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能依靠妥协来治理国家：惟独对特别重大的问题绝不让步。这样一来，一切就逐渐上了轨道。现在，维护共和政体的最好的、也许是唯一的保障，就是我们要保住政权。于是，要用一切光荣的手段来使我们保住政权。”他对此回答说：这种斗争就像他每天大力反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那样，在斗争中要使多数派感到满意，这就像只影响人们的观点而不触动他们的虚荣心和个人利益总能使人们感到满意一样。他在拒绝我的一切建议时还表现得十分礼貌，但他的拒绝形式比他的拒绝内容还令人感到不快。我从来没有想到会有他这样的人：能在讲坛上高谈阔论，善于选择论据和使人高兴的语言，确实总能在让人高兴地接受他的想法时保持一定的说话分寸，在同他人交谈时又显得十分拘谨、沉静和笨拙。

    与其说他是理智充沛的人，不如说他是才华横溢的人，因为他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理智，但并不是说他没有人们通常所说的理智。他青年时期勤奋努力，思想内向，几乎有点孤僻。他在40岁时才结婚。这桩婚姻给他的孤僻带来新的形式。于是，他留在家里，不再孤独生活 【49】 ，但也时常离开家里。不错，政治当时对他没有一点吸引力。他不仅同各种阴谋活动离得远远的，而且不与政党接触。他厌恶议会活动，害怕议会的讲坛，但只有这个讲坛才能使他拥有力量。他有自己的野心，但这个野心能被控制，而且平平凡凡。他认为与其说是管理政治，不如说是控制政治。 【50】 【51】 他任部长时的待人方式，有时令人十分吃惊。有一天，卡斯特拉内将军 【52】 （不错，此人很狂妄，但值得信赖）要求同他会见。被会见的将军冗长地叙述了自己的希望和自认为应当做的分内事情。迪福尔也长时间地、仔细地倾听了他的叙述。然后，他站起来，一句话也没有回答，恭恭敬敬地把将军送到门口，使将军站在那里感到十分难堪。我对他的这种做法提出了批评，他回答说：“我不能对他说使他不愉快的事情，可使他高兴的事情又没有！”可以想象，遇到这样的人谁都要大发雷霆。

    遗憾的是，这种事情也发生在很粗野的办公室主任身上 【53】 ，而且比迪福尔做得更粗野，更愚蠢。比如说，当一些请愿者忐忑不安地由部长办公室转到秘书长的办公室，想得到一点儿鼓励时，又遇到同样的很不客气的粗暴接待。他们就像刚越过一道绿篱之后就跌进荆棘丛中。尽管有这些缺点，只要他在讲坛上怒斥山岳派，就能得到保守派的支持，但保守派的领袖们从来对他没有好感。

    正像我明确地预见的，保守派虽不想让政府独立，但又想让政府由某个政党单独主持 【54】 。我认为，从6月13日至关于罗马问题的最后讨论，即在内阁存在整个期间，保守派没有一天不给我们制造麻烦。不错，他们从来不在议会的讲坛上攻击我们。但是，他们不断地秘密地鼓励多数派反对我们，非难我们的选择，批判我们的举措，恶意地曲解我们的发言，但又不想彻底推翻我们，而是使我们处于没有支点，一有机会打我们，我们就得倒下的状态。这样一来，迪福尔的信心不就总是不牢固了嘛。多数派的领袖们总想利用我们采用严格的措施，实施镇压性法律，以使我们的政府适于将来接替我们的人，而我们的共和主义观点这时就使我们比保守派更适于此。他们的计划很清楚，那就是随后把我们排除在外，让他们的代理人接管政府。他们不仅不想让我们在议会中发生影响，而且不断地设法妨碍我们影响总统的思想。他们还幻想叫路易·拿破仑心甘情愿地接受他们作为他的监护人 【55】 。于是，他们不断地纠缠路易·拿破仑，而我们通过我们的官员也获悉，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特别是梯也尔先生和莫莱先生，不断地亲自去见路易·拿破仑，促使他并经他的同意，共同努力为了共同的利益而推翻共和国 【56】 。从6月13日开始，我每天都始终保持戒备状态，心惊肉跳，害怕他们利用我们的胜利把路易·拿破仑推上某种暴力夺权的道路；然后，像我对巴罗说的，某一天帝制就将从他的脚下冒出来 【57】 。我由此知道，我们的担心比我们本身想象的还要有根据。我退出内阁以后，从确切的情报来源获悉，1849年7月有过总统与议会合谋搞武力改变宪法的阴谋活动。多数派的领袖和路易·拿破仑准备联合搞奇袭，要不是贝里耶害怕上当受骗，或不敢采取行动，而像他通常所说的那样，拒绝援助路易·拿破仑，也不让他的党予以援助，奇袭就将发生了。他们并没有放弃举事，而是把它推迟了。于是，当我现在写这段往事时，即在我说的往事发生后仅仅两年，想起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人一想起他们看到人民也完全像他们当年向路易·拿破仑建议的那样、为他而破坏宪法就气愤的时候，我觉得很难找到比这项明显的实例，说明人们没有节操，大言不惭地说自己如何爱国和主张权利的那种含有个人的小小激情的豪言壮语的虚伪性。

    正如大家所看到的，我们并不是信赖总统而诬枉多数派。对于我们的共和国来说，路易·拿破仑是最大的而且是最持久的危险。

    我认为是这样。但是，在更深入地仔细观察他的时候，我对我们可以在他的心目中占有相当巩固的地位并不失望。事实上，我不久就发现，他虽然不断接近多数派领袖，采纳他们的意见，有时也照办，必要时同他们合谋，但又对他们的束缚感到难以容忍。他对接受他们的监护感到丢脸，一直偷偷地设法摆脱这种监护。这就向我们提供了同他接触和研究他的内心世界的可能性，但我们自己已经下定决心，在与多数派的大策士们接触时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坚持不让他们插手行政权。

    同时，我并不认为即使我们部分地参与路易·拿破仑的谋划，我们就得放弃自己的主张。在想到这个特殊人物（不是说他的才能特殊，而是说能够促使他如此极端平庸的环境）的际遇时而使我心急的，是我认为他要想心情平静，就需要有某种精神食粮来培育他的心灵。对这样的一个人，在担任总统4年统治法国之后能安于过老百姓的平民生活，我深为怀疑。要他同意过那样的生活，那完全是做梦。在他任职期间，除非对他的野心表示能使他高兴，或至少使他满意的观点，让他不搞某些冒险的举措，也同样是非常困难的。我首先向他表示了使他高兴的观点。于是我对他说：“我绝不会帮助你推翻共和政体，但我愿意努力使你在共和政体中确保重要的职位，而且我相信我的朋友们最终也会走上这条道路。宪法是可以修改的，关于禁止总统连选连任的第45条可以改变。我们自愿帮助你的目的就在于此。”后来，由于修改宪法的时机尚未到来，我便更进一步，让他把眼光放在未来，对他说：如果他能平稳地、贤明地、温和地统治法国，只想做法国的首席行政长官，而不做它的欺骗者和主人，尽管有第45条的规定，他也可以在人们几乎一致同意下于任期终了连选连任，而保王派在他的权力有限延长下也不会认为自己的期望破灭，共和派本身则会把它控制的政府看作是使人民习惯于共和政体和旁观共和政体的最好方式。我是真诚地向他说这件事的，因为我也对此深信不疑。我对他进行的劝告，实际上过去和现在我认为对国家和他本人都是有益的。他倾听了我的劝告，但没有对我的话作任何表示：这是他一贯的习惯。人们向他讲话，就像往井里投石头，只能听到石头落水的声音，而完全不知道石头以后如何。 【58】 不管怎样，他似乎逐渐对我表示了好感。当然，在能与很好服务相容的一切条件下，我将作最大努力使他喜悦。当他偶尔向我建议任用一个有能力而且忠诚的人为外交官时，我会马上使该人出任。当他荐举的人能力不强，而要求的职位不太重要的时候，我一般也照办。但是，通常发生的情况是：一些对前途感到渺茫，因失望而曾投进他的党的无赖和坏蛋，也被他推荐上来，以表示他对这些人过去的帮助的感谢；或者，他总想推荐他所说的自己人出任重要的驻外大使。总之，他往往推荐一些阴谋家和骗子。因此，我每次见到他的时候，都向他解释一些不符合他的愿望的规则，说明一些阻止他行动的道德的或政治的理由。有时我甚至示意他，我甘愿辞职也不能照他的意见办事。在我发现他对我的拒绝没有提出任何独特的看法，没有有系统的反对想法时，我就不再提出要求或把问题放在以后解决。

    因此，我没有使我的朋友们飞黄腾达。他们追求高官厚禄的热情高得无比，以各种要求不断地要挟我，而且态度十分恶劣，往往不顾礼貌，使我往往烦恼得要把他们从窗户丢出去，但我还是设法克制了自己。不过有一次，他们当中有一个确实该上绞刑架的坏蛋，态度蛮横地抗议说：路易·拿破仑公爵竟无权报答曾为他的事业受过苦的人，真是天大的怪事。我回答他说：“先生，共和国总统应当做的事情是丢掉恢复帝制的梦想，记住现在应为法国的政务服务，而不是为你们服务。”在远征罗马的问题上，正如以后我所说的，我一直坚决支持总统，直到他的政策有些过火和不合理，我仍在支持。因此，我得到他的好感。后来有一天，他向我极为明确地表明了他的好感。1848年末，在英国短期出任大使的博蒙，对当时作为总统候选人的路易·拿破仑发表了一些极具侮辱性的谈话。得知这些谈话的路易·拿破仑并没有因此激怒。我就任外交部长以后，曾多次试图使博蒙在总统的头脑里留下好印象，但我从来没有提议任用他担当某某职务————尽管他有能力，而且我也希望他出任。1849年9月初，驻维也纳大使出缺。这个位置，因为意大利和匈牙利问题，当时对我国的外交特别重要。总统亲自对我说：“我建议你让博蒙先生出任驻维也纳大使。我虽然对他很不满，但我知道他是你的好友，只根据这一点，我就可以作出决定。” 【59】 我高兴极了。谁也没有比博蒙更适合这个职位，于是，叫博蒙出任了驻维也纳大使。再也没有什么事情能比这更使我愉快的了。 【60】

    我的所有同僚，都没有像我这样在不违背自己的意志和义务的范围内获得过总统的这种善待。

    但是，迪福尔与人们对他的期待相反，在总统面前总是保持其固有的严肃态度。我认为，总统的简捷明快的作风，只能使总统对他感到五成的满意，而帕西好像喜欢使总统不愉快。我以为，帕西认为自己当部长是大材小用，因为他把自己称作冒险家。他成天故意与总统作对，曾反对他作为总统候选人，对待总统的朋友态度粗暴，以不加掩盖的轻视态度抨击总统的观点。可以说他在心里是瞧不起总统的。

    总统最信赖的部长是法卢。我一直认为，法卢所以得到总统的信赖，是因为他给总统做了某种重大的事情，而我们当中的任何人都不会或不想为总统做这种事情。

    从出身、教育、所属的社会来说，还可以从爱好来说，都是王朝正统主义的法卢，正如我已经指出的，好像完全是为了教会而生的。他并不认为他所信奉的正统主义能够胜利，只想通过我们的革命开辟出一条使天主教掌权的道路。只要他留在内阁一天，就会专心去搞这一工作。正如在内阁成立之初他对我说的，他们所忏悔的神甫告诉他，教会具有无上的权威。我认为法卢最初对路易·拿破仑拉他去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一事上有错误的认识，以幸福的心情看着总统成为共和国的继承人和法国的主人，只想利用这个必然发生的事情为神职人员的利益服务。他使他的一派支持路易·拿破仑，只是不把自己交出去。

    从我进入内阁到议会于8月13日休会，其间我们不管多数派领袖的意见如何而一直争取多数派支持我们。多数派使我们每天都在他们面前看到他们与敌人交锋，而他们的这些敌人对我们的疯狂进攻，便逐渐使他们对我们产生了同情。但在这期间，我们在总统的心目中却一点儿好感也没有得到。总统好像要我们支持他的主张，而我们却没有。

    6个星期以后，事情发生了逆转。议员们被他们的朋友由地方轰了回来，因为这些地方上的人想把地方问题交给政府处理，而我们没有同意。相反，共和国总统却与我接近起来。他这样做的理由，我以后再讲。有人说我们这是在一方面有所失，而在另一方面有所得，得失相等。

    因此，依靠两个方面的内阁，始终未能使两个方面调和，一直在两者之间摇摆，时而侧重这一方，时而偏向另一方。导致内阁倒台的，是罗马问题。

    1849年10月1日议会刚一复会，就把罗马问题提了出来。这是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提出这问题。 【61】