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

    春秋明經

    築台於郎，築台於薛，築台於秦，冬不雨

    力役薦興而民困，故天降之異為可憂。夫固國莫大於保民，而保民莫切於備患也。魯之莊公，不知務本而節用，故即位之三十一年，春而築台於郎矣，至夏而再築台於薛，其秋又築台於秦。三時而築三台，是謂妄興力役，無故以勞民也，其冬而有不雨之異。夫民力困矣，而重之以天災，寧不深可憂乎？是故一歲築台而至於三，則莊公之虐其民者可見；一時不雨而書，則聖人之憂民者可知矣。吾嘗觀於莊公之經矣，公之二十八年，一興築郿之役，而遂至於大無麥禾，則其不能務本節用而無豫災之備可知矣。築郿之歲，未嘗聞有水旱蝗螟之災也，而至於倉廩皆竭，況於連築三台而重以不雨之變乎？嗚呼！此《春秋》為之深憂而謹書之也。

    古者天子有靈台，以候天地；諸侯有時台，以候四時。夫豈以為觀遊之所哉？今莊公去國築台於遠，則是為耳目之娛而勞民矣。勞民以自樂，使百姓見其車馬羽旄，皆疾首蹙額而相告，其何以為國乎？故當卒歲於耜之時，既已築台於郎矣；至舉趾條桑之月，又築台於薛焉；侈心一肆，遂不可遏，又役亨葵及菽之民，而築台於秦。何至若是數數而不憚煩也哉！財盡則怨，力盡則懟。怨懟之氣積於下，而陰陽之氣沴於上，是以不雨之應，遂見於二年之冬。嗚呼！天之愛民甚矣！豈使一人肆於民上而淫從其欲哉！今茲之警，良可懼矣。是故一時不雨，非大災也，《春秋》猶謹書焉，所以寓憂民之深意也。抑嘗論之，魯於春秋，以周公之故，而為天下諸侯之宗。莊公值齊桓之伯，宴安無事。苟能立政立事，以保跂其民，周公之業可復振也。今也不然，及此時盤樂怠傲，不亦深可惜哉？三築台而不雨矣，明年之春，又城小穀，是以民力為不足惜而惟其所欲為矣。身雖終於正寢，而嗣子卒斃於亂臣之手，其國幾亡。嗚呼！使天假之年，吾恐莊公之憂不在其子孫，而在其身矣！

    齊侯、衛侯、鄭伯來戰於郎。齊人、衛人、鄭人盟於惡曹

    諸侯連兵以構怨，又結言以固黨，《春秋》所以直書於前而貶之於後也。

    夫征伐、會盟，已非諸侯之所得為，而況以不道行之者乎！鄭憾魯之後己而挾齊、衛之君為郎之戰，是謂連兵以構怨，非義甚矣。既戰而為惡曹之盟，又結言以固黨，夫何義乎！《春秋》存其爵於戰，所以見其實；貶其爵於盟，所以正其罪。聖人之筆削嚴矣哉。嗚呼！九伐之法，職在司馬，王者所以討不庭；盟載之法，掌於司盟，聖人所以待衰世。有天子在，夫豈諸侯所得而私用哉！彼齊者，太師之胤；衛者，康叔之後；而鄭者，宣王之懿親也。我周東遷，子孫日失其序，惟是一二伯父叔舅所當戮力，以為藩屏，「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今也不念先王先公而私相樹黨，以侵敗王略，使宗周之卑，日益滋甚，其何罪大焉！嗚呼！此《春秋》之所必誅而不以聽也。且郎之戰何為耶？魯桓，天下之大惡，人人所得而討也。彼鄭伯既首盟於越，以定其位；齊侯則繼會於稷，以濟其奸；衛亦坐視而不問也。則皆與之為徒矣。今乃以周班後鄭之故，合三國之君，親將戎卒，壓周公之封境，以快心於一戰，尚為知類也夫？是故《春秋》列序三國之爵，而曰「來戰於郎」，若曰「三國之志為此戰」也，則其動眾無名、殘民不道之罪可見矣。鄭伯主兵而先齊者，所以治惡黨，猶衛州吁主兵而先宋也。惡曹之盟，又何為耶？方其來戰也，既曰同心以從事於兵革矣，復何嫌隙而結盟哉？蓋其合也不以義，則其中不無疑矣。於是刑牲歃血，質之以鬼神，矢之以約誓，將以固其黨與，而求其所大欲。而不知信之不由中，盟何益哉？徒足以長亂耳。《春秋》於此貶其爵而稱人，賤之也。若曰「無道之君，不足以當王爵」也，則其慢鬼神、犯刑政之罪可見矣。是故始不書爵，則不知其為三國之君；後不書人，則不足以癉三國之惡。故前書爵而以來戰著罪，後書其盟而以奪爵示貶。屬詞比事之教，不亦深切著明矣哉！厥後不出三年，鄭伯果合紀魯而戰齊、衛。明年，齊、衛又聽宋人之言而伐鄭。誓言果足恃乎？卒之連兵結黨，惟利之從。今日取賂而納突，明日納朔而歸俘，使兄弟之倫、君臣之義委諸草莽而不存也，然後王綱凘盡，而天下變為伯矣。吁！《春秋》深貶惡曹之盟，其有以也夫！

    季孫宿會晉士、宋華閱、衛孫林父〈云云〉於戚，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黨大惡而治小罪，此晉伯不競之所由也。夫伯主之所以能宗諸侯者，以其能明天下之大義也。今衛孫林父逐君而立不正，大惡也，晉人乃合諸大夫於戚，以列其罪人於會矣。至於石買之伐曹，較之林父，非小罪乎？晉則因其來使而執之，無乃不能三年而緦、小功之察也乎？觀《春秋》書「於戚」之會於前，而書「執衛行人石買」於後，則晉之所以為伯主者可知矣，云云。昔者桓王不討宋、魯而伐鄭，以致葛之敗，王綱始大不振，而《春秋》譏其不天，為其不知輕重之倫也。今有以臣逐君，以弟篡兄，則相與為謀，以成其亂，而欲以威力禁與國之爭，吾知其無益矣。故曰「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其斯之謂與？

    是故孫林父，衛之強臣也，昔也不能事君而出奔晉，又介於大國以歸其國，非定公之所欲也。其於先君且然矣，於嗣君乎何有？丘宮之盟，殺三公子，尹佗之追，直欲以一矢加之。君臣不帥職而增淫發泄，罪孰大焉！晉悼惑師曠之邪言及中行偃之妄議，不能共行天罰，而反為之合七大夫於戚，以定其所立之人，其何以為訓乎！遂使亂臣賊子，得有所恃，以縱其惡，而無所忌憚也，不亦甚哉？若夫石買之伐曹，非無罪也。然而毀瓶之怒，起於孫蒯。當是時也，衛侯在外未入，而僭竊之剽，猶立於位也。使晉平因曹人之，治其舊惡，告於諸侯，復衎廢剽，執孫林父而戮之，不亦善乎？今也舍此弗問，而執石買，徒以伐曹之故，伯討宜不如是矣。《春秋》先書「於戚」之會，既出「林父」之名，而繼於「衛侯出奔」之後，後書晉執石買，而貶稱「人」，且曰「執衛行人」，則晉人黨大惡而治小罪之失可見矣。嗚呼！買可討也，置林父而討買，則不可也。於是乎可以知《春秋》之權衡矣。故以悼公之賢，而伯止於蕭魚，至平公而遂有溴梁大夫之縱，則皆黨孫氏之效也。諸侯之貳，豈必假羽旄之事哉？向使晉人以會戚之大夫而討逐君之罪，以執石買之怒移於孫氏，則晉之伯業未可量也。而不能焉，惜哉！他日欒盈入於曲沃，而趙鞅入於晉陽，荀寅士吉射入於朝歌，大夫相繼而起，其患不減於林父；三家競爽而靖公廢為家人，其禍不止於衛侯。故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又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推原其由，則於戚之會可勝憾哉。

    吉禘於莊公，作僖公主

    禮失於亟，而復失於緩，《春秋》所以病望國也。

    夫喪祭之禮，各有其時，緩與亟之失，均也。何謂亟？莊公喪制，未終三年，而閔公遂行吉禘之祭，無乃太早乎？何謂緩？僖公即世十有五月，而文公始作練祭之主，則又太慢矣。先王制禮，以節人情，亟與緩，同為不敬。魯為秉禮之國而若是焉，可歎也夫！古者三年之喪畢，致新死之主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於是大祭於太廟，以審定昭穆之序，其禮有常期也。諸侯既葬則反虞，虞主用桑，期年而練祭，練主用栗，故特祀之於寢，而不同於宗廟，以昭其孝思之誠，其日有定數也。今閔公既失之於亟，而文公又失之於緩，一緩一亟，皆以己意行之，先王之制紊矣。聖人愛禮甚矣，寧不為周公之魯惜哉？

    自今觀之，吉禘於莊公，在閔公二年之五月，莊公之薨，至是二十三月，則三年之喪未畢矣。喪未畢也，而可以行吉禘之禮乎？禘非魯所當用，姑置未論。今先君方祀於寢，而非宮廟，遂用盛樂而行吉禮，三年之憂忘矣。為子而忘三年之憂，是不有其父也。是事也，一舉而三失禮也。故《春秋》禘祭不書，因其亟，而書曰「吉禘」，見其用吉之早也。曰「於莊公」，明其於寢也，而閔公之失不可掩矣。作僖公主在文公二年之二月，則僖公之薨十有五月，已過乎期三月矣。過期而猶未作主，可乎？生事死祭，禮之大節。以先君練祭之主，而作不及時，以為微而忽之，慎終之意蔑矣。事父而蔑慎終之意，不可以為子也。是事也，積惡之原也。《春秋》於他公作主不書，以其緩而書之，且謹志其日焉，而文公之失不可蓋矣。送死，人道之大變，而不謹其禮，履霜堅冰之兆也，其可以為小失乎？嗟夫！禘者，天子之祭也，魯僭天子以為常，不可勝書也；作主者，事亡之常禮也，不必書也：今皆見於《春秋》之經矣。為國以禮，而祭祀又禮之大者，而至於如此，此時之魯，尚可為周公、伯禽之魯乎？又其甚者，禘太廟以致妾母，縱逆祀以亂昭穆，魯之禮不可言矣。周家之禮，周公所制。以周公之子孫，而壞周公之法度，吾於他國又何望焉？嗚呼！周公其衰矣！

    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賢者之後，能不失其去國之禮，《春秋》所以著其美也。夫聖人不以常事過褒於人臣，其有所褒者，必其有以取之矣。是故大夫去國，待放而後出奔，常禮也。曹公孫會能行之於春秋之世，則既賢於當時之人矣，而況又為子臧之後乎！《春秋》特因其出奔而書曰「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鄸者，其食邑也。自鄸而出奔者，待放也。曹大夫鮮有以名氏書。其曰「公孫」，賢也，而又賢者之後也。一人而二美具焉，可不書乎？古者大夫有罪，待放於其境三年，君賜之環則復，賜之玦則去，是臣子之常禮也。時入春秋，君臣道喪久矣。故臣子能專其邑者，無不叛其國；能使其眾者，無不要其君。以臧武仲之智，而據防以求後，況其他乎！今有人焉，語其世，則賢人之子孫也，觀其所行，又有異乎當時之人，則君子又烏得而不錄之哉！若曹之公孫會是已。

    夫公孫會者，公子喜時之後也。喜時者何？所謂子臧是也。子臧者，曹宣公之庶子。宣公伐秦而卒於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而使喜時逆曹伯之喪。負芻乃殺太子而自立。子臧將亡，負芻懼而告罪，乃反致其邑焉。及晉侯之執負芻也，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弗立，而奔宋。曹人所謂社稷之鎮公子也。今會之出亡也，雖不可知其故，然當衰亂之世，獨能行古人之禮，故其去也，不即走於他邦，而居於鄸，則非有大罪也明矣。居鄸而君不賜之環矣，然後徐徐焉自鄸出奔宋，其進退之間，雍容不亂，隱然有子臧之遺風焉，可謂不墜其世德矣。觀於子臧已如彼，而子臧之後又如此，子臧其不泯乎。《春秋》之義，善善也長，而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而善善及其子孫，安得不特書以著其美也哉？故奔未有書自者，而書「自鄸」，則知其為待放也。曹無大夫，唯公子首以鞍之戰，特書以示貶，此則特書公孫，則知其與之也，不書其入於鄸，則非叛也。自鄸出奔，而不以鄸係之曹，則與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裏出奔楚者不同也。由此觀之，聖人之情見矣。抑嘗論之，國之衰也，未嘗不由親小人而遠賢臣也。是故維鵜在梁，刺於詩人，乘軒三百，數於伯主，其來久矣。故子臧，賢公子也，致邑與卿而不出；公孫會，好禮者也，去國而入於宋。然後白雁來而公孫疆出矣，且不得以亡國之善詞書於經，嗚呼悲夫！觀《魯論》記太師以下逾河蹈海而知魯，觀《春秋》書子哀來奔而知宋。吾於公孫會之去也，而又有以知曹矣。

    秦伐晉，狄侵宋。楚子、蔡侯次於厥貉

    強國並起而伯勢分，《春秋》所以深為世道慮也。世至文公，中國衰而外夷強矣，是故秦有伐晉之師，而狄亦為侵宋之舉。二強並起，遂使楚子得以乘間而挾蔡侯次於厥貉，以與晉爭伯。《春秋》狄秦於前，而爵楚於後，然則成楚之強者，秦與狄也。觀「伐晉」、「侵宋」而「次厥貉」，書於一年之間，諸侯之無伯，害哉！

    嘗考春秋之時，倚方漢之險，以憑陵諸夏者，楚也；據崤亟之固，以抗衡伯國者，秦也；恃豺狼之爪牙，以逞其貪婪者，狄也。桓文不作，伯業不振，無歲不有秦、狄之師，無國不有荊楚之患。《春秋》不以秦、狄之患為憂，而以秦、狄黨楚為憂者，何哉？蓋當時天下之所倚賴者，一晉而已。今荊既盛於南，而秦又起於西，狄又跳踉於北：三強競爽，不弱一個焉，晉之世伯，不易守矣。是故秦人伐晉，而楚遂滅江；秦、晉戰於令狐，而狄遂侵我西鄙；楚師至於狼淵，而狄又有侵齊之告。何其不約而同耶！南夷與北夷交，中國不絕如線，可不懼哉？況於晉君衝幼，不在諸侯。於是起範山之邪謀，生蠻荊之禍心。救鄭不及，楚人遂有以覘其不能；聘魯而傲，楚人遂敢以試其倔強。而北方之圖，堅不可破矣。彼秦者，晉之姻親也。令狐之役，晉不謝秦，固不直矣；而秦納不正，豈為無罪？康猶不悛，不顧義理之是非，而惟以報復為事，興兵伐晉，以取北征，當楚、狄交亂之際，而乘時肆暴，陵轢諸侯之盟主，是以夏而為夷之行。《春秋》以狄待秦者，晉之失伯，秦為之也。由是狄患遂肆，而三恪之宋，首被其侵。雖曰潛師以為侵掠，而豺狼之毒，寢不可遏。是役也，非特為宋患也，將天下之患自此始矣。於是楚人知中國之多故，而乘勢以興。厥貉之次，以臨宋也，臨宋所以圖北方也。而宋果以狄雖不能禦，遂道以田孟諸。夫以變夷覆載不容之罪人，儼然入於中國，驅諸侯而奴役之，天下之變，有大於此者乎？故楚從此遂得書「子」，同於中國，以其強之成，自此始矣。《春秋》狄秦於前，而進楚於後，豈無意哉？觀楚、秦相與滅庸，相與盟於蜀，而他日呂相絕秦之言，亦謂穆公即楚謀我，則秦之黨可知矣。自是以後，楚伐麋而狄侵齊，楚圍巢而秦戰河曲。新城之盟，僅僅收拾，而齊又叛。晉人置不敢問，不欲更生一敵以為東顧之憂也。而不知文襄之業，堂堂然去矣。

    嗚呼！狄不足責也，楚亦汙於荊蠻久矣。秦之先，死於王事，有功於周室者也，穆公以於崤之敗，出悔過之誓言，聖人錄之，使其由是而進於善，則其伯豈止西戎而已哉？奈何連兵數歲，不能成尺寸之功，而徒以成楚人之暴抗？嗚呼！《春秋》狄秦而至於再，其有以也夫。

    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諸侯連兵以為暴，而敵國又乘其後，《春秋》所以交責之也。

    夫兵，聖人之所惡，而況以詭詐相報復乎。宋、衛間鄭師之在外，而乘虛以入其國。既入鄭矣，又召蔡人以伐戴。則其阻兵肆暴，未有若此之甚者也。而不虞鄭伯之起乘其弊，伐而兼取其師焉。夫宋、衛固不義矣，而鄭亦豈得為義哉？《春秋》書「入」，書「伐」，又書「伐取」，則為交責之也可知矣。《周官》九伐之法，大司馬掌焉，列國而非王命，不敢擅動其兵也。東遷以來，王綱不振，諸侯各自為黨，以奸詐為仁義，視殺戮為尋常，侵奪紛紛，莫之能禁，其罪可勝誅哉！今鄭師以伐宋出，宋人知其國之無守也，於是挾衛人以搗其虛，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之謀也。果然造鄭國都，如入無人之竟。是宋、衛之得志於鄭矣，二國既已入鄭而驕，故以伐戴召蔡。借曰鄭有舊怨，戴何罪乎？不過乘時徼利，以淩弱而犯寡耳。則其阻兵安忍之惡極矣，而不知鄭莊之計又巧也。方二國之入鄭也，鄭師已在郊矣，不還師以自救，而委國與之，避其銳也。及其既伐戴而圖之，擊其惰也。是故駐師於郊，多方以誤之。彼宋、衛狃於入鄭之役，謂己實無敵矣，而不虞鄭伯之亦掩其不備。鄭攻其外，戴應其內，一舉而三國之師盡沒，亦可為好兵毒眾者之戒矣。嗚呼！宋、衛以是施之於鄭，而鄭又以此反之，其民何罪，而魚肉之若是耶！然則宋、衛、蔡、鄭皆不可以逃王者之刑也。《春秋》比書其事，而四國之惡彰矣。

    抑嘗考之，春秋之初，以詐用兵，莫甚於宋、鄭也。前此宋人伐鄭，圍其長葛，鄭則輸平於魯，而不之救，長葛見取於宋，猶不顧也。宋人自謂無能為矣，不知宋、魯之黨既離，而郜、防之取繼至，則宋已墮鄭之術中而不寤也。至此，又蹈其前轍焉，卒於民不堪命，禍發蕭牆。嗚呼！若宋之殤公，所謂自取之也夫！

    齊人、鄭人入郕，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假王命以逞其私忿，抗王威以肆其不臣，甚矣鄭莊公之不道也！

    夫諸侯而不知有王，惡之大者也。鄭伯憾郕之不會伐宋，於是托於王命，而挾齊人以入其國。「入」者，不順之詞也，則其假王命以逞私忿者可見矣。既而以不朝得罪於王，王帥諸侯以討其罪，乃敢用兵，交戰於葛，王非諸侯之敵者，抗王威以肆其不臣，其罪又何如哉？《春秋》於「入郕」書「人」、書「入」，以著齊、鄭之罪；於「伐鄭」，不言戰敗，所以存天下之防也。嗚呼！鄭者，宣王之懿親。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則鄭實王室之藩屏也。奈何寤生以小人之雄，連諸侯以逞其不義？東遷之初，實為無王之首。是故伐衛而專征伐之權，盟石門而亂司盟之法；溫麥周禾，君臣道喪；取邑易田，滅紀廢典；則其不知有王也久矣。至是以兵入郕，果欲尊王室哉！觀葛之一戰，可以究其奸雄不道之心矣。夫郕者，文之昭也。當魯之九年，鄭人伐宋召郕，而郕不與，非郕罪也。鄭莊以其嘗為王之卿士，而托於王命，以敗諸侯，於是合齊人以虐郕，而誣以違命之罪。干戈戎馬，造其國都，而王臣不行，王師不出，則其矯假之罪已明而猶未也。一旦王奪其政，遂懷忿而不朝，以致天王奮怒，躬帥三國以伐之。此舉雖非天討，而鄭之見伐於王，尤足信其入郕之為矯矣。不然，鄭方糾逖王慝，何至自受王師之伐也哉？王師既至，乃不俯首請命，而敢執干戈，與天子周旋葛之後，至以一矢加之乘輿，逆理、悖道而有若此者乎！《春秋》不言其戰與敗，所以為王諱，而存天下之大防也。雖然，鄭之所以敢抗王者，未始不由入郕之役致之也。《易》曰：「履霜堅冰至。」矯制入郕，而王不問，然後大假王命，以制諸侯，於是而入許，於是而納馮，志得意滿，遂有葛之舉矣。自葛以後，而王命不行，伯圖遂啟。故夫東周之不振，皆寤生之所為也。論而至此，鄭莊之罪，不容誅矣。而齊以太公之裔，賜履之命，非不重也，乃不能以義制鄭，而從其所欲，然則祿父者，亦寤生之徒與。

    杞子來朝，公子遂帥師入杞

    事人而失其禮者固可責，責人之失禮而加以兵者尤可罪。夫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而仁者為能以大事小也。若杞者，可謂不知，而魯亦可謂之不仁也歟。

    夫杞不朝王而朝魯，非禮矣。況以中華而用夷俗，以夷變夏，杞之罪，容可免乎？魯之於杞，有婚姻之好焉。誨之以文告，加之以訓辭，抑豈不可？而公子遂帥師入其國，則太甚矣。《春秋》交著其罪，故杞本伯爵而貶稱「子」，狄之也；「公子遂帥師」，言其用大眾也，「入」者，不順之詞也。而二國之罪，皆無所逃矣。昔者太王之事昆夷，以小事大者也，其詩曰「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曷嘗自外於禮乎？湯之事葛，以大字小者也，其書曰「乃葛伯仇餉，初徵自葛」，曷嘗以失禮而遽伐之乎？春秋之時，人心郕壞，天理不明，故小國安於僻陋，而無自強之志；大國矜其威力，而無仁愛之心。於是並吞並起，弱肉強食，然後禮義衰而干戈橫行，中國微而夷狄暴橫，莫之能禦，夫豈無故而然哉？且杞者，先代之後，先王以之備三恪而作賓者也。今而棄命廢職，忘先君之所事，守不能居其封爵，亦可鄙矣。縱以微弱之故，欲恃大國以鎮撫其社稷，則有先公之遺法在，何至以夏後之子孫，用東夷之習俗，投章甫而襲左衽，變禮樂而言侏離，己則無禮，以汙大禹之明德，其何罪大焉！《春秋》因其來朝之用夷禮，遂從而夷之，以見杞之自絕於中國也。由此觀之，杞則誠有罪矣。奈何魯以周公之胤，周禮所在，彼小國不能自振，而倚我大國以為援，其情亦可矜也，而況於伯姬在杞，甥舅之好，庸可棄乎？彼之來朝，豈不有慕於我而為是僕也乎？威儀文詞之不，進退揖讓之或愆，胥教胥誨，以引以翼，以繼武王、周公興滅舉廢之心可也。今也不然，來朝之車甫旋，而上卿授鉞，直造東樓之國舍，曰「有罪」，何至於此？彼以其卑，我以吾暴，嘉善而矜不能之意，果安在乎？《春秋》書「公子遂帥師入杞」繼於「杞子來朝」之後，則杞之失禮可罪也，而魯之不道，不亦甚乎？抑嘗考之，桓之二年，杞嘗朝魯，未幾而魯亦入杞。則杞每以朝魯而受其兵，何哉？桓不足責也，僖公號稱賢君，而亦若是耶？禘太廟，致夫人，而嫡妾之分失；愛季姬，遇鄫子，而閨門之防亂。況又從楚盟齊，乞師於楚，使天下淪於塗炭，魯之為魯，庸愈於杞乎？不省己而以責人，嗚呼！微《春秋》，不仁者皆得以文其惡矣。

    及晉處父盟。公孫敖會宋公〈云云〉，晉士縠盟於垂隴

    受人之非禮而效其尤者，罪在望國；待人以非禮而貳其過者，罪在伯主。夫大夫不可以抗諸侯，禮之大節也。今也文公朝晉，而及晉處父盟，是晉以非禮加魯，而魯受其辱矣。奈何垂隴之盟，宋、陳、鄭之君在焉，而我以公孫敖會之？晉又以士縠主之！晉既貳過，魯亦效尤，遂使君臣之分，從此大紊於天下，誰之咎耶？《春秋》於處父之盟，沒公不書而處父去氏，於垂隴之盟，則據事直書，而罪自見矣。夫司盟之法，已非列國之所當專，況於以大夫而與諸侯盟乎！

    周道衰微，王綱解紐。及邾盟蔑，隱公實肇其端；至於浮來之歃，降尊從卑；於折之盟，以下援上。則亂常失序，皆自我魯為之，寧不重可歎乎！齊桓創伯，而以公子結抗盟為討；於防之歃，魯又不祥；直至後幽之盟，齊伯大定，二十餘年，綱紀粗立，抑何幸歟。晉文以譎主諸侯，而翟泉之役，首為厲階，王臣且不顧矣，況與國乎？襄公當國家多難之時，不知以禮信屬諸侯，而以不朝來討。文之伯也，未能改物，何遽至此？我文公不能以周禮自守，而畏大國之威，奔走聽命，辱莫大焉。晉侯不念同姓之懿，而暴蔑周公之裔胄，以宣示其侈。處父，大夫也，敢盟天子之公侯乎？滅紀廢典，以干先王之法度，其何罪如之！《春秋》沒公以為魯諱，魯人恥之，君子亦恥之也。至於垂隴之會，宋以三恪之賓，陳以虞帝之後，鄭以宣王之懿親，咸與在列，而晉又使士縠主其盟，是晉襄之待諸侯，皆以大夫當之矣。一之已甚，其可再乎？晉不足責也，魯亦可以省矣。人以大夫盟我，我之辱也。敖也何人，而使上敵三國之君！辱於人不戒，而亦此辱人。夫效尤，禍也。不知政權下逮，自此始矣。是故有處父之盟，而後有垂隴之盟。晉有處父、士縠，而魯有公孫敖。相視而起，相觀而化，三家六卿之禍萌矣。《春秋》嚴謹始之法，故深貶處父，而垂隴之役，遂列二子之名氏，非但直書以從同而已也，若曰「大夫之交政於天下自此始」也，由是而大夫皆得以名氏書於經矣。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由是晉有趙盾，魯有仲遂，紛紛迭起，而桃園之事、過市之哭繼見。嗚呼！濫觴之不塞，孰滔天之可遏？履霜之不謹，知堅冰之必至。他日昭公逐，哀公走，靖公廢，乃其效歟。然後知《春秋》正名辨分，必謹於始，為後世慮至深遠矣。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云云〉救鄭，楚子使椒來聘

    外夷猾夏，而中國失禦侮之道，故外夷遂強，而用中國之禮焉，此夷夏盛衰之大機也。

    夫外夷之所以強，皆由中國不振而已矣。當我文公之時，晉靈少懦，不在諸侯。楚人師於狼淵以伐鄭，是以此嘗晉之能否也。晉大夫以五國之師救鄭而緩不及事。《春秋》貶大夫而人之，以見中國之不振，自此始歟。由是楚勢遂張，而使椒聘魯，乃以爵書，而君臣並見，然後華夷無復辨矣。可不為之寒心哉！嘗謂夷狄猾夏未足憂，而中國之衰為可憂，何哉？當齊桓創伯之時，荊始入蔡而伐鄭，其勢張矣。桓公同盟於幽之後，荊始來聘，其進不過書人，而國號且未改也。既聘之後，屢駕伐鄭，而改稱楚，不駸駸乎強大而將不可遏歟？然而次陘之伐，振旅於前；而城濮之戰，獻捷於後。終桓、文之世，不得以爵見經，以中國之有人也。城濮以來，楚人不敢北向者十有五年。今而忽起伐鄭之師，寧不謂中國無人而可以逞其願乎？是役也，實華夷盛衰之大機也。晉之執事，不思折衝禦侮以消外患，雖起救鄭之師，而逡巡畏縮，不即赴敵，遂使鄭國失三大夫，不得已而及楚平，誰之咎耶？《春秋》於伐鄭之楚，猶以「人」書，向使晉能遏之於此，亦何致遂成其強哉？惟晉人不識事勢，而坐失其機，然後強夷得遂其志，而越椒來聘，公然以中華之禮行乎望國，觀其以玉帛而來，固異乎執干戈以從事，推原其心，豈誠知義而慕之者哉？不過借此以為窺覘之計耳。《春秋》於救鄭之役，貶諸大夫而稱「人」，而中國之失策自此始也。至於來聘之役，遂進楚而稱「子」，以蠻荊之得與齊、晉並肩自此始也。由是而次厥貉，由是而侵陳，遂侵宋，無乃濫觴於伐鄭，而滔天於聘魯也歟？甚而至於辰陵之盟、於邲之戰，首足遂倒懸焉。然則晉靈趙盾長亂之罪，無所逃矣。

    或曰：「來聘之舉，傳謂與之，今子之云，得無異乎？」曰：「君臣並書，固與之也，而浸強之意見焉；不然，何以從此而凡役得書爵耶？愚請為之說曰：滕子來朝，自是而皆稱子。若曰滕之淪於夷狄，自朝桓始也；楚子使椒來聘，自是而得稱子，若曰楚之進於中國，自聘魯始也。吁！聖人之旨微矣哉！」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有年

    禮施於不當施之人者，人事之失；瑞降於不當降之國者，天道之變也。夫時聘結好，常禮也，而以為非，何哉？魯桓以不義得國，王法所當討也。今齊侯使其弟年來聘，茲非人事之失乎？百穀順成，嘉瑞也，而以為異，何哉？魯桓以不義得國，天理所不容也。今五穀皆熟以有年，茲非天道之變乎？在他君以聘問為禮，而施於桓公則非；在他君以有年為常，而降於桓公則異。聖人之旨微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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