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法制禁令去开导他，如事亲则禁约他不孝，事长则禁约他不弟，使之奉行遵守。其有不从教令的，便加之以刑罚，使一齐都归于孝弟，无有违犯。这等样治民，虽则能使民不敢为恶，然只是惧怕刑罚，苟免于一时，而其中不知愧耻，为恶的心依旧还在，岂能久而不犯乎！所以说‘民免而无耻’。”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德，是行道而有得。礼，是制度品节。耻，是愧耻。格字，解作至字。

    孔子说：“治以政刑，民固苟免而无耻矣。若使君之导民，不徒以其法也，而皆本于躬行之实，如欲民兴孝，必先自尽孝道以事亲；欲民兴弟，必先自尽弟道以事长，如此则民既有所观感而兴起矣。而其间所得，有浅深厚薄之不一者，则又有礼以齐之。亲疏上下，都有个节文；日用云为，都有个仪则，使贤者不得以太过，不肖者不得以不及，而皆协于一焉。这等样治民，将见那百姓每良心自然感发，不但知恶之可耻，而绝不肯为；又且知善之当为，而皆力行以至于善矣。岂特求免刑罚而已乎！所以说‘有耻且格’。”盖德礼政刑，固皆所以适于治之路，而出之有本末，获效有浅深，故孔子第而言之。欲为人君者，审其本末轻重之辨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从字，解作随字。逾，是过。矩，是为方的器具。

    孔子自叙其从少至老进学的次第，说道：“我从十五岁的时节，就有志于圣贤大学之道，凡致知力行之事，修己治人之方，都着实用功，至忘寝食，盖念念在此，而为之不厌矣。到三十的时节，学既有得，自家把捉得定，世间外物都动摇我不得，盖守之固，而无所事志矣。进而至于四十，则于事物当然之理，表里精粗，了然明白，无所疑惑，盖见之明，而无所事守矣。进而至于五十，则于天所赋的性命之理，有以充其精微，探其本原，而知乎所以然之故矣。又进而至于六十，则涵养愈久，而智能通微，闻人之言方入于耳，而所言之理即契于心，随感随悟，无有违逆而不通者矣。又进而至于七十，则工夫愈熟而行能入妙，凡有所为，随其心之所欲，不待检点，无所持循而自然不越于规矩法度之外，盖庶几乎浑化而无迹者矣。是吾自少至老，无一念而不在于学，无一时而不在于学，故其所得与年而俱进，过此以往，未之或知矣。”夫圣人生知安行，本无积累之渐，犹自言其进德之序如此，然则希圣希天者，岂可少懈于日新之功哉！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

    孟懿子，是鲁国的大夫。违，是违悖。

    孟懿子尝问于孔子说：“人子事亲，如何才叫作孝？”孔子答说：“孝亲之道，只在无违而已。”孔子所谓无违，是说人子事亲，有个当然不易的道理，不可有一些违悖；不是说从亲之令，便谓之孝也。只因懿子不能再问，故孔子未及明言其意耳。

    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

    樊迟，是孔子弟子。御，是御车。孟孙，即是懿子。

    孔子因懿子不能再问，怕他错认作‘从亲之令，便是无违’，故因樊迟御车，乃告他说：“孟孙曾问孝于我，我对说‘孝在无违’。”盖欲启樊迟之问，以发明所言之意也。

    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礼，是天理之节文。

    樊迟闻孔子之言，就问说，如何叫作无违？孔子答说：“所谓无违，只是不违乎礼而已。”盖人子事亲，心虽无穷，而分则有限，随其尊卑上下，各有一定的礼节。如父母在生之时，凡朝夕定省，左右奉养，都依着这礼。亲殁之时，凡殡葬之具，必诚必信，也都依着这礼。到祭祀之时，外则备物，内则尽志，又都依着这礼。自始至终，无一毫苟且之意，这才是无违，才叫作孝。若礼所当为而不肯为，则谓之简，而不敬其亲；礼不当为而必欲为，则谓之僭，而陷亲于有过。是岂得谓之孝哉！当时鲁国大夫僭用君上之礼，故孔子以是警之。盖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当以孝为本，以礼为节，不可有太过、不及之弊也。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忧。”

    孟武伯，是孟懿子之子，名彘。

    问于孔子说：“人子事亲，如何才是孝？”孔子说：“欲知人子事亲之理，当观父母爱子之心。凡人父母，未有不爱其子者，惟爱之也切，故忧之也深。常恐其有疾病，或起居之不时，或饮食之不节，或风寒暑湿之见侵，与夫少之未戒于色，壮之未戒于斗之类。凡足以致疾者，皆切切然以为忧。若为子者能体父母之心，慎起居，节饮食，戒色戒斗，兢兢焉不至于疾，以贻父母之忧，则自然身体康宁，而有以慰亲之心矣。岂不可谓之孝乎！”孔子之意，盖以武伯生于富贵之家，长于逸乐之地，易以致疾而忧其亲，故因问而警之如此。至若天子以一身而为天地神人之主，其所以培养寿命而昌延国祚者，又当万倍于此矣。孔子之言，岂特为孟武伯告哉！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子游，是孔子弟子，姓言名偃。养，是饮食供奉。别，是分别。

    子游问于孔子说：“人子事亲，如何叫作孝？”孔子答说：“子之事亲，固要饮食供奉，以养其口体。然必内有尊敬的诚心，外有恭敬的礼节，然后可以言孝。如今世俗之所谓孝者，只是说能以饮食供奉父母便了。殊不知饮食供奉，岂但父母为然，虽至于犬马之贱，一般与他饮食，都能有以养之。若事亲者，不能尽尊敬奉承的道理，而徒以饮食供奉为事，则与那养犬马的何所分别乎？”然则世俗之所谓孝者，不足以为孝也。夫子游圣门高弟，何至以犬马待其亲，而孔子犹告戒之如此者？盖凡父母之于子，怜悯姑息之情常胜，故子之于父母狎恩恃爱之意常多，其始虽无轻慢之心，其后渐成骄傲之习，遂至于无所忌惮，不顾父母者有之。孔子之言，实以深究人情之偏，而预防其渐也。若推其极，则必如帝舜之以天下养而夔夔齐栗，文王之问安视膳而翼翼小心，然后谓之能养能敬，而为天下之大孝欤！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色，是容。先生，是父兄之称。

    子夏问于孔子说：“人子事亲，如何才叫作孝？”孔子答说：“事亲之际，惟是有那愉悦和婉的容色，最为难能。盖人之色，生于心者也。子于父母，必有深爱笃孝之心根于中，而后有愉悦和婉之色著于外。是凡事皆可以勉强，而色不可以伪为，所以为最难。事亲有此，而后可谓之真孝也。若夫父兄有事，为子弟的替他代劳；子弟有酒饭，将来与父兄饮馔，此则力之所可勉，而事之无难为者，曾是而可以为孝乎？”前章子游问孝，夫子教以敬亲。此章子夏问孝，夫子教以爱亲。盖子游、子夏都是圣门高弟，其于服劳供奉之礼，不患其不尽，但恐其爱敬之心未能真切恳挚耳，故皆言此以警之。使知事亲之道不在于文，而在于实；不当求之于外，而当求之于心也。凡为人子者，宜深思焉。

    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

    回，是孔子弟子颜回。不违，是意不相背。愚，是昏愚。退，是退去。省，是察。私，是私居。发，是发明。

    孔门弟子，惟颜回最能悟道。故孔子抑扬其词，以称之说：“世间有上等聪明的人，凡事无所疑惑，不须问难也。有昏愚的人，心里不会疑惑，不知问难。这两等人，其心虽异，其迹则同。今我与颜回，终日间讲论道理，不止一端。他只是默然听受，不曾有一些相背，也未尝有一语问难。看他气象，却似那昏愚无知的一般。及其退去之时，我省察他闲居独处的去处，但见他一动一静、一语一默，都是我所言的道理，躬行实践，件件都发挥出来。乃知回之不违者，是其心领神会，见道分明，无所疑而不必问，非不能疑而不知问也。”然则回也岂真昏愚者哉！然颜子既是上智，又能好学，故其悟道之妙，至于如此。若未及颜子者，必须能疑而知问，然后可以讲明义理，开发聪明，而进于圣贤之域也。

    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以字，解作为字。由，是意所从来。安，是心所喜乐。廋，是藏匿。

    v孔子说：“人不可以不知人，而知之甚难，然亦自有个法则。盖人之所为，非善则恶，必须先看他所为的何如。为善的便是君子，若为恶便是小人，其大略可知也。所以说‘视其所以’。夫所为之不善者，固不必言，而所为善者，亦未知其出于诚实否也。故又当观其意之所从来者如何。果真心实意而为己者欤？抑饰貌伪言以欺人者欤？果出于心之真实则善矣，不然则亦伪耳，岂得为君子哉！夫所由之不善者，固不足言，而所谓善者，亦未知其出于自然否也。故又当察其心之所乐者如何。果中心好之而无所矫强者欤？抑或畏威怀利而有不得不然者欤？果出于心之所乐则善矣，不然则亦暂为之耳，岂能久而不变哉！夫自以而由而安，在人者既从外而深探其内；自视而观而察，在我者又因略而渐致其详。虽是人藏其心，不可测度，然能饰所以而逃吾之视，必不能饰所由而逃吾之观；能饰所由而逃吾之观，必不能饰所安而逃吾之察。人何得而藏匿之哉？人何得而藏匿之哉？”重言之者，以见其必不能隐也。孔子观人之法如此。人君明此以观察臣下之行事心术，则凡为正为邪，为忠为佞皆莫逃于坐照之下矣。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温，是温习。故，是旧所闻。新，是今所得。师，是师范。

    孔子说：“天下之义理无穷，而人之闻见有限。若专靠记问，则胸中所得，能有几何？若能于旧日所闻的时时温习，如读过的《诗》《书》，听过的讲论，都要反复玩味，而不使遗忘，又能触类旁通，每有新得，就是未曾知道的，也都渐渐理会过来。将见义理日益贯通，学问日益充足。人有来问的，便能与之应答而不竭；有疑惑的，便能与之剖析而无遗矣。岂不可以为人之师矣乎？”此可见君子之学，不以记诵为工，而在于能明乎理；不以闻见为博，而在于善反诸心。学者不可以不勉也。

    子曰：“君子不器。”

    器，是器皿。

    孔子说：“人有一材一艺的，非无可用，然或宜于小，不宜于大；能于此，不能于彼。譬如器皿一般，虽各有用处，终是不能相通，非全才也。惟是君子的人，识见高明，涵养深邃，其体既无所不具，故其用自无所不周。大之可以任经纶匡济之业，小之可以理钱谷甲兵之事，守常达变，无往不宜，岂若器之各适于用而不能相通者哉！所以说‘君子不器’。”夫此不器之君子，是乃天下之全才，人君得之固当大任；至于一材一艺者，亦必因人而器使之，不可过于求备也。

    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子贡问于孔子说：“君子是成德之人。学者如何用功才到得这个地位？”孔子答说：“凡人言常有余，行常不足。若未行而先言，则言行不相照顾，如何成得君子？惟君子的人，凡事务躬行实践，如子臣弟友之道、仁义礼智之德，凡是口所欲言的，一一先见之于行，无一毫亏欠，然后举其所行者从而言之，议论所发，件件都实有诸己，而不为空言也。是行常在于言前，言常在于行后，岂不为笃实之君子乎！”孔子因子贡多言，故警之以此。其实躬行君子常少，言不顾行者常多。学者之省身固当敏于行而慎于言，人君之用人亦当听其言而观其行也。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周，是普遍。比，是偏党。

    孔子说：“君子、小人，固皆有所亲厚，但其立心不同，故其所亲厚亦异。盖君子之心公，惟其公也，故能视天下犹一家，视众人犹一身，理所当爱的，皆有以爱之，而不必其附于己；恩所当施的，即有以施之，而不待其求于己。是其与人亲厚周遍广阔，而不为偏党之私，此所以为君子也。至于小人则不然。盖小人之心私，惟其私也，故惟有势者则附之，有利者则趋之，或喜其意见之偶同，而任情以为好；或乐其同恶之相济，而交结以为援。是其与人亲厚偏党私昵，而无有乎普遍之公，此所以为小人也。”夫周与比其迹相似，而其实不同，只在此心公私之间而已。欲辨君子、小人者，可不慎察于此哉！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罔，是昏而无得。殆，是危而不安。

    孔子教人说：“天下的道理，散在万事，而统会于吾心。惟其散于万事，故必加致知格物、躬行实践的工夫，而后能实有诸己，这叫作学。惟其会于一心，故必加沉潜反复、研究求索的工夫，而后能穷其精微，这叫作思。这两件阙一不可。若徒知务学，而不思索其义，则理不明于心，其所学者，不过卤莽之粗迹，终于昏昧而已，所以说‘学而不思则罔’。若徒知思索，而不用力于学，则功不究其实，其所思者不过想象之虚见，终于危殆而已，所以说‘思而不学则殆’。”可见学必要思，学了又能思，则所学的方才透彻；思必要学，思了又能学，则所思的方才着实。二者偏废，则各有其弊矣。求道者可不知所务哉！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攻，是专治。非圣人之道而别为一端者，叫作异端，如杨氏、墨氏，及今道家、佛家之类皆是。害，是伤害。

    孔子说：“自古圣人继往开来，只是一个平正通达的道理，其伦则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其德则仁、义、礼、智、信，其民则士、农、工、商，其事则礼、乐、刑、政。可以修己，可以治人。世道所以太平，人心所以归正，都由于此。舍此之外，便是异端，便与圣人之道相悖。人若惑于其术，专治而欲精之，造出一种议论要高过于人，别立一个教门要大行于世，将见其心既已陷溺，其说必然偏邪。以之修己，便坏了自己的性情；以之治人，便坏了天下的风俗：世道必不太平，人心必不归正，其害有不可胜言者，所以说‘斯害也已’。”当时杨、墨之道，犹未盛行，然孔子深恶而预绝之如此。至于后世道家之说，全似杨朱；佛家之说，全似墨翟，尤足以眩惑人心而伤害世道。深信而笃好，如宋徽宗、梁武帝者，不免丧身亡国，为后世之所非笑。则异端之为害，岂非万世之所当深戒哉！

    子曰：“由，诲汝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由，是孔子弟子仲由，字子路。诲，是教诲。

    子路好勇，凡事只要胜人，盖有强不知以为知者。故孔子呼其名而告之，说：“由也有志于知，我今教汝，以求知之道乎。盖人于天下之义理，有所知，必有所不知，自家心里本是明白，有不可得而自昧者。若但以有所不知为耻，而遮护隐讳，不论知不知，都强以为知，这便是欺了自家的心，而知有所蔽矣。汝但于所知的，即认以为已知；于所不知的，即说是我尚未知，则虽不能尽知天下之理，而此心不敢自欺，于真知的本体不曾昏昧，这就是知的道理了。何必无所不知而后谓之知乎？所以说‘是知也’。”此可见天下之道理无穷，虽圣人亦有不能尽知者，但圣人之心至虚至明，固不以不知者自强，亦不以已知者自是，故稽众从人，好问好察，此尧、舜之知所以为大也。

    子张学干禄。

    子张，是孔子弟子，姓颛孙，名师。干，是求。昔子张从学于圣门，以干求俸禄为意。

    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疑，是所未信者。尤，是罪过。殆，是所未安者。悔，是懊悔。

    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辞。孔子教子张说道：“君子学以为己，不可有干禄之心，且学自有得禄之理，亦不必容心以求之也。若能多闻天下之理，以为所言之资，而于多闻之中，有疑惑而未信的，姑阙之而不敢言，其余已信的，又慎言而不敢轻忽，则所言皆当，而人无厌恶，外来的罪过自然少了，岂不寡尤？多见天下之事，以为所行之资，而于多见之中，有危殆而未安的，姑阙之而不敢行，其余已安的，又慎行而不敢怠肆，则所行皆当，而己无愧怍，心里的懊悔自然少了，岂不寡悔？言能寡尤，行能寡悔，便是有德的贤人。名誉昭彰，必有举而用之者，虽不去干求那俸禄，而俸禄自在其中矣。又何必先有求之之心哉！”尝观古之学者，修其言行，而禄自从之，是以世多敬事后食之臣；后之学者，言行不修，而庸心干禄，是以世少先劳后禄之士，然则学术之所系，诚非细故矣。做民君师者，可不以正士习为先务乎！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哀公，是鲁国之君。举，是举用。直，是正直的君子。错，是舍置而不用。诸字，解作众字。枉，是邪枉的小人。

    鲁哀公问于孔子说：“人君以一身而居乎群臣百姓之上，不知何所作为才能使众人每个个都心服。”孔子对说：“人君若要服民，不是严刑可以驱之、小惠可以结之者，只要顺民好恶之公心而已。大凡臣下有心术光明、行事端慎的，便是正直君子，必然人人爱敬他，望他得位行道。有心地奸险、行事乖张的，便是邪枉小人，必然人人憎恶他，怕他误国害民。这是好善恶恶的良心，人之所同有也。人君若能举用那正直的君子，授之以政，而凡邪枉的小人都舍置之，不使参于其间，则用舍各当，正合了人心好恶之公，百姓每自然欢欣爱戴，无一人之不服矣！若人君举用了邪枉的小人，使之在位，而凡正直的君子却舍置之，不能有所简拔，则用舍颠倒，便拂了人心好恶之公，百姓每必然心非口议，虽欲强其服从而不可得矣！”夫民之服与不服，只在用舍之公与不公，然则人君于用人之际，可不慎哉？

    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季康子，是鲁国的大夫。敬，是恭敬。忠，是尽心不欺的意思。劝，是劝勉。

    季康子问于孔子说：“为人上者要使百姓每敬事于我而不敢慢，尽忠于我而不敢欺，相劝于为善而不敢为恶，果何道以使之乎？”孔子答说：“为民上者，不可要诸在人，只当尽其在我。诚能于临民之时，容貌端庄，而无有惰慢，则有威可畏，有仪可象，民之得于瞻仰者，自然敬畏而不敢怠慢矣。孝以事亲，而无有悖违；慈以使众，而无有残刻，则其德既足以为民之表，而其恩又足以结民之心。民之得观感者，自能尽忠于我，而不敢欺悖矣。于那为善的，举而用之，使他得行其志；不能的，教诲他，使之为善，不要轻弃绝之。如此，则善者益进于善，而不怠、不能者亦将勉强企及，而无有不劝者矣。”是则季康子之问，专求诸民；孔子之答，专求诸己。盖人同此理，吾能自尽其理，而人岂有不感化者哉？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

    奚字，解作何字。为政，是出仕而理国政。

    鲁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或人问于孔子说：“夫子有这等抱负，正当乘时有为，何故不肯出仕而理国政乎？”盖当时季氏擅权，阳货作乱，不能尊信孔子，故孔子不肯轻于求仕，而或人不知也。

    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书》，是《周书•君陈》篇。友，相亲爱的意思。

    孔子不仕之意有难以告或人者，故只托词以答之，说：“汝疑我之不肯为政，岂不闻《周书》所言之孝乎？他说‘君陈’能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又能推此孝友之心，以为一家之政，使长幼尊卑都欢然和睦，肃然整齐，无有不归于正者。《书》之所言如此。这等看来，人处家庭之间，能帅人以正，就是为政了。何必居官任职，乃谓之为政乎？盖所谓政者，只是正人之不正而已。施之于国，使一国的人服从教化，固是为政，修之于家，使一家之人遵守礼法，也是为政。”这虽是孔子托词，其实道理不过如此。所以《大学》说：“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亦是此意。然则人君之为政，若能以孝友之德，修身正家，则治国平天下之道，岂外是哉！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

    信，是诚实。大车，是平地任载的车。，是辕前的横木，缚轭以驾牛者。小车，是田车、兵车、乘车。，是辕上的曲木，钩衡以驾马者。

    孔子说：“立心诚实，乃万事的根本。人若无了信实，便事事都是虚妄，吾不知其如何而可也。何也？人必有信而后可行，譬如车必有，而后可行也。若大车无，则无以驾牛；小车无，则无以驾马。轮辕虽具，一步也运动不得，其何以行之哉？人若存心不诚，言语无实，则人皆贱恶之，在家则不可行于家，在国则不可行于国，盖无所往而不见阻矣。与车无者，何以异哉？”孔子此言，只是要人言行相顾，事事着实，不可少有虚妄的意思。然信之一字，尤为人君之大宝。是以为治者，必使政教号令之出，皆信如四时，无或朝更而夕改，然后民信从而天下治也。孔子之言，岂非万世之明训哉？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

    凡朝代更换，叫作一世。子张问于孔子说：“有一代之兴，必有一代的事迹。但已往者易见，将来者难知，不知自今以后，朝代兴亡至于十世之远，其事迹亦可得而前知否乎？”

    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因，是相袭而不改。礼，是君臣、父子、夫妇之三纲，仁、义、礼、智、信之五常，这其中都有节文，故叫作礼。损，是减损。益，是增益。

    孔子答子张说：“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要知将来，但观既往便可知矣。比先夏有天下四百余年，而殷汤继之。殷家所行之礼，如修人纪以正万邦，都只是因袭夏家的，不曾改易。至于制度文为，有余不足的，则或损或益，稍有不同。如殷道尚质，殷正建丑之类，是其所因与所损益，可考而知也。殷有天下六百余年，而周文武继之。周家所行之礼，如建皇极以锡庶民，也只是依着殷家的，不曾变更。至于制度文为，太过不及的，则或损或益，也有不同。如周道尚文，周正建子之类，是其所因与所损益，亦可考而知也。此可见纲常伦理，是立国的根本，万世不可改易；制度文为，是为治的节目，随时可以变通。自今以后，或有继我周而王天下的，其所因与所损益，不过如此。虽百世之远，无不可知，岂但十世而已哉！”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

    非其鬼，是所不当祭的鬼神。谄，是求媚的意思。义，是事之宜，凡道理上所当行的便是。勇，是勇敢。

    孔子说：“人之祭享鬼神，各有其分。如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其先，是乃当然之分，祭之可也。若是不当祭的鬼神也去祭他，这便是谄媚鬼神以求福利，不是孝享的正礼，所以谓之谄也。人于道理上当为的事，便着实做将去，这才是有勇。若真见得这事是道理所当为的，却乃因循退缩，不能毅然为之，这是委靡不振，无勇往直前之气，怯懦甚矣，所以谓之无勇也。”夫此二者，一则不当为而为，一则当为而不为。孔子并举而言之者，盖欲人不惑于鬼神之难知，而专用力于人道之所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