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拉卜楞和它的施主

去世，其子旺丹多吉帕拉（Dba?-ldan-rdo-rje-pha-lam）继位。1771年旺丹多吉帕拉之子阿旺答甲（?ag-dba?-dar-rgyas）继位，由于犯法而被剥夺了“亲王”的头衔，他只得保留“郡王”头衔，后因害病，于1807年由其长子札喜迥内（Bkra-çis-?byun-gnas）所继承。札喜迥内解职以后，由长子札喜旺加（Bkra-çis-dban-rgyal）于1833年继任，札喜旺加子曲加（Chos-rgyal）又继其父位，即额尔的尼局囊以后第六代。

    但曲加没有儿子可以继承，乃于1887年由额尔的尼局囊的弟弟斯当巴八（Si-tha?-dpal-hbar）的第七代孙班觉拉丹（Dpal-?byor-rab-brtan）继承。民国建立，班觉拉丹立即表示拥护共和，于是，1913年由总统赐还其祖宗的“亲王”封号。1920年由其独子滚噶班觉（Kun-dga?-dpal-?byor）继承。滚噶班觉的母亲，是嘉样四世的侄女，所以在寺院和贵族之间，较——般寺院与施主的关系更为密切。

    在滚噶班觉这个蒙古亲王还小的时候，有一个大喇嘛说，他得出家，不然不能长命。他的家人自然关心他的命运，于是他当了和尚。然因没有继承人，后来他又不能不还俗娶亲，以延续家业，可是变得重病难当，就在嘉样五世由拉萨回来之前，他竟于1940年去世了。

    年轻的亲王没有继承人，他的家庭遂令他的妹妹札西采郎（Bkra-çis-tshe-rin）暂作女亲王，希望在她结婚以后，生个男孩，以便有后继人。已故亲王的母亲和他的夫人拉谋采仁（Lha-mo-tshe-ri?）分享对拉卜楞和青海的百姓的统治权。听说女亲王札西采郎与保安司令黄正清的儿子结了婚。我们知道，黄正清即嘉样五世的长兄。

    这个蒙古家庭，即一般人都知道的河南亲王家，它统治着青海和硕特蒙古前首旗。当拉卜楞初建寺的时候，那是这家的地方，但在青海的回族首脑与拉卜楞寺于1924年冲突以后，拉卜楞寺于1927年辖入甘肃，则蒙古贵族的环境，甚为难处。因为王府在拉卜楞，而所属老百姓绝大多数在青海，所以青海的统治者，才是贵族家庭和首脑所需要服从的。

    寺院印经院的地方，原为蒙古亲王的官邸，在寺院修建的时候，就把它让给寺院了，王府迁入现在的住处，后来这里包括黄正清的保安司令部，这是当嘉样五世一家人搬来时才如此的。王府另在寺院西边修建新房，这时候，王子死了。

    河南亲王一家虽遭不幸，但这一家依然是青海蒙古族最大的王府。我们虽不详述，但可记下这些事实：

    亲王将属地捐给寺院以后，自己还保留大参，在甘肃省夏河县境，300户，约1200人；陶主，在青海省，500户，约2500人；臧戈，在青海省，500户，约2500人；“十一箭”，在青海省，500户，约2500人。

    这些数字都是大概估计，亲王治下蒙古族人约15000，或多或少都藏化了，与旁的青海蒙古贵族比较，如刻瑞（Kheri）约有1000户，刻刻（Khekhe）约有300户，擦克（Tshakher）约有80户，庆海（Tshinghai）约有30户，甚至还有八户的，则河南亲王在安多（A-mdo）一般衰败的贵族中不能不算十分显赫了。蒙古族夹在回族和藏族中间，就要被同化，也是很清楚的。

    以上是拉卜楞寺院、保安司令、河南亲王在拉卜楞区域彼此关系的大概。寺院内部的关系，还要在以下各章阐述（除了十五章是讲寺院治下人口的），这里不妨只简述一下一般百姓与寺院的关系。

    上面一开始我们就说了嘉样的历代转世，都是寺院及所属寺院和辖区的统治者。在活佛喇嘛以下，又任命一个喇嘛，总管一切，叫作“香佐”（Phyag-mdzod），即“宝库在其手中的人”。宗教领域中嘉样历代转世相当于教皇，香佐相当于大主教；在学术领域，前者相当于大学校长，后者相当于副校长，在两人之下，再任命教务长和训导长，以统管六个学院。每个学院再有一个院长统管以下职员。但这些职务，留在下章评述，只在政治方面，我们将嘉样与皇帝相比，将其指派的香佐与总理相比。虽然这种说法太不伦不类，因为寺院太小了，但这种比较，并不致将读者引入歧途。寺院最高主持人和他的助手香佐，对于他们治下的百姓，有类似皇帝和总理对于他们治下的子民一样的权力。为了执行他们的命令，寺院最高领导人和香佐需要选任僧官，直接统治百姓。

    关于拉卜楞寺周围的“十三庄”，香佐所任命的僧官，叫作尼尔巴（Gñer-pa）。尼尔巴再选任每一村庄的头人（Rgan-pa），头人再选任一名喊命令的人，每天早晨都要大声喊叫，告知老百姓要干什么。对于日常事务，尼尔巴是最后权威，遇着重要事务，尼尔巴则要报告香佐。在“十三庄”以外的村庄，僧官有不同的名称，如古擦（Sku-?tshah）、锅瓦（go-ba）、尼尔巴等。

    任各种职务的人，除了由老百姓那里分取的酥油外，都没有薪金。他们也分班轮流服劳役。这些僧官的生活靠罚金，老百姓如果没有完成寺院交给他们的任务，或没有遵守传统的习惯，都要处罚。罚金多少，除了根据案情的轻重外，也根据僧官个人的脾气，宽大的人罚款少一些，斤斤计较的人罚款多一些。如是小数目，他们可以自取。案情较大，所得半数归寺院，交香佐，半数归自己。当案情严重，不是他们自己能处理得了的，则交给香佐自己去处理。

    尼尔巴和其同等的僧官，在活佛的侍从中任命，任期三年。当有人告发到香佐手里，而且证明不是诬告，则任期未满也可撤职。但老百姓害怕上告对自己不利，他们并不常运用这种权利。一般而论，当这些僧官任满时，都比较富有了。有人感到寺院生活不够味，于是离开寺院，过家庭生活。实际上，藏族中许多富人，除了传统土司以外，很多是过去的僧官。

    实际上，两个他洼的土地，都归寺院所有。假定有人为了个人居住打算在该处盖房，每一间屋的地方先收三银元的费用，然后每年交125个铜元，当时每一百铜元相当一个银元。为了耕种属于寺院的土地，佃户要交出相等于下种数量的谷子，以作田租。假定开垦土地，则租额相当于一半到两倍下种的数目。

    寺院占有的土地，除了原来重要捐助者所贡献的以外，任何不动产都可捐给寺院作为死亡者取得幸福的手段————特别是当他没有继承人的时候。结果，寺院取得的不动产越来越多。“十三庄”所占有的全部土地，90％以上已归寺院所有。

    （四） 人民对寺院的贡献

    至于义务与传统。可用下述的例子来说明：

    第一，无偿的运输，叫作“乌拉”（Ula），听到尼尔巴的命令，必须服从。关于十八大活佛和其他小活佛个人的需要，则由从事乌拉的人管饭吃。

    第二，柴与料由老百姓轮流供给，交给管理老百姓的僧官。

    第三，在寺院与旁的地区之间发生纠纷的时候，所有老百姓中的男人都是兵丁。他们使用自己的马匹、枪支、子弹进行战争。假定这些装备不齐全，则要处罚。在战争中不管任何损失，都由自己负担。假定战争的双方有“命价”的争议，则赔款由群众分担，进款归寺院所有。

    在日常生活中，群众依靠僧人为他们举行宗教仪式，而僧人所得则是实物或钱财。在按季节进行的乞求福利的仪式以外，疾病和死亡，尤其要请僧人作仪式。当僧人到了的时候，他们注意的往往是超过或违反传统的行为。譬如，超过一般的干净，用页岩造窑洞（那是出家人才能用的），油漆了门（那也是出家人才能用的），妇女穿上袜子了（那是藏族以外的人才有的）。还有其他违反传统的行为，都可招致不同的罚款。

    在“十三庄”以外有传统头人的地方，各村和各村的社会负责人，是由这些头人选派的。但这种地方，永远有拉卜楞的分寺。为了当地贵族头人的威信，他们都要求那样做。一旦分寺建立起来，它便生了根。在分寺中给要求建分寺的贵族一所官邸，是寺院给贵族的一项光荣；礼尚往来，得官邸的贵族，也必给寺院某种方便，好像他们的老百姓直接在分寺的统治之下。因为藏族重视前例，一旦成了固定的制度，就再也不能变了。从长远来看，寺院势必成为老百姓的统治者，而原来的贵族家庭便慢慢地衰落下去，成了有名无实的统治者。

    在十三章还要描述拉卜楞的公开大会。在正月上半月举行祈祷大会时，整个参加祈祷大会的群众都能享用免费饮食，而且还能分到捐献的钱，这些捐款是拉卜楞治下的部落轮流捐献的。先说吃的，有三口大锅在伙食殿中，每一锅都上3头牛、40斤米、80斤葡萄干、70斤酥油，每日一顿，15日统计如下：

    每一锅值4770银元，三锅计14310银元。除管吃的以外，参加祈祷会僧众，还分得酥油和钱，如下：

    三项加在一起，总钱数为46710银元。

    考虑到藏族地区生产形式和水平，开支这一祈祷大会，实比现代的所得税更要重些。因为部落轮流负担，所以部落要储蓄几年，才能供给一次会。他们不遗余力地彼此竞争，看谁最充裕地供给祈祷大会。另外，教务长也许用某种方式动员群众用这种办法进行祈祷。理论上，他要找不到施主，他自己必得出钱供应祈祷的费用。他的威望必须很高，首先是在学术和修养上，其次则是在财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