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什么是对范畴的先验演绎？

般地只是由于纯概念才能想到所谓经验的对象，这样，范畴就同经验对象有了必然的联系。康德的意思是我们可以设想范畴对于对象先天地有所规定，就是说，一个对象作为我们经验的对象或是作为我们认识的对象，它必然地、普遍地会有什么样的规定性，我们知性范畴正是在这个方面表现出它的作用，满足了经验对象或认识对象的条件。

    现在的问题是：是否也会预先有先天的概念，它们虽然不是什么东西被直观的唯一条件，却是那些东西作为一般的对象被思想的唯一条件，因为正由于此，一切关于对象的经验知识才按照必然的方式与这种概念一致，而如果不是这样设想，任何东西也不会成为经验的客体（A 93＝B 125——6，RS 134）。

    康德认为：对象本身或物自身不能认识。对象必定是可能经验的、可能认识的对象，必定是经验对象，认识对象。这样，不是可以设想：我们知性的纯概念是对象之所以成为经验对象或认识对象的可能性的条件？

    因此，康德认为对范畴的先验演绎的指导思想是：要把范畴当作经验（将涉及直观和思想两个方面）可能性的先天条件，范畴是经验可能性的客观根据，如果这样，范畴的必然性、普遍性也就是自然的事了（A 94＝B 126，RS 134）。范畴

    如没有这种对可能经验（一切知识对象都在这里面）的根本性的关系，那么，它们〔范畴〕对任何客体的关系都无法理解（A 94＝B 126——7，RS 134——5。着重点是我加的）。

    什么是“可能经验”？“可能经验”不仅是指当前的经验或过去的经验，它不限于过去、当前的经验，也包括未来的经验，它泛指一切可以在经验条件（感性的条件和知性的条件）之下出现的一切，设想这一切都处于经验条件之下而能为人们所感受和认识，这就是“可能经验”。根据这样的设想，那么一切知识的对象，一切我们可以认识的东西，都必定在可能经验之内。任何从经验来的知识都在直观得来的材料之外还有一个一般的对象的概念。没有这样的概念，很难设想会有关于经验的知识。所以，可以认为范畴对可能经验的关系是一种根本性的关系。只有通过这种关系，我们才有经验，才有关于对象的经验，我们的知识才有客观有效性，这就是说，我们的知识才同客体有了必然联系。

    这是十八世纪出现的崭新的，也是大胆的设想，由于这种设想以及对这种设想的论证，康德才成为哲学的知识学的创建人。

    康德哲学既反对唯理论悬空地虚构本体论，也不满意经验论完全从经验角度对知识的分析，因为这种分析无视自然科学的重大成就。唯理论远离感性对象的实际，从事对所谓天赋观念的具有很大随意性的分析，主观上构造出关于整个世界的本质的蓝图；经验论则极力摭拾零碎片断的、终归是少量的并且是具偶然性的经验事实，企图用以对知识问题作出高出经验层次的实质性论断。这都等于南辕北辙。

    现在必须有新的知识学。不管我们是否赞同康德的观点，可是他却实现了哲学史上一次创举。“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正像对空间时间的论证是从一切感性对象之所以被接受成为感觉对象的可能性条件入手一样，现在对范畴的演绎或论证也要从有关经验对象的思想或知识的可能性条件入手。

    知识的可能性条件就是知识的必要条件。当然，必要条件不一定是充分条件，只有全部的必要条件才能构成充分条件。任何事物出现，都少不了必要条件。某一必要条件虽然不是充分条件，但是，它是一定事物出现所不可少的方面，因而是必要条件。如果能确定全部的必要条件，那么对一事物就有了本质的认识。在康德看来，作为人的认识活动的结果的单纯知识本身的必要条件不外两方面：形式和内容。这两个方面缺一，都无所谓知识。形式与内容都是知识的必要条件，但各自都不是充分条件，只有二者合起来，才满足知识的充分条件。我们可以说，唯理论主要是仅仅把天赋观念就看成是知识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天赋观念本身及其推论既有形式上的普遍性，又包含有无限内容。经验论可以说主要是把经验看成是知识的必要条件，甚至也是充分条件，特别是巴克莱和休谟，更接近这种想法。他们不大注意到知识的形式方面，虽然巴克莱考虑到规律性与上帝的关系，休谟则提出意识的主观上的“习惯”等。但是，他们（包括洛克）都没有把知识作为知识的规律性或知识的形式看成知识的基本要素；所以，这方面的问题从一开始就不是他们那种主要是心理学的知识学的重要方向。这种片面性表现出对他们的经验论先驱弗·培根在方向上的一定变化。

    康德认为知识的内容只能来自感觉经验，这必须由对象给定，这虽是知识的必要条件，但其特点是现实性、特殊性、变动性，不具有必然性和普遍性。个别对象具有什么性质或不具有什么性质，并不属于知识学范围。只有从一般方面看知识的构成因素，才注意到知识的一般的内容，而且不仅一般的内容，还有一般的形式，这甚至是更值得注意的方面。

    从十八世纪人们对自然科学的严格规律性的素朴信念出发，康德认为经验论已经表明，知识的必然性与严格普遍性，凭经验是无法解释的。另一方面，对科学知识的综合性质的解释，又非唯理论的逻辑推论所能胜任。他认为正是人们的认识形式本身才是知识的必然性和严格普遍性的来源。已经说明了感性形式是作为对象的显现在空间和时间之中被接受的必然和普遍的条件，那么，知性形式（十二范畴）是不是对象被思想成为知识的客体的必然和普遍的条件？

    什么是知性的形式？柏拉图的理念还不能算是知性形式，那只是某一类特殊事物的特征的概括。源于知性的知识形式必然表现于一切知识，应该是更根本得多的东西。一切知识都不外乎是判断，判断是知识的表现。传统逻辑把判断分为四大类，也就是一切判断从其所表达的对象的基本性质方面看，可以分为四组：量的判断、质的判断、关系判断和样式判断。知性是下判断的能力。判断的四大种类，一方面表现知识对象的四个基本特征，另一方面，更根本的，因为它们正表现知性本身在认识方面的先天的规定对象的功能。知性的认识功能，先天地按照四种不同的方面规定对象，这就是范畴的作用。从判断的四大类可以了解为什么知性的范畴恰有四个组。如果要考察知识的形式，那么，构成各种不同判断的知性范畴（应用到经验对象的最一般的基本概念），才是最基本的形式。这种形式属于知性本身，所以具有必然性和严格的普遍性。

    对范畴的“先验演绎”就是不依靠对先天范畴根本不相适合的从经验进行考察归纳的方法，而是根据对于构成知识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的探讨，在指出形式加内容是构成知识的充分条件的基础上，表明由直观给定的经验内容是知识的必要条件，但是这种必要条件的来源是后天的，因而不能提供必然性和普遍性，只有来自认识主体的人类知性本身的形式，才是必然的和普遍的。从经验论证知识形式的必然性和普遍性，必定漏洞百出，陷入歧途。所以，必须考察知识本身，论证知性的形式————十二范畴————何以是知识或判断的必然的和普遍的必要条件。没有这样的先天条件，就没有知识，这是知识的可能性的先天条件，正像知识的内容也是知识的可能性条件，但却是后天条件。对于后天条件，离开经验，无从说起。而对于先天条件，却可以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以便对知性形式从整体上、从本质上把握。对范畴之所以是构成知识的必要的先天条件的证明，不做则已，要做就不能有任何臆度或漏洞，不应是或然性的，必须万无一失，因为这是知性范畴本身特性的要求。所以康德认为必须遵循从知性本身的结构论证知识形式是加诸经验内容，规定经验直观，因而我们才能获得关于客体的知识的唯一的具决定性的可能性条件这样的道路。正像《先验感性论》采用的是表明如果没有感性的先天形式————空间时间————我们不会得到认识对象，因而空间时间是对象之所以能被给定于我们的先天的可能性条件的方法一样，“先验演绎”采用的是表明如果没有以知性的功能（能动性）为基础的知性形式————十二范畴，我们就不会构成知识，因而十二范畴是构成关于客体的知识的必然普遍的可能性条件的方法。富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不能等闲视之的是：不管对空间、时间之为感性先天形式的说明，还是对范畴之为构成关于客体的知识的先天形式的“演绎”，都贯彻了对理性批判考察、开创理性自知的新的精神和方法。

    为了领会“先验演绎”在康德知识学中所体现的新的精神和方法，有必要对B版“序言”中关于怎样转入哲学革命的探索和道路的总结，作一番说明。并不是夸大，这个总结是全部西方哲学史中人类在精神上所表现出的一项实现最有指望、最有前途的飞升宣言。

    数学和自然科学是两千多年来人类智慧的财富。前人对于人类知识积累这份宝贵财富的奥秘，知之不深。

    数学从人类理性开始发展的最早时代以来，已在令人惊叹的希腊人中进入成为一门科学的坦途。可是我们不要以为，数学像理性只是对它本身加以考察的逻辑学那样容易地就走进神圣道路的，或者甚至它自身就会开辟出一条道路。我倒是很相信，数学长时期（特别是当它还在埃及人当中）处于摸索之中，其所以出现这种变化，应归功于有那么一个人在一次尝试中幸运的灵机一动所引起的革命，从这个人的努力以后，数学就不再错过我们必须选择的轨道，这样就终于打开并且基本上勾勒出一门科学在一切时代和无限广阔领域里安全可靠的道路。比发现有名的好望角航路重要得多的这段思想方法革命的历史，这位出色革命家的事迹，我们都不知道了。不过，第欧根尼·拉尔修记下的传说，对几何学证明中最简单根本不需要论证的基础方面的东西，都保存有据称是发明者的姓名，对开辟新路的头一步足迹所产生的变化的纪念，在数学家们看来，一定特别重要，所以使人念念不忘。第一个证明等腰三角形的人（也许是泰利斯或者我们可能提出的别的什么人）心中，曾恍然一亮，因为他发现，并不是对于在图形中所发现的什么东西，或甚至单纯对图形的概念进行探索，似乎这样就会了解到图形的特性，事实上倒是由于把对概念本身（经过构造）先天地所想好的表述出来，图形的性质才必定产生，他还发现，为了先天地而又准确地认识，除了根据他自己按照图形概念所放进的东西从而必然得出的结果之外，根本不需给事物加进什么东西（B 10——2，RS 16——7）。

    近代自然科学的飞速前进，也是因为出现了性质相同的思想方法革命。康德很推崇弗·培根。弗·培根对这场以经验原则为基础的自然科学革命起了重要推动作用。跟着如伽利略、托里拆利（Torricelli，1608——1647）、施塔尔（G．E．Stahl，1660——1734）等人所做的科学实验，对自然科学的发展是一种关键。他们运用新的实验方法，从一定原理出发，按照预先的设计，“审讯自然”，(4)正是这种特点才使探索自然的人恍然大悟：

    他们（指对自然界进行探索的人————引者）了解到，理性所领会的只是理性本身按照它自己的构思、设计所产生出来的东西，理性必须以它从可靠规律得出的判断的基本原理为指针，让自然界回答它的问题，决不要只让自然界牵着自己前进；因为，如果仗着偶然的，并非按照预定计划所进行的考察，是不能形成必然规律的，而理性寻求和需要的正是必然规律。理性必须一只手拿着自己的原理，只是由于这些原理，相互协调的显现才合乎规律，另一只手携带根据那些原理设计的实验，来到自然界，向自然界求教，可却不是像学生那样，老师愿意讲什么就讲什么，要像一位进行审判的法官，让证人回答他提的问题。甚至物理学取得如此有益的思想方法革命，也完全要归功于这样的省悟，就是：必须以理性自身置于自然界之中为根据，到自然界中去探索出（不是去捏造）那原属于它、因之必须向其学习而光凭理性自身将毫无所得的东西。这样，自然科学经历了整整这么多世纪的纯粹摸索之后，才走上科学坦途（B 13——4，RS 18）。

    数学和自然科学走上坦途，是由于思想方法的“突然革命”（B 15——6，RS 19）。康德理会到过去学者的省悟。前人在科学实践中透露了伟大智慧，他们的成就在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实践本身。康德反思理性本身。他的成就是表现了深入智慧本身的智慧，即对理性的批判。

    在概念推论中兜圈子（如唯理论者的办法），还不是智慧。智慧不离乎实际。推进支配自然的科学，需要智慧。推动人类精神的道德实践，大有智慧。而对智慧本身的自觉，又是一个新层次的智慧。这新层次的智慧属于哲学，是哲学的跃进。这新层次的智慧将改造哲学自身。

    ……我们所采取的有关思维方式的变化了的方法是：对于事物，我们能先天地认识到的，只是自己放到里面的（B 18，RS 21）。

    从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具有必然性和严格普遍性的知识，看出人类的感性和知性的形式，这就是知识学。哲学的知识学是哲学入门，它发现人的认识能力是知识的枢纽。康德对自己这个发现的重大意义，有高度自觉：

    直到现在，人们认为一切知识都必须与对象一致，但是，按照这样的假定，我们就完全没有希望利用概念先天地从某些方面形成对象，以便扩大我们的知识。因此，我们就要在形而上学的工作方面，进行以下的尝试，看看是否可以更好地向前进，就是认为对象必须与我们的知识一致，这样就跟希望得到关于对象的先天知识，即在对象被给定予我们之前就要对它有所掌握的可能性，更为合适了。这正像哥白尼的创见：当他认为群星围绕观察者旋转，总不能正确解释天体运动时，他就尝试主张观察者转动，群星倒处于静态，看看这样是否会更正确地说明天体运动。在形而上学方面，关于对象的直观，我们也可以试用类似办法。如果直观必须与对象的结构一致，这样我就看不出来人们何以能先天地对于物有所认识，可是，假如对象（作为感官的客体）与我们的直观能力的结构一致，那么我就完全可以设想这种可能性。但是由于这样的直观如要成为知识我就不能停止于此，这样的直观必须作为表象与作为对象的随便什么东西相关联，并且这对象也一定被那些表象所规定，这样，我就会或是认为我用以规定对象的概念仍然是与对象一致，这样就重新陷入那同样的困境，就是我怎么就会先天地关于对象有所认识；不然我就认为对象，或经验也是一样（只有在经验之中，对象才能作为给定的对象被认识），与这些概念一致，这样，事情就好办了，因为经验是一种需要知性的知识形态，我必须认定知性规则在对象给定予我之前就在我之中，因而必定是先天的，是表现于先天概念之中的，以这作为前提，因此，一切经验对象必然与概念一致，并且必定与它们相符合（B 16——7，RS 19——20）。

    用天文学上哥白尼对托勒密体系的革命，比喻他自己在哲学上的创新，很引人入胜。哥白尼·导日心说的《提纲》大约开始写于1506年，1513年开始写《天体运行论》，从初稿经过三十多年到1543年正式出版《天体运行论》，这年是他七十岁的终年。18年后，弗·培根才降生。哥白尼不仅在天文学上引起革命，实际上也是新兴自然科学革命的开路先锋。他在《天体运行论》序言的开始就宣布：

    哲学家(5)的深思同一般人的看法相去很远。哲学家目的是在上帝允许人类所及范围内追求一切事物的真理。所以我认为应该摆脱那些违背真理的错误意见。(6)

    哥白尼从托勒密体系本身的好多困难，已经看出正确假设的重要性：

    我们发现，在数学家(7)所谓μ?θοδος（研究，探索）的过程中，他们不是忽略了一些必不可少的细节，就是塞进亳不相干的东西，如果他们遵循确定的原则，就不会如此。因为，如果他们采用的假设不错，由此得出的结果也就可以验证。(8)

    历时几十年观测，哥白尼越来越认识到地动假设的正确性：

    从地球运动的假定出发，经过长期反复观测，我终于发现：如果其他行星的运动同地球运动联系起来考虑，并按每一行星的轨道比例作计算，那么，不仅得出各种观测现象，而且一切星体轨道和天球之大小与顺序以及天穹本身，就全部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了，以致不能变动任何一部分而不在众星和宇宙中引起混乱。(9)

    伽利略在论述哥白尼最初依据托勒密体系的假设，无法把各个行星的运动综合成为一个完整体系时说：

    由于他（指哥白尼）深深懂得，虽则天体现象也可以靠基本上错误的假设自圆其说，但是如果能根据真实的假设引申出这些现象来，那就要好得多；……(10)

    哥白尼之所以能提出新的地球运动的科学假定反对支配人们1400年之久的地心说(11)，除了一些别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他不为感觉所蔽，以理性思维来考察和分析天体现象，从而提出科学的假设，成为自然科学革命的天文学的支柱。实际观测配合以理性思考，在一定关键场合，理性思考甚至处于指挥引路的宝座，这是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途径。伽利略在《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中对哥白尼大胆依靠理智反对人们单纯信赖感觉常识，表示赞赏：

    我要再重复一遍，当我想到亚里斯塔克和哥白尼能够使理性完全征服感觉，不管感觉表现为怎样，依旧把理性放在他们信仰的第一位，我真是感到无限的惊异。(12)

    伽利略欣赏哥白尼在天文学中尊重理性，这也正是康德所指出的新兴自然科学方法的重要特征。哥白尼提出日心说，又是新兴自然科学的先驱，都与这一点分不开。

    康德觉察到哲学应该学习数学和自然科学成功的发挥理性主动性的新观点、新方法，因而与作为新兴自然科学先驱的哥白尼有思想上的天然联系。哥白尼不断发现托勒密体系在解释天体运动中的矛盾，在理性闪光的照耀下，提出地动的科学假设，作为原理和指针对行星运动作出基本上正确的解释。康德受到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启示，领会到智慧在认识中的主导作用，在一般的方面，在知识学方面，提出关于认识的新观点。这个新观点也是自古以来素朴反映论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所以正是哲学上的哥白尼革命。

    两千多年间知识被认为是事物的模本。现在来了一个完全相反的大转弯，理性的构造是知识的架格，知识对象必须按照理性的架格，知识对象是内容，内容必然要在感性和知性形式统摄之下。丢掉两千多年的常识，把理性因素视为知识的决定性条件，虽然还不是充分条件。知识的必然性和严格的普遍性，正是理性本身的主动性在经验对象中一定的表现，是理性的烙印。实际上，一切以经验对象为内容的知识，一切判断，都是理性的活动。

    根据关于知识的哥白尼式假设，联系人类认识活动的实际，正像哥白尼以地球自转和公转为根本的参照系，康德以理性自身的活动为根本的参照系，作为知识与对象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为构成一切知识的唯一的、先天的可能性条件。从这个前提出发，联系通过感觉经验得到的对象或显现，不仅显现的一般条件即空间时间，可以了解得清清楚楚，使经验对象得到其在感性方面的先天可能性条件的明确规定；更重要的是，对于知识的客体以及一切可能经验的对象的先天可能性的条件，即构成一切知识的先天的决定性条件，一切认识活动的主动性的核心，知识的客观性的真正根源，通过纯概念形成判断的认识活动的客观性的实际表现，以及在这样的论证下从总的方面所确定下来的人类知识的界限，等等，都提出了崭新的观点。

    这样，我们称之为自然界的各种显现之所以有秩序、有规则性，是我们自己把它放进去的；如果不是我们或者我们意识的本性原来放进去的，我们也不能在里面发现它们（A 125，RS 184a）。

    以人的主体性建立知识的客体，主体性提供客观性，从而又提供必然性和严格的普遍性。这样，真正意义下的知识问题，就进入新的境界，为长期蔽于感觉经验而被隐藏起来的理性照亮了的境界。这是智慧的升级。这就是范畴的先验演绎。“范畴的先验演绎”的特点在于抓住知识可能性的先天条件，说明其为一切知识的普遍必然的条件，没有这样的先天条件，虽有材料，却成不了知识。另一方面，仅有这样的条件如没有感觉材料，知识也一样无从出现。但知识的形成与内容虽然都是必然的，却处于不同的地位：内容是要给定的，所以是后天的，各式各样，变化不定，是无法预知的。总起来说，内容是必要的，但是，它们是个别的、主观的，完全没有必然性和普遍性，所以，它们还不具备知识的特性。但是，只要为感性形式所接纳和安排，为知性的形式所综合以及融合、点化，单纯的内容便转化成为理性的产物，具有知识特性了。知识的形式或知识的决定性因素，是人类理性自身活动的规则，是我们理性的“自我所思的先天的第一原理”（B 167，RS 188b），是知识的客观性的基础，又是知识的必然性和严格普遍性的源泉，所以，完全是可以为理性本身所反思和掌握，并且正确地认识甚至先验的论证或“演绎”的原理。

    前边说过，哥白尼在天文学上的革命，其意义不限于天文学，他是新兴自然科学的先驱。恩格斯把哥白尼与路德相提并论，路德在传统的基督教教义方面，哥白尼在天文学方面，都对基督教进行了挑战。从哥白尼开始，自然科学从宗教解放出来。(13)从基督教的教义看，哥白尼以日心说代替地心说，把人推下上帝宠儿的宝座，这似乎降低了人的地位。实质上，地动说的科学假定，是人类理性在自然科学范围中的胜利表现，是理性作用与实际观察相结合的新方法的旗开得胜。这完全不是人的地位降低，却是对人类理性的肯定。另外更值得玩味的是：长期以来，按照对天文现象表面上的观察认识，都把地球和地球上面的人置于中心地位，哥白尼提出问题：我们不是可以这样设想：并不需要假定整个宇宙在转动，“为什么不承认天穹的周日旋转只是一种视运动，实际上是地球运动的反映呢？”(14)这不仅是天文学的新假定，从人类认识的发展史看，这也是新的知识学萌芽，正是在这方面，很可能还给予康德重要的启发。我们知道，康德是在认识与对象两方面究竟应以哪方面为主哪方面为从的问题上拿哥白尼的创新的假定作比拟的：

    ……哥白尼的创见：当他觉察群星围绕观察者旋转，总是不能正确地解说天体运动时，他就尝试着认定观察者转动，而群星倒处于静态，看看这样是否能更正确地说明天体运动（B 16，RS 20）。

    可见哥白尼的功绩不仅在反神学，建立新的天文学以及开创近代自然科学和运用新的方法等方面，还应该肯定他对于新的知识学方面（尽管他决非有意识地考察一般知识学问题），即把认识对象————行星————的某样特性运动归之于认识主体（地球上面的人）自身的特性（人随着地球运动所见到的视运动）所给予的重大启发性，正是在这方面康德把他自己直接地同哥白尼相联系。

    康德似乎贬低了人的认识能力，人的知识对象限于显现，却论证了人的认识的主动性。理性形式是人的认识的控制性的结构。经验对象的秩序属于理性的本性。合乎规律的自然界是人类认识的表现。作为材料的经验对象不经过我们理性的融合，那就只是主观的感觉，成不了客观的知识。一方面好像贬低了认识的作用，另一方面又提出所谓物自身的新设想。假如康德知道黑格尔自以为包罗万象的绝对唯心论体系，他恐怕不见得信服。因为康德的现象界包含着人类所能认识的一切，他的观点实际上并没有牺牲人的理性所能认识的任何东西。但是，凡此一切，他名之曰现象界；而在此以外，还有所谓物自身，这是人所能认识到的一切之外的新的范围，虽不能知，却表现理性的某种智慧。所以实际上，康德的批判哲学比黑格尔的绝对唯心论提供了大得多的理性活动领域。这一点在实践理性的活动中得到实证。

    以“先验感性论”为前提的“范畴的先验演绎”，是康德哲学的基石，集中表现了人类智慧在知识学方面向高层次的飞跃。

    §5　“对象”与“客体”

    大家看到：上节最后这两段引文里，有“对象”，也有“客体”，两个术语同在一句话里出现。“对象”的原文是Gegenstand，“客体”的原文是Objekt。直到现在为止，我在前边的论述的文字里，很少提到“客体”，大都用“对象”这个词。因为在前面的论述里，主要涉及“对象”，可以不谈“客体”。从现在起，在使用中要对“对象”和“客体”加以区别。这种区别是必要的。这种区别是源于康德知识学的根本观点。不作这种区别，就不大可能对康德的观点有正确的了解。

    德文中Gegenstand和Objekt这两个不同的字，意义都是指的我们所谓“对象”，可以通用。只是Gegenstand是一个地道的日耳曼字，而Objekt则是源于拉丁文。问题是在康德哲学里，两个字是不是也是完全通用？英国的N．K．Smith认为在《纯粹理性批判》里，或者甚至在包括康德其他一切著作里，两个字没有区别。(15)在康德著作的其他英译本中，据我所了解，同N．K．Smith一样，把Objekt和Gegenstand都译成英文的Object。因为在英语中，关于“对象”只有源于拉丁文这一个词。法文A．Tresmaygues＆B．Pacaud的译本（1944）对原文中Gegenstand与Objekt有重要区别之处都用括弧注上原文是Gegenstand还是Objekt。所以，在英语世界的康德研究方面，人们大体上是不区别Objekt和Gegenstand的，人们是只用Object（“对象”）这一个词来了解和解释康德的知识学的。我在长时间中也在这种影响之下。

    看起来，这种做法并不是没有问题的。我认为，尽管在不少地方，康德对这两个字的意义并没有给予重大区别，可是在另外不少地方，却有重大的不能忽视的区别，这中间的区别，特别是康德在Gegenstand（“对象”）之外使用Objekt（“客体”），涉及康德知识学中的根本性的具有创造性的并且产生深远影响的观点。从现在起，对康德知识学的阐述，就要按照原文使用“对象”和“客体”两个不同的术语，对这方面的重要区别将结合着他的观点一步步加以分析说明。

    【注释】

    (1)克茹西乌斯（Christian Adolf Crusius，1712——1776）是沃尔夫哲学的反对者，著有《指导如何实行理性的生活》（1744），《理性的必然真理纲要》（1745），《到人类知识的确定性和可靠性之路》（1747）等。

    (2)亚里斯多德：《动物史》569a11，539a24；《形而上学》Z第7、9章。

    (3)关于本节所讲的康德哲学中范畴的起源问题，请参看拙作《康德哲学中范畴的起源问题》的较详细的阐述（参见《德国哲学》第5辑，198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4)以上三位自然科学家所进行的重要实验，根据康德的陈述是：伽利略关于测量在重力影响下落体运动的一种设计是，“使得由他自己先测定好重量的球体从斜面往下滚动”；托里拆利在流体动力学方面，关于测量大气压强的设计是“使大气承受跟一个他认为已经预先测量好的水柱相等的重力”；施塔尔在·导燃素说时进行的实验是“利用抽掉和再把某样东西复原的办法使金属转化为石灰，再把石灰转化为金属”（B 12——3，RS 17。重点是我加的）。

    (5)哥白尼所谓哲学，还是按照古代以来包括各门学问在内的用法。

    (6)哥白尼：《天体运行论》中译本，科学出版社1973年版（下同），第1页。

    (7)从古代到望远镜发明前，人们靠肉眼观察天象，再利用几何学（特别从欧几里得著成《几何学原本》以后）作为重要的说明天象的工具，几何学在天文学进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哥白尼常把天文学家称为数学家。

    (8)哥白尼：《天体运行论》，第4页。

    (9)哥白尼：《天体运行论》，第5页。

    (10)伽利略：《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44页。

    (11)这是从托勒密体系出现算起，如从亚里斯多德算起，还要增加500年。参见上书，第426——427页。

    (12)伽利略：《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亚里斯塔克（310——250 B．C．），希腊天文学家，倡导地球围绕太阳运动的学说。

    (13)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本，第20卷，第362——3、365、533——4页。

    (14)哥白尼：《天体运行论》，第22页。

    (15)N．K．Smith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英译本（1929，第126页）A93＝B125的一句译文的译者注中说：“康德在这里，像在别的地方一样，把Objekt和Gegenstand作为意义相同的术语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