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九

    春秋明經

    公朝於王所，仲孫羯會晉，韓不信〈云云〉城成周

    《春秋》與諸侯之覲王，而惜王所之非其地；與大夫之勤王，而傷王城之同於列國。夫趨事赴工者，臣子之所當為。至於天子之守，則有先王之遺法焉。襄王下臨，僖公有王所之朝，《春秋》書「公」而成其為朝，謂天子在，是諸侯不可以不朝也。然不言明堂，而曰王所，則所非其地，異乎先王方嶽之禮矣。敬王命，城王都，而諸大夫有成周之城。《春秋》列書大夫之名氏，謂天子有命，諸侯不可以不從也。然不言京師，而曰成周，則同於列國，而異乎先王作京之意矣。然則流水之朝宗，葵藿之向日，固人子之至情也。而下堂以見諸侯，與城郭溝池以為固者，又豈天子之盛事哉？嗚呼！此聖人之所以不責諸侯大夫、而深不滿於王室之意歟。是故至於岱宗，肆覲東後，天子巡諸侯之守者然也，未聞下勞諸侯而臨於非所之地也；王命仲山甫城及東方，天子徹諸侯之封者然也，未聞請於諸侯以城其所都之邑也。平轍既東，周綱解紐。歸枋邑，易許田，而朝覲之禮，委諸草莽；賦《黍離》，歌束楚，而二雅之音，變為《國風》。於是霸圖興而王道絕矣。推原其由，豈非天王自失其道而致之哉？觀《春秋》之所書，然後正本澄源之意可得而知矣。且蠻夷猾夏，寇賊奸宄，惟是大侯小伯所當攘斥，非異人任。則夫城濮之勳，因其獻俘而錫命之，賜之弓矢，以旌其勞可也，何至屈萬乘之尊，親舉玉趾，以勞晉侯於踐土乎？縱自輕也，奈宗廟何？成康之時巡，宜不如是，《春秋》安得不以為貶哉！然而君雖失禮，臣不可以不盡其敬。是故諸侯就朝，雖無為龍為光之盛，而冠冕佩玉，覲天威於咫尺，猶足以明水木本源之義，謂非東遷以後之美事不可也。是故我公書「朝」，以成其禮。故曰「《春秋》與諸侯之覲王，而惜王所之非其地」也。嬖子匹嫡，亂生不夷。惟是二三大臣相與力，以不隕墜。則夫定位之後，所當夙夜夤畏，任賢修政，以圖轉危而為安也，何至以四海之廣，請城其都以為固乎？德則不競，城郭何為？周公之作洛，宜不如是，《春秋》又安得而不譏之乎？然而上雖失政，下不可以不奉其令。是故大夫會城，雖有弗躬弗親之責，然版築雉堞，服王事而靡盬，亦足以存宗邦翰屏之典，謂非王室亂以後之美事不可也。是故諸大夫書名，以達其義。故曰「《春秋》與大夫之勤王，而傷王城之同於列國」也。

    夫《春秋》，天子之事也，故其自治嚴而待人恕。惟其自治之嚴，故周之不振為可貶；惟其待人之恕，故或成其朝，或與其城，而無責焉。雖然，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書公之朝者二，而皆於王所，則言外之意可知矣；書大夫「城成周」而無諸侯，則屬辭之法，又可見矣。然則二役也，謂之免於貶可也，而或者謂為美之，則豈聖人之意哉？故嘗考之，周室在襄王則有子帶之難，在敬王則有子朝之難。子帶之難，惟書天王居鄭，至晉文納王則不書，蓋以是為臣子之常也。子朝之難，始末皆書，而以「城成周」終之，是果足以為美哉？嗚呼！齊桓首止之盛不可及已，得如晉文，亦庶幾矣！至於晉侯午者，又文公之罪人也。

    築郿，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於齊，新延廄

    諸侯興不急之役，以空其國，而取給於人，猶不戒焉。《春秋》比事而書之，以示譏也。

    夫國以民為本，而民以食為本，可不相時而輕用其力也哉？莊公妄興築郿之役，而不計國儲之虛實，至於麥禾皆無；而當國之大夫，親往告糴於齊，其事急矣；而明年之春，又新延廄。何其輕慢國本至於此極乎！《春秋》比而書之，而魯之君臣無務農重穀之實、而有傷財害民之政可見矣。吾聞古之為國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工築罕，民勤於食則百事廢。未聞以凶年而興不急之役也。三年耕，必餘一年之食；九年耕，則餘三年之食。未聞在位二十八年，而無一年之積也。魯之莊公則不然矣。以峻宇雕牆為無損，以節用時使為無益也。是故築郿之工未畢，而倉廩已空；告糴之跡猶新，而延廄復作。曾謂君國子民之道而若是乎？宜其見譏於君子矣！且築者，創作邑也。城邑所以禦暴，非時與制，不敢興也，況於無故而築邑乎！莊公不視歲之豐凶，而有築郿之役，不知其何為也。若曰禦暴保民，則魯國無故，苟無令德，太行、孟門且不可恃，而況於郿乎！若曰虞山林藪澤之利，則非君人之心矣。未幾而倉廩盡竭，麥禾俱無。無而曰大，顆粒不存之詞也。然後皇皇焉無所措其手足，而臧孫辰奔告於齊，以請糴焉。以千乘之國，仰給於他人，以活其民，可不懼乎？不曰如齊告糴，而曰「告糴於齊」，見其情之急也。急病讓夷，何足為功？適以昭其治名不治實之罪焉耳。魯之君臣，盍亦因此而加省矣？則又愈不知戒，以求於人之餘，而新延廄。夫延廄者，法廄也，養馬之所也。凶年饑歲，民食不給，而馬廄是新，推此心也，不至於率獸而食人乎？故書「新延廄」於「告糴」之後，所謂時詘舉嬴，知其用民力為已悉矣。然則莊公之為國也可知矣。不然，《春秋》書築者七，而公有其四；書興作者九，而公有其三；書無麥苗、無麥禾而皆見於莊公之世，何耶？魯十二公，台池苑囿之役，莫多於莊公，而水旱、螟蜮、多糜、有蜚之災，皆備於莊公，天人感應之理不誣矣！而公終不寤也。身死，而妻子不保，幾亡其國。嗚呼！豈他人之咎哉！

    初稅畝，蝝生，饑，大有年

    困民以致災者，理之常；悖道而獲福者，理之變。夫天人感應之理，《春秋》之所深謹也。是故螽蝝饑饉，國之災也。魯之宣公廢助法而用稅，虐民也。虐民而天降之災，宜矣！故所稅畝之年，蝝生而饑，斯非理之常乎？百穀順成，國之福也。魯之宣公奪世嫡以有國，悖道也。悖道而天降之福，異矣！故即位之十有六年，而大有年，斯非理之變乎？在他人以饑、蝝為變，在宣公則為常；在他人以有年為常，在宣公則為變。《春秋》誅亂臣、討賊子之法嚴矣哉！

    《商書》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夫凶，人為不善而致譴焉，天道之當然也。其或反之者，庸非異乎？是故螽蝝之害，法所當書，而他公皆記；有年之瑞，法不當書，而獨志於桓宣之冊。聖人之旨淵乎微矣！且饑者，五穀皆歉之謂也。宣公以不義得國，懼討於人，而竭力以事齊，水旱、螽蝝相繼而起，於是國用不足，而稅畝之法興焉。「初」者，事之始也；「稅畝」者，公田之外，又履其餘畝而取之，是為什而取二矣。以諸侯而擅改先王之法，以國君而行虐民之政，由是怨懟之聲，上聞於天，而戾氣應之。秋螽未息，冬蝝又生。「蝝」者，螽之子也。螽蝝相繼於二時，嘉穀其有孑遺乎？故遂至於饑饉而無以振業貧乏。《春秋》書「蝝生」與「饑」，繼於「初稅畝」之後，則是災也，實稅畝之應，而宣公得之，非過矣。故曰「困民以致災者，理之常」也。若夫「有年」者，五穀皆熟之謂也。宣公以庶孽之子，篡正嫡之位，使惡視二子，殞於非辜，而過市之哭，哀動魯國，是上不有王法，而下不有宗廟。王朝不能施殘執之刑，鄰國不聞有沐浴之請，而魯國又無石碏之臣矣，則惟天能誅之耳。其乖氣所感，兩螽而一旱，一水而兩饑，宜也。至於是歲，而大有年焉。有年而曰「大」，則禾麻菽麥、黍稷穜稑，實穎實栗，無所不有，是果何以致之哉？《春秋》書「大有年」於「蝝生，饑」之明年，則是福也，非凶人之所當有，而宣公得之，為反常矣。故曰「悖道而獲福者，理之變」也。然則天道僭乎？曰：非也。宣公在位十有八年，而獨是年為有年，他年之歉可知矣。越明年而宣公死矣。獲罪於天者，宣公也，魯國之民，不可盡絕，而周公不可摧也。稅畝矣，饑矣，而不畀之以有年，則周餘黎民何罪乎？天非為宣公而有年也。夫豈僭耶！或曰：「《春秋》之法，常事不書，惟變則書之。桓宣之有年，志變也；則桓宣之水旱螟螽，乃為常矣，何以亦書之乎？」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天人相與之理，懼災思患之意，治惡人、矜小民之道，無所不備。是故觀凶災之迭見於二公，則知天道之不僭，而為惡者知所警；觀有年之獨見於二公，則知惡人之不可容於世，而操刑賞之柄者可以知所主矣。嗚呼至哉！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諸侯盟於扈

    伯主能以力治二國，而不能以義討罪人，《春秋》比書而自見也。夫諸侯從夷，固伯者之所當問，而弑逆之惡，又烏可舍而不討也哉？晉靈之時，蔡從楚以次厥貉，罪也，故郤缺帥師伐蔡而入其國，力有餘矣。夫何齊有商人之亂，則諸侯為會於扈，而受其賂？何不以所治蔡者治齊乎？《春秋》書「伐蔡」、「入蔡」於前，而不序諸侯於盟扈之役，知晉之所以力爭諸侯者，不過求逞其私耳，豈其知有義哉？

    嘗謂天下之事，有重有輕；故伯者之治，有緩有急。是故不能三年而緦、小功之察，謂之不知務，失肩背而養一指，則為狼疾人矣。今也商人弑君，告於諸侯，已及期矣，伯主無致討之令，而大夫無沐浴之請，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一旦上鄉授鉞，韅鞅靽，出自絳都，意其事之在齊也。既而義旗不指於營丘之邦，馬首乃瞻於淮西之境，諸侯不無惑矣。師及於蔡，蔡人未服，則以戊申之日，鼓而入其國都。以百里之侯邦，倚蠻荊之勢援，未易破也，今以孤軍攻之，而城郭失其守，甲兵失其衛，使蔡侯泥首受罪，以為城下之盟，謂晉師不強而若此乎？苟以此眾聲齊之罪，師直而壯，若舉江河以沃炎火，商人之血何足以汙斧鉞耶？奈何諸侯之會於扈，名為討齊，實以取貨。謂其力之不足乎，則八國諸侯，非直一郤缺之師也。惟其不以賊為賊，而甘與賊為徒也，是故於扈未盟，天下猶有所望，而齊猶有懼也。及夫於扈既盟，然後天下絕望，而商人成為齊侯，於是變討罪之師為成亂之會，是舉諸侯而為夷狄之行矣，不亦甚哉！《春秋》於伐蔡而書「帥師」，書「伐」，書「入」，則其力之有餘可知。盟扈，略諸侯而不序，則其義之不足可見，而後討賊之功不足以蓋其縱賊之罪矣。

    嗚呼！中國之所恃以制夷狄者，禮義而已。有賊不討，禮義亡矣，雖得百蔡，何益哉！厥後遂習為常，至於陳夏氏之亂，方以會狄為務，而楚莊遂為辰陵之盟，晉卒無以為伯，其來非一日矣。今觀入蔡之役，不足以離蔡於楚，而盟扈之役，反足以使魯從齊，則晉人見利忘義之效也。向使晉靈能移伐蔡之師於齊，而冀缺能推不可以怠之心，以納忠於盟扈之際，則晉之世伯，視文、襄有光矣，豈其有邲之敗哉？噫！

    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取郜大鼎於宋，戊申納於太廟

    正樂用於別宮，而非禮陳於祖廟，聖人據事書之，所以傷魯之衰也。

    夫禮、樂者，國家之本，不可一日紊也。隱公立宮以祀仲子，而樂舞之數用六。用六雖正，而獻於妾母之宮，則非其所矣。桓公獎亂以立宋督，而取郜大鼎之賂。求賂立賊，而納於先君之廟，豈不為已甚乎！夫君子之事其親也，造次必以其禮。然則魯人之待周公，曾仲子之不若矣。嗚呼悖哉！夫媵妾不可以為夫人，未聞違禮立宮以祀之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未聞昭違亂之賂於其中也。魯於春秋，號為秉禮而若是乎，此聖人之所為懼，而《春秋》之所以深謹也。蓋仲子者，惠公之妾也。惠公元妃孟子，既入於廟，則仲子無祭享之所矣。若以「庶子為君，為其母築宮，而使公子主祭」之典言之，則仲子非隱之母，安得為立宮乎？至其樂舞之數，則於別宮不敢同於群廟，而降用六羽。自當時言之，蓋以為得禮矣；以王制論之，則諸侯用六，奚取於仲子之宮哉？今也六羽獻於妾母之前，而群公之廟用八自若，曾是以為禮乎？《春秋》因其始成而祀，書曰「考仲子之宮」，既正名其為非禮矣，獻羽而書「初」者，以見前此未嘗有六佾之舞，所謂因事以明用八之僭也。若夫太廟者，周公廟也。曾謂周公而享非禮之祀乎？猶有鬼神，而以不義之物陳於公前，公其無所依矣。不孝孰大焉！桓既篡兄而立，又推其惡以及於人，於是偕齊、鄭之徒，成宋督之亂，而取其賂器，置於周公之廟，是死周公也，不惟褻祖宗之靈，而又以教其百官習為夷狄禽獸之行。亂臣賊子得志，而無忌憚至於此，極哉！《春秋》書「取郜大鼎於宋」，「取」者，得非其有之稱；又書「納於太廟」，「納」者，不受而強致之謂；曰以「戊申」，深謹之也。夫六羽者，當用之樂也，而在仲子之宮；郜鼎者，違亂之器也，而在周公之廟。四方之人，將於魯乎觀禮，而魯之禮若是哉，此《春秋》之所為懼也。

    因循至於僖公，而有禘太廟、致夫人之舉；文公而有大事太廟、躋僖公之事。仲子猶別立宮，而成風則直致之於太廟；仲子猶降用六羽，而成風則直用天子之大禘。禮樂之紊，既不可言，而亂倫逆理之事，紛紛然於周公之前陳焉，何周公之不幸至於此哉！周家之禮，公所制也，而公之子孫若是，他國復何望哉？嗚呼！此《春秋》之所以假魯史而作也夫。

    公會齊侯，伐萊。公至自伐萊，大旱

    人君以不義勞民為可危，故天應之災為可懼。甚矣乖氣之能致異也！魯之宣公，以篡得國，故屈己以事齊，今又勞民以會齊而伐萊，天何義乎！公既告至，而國內大旱，庸非嗟怨之氣上感於天而致之乎？《春秋》書「伐」、書「至」於上，以著宣公之罪；繼書「大旱」於下，以見天道之應不可誣也。

    嘗謂善惡之事作於下，而災祥之應見於上，此天人相與之至理也。是故僖公以務農重穀為事，而三時之不雨，不足以為其害；莊公以峻宇雕牆為務，而一時之不雨，即可以為之憂。天之於人，各以類應，其可忽哉！今宣公之得國，既獲罪於天矣，況於即位以來，煩其兵役，瀆其交際，虛內事外，而不恤其民乎？則天降之災，宜矣。齊為不道，狡焉思啟封疆，故為伐萊之舉，其所以召兵於魯者，恃其有援立之私恩也。宣自會於平州以後，奴役於齊非一日矣。今又動魯國之眾，往為之役，以伐無罪之萊，外結釁於遠人，而賈怨於百姓，則是行也，寧不危哉？幸而得歸，反行飲至以告於先君之廟，甚哉其怙惡也！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蓋其愁歎之聲、怨憤之氣上徹於天，而戾氣為之應乎。是故伐萊方至，旱暵已作。旱而曰「大」，必至於滌滌山川而不可沮，非真僖、文不雨之比也。《春秋》以「大旱」書者，抑旱而不雩耶，是無憂國恤民之心也；雩而不雨耶，是見棄於天矣。宣公造惡不悛，而流毒於其國若是哉！聖人比而書之，所以哀魯國之民也。雖然，宣之虐用其民，不特此也。伐莒取向，伐邾取繹，改助法而用稅，非一事矣。

    天之示變，亦不特此也。螽之見《經》者三，饑之見《經》者二，至於大水蝝生，亦非一端矣。《春秋》備書於《經》，然則為君而不仁不義者，亦可警矣。故曰「天災流行，必不於有道之國」，豈不信哉！

    鄭伐許。鄭伯伐許

    諸侯之陵虐小國，《春秋》狄之於前，而爵之於後，皆以著其惡也。

    夫《春秋》之法，有加貶而後見其罪者，有直書而罪自見者。惟明乎屬詞比事之意，斯得之矣。鄭人為許之小弱也，每肆暴以伐之，皆罪矣。故我成公之三年，書「鄭伐許」，以其一歲而再動干戈，為惡已甚，故稱國以狄之，所謂加貶以見其罪者也。及其明年，襄卒而悼立矣，喪未逾年，而復伐許，其惡非不甚也，然自「鄭伯」而不貶，所謂直書而罪自見。經之書爵，又見其釋服從戎，有忘親之罪焉。由此觀之，《春秋》之法可知矣。

    嗚呼！王澤竭，伯功淺，小國之迫於大國，《春秋》深傷之也。許以太嶽之胤，密邇於鄭，鄭莊怙其詐力，托為鬼神不逞之詞，入其國而披其地，其所以不遂殄其宗祀者，東遷之初，尚以滅國為重事，故未敢蒙首惡之名。然而竄逐其君，置許叔於東偏，而公孫獲處其西，制其死生之命，雖有存許之名，亦何異於滅乎？其後許叔因亂竊入，未幾而齊伯興，故得保其遺祀，以俟他日。鄭人蓋以許為俘邑久矣，特畏大國而未得逞其志耳。以義言之，許者，先王所封之國，鄭安得而虐之哉？今鄭襄既背中國而事楚，遂藉強夷之勢，肆虎狼之心，一歲之間，再加兵於許國。不思己之見陵於晉、楚者，亦惟國小而弱之故，可不自反而以是施於蕞爾之男邦乎？是與夷狄之所行無以異矣。《春秋》狄之，所以誅其不仁之心也。襄公既沒，悼公所宜改惡從善以自新也，奈何父喪甫葬，遂以吉禮從金革之事，以肆其毒於許。夫許之與鄭，非有不共戴天之仇，何至伐之若是亟哉？忘喪非禮，陵弱不仁，干大國之怒不智。卒之交訟楚庭，以中國之君，而聽於夷狄之大夫，然則鄭伯之自伐亦甚矣！《春秋》於襄之伐許，雖書之於公子去疾帥師伐許之後，而其惡未著，故必貶之而後見。若夫悼之伐許，則上書「葬鄭襄公」，而繼之以「鄭伯伐許」，則其罪已明，不必貶矣。故曰惟明於屬詞比事之義，斯得之矣。

    大抵《春秋》之法，既貶則多從同。是故晉之伐鮮虞也，既於昭公之十二年狄之矣；至於十有五年荀吳之伐，則直書之。蓋與「鄭伐許」、「鄭伯伐許」之書法同矣。雖然，許獨無可議者乎？苟能修德行仁，以保其國，何畏乎一鄭？而乃恃楚以為安，他日楚有亡郢之禍，而鄭遂有滅許之師，而、葉夷、白羽、容城之遷，俱無益焉。嗚呼！觀遠臣以其所主，棄中華之禮義而附夷以為安，夫何社稷之能守哉！

    陳侯使袁僑如會。陳人圍頓，陳侯逃歸

    二國背夷以即夏，乃不量力而陵小國，又不守義而叛伯主，此《春秋》之所惜也。夫為國以禮，其可不慎而輕舉哉？

    陳之成公，背楚從晉，而使袁僑聽命於雞澤之會，可謂知所向矣。至於哀公，乃興圍頓之師，以挑楚人之怒。及夫於絜有會，諸侯方急於陳，而又效匹夫之事，脫身以逃，則其舉不中禮甚矣。是故書「陳侯使袁僑如會」，見其背楚而從晉也；「陳人圍頓」，見其無故而怒楚也；「陳侯逃歸」，則又背晉而從楚矣。五歲之間，一來一往，君子蓋有取於成而深不滿於哀焉。是故「袁僑如會」而稱「陳侯」之「使」，致其志也；「圍頓」而稱「人」，貶也；逃義曰「逃」，逃者，匹夫之事也。由此觀之，予奪見矣。嗚呼！陳以有虞之裔，列在三恪，雖其國邇於楚，然春秋之初，楚患已及蔡、鄭，猶未至於陳也。齊桓之伯，陳無事於四鄰，故獨倚齊以為安。桓公即世，穆公首生厲階，以倡於齊之歃，則延盜入室，職陳之由。由是而取焦夷，由是而圍宛丘，則陳實自取之耳。尚賴晉文之興，而踐土如會，得以自拔於蠻夷之汙。不幸而有靈公之禍，中國無伯，而陳遂專屬於楚，亦可哀已！今也晉悼復文襄之業，實中國之大幸矣。陳侯厭楚之暴，而幡然改轍，雖不能躬來聽命於壇玷之間，而袁僑之使，亦足見其向華之實。以二十餘年服楚之國，一旦不召而來，《春秋》能不與其出幽谷而遷喬木乎？彼楚也怒陳背己，則未敢聲兵來伐，而姑使頓間陳者，何耶？侵欲之暴，其曲在己，故未有詞以加陳也。為陳計者，修明德政，堅事伯主而睦四鄰，蕞爾之頓，亦何以伺其隙哉？不知自反，而肆其兵威以圍頓，不思頓小於陳，而陳小於楚，頓固非我敵也，而我豈楚敵哉？昔在穆公，嘗以頓故，受得臣之圍矣。今而圍頓，無乃履其覆轍乎？遂使楚人得以有詞於我，而陳國從此不遑寧處。伐而繼之以圍，陳雖噬臍，亦知無及。然當是時，晉君方明，諸侯聽命，始之以戍，而繼之以救，未嘗頃刻而忘陳也。今又合諸侯於絜，亦惟以陳之故，苟能完守以老楚，仗信以待晉，猶可為也。奈何以千乘之君，效匹夫之舉，背先君之成德，棄儀衛而逃奔，是下喬木而入幽谷，其父柝薪，其子弗克荷負。《春秋》至是不得而不責之矣。

    蓋嘗論之，春秋之時，陳與蔡、鄭皆困於楚之國也，而其受患之故，多在於不量力以召侮。是故鄭之見伐，始於侵蔡；而蔡之被圍，由於滅沈：不思小國之見陵於我，亦猶我之見陵於楚也。惟不能推己及人，以至於此。是故陳人圍頓，獨加貶焉。蓋圍國，非將卑師少所能辦，而書「人」焉，其貶明矣。雖然，晉之與楚爭者，陳與鄭也。自於絜以後，而陳遂終於從楚，悼公之志，蓋自以得鄭為足矣。晉人曰：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魯人曰：陳不服於楚必亡。論而至此，則陳之不能自拔為可矜，而不能拔陳於楚，則亦伯者之罪也。

    城費。叔弓帥師圍費

    大夫役民，以強私家，而無以制陪臣之橫，可見其出乎爾者之反乎爾也。甚矣上行下效之捷於影響也！季孫宿為政於魯，無故役民以城費，不過欲強其私邑以弱公室也。豈意至於意如，而南蒯據之以叛；叔弓帥師圍之，有如敵國；其效豈不深切著明矣乎？君子曰：「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上，毋以使下。」觀季孫之所為，亦可為不能事君者之戒矣。

    夫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所以示強幹弱枝之道而弭亂之所由生也。昔者季友受費於僖公，至是九十年矣，未嘗有疆場之虞也。無故役民以城之，且當農事方殷之月，何其急耶！是季孫宿之欲斫喪公室，惟恐其弗及也。是故乘叔仲之媚己，而興版築之功。君且不顧，於民何有哉！一旦百雉之城溥彼東土，而龜蒙之景如兩國焉。由是而三分公室有其一，由是而四分公室有其二，惟其所欲而為之，夫孰得而制之哉？而不思南氏之世為費宰，亦猶季氏之世為魯卿也；彼南蒯之欲出季孫，亦猶季孫之欲僭其君也。叔弓以國卿，動魯國之眾，環而攻之，則向日之溝池雉堞，反為他人之守，亦獨何哉？出乎己者之反乎己，不可誣也。《春秋》書「城費」於襄公之時，而又書「圍費」於昭公之世，所謂屬詞比事，原始可以知其終矣。故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夫三桓實分公室，而子孫以微，何耶？下陵上替，雖令不從，此其效也。或曰：「《春秋》不登叛人，南蒯以費叛，而不正其罪，何也？」曰：「謂《春秋》法不書內叛，但書圍，則叛可知。此胡氏之說，其或有未盡歟。按《左氏》，南蒯請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邑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為公臣，則蒯之叛，叛季氏也，非叛公也。季氏無君之人，安得以叛名蒯？《春秋》亦安得以叛討夫謀去意如者哉！不然，公山弗狃以費畔，召孔子而子欲往，何耶？」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來聘，杞伯來朝，邾子來朝，築郎囿

    交情睦於外而逸樂肆於內，觀《春秋》比事之書，可以知望國之所以衰矣。

    夫國家閑暇，乃修明政刑之時，而勞民以自奉，則豈君人之道哉？成公之末年，至自朝晉，而晉侯即使士丐來聘，大國睦矣；既而杞伯、邾子相繼來朝，小國睦矣。四鄰和睦，國家無故，不於此時立政立事，以新其國，乃役民以築鹿囿，夫何為哉！君子以是知成公之終於不振而已矣。嘗觀成公在位十有八年之間，國內多故甚矣。方其即位之未幾也，赤棘有盟，而東虐於齊；戰韓幸勝，而南辱於楚。比年朝晉，而汶陽之田終失於韓穿之言；僕僕從役，而沙隨之會又中於僑如之譖。會葬而見止，來聘而及盟。其所以困心衡慮者，亦云至矣，何獨無憤悱自強之心乎？幸而晉悼新立，矯厲公之虐政，復文襄之故業，推親親之心以仁我，是以公之如晉，至不暖席，而士丐之聘，踵及魯庭。以伯主之尊，報禮於魯惟恐或後，晉之待魯，非復昔日比矣...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