉，固可以尽吾心矣；若不肯听，便当止。苟或不度可否，而徒好尽言，至于烦数而不止，则彼必厌听，不以为德，而反以为怨，必将日至于疏远矣。交友者可不戒哉！”然子游之说，特为进言者发耳。若夫为君为友者，又当思“毒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优容褒奖，以来乐告之诚，虚心受善，以求切磋之益，庶德日进而过日寡，与圣贤同归矣。若一有厌恶之心，而加之以疏辱之罪，则在彼固以言为讳而不肯再言，他人亦以彼为戒而无复直言，上下隔绝，彼此蒙蔽，其害有不可胜言者矣。听言者，又可不戒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